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南方写作”的地方性与世界性.pdf

中外诗Chinese And Foreign Poetics歌研究“新南方写作”的地方性与世界性唐诗人2018年底，批评家陈培浩评论陈崇正的小说时，探讨了“新南方写作的可能性”。陈培浩指出陈崇正小说的巫性叙事特征，并结合斯达尔夫人的“南北方文学”观点，认为中国的南北方文学划分之外，还可以有一个“南方以南”的“新南方写作”。“南方以南”的“新南方”，其“新”比对的是传统的“南方”，后者基本被理解成“江南”意义上的“南方”。需要说明的是，陈培浩提出的这个新的文学地理概念，并非为“南方以南”的作家争取关注度，隐藏在这个概念背后的，是对文学审美的多元化企望，或者说拓展人们关于南方文学的风格认知。另辟“新南方”，意在说明：中国的南方很大，中国的“南方文学”风格很驳杂，江南之外还有一大片难以被传统的“南方文学”概念所涵括的异质风格。探寻“新南方写作”的风格针对陈培浩的新南方论述，陈崇正于2 0 1 9 年发表文章大湾区文化的新南方思维进行了呼应。陈崇正认为，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代表的“新南方”有着更多元、更灵动、更科技化的独特魅力，它有别于厚重庄严的北方文化，也有别于典雅优美的江南文化。“粤港澳大湾区文学”也是一个新近的文学地理学概念，具备更强的文化政治和文化经济内涵。“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城市群湾区，“粤港澳大湾区文学”也主要属于城市文学范畴。陈崇正想用“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来充实“新南方文学”，突出“南方以南”文学文化的多元性和科技化特征。这种城市文学意义上的“新南方风格”，与陈培浩以陈崇正小说为基础所强调的传统乡土意味更浓重的“褥热、湿润的南方风格”形成了呼应。后来陈培浩兼顾这两种风格进行了概括：“新南方代表着斩新的经济生活及其催生的全新生活样式，代表着高科技、新城市与人类生活所形成的巨大张力，代表着南方以南诸多尚未被主流化的“地方性叙事。”兼顾乡土和城市，甚至希望把诸多尚未被主流化的“地方性叙事”全部纳入其中，可见在陈培浩眼里，“新南方写作”有着强烈的风格内涵与理论野心。陈培浩、陈崇正对“新南方写作”的倡导，并不是独自完成的，从提出之初就与众多作家和评论家的思考相协同。如杨庆祥、朱山坡、林森、王威廉、杨丹丹等人。其中，杨庆祥早在2 0 1 8 年左右便开始了关于“新南方写作”的筹划，他以阅读黄锦树作品以及苏童、葛亮对话文章文学中的南方等为契机，关注到广东、广西、海南、福建等地青年作家作品风格的独特性，由此思考了“南方以南”文学存在的主体性相关问题。在新南方写作：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一文中，杨庆祥对“新南方写作”的作家构成、概念内涵和理想特质等进行了系统的理论阐释。杨庆祥此文可视作“新南方写作”概念正式进入了当代文学批评话语的理论宣告书，文章最后是一句颇有意味的“时间开始了！”不管“新南方写作”有没有真正开始，或者说何时算得上真正开始，“新南方写作”作为文学地理学概念都已经登上了当代文学批评的舞台。作为一个新的批评概念，它当然不是封闭性的，而是开放性的，还可以有更多维度的拓展。概念的开放性，意味着我们也可以质疑它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比如，“新南方写作”要与江南、岭南文学形成区别，这其中的合理性何在？如果说陈崇正、陈撇帆、林培源、陈再见、林渊液等人的潮汕小说有着浓郁的地方性巫文化色彩，那么江南文化本就有“巫蚬”传统。如隋唐时代就有言“吴越之俗尚鬼，民有病者不谒医而神”，而当代小说中，以江南为地域背景的小说也有一些36Chinese And Foreign Poetics中外诗Chinese And Foreign Poetics歌研究会触及巫现文化。郑义的女巫等小说就是江南故事，有清晰的巫性叙事特征，包括余华、格非、苏童等人的先锋小说，如难逃劫数世事如烟迷舟敌人褐色鸟群等，也经常出现算命先生、巫婆、法师等神秘角色，让小说显得阴诡诞，语言和故事等各方面都有着清晰的南方文化色彩。包括“粤港澳大湾区”意义上的城市文学，强调科技色彩，但这不能说是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文学的独特品质，比较北京、上海等地城市文学亦有或可以有科技现实写作，典型如北京折叠。由此可见，我们并不能简单地以“此地有、别处没有”来为“新南方写作”确立存在感。相反，我们需要换一种思维方式，不是简单地因差异而求他人的关注，而是因独特且有普遍性而能够自证价值。这类似于海南作家林森、广西作家朱山坡等人在探讨“新南方写作”时所强调的世界性视野。打造“新南方写作”的世界性世界性认知其实是我们今天提出和推动“新南方写作”的思想基础。“新南方写作”并不是为了突出自已与他人不同的那些“奇特性”，而是为了与江南文学以及更多地域的文学形成共鸣，共同奏响“中国文学”这一丰富博大的交响乐。强调世界性视野，其意涵是需要那些生活在新南方地区的作家，能够立足于“新南方”，面对整个世界说话，针对这个时代发言。在这里，“新南方”是一个文化地理基础，它不同于江南等地域的文化。“新南方”地域的作家，因生活区域文化地理的独特性，能够带来哪些可以分享给全中国读者乃至具备全世界影响力的文学声音，这才是“新南方写作”作为一个文学地理学概念能够成立以及值得提倡的根本所在。当然，在文学当中实现“与他者对话、共鸣、目光交汇”，这种“求同”的需求并不是要去除差异。“求同”的前提恰恰是因为各自有“不同”。作家来自不同地域，作品背后有着不同的文化语境和文学传统，却能够出现可以对话、能够共鸣的审美现象，这就足以说明这些地域的文学有着不可忽视的美学和思想价值。比如，最近王威廉推出的野未来系列小说，他的故事都建立在广州等粤港澳大湾区高度科技化的城市生活基础之上，但小说所探讨的却是带有普遍性的人性真实和人类命运归宿问题。独特的广州给了王威廉独特的感受和别样的故事，形成小说后其关于人性和人类命运问题的思考也能够启示更多人。“新南方”不限于岭南，它囊括了“南方以南”很多文化区域。杨庆祥指出：“新南方写作”涉及地理范围有着丰富多元的文化遗存，如“岭南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闽南文化、马来文化等等”。不同文化地理区域必然带给作家不同的文学素材，但仅作为文学“素材”的差异并不是文学审美层面值得分享的品质，而是素材之上作家的文学创造力，它可表现为文学叙事艺术的创新，但最根本的还是思想的创造。恰如马尔克斯等拉美作家之于世界文学的意义，我们看重的并非拉美文学写了什么奇葩故事，而是写故事的方式如魔幻现实主义风格，以及这种叙事风格背后的思想魅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新南方写作”在突出“南方以南”因地域文化差异有着不同的故事内容的同时，更应该强调“南方以南”的文学经验蕴藏着何种世界性品质。新时代，中国文学呕须走向世界，世界性应该成为“新南方写作”的核心品格。评论家曾攀说：“新南方写作并不局限于自身的地域属性，而是以“南方为坐标，观看和包孕世界，试图形塑一种新的虹吸效应。”“新南方”不是划定写作范围，而是开放性地面向南方、面向天涯海角的广大世界，既吸纳外面的人才到南方来写作，也立足南方书写整个世界。“新南方写作”要向世界展示南中国广阔地域的独特文化风貌，要以世界文学为视域，创造具有世界文学影响力的“新南方文艺美学”。（刊发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 0 2 1 年1 2 月2 9 日）Chinese And Foreign Poetics 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