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形塑的“中国人”：百年奥斯卡电影华人形象的框架分析.pdf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 第 卷第 期 文章编号：（）收稿日期：作者简介：王臻（），女，浙江绍兴人，博士，浙江工业大学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国家形象、新闻实务与媒体融合研究。（杭州）；张昆（），男，湖北云梦人，华中科技大学国家传播战略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外新闻传播史、国家形象、政治传播与国家传播战略研究。（武汉）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中国国家形象在西方主流媒体的百年传播研究”（项目编号：）、浙江工业大学人文社科基金（党建专项）“形象传播视域下的高校党建品牌建设研究”（项目编号：）阶段性研究成果。被形塑的“中国人”：百年奥斯卡电影华人形象的框架分析王臻张昆摘要：奥斯卡电影是美国文化的“先行军”。研究奥斯卡电影里的华人形象有助于把握美国大众流行文化对中国的态度及其成因。基于 年间，部获奥斯卡奖项电影里的 个华人形象的分析，研究发现，奥斯卡电影华人形象在“理想化的”与“丑恶化的”两极之间摇摆，且大多数华人形象为偏正面的形象框架。这与已有研究结论相比，具有明显差异，既反映了奥斯卡电影的独特性，也表明了西方形塑者变化着的主观印象。关键词：奥斯卡电影；华人形象；框架分析；国家形象建构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一、引 言奥斯卡奖是好莱坞电影的“风向标”，更是美国文化的“先行军”。一方面，它作为世界电影的权威奖项，受到全球观众的熟知和认可，抢占了国际市场与口碑的先机；另一方面，它又作为美国电影与多元文化的交流平台，发酵出了一只“文化巨无霸”，潜移默化地影响甚至统一了全世界的审美标准与价值尺度。研究奥斯卡电影华人形象，不仅有助于了解美国大众流行文化对中国的看法及其成因，更是回应了全球化时代中国形象建构的重要命题。电影为观众提供了关于某种形象的解释。在国家影像的塑造中，它结合大众文化消费逻辑，将国家意志融入“世俗神话”，“用一系列虚拟事件积极有效地组建一个 不可见 的国家形象”，并通过类似“教堂”弥撒仪式的集体观影环境，强化这一形象的普适性与共享性。由此，研究电影领域的国家形象在已经到来的国际公关时代意义非凡，既为国家形象“他塑”提供诸多案例，又为中国形象“自塑”提供指南。尽管已有文献多次证明，好莱坞电影对华人形象的符号化想象充满了东方主义色彩，要么危险似傅满洲、军阀、唐人街罪犯等；要么下等如蝴蝶夫人、去势的中国男性、未开化的农民等，这些固定的华人银幕形象表征着中国处于被西方精神殖民的事实。然而，巴柔指出，异国形象绝不是对异国现实的客观描 王 臻 张 昆：被形塑的“中国人”：百年奥斯卡电影华人形象的框架分析 述，而是基于本国社会秩序认知的异国想象，其象征结构摇摆于乌托邦和意识形态两极。那么，奥斯卡电影里的中国形象是否符合这一论断？华人形象对于西方文明的价值和意义何在？这些尚未得到系统思考或论证的问题，便构成了本文的主要任务和目标所在。二、研究假设跨文化形象学是对异国形象或描述的研究，反映了身处特定历史语境与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中的本土文化对异国的审视与想象。跨文化形象学研究的绝大部分命题集中于意识形态形象和乌托邦形象两个关键概念，二者构成了解释各种具体现象的核心范畴。也有学者认为，在解释异国形象的复杂意涵与机制时，还需反思在这两种形象类型之间的交叉重叠现象。现实中，不乏一些国家形象随着历史变迁在意识形态形象和乌托邦形象之间转换，甚至在某些文本内部既存在意识形态形象又体现乌托邦形象。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基于两位学者的理论。周宁指出，中国形象是西方现代文化的两种“他者”镜像，可以是理想化的，表现西方对东方的欲望与向往，满足自我否定与自我超越的冲动，也可能是丑恶化的，表现西方对东方的恐惧与排斥，符合自我确认与自我巩固的需求，二者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可能相互取代、相互转化。巴柔则认为，形塑者对异国形象持有四种态度：狂热、憎恶、亲善与联盟。其中狂热和憎恶是一对相反的态度，形成的是乌托邦形象或意识形态形象；亲善是中间派态度，形成的是朋友形象；联盟则重建“一个新的正在统一起来的整体”，形成的是伯仲形象。可见，狂热、憎恶、亲善三种基本态度以清楚和恒久的方式构成了诠释异国、阅读他者的各种最明确的表现，而联盟则是一种建构的取向，以乌托邦与意识形态重叠交叉的方式描述“一个新的正在统一起来的整体”内部的异国。由此，本研究假设对奥斯卡电影中国形象的塑造也存在三种基本态度 狂热、憎恶和中间派，且这三种基本态度将导致三种不同的中国形象出现 理想化的，丑恶化的以及中性的。同时，奥斯卡文化对中国形象也存在“联盟”的建构取向，并导致第四种中国形象的出现 被收编或置换的中国“介体”。三、研究设计本文以李一鸣、李渝凤等学者的研究为起点，选取 年间获奥斯卡奖项的 部显示华人形象的电影（见表），探讨如下问题：（）从 年至 年，获奥斯卡奖项电影里的华人形象总体表现如何，呈现出哪些共性特征？（）获奥斯卡奖项的影片中有哪几类常见的华人银幕形象？他们分别代表什么角色、功能和主题？基于美国社会里的华人无论是第几代、是否取得美国国籍，普遍被看作是“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的基本事实，本文对中国人与华人不做严格区分，并设定华人形象电影样本选取标准如下：一是影片以中国为题材，叙述中国故事；二是影片出现中国人，且有明显的台词；三是影片的故事背景或某一情节发生在中国，包括了唐人街等华人社区。值得注意的是，部电影中包含 苦干 斯坦在中国 颍州的孩子 玛雅琳 美国工厂 等纪录片，虽然这些影片不同于剧情片，但它们极富中国元素，且与剧情片一样以西方视角观察中国形象。基于此，我们对 部电影中关键的 个华人形象进行了编码。其中，对讲述中国故事的电影，从中选取的华人形象为主角和配角；对非中国故事电影，所选取的华人形象为至少有一段台词的角色；对故事背景是中国的电影，华人形象则按社群 工作群 族群等“集体人”形象选取。这一选取方式确保了最大化吸纳典型的华人形象。“介体”概念取自勒内基拉尔（）的 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该书指出，主体、介体、客体构成“三角欲望”的拓扑学，主体通过模仿介体对客体的欲望来强化自身的行为动机或激发某种潜在的欲望。参见 法 勒内基拉尔 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 罗茂，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 第 卷第 期 表 部获奥斯卡奖项电影中的 个华人角色影片名称获奖年份华人角色上海快车惠菲、亨利张消失的地平线张先生、桑德拉、藏民大地王龙、阿兰、荷花、次子、长子、王父、叔叔、地主婆、女仆苦干抗日军民爱情多壮丽韩素音、三叔一家、韩素春、申医生、诺拉环游世界八十天香港市民、服务员从毛泽东到莫扎特：斯坦在中国音乐生、观众、上海市民末代皇帝溥仪、婉容、文绣、监狱长、太傅、乳母、太监、慈禧、川岛芳子、溥杰、陈宝琛、太妃玛雅林：强烈而清晰的洞察力林樱卧虎藏龙李慕白、俞秀莲、玉娇龙、罗小虎、碧眼狐狸芝加哥凯蒂颍州的孩子艾滋病孤儿、志愿者蝙蝠侠：黑暗骑士刘先生、大楼保安：大破天幕杀机赌场杀手、妓女包宝宝母亲、包宝宝美国工厂曹德旺、王河、雷贝佳人物形象的一级指标。定序变量包括：年龄状态、外貌形象、谈吐气质、行为举止、工作性质、生存环境、群体中的身份；定类变量包括：性别身份、着装、体质、职业、居住地、是否有名望或有特别技能。按照一定标准对定序变量逐一赋值，项分值之和为该人物形象得分：（）年龄状态：幼年 老年，壮年；（）外貌形象：丑陋，普通，美貌；（）谈吐气质：粗鄙，讷言，有度，优雅；（）行为举止：鲁莽，畏缩，敏行，高贵；（）工作性质：不务正业，体力劳动，全职在家 重复脑力劳动，创造性劳动，决策工作；（）生存环境：恶劣、居无定所，不良、条件差的，稳定、无风险的，优越、受保护的；（）群体中的身份：无独立人格，附属他人，底层，受雇于他人，独立工作生存，中层，有一定地位，领导者，能控制他人。本研究根据这些定序变量的最低值和最高值，确定形象评价总分的阈值。将这 个定序变量所得分值依次相加，得到形象评价总分的阈值在 分 分之间。据此认为人物形象最负面评分为 分，最正面评分为 分，中性评价得分则为二者中间值 分。据此可划定形象评价等级：分为负面形象；分为偏负面形象；分为中性形象；分为偏正面形象；分为正面形象。三、内容分析（一）华人总体形象描述如果把 部获奥斯卡奖项电影里的 个华人形象简化成抽象个体，那么根据描述统计结果，大致有三种人：一是华人青年女性，外貌姣好，有礼貌、话不多、表情少，穿中式服装，生活环境大多稳定，从事主妇或有一定技术性的工作，缺少社会权力和声望，但拥有艺术或武术之类的特殊技能；二是华人中老 王 臻 张 昆：被形塑的“中国人”：百年奥斯卡电影华人形象的框架分析 年男性，外貌普通，穿中式服装，有礼貌，生活环境多变，从事职业劳动，在群体中有一定的地位，拥有一定财富和声望，但因循守旧、缺少抗争精神；三是华人集体，包含了各年龄段，个人面目不清、少言寡语、肢体动作少，整体面貌淳朴、害羞，穿简单又相似的中式服装，生活环境复杂，有恶劣的也有安逸的，大多处于社会中下层，从事工作类型很多，但在影片中他们往往基于一致的目标实施统一行动，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和服从性。（见图）图 获奥斯卡奖项电影华人形象的性别身份占比根据上述形象评价范围，个华人银幕形象的描述性统计如下表（见表）。结果显示：超过半数的华人形象为偏正面或正面评价。其中，偏正面形象最多，占总体形象的；偏负面（）和正面（）居中；负面及中性形象最少，只占 和 。表 华人银幕形象评价的描述性统计形象评价次数有效百分比累计百分比负面 偏负面 中性 偏正面 正面 合计为了进一步确认获奥斯卡奖项电影的华人总体形象，本研究运用单一样本 检验来厘定获奥斯卡奖项电影华人形象，结果显示：个华人的形象评价均值为 ，与检验值 之间无显著差异。故认定此类华人形象的总体评价接近中性、稍偏正面，与描述统计结果一致。那么，影响华人形象评价的因素有哪些呢？本研究对定序变量、定类变量与形象评价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所有定序变量都与形象评价之间存在正相关，且相关系数检验的概率 值均小于显著性水平。其中，工作性质与形象评价的相关系数最高，为 ，说明工作性质越复杂、对人的创新要求越高，故形象评价越正面，反之亦然。其次为行为举止（）、谈吐气质（）、群体中的身份（）、生存环境（）。相关系数最低的是外貌形象（）和年龄状态（）。在定类变量中，只有居住地、名望和技能与形象评价呈正相关。其中，名望和特别技能与形象评价在 的水平上极其显著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和 ，居住地与形象评价在 的水平上显著相关，相关系数为 ，由此表明在居住条件、社会名望、技能掌握方面享有优势的人，形象评分较高。总体而言，获奥斯卡奖项影片里华人总体形象评价为偏正面，这一结果既与人物的年龄状态、外貌形象、谈吐举止、工作性质有关，也受到群体中的身份特征和生存环境的影响，还与其居住条件、社会名望和掌握技能相关。（二）华人形象的主题框架研究发现，获奥斯卡奖项电影中的三类主要华人形象为贵族（）、妓女 杀手（）和商人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 第 卷第 期 （）。其中，贵族的人物原型通常为公主，代表了中国封建特权的叛道者；妓女 杀手的人物原型为助手 敌手，代表没有地位的“妖女”；商人的人物原型为捐助者，代表了西方不可小觑的中国资本。（见表）表 获奥斯卡奖项电影中的三类主要华人形象特征形象贵族妓女 杀手商人外貌形象美貌美貌无明显特征谈吐有度 优雅讷言有度举止高贵轻浮敏行生存环境优越恶劣优越工作性质决策工作 全职在家不务正业决策工作身份阶层上层 中上层底层、贫穷阶层中上层、精英阶层名望及特别技能名望：是否；技能：否是否是是否形象评价得分 根据 部奥斯卡电影样本中的 个华人物形象（其中抗日军民的职业覆盖了全部种类，故不在计算之内），本研究就形象评分与人物职业做交叉统计，又对每一职业形象评分做均值统计，结果如图。研究发现，形象评价得分最高的为官员（分），其次是贵族（分）和商人（分），主妇、学生、无明显特征、地主、公司职员处于 分之间，农民、自由职业、妓女 杀手处于 分之间，最低为侍从（分）。（见图）图 华人职业形象评价评分根据普罗普和格雷马斯提出的形态学理论，结合甘姆森等人提出的框架分析方法，本文以电影文本特定主题话语包（隐喻、范例、标志词、描述和视觉图像）为分析工具，归纳影片所蕴含的原型（主题、角色、功能）特征，总结奥斯卡电影出现频率较高的三类华人形象 贵族、妓女 杀手和商人的人物框架（见表）。表 三类主要华人银幕形象的电影框架形象贵族妓女 杀手商人隐喻打破常规 等待拯救下贱、罪恶与西方世界的交易范例末代皇帝：溥仪、婉容、文秀；卧虎藏龙：玉娇龙上海快车：惠菲；芝加哥：凯蒂消失的地平线：张先生；美国工厂：曹德旺 王 臻 张 昆：被形塑的“中国人”：百年奥斯卡电影华人形象的框架分析 续表形象贵族妓女 杀手商人标志词出走，离经叛道诱惑，出其不备投资，精明果断描述“我要离婚”“我后悔，后悔被抓到”“工厂成功说明美国引资政策成功”视觉图像传统服装，深居后院，容易接受新事物暗色系服装，吸烟，不被尊重中式服装，儒商，精于计算主题封建社会的叛道者威胁正统社会的妖女庞大的中国资本角色公主助手 敌手捐助者 伪主人公功能破禁咒具 加害救助 提出非分要求 贵族在获奥斯卡奖项电影中，有四分之一的华人角色与中国的皇族、贵妇形象有关。这些地位高贵的人是封建统治的符号象征，代表了特权、显赫和荣耀，也象征着腐朽、落后与不自由。此类影片往往表现西方凝视下的晚清封建权贵，这一时期也是西方列强撬开中国国门的时期，使得该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政治隐喻。获奥斯卡奖项电影里的贵族大致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生活骄奢但身陷牢笼。最为突出的是电影 末代皇帝。影片采用平行叙事，闪回讲述溥仪跌宕的前半生。无论在紫禁城内，还是在天津、东北，溥仪都过着钟鸣鼎食、夜夜笙歌的生活，连宫里的太妃、太监也锦衣玉食，不知世间疾苦。尽管生活骄奢，但是溥仪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受到封建礼教的严苛管制，大到成家立室，小到如厕排便，都有人在旁监督安排。溥仪的英国教师庄士敦为皇帝争取戴近视眼镜的权利时，一针见血地指出：“皇帝一直被软禁在皇宫内犹如囚犯，即便退位后仍然没有自由，无法出门，而皇宫中的太监和总管们想的只是如何中饱私囊。”影片隐喻了中国皇帝的权力与地位是一个哄人的谎言，只要他试图逾越界线就会被制止，而唯一能替他说话的是西方人。第二，“娜拉出走”式的贵妇。末代皇帝 中，溥仪一举迎娶两个老婆 皇后婉容自小学习西方文化，一生伴随溥仪，伪满洲国成立后她不愿意成为日本人的傀儡，移情吸毒；皇妃文绣在离开紫禁城后，受西方一夫一妻制观念影响，不愿变成情妇而主动提出离婚。两个老婆从不同角度对封建礼教进行抗争，做出了与易卜生小说主人公娜拉挣脱“玩偶”家庭束缚的类似举动。同样，影片 爱情多壮丽 中的富家小姐韩素春因为不满封建家庭的包办婚姻，也选择了离家出走。姐姐韩素音受三叔委托游说妹妹，一番交谈后，决定支持妹妹，帮她办理护照离开重庆。在影片 卧虎藏龙 里，同样没有婚姻自由的官家千金玉娇龙选择了逃婚，一头扎入自由无羁又凶险莫辨的江湖，最终一跃万丈绝壑。第三，命运结局往往是悲剧。譬如，离开了溥仪的婉容吸食鸦片，形销骨立，含恨而终；投身江湖的玉娇龙跳崖皈依，暗示了背离主流意识行为以失败告终；还有 爱情多壮丽 对妹妹韩素春没有交代结局，而爱上有妇之夫的姐姐韩素音最终永失所爱。总体而言，获奥斯卡奖项电影里的中国贵族形象是封建礼教的叛道者，他们长居深宫后院，年纪不大，受过教育，言谈举止有礼有节，内心比较叛逆；他们表面上生活优越，居于社会的中上层阶层、有一定地位，实际上缺少人身自由，很少与外界联系，虽享有一定名望，但没有社会实权和特别技能。影片对贵族形象的评价得分为 分，属于偏正面。作为全世界观众的想象客体，奥斯卡电影复现了中国权贵们的秘辛生活，为观众构筑了巨大的陌生感，成为西方世界的欲望载体，隐匿其后的是西方对东方的救赎神话。贵族的角色功能多为被拯救的公主，其出现意在破坏或违反原有的禁令或规定，而破禁的过程往往需要一位西方导师 英雄的“教化”。比如 末代皇帝 里的庄士敦、爱情多壮丽 里的美国记者马克，他们不仅帮助公主解困，更从思想上改变了公主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将陌生的中国封建礼教与大家熟悉的西方现代文明勾连起来，为世界观众提供一条打通东西文化差异的甬道。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 第 卷第 期 妓女 杀手获奥斯卡奖电影中的妓女 杀手都是生活在最底层的人群，他们在剧中担任助手或敌手的角色功能，对其评价多偏负面。妓女 杀手最明显的特征是充满诱惑力，无论是惠菲、凯蒂、荷花的柳眉凤眼水蛇腰，还是碧眼狐狸的身体力行、徐徐诱导，都极具迷惑性和吸引力。获奥斯卡奖项电影里的妓女 杀手形象主要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从事为人所不齿的行业。影片 上海快车 里的惠菲机敏善良，但身为华人妓女的她没有得到人们的尊重，大家只羡慕她杀死军阀赢得 万美元奖金，却不在乎她被玷污后的痛苦和愤怒。影片 大地 中的妓女荷花主动勾引王龙，被纳为小妾，养在富丽堂皇的内院，百无聊赖中她又在家里勾引王龙儿子，被捉奸在床，匍匐求饶。影片 芝加哥 里的凯蒂是一名富裕的舞女，她开枪射杀了躺在床上的情人及其两个情妇。整个经过被上流社会人士当作八卦消息嬉笑言之，极尽讽刺；而凯蒂在入狱时踢打记者的行为则被认为“有精神问题”。第二，推动主人公发出行动，但自己没有完整的故事和结局。在 上海快车 里，白人妓女“上海百合”身穿华服，头戴面纱，妆容精致，柔光打在脸部营造神性光晕，表现其放荡外表掩饰下的纯真内心，受到男主人公哈维的爱慕。当牧师列举她的劣迹时，哈维不屑一顾，出言维护“上海百合”。而中国妓女惠菲衣着深色简朴，齐刘海遮额，暗调光线打在她脸上突显了眼妆的上挑浓重，暗示她是一个外表沉静、内心危险的人物。当哈维与惠菲见面时，看似礼貌、实则无情地拒绝了惠菲握手的请求，并坚称“我保留选择自己朋友的权力”，而“上海百合”也称与惠菲同行“只是出于好心”。影片结尾，惠菲在杀死企图侵犯“上海百合”的军阀后就没了故事，而“上海百合”则与哈维热情相拥取得大团圆结局。同样作为配角的凯蒂出场时间只有 分钟，其身份背景通过律师的讲述交代，重点场景只有两个，一个是她在自家卧室枪杀情人，另一个是她入狱时受到大批媒体采访。这两个场景的设置只是为了警示第一女主角洛克希尽快意识到自己“不红”了，并促动她做出应对 洛克希急中生智，假装怀孕，重新博回新闻记者和律师比利的眼球。大地 里的妓女荷花作为女主人公阿兰的反面，衬托阿兰的勤劳、贤惠与孝顺。荷花依靠美貌和出卖肉体依附王龙过上了锦衣玉食的生活，她丝毫感受不到男权制度的压迫，也不在乎自己的人格和尊严，最终还因为勾引王龙的儿子被王龙抛弃。基于上述两点，获奥斯卡奖项电影中妓女 杀手的主题框架是威胁正统社会的“妖女”，其角色原型来自“伊甸园的蛇”，象征诱惑与邪恶。这类角色的总体形象评分只有 分，属于偏负面。如果抽象成普遍的个体，那么其形象是这样的：青年女性，容貌美艳，言谈举止有迷惑性，会做出加害他人的举动，没有朋友也没有爱人，在群体中的身份地位低下，受人鄙视，无特别技能。商人在 部获奥斯卡奖项电影中，中国商人的正面形象占到了，可见，此类影片对中国商人的态度较为积极。唯有一位完全负面的中国商人形象来自 蝙蝠侠：黑暗骑士 里的 刘先生。获奥斯卡奖项电影中的商人形象主要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拥有大量财富，擅长投资，精于计算。中国商人在奥斯卡奖电影中往往由男性扮演，角色功能为捐助者 伪主人公，他们拥有巨额财富，擅于发挥手中资源进行贸易和投资，也可能对主人公提出某些非分要求。譬如，电影 消失的地平线 里的藏民张先生拿山谷里盛产的黄金与外界（西方）的“昂贵”物资进行交换，以维持香格里拉建筑精致、物资丰富的安逸生活，甚至以此诱导英国领事康威等人留在香格里拉帮助他们发展。黑暗骑士 里的刘先生担任黑帮的财务总监，在香港拥有一座摩天大楼。他转移了巨额黑钱，为求自保又在哥谭警局里对瑞秋坦白：“我很擅长计算，（黑帮）所有投资都是我操作的，一大笔共同基金。”这帮助了警察将黑帮所有人指控为同谋者重罪，而刘先生可以得到豁免权并独吞这笔钱。第二，注重精神层面的追求，重利也重义。在香格里拉，张先生跟康威探讨了一系列哲学和宗教问 王 臻 张 昆：被形塑的“中国人”：百年奥斯卡电影华人形象的框架分析 题。他以“适度”的美德教化香格里拉居民，让信仰和习俗不相同的人彼此团结友爱，使得香格里拉社会祥和安宁。纪录片 美国工厂 塑造了一位身家数百亿、笃信佛教的儒商曹德旺。他对人间的情感复杂而敏感：福耀美国工厂数万员工在他荫蔽之下，有饭吃有房住有工做；但制造业本身以消耗人的时间和精神为代价，以至于人都成为了机器的一部分。影片里有一段他的独白：“其实我自己弄不清楚，到底是有功之人呢，还是有罪之人？如果不是心情不好就不会这么想。人嘛，活着就是要干活的，你说是不是？”这也为美国工厂的未来发展埋下一个伏笔。总的来说，中国商人形象在获奥斯卡奖项电影中表现为偏正面，评价得分为 分，代表了西方所需要的资本力量和商机。他们谈吐机敏，举止温和，对他人肉体没有攻击行为，但也不会吃亏，从事决策性工作，生存环境优越，属于社会上层阶级，拥有巨额财富和较高社会名望。四、研究发现通过对 部获奥斯卡奖项电影中的 个华人形象分析，可以看出，华人形象在奥斯卡电影中涉及了研究假设的三种形象 理想化的，丑恶化的，以及中性的，其中“中性的”和“理想化的”华人形象占到了近三分之二，华人总体形象为偏正面的形象框架，这与已有的好莱坞电影华人形象“消极”“偏负面”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反映出获奥斯卡奖项电影的独特性，也体现了本研究的价值。首先，华人形象在百年奥斯卡长河里并非主流，也不多见。这与好莱坞电影华人形象的境遇相似，只是奥斯卡电影里的华人形象更为零散。事实上，美国电影也不可能把中国作为其主流形象进行描述或推介。从这个意义上说，奥斯卡电影华人形象的研究仍具有“一叶落而知秋”的功用。其次，这些为数不多的华人形象中有半数以上属于偏正面或正面形象框架。这与好莱坞电影华人形象通常为“撒旦”或“家臣”的消极形象明显不同。究其原因在于奥斯卡奖的特殊历史条件与文化语境。一方面，奥斯卡奖基于经济利益与政治意图，采用“球土化”策略收编华人文化。以淡化政治意图、强化观感体验的姿态，或零散戏仿华人特征，或“去中国化”改写华人内涵，以达到全球票房布局之目的。另一方面，“两个美国”代表本土文化商业利益的美国和代表世界电影艺术制作最高水准的美国 同时影响着华人形象的塑造，使其摇摆于忽善忽恶之间。可见，摇摆的是美国电影对中国的态度，而不是本研究与既有研究的结论差异，即异国形象摇摆于乌托邦与意识形态两极之间的奇特现象客观反映了西方形塑者变化着的主观印象和基本态度。再次，摇摆的华人形象，虽大多为偏正面形象，但依旧未摆脱西方电影对中国的臆想，其文化意义产生也源自阿尔都塞所说的“总体意识形态的招呼或质询”。在此，想象主体对同一个中国的态度是一个可变动的指标，狂热或者憎恶并非固定不变的，两者可能互换、逆转。研究发现，奥斯卡电影华人形象的性质并非固定一种，而是存在三种性质 乌托邦的，意识形态的和中间派的，并且多数华人形象偏向正面。这种关于华人形象定性结论的多义性，恰恰反映了西方文化审视者对中国的复杂情感以及华人形象的具身性和多样性。最后，研究华人形象不是就事论事讲其好坏，而是要发现其变化特征与背后的成因。奥斯卡电影的华人形象是一种美国社会总体想象物，传递着美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企图。关于好莱坞电影华人形象的已有论断并没有错，“傅满洲的幽灵”穿越百年一直萦绕着美国电影有关中国的想象，但这一形象在奥斯卡电影中不甚明显，且存在与乌托邦形象交叉、重叠的情形。因此，与其讨论中国形象究竟是傅满洲还是陈查理、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不如讨论奥斯卡如何建构这种“非傅满洲非陈查理”的中国形象，这些形象表征了什么样的文化事实。在最近的奥斯卡奖上，电影 花木兰（提名 年最佳视觉效果和最佳服装设计）就以联盟的态度对中国传说故事做“泛东方主义”重建：花木兰从替父从军的女儿变身自觉自醒的战斗公主，原有历史语境也被削平为可以销往全世界的迪斯尼童话。有学者认为，想象主体所要表达的愿望、所面临的困境、所采取的策略及其原因与机制促成其对他者形象的塑造，这一过程就是文化建构。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 第 卷第 期 由此，对影响奥斯卡电影华人形象性质的因素和机制的分析才是研究意识形态形象、乌托邦形象和中立派形象划分的根本目的。只有这样，奥斯卡电影华人形象研究才能把重心转移到文化建构上，而不是纠缠于形象的优劣或真假上。五、结 论尽管奥斯卡电影华人形象呈现出比已有研究更丰富的形象层次，且以偏正面形象为主要面貌示人，但这一形象在西方电影中仍属于个别少数，并未起到建构中国形象的作用。基于此，我们要认识并利用好这类华人形象，“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西方审美形塑“中国人”的正面、积极部分，为中国电影提升大国形象提供启示。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采用框架分析的方法可通过量化研究直观地呈现华人形象特征，但是人物形象与观众审美之间可能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使得具体人物的单项分值仍有偏误的嫌疑。由于电影艺术本身的主观性与多义性，单纯的量化手段无法覆盖所有的感知可能，这对华人形象的特征研究构成一定挑战，也有待后续研究进一步拓展分析。参考文献：陈林侠 跨文化背景下中国电影的国家形象建构 北京：人民出版社，：达尼埃尔亨利巴柔 形象 孟华 比较文学形象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李勇 超越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反思跨文化形象学解释性范畴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周宁 天朝遥远 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达尼埃尔亨利巴柔 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 孟华 比较文学形象学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吴卫华 好莱坞电影的中国想象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责任编辑：袁密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