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空间的治理”到“治理的空间”：迈向空间正义的城市治理现代化.pdf

中 共 宁 波 市 委 党 校 学 报 JOURNAL OF THE PARTY SCHOOL OF CPC NINGBO 收稿日期 2023-05-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撤村建居社区空间重构与治理转型研究”（18BSH058）作者简介 郎晓波（1981），女，浙江杭州人，中共杭州市委党校（行政学院）法学与社会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杭州市委党校社会治理与地方政府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基层社会治理。2024 年第 1 期（第 46 卷总第 257 期）No.1,2024（Vol.46,Serial No.257）从“空间的治理”到“治理的空间”：迈向空间正义的城市治理现代化 郎晓波（中共杭州市委党校 法学与社会学教研部，浙江 杭州 310024）摘 要 空间治理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以空间转向和空间主导为主轴发掘空间的政治价值，并将其上升为政治和意识形态意义上的空间生产和空间治理。这既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生产理论的拓展，也揭示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治理危机与阶级矛盾的实质。进一步地，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在阐释空间和知识、权力关系的基础上，对西方社会资本主导的城市治理提出强烈批评，并指明迈向空间正义的实践路径。空间生产的运行机制和空间正义的价值诉求为当前我国城市治理现代化提供重要启示，有助于推动城市治理从“空间的治理”真正向“治理的空间”转型。关键词 空间的治理；治理的空间；空间正义；城市治理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 D66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4479（2024）01-0032-11 一、引言 时间与空间是人类创造文明的两个重要维度，也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两种基本方式。长期以来，“时间”一直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焦点变量，而“空间”概念却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叙事中，时间和历史是现代性政治思想的主导维度，马克思在他的实践唯物主义体系中也始终把“时间”作为理论的主轴，重在展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后现代政治思想关注空间问题，对新马克思主义而言更是如此。以列斐伏尔为领军人物的新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理论家秉承马克思主义叙事传统，抓住空间与政治的关系，坚持认为空间与政治的结合已经成为城市社会生活的一种生产方式和机制并深深嵌入市民的生产生活。这为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及其斗争方式的理解打开思路。福柯、哈维、苏贾等学者进一步揭示了权力、知识和空间的关系，并提出迈向空间正义的城市规划与治理实践。可见，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勾勒空间政治理论的学术图谱时始终肩负着双重使命。一是揭露和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制度体系的运作机制，从而为解放政治提供新的参考路径；二是揭示空间的多重属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24 年第 1 期 33 性，为现代城市治理和国家治理等重大议题提供新的实践范式。本文将从列斐伏尔关于空间生产“三元性”的立论基础出发，阐释其对马克思主义生产理论的拓展，由此揭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空间治理危机本质，进一步引入空间正义的价值逻辑以展现空间生产理论的完整脉络，并由此提出应推动城市治理自“空间的治理”向“治理的空间”转型，探寻城市治理现代化的空间解锁之道。二、空间生产“三元性”理论及对马克思的拓展 20 世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空间转向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以社会关系的思维方式思考空间；二是主张空间本身具有“生产性的能力（productive capacity）”，即强调空间的生产性功能。大体而言，以列斐伏尔的思想为代表的空间理论主要聚焦于三个层面：观念化空间的理论挑战、日常生活的空间维度以及特定专家群体（如城市规划者等）的空间实践1202。（一）空间生产“三元性”列斐伏尔从认识论和本体论上重新思考空间，认为空间组织是全球经济组织体系结构和功能的核心。传统的空间概念，或是把空间看作既可被客观测量又可被化约的对象和形式，或是把空间看作观念的构造物，但两者都将空间预设为单纯和中立的概念。与这些化约性的空间理论相对，列斐伏尔提出空间包括物理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即感知的、构思的和生活的空间。“感知构思生活”三元组合表述为空间术语，即空间的实践、空间的表征和表征的空间，空间通过这三个相互联系的空间化过程被社会性地生产出来2181。第一，空间的实践（spatial practices），即感知的空间，是指人们通过日常生活对世界的感知，这种感知的空间包含着所有可观察的和可感觉的事物。也就是说，空间实践主要指物质性，主要包括构成日常生活的物质现实。空间实践除了包含物质建筑之外，也包含生产这种物质现实的各种过程。空间实践涉及物质的或被感知的空间，是一种常识性的阐释活动，人们通过它来辨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运动。空间实践涉及既定社会构成中的生产与再生产、特定场域和整体空间特征。第二，空间的表征（representations of space），即观念化的空间，表明空间是被规定的或被构想的。空间的表征是由科学家、城市规划师、都市专家、技术官僚以及社会工程师等生产的理性的、抽象的空间，是一个关于秩序的空间，意识形态、权力和知识支配着这种空间形态。空间的表征涉及观念化的或构想的空间，通常是指更加抽象的空间观念，更多用于媒体、地图、市政规划等，以代表或理解空间。空间的表征涉及生产关系和在此关系上所建立的秩序，是一个既定构成中的符号、代码、意义以及知识体制。第三，表征的空间（spaces of representation），即生活的空间，涉及直接生活于其中、充满人类生活体验的空间，是主体间的、流动的和动态的空间，包含着栖居其间的行动者的情绪、情感和记忆，表达了共同体的社会规范与价值观。空间通过它所联系到一起的图像和符号而变得栩栩如生，因此它是“居住者”和“使用者”的空间。它试图去改变并且使之与其想象力相吻合，覆盖了物理空间，使用其客体的符号意义。表征的空间也可以是斗争的空间，各种替代性的空间符号、图像、话语和叙述等充斥其中，彼此之间构成竞争与张力33839。（二）空间生产理论对马克思生产理论的拓展 列 斐 伏 尔 通 过“三 元 辩 证 法（triple dialectic）”，把历史创造（历史性）、社会构成（社会性）和空间生产（空间性）结合起来，试图借此阐释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在列斐伏尔看来，每个社会都处于既定的生产模式架构中，这个架构的特殊性质则形塑了空间。空间34 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24 年第 1 期 性的实践界定空间，在辩证性的互动里指定空间，又以空间为其前提条件。如果说马克思忽略了历史进程中空间的作用，那么列斐伏尔的重要贡献在于他强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空间性维度，并将空间和地理的分析嵌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列斐伏尔认为，并非只有以时间解放为主题的历史神学，空间本身也参与了历史进程。从该意义而言，列斐伏尔进一步扩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理论。在马克思那里，生产主要是指物质的生产，而空间通常被当作是物质生产的器皿和媒介。列斐伏尔所描述的空间生产不是指在空间内部的物质生产，而是指以空间作为生产对象的空间本身的生产，即由“空间中的生产（production in space）”转变为“空间的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最为显著的空间生产就是城市空间的规划与设计。由此，空间的生产同任何商品生产一样，它是被策略性地和政治性地生产出来的，它是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462。列斐伏尔将空间视为生产力和生产资料，是跟时间、金钱一样重要的社会资源。在列斐伏尔研究的基础上，苏贾强调由社会活动生产出来的场所具有的展演性特征，也就是说，场所是由栖居于其中的个体展演出来的5201。从这种视角看来，社会空间是开放的、非本质化的，是由实践进行展演和定义的；同时，社会空间也会生产并在一定程度上结构化实践活动。作为一种方法论取向，空间的三元性规避“对立、对比或对抗”。空间实践是生产与再生产社会空间的实践活动，这些社会空间由社会结构、社会系统和社会设置构成。一方面，社会空间是空间实践的对象；另一方面，社会空间生产和再生产实践，同时，社会空间既可能促进也可能制约与空间有关的实践。社会空间的生产将形成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也生产出象征着社会关系和实践的知识。概而言之，空间的表征与表征的空间是社会空间的重要维度，人们通过社会关系中的空间实践生产社会空间，通过社会实践生产与再生产知识。马克思提出，在资本主义的经济与政治模式下，资本家通过分离管理控制与工人生产来剥削抽象劳动与剩余价值，因此可以通过设计和采用一套新的国家治理体系来实现这个目的，这种新的国家治理体系将从经济精英那里夺取权力，然而再分配给工人阶级，从而取代原来寄生性的管理结构，最终实现互惠共生。这套共有的、社会合作性的治理体系将重新分配社会的产品，并通过工人自治重新定义它的社会关系。而列斐伏尔从空间生产理论出发，提出要通过工人自治管理实现民主化的空间生产。这种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处于工人的控制之下，工人应该对他们的生产实践以及生产的价值进行直接的政治指导和管理，这也是工会权利的基本诉求，但是工人自我管理的基本理念还包括了更广泛的社会政治参与和合作性经济的含义68889。工人自我管理的理论原则重构了草根政治与治理实践，工人自治意味着社会生产关系的自我管理。列斐伏尔的理论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自治的理解以新的含义，他的工人自治观念涉及将自上而下的、秩序性的国家权力转变成去中心化的政治和社会关系，这种理论框架和实践策略将最大程度地促进公众参与。该民主化的社会过程是一种根本性的政治变迁，它将确保自我管理的自发性与可持续性。也就是说，工人掌控或自我管理的观念不再是一种固定的条件，而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自我批评、争论考量和冲突斗争的过程。关于自我管理的讨论将重新回归日常生活的重要性，自我管理的政治原则将从日常现实中浮现并嵌入日常生活结构。社会空间里的参与活动能够赋予自我管理以意义，并消解资本主义国家的绝对权力7149。三、空间生产理论视野下资本主义社会的治理困局 反思城市化和现代化带来的城市空间治理问题是空间生产理论的重要初衷之一。空间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24 年第 1 期 35 远不是一个非政治化的停滞地带，其正在迅速变成 21 世纪政治斗争的重要领域。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永远是政治性的和策略性的，假如空间的内容因中立的、非利益性的气氛而看起来是“纯粹”形式的、理性抽象的缩影，那么这正是因为它已被占用。空间生产理论重新定义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空间属性并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实质。（一）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生产的形态与功能 列斐伏尔认为国家由三个不同的层次所组成：一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区域空间，二是由政治和行政机制、建构环境以及象征性纪念物所构成的国家社会空间组织的内在组成成分，三是由国家所生产的头脑空间。国家不仅在机制上实行空间控制，而且也渗透到日常生活意识中，并生产出相应的头脑空间，通过它来达到社会一致和政治同一的目的。空间是国家试图控制个人、团体、阶级之间社会关系的重要工具之一。但是，国家并非仅仅是某种对预先存在的空间进行有意识操纵的机制，它本身也是一种社会空间组合和社会建筑形式，并在全球经济空间中施展控制社会关系的权威。空间作为一个整体被用来生产剩余价值而进入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具体见表 1）。可见，资本主义的空间具有各种功能。首先，作为生产资料，利用空间如同利用机器一样；其次，作为消费对象，空间是一种被消费的产品；再次，作为国家统治的政治工具，国家利用空间以确保对地方的控制，实现严格的层级、总体的一致性和各部分的区隔；最后，只有阶级斗争才能制造差异性空间，从而阻止资本主义抽象空间在全球蔓延。当代资本主义的众多社会空间往往矛盾性地相互重叠、彼此渗透。因此，空间的规模或等级应该被理解为相互矛盾的各种社会力量密切纠缠在一起的场所8681。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通过空间“实体”产生了相关自主性，并在资本主义或者新资本主义条件下造成新矛盾。列斐伏尔提出，资本主义认为自身有能力淡化一个多世纪以来各种内部矛盾，并且发展到自认为先进的、由国家管理的、寡头垄断的工业资本主义，而它采取的手段就是占有空间并生产出一种空间9。列斐伏尔将资本主义的空间与各种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直接联系起来，而这种再生产是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制度维系自身存在的诸过程。通过这种方式，各种阶级关系被包含于社会组织的空间之中，同时空间问题也被提升到阶级斗争的核心地位。（二）资本主义社会的空间治理困局及本质 资本主义体系的主要空间矛盾是碎片化空间与全球化空间之间的矛盾。全球化对资本主义而言是必要的，因为资本运作的基本逻辑表 1 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形态及个体社会知识类型 社会结构 个体知识 社会知识 空间表征 资本主义空间表征 表征空间 资本主义表征空间 社会 层次 社会作为总体 个体 群体 社会关系 社会关系 社会子系统，社会作为总体 社会子系统，社会作为总体 经济 使用价值，生产方式 技能 知识产品 经 济 调 解的形式 价格、金钱（或礼物逻辑）分配结构 市场体系 政治 规则，集体决策 政治观点与洞察力 集体性的政治世界观 政治规则 国家编撰的法律、对立的法律框架 管控模式 资产阶级的法律制度，资产阶级国家 文化 集体身份与意义 身份、意义 集体性身份、集体性意义 规 范 与 道德 资产阶级的和社会主义的规范与道德 道德系统 资产阶级道德体系 注：Fuchs Christian.Communication and Capitalism：A Critical Theory M.London：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2020:264.36 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24 年第 1 期 是“占领一切空间”，进而攫取足够丰富的原材料和足够大的市场份额，并在资本积累过程中迅速占据优势。然而，出于工具性的目的，资本积累过程也需要对市场进行空间分割，因而产生了支离破碎的空间，但是这些空间通过不同的空间层次（诸如地方性的、全国性的、国际性的）而相互连接起来。这种空间上的矛盾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张力是一致的。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还催生了抽象空间，其与社会空间相对，并通过抽象劳动来创建价值的空间。抽象空间具有“二维的、工具性的空间规划，国家干预和资本剥削”的含义；是一种“与工具主义的人类行为相联系的结构，它可以通过国家以及资本的干预得到充分的利用。”119 抽象空间是帝国主义的，在核心空间与边缘空间之间形成了一种对立。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空间的形式和属性是不一样的，具体而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有三个不同。第一，社会主义有自己的空间，也必须生产属于自己的空间，但它是在完全意识到其概念与潜在问题的情形下生产空间，这意味着私有财产以及国家对空间的政治性支配的终结，也意味着从支配到取用的转变以及使用优于交换。第二，资本主义的空间是一个均质性空间，是各元素间可以互换的商业化空间，也是一个国家无法忍受任何抵抗与阻碍的警察空间。因此，政治空间、经济空间融合在一起并取消了空间的差异性存在，而社会主义的空间则是包容差异性的空间。第三，社会主义的空间颠覆了支配性空间，是“自下而上”的空间，它实现了普遍性的自我管理。苏贾和哈维进一步拓展了资本主义空间困局的阐释。苏贾指出，资本主义的生存仰仗独特性的生产和对零散、同质化并具有等级结构特性的空间的占有，主要是通过官僚（或国家）控制的集体消费、在多层面上对中心和边缘进行区分、将国家的权力强行注入到日常生活来达到目的。在各种生产关系不能得到再生产时，而不是简单地在生产本身被停止时，资本主义的最终危机就会到来12140。哈维发展出一种独特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专注于研究资本主义的空间关系以及都市的、区域性的和国际性的冲突与阶级斗争。哈维深入探讨了资本社会经济系统存在的诸多矛盾，将资本视为资本主义运作的“引擎”，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引起各种抵抗策略13164。资本作为一个过程的动态运作机制，与其存在之间具有内在的张力与矛盾，为了更好地促使资本自由地流通，就必须建造大量的基础设施，而这些基础设施是相对固定的，这似乎又背离了现代资本对流动性的追求147576。空间障碍越不重要，资本对空间内部场所的多样性就越敏感，对各个场所以不同方式吸引资本的刺激就越大，结果造成了在一个高度一体化的全球资本流动的空间经济内部分裂、不稳定、短暂且不平衡的发展15370。城市规划者的设计通常代表着国家利益，在他们的主导下生产的城市建筑是各种使用价值（道路、桥梁、大坝等）的集合。这些社会产品并非自由选择的结果，而是资本主义技术官僚统治的结果，其目的是维持现有的社会秩序，即确保资本对劳动力的支配16231。四、迈向空间正义的城市治理现代化 城市治理与空间问题密不可分。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西欧和北美试图通过都市空间规划调适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缓解资本主义城市体系的内在危机，其实践大致可以划分成四个阶段，即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旧区域主义”、20 世纪 80 年代的“新自由主义”和“不干涉主义”、20 世纪 90 年代的“新区域主义”和 21 世纪以来的“新城市区域主义”17282。几乎同时期，受去殖民化浪潮影响，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也开启了新的城市规划进程。一方面，这些规划旨在彰显本土性的历史文化与民族特色；另一方面，它也希望减少贫困、失业和文盲等现象，改善普通民众的生活质量。但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24 年第 1 期 37 列斐伏尔对上述西方社会资本主导的城市规划提出强烈批评，指出这些规划设计属于“构想的空间”或者“空间的表征”，在这些空间里，意识形态与知识不加区分地结合在一起以表现社会。因此，这些城市规划成为一种危险的“减法推断（reduction-extrapolation）”，在铺设各种管道和道路网络的过程中体现着所谓的科学严谨1898。福柯指出了西方城市规划与治理背后知识、权力与空间的关系，哈维和苏贾等学者在对西方城市空间规划提出批评的同时提出空间正义理论，真正完成了城市空间生产的价值建构。（一）城市治理中的知识、权力与空间 空间是权力运作的主要维度，福柯更关注权力在空间中的分布状况。城市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空间形态，既管理着普罗大众的日常行为，也管理着组织机构的行为，使之朝着可预期、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城市需要通过空间的分配、重构、升级与改善来进行治理。由此，城市治理涉及空间与知识、权力、身体之间的关系。在福柯看来，治理不是权力关系中的个体对特定领域采取直接的、至高无上的和强制性的控制，而是关于某个人群的规范如何无意识地由公民或主体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过程。因此，“治理术（governmentality）”是一种管控行为与实践的间接性手段，它承认行动者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自主性，即行动者可能反对与规范化相关的日常实践活动。即使一个人对其他人享有权力，但这种权力也不是绝对的，因为“没有一种权力不存在潜在的拒绝或者违抗。”19324 在各种权力技术中辨识出潜在的裂缝可以为抵制提供某种空间。福柯探讨都市空间规划尤其是用“部署（dispositif）”这个术语来思考权力、知识、空间与规驯之间的关系。在城市里，建筑师与规划者认识到空间的社会性力量，他们通过几何学的空间设计与凝视生成规驯化、正常化的社会空间，并赋予日常生活以秩序性。对福柯而言，空间不是一种决定性的装置或技术，因此，他更喜欢用“设备（quipemen）”“安排（arrangement）”等词语来谈论空间2057。城市空间规划是一种技艺或政治艺术，对都市空间的管理和分类是对社会有机体进行管控的重要构成，能够清除、形塑和重置特定的城市人口。空间是生成性的，它促进或引发特定的实践行动。因此，都市空间的形成和发展都具有强烈的意图性，空间实践也具有特定的价值观和道德色彩，它可能偏好某类人，同时排斥、拒绝甚至隔离具有某些特征的群体。通过特定形式的空间配置，能够达到民众生活、经济效益、政治运作的优化。空间也是互动场域的一种权力形式，管理者通过它对个体的生活、肉体和心灵进行空间化治理。如何通过城市社会的空间设计和重构以方便其成员的日常生活，在最大程度上促进社会流动的同时确保公共安全是城市治理面临的重要议题。通过空间配置即建造集体性的空间形式，可以提升社会治理水平。（二）探寻空间正义：“公共空间”与“生活空间”的修复 保障城市权的空间正义是对人作为城市主体而非奴役对象的呼唤。空间正义既完成了对空间生产的价值建构，也在城市规划和治理的实践维度指明了全社会自觉保护公民合法空间权益的政策目标。第一，确保空间作为权力分配机制的公正性；第二，确保空间规划决策过程中主体参与的平等性；第三，确保弱势群体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空间福利21198。学界进一步研究发现，公共空间和生活空间在城市治理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是维护权益的重要领域。公共空间通常被视为一个开放的、多元的和包容的空间，但不一定是所有人都普遍可以使用的。空间的公共性涉及一系列条件，包括获得空间的规则、对空间进入进行控制的来源与性质、特定空间里认可的个人与集体行为以及使用规则等2252。通常的市政管理仅仅关注38 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24 年第 1 期 以经济发展为导向的工程项目，而几乎不关注公共交往空间。公共空间本身亦可被看作是一种资本类型，其实体形式包括公园、广场、购物中心以及网络空间等，其既可以是实践活动的具体场所，也可以是象征性的场所。公共空间可以提高公共参与率、增加社会的包容性，同时也是实践基层民主的重要场域23123。培育和建构适宜的公共空间能够成为政府能力建设的催化剂，可以提高居民在公共空间里的参与度，从而增强市政管理与服务功能2458。因此，应该使公共空间的生产及维系变得常规化和规范化，通过将城市规划的空间和物理要素与沟通实践联系起来，最大程度地提升城市生活的宜居性。空间研究者还强调要关注生活空间，因为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也最直接地与人们的日常感受、情感联系在一起，即生活空间与个体的生存体验密切相关。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包括实证主义的地理学研究者，往往将空间视为具有行政管理边界的实体，或者通过经济标准或技术性的标准对其加以界定，忽略了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生活空间。列斐伏尔高度关注“空间的情感性”，因为生活空间是一个充斥着个人与集体感觉（包括视觉、触觉、听觉等）的空间，各种情感、想象与意义嵌入在日常生活空间之中，个人通过复杂的符号网络和实体形式进行交互体验。与此同时，情感的空间也是一个不断流动的、易变的、动态的和充满活力的空间，它充满了喜怒哀乐，这些生活空间里的情绪体验将直接影响到作为行动者的个体的行动策略。从精神或情感的层面而言，生活空间是指同一个空间占有者之间的休戚与共、相互扶持与帮助，具体包括相互情感上的倾诉和宣泄，精神上的相互寄托等。从物质的层面而言，它是指能够对生活空间或邻里生活提供关照的物理设置，譬如基础性的健身设施、净水器设备等。大都市生活空间（lived space）的沉寂反映这样一种政治状况，即霸权式话语和意识形态拒绝都市民主25279。在地方性政策制定中，自治的基层组织和邻里协会的结合所产生的地方性权威扮演着重要角色。邻里类型、市政规模、支配性的社会资本都是理解城市治理的重要因素263250。因此，日常生活空间中人们的情感维度是城市规划和治理需要考量的重要因素，不应该拒绝、规避、压制或轻视充斥着情感的生活空间，生活空间的构建要考虑栖居者的情感与感受，以及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的感知与传承。五、启示与路径：从“空间的治理”到“治理的空间”空间生产的实践机制和空间正义的价值意蕴为当今城市治理现代化的研究范式提供重要启示。在我国，市场化改革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推进产生了新的空间形态，相应地也对城市治理提出新要求。从宏观层面来看，进入21 世纪，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政府尤为关注空间（环境）安全与可持续发展间的关系。从实践层面来看，城市空间重构意味着传统治理观念与治理方式的转型，这对提升我国城市治理能力提出了极大挑战。（一）“空间的治理”和“治理的空间”不同的空间属性与空间形态往往是共时性的、交互性的存在。就公共空间而言，城市空间治理会对既有的治理体系产生重要影响，而国家往往忽略对公共空间的投入和管理。缺乏适当管控的商品化和私有化进程直接导致“公共空间的死亡”。就生活空间而言，整合或融合意味着新来者与已有居民之间需产生可持续的良性互动2782。公共空间涉及人们对某个空间属性的享有权利，而这种权利是通过对空间的管理与治理体现出来，同时也通过它们解决冲突与分歧。生活空间通过各种联结关系和聚合效应等使空间获得规范性的力量，尤其是使规划空间具有道德和伦理的特征。不少学者的研究将空间视为一个“赋权连续统（a continuum of empowerment）”，该赋权连续统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24 年第 1 期 39 的范围包括从个体实现他们的基本需要到共同体形式的集体合作性决策制定的各要素28263。大致而言，影响城市空间治理的因素包括城市规模、公共空间供给和管理过程中的自愿参与程度、生活空间参与主体的多样性等。随着我国城乡关系的变化，尤其是新型城镇化大力推进下的空间重构，也相应地要求治理结构的变迁。通过重构公共空间、生活空间，从而将“依附空间（spaces of dependence）”转变成更加宽广的“参与空间（spaces of engagement）”29136。基于此，关于空间与治理之间的关系，本文提出两种观念，一种是“空间的治理”，另一种是“治理的空间”，这两者之间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在内在联系方面，“空间的治理”与“治理的空间”基于社会关系的视角，是一种社会性、关系性的存在，而不是仅仅将空间视为对象、客体或容器。这两者之间体现了社会空间结构与人类能动性之间的辩证关系。这种观念在本质上根源于当代社会科学领域关于空间属性的重新思考。正如列斐伏尔强调，人类不仅生产社会关系和使用价值，也生产社会空间，生产关系与再生产关系形成了社会空间。因此，空间既不是容器，也不是所有物。在新的空间研究范式下，社会空间既是一种生产方式，又是一种社会产品。“空间的治理”与“治理的空间”之间也存在明显的区别。“空间的治理”是将空间作为客体，是一个过程性的表述，也就是通过空间进行管理和治理，包括对邻里空间、交往空间、街道、广场等进行有效介入和管理。社会治理有不同的方式和手段，而“空间的治理”则是以空间作为首要的治理手段和管控方式。“治理的空间”是将空间作为主体、对空间本身进行的管理和治理的结果，它涉及修复、创造和培育新型的空间，如“公共空间”“生活空间”。“空间的治理”与“治理的空间”是两个不同的城市治理维度，但两者之间并不一定是矛盾的和互斥的。相反，两者之间是主体与客体、过程与结果的统一。城镇化的深入推进涉及城市治理的基层政治与空间性问题，政治家、城市设计者、企业家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等城市精英是正在进行中的社会与文化变迁的重要构成，提高民众对公共生活的参与度将有助于提升和改善城市的综合治理水平。简而言之，本文提出两层含义：第一，各类社会行动者通过空间生产社会；第二，社会行动者通过空间治理社会。但是，空间本身并不仅仅是治理的手段、工具、对象或客体，它本身也构成其目的。“空间的治理”是对空间进行治理，它意味着空间是诸多治理过程的其中一个环节。它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通过空间治理来实现城市治理。在这种视角下，空间本身被视为一种社会治理的机制，其最终意图是达到自我管理或自治，尤其是通过空间重构来维持权力秩序和社会秩序。空间的重构，包括空间的分割、重置、聚合、分配以及创造等，被吸纳为城市治理中制度化的管理方式，并以空间为基础对特定人群采取包容或排斥的策略，并以明确可见的或隐晦的方式呈现出来，而治理的空间是将空间视为目的本身。这两个概念的区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空间生产理论尤其是迈向空间正义的城市治理理论的时代价值，也将带领我们深入理解空间重构下的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核心与实质。（二）从“空间的治理”迈向“治理的空间”的实践机制 城市治理是国家空间重构的舞台与媒介，一旦国家开始部署社会基础设施生产和再生产，那么国家经济发展就与国家战略紧密联系起来并影响城市的发展。因此，城市治理是一个关键的制度领域30423。现代化的城市治理应辩证地结合不同的空间治理形式，从人与自然均衡、和谐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赋予城市社会以公平、正义与活力，尤其是在理解空间之重要性的前提下，将空间整合到公共政策之中，这将是对城市治理的有益创新。40 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24 年第 1 期 基于此，城市治理要实现从“空间的治理”迈向“治理的空间”需坚持两大原则。一是空间正义的原则。无论是哪一种意识形态的社会空间，其主体都是人。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空间是社会的解放以及伴随而来的个体自由，这才是真正的属于人的“社会”31195。空间正义尤其要关注弱势群体在社会空间中的基本权益，包括空间分配正义和空间治理正义。二是多元主体参与的原则。空间的生产和管理应该包括多个利益相关的主体，让更多的参与主体加入空间的生产和管理过程。空间正义在逻辑上也要求政府在制定空间公共政策时坚持公众参与制度，即要求空间层面的政策制定和执行应由政府和作为利益相关者的公众参与，以充分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和话语权。第一，打破行政主导的城市空间生产和管理机制。现代化在公共事务管理上的一个重要体现是管理核心范式的转变，即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3211。行政主导的空间生产和管理机制通常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它的管理手段较为单一，在面临较为特殊的案例或临时出现新的非常规的现象时缺乏灵活有效的应对措施。二是容易形成一刀切的工作作风，拒绝差异化的对待方式，并且往往只对上级负责。三是官僚作风严重，上下政令不够畅通。因此，以行政为主导的空间生产和管理机制难以应对全球化、区域化等空间生产大背景下出现的各类新旧问题，尤其是当它涉及空间生产要素的调整和重组时，行政手段在积极应对方面往往显得捉襟见肘。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不同的空间形态具有异质性和差异性。除了城乡差异之外，空间的差异性还表现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和西北内陆地区以及不同的区域文化、经济基础和历史底蕴等，这些因素都要求破除一刀切、统一化和自上而下的行政主导的空间生产和管理方式。在积极探索城市空间生产和管理的机制方面，有两种理论和观念可资借鉴。一是“空间句法”理论。20 世纪 70 年代末，比尔希勒提出“空间句法”（Space syntax）理论，之后学术界在有关城市形态的研究中逐渐深化和运用该理论，从而为城市空间与村镇景观空间研究提供了一种科学理性的空间分析方法335。二是强调以空间与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来建构空间规划的理论341959。空间的生产和管理将影响生活、工作其中的人的感受，并且对人际互动产生深远影响。因此，空间的生产和管理应该充分考虑居于其中的人。一方面，空间设计应确保人际互动的顺利开展，或者说有助于人与人之间发生互动，增加人际吸引力和空间和谐感；另一方面，空间设计也应确保个体享有规避不必要的互动的权利。城市化是一个空间生产过程，而任何空间生产过程以及空间结构的维系都不应该以牺牲某类弱势群体的利益为代价。第二，建立城市空间规划与资源配置协商机制。空间规划是一种综合程度很高的科学实践活动，它需要考虑空间、人居、地理、区位、政策、资源配置等多方面的因素。空间规划可能因历史因素、经济条件以及资源丰富程度等方面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但目的都是为了促进空间协调、实现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在城市治理的过程中，尤其应该注重在合理的空间规划和有限的资源配置之间建立一种合理的、有效的协商机制，从而促进空间要素的自由流动，优化空间资源配置，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和公共生活空间的最优化。长期以来，我国城市空间规划存在发展规划与空间规划割裂、注重资源开发而缺乏保护、空间规划低水平重复交叉等问题。因此，必须建立空间规划与资源配置的协商机制，协调各种关系要素，避免空间的同质化和单一化，从而确保各种资源要素的流动，科学有效地开展空间规划工作。协同治理理论是一种方兴未艾的综合性治理理论，该理论将自然科学领域中的协同论融入社会科学中的治理理论。协同治理理论认为，政府、市场以及社会组织等是相互分立的治理主体，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24 年第 1 期 41 我们可以通过建立开放性的公共平台和制度化的沟通渠道，将与社会治理相关的不同利益主体在彼此信任和互惠的基础上达成共识，以期最终形成一致的集体行动35138。城市治理工作必须直面社会空间理论的批判与反思，致力于重建社会空间、完善空间正义供给并减少社会排斥。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治理理论有助于完善空间规划；反过来，建立合理的空间规划和资源配置的协商机制也有助于提升现代化的城市治理水平。针对我国当前城市空间规划中面临的上述问题。一方面，空间规划应当明确各级纵向层次的政府规划事权，建立协商共治型政府关系。另一方面，空间规划协调还应该考虑同一层级不同种类规划间的相互协调，实现“多规合一”，这样才能有效地解决多重空间规划并行导致的负面效应。第三，探索社会快速流动背景下城市空间整合机制。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社会流动和社会变迁也在不断地加速。在社会快速流动的背景下，空间是围绕着人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以及信息流等要素流动而建立起来的空间，它通过对时空的压缩逐步改变了传统的空间关系，以至于使现代化获得了“流动性”特征。流动空间在强化区域空间相互作用的同时也将解放物理邻近性，提高了区位自由度。现有的城市治理模式还普遍缺乏完善的空间整合机制，包括居住空间、文化空间、公共空间以及商业空间等。空间整合不等同于空间同化，空间整合是在保持各个空间独特属性的前提下优化空间配置、提高空间使用和运作效率。通常而言，空间整合包含了多重维度，诸如城乡空间整合、区域空间整合、公共空间整合、生活空间整合等。空间整合是以不同空间之间的相互作用为前提的，而且整合的结果是将空间互动效应达到理想的状态。以城乡空间整合为例，城乡二元分割导致城市与乡村在空间形态、生活方式、经济模式、思想观念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城乡空间整合是对城乡空间系统、构成要素及其要素结构系统进行调整和梳理，使其产生结构转型从而达到系统整体效应最优化。具体而言，城乡空间整合的措施包括空间统一规划、实现功能互补、部门之间相互协调等。空间整合过程中尤其不可忽略城市边缘区或交错地带，它们是城市化的重要空间载体。然而，这些边缘区域还难以承载城市功能的扩散要求，继续整合完善基于社会综合发展需要的公共空间和生活空间。在社会流动不断加速的现代化社会里，由于不同的空间要素之前的关系已经脱离了原先的特征，而且即使是同一空间形态下，作为空间主体的行动者、作为政策制定者的政府机构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发生了结构性改变。城市治理应该积极探索不同的空间整合机制，协调不同的空间要素关系、调和空间矛盾、理顺不同空间形态的优先次序，最终达成城市社会既有活力又有秩序的良性运行状态。参考文献 1 Christoph Bernhardt.Governance,Statehood,and Space in 20th Century Political Struggles:An IntroductionJ.Historical Social Research,2017(2).2 英肖恩霍默.弗雷德里克詹姆森 M.孙斌,宋成河,孙大鹏,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3 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 M.Oxford:Blackwell,1991.4 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5 Marianne Larsen.Jason Beech.Spatial Theorizing in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ResearchJ.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2014(2).6 Richard Bower.Who Decides and Who Provides？The Anarchistic Housing Practices of John T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