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使用、新型城镇化与家庭旅游消费——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pdf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贸易经济类核心期刊67引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居民消费伴随着经济发展飞速增长。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速的逐步放缓，投资与出口的拉动作用正在逐步减弱，持续挖掘内部需求、提振居民消费热情，成为新常态下推动经济复苏的重要手段。根据相关研究测算，2021 年我国旅游产业对国民经济的综合贡献比重超过 15%，连续 17 年出现正增长，但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平均 30%左右的贡献比重，我国旅游消费市场的挖掘仍显不足。旅游产业是“无烟工业”，能够起到环境保护、生态涵养的功能，对社会进步存在重要意义。与此同时，“互联网+旅游”新型模式的诞生，也为传统旅游产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指引，通过优质旅游资源的整合推介，打破了地理空间限制，满足了现代居民的多元化需求。但互联网的广泛发展也对旅游产业形成了挑战，短视频等新兴方式的产生打破了旅游景区的神秘感，降低了游客对旅游消费的期待，催生了以“VR+体验旅游”为核心的新型旅游模式，减少了现场旅游的收入。综合而言，互联网使用对我国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究竟如何？本文将聚焦于旅游消费领域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异质性问题，探讨新型城镇化对旅游消费的影响，综合互联网使用现象进行理论解读，以期在激发我国居民旅游消费需求、薛 梅1 谢镕键2 副教授 通讯作者（1、海南大学旅游学院 海南海口 570228；2、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旅游学院海南三亚 572022）内容摘要：互联网时代，丰富低价的旅游产品不断涌现，推动我国居民家庭旅游消费投入快速增长，而新型城镇化趋势则进一步助推旅游消费增长。本文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两期数据（CGSS2016 和 CGSS2018）构建省级面板，深入研究了互联网使用对家庭旅游消费的经济影响，并从新型城镇化的视角剖析了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相较于不使用互联网的家庭，使用互联网的家庭在旅游上的整体消费提高了 2.409%；第二，从城乡异质性分析的角度来看，互联网使用对城乡家庭的旅游消费均具备显著促进作用，但该效果在城镇家庭中更大；第三，以新型城镇化发展作为中介变量开展逐步回归，结果证明互联网使用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背景下可以进一步促进家庭旅游消费总量，中介效应在总效应中占比为 65.1%，说明新型城镇化发展是发挥互联网对旅游消费推动作用的重要渠道。关键词：互联网使用；家庭旅游消费；新型城镇化；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中图分类号：F7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9397（2023）20-0067-04文章著录格式：薛梅，谢镕键.互联网使用、新型城镇化与家庭旅游消费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 J.商业经济研究，2023（20）：67-70互联网使用、新型城镇化与家庭旅游消费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基金课题：2022 年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课题（课题编号：HNSK（JD）22-7）扩张旅游消费市场、促进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等方面提供有益借鉴。文献综述随着居民消费升级趋势的不断衍化，旅游消费成为高质量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旅游消费决策、行为及策略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目前大部分研究均集中于旅游消费行为及其影响因素上。徐志刚等（2017）提出，旅游消费受到地方经济水平和政策支撑等“硬要素”的影响，也与消费者本身的家庭、个体特征息息相关，是关联宏微观两大方面的复杂议题。从宏观层面来看，景气度、环境污染、基础设施、人文环境等要素都与旅游业紧密关联，这也导致了旅游业脆弱性与高竞争度并存的局面，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上述宏观要素对旅游业的影响进一步扩大（易行健等，2020）；从微观层面来看，家庭的可支配收入、资产净值、教育水平、生活预期等行为经济要素都影响着家庭旅游消费支出，我国传统文化造就的高风险厌恶现象，也造成了马斯洛需求理论的“失灵”。综合来看，针对我国旅游消费发展的预测往往“顾此失彼”，难以对我国旅游业发展方向提供准确意见。对于互联网经济的研究正逐步成为经济学领域的核心Consumer Market68商业经济研究 2023 年 20 期议题，由于互联网发展对社会、产业和文化的冲击，其产生的交叉性影响导致了研究的复杂性。罗蓉等（2020）的研究基于互联网与家庭决策的视角展开，指出互联网对信息传播模式的影响，改变了群众对旅游信息的接受方式，互联网对居民消费的正向倾向挖掘作用正在逐步显现；陈东锋（2022）则考察了互联网对旅游产业的影响，认为互联网催生了以“体验”为核心的旅游业态，大量旅游景区仍未完成从“卖风景”到“卖体验”甚至“卖文化”的转变，已经远远滞后于我国居民的实际需求。姜欣言和王强（2022）在考察互联网使用和家庭居民消费的过程中，从家庭、户主、省域异质性等多个视角展开，分析了互联网使用与家庭消费的理论渠道与相关机制。梳理上述文献可以发现，互联网的兴起对传统旅游产业、旅游消费和消费者行为均产生了冲击。与互联网使用对旅游品质和旅游业态形成的巨大影响研究相比，互联网使用对消费者旅游行为的研究则严重滞后，鲜有文献进一步对互联网使用的影响机制进行分析，例如新型城镇化等渠道。基于此，本文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两期数据，结合省级相关面板数据，从理论与实证视角对该问题进行深入剖析。研究设计（一）样本选择本 文 的 数 据 主 要 来 自 两 期 中 国 综 合 社 会 调 查（CGSS2016和CGSS2018），该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发起，每两年公布一次。从 2016 年的调查开始，CGSS 数据库的A 和 C 模块中统计了居民和家庭的互联网使用情况，是目前国内罕见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互联网使用数据。本文选择了 CGSS 数据中包含的 28 个省份所关联的区域经济数据，如人均 GDP、总人口等，相关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及各省份统计局，最终得到两期共计 9021 个数据。（二）变量选择被解释变量：本文采用 CGSS 数据库中的居民人均旅游支出（居民家庭旅游支出总额/家庭人口规模）来衡量居民旅游消费水平。其中，居民家庭旅游支出总额=旅游交通费用+景区门票费用+食宿费用；家庭人口规模以数据库所统计的家庭总人数衡量。解释变量：居民是否使用互联网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当家庭中至少有 1 人使用互联网时取 1，否则取 0；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的使用互联网包括“是否电脑上网”“是否移动上网”两个问题。此外，本文在中介效应检验中采用了新型城镇化变量，参考易行健等（2020）的研究，人口城镇化对城镇居民消费倾向的影响不显著，而户籍城镇化则能够降低城镇居民的消费倾向，由此可以将新型城镇化表示为（城镇常住人口城镇户籍人口）/城乡常住人口。工具变量。考虑到本文研究中的互联网使用、新型城镇化及家庭旅游消费之间存在内生性问题，由于互联网的使用和旅游消费均可能引发家庭成员的消费决策转移，旅游消费总量较高的家庭的经济情况相对较好，在网络消费中的可支配资产更多，由此可见上述变量间的影响在理论上存在双向性。结合已有研究中的普遍做法，采用“本地区其他家庭上网情况”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是否使用互联网情况”的工具变量。控制变量：本文需要控制样本的三个层级，包括家庭特征、户主特征和省份特征。下面分别进行说明。家庭特征中包括 5 个变量，分别为家庭总收入对数、家庭净资产对数、家庭规模（家庭人口总数）、家庭是否城镇地区、家庭健康水平（家庭健康水平：根据家庭中各成员的健康水平均值计算所得，问卷中不健康赋值为 1、一般为 2、健康为 3。家庭健康水平均值 2，则该代理变量取值为0；否则代理变量取值为 1）；户主特征包括 5 个变量，分别为户主性别（男性取值为 1，女性取值为 0）、户主年龄、户主婚姻状况（在婚取值为 1，其他取值为 0）、户主受教育水平（小学毕业为 6、初中毕业为 8、高中毕业为 12、大专或大学毕业取值为 15、硕士及以上取值为19）、户主工作情况（工作取值为 1，其他取值为 0）；省份特征包括 5 个变量，分别为省份人均 GDP 对数、省份总人口对数、省份失业率、省份居民可支配收入对数、省份 4A 级旅游景区数量。（三）模型构建在分析样本原始数据中可以发现，核心被解释变量“家庭旅游消费”支出中存在大量取值为 0 的情况，我国大部分家庭不存在旅游消费，采用线性回归（OLS）方法可能无法得到一致估计量。为了保证估计结果的置信度，本文选择 Tobit 混合截面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如下所示：（1）模型（1）中，exptour代表家庭旅游消费，Internet 代表是否使用互联网的二因变量，Xi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实证结果与分析（一）基准回归在 Stata15.0 软件环境下进行计量分析，基准检验结果如表 1 所示。表 1 列（1）是家庭“是否使用互联网”对家庭旅游消费对数的回归结果。列（2）中加入了 5 个消费市场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贸易经济类核心期刊69家庭特征控制变量。列（3）和列（4）陆续加入 5 个户主特征控制变量和 5 个省份特征控制变量。结合以上回归情况，本文以列（4）的实证结果进行分析说明，列（4）中“是否使用互联网”所对应的回归系数为 2.409（p0.01），代表使用互联网的家庭比不使用互联网的家庭旅游消费高 2.409%，即互联网使用有效提高了家庭的旅游消费水平。从家庭特征来看，家庭总收入、家庭净资产、家庭处于城镇地区、家庭健康水平均与家庭旅游消费存在正相关关系，一般而言，家庭收入越高，资产储备越高，则消费能力越强，旅游消费倾向越强；处于城镇地区的家庭中，由于旅游示范效应和便利性的作用，旅游消费倾向越强。家庭特征变量中，家庭规模是唯一负相关于家庭旅游消费的变量，家庭人口较多，则户主的抚养成本对应上升，同时家庭在基础性消费（食品、服装、居住等）上的投入必然增加，根据马斯洛需求理论，基础消费投入将挤占更高层次的消费支出。首先，从户主特征来看，男性户主的家庭旅游消费更低，从行为经济学视角来看，一般而言男性更趋近于理性消费者，相对注重储蓄和风险，因此在旅游消费投入上更为审慎。其次，户主年龄与家庭旅游消费不具备显著关联，本文所采用的数据结构面向 2016 年和 2018 年两期，随着我国“80 后”“90 后”家庭数量的不断增加，年轻家庭的旅游消费水平不断提升，因此户主年龄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在本文的实证中并不显著。再次，已婚的户主家庭旅游消费更低，该结果关联于家庭人口结构，由于已婚家庭中往往人口更多，抚养消费和一般消费对旅游消费形成挤出效应，因此已婚家庭的旅游支出更低。再次，户主受教育水平与家庭旅游消费存在明显正向关联，高教育水平家庭的思维方式更为开放，更注重对个体精神层面的培育。最后，户主的工作情况与旅游消费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有工作的家庭收入更稳定，投入旅游消费比重更大。从省份特征来看，省份人均 GDP 水平与旅游消费显著正相关，该指标往往代表该省的整体经济水平，经济水平更好省份的居民对旅游消费的需求更强；省份总人口与家庭旅游消费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对我国的“人口大省”而言，整体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因此旅游消费产生了被挤出的情况；省份失业率与家庭旅游消费之间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失业率较高的省份经济情况相对较差，家庭收入稳定性不强，在旅游消费上投入较低；省份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家庭旅游消费呈现正相关关系，这进一步证明了家庭经济情况对旅游消费的影响；省份 4A 及以上级旅游景区数量与家庭旅游消费的关联性不显著，随着我国近年来“大基建”投入的成效不断显现，高铁、高速路网的逐步普及，国内居民“近郊游”的比重下降，“跨省游”持续上升，省份内部的 4A 及以上级景区与居民旅游消费的关联性随之下降。从年份特征来看，相较于 2016 年而言，2018 年的各项回归系数均出现显著提升，这也证明随着时间推移，我国互联网软硬件建设逐步成熟，一方面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地区开始普及互联网，并通过互联网使用提高了家庭旅游消费的倾向；另一方面互联网使用的覆盖率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家庭通过互联网降低了信息成本，了解更多优质互联网旅游产品，有效提升了家庭旅游消费水平。（二）城乡异质性分析表 1 的实证结果证明，处于城镇地区的家庭往往具备更高的家庭旅游消费。为进一步辨析城乡异质性情况，表 2 中汇报了互联网使用对城镇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家庭表 1 基准回归结果注：*p0.01，代表系数的显著性水平；（）中为稳健标准误，下同。表 2 城乡异质性分析结果Consumer Market70商业经济研究 2023 年 20 期旅游消费影响。列（5）-（7）为城镇地区的实证结果，逐步考察了加入家庭特征、户主特征和省份特征的情况，在控制相关因素后，互联网使用对城镇地区家庭的旅游消费始终存在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系数大小最终固定为 3.120。列（8）-（10）报告了农村地区的实证结果，互联网使用同样对农村地区家庭旅游消费起到了显著促进作用，且在考虑不同控制变量情况下逐步下降，最终固定为 1.604。从横向对比来看，互联网使用对城镇地区家庭的促进作用始终强于农村地区，这进一步证明了互联网使用在城镇地区存在更强的推动作用。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可能是：第一，由于我国城镇地区的互联网覆盖率更高、稳定性更强，城镇居民接触和应用互联网购物的时间更长，因此在互联网旅游消费不断涌现的情况下，城镇居民进行旅游消费的意愿被进一步挖掘；第二，城镇地区的基础设施更为完善，交通便利性更强，在“跨省游”逐步成为主流的背景下，城镇居民的出行时间和出行成本更低，互联网使用驱动旅游消费的动能更强；第三，我国农村依然存在恩格尔系数过高的问题，居民食品消费投入过大，且医疗、教育等资源匮乏，这些现象都大幅挤出了农村家庭的旅游消费。（三）“新型城镇化”的中介效应检验结合前述理论分析，为证明本文对“新型城镇化”在互联网使用和家庭旅游消费中的理论猜想，采用逐步回归法进行实证分析。由表 3 可见，逐步回归法的第一步结果证明，互联网使用对家庭旅游消费的系数显著为正（3.128，p0.01）。第二步中互联网使用对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系数依然显著为正（1.782，p0.01）。第三步将上述变量均纳入模型，互联网使用对家庭旅游消费的系数显著性依然未出现变化，但系数大小从 3.128 下降至 1.203，且此时新型城镇化对家庭旅游消费的直接影响为1.039（p0.01），说明互联网使用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需要新型城镇化渠道发挥。采用 Sobel 检验对新型城镇化的中介效应进行计算，在总效应中占比为 65.1%。作者简介：薛梅（1993-），女，汉族，陕西商洛人，硕士。研究方向：国际旅游消费与营销管理；谢镕键（1975-），男，通讯作者，汉族，重庆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旅游管理。参考文献：1.徐志刚，周宁，易福金.农村居民网络购物行为研究对城镇化消费示范效应假说的检验 J.商业经济与管理，2017（1）2.易行健，周利，张浩.城镇化为何没有推动居民消费倾向的提升?基于半城镇化率视角的解释 J.经济学动态，2020（8）3.罗蓉，彭楚慧，李勇辉.互联网使用会促进家庭旅游消费吗?基于“两阶段消费者意愿行为转换理论”的分析 J.消费经济，2020，36（5）4.陈东锋.互联网使用、心理账户对居民旅游消费模式的影响 J.商业经济研究，2022（1）5.罗蓉，彭楚慧，鲍新中.互联网使用与家庭旅游消费基于信息渠道的中介效应分析 J.旅游学刊，2022，37（4）6.郭润东，王超.互联网使用对家庭旅游消费影响的实证检验 J.统计与决策，2022，38（8）7.姜欣言，王强.信息化时代互联网发展对城乡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基于结构异质性的分析 J.商业经济研究，2022（21）8.亓元，石丹.旅游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品牌营销视角 J.时代经贸，2022，19（7）政策建议一是持续推进互联网与旅游融合发展，构建智慧旅游体系。坚持技术赋能，推动 5G、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区块链等信息技术革命成果应用普及，深入推进旅游领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升级，推动旅游业发展质量、效率和动力变革。二是提高互联网普及率，加快互联网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实现网络提速降费，加快各类旅游重点区域5G 网络覆盖水平，推动景区数字化改造升级。推进物联网感知设施建设，推动无人化、非接触式基础设施普及与应用。三是优化互联网消费环境，创新旅游公共服务模式。加强行业部门的管理与监督，厘清政府公共服务与市场旅游信息服务边界，构建新型旅游公共服务平台运营模式，完善游客移动支付保证，优化老年人等特殊群体旅游便利性，支持旅游公共服务平台开发专门应用程序和界面，优化使用体验。表 3 逐步回归检验结果消费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