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接受视角看曹操诗学史地位的升格和定型.pdf

第3 7 卷第3 期2023年9 月中国韵文学刊Journal of Chinese Verse StudiesVol.37.No.3Sep.2023从接受视角看曹操诗学史地位的升格和定型范有为*（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文学院，江苏连云港2 2 2 0 0 6）摘要在现行的文学史叙事中，曹操是汉魏时代的一位重要诗人。但其诗学地位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代不断变动迁移。从接受视角看，六朝时代曹操并未受到主流诗学的重视，其于唐宋之际逐渐走入诗学史视野，并在明清时期获取了诗学史的中心地位。重新厘定曹操诗学史地位的升格过程,对于理解中国古代文学史中经典作家形象的层累附益具有重要意义。关键词曹操；诗学史；接受；层累中图分类号：1 2 0 7.2 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 0 0 6-2 4 9 1（2 0 2 3)0 3-0 0 0 8-0 6曹操作为建安风骨的代表人物，在当今的文学史叙事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学者往往给予其极高的评价。袁行需版中国文学史这样写道：“曹操是建安文学的领袖，他不仅以自己的创作开风气之先，而且还以其对文学的倡导，为建安文学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贡献。”1(2 4)比较历代曹操诗歌的接受情况，可以发现曹操的诗学史地位并非自汉魏以来便崇高如是，而是历经时代观念、个人偏好的附益层累不断升格最终定型所成。曹操诗学史地位的形成大致经历了六朝、唐宋、明清三个阶段，下试析之。一六朝时代六朝时代是曹操诗学史地位生成的第一阶段。作为建安年间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曹操给六朝文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六朝文人对于曹操文学尤其是诗学层面的接受并不明显。这一时期曹操的诗学史地位可以从史传形象、文学评论、文集编选三个层面进行衡量。首先来看曹操的史传形象。有关曹操的史籍主要撰作于魏晋之际,时至今日，由于文献的佚散,集中了大量稀缺史料的裴注三国志几乎是考察当时曹操形象的唯一窗口。魏晋史籍对曹操的评价可以划分为两条线索，一条是西晋史臣在三国志正文中对于曹操法术、武德的赞颂,另一条则是私家叙述对于其人文韬武略的全面称扬。陈寿在三国志武帝纪中评价曹操为“非常之人，超世之杰 2 1(1 5），高度赞赏其政治韬略和军事筹谋,却不曾提及曹操的文学成就。三国志由魏蜀吴三国人物志传组成，未列儒林、文苑这样的专门标目，然而陈氏也并非对于所传人物之文章、学术全不在意。同为帝王的曹丕即与曹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陈氏于文帝纪篇末叙述曹丕“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2 1（r），并评其“天资文藻”“才艺兼该”2 1(F89），相形之下,可知晋人陈寿并不看重曹操的文学才能。另一条线索源自曹魏时人王沈魏书。是书今已不见，然裴松之注武帝纪时曾引用其言，字里行间对曹操夸饰尤甚，谓之“创造大业,文武并施，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2 1(P54)。唐人指出王沈魏书“多为时讳 3(1 4 3)，并非全然实录，但事涉魏武，王沈*收稿日期 2 0 2 3-0 5-1 8【基金项目】连云港市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华传统诗词中的思政元素研究”（2 3 LKTO31）；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级一般项目“接受视角下曹操诗学史地位的升格与定型”（LSZY202323）【作者简介 范有为（1 9 9 7 一），男，江苏连云港人，助教，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8的记载当亦渊源有自。曹在典论自叙中追忆生平，提及乃父时称“上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4(2 5 2)，勾勒出了一个勤学好文的典型形象。曹植武王速亦云曹操“既总庶政，兼览儒林”5（2 9。子桓、子建二人的评价塑成了整个曹魏时代对于曹操的基本看法，即文武兼备，儒法并施。王沈则是在二者的基础之上加以粉饰和夸大，使得曹操才兼文武、雅好文学的形象被载人史籍，从而转化作六朝时期乃至后世取用不竭的常用典故。例如东晋成帝朝的名士袁瑰有感于礼教陵迟，上书申请建立国学时即将之引以为成例，称曹操“身亲介胃，务在武功，犹尚息鞍披览，投戈吟咏”6 1(P392)，刘宋时人垣荣祖更是以曹操、曹丕父子二人“上马横架，下马谈论”为不负一生的立身典范 7 (F6%)。其次来看文学评论中的曹操形象。诗品有言“降及建安，曹氏父子,笃好斯文”8 （2 0），却仅将曹操置于下品，日“曹公古直，甚有悲?之句”1 8（2 4 7 3)。而子建、子桓则分别由钟嵘列为上品、中品，前者被盛赞为“桑溢古今、卓尔不群”8 1（P18），后者在钟氏看来亦有十数篇诗章“美赠可玩”8（2 5)），足以对扬厥弟。通过对三曹诗歌排列品类和评论话语的比较，即可看出钟嵘实际上并不看重曹操的诗歌,所谓“曹公古直，甚有悲?之句”只是一种缺乏感情色彩的客观叙述。考虑到诗品的评价标准主要是五言诗,钟嵘对于曹操诗歌的看法未必公允。相较而言，刘的文心雕龙体大思精,更为全面,其中亦曾多次提及曹操。诏策篇赞扬魏武，认为其主张敕戒文体当指事而语是知晓治政之要；章表篇指出曹公戒断浮华，使得其时表章失去靡丽之美。此外，章句事类等篇目皆有曹操论文的相关记载。然而上述诸篇尽属于狭义的文章范畴,并不涉及诗歌，在明诗篇中，刘追叙了四言、五言诗歌的发展历程。通观全篇，刘还原的四言谱系中并无曹操的踪影,至于“五言腾踊”的建安时代，亦只见文帝、陈思两兄弟及王粲、徐干、刘桢、应场诸人，而未曾论述曹操的创作。乐府篇称曹魏三祖“才爽气丽”，但曹操苦寒行等乐府却被责以“郑曲 之名 9 (7)；唯有时序一篇提及了建安末年“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从措辞上看，相比于魏文帝“妙善辞赋”和陈思王的“下笔琳琅”9 1（P507），显然刘也并不认为曹操在诗文写作方面存在特别的优长。最后要讨论的是别集以外六朝时期对曹操诗歌的收录情况。编集之风兴起自汉末，盛于魏晋。隋书经籍志载魏武帝有集二十余卷，这个数字远高于近人丁福保所辑的数量。刘文心雕龙中多处引用不见于今本文献的曹操言论，由是可知六朝后期人物所见曹操诗文别集仍然较为完备。饶是如此，文选之中却仅收录有曹操苦寒行短歌行2 首诗歌，同列三曹的子桓、子建人选诗歌分别为5 首和2 5 首。傅刚指出文选的选录标准与当时作家作品的实际品评存在差异 1 0(（P19）,因此只论文选尚有孤证之嫌。除此以外,六朝时期仅有沈约的宋书乐志以及约略同时的音乐著作收录了曹操的诗歌。至于今日，他书如荀氏录等多已失传，仅余沈氏一家而已。正如宇文所安所言，宋书乐志对作品的收录旨在保存仪礼音乐的皇家传统而非出于文学审美的标准（2 1)。因此，从作品收录的情况来看，曹操恐怕并不符合六朝的文学接受主流。综上所述，曹操在六朝时期的诗学史形象应当是好诗文而非善诗文，二者虽仅一字之差，但其实际内涵相去甚远。无论是钟嵘“曹氏父子，笃好斯文”的评价，抑或是王僧虔所谓“魏氏三祖，风流可怀”6（r601），曹操在其中的定位恐怕都不是文学最擅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刘“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的春秋笔法深得个中三味一一曹操尊为相王,生前身后对于文学的提倡效果要远大于其诗文创作的实际影响。二唐宋之际唐宋之际是曹操诗学史地位生成的第二阶段。这一漫长时期对于曹操诗歌的接受在一定程度上步武六朝，但又展现出新的特点。总的来说,唐宋时期对曹操诗歌的接受可以大致分为音乐、风格和道德三个维度。首先来看音乐维度的接受。曹操与音乐的联系自魏晋以来长期为人们津津乐道：曹植、王沈论及魏武,皆指出其诗可以人乐；博物志记载桓谭、蔡等人善音乐，而曹操 皆与能”2 1（P54)；南朝王僧虔则将当时所用清商乐之渊源系于魏氏三祖。必须注意的是,六朝时期的音乐接受仅仅流于对曹操才能的泛泛称扬，并未深人落实到任何具体的作品。然而人唐以后这一情况发生了改变，唐人吴蜕乐府古题要解“度关山”条下云：右关山古词。曹魏乐奏武帝所赋“天地间，人为贵。言人君当自勤劳，省方黜陟，省刑薄赋也。1 2 (P24)9除却度关山之外，乐府古题要解中还收录了对酒行短歌行苦寒行碣石篇等若干乐府古题并对曹操的同题创作加以诠解。吴蜕在序言中称：“乐府之兴，肇于汉魏。历代文士，篇咏实繁。或不于本章，便断题取义欲令后生，何以取正？”1 2 1（P24)可见历经了漫长的六朝四百年时光，大量的乐府古题业已模糊了原先的含义，吴蜕正是基于这一现实背景著书辨正。尽管吴氏并非从纯粹文学的角度诠释曹操的乐府诗歌，然而相较于六朝时期的抽象印象,吴著诚然做到了视角向下,这在客观上无疑促进了对曹操诗歌的具体解读。此外还有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其卷二十六“相和曲上”条下注：张永元嘉技录：相和有十五曲按宋书乐志东西门行及楚辞钞今有人、武帝驾虹蜕二曲，皆张录所不载也。1 3 (P382)元嘉技录，据古今乐录佚文，当为元嘉正声技录省称。作者张永为刘宋时人，宋书南史皆有传。郭茂倩以后出的沈约宋书乐志补正张录。不仅如此，乐府诗集还收人了不见于乐志的却东西门行。足见郭著的成就主要在于对五代以前乐府诗歌的收束与整理。乐府诗集的编纂参考了诸家别集、文学总集及音乐文献，而今本的曹操集中诗歌几乎全由乐府诗集辑出，亦即是说，至于北宋时期，曹操的诗歌流传业已借由音乐文献基本定型。其次来看艺术审美的批评。随着文学观念和创作实践的演进、展开，六朝之后文人对曹操诗歌的文学接受也渐次深人细致。元为杜甫作墓志,序日：“建安之后，天下文士遭罹兵战，曹氏父子鞍马间为文,往往横架赋诗，故其抑扬怨哀悲离之作，尤极于古。”1 4(（P690）所谓“横架赋诗 云云不过是六朝时期颂扬曹操文武兼备的回响，元这段评论的关键在于点出曹操父子“抑扬怨哀悲离”的创作特点，并将之纳入了一个完整的文学史谱系,给予了三人较高的位次。元棋由尧舜三代发端，从诗骚叙述至唐诗，谱系的构建遵循了尊古的基本原则,汉魏以前不吝称扬，论晋世止于“风概稍存”,对宋齐梁陈则大肆批判,谓之“失本”“凌迟”。1 4 1(F690-691)在元镇的文学史叙事中，三曹父子依仗其抑扬怨哀悲离之作,被标为“尤极于古”的典范从而与杜甫交相辉映。尽管元的评论并未涉及曹氏父子的具体作品，但其批评相较于六朝仍属具体且更寓积极、正面的倾向性。宋代诗话类作品数量激增，文人笔记亦多有对10诗歌的品评。宋祁宋景文公笔记卷中云：古人语自有椎拙不可掩者。乐府日：“何以销忧,惟有杜康。”刘越石日：“何其不梦周。”又日：“夫子悲获麟，西狩泣孔丘。”虽有意绪，词亦钝朴关。1 5 P55)宋祁以曹、刘二人为例,括出古诗“椎拙”之句。后世美学之中自有“古拙”一席之地，但正如邢起龙指出的，宋祁诗歌起先师承西昆而后自成一家 1 6 1(P163)。西昆体追求言辞之美,宋祁的诗歌主张不至相去太远，因此可以推知“椎拙”实际上有悖于宋祁的美学追求。从其所举曹、刘诗句来看，字里行间皆平实如口语，是以宋祁先扬后抑，批以“虽有意绪，词亦钝朴”的评语。又如陈岩肖庚溪诗话论汉魏以降帝王诗，认为魏武、魏文父子“横架赋诗，虽道壮抑扬，而乏帝王之度 1 2 1（P165)。从其对于汉高祖大风歌与汉武帝秋风辞的评价来看，所谓“帝王之度”，当是一种对私人愁绪的拒斥。尽管“帝王之度”是一种特化的评价标准，并不普适于诗歌创作，然亦可知陈岩肖对于曹操诗歌的评价存在一定的保留态度。再者如敖陶孙诗评譬武帝以幽燕老将，谓之气韵沉雄 1 7 （P25)。这种意象批评相较前人对曹操的评价而言更为新颖巧妙一一将诗人比作特定形象，生动地展示了曹操诗歌的艺术特色。仅由“气韵沉雄”的批语难以断敖陶孙对于曹操诗歌的倾向性具体如何，但从诗评中所论“古今名人”来看，三曹之中，敖氏枯出魏武、陈思而不取子桓,又将之与太白、东坡诸家并列,由是应当认同其对于曹操诗歌秉持着相当正面的态度。最后要讨论的是道德层面的诗歌批评，这一类的批评主要集中于南宋。朱子语类载朱熹论文之语,其谓：曹操作诗必说周公，如云“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又，苦寒行云：“悲彼东山诗。”他也是做得个贼起，不惟窃国之柄，和圣人之法也窃了！1 8 (P324)嗨庵通鉴纲目一反魏晋以来的正统观念，目曹操为贼，这种“诗见得人”的批评方式带有极强的主观色彩。在论曹操与曹丕饮酒诗时,朱熹即认为“曹操虽作酒令，亦说从周公上去，可见是贼。若曹丕诗，但说饮酒 1 8 1（8 3 2 4)。事实上，曹丕才是东汉政权正式消亡的执行者，然而朱熹却给予了乃父曹操更多的负面批评。朱子道德先行的批评观念影响了时人对于曹操诗歌的文学解读。后村诗话刺曹操“山不厌高”四句云：“孔融、杨修俱毙其手，操之高深安在？身为汉相，而时人目以汉贼，乃以周公自拟，谬矣。”1 9 1(6 3）刘克庄继承朱熹的观念，以史事证文心，表现出时代背景下鲜明的理学特征。正统观念和理学思潮甚至左右了选本的收录标准，真德秀文章正宗“苦寒行”条下日：魏武之诗，见于选者，有短歌行及此篇，短歌之辞，无敢贬之者。以愚观之“周公吐哺”,为王室致士也，若操之致士，特为倾汉计也。操又有碣石篇云“老骥伏，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王处仲每醉歌此词，以铁如意击唾壶，壶为之缺，岂非二人之心事若合符契，故乡慕若是之深耶？今皆不取。独此篇有焖劳恤下之意，故录之。2 0 P33)真德秀注意到了经典选本文选对于曹操诗歌的收录情况，但其认为曹操求贤“特为倾汉计”，所以在文章正宗中弃短歌行不录。王处仲醉歌碣石篇的典故出自晋书本传。王敦晚年与皇室不睦，身后更因起兵凌上而被剖棺戮尸。真氏认为王敦歌曹操诗是由于二人心事若合符契，以碣石篇写怀的曹操自然也是乱臣贼子。唯苦寒行因有“焖劳恤下”之意，被文章正宗勉强收录，以至于后人刘履发出“诗岂易为者哉 的感慨。2 1(）总括言之,唐宋之际文人对于曹操诗歌的接受上承六朝，又展现出一些新的时代特点：一是音乐维度的纵深化，通过对六朝音乐文献的解读和整理，最终在宋代由郭茂倩确定了曹操诗歌的基本形态；二是文学维度的具体化,六朝时期对于曹操诗歌的风格特色缺乏兴趣,这一情况在唐宋之际得以改变,众多文人从多种角度出发，借由“道壮”“抑扬”“钝朴”“沉雄”等形容词表现出不同的批评倾向，推进了对曹操诗歌风格的认识。道德维度的批评是这一时期新起的特殊接受模式,基于曹操在政治史上的暖味形象,其诗文作品受到了南宋文论家的广泛坪击和讥刺,此种道德批评范式无疑背离了文学的艺术立场,然亦有之萌芽、发展的客观逻辑。从接受情况可以看出，曹操在这一时期逐渐由边缘位置走人诗学史的视野。三明清时代明清时代是曹操诗学史地位形成的第三阶段。六朝、唐宋的余响仍然回荡在历史的长廊,对之后几个世纪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例如明人王世贞论三曹父子诗歌风格时谓之“古直悲?”121（1 9 8 7），直接蹈袭钟嵘诗品的风格评价；清代中叶的潘德舆目曹操、谢灵运之流为乱臣贼党，主张不选不读他们的创作以立诗教纲维 1（(4 7),呼应了南宋以来朱熹等人的道德主张。但相较于此前的两个阶段，明清时人对曹操诗歌的批评接受亦显露出了空前的文学本位意识，具体表现为批评范围的扩张和排位观念的凸显。首先来看批评范围的扩张。如前所述，唐宋之际曹操处于诗学史的边缘地位，因此除去吴蜕、郭茂倩等乐府诗整理者以外，宋祁、刘克庄、真德秀等人对曹操诗歌的批评范围基本不出苦寒行短歌行二首，间或有如吴曾能改斋漫录述及曹操“逆旅整设，以通商贾”2 1(P)之诗，其旨亦非诗学意义上的引用,而是为了训释“倒行逆施”一词。明清时期，有关曹操诗歌的讨论范围对比唐宋而言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扩张。谢榛指出魏武善哉行七解“全用古人事实”2 3 （1 7），胡应麟称扬对酒诗“非当时臣下所及 2 1(P15）;张溥读魏武帝集,以为苦寒猛虎短歌对酒诸作“乐府称绝绝 2 4(P64);王夫之评选古诗，收录了曹操苦寒行秋胡行短歌行却东西门行碣石篇等若干作品，并且给予曹操乐府极高的评价 2 5 1（P16-17)。可见这一时期对于魏武诗歌的审美取材已经大大溢出了萧统文选所录范围。批评范围的扩张使得明清时人在批评深度上也取得了较大的突破。尽管六朝、唐宋两个阶段一直存在对于曹操的品鹭，但大部分文学维度的评价仍因缺少实证分析而显得过于抽象。明清文论家积极立足文本,其点评议论也更为具体。四溟诗话卷一云：魏武帝短歌行，全用鹿鸣四句，不如苏武“鹿鸣思野草，可以喻嘉宾”点化为妙。“沉吟至今”可接“明明如月”，何必小雅哉？盖以养贤自任而牢笼天下也。真西山不取此篇，当矣。3(P12)真德秀编纂文章正宗不取曹操短歌行之事于上节业已述及。真氏的理由是短歌行求才“特为倾汉计”，从政治、道德观念出发对曹操的文学予以否定,属于以人废言。谢榛则立足文学维度,标记曹操短歌行与诗经的继承关系，指出曹操的直接袭用不如苏李诗的化用巧妙，并认为“明明如月”与“沉吟至今”两句可径直连接，之所以强行插入小雅四句,是为了“以养贤自任而牢笼天下”。明末钟论短歌行称：“四言至此，出脱三百篇殆尽。此其心手不粘带处。青青子二句，“呦呦鹿鸣四句，全写三百篇，而毕竟一毫不似，其妙难11言。”2 1(P17)同样是曹操短歌行中的语句蹈袭，谢榛和钟却给出了不同的批评意见。前者更多地从艺术形式出发，认为直用不如化用,且直用的四句在诗中有赘余之嫌；后者则着眼于诗歌精神,认为孟德诗全写诗经又能完全出脱、一毫不似,其妙难言。谢、钟之间的矛盾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后七子与竟陵派诗学眼光的分歧。其次来看排位意识的增强。六朝以来，仅钟嵘诗品将曹操列于下品，依稀展现出轩轻次序的排位意识，此外大多数场合对于曹操创作的诗学评价或褒或贬，并不通过直接的比较得出。这种情况在明清时期发生了显著改变，王世贞推崇曹操、曹丕诗歌，以至于批评钟嵘诗品“魏文不列乎上，曹公屈第乎下 是“尤为不公”“少损连城之价”。1 2 1（F10）有关三人的排位，其艺苑厄言卷四说得更为清楚直接：曹公莽莽，古直悲?。子桓小藻，自是乐府本色。子建天才流丽，虽誉冠千古，而实逊父兄。1 2 (P987)曹植从六朝以来即被赋予极高的诗学史地位,称其“誉冠千古”自是老生常谈，然而“实逊父兄”的评价确属新奇之论一一三曹之中,丕、植优劣论无疑是经久不衰的诗学命题，但千余年来曹操却始终未能身比较的视野,湟论与曹植一较短长。王世贞的翻案文章将曹操纳人优劣比较的排位体系。然而在文学领域，排位这种观念本身又具有极强的主观性，许学夷即对王氏提出了商榷意见，认为曹操诗歌过于质野，“子建实逊父兄 并非定论 2 6 1（1 7 5）；清人陈祚明又指出曹操苦寒行笔调高古，“正非子桓兄弟所能及”2 (P31)。诗学比较的参照对象不仅局限于三曹,还衍及同时期的建安七子。徐祯卿论乐府乌生八九子东门行时认为这些篇目“气韵绝峻，止可与孟德道之，王、刘文学，皆当袖手尔”2 8（7 8 5）。王粲被刘视作七子冠冕，相较于曹操竟也不足以道乐府佳处，由徐桢卿所定排位不难看出其对曹操的榆扬态度。再者如王夫之评选古诗,收录了曹操乐府8 首,论及碣石篇时指出：孟德乐府固卓惊人，而意抱渊永，动人以声不以言。彼七子者，臣仆之有余矣。陈思气短，尤不堪體望阿翁。2 5 (P17)不仅如此，王夫之古诗评选于建安七子乐府中只选人陈琳饮马长城窟行一篇，对乐府创作成果丰硕的曹植亦提出了尖锐评价，认为子建集中所见4 3 篇乐府，可读者唯有当来日大难野田黄雀12行2 首，“余皆累垂郎当，如蠹桃苦李，繁然满枝。虽朵颐人，食指不能为之一动”2 5 1(2 5。船山的评论意见与选诗标准达到了高度统一，由此构建出的排位体系将曹操同时置于七子、子建之上。明清时期是中国传统诗学的总结阶段，文人学者积极地选取效法对象及审美典型，自觉地挑战或维护既有的批评理论和品评意见。数百年间，曹操诗歌的排位次序被不断调整，拥护者称扬以深沉古朴，怀疑者击以质实无文，褒贬意见迭出意味着曹操逐渐在诗学史的中心区域获得领地。其实正如许学夷所言，“今或推曹公而劣子桓兄弟者，盖钟嵘兼文质，而后人专气格也”2 6 （1 7 4），排位并无是非之分，仅仅反映了两个时代不同的审美趋向和评价标准。对曹操诗歌的评价，究其根本，不过是文质兼备和专注气格两种追求的碰撞。总明清两朝而言，气韵格调的审美追求毕竟属于主流，因此拥护一方声势渐成，方东树更是提出武帝堪谓“千古诗人第一之祖”2 9 （r68），将曹操安置于古今诗人的头把交椅。方氏的看法无疑高估了曹操诗歌的影响力，嗣后刘熙载的评论则基本奠定了曹操之于建安诗学的代表地位：“曹公诗气力沉雄，足以笼罩一切，建安诸子未有其匹也。”3 0 (P260)曹操诗学史地位的定型是一个不断层累附益的漫长过程。今人对曹操的评价立足于层累后的结果,忽视了几个时代接受之间的分歧。将不同来源的各种意见不加辨明地错落于“曹操”这一集合之中,相互援引以证实曹操在诗学层面的重大影响,这种习焉不察的做法忽视了文学接受和理论展开的流动性。袁版文学史列举了六朝至于明清众多文人的评价，证明曹操一方面以实际创作开风气之先，另一方面又鼓励文学创作，有力地推动了建安文学的发展。近人刘师培提出“建安文学，实由文帝、陈王提倡于上 3 1(2 1),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分歧的原因即在于文献的参考范围不同。刘师培繁征博引，然论汉魏文学变迁时仅仅使用六朝以前群籍，而不涉及唐宋之后的论述。这种做法剥去了唐宋、明清的附益与层累,得出丕、植二人为建安文学倡导者的结论。如是则可以解释彼时谢灵运追思邺下风流，以曹丕为宗主,拟作曹植诗歌,却对曹操避而不谈的现象。显然,在六朝的观念里,创作成果丰赡的丕、植兄弟才是建安文学的领军人物，曹操更像是文武兼备的政治偶像而非擅长诗文的文学标杆；唐宋之结语际对曹操诗歌的讨论渐繁，然仍不成气候，多数意见未能具体深入到诗歌的艺术审美层面；直到明清时期，曹操不仅走人了诗学史的中心视野，更凭借其乐府气韵沉雄的创作特点凌驾于一众经典作家之上，在时人的诗学排位体系中获得较高的序列。重新厘定曹操诗学史地位的升格过程，对于理解中国古代文学史中经典作家形象的层累附益具有重要意义。参考文献：1袁行需.中国文学史：第2 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 0 1 4.2陈寿.三国志 M.北京：中华书局，1 9 8 2.3房玄龄.晋书 M.北京：中华书局,1 9 9 6.4夏传才，唐绍忠.曹丕集校注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5赵幼文.曹植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 0 1 6.6沈约.宋书 M.北京：中华书局,2 0 1 8.7李延寿.南史 M.北京：中华书局,1 9 7 5.8】曹旭.诗品集注增订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 0 1 1.9刘.文心雕龙M.北京：中华书局,2 0 1 2.10萧统.昭明文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 9 8 6.11宇文所安.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 0 1 9.12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M.北京：中华书局，2 0 0 6.13郭茂倩.乐府诗集 M.北京：中华书局，1 9 7 9.14元.元棋集 M.北京：中华书局，2 0 1 0.【1 5 朱易安.全宋笔记第一编：五 M.郑州：大象出版社,2 0 0 3.16邢起龙.宋祁及其思想研究 D.武汉：武汉大学,2 0 1 5.【1 7 魏庆之.诗人玉屑M.北京：中华书局,2 0 0 7.【1 8 黎靖德.朱子语类 M.北京：中华书局，1 9 8 6.【1 9 辛更儒.刘克庄集笔校 M.北京：中华书局,2 0 1 1.20真德秀.文章正宗 M.明嘉靖四十三年刻本21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三曹资料汇编G.北京：中华书局,2 0 0 4.【2 2 潘德舆.养一斋诗话 M.北京：中华书局,2 0 1 0.23谢榛，王夫之.四滇诗话姜斋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2 4 殷孟伦，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 9 6 0.25王夫之.古诗评选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 0 1 1.26许学夷.诗源辨体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 9 8 7.27陈明.采蔽堂古诗选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 0 0 8.28范志新.徐桢卿全集编年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29方东树.昭味詹言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 9 6 1.30袁津琥.艺概释 M.北京：中华书局,2 0 1 9.31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 M北京：商务印书馆,2 0 1 0.耳赵成林责任编辑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