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的边界与经典的重探——2020-2022年中国新诗研究综述.pdf

中外诗歌研究Chinese And Foreign Poetics等。这些精警的诗句极具审美张力，那些生动传神新颖独特的比喻妙不可言，令人折服。此外，在橡胶树上空摘星星把鱼虾赶往天上这两首诗的题目吸人眼球，具有审美的张力和冲击力。“在橡树上空摘星星，内心被擦亮/整个身体轻飘飘的，用力扯开/帐篷的一角，天堂的流水涌进来”，“天堂的水流进来”这是多么神奇壮美的境界，这是何等大胆瑰丽超拔的想象。紧接着，更神奇的是，此间“星光散落了一地”，“星光隐没，鸟群从橡树上齐齐飞出”，月光如水的夜晚，在橡树上空摘星星多么浪漫，多么温馨，多么神奇，齐齐飞出的群鸟的和鸣打破了静夜青山的幽深宁静，真的是鸟鸣山更幽。把鱼虾赶往天上“我相信世界处于动荡或完美之中/所有的人/戴着和善的面目/一艘神秘的货轮驶向彼岸也不会/驶往天上，唯在日月星辰更替时/把相同命运的人运抵远方的海洋”。不难看出，诗作表达了诗人渴望天下太平追求人与人平等和谐的人生理想。诗情浪漫豪迈，诗境宏阔神奇。诗歌不能拘泥于事象，写得过于实，太实则诗魂无法飞翔，而应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与审美对象保持适度的距离，通过艺术加工甚至变形的手法，使审美对象更具有艺术魅力，从而使诗歌空灵飘逸，富有神韵。天鸟的诗语言凝练简约跳跃性强，虚实相生，往往刻意留下空白，给读者留下联想与想象的空间，拓展诗歌审美的辽阔时空，让不同读者从中获得不同的审美感受。天鸟个性鲜明，有自己的诗学主张和审美追求，通过多年不懈的努力和执着求索，已经形成独特的诗风和艺术特色，走出了一条属于他自已的诗歌道路。他的诗歌传统与现代兼具，中西合璧，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融合，因此他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赢得诗坛的赞誉。我衷心祝愿广西北流的这只神奇的天鸟飞得更高飞得更远，在诗国的天空划出五彩斑斓的弧线。我坚信，并期待。观念的边界与经典的重探2020-2022年中国新诗研究综述张凯成新诗研究从发生之日至今，已形成一些可供参照的研究观念，但囿于历史语境的限制与研究意识的阻滞，大多数观念尚不具备稳定的结构体系，其内部包含某些解构性因素。这需要研究者在与前人进行对话的同时，通过审视既有观念，生成新的认识。另外，学界目前虽然对一些经典诗人、诗集、诗作有许多解读类书籍或文章，但我们不能一味地将其视作权威，经典需要在细读基础上不断进行重释。2 0 2 0-2 0 2 2 年的中国新诗研究一方面表现出对新诗观念的重审，从中建立新的诗学观、语言观、历史观等；另一方面则有着对新诗经典的重探，同时注意到观念的界限与经典重释的合理性问题。这三年又恰好处在新冠疫情的复杂背景下，多变的时代语境为新诗研究提供着特殊的思考空间。一、诗学观念的再审视虽然新诗观念已较为完备地建立起来，但其中的许多12Chinese And Foreign Poetics中外诗歌研究Chinese And Foreign Poetics观念也需要进行辨析，尤其当我们把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因素考虑进去时，那些看似十分牢固的观念多少会表现出松动感。以文学史（诗歌史）的写作为例，现代时期的文学史大多将胡适作为新诗开端，较为客观地叙述他所提出的观念及其诗歌的重要价值。而在1 9 5 0-1 9 7 0 年代的文学史中，写作者尽管也将胡适放在开端之处，但这种开端带有解构意味，抑或是将胡适作为攻击对象，为确立鲁迅、陈独秀、郭沫若等人的地位做铺垫。究其原因，与该时段社会语境的总体限度（特别是“集体写作”造成的局限）相关联。这意味着我们今天在面对现存诗学观念时，通常需要保持审慎的态度，而不是一味地建立信任。沿着这一话题来谈，姜涛其实早在2 0 0 3 年就已将新诗起点纳入论述视野，主要通过回溯新诗史上对胡适的尝试集与郭沫若的女神这两部新诗集的不同认识，阐明了围绕新诗起点的“驳议”问题。这当然不是针对新诗起点的简单争论，其背后关乎“读者的阅读、批评的生产以及文学史叙述”等复杂场域。姜涛在为学界对新诗起点的观察提供参照的同时，也表明重审已有诗学观念的必要性。在2020-2022年的新诗研究中，较多研究者有着对诗学观念的再审视，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是对新诗不同阶段诗学观念的再思考。如姜涛思考了“当代诗的限度及其可能”这一问题，具有对既定诗学观念的重审意识。从催眠的世界中不断醒来：当代诗的限度及可能一书共分三辑，每辑所谈问题均有明确的指向性。“辑一”部分主要谈到诗歌的“历史想象力”问题，其中既有与陈超之间的对话，又充分运用“历史想象力”的研究方式透视了朱朱、柏桦、西川、肖开愚、欧阳江河等诗人的创作。关于当代诗歌特殊时段的研究问题也得到关注。冷霜提出当代诗歌研究中的“断裂”现象，这里的“断裂”在“后革命”语境中形成，主要指向的是研究者在探讨“1 9 5 0-1 9 7 0 年代”以及“1 9 8 0 年代以来”这两个时期的诗歌时，存在着“断裂意识或无意识”。周瓒在观察近四十年来当代诗歌批评发展状况时，认识到其在批评线索上经历了从解诗实践到写作伦理的论争，批评的主体性则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加强。近十多年来的诗坛集中出现对当代诗歌批评的反思现象，包括对诗歌批评与诗歌史写作分界的讨论、新的批评范式的构想以及批评学术化的检讨等。她还指明当代诗歌批评的可能前景，即“重新调整反思的位置，明确批评的总体功能，体认批评的哲学基础并打开批评的政治潜能”，为当下的诗歌批评与研究提供可贵的参考。据此而言，张桃洲在解诗学视域下探讨的新诗阅读问题，其实也带有对新诗诞生以来诗歌批评中解诗学方法的整体观照。他在指出孙玉石“现代解诗学”之重要设想的基础上，对“解诗”的本质做了细致剖析，认为它虽然“表面上清除了文本词句和内容的理解障碍，但究其实质并非旨在消除“嗨涩本身，而是借助不同角度的释读彰显诗歌的晦涩特性，从而维护诗歌的文类边界。”孙基林则在辨析“叙事/叙述”概念的基础上提出“诗歌叙述学”理论，认为该理论注重“叙述”而非“叙事”，比之“诗歌叙事学”更能切近诗歌的本质。他通过论述诗歌叙述学的命名及理论实践意义，建构出充满自觉意识而又符合诗歌话语实践和自身逻辑的叙述性诗学。另外，王东东在谈论敬文东的两篇批评长文时，提出“同路人批评”的观念，强调它并非“同（时）代人批评”，而是饱含历史意味的“历史性批评”。在现代诗学观念的审视中，李海英把“自然”观念视为中国现代新诗的审美追求，认为其在早期现代诗歌转变时发挥重要作用。现代诗人还通过运用新譬喻、新形式、新的言说方式，创造出丰富多元的现代风景诗，这当然不是简单的风景描墓，而是包含着现代诗人对身份、自然、社会理想以及文学秩序等内容的认识，体现出他们对时间、空间以及二者与世界之关联的理想。陈培浩重审了“民间”话语，指出它是多种话语力量博奔和争夺的场域，而非自在自呈。他把“民间”视为诗学话语的借壳，包含着现代溯源与伦理反思的意味。现代话语在借壳“民间”的过程中，将其建构为学科领域、新诗资源、文学史Chinese And Foreign Poetics13中外诗歌研究Chinese And Foreign Poetics分析框架与一种诗学价值，使其逐步脱离实体性，转变为本质化的价值，形成独断性的批评伦理。陈培浩认为这种批评伦理需要反思，进而建立自省、自审、辨证且能兼容他者的批评伦理，寻求多元的众声喧哗。张屏瑾则从城市文学的角度，看到北京与上海这两座城市在新诗发生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他在语言演化和流派形成之外，思考了城市现代性和现代主体生成之间的关系。“北京”更多地代表自我意识的发生，“上海”则把物质现代性作为基础，“更侧重空间与景观对感觉结构的重塑”。其二，学界重新思考了诗人提出的一系列观念。张洁宇把闻一多诗学观的转变问题作为重新讨论的对象，改变了大众对其诗学观念的刻板印象。她通过思考闻一多诗学观念转变的过程和原因，发现其对新诗批评的调整与身份迁移之间具有深刻关联。文化批评方式的建立使闻一多走出诗歌外形与格律问题的思考，进入到由生活与现实构成的新标准，这同时解释了其在创作死水之后的停笔原因。李海鹏以张枣为核心，审视了其诗学观念在1 9 9 0 年代中期发生的内在转变现象。这种转变一方面基于张枣返回国内后对日常语境的思考，另一方面则受到游戏的人一书的启发，具体表现是“从提取日常生活的唯美启示，转变为营造日常生活的游戏伦理”，并据此衍生出“游戏般的乐趣”，构成诗歌写作的新探索。卢桢在探讨胡适白话诗观的形成时，发现其受到留美期间域外行旅要素的影响。按照一般理解，胡适的白话诗观更多地在他与旧诗对抗中生成，集中在语言层面，卢桢的观察为重新审视胡适的白话诗观开拓了新路径。随着人工智能（AI）的不断发展，诗歌领域近些年出现“小冰”的当阳光失了玻璃窗、“小封”的万物都相爱等诗集，诗歌研究领域则有“谷臻小简AI系统”这类的“诗歌研究者”，为当下的诗歌创作与研究观念提供新的认知空间。朱军与李亦婷从情感美学角度出发，通过观察“小简”AI文本分析工具对“小冰”诗歌创作的分析，发现“小冰”诗歌呈现出虚无化的感伤、风格化的品位、符号化的生产等情感美学特征。二者同时认识到人工智能在“篇章级”语义、整体结构与全局视野上的缺陷问题，并将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确立为现象学对“诗性之思”的求索。有关人工智能诗歌的研究连同诗歌创作正在持续发生中。二、语言的界限尽管语言视角在以往的新诗研究中几乎从未缺席，甚至构成一门“显学”，但在2 0 2 0-2 0 2 2 年的新诗研究中，依然有不少研究者从语言角度探讨了新诗的创作状况、形式变化等问题。这些研究并非重复已有内容，而是试图在新的社会语境下思考语言内部形式与外语话语的融通问题，特别是在外部话语的思考中拓展研究的边界，将传统的语言知识与戏剧、文体等内容联系起来。值得肯定的是，大多数研究者并非一味地扩展语言研究的范畴，他们注意到诗歌语言的界限，不至于使其成为包容一切的研究结构体。李心释的当代诗歌的语言问题探馈一书选择中国当代诗歌的语言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将诗歌语言理论扩展到语言哲学层面。他将“观念先行”作为当代诗歌的主要特征，指出“中国当代诗歌并无诗体革命，只有诗学观念的革命”。诗学观念固然重要，但当代诗歌的使命是建构适应现代汉语特征的诗歌语言空间，把“从观念到语言”当作诗学进路，这需要正视当代诗歌研究中语言学视角的缺乏问题，也即解决“无法穿透观念，到达观念与语言的相互砥砺的诗歌现实”这一疑问。李心释确实为学界对1980年代以来诗歌的研究带来具有厚实理论根基的语言学视野，同时也促进了诗学层面的语言理论建构，但这些问题是否都能在“诗歌语言”的界限内得到合理观察，值得我们去进一步讨论。翟月琴的以戏入诗一一当代汉语新诗的戏剧情境研究同样将研究视点放在1 9 8 0 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诗歌上，只不过采用的是“汉语新诗”这一说法，表明其核心点在诗歌语言的探讨。相对于以往的研究来看，她选用的14Chinese And Foreign Poetics中外诗歌研究Chinese And Foreign Poetics“戏剧情境”这一视野较为新颖：“首先应围绕戏剧动作、事件和冲突开展其次，作为其他戏剧要素发生的前提，以诗的文本或者表演形式呈现出来.”试图建构一种特殊的研究视野。翟月琴以汉语的当代性和戏剧性为研究核心，依次探究了汉语新诗的戏剧动作、戏剧场景、戏剧声音、舞台呈现等关键问题，有力地拓展了单维的语言研究视野。王东东同样关注到诗歌的“戏剧化”问题，与翟月琴之间形成对话。他的论述焦点在穆旦的长诗创作上，认为其创作受到拜伦诗剧的启发。拜伦虽然从圣经故事的诗性方法与感受力模式、关注世俗的人文主义视野等层面为穆旦提供了借鉴，但他并非沿袭拜伦的启示，而在具体创作中选择“创造性偏离”，包括对诗剧形式的挣脱、异端主题的选择等。翟月琴和王东东在诗歌与戏剧之间建立关联，二者的核心点在于拓展诗歌语言的边界，并据此观察新诗的文体问题。敬文东也表现出对新诗文体问题的独特思考。他的自我诗学一书阐释了新诗的三种文体：“一种渴望自我实现的文体”部分以臧棣诗歌为中心，讨论新诗的自我问题，指出这种自我在初始状态虽然较为孤独，但可以通过与诗人的深度合作来实现孤独的自救，诗歌创作的幸福感也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一种快乐的西西弗文体”主要通过探讨杨政的麋鹿等诗歌，认识到新诗必须具有反思能力与普世性，这种普世性不仅是自我意志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与新诗的“西西弗形象”之间紧密关联；“二种愿以拯救性教义为自我的文体”则聚焦于西渡诗歌的解读，论述了其诗歌采用的以拯救性教义作为自我内涵的写作方式，同时指明诗人身份意味着自我的拯救，写诗即为自救。学界针对敬文东的文章与专著也有专门讨论，除前述王东东的“同路人批评”外，一行针对其文章提出当代诗歌语言的“可信度”问题，指出“新诗历史中几乎所有重要的诗学问题的提出，乃至它们所引发的不同诗歌道路、诗学理念之间的争执，除了利益和文学政治的原因外，很大程度上是对语言可信度的追求和反思所致。”具体而言，语言可信度包含诗人主体的真诚与诗歌内容的真实这两个层面，不仅要“真诚说出的话”，而且作为真理载体“揭示了某种真相的话”。他认为1 9 8 0 年代以来的当代新诗通过三种方式一一超验真理、经验真实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中间地带的真实”一一理解诗歌呈现的“真理内容”，其中“中间地带的真实”最为可信，当代诗人可能要返身到自我与世界之关系的复杂经验中才会写出真实可信的诗。如果说上述学者是从外部话语角度展开的新诗研究，那么王泽龙、王雪松等学者更多着眼于语言的内部形式问题。如王泽龙看到“五四”时期出现的新诗集序跋对新诗初期形象建构具有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语言要素及诗体形式层面。序跋首先标举以现代白话作为新诗语言的正宗这一观念，为新诗形象的建立奠定基础；序跋倡导自然节奏，主张冲破旧诗格律的束缚，激发了新诗的生命力；序跋还主张以文为诗，提倡诗人解放僵化诗体，为新诗开拓新天地。另外，王泽龙主编的“现代汉语诗歌传播接受研究丛书”从诗歌传播接受视域出发，阐明了现代汉语诗歌发展变革中的语言本体、诗歌节奏、虚词词汇、人称代词等内部形式问题，为新诗语言研究提供新的参照。王雪松的节奏与中国现代诗歌是丛书之一，他在历时梳理节奏研究的基础上，发现至今仍困扰新诗研究的两大难题节奏与格律的关系、节奏原理的解析一一并将其作为研究核心，同时追问了新诗在当下语境中的传播接受状况。他还深入探讨现代诗歌节奏的性质、形态与功能问题，同时剖析自然音节节奏论、情绪节奏论、谐和节奏论的理论内核与实践形态，有力地推进了现代诗歌节奏的研究。三、历史的限度学界当前关于新诗与历史关系的研究存在概念化、本质化倾向，也即一些研究者把历史作为常态化的概念，或是将历史视作必不可少的语境，出现言必谈历史、少了Chinese And Foreign Poetics15中外诗歌研究Chinese And Foreign Poetics历史不能发声等现象，这便简化了历史的内涵，同时也没有认识到历史自身的限度问题。反过来说，历史并非不言自明，加之新诗发展不同阶段历史语境之间的差异相对较大，所以研究者应对历史概念以及不同时段的历史事实进行辨析，关注不同历史阶段内容的丰富性与精神的复杂性。在2 0 2 0-2 0 2 2 年的新诗研究中，姜涛、张洁宇、段从学等学者恰从辨析的维度探究了新诗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同时意识到历史的限度，有力地纠正了当下研究中对历时的概念化、本质化理解。姜涛的历史“深描”中的观念与诗一书处理的是历史语境中的新诗问题，其中“第二编”重审了新诗的发生状况，实质上构成对新诗发生时期历史语境的重探。前文已经论述过他关于尝试集与女神之起点问题的认识，这里重点来看他讨论的早期新诗阅读以及开放新诗“本体”问题。姜涛在分析早期新诗阅读状况时，认识到对读者群的寻求成为发生期新诗能否确立的决定性因素，新诗只有得到读者的阅读与认同才能够建构合法性基础。为此，他探究了新诗的阅读群体、读者分类、阅读程式等层面，重新辨析历史细节，并将三叶集视为女神的导引，深度还原了早期新诗的发展语境。开放新诗“本体”意味着不再将新诗理解为一种“纯文学”的存在，其自身的发展不能抽离于周遭环境，研究者需要借助政治格局和历史状况重新思考早期新诗独特的场域构成。“第三编”将研究视点放在诗人个体上，意在探讨新诗形式与历史的关系。姜涛指出下之琳在1 9 4 0 年代发生的由“小”到“大”的文体转换，并非只是简单的形式变化，而既涉及他的文学抱负与文学能力在复杂历史中的展开方式，又从侧面凸显了“诗”这一文体的历史位置，这就建立起新诗形式与历史语境之间的关联，而非孤立地去思考。同样，对冯至与穆旦在1 9 4 0 年代新诗中运用人称的分析，恰好构成一种立体化的切入点，能够呈现时代话语与个体话语之间的谈判、冲突、转化过程，揭示写作主体与时代语境之间的既亲和又疏离的复杂关系，进而能够透视持现代主义立场写作的诗人之主体性确立的悖论命运。姜涛还试图在诗歌文本的审美分析中加入社会性维度，使审美结构内在性与社会实践外在性有机结合起来，据此生成一条从形式、技巧通向外部历史的通道。显然，历史在姜涛的研究中不再是简单的事件展示与语境讲述，而是由现场、诗人、读者、文体、人称等因素组成的研究结构体，蕴含着多元的张力空间。段从学的中国新诗的形式与历史亦阐释了新诗形式与历史之间的深刻关联。该书首先将发生期的新诗进行历史化地观察，在历史现场的重返中去审视新诗的象征性、现代性、历史性等问题。如在思考新诗象征维度的消失现象时，他提出重回新诗发生的历史现场，去寻找一种“思考和关注我们的现在，使我们的现在英雄化”的可能”，而这种可能性在以往回到“过去”的古代性话语和追逐“未来”现代性话语中被简单化了。段从学在分析抗战时期的新诗时同样采用历史化的视野，将目光聚焦在金陵诗人群、文群副刊诗人、平原诗社等深度参与抗战历史的诗人群体之上。与一般性的诗人群体研究不同，他在这里重点关注诗群当中诗人个体创作的差异，通过观察诗人个体创作情况去呈现诗群内部的多元形态，同时也能在历史语境中探寻新诗发展状况。此外，段从学还从诗人主体角度探讨了形式、结构等问题，通过考察历史细节，重述这些诗人的历史定位，尤其澄清了大众对他们的误读。如在分析戴望舒的主体结构时，段从学认为文学史对雨巷的理解存在问题，根源在于“古典/现代”这一历时性关系维度的限制，也即以往理解的历史存在局限。张洁宇历史的诗意一一中国现代文学与诗学论稿的“中编”也在历史细节的挖掘中，呈现新诗的本土立场与现代精神。在观察散文诗与新诗现代精神的关系时，她指出现有的散文诗概念存在模糊与混淆之处，影响了其文体概念与特征的展示，因此需要重返现代散文诗的历史传统中厘清其发展脉络。她在梳理西谛（郑振铎）、王平陵、滕固、穆木天以及当代学者谢冕、王光明16Chinese And Foreign Poetics中外诗歌研究Chinese And Foreign Poetics等人理解的散文诗概念基础上，厘定了散文诗的理论范畴，同时建立起波德莱尔巴黎的忧郁中所论述的散文诗现代精神，与鲁迅散文诗集野草所呈现的内在精神之间的关联，强调散文诗在中西文学范围内具有的现代精神与现代意义。张伟栋以闻一多的诗论为中心，探讨了新诗技艺的历史性。在他看来，闻一多在1 9 2 0 年代提出的格律、格式、形体等技艺问题，背后真正的驱动力是诗歌意识与历史意识，我们无法绕开历史传统去创造一种斩新的诗歌形式。闻一多较之于同代人更具清醒的诗歌意识与历史意识，他对新诗的定义兼顾“古/今”“东/西”“世界性/民族性”“时代/地方”“当下/未来”等诸多层面，这为新诗概念赋予充分的活力与创造机能。由上述学者的研究可得知，新诗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并非是平面化的时间概念，其中融合着复杂的历史意识与诗学精神。研究者一方面应重回历史现场，多方位呈现新诗与历史之间的有机关联，在挖掘史料的过程中不断辨析其共时性的诗学价值，而不是简单列举与展示；另一方面还要注意历史的限度问题，特别是在面对一些特殊时段的新诗研究时，应对已有的文学史（新诗史）叙述保持审慎的姿态，通过历史的外部梳理与内部探，建构合理的历史意识。四、经典的重探在文学经典式微的当下，洪子诚重新思考了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文学经典）在世界文学范围内的自我建构问题，其所著的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一书，立足于“讨论中国当代文学在建构自身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外国文学的“资源”。该书尽管并非以新诗作为核心研究对象，但其中分析了中国当代的政治诗、生活抒情诗、政治抒情诗等诗歌类型，对苏联诗人（俄罗斯）的叶夫图申科、马雅可夫斯基、伊萨科夫斯基等的吸收转化历程，为世界文学范围内重新探讨新诗经典建构问题提供极具价值的参考范式。王泽龙则重提现代文学经典重释的问题，认为“经典既是一个实在本体，也是一个关系本体，是一个动态的具有开放性特征的可阐释空间，经典延传是一个被不断阐释与建构的过程。对现代文学经典的重释，是对新文学传统意义的再发现，对现代文学思想文化资源、艺术资源的再激活。经典的形成既是一个开放性的自由形态，同时也是一个自觉的有限度的理性形态。”2 0 2 0-2 0 2 2年的新诗研究中，研究者从自身的理论体系与诗学观念出发，重新探讨了百年新诗发展历程中的经典诗人、诗集与诗作，发掘出颇具研究价值的新问题。学界近年来关于经典诗人的研究中经常会出现张枣的影子。他在德国图宾根大学写作的德语博士论文现代性的追寻：论1 9 1 9 年以来的中国新诗由亚思明翻译，于2020年8 月出版，激起又一阵“张枣热”。亚思明在该书的“译后记”重点分析了张枣以元诗意义上的“抒情我”为中心的诗学建构，这里的“抒情我”是元诗意义上的“我”，而“元诗”则是他在审视1 9 1 9 年以来中国新诗发展历程中发掘的诗学观念。另外，颜炼军编的5 卷本张枣诗文集则为张枣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诗歌、诗论、书信等资料。张枣之外，近三年的新诗研究表现出对昌耀的持续关注，集中分析了其爱欲人格、诗歌语言、诗学形象等内容。如李海英从爱欲角度重新考辨了昌耀的爱欲人格与诗歌创作之间的生产性互动关系，为当前的昌耀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她通过揭示昌耀的理想爱情诗、爱欲人格实际与具体求爱行为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其间难以弥合的距离，呈现出“诗”与“诗人”的巨大分裂。李海英将昌耀作为可观照、可反思的对象，思考了文学创作在主体重构中的作用，这有助于探讨某类具有普遍性的精神现象，避免将诗与人简单地等量齐观。张光昕分析了昌耀1 9 9 0 年代以来的诗歌语言中较为突出的“叹息”与“顿悟”问题，指出这两种诗学姿势可以视为其不分行诗歌所建造的“剩余快感”的两类症状，揭示了诗歌主体的欲望真相。颜炼Chinese And Foreign Poetics中外诗歌研究Chinese And Foreign Poetics军则重点探讨了昌耀不同时期诗歌所抒写的藏族形象，他将这些形象归纳为四种图式，大体包括1 9 5 0 年代的建设语境中作为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力量和幸福生活的象征；新时期初期作为解救政治受难者的“众神”或“人民”；1980年代呈现的作为青藏高原乃至西北景观的一部分，以及其中蕴含的与现代化“不协”的元素。张颖所著昌耀年谱为昌耀研究的进一步推进提供了必要的资料，其中不仅呈现出他的创作历程，而且细致梳理了学界的昌耀研究状况，建立起昌耀的评介工作与其创作、发展之间的有机关联。对戈麦、穆旦、鲁迅等诗人的重新观看是近三年新诗研究取得的新成果。西渡从“智性想象”“词的繁育术与超现实主义”“幻象工程学”等角度，解析了戈麦的诗歌方法论。他将“智性想象”视作戈麦厌世者时期发明的方法论，指出此时期诗歌的词语“冷静、准确、克制、染、铺陈、密集以至堆积”，多余的情感与现成的意义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剥离。戈麦借助智性想象“刷新了新诗乃至汉语的品质，赋予它所匮乏的良知、道德、洞察力和表现力”，这种想象方式不仅具有美学与诗学意义，而且还包含伦理学价值。“词的繁育术与超现实主义”则构成戈麦“铁与砂时期”的重要方法论。“词的繁育术”可以召唤可能的诗歌，而超现实主义表现手法的借鉴，则能够消除主观与客观、意愿与现实的距离和界限，从而抵达对事物的本质观看，在形成“自我的完全意识”的基础上揭示人与世界的本体。西渡还从“幻象”角度分析了戈麦“晚期诗歌”的方法论，指出他以幻象对抗经验，并将“工程学”作为幻象的方法。西渡认为，从“智性想象”到“词的繁育术”再到“幻象工程学”，戈麦的诗歌方法论经历“从学习到创造、从局部到整体的过程”。吴丹鸿主要讨论了作为诗人的鲁迅对早期新诗发展的推动作用，她把鲁迅为胡适尝试集“删诗”与我的失恋引发的“撤稿事件”视作早期新诗发展史上的两个端点，指出这种变化一方面意味着新文化阵营走向分化，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鲁迅参与了新诗写作伦理的建构。鲁迅在立论中改写与解构了胡适的“寿诗”，试图摆脱与旧文类的形式相似性造成的困扰。他还对“阿呀体”持有复杂态度，背后蕴含着建构理想写作伦理的努力，尤其要弥合新诗在白话之下显露的旧文化藏污纳垢的缝隙。杨小滨将目光聚焦于台湾诗人管管，从拉康的精神分析符号学以及当代理论视角分析了管管诗中的修辞特征与文化精神。他指出，管管的诗融合了超现实美学与狂欢风格，以怪诞卑下的方式冲击着原本神圣的符号，并自觉运用一种滑动跳跃的言说策略，通过历时性的超现实去演示能指的永恒变幻。管管的诗还表现出主体困乏和童趣、嬉戏之感，据此实现着语言的历险与绝境的突破。米家路主要探究了李金发诗歌的幽暗启迪与悲悼伦理。他将李金发诗中的反射光或折射光视为“反照性诗学”，指出这种诗学可以预示现代文化中涉及身份与自我模塑的话题，尤其能够呈现自我的自反意识。罗振亚重审了郑敏1 9 4 0 年代诗歌的传统倾向，认为这种“传统”蛰伏在借镜西方的另一面之中，呼吁向传统回归是这一倾向的理论自觉与当代延伸。这并非意味着传统与西方诗美的对立，而是说郑敏虽受到西方诗歌影响，但这种传统倾向使其能够摆脱对西方的效仿，走向自觉的创造道路，西方诗歌与传统诗歌在郑敏诗学观念中相生相克、互为辅佐。李章斌的“九叶”诗人的诗学策略与历史关联（1 9 3 7-1 9 4 9）一书从诗学策略与历史的关联角度出发，探讨了辛笛、穆旦、杜运燮、陈敬容等为代表的“九叶”诗人在1 9 4 0 年代的创作特征，并透视出这些创作特征所隐含的历史条件与历史意识。钱文亮与黄艺兰则分析了“非非”诗派女诗人小安诗歌中的巫术游戏，指出她的诗歌善于通过调用动物语言的力量，使“书写之物”发生位移；还在“摆弄”碎片的占卜过程中，以拼贴画的技术手法展示诗思的流动性和想象力的自由。小安以天真和童心重新诠释了巫术仪式，赋予日常生活以游戏的意义，实现了“诗性”对“巫性”的游戏性回返。2020年正值诗探索创刊4 0 周年，诗探索编18Chinese And Foreign Poetics中外诗歌研究Chinese And Foreign Poetics委会推出一套8 卷本的纪念丛书，全面系统地呈现了这一经典刊物在中国当代诗歌潮流中的重要价值。其中刘福春与刘鸣谦编的诗探索纪事采用编年形式，记录了诗探索从创刊到复刊的历程，以及相关的编辑工作、组织活动、社会反响等内容，并附有珍贵照片，准确勾画出该刊4 0 年的艰难发展状况，为新诗史以及文学史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2 0 2 1 年是郭沫若女神出版1 0 0 周年，不少研究者对这本经典诗集进行了重读。如张伯江重点关注以往研究中较少触及的汉语言文学内在精神，同时分析了女神丰富多样的艺术手法，包括传承传承诗骚传统，运用口语风格与互文见义手法；利用汉语句法的象似性特征与韵律驾驭结构特点，发挥句式表现力；借鉴西方诗歌精神，在汉语中探索视韵、三句组等创新性表达方式等，为古老汉语艺术的当下转化提供参考价值。朱寿桐则从“本格/位格”的角度重新探究了女神诗人的诗性本格与郭沫若自身的位格意识。他认为“诗性是诗人的本格素质”，郭沫若的女神首先把中国传统诗学的诗性带入白话诗创作，造就了汉语白话诗的诗性本格。除诗人身份外，郭沫若还有政治身份、公众身份，且这两种身份随着他社会地位的上升得到强化。如此境况下，郭沫若的本格意念逐渐屈从甚至让位于位格意识，创作中的本格意识渐趋消解。刘奎通过重读诗集女神，探究了诗歌世界与诗人及其时代之间的复杂关系，并指出这种关系“是一个世纪前中国人进入新世界秩序的想象肌理，是关于新时代的新国人和新世界关系的想象，也是我们现在收束或者说重新想象我们与世界关系可资借鉴的方法。”据此出发，女神呈现出鲜明的召唤结构，包括召唤新国家和新世界、召唤新人和同时代人、召唤新的世界关系等。张桃洲编的中国现代诗人的思想文化阐释一书也有对郭沫若的重释。其中郭沫若卷耳集及其论争研究一文主要探讨了卷耳集及其论争状况，并把这种探讨放在1 9 2 0 年初期“初新旧对立及融合”的历史语境之中，展示论争对其时新诗发展的贡献。该书是一本以研究中国现代诗人为主体的论文集，着力呈现年轻的研究者对中国现代诗人研究方法的自觉探寻意识。除郭沫若外，本书选取的其他三位研究对象（徐志摩、废名、沈从文）也是经典诗人，凸显重谈意识，这种重谈主要体现在“新诗翻译集及其争论”“宗教文化”“佛学因素”“诗坛发展状况”等议题上。这些议题从表面上看并不统一，但背后隐藏的现代诗人思想文化内涵使其具备汇编的可能性。张桃洲还与王东东主编有“隐匿的汉语之光中国当代诗人研究集”，陆续推出朱朱、西渡、王小妮、张枣、多多、钟鸣、昌耀、戈麦等经典诗人的研究集，一方面为诗人研究提供了丰富多元的资料，另一方面也包含着对当代经典诗人的重新认识，具有独特的诗学价值。刘洁主编的群翼之云：“现当代诗学研究”专题论集由东方出版中心在2 0 2 2 年1 月出版，辑录江汉学术教育部名栏“现当代诗学研究”2 0 1 7 至2 0 2 1 年刊发的专题专辑论文，包括“诗歌的当代研读”“当代诗潮与诗人”“现代诗潮与诗人重释”“港台诗歌”“异域诗歌”“新诗的技艺、体式与语言”“年度综述与栏目研究”等部分，能够为新诗研究者以及在新诗创作现场的诗人提供极具价值的参考。总体而言，新诗观念与新诗经典构成2 0 2 0-2 0 2 2 年中国新诗研究的核心，研究者在与以往保持对话的同时，对当下新诗研究中的一些理论偏差与经典误读现象进行纠偏，丰富了已有的诗学研究体系。值得强调的是，这并非是为建构新诗研究的新标准一一因为标准本身意味着“权力”，带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一一而是向新诗研究抛出历时性追问，不断寻找新的对话者。Chinese And Foreign Poetics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