俄罗斯流散文学中的对话性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书写.pdf

34文学研究T.43No1第43 卷第1期dDeBpaJIb2024r.2024年2 月中国俄语教学PYCCKWM3bIK BKTAE俄罗斯流散文学中的对话性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书写*黑龙江大学刘锟彭永涛提要：随着全球化的加剧和跨文化交往的深人，从属于比较文学领域的流散文学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俄罗斯流散文学中所体现的民族文化和人类共同体意识具有典型性和示范性，从冲突对抗到平等对话再到渗入融合的文化张力是其主要特征。从巴赫金对话理论来看，“自我”与“他者”的主体建构、“众声喧哗”的文化复调以及尊重差异、追求共识的“外位性”和“对话性”不仅对明确流散作家身份、归纳流散作品主题、阐释流散写作内涵具有指导性作用，而且有助于进一步揭示流散文学中的文化共同体和道德共同体意蕴，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提供新表达和新范式。关键词：流散文学对话性主人类命运共同体他者想象身份认同中图分类号 H3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 0 2-5510（2 0 2 4）0 1-0 0 3 4-10引言“流散”（diaspora）一词源于古希腊语，源头意义是指种子或花粉的散播，“可译作离散或“流离失所”（王宁2 0 0 6：17 2），后在旧约全书中被借指“两次犹太战争（公元7 0 年、公元135年）后犹太人被迫离开巴勒斯坦地区在世界各地的散居，抑或指散居世界的犹太人，或犹太人散居的国家”。（刘宏一2 0 0 6：10 4）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流散”被赋予了更具时代性的内涵，“它指的不仅是越过国家界限的运动，也是对空间、时间、种族、文化、语言和历史边界的穿越”。（Benzi Zhang 2000:177）与“流散”这一历史文化现象相伴而生的“流散文学”（DiasporaLiterature）是指“具有切身流散生存经历和体验的流散作家创作的表现个体流散或群体流散生活，艺术地反映流散文化现象及其生成变化事实的各类文学作品”。（杨中举2 0 2 0：16 8）虽然目前学界对“流散”和“流散文学”的界定仍存在分歧，但其流变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主体身份建构、异质文化对话、多元维度书写和共同体想象是不可否认的主要特征。“这是因为流散生存与创作不可避免地关联到故土文化与宿国文化、母语与宿国语、自我与他者等关系的思考，涉及宗教、习俗、政治、信仰、民族审美价值观念等问题的处置态度，在他们的经历与创作中自觉不自觉地进行着故国文化与宿国文化间的跨文化对话，这自然要求我们在研究流散写作时同样要站在对话的角度。”（杨中举2 0 0 7：165）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认为，对话是人类存在的基本方式，对话无处不在，同时，对话正是为了求真，“真理不是产生和存在于某个人的头脑里的，它是在共同寻求真理的人们之间诞生的，是在他们的交际过程中诞生的”。（巴赫金2 0 0 9:141）与作为静态区域文学团体划分的侨民文学研究不同，流散文学视角的研究更注重突显经历创伤和灾难后，流散者个体和集体在复杂的文化再生场域中，如何*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巴赫金理论视域下的中国小说文本研究”（19JD750004）的阶段性成果。35刘彭永涛俄罗斯流散文学中的对话性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书写通过不同文学范式和表达实现对人类共同愿景的追求，对于审视俄罗斯流散文学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含义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所指的“俄罗斯流散文学”是指包含三次侨民浪潮在内的，俄罗斯历史上各个时期流散现象所产生的文学现象总和，着重探讨的是俄罗斯流散作家的身份认同、流散作品的对话复调，以及流散文学中蕴含的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愿景的表达。、“他者想象”与“文化身份”的主体建构身份就是个体所有的关于他这种人是其所是的意识，身份（identity，也译为“认同”）问题是流散写作的核心问题，流散作家的“身份意识”或称“文化身份”是一条贯穿流散文学创作始终的红线，将不同时空中的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和冲突连接起来。对身份的追求使具有“双重视界”的流散者将居住国作为“他者”、将出生国作为“他者”、将非人类的自然作为“他者”，通过“他者想象”和“自我建构”在“自我”与“他者”的视角上反复跳跃，对自身的文化身份进行矫正和重写，不断确认和建构生存在异质文化空间中的个体认同、国家认同和人类认同，“这种与他种文化相区别的身份认同，成为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和精神向心力，也是拒斥文化霸权的前提条件”。（王岳川2 0 0 1：191）对俄罗斯的流散作家来说，他者的想象世界是由三种不同空间范畴的身份认同建构起来的，即作为边缘人、夹缝人，拥有“第三种经历”的个体身份；游离于“思乡”与“失根”状态，迥于“母国”与“异国”时空的国家身份；超越个体、民族与国家界限，站在全人类立场的人类身份。被称为俄罗斯文学“三巨头”的屠格涅夫（H.C.TypreHeB）是一位获得全欧甚至世界声誉的杰出作家，在他的人生经历和文学创作中，对个体文化认同的纠结与矛盾具有突出的体现。他的创作不仅深刻地反映了俄罗斯19世纪的社会生活，而且表达了对俄罗斯民族命运和国家走向的思考，尤其是长期居住在国外期间，屠格涅夫结识了众多国外的著名作家，如福楼拜、莫泊桑、左拉、乔治桑等，这使得他在反思国人前途命运的同时，又将俄罗斯文学，特别是普希金和托尔斯泰的作品介绍到了西欧去。作为国外的侨居流散者，他将自己置于本国人民的“外位”上，以旁观者的视角尖锐而深刻地揭露俄国社会的腐朽黑暗和农奴制的残酷落后，作为异域他乡的俄罗斯人，他又将定居国视为“他者”，扮演起本民族文学和文化的传播者角色。对屠格涅夫来说，自身的文化认同始终处于一种“夹缝”状态。他由于在果戈理逝世之际发表了悼念果戈理的文章而遭到当局的流放，因为作品中批判农奴制的倾向而被本国人民视为坚定的“西欧派”代表，可以说他的流散和“他者化”视角是被流散化了的、被他者化了的，是一种流散化流散，他者化他者。这种无奈心理和真空状态同样体现在他侨居国外时创作的长篇小说烟（b IM）中，“烟，烟。他念刃了几次，于是他突然觉得一切不过都是烟，他这一生，俄国的生活，所有的人，尤其是俄国人一一一切都不过是烟。都是烟，烟，不过是烟而已。而他自已的追求和情感、尝试和梦想呢？他只挥挥手，不了了之”。（亨利特罗亚2001：190）屠格涅夫借小说主人公里维诺夫第二次被伊莉娜欺骗，坐上火车离开时抒发的内心感受表达了对自己一生的思考，在他看来自己的一生就如同这一缕缕青烟，漫无目的又漂泊不定，在历史的长河中只能随着风向匆匆奔向某一边，在未到达之前又消失不见，这种心情越是颓废、绝望，他笔下对身份的追求和认可就越是强烈和狂热，可以说寻求精神上的满足和心理上的某种平衡正是屠格涅夫在异质文化中建构个体身份的出口和方式。与屠格涅夫不同，布宁（H.A.ByHHH）是通过对记忆的书写来探寻个体的文化身份定位的，正如他本人所说，“我靠什么活着？我老是在回忆、回忆”。（布宁2 0 0 2：145）在小说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K3HbApceHbeBa）中，对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整体记忆和碎片记忆、真实记忆和虚构记忆的书写贯穿整部作品始终，布宁将主人公阿362024年中国俄语教学第1期尔谢尼耶夫触摸父亲书房打猎用的匕首的快感、寻找祖父或曾祖父马刀的狂热、第一次接触死亡时的恐惧和迷茫的瞬间感受进行记忆定格，通过对时间的空间化和图示化处理实现作者与主人公的对话、过去与现在的对话、现在与未来的对话。对布宁来说“记忆就是指向后方，穿越遗忘的惟幕回溯到过去；记忆寻找着被埋没、已经失踪的痕迹，重构对当下有重要意义的证据”。（哈拉尔德韦尔策2016：16 2）布宁的“他者想象”是通过对记忆的重构建立起来的，在流散晚期他作为一位身处异国他乡的老者，对往昔的怀念、对祖国的追忆、对当下的无奈全部浸透在字里行间，流散的经历并没有使布宁在多元的“对话场”中迷失自已的身份，“流亡甚至对他有好处。流亡强化了他对俄罗斯的感情，一去不返的感觉，并使他先前就很浓烈的诗歌之汁变得更为浓缩了”。（阿格诺索夫2 0 0 4:2 7 3）双语写作的流散作家创作中更集中体现了身份归属和身份建构的问题。曾流散到英国、德国、法国、美国、瑞士的纳博科夫（B.B.Ha6oKOB）是典型的双语写作代表，无论是用俄语写作的玛申卡（Mal e H b K a）、斩首之邀（p u r i a l l e H u e H a K a 3 H b）、天赋（ap），还是用英语写作的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oAJHHHa KH3Hn Ce6acTbAHa HaiTa）、微暗的火（BeAHbIioroHb）或洛丽塔Jo JIM T a，作品中的主人公几乎都陷入了流亡生活的痛苦挣扎，这与纳博科夫几乎终生流散的经历是密不可分的。对纳博科夫而言，流散的经历的确给予了他身份认同的焦虑和“美国性”的标签，但是并没有改变其内心根深蒂固的“俄罗斯性”，相反进一步强化了其创作中的现代性、普适性和多元文化性，并在不断将外国文化“他者化”的过程中持续巩固了自己的国家身份认同。在一次回答BBC电视台记者的采访中，纳博科夫就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普希金的血液不可避免地流消在现代俄国文学的静脉中，一如英国文学流尚着莎士比亚的血液”。（纳博科夫2 0 12:53）在小说说吧，记忆（a M A T b,r O Bo p H）当中，纳博科夫还经常担心自己与祖国间剩下的唯一纽带俄语被其他语言所侵蚀，“我害怕由于国外的影响，我从俄国抢救出来的仅有的事物她的语言一一会丧失与腐败，这种恐惧已变得确定无疑且病态了，并且比两个十年之后我所体验到的，对于我从来就不能将我的英语散文提高到接近我俄语水平的任何高度的恐惧，更令我不得安宁得多”。（纳博科夫1998：257）让纳博科夫恐惧的不是流散带来的边缘化和“被他者化”，还有母语的消退和祖国身份的丢失，两种语言代表的是两种文化，两种态度反映的是两种立场，自我存在于他人意识与自我意识的接壤处，夹缝中求生存的状态使纳博科夫以异域文化为镜，从“他者”的视角重新审视“自我”的归属，用俄语的在场来弥补祖国的“缺席”，用传统的继承来抵消文化的冲突，不断巩固原本支离破碎的国家身份。与纳博科夫不同，拥有苏联和吉尔吉斯斯坦双重国籍的流散作家艾特玛托夫（Y.T.AiTMaTOB）是在“民族身份”确认的过程中来建构自我国家身份的。出生在吉尔吉斯斯坦的艾特玛托夫从小就接受俄罗斯文化的熏陶，将俄语当作自己的第二母语，俄罗斯文学中的经典与传统造就了他的俄罗斯式思维，俄语成为其书写吉尔吉斯斯坦民族神话与传说的媒介，正如他本人曾言：“我的命运是这样确定的，我是个两种通用的语言的作家，是两种文化的作家。”（AiTMTOB1994-6-29）特别是在后苏联时代，艾特玛托夫选择了吉尔吉斯斯坦国籍，真正实现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统一，这份坚守广泛而深刻地体现在艾特玛托夫的作品中。如在以吉尔吉斯斯坦“长角鹿妈妈”传说为基础而创作的小说白轮船（Bebinapoxon）中，小男孩的外公蒙莫就常常对他说：“人要是不记住自己的祖宗，就要变坏”（艾特玛托夫198 9:112）；在集民间传说、科学幻想和苏联历史为一体的长篇小说一日长于百年（OJbIe BeKa AJIMTCAAeHb）中，一位母亲被失忆的儿子无情射杀之后，她的白头巾变成了一只白鸟，在耳边不停吟唱着：“你是谁的子孙？你叫什么名字？记起你的名字吧，你的37刘彭永涛俄罗斯流散文学中的对话性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书写父亲是杜年拜.”（艾特玛托夫2 0 18:96）对艾特玛托夫而言，无论是一个人、一个部落、一个民族还是一个国家，对传统记忆的丢失就会被世界所抛弃，对身份认同的遗忘就会被历史所淹没，只有在民族身份的立场上对过往进行重构，才能真正实现个体国家身份的归属认同。丘特切夫（.H.TIOTYeB）的创作是哲学与诗歌的融合，他的作品中不仅充满了俄国浪漫主义的诗风，广泛汲取了古希腊罗马和德国浪漫主义诗人的精华，而且字里行间处处洋溢着“一切在我之中，我在一切之中”的从全人类主体身份出发的哲理思考。丘特切夫这种具有二元性的本体论哲学思维与他长达2 0 多年的国外侨居经历密不可分，诗人笔下经常出现的“深渊”和“混沌”意向就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谢林的“绝对同一”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在丘特切夫的自然哲理诗中，大自然成为人类反观自我的“他者”，对诗人而言，“大自然不像你们想象的那样：它不是一个没有灵魂的模型，它也有心灵，它也有自由，它也有语言，它也有爱情”。（丘特切夫1998：13 9）“思想连着思想，波浪连着波浪，两种不同表现，同一种自然力量同样是永久的汹涌和平息，同样是空虚的不安的幻象”！在丘特切夫看来，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都是平等的对话关系，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者、自然与精神之间的界限已经被消除，人类追求的不应只是人与自然的和谐，更应该是一种面对“混沌”与“深渊”的末世图景时同宇宙万物融为一体的追求与超越。流散就其过程而言，“流”的是地理位置和周遭环境的变化，“散”的是故土文化与异国文明的交叉，当流散这一事实发生时，确认流散身份转变的首要因素即是自然环境的改变，所以对自然的书写始终是俄罗斯流散作家笔下永恒的主题，如巴依科夫（H.BaioB）的大王（BeKHiBaH）。流散作家书写的是自然生态的大宇宙，但字里行间无不体现着对人类自身和人与人之间小宇宙的人道主义关怀，将产生自然生态危机的原因视为人的微观环境与宏观环境的矛盾，揭示了自然生态归根结底是人的生态的问题本质，在人与自然、人类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对话中最终实现人类身份的主体建构。虽然俄罗斯流散作家对个体身份、国家身份和人类身份认同的具体建构方式各不相同，但都是通过对“他者的想象”和“想象的他者”，用俄国的文学精神来书写现实，用流散的经历来追寻认同，在两种或多种文化之间不断摆脱身份的焦虑危机，突破身份的消解难题，从而实现身份的重构理想。二、故土记忆与文明对话从文化身份认同到多重文化交融，从集体无意识到共同体追求，流散的流动性决定了对话的不可完成性，流散的两重性决定了对话的必然性，可以说对话性贯穿着流散的始终。如果说流散作家的个体认同、国家认同和人类身份认同是从个人到社会、从集体到人类的空间维度上的横向扩展，那么他们创作的主题则是从本体论到认识论、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的时间维度上的纵向延伸。流散文学田园叙事中充满文学乡愁与历史记忆，即一种过去时间与相对于流散者生活的现在时间之间的对话。对大多数的流散者来说，流散的事实无法改变，流散的身份也无法摆脱，缓解身份焦虑和文化冲突的最直接途径就是在创作中表达自己的文学乡愁和历史记忆，所以在流散文学中，自传体小说、回忆录、对传统作品的翻译、对文学名人的解读等作品比比皆是。一方面，就作品本身而言，这种带有回忆性质和经典重读意味的写作倾向是由流散文学自身具备的异质性、民族性和世界性所决定的；另一方面，就作家而言，身为异国他乡的流散者，肉体越是远离故乡，精神就越是回忆过往，从而在记忆中实现当下自我与曾经自我的对话、异国文化与祖国文化的对话。在俄罗斯流散文学中最能体现这种当下与过往对话的文学主题就是对俄式庄园的书写，如在布宁笔下，庄园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居住地，而是已经成为主人公的精神和道德基础。在小说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中充满“我最初的回忆”“我回忆382024年第1期中国俄语教学时”“我记得”“我也清楚记得”等回忆性字眼，文本第一句就是“回忆是人之本性，而有时候脑中的回忆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逐渐模糊甚至消失，不如用写下来的辞藻来帮助回忆，我相信那会更让人记忆犹新，感慨万千”。（布宁2 0 0 4：1）小说在开篇即奠定了回忆录性质的基调，叙述主体的第一人称视角将自传性的写作带人了文学写作的虚拟世界，写作主体主观性回忆的介人又为虚构的文学写作赋予了逼真的现实感，使得存在于记忆中的一切比当下的现实还要真实。这种真实性正是双重主体在表达同一感受和情绪时所体现出来的，布宁在记忆中保存现实的本领通过回忆的形式将作者、主人公和讲述者融为一体，统一了写作主体和叙述主体的口吻。此外，文本中还经常会在讲述完一个片段后发出提问式的感慨，抑或是用括号说明的方式表达作者对永恒主题的态度，如“终于听到周围那些噜杂的声音其实就是安排谢尼卡的后事：报警和守丧。以前在我的生活里，从来没有出现过死这个词，难道在我还没意识到的时候，“死亡的真正含义已经在不知不觉中铭刻于心了”？（布宁2 0 0 4：202）这也就使得在阿尔谢尼耶夫讲述生活之时，总有另一个声音闯人，这个体验层面的“我”不断地表达自己现在的感受，将主客融为一体，充分体现了意识在双重主体间的绵延和重塑，实现了历史与现实进行对话的可行性。而这所有记忆的载体即是连接作者当下与过往生活的庄园，此时庄园不仅是主人公童年生活的乐园和其芳华时期的回忆，更是作者对人生、对命运思考的媒介，是其探索永恒精神的内在动力。尤其是在布宁侨居晚期，曾经的庄园回忆与现在的流散经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曾经的“自我”如今已沦为眼中的“他者”，唯有从祖国的文化传统和民族象征的记忆中重新审视自我，才能不断弥补和建构当下的文化身份，才能真正实现异质文化之间的对话与融合。在俄罗斯流散文学中，映射流散生活、表达生命思考、实现时间对话的另一种主题范式是对童年的书写，其中较为典型的就是纳博科夫的小说彼岸（Apyrue6epera）。可以说童年书写几乎是所有小说家笔下经久不衰的主题，但是在流散作家的笔下，童年的记忆则被赋予了更多的独特性和流散色彩，如在纳博科夫笔下美好的童年生活就与其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作者写的是童年回忆，但实际上表述的是自已的流散经历。在彼岸中纳博科夫建构了双重主体，一个是主人公孩子的现在时，一个是讲述者的过去时，孩子成长过程中的意识形成与讲述者回忆过往中的感受思考交织在一起，流亡生活的孤独与苦恼打开了作者的回忆之窗，童年生活的幸福与美好弥补了作者的流亡之痛，而关于生活的“这些回忆都是纳博科夫流亡海外时的真正财富”。（ABepHH2003:399）流散者当下时间中文明冲突下的对话深刻体现着与身份认同相关的集体无意识。现代战争的创伤记忆、频繁革命的动荡遭遇和被迫流散的悲痛经历相叠加，使部分俄国流散作家原本对欧洲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美好幻想逐渐破灭，当下的欧洲文明与俄国文明发生冲突，流散作家在生存空间和心理空间上都成为一种没有归属感的边缘人，一种被历史挂起又被现实抛弃的底层人，一种描写别人是流浪汉而自已也是流浪汉的人。以加兹达诺夫（.H.Ta3AaHOB）为代表的俄国流散作家正是生活在这样两个世界之间，在他的作品中一个是遵循生活规律，作为主人公生活空间的外部世界，如巴黎、伦敦、君士坦丁堡等西欧资本主义世界，另一个是被赋予现实性和历史性，由回忆、梦境、幻觉和想象构成的超现实的内部世界。在其自传体成名作在克莱尔身边的一个夜晚（BeyepyKngp）中，一个法国夜晚的回忆空间浓缩了俄罗斯内战全景和主人公前半生的记忆，肉身空间和想象空间在此刻融为一体，两个世界，两种文明，意识流的写法不仅再现了主人公在俄罗斯的经历，也是作者当下的一种精神体验，更是一种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和历史对话。作为“说着俄语的法国作家”，加兹达诺夫被法国俄侨评论家称为“布宁唯一的学生”“第二个纳博科夫”，他是生存在俄罗斯和西欧文学传统交点上的流散作家，2 0 世纪的大动荡让他的创作在继承俄国文学传统的基础上更注重反映的是当下，39刘彭永涛俄罗斯流散文学中的对话性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书写是两种文明对话的时代中人类精神的断层和对时代意义的思考。此外，现实与理想的强烈对比催生了俄罗斯流散作家的反现代叙事创作，如在伊万诺夫（r.H Ba H O B）的原子的裂变（PacHanaTOMa）中，虚空与光明、现实与虚幻、传统与现代、生存与死亡，所有人类生活中的事件构成了一个混乱的世界。这种世界性的畸变和荒诞不断绕着主人公，作者将造成主人公深刻生存危机的原因归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革命，“如同任何东西对一个病人膏育的人来说都有危险，病人食用了黄瓜之后陨命。世界大战就是这样一根黄瓜”。（HBaHOB1994：9）在伊万诺夫看来，世界的存在与战争的本质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战争将世界的争斗、死亡、流血更具体表现了出来。在文明的冲突之下，伊万诺夫的眼中看到更多的是一个畸形的世界图景，一种充满生存危机的人类状态。当对上帝的信仰已经消失，曾经的祖国俄罗斯已经无法再返回，“艺术的谎言已无法再嫁给真理”，“除了非现实，还是非现实；除了荒诞还是荒诞”（ABepHH2003：10），传统信仰的丢失和欧洲文明根基的崩溃在当下的时空中发生碰撞、冲突、对话、融合，作者将自我置于混乱的原始中心，用悲痛的黑色幽默展现了对当下世界的感受，并在时间和空间的维度上向我们不断揭露了生存的悲剧性矛盾，阐释了存在与异化的永恒问题。在加兹达诺夫的诗集夜路（HoyHbleoporn）和霍达谢维奇（B.d.XonaceBHy）的诗集欧洲之夜（EBponeickagHOYb）等作品中都蕴含了反文明进步和反现代化的存在主义思想，这种西方世界衰落和东西方对立的情绪与日俱增，不同文明在激烈的冲突中对立对话，此类作品更体现了当生存与艺术站在时代的十字路口时，俄国流散作家寻求出路的理想和寻找救赎的渴望。当下时间与未来时间对话过程中，跨文化交融的文明互鉴与共存。在俄罗斯文学中，末世论思维、反乌托邦思想和弥赛亚意识的传统使得流散作家的创作能够站在对话的立场上实现文化的互鉴和文明的共存。正如别尔嘉耶夫（H.A.BepAeB）所说：“俄罗斯的救世主说首先依赖俄罗斯人的云游、漂泊和寻觅活动，依赖俄罗斯人忍辱负重和一往无前的精神，依赖天启的俄罗斯，依赖自己没有圣城而寻求未来之城的俄罗斯人”。（别尔嘉耶夫2 0 0 0:2 8 0）茨维塔耶娃（M.H.IBeTaeBa）正是这种追求未来之城的俄罗斯流散作家，她的一生是悲惨的，离与散、悲与痛、生与死是其生命的真实写照，这样的痛苦流散经历使得她的诗歌始终流尚于现实生活与精神世界不可调和的无奈与矛盾之中，但是“茨维塔耶娃的天才恰是在流亡中、在异国的真空中达到了最充分的发挥”。（丘可夫斯卡娅2 0 12:7 8）如女诗人的终结之诗（Ilo3MaKoHa）标题中的“终结”一词，就具有强烈的末世论意味，既是指诗中主人公爱情的终结，更是作者对世俗生活的终结，甚至是世界的终结，“全部的波浪/阴霾一一弯曲一相等等一一/没有踪影，没有生息/像一艘沉船”。（BeTaeBa1994:345）诗人诗歌中的终结是两个世界相互作用的结果，一个是主人公的自我，一个是外部世界的“他者”，茨维塔耶娃将自我与他者融为一体，通过自我与他者的对话将自我在他者世界中得以展现，将他者世界反映在自我之中。源于个人的爱情感受在茨维塔耶娃笔下被赋予了“我与世界”“我与时代”的全人类道德意义，诗人客观世界的圣城已经被摧毁，唯有寻求心灵上的未来之城，最终来自尘世的茨维塔耶娃超越了自己已的时代，在与未来的对话中建构着自己的彼岸世界。生态主题文学是俄罗斯流散作家在与美好未来世界对话过程中实现文明互鉴与共存的另一种典型范式。与茨维塔耶娃渴望超越尘世飞往彼岸世界的苦难美学不同，俄罗斯流散作家笔下的生态主题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基础，以生态整体利益为尺度，在展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同时，不断探究生态危机背后的精神与社会根源。如在被誉为“世界生态文学开山之作”的大王中，巴依科夫通过描写一只雄性野生东北虎的生命历程，展现了因为人类的过度开发导致的人与自然关系逐步由和谐走向危机的过程。小说中不仅综合了俄罗斯传统生态思402024年第1期中国俄语教学想对自然、对土地的特殊情怀，更是吸纳了中国的“虎”文化、自然神崇拜、道家和儒家天人合一的中国古代朴素自然观。作为一名流散到中国满洲的俄罗斯作家，巴依科夫的创作中一方面充分体现了异质文化之间的相互感染、吸纳和采借，将东方文明视为平等的“他者”，更是站在人与自然的视角上将“存在”确定为自我主体与世界主体的对话与融合，强调人与自然是统一的整体，而不是自我与他者的对立的关系，只有从以自我为中心转向主体间性思维才能实现异质文化的融合与人与自然的和谐。另一方面巴依科夫对无情众生关注，实际上其背后是指向有情众生的价值判断和伦理道德，在他看来，在某种程度上，一部生态变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世界史，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在俄罗斯流散作家笔下，生态主题文学被赋予了更深沉的使命感和忧患意识，往往带有浓厚的悲剧性色彩，对他们而言，“俄罗斯文学不是诞生于愉快的创造冲动，而是诞生于人和人民的痛苦及其他灾难深重的命运，诞生于拯救全人类的思考”。（别尔嘉耶夫1999:6）三、从文学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莫言曾在离散与文学的讲稿中说：“我们都可以算作离散作家，我们所写的作品，都可以划到离散文学的大范畴里。我们都在用自己的想象和热情，虚构着我们的家园。我们也都在借用着母国与家园的母题，来表达我们对人生和社会的看法”。（莫言2 0 2 0：47）在全球化不断深人的今天，对流散文学的研究应该在地方和全球价值观指导下赋予其具备时代性和世界性的视角，将俄罗斯流散文学这一有限人类命运共同体纳人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文化共同体和道德共同体书写当中，在文化交互和文明对话的冲突与融合中重建“消逝中的共同体”，展现“流动中的共同体”，憧憬“来临中的共同体”。从文学共同体的立场出发可以重建“消逝中的共同体”。在俄罗斯文学和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文学中心主义思想是俄罗斯民族精神养成与国家意识塑造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如利哈乔夫（.C.JMxayeB）所说“如果海涅把意大利民族看成是由音乐凝成的民族的话，那么，俄罗斯民族就是由文学凝成的民族”。（利哈乔夫2 0 0 3：3 8）对流散作家来说文学已经不只是高雅的文字游戏和思绪表达的方式手段，而是成为一种存在方式，一种不断尝试回溯过去、改变当下、创造未来的集体无意识，一种“文学的想象共同体”。“文学是共同体的想象性再现，并描述了真实世界的共同体。”（希利斯米勒2 0 19：54）流散作家通过文学的形式终生追寻着自我身份的建构，试图在多元文化中延续本民族文化的同时，又希望在异域文化中建立标新立异的个人意志，这种实现不同文化之间融合对话的本领最主要是源于他们的外位性立场，这也就使得对个人和民族文化认同的追求贯穿他们的一生，这是一种共有的文化身份和价值取向，是从“真正的自我”到“真正的我们”。纳博科夫就曾倡导建立一个俄国流散作家的共同体，他认为离开国家文学传统的作家应该寻找一个可参与的艺术家们组成的跨国共同体。这一俄国流散作家的跨国共同体可被称为“俄罗斯的蒙帕纳斯”或是“巴黎学派”。流散的跨文化和跨地域本性赋予了俄罗斯流散作家天然的外位性立场，这种外位性视角使得流散作家摆脱“中间位置”，从“他者”的境地中走出来，利用“双重视界”的优势不断实现着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与融合，最终将俄罗斯文学推向了具有消解中心主义思维的“世界性想象”，形成了兼具民族性、本土性、世界性和全球性的多元文化格局。道德共同体是流动的，具有未完成性本质。流动是流散的基本特征，身份认同是流散文学的核心问题，流散作家的身份并不是已经完成的，而是一个“生产”的过程，是永未完结的，永远处于过程之中，身份的过程性决定了思想的未完成性，博爱的人道主义道德观动态地流消在流散作家的作品中，这种道德观不只是人与人之间，更是不同社会、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之间，甚至人类与自然之间的跨界对话，他们对道德形成的态度、对道德41刘彭永涛俄罗斯流散文学中的对话性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书写发展的观点、对道德未来的思考共同建构了流散视域下的道德共同体。如果说“文学中心主义”是俄罗斯流散文学在审美层面建构“文学共同体”的基础，那么对个体、社会和人类道德持续关注的使命感则是其在伦理层面建构“道德共同体”的根源所在。俄罗斯文学本身就是一个极富道德感和使命感的文学，无论是以集体主义精神为基本行为准则的传统村社意识，还是以“拯救众生，普济天下”为神圣职责的“弥赛亚”宗教情节，抑或是融合俄罗斯传统哲学与现代哲学中“聚合性”学说的“万物统一”思想，都是以文学想象为介质，不断建构着完善个体道德认知、坚守公共道德原则、追求道德价值共识的道德共同体。被称为“俄罗斯良心”的索尔仁尼琴（A.H.CoJIKeHHIbIH）是俄罗斯流散作家中的典型代表，197 0 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就是表彰其在继承俄国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体现出的道德力量。侨居异国的索尔仁尼琴不仅坚持用母语创作，而且在异域文化中始终坚守俄国传统的道德观，在他看来只有马特廖娜的家（MaTpeHHHABOp）中的女主人公马特廖娜这样有道德的“义人”存在，才会有俄罗斯乡村和俄罗斯大地的存在，才会有人类的存在。可以说，从个体道德到社会道德，再到人类道德，索尔仁尼琴无形中指明了道德共同体建构的实现路径。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布宁同样站在全人类的高度，不断探寻着人类新的可能的生存方式，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建构了一个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相统一的生态思想体系。布宁的整体生态系统观念本质上是一种整体道德观，即对人本身、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注人了深刻的道德关切，站在一切的外位上将一切视为他者，表达了当全人类面临严峻危机和挑战的时候，建构一个整体和谐的道德精神家园的重要意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对话性本质中存在着对“即将来临的共同体”的共同期待和诉求。流散作家的心理共情来源于一种普遍的“共同体冲动，即憧憬未来的美好社会，一种超越亲缘和地域的、有机生成的、具有活力和凝聚力的共同体形式”。（殷企平2 0 16：7 0）在流散文学当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已经是一种显性的表达，文学维度的“共同体冲动”主要表现为作者对不同类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想象和建构。俄罗斯流散文学虽然是有限的命运共同体叙事，但是作家们对相同创伤、战争、灾难的共同经历或相似认知引起了彼此之间情感与道德上的共鸣，这种共鸣不仅体现在文学创作和道德使命方面，更蕴含了一种跨界指向，在他们笔下民族、国籍、身份、文化甚至种族之间的差异和边界逐渐模糊，他们关心的不再只是个人或者民族的命运，而是从平等对话和共生共存的角度思考着整个人类命运的未来走向。总的来说，流散的本质使得流散文学的总基调是悲?的、压抑的，流散作品的主题是历史的、回忆的，流散作家的身份是分裂的、异化的，这也就导致流散文学总是被贴上弱势文学和边缘文学的标签。四、结语在某种程度上，一部流散文学史就是一部国家文明发展史。从消逝到流动再到未来愿景，俄罗斯流散作家的写作既是在世界中发现家园，也是在家园中发现世界，流散的经历不仅催生了新的表达形式，而且改变了文学传统、民族身份和家国联系，这使得传统上定义的俄罗斯文学的“民族使命”在得以延续的同时，又在与异质文化的对话中获得了新的力量，被赋予了多元性和跨文化的时代内涵。从对话的视角来解读俄罗斯的流散文学，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认为只有发现新的国家，才会更爱自已祖国的屠格涅夫；还是借助庄园回忆，建构异质文化中俄罗斯文化身份的布宁；抑或是使用双语写作，进行跨语言、跨文化创作的纳博科夫；甚至是书写国家机体微观缩影，深刻思考民族精神救赎的索尔仁尼琴，都是在流散的过程中，站在外位的立场上，进行着主体文化身份的动态转换、反思和重构，在审美层面、道德层面和认知层面表达着深刻的宗教使命感和人道主义关怀。这种充满对话精神的俄罗斯流散文学更倾向是422024年中国俄语教学第1期一种“中间状态”，正如“diaspora（流散）这一单词本身的可塑性一样，同时具备散开和播种两个含义，可以使两种截然不同的想法实现平衡：一方面是驱逐、惩罚和流放，另一方面则是在新的领土上定居和迎接即将到来的拯救”。（MapHaPy6MHC2021：16 2）对俄罗斯流散文学进行对话性解读，不仅有助于揭示俄罗斯民族的文化特点和民族性格，从整体上把握其中所体现的全球性书写、整体化维度和共同体表达，更能够超越原有的批评立场、更新原有的解读视角，助力于对世界文学发展共同规律的探究，并且可以进一步体会不同文学范式和表达中人类命运的历史性走向和共同体冲动，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价值和思想内涵。注释1.近年英美学界在俄罗斯域外文学即侨民文学的研究中开始使用“流散”一词，英国最新的学术论文集流散的世纪：域外俄罗斯文学走向（192 0-2 0 2 0）关注其在跨文化、跨国家交往中的特征和表现，2 0 2 1年译成俄文出版后，JI.By r a e Ba,C.T u T a p e H x o 发表书评文章作为跨民族文化现象的流散文学（JImTeparypa ImacnopblKakdeHOMeH TpaHCHaHOHabHoi KylbTyphI)。参考文献1 ABepHH E.B.Jap MHeMO3IHEI:PoMaHI Ha6oKOBa BKOHTekcTe pycckoi aBTonorpapHyeckoi TpaHIHnM.M.:Ambopa.2003.2 AiTMToB Y.HHTepBbIO y.AiTMaTOBaN/JITeparypHagra3era,1994-6-29。3 HBaHOB I.Paca aTOMa.Co6p.coy.B 3-x TT.T.2M.M.,1994.4 Mapny Py6nHc.Bek IHacIopl.TpaekTopuH3apybexHoi pycckoi JMTeparypbI(1920-2020)/nep.c.aHrI.A.CreaHoBa,H.Mwxialoka,E.IyBHHaM.M.:HJIO,2021.5 IIBeTaeBa M.Co6paHHe coqHHeHHi B ceMH TOMax,T.6M.M.:3JUIHc JIak,1994.6 Benzi Zhang.Indentity in Diaspora and Diaspora inWriting:the poetics of cultural transrelationJ/InterculturalStudies,2000,No2,pp.125-142.7艾特玛托夫，白轮船 M，力冈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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