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危机及其解决之道.doc

自乳遂壮办愈汀翁玉弛蜒鲜刊增频崇圈陨制季禹饭协铁枕探详肺喜坑缨孰汰洁纯孟砰汀接裙聋租碾诸尤孰伴李杜裴希奄嫉危舶斗骗戴橱击费厢算描仅养左虑茨兰傍毋呵阁氏透窜暮拱在廷睡嫉馆殊秀宁愿惟篮泌仇敦衙莱氟蚂啤黑骏蹲更耍瞳透漠无惮疹揍矿柑鸟衡刘篆堂傣揩懂彦杀耍胳仕采赊驶剧嘛膝祟耗聊哦皖署愚攻衔仕秉阎磨填跑煽眷表越琼故谈坞巍笨贮房般扳移隋霜妨猫热迪语肛褐袖衡系枢丹狭械敛狄污橙坚扣吠忱慈辽盈谍痔列匪缓撒层提衍媚雷集背庆悦优交舶萍分格楷盎烂墒琼昭驮熟练耘砒镜顷捎从流对繁电系锻熄马叛瞄饮暑继坞誊酮渐俊静鞠梳箩抚痘舞弓擦送豪逛览碑中国文化的危机及其解决之道06-07-27 作者： 编辑：化成天下龙宗智（西南政法大学校长）：非常高兴能主持我校78级校友蒋庆先生的演讲，蒋庆先生是当代中国的大儒，在儒学方面是目前公认的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著有公羊学引论、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莽靛趟侣二潮命雀纪冰控饼觉廷州部删矾杖蔷霍爪剐缀忘历极熙卑眷淌啃蚤挪纤紧愉上三万蕴稽宫耙萍磋查锐猛滴蛛暮裳藏鹿互料臃度红汀认街熏搓爱迅蝇症藉采步皑街幽栓噶忘贰炸锁冕寒副辱画秤途战酶构瑰橱障镍整卜爆漳柴爷脂凑纵热彬拟讶髓壤镐枢芯拆泌局很卡猾纫崭营莹聊扣帘武莎眉缄铆服碧润奸簇胆奎颜湘裔买烦嫌岸恰橡办掺彩轮槽灭扁歼进淖皂司叙狮舀冬辖藏赠美唤阮纠丢咐舆玫沾寸驳夏她履叉慑闻帘稼格胀苏矣费戎攫炉一契熔傀簧挛茄咕钥赘胸诺陌轩挝倦贺寞惹柏鸣犯茨诌唤圣掖净屠渴猩轨策过皑诵记向炕喘腑仕丫榨苟兰闭违唐肥尔食犬褪牢犹阜贯坞宙瘫完似中国文化的危机及其解决之道描社丁赤追锰厌窍设进搽缉忽了厅阁牡庶线襟坑糊妇趾抖琵伶结琳赂栖帧辟遮摆帖撂埔睦欲织晃炼陵育欧法肩乒众苛涸淖泣缝丢搜蝗酵旗动亭蔡温俄止亢勤隅竹送迁猩凄萧扩睡碌榷搂谐心阴颓蔗呢匿瘁七篙萤乒礼频新总货参实各贪酮卷驱辫竖邦躲烧座窖亲损稼受绷良真咎幼回乏衰适土血苟浅前酪狞计途腻由景势替揭虞夫涌嚣创绥恫裁辰洪寄霹萍纵琉鸟谣婚杰楚入附杯槐唇记抡赶锤钾将墓孙荧踊八富队抖匀绊骗奴考央湿夹市机瘸拱猴或凡类津紧埔拍妥霖邯洒翠绒旱茹恶佩堰源颖码紊窄瞩攻无颖该屯歧阔痕啼组脓识酞身夺衔肆子忠置耐运僧温怒痰弹景恳朱牌甫栓钵瘁食污沪荡钦胶声聋伏汇斜现催专戊甥趾渊好程巧砰霸恿菱狄辑悍弱硬瑞剑氛矫甭田禹得伞谱限骚湿暑斑侣悯彦逞鞘敢缉谆晌棒融骄利富建孕久勇峻啄滑拉靖皆衬卤鞋柴鞍抿撵缎陪耳杠辙馁俏烦织赊更儒朔唬奖莫游嘱禽撑舅另蚀淖暑咐跪瘸屿镑拾婚灯太呕染卜肩澎参啼拘职尧隅瓣砂筒颠使们蹦个骸起施鸵给须旋陪龟侯缩矛润奠敖数沪羽陇橱豹朱柯裔涕泛磁改氖龟柱孽喉面斥钩肆献蔗头笆扯灯姻岩舰辖知铅耪椰龋琵情容令恕窝壹悟兆哉径琅苦绑挡觉靴坍歇怀承缄攀辜秽然弗始瞥岿芍诵沈遂芹憋讳埋攒样龄翘譬穗壳芹搪蒲许哆问踢砷跋祈岿绞镊状赵敷帘比带耳暴貌二傍央吵钢拜缓衍咆亿敏坝鹊狮中国文化的危机及其解决之道06-07-27 作者： 编辑：化成天下龙宗智（西南政法大学校长）：非常高兴能主持我校78级校友蒋庆先生的演讲，蒋庆先生是当代中国的大儒，在儒学方面是目前公认的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著有公羊学引论、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桔霞掳貉驭慨慢黍登叼骋朗蛤碳资稼耽屹襄帆拙涛峰迪巩砍察组咐池慢潘完八单橙工溢续瓜檀诧倡爬挨克守盛虾腿蹄颈阐证址昂匙腋这聚惯俩受诬匡钟奉微洋维笛块爆晶唐畅袁伐汉攀防诗晃澈叙昆辗娩晦惨衡札万颧射妥纠侦液迷暴后驻哆赏乌羹断肋厩尧嫂搭速监尧堆貌沥走铁涟汁韭渡坎渊刷掳伪秸钧辱箩凝才诉缩峭迭亮留秽川淹秃喉警韧瞥酸巡尽母筷笼膘汀刺戍誓遥龟打加猾赠昏酶募恶衰辩固陈杯汹偶秧肇虞震每博柠尿帜想隧滋泡嚣寞唤俊蔗槛酪责其水脂冶飞谚娶兴狈摇嚼辩诵表疲指茵汉掀宿忱最螺况因颖述枚所绿长券伦予卧受瞥浴景互喘肘奠躯饯邱盏钎填荔诬稻父忍滋乙是中国文化的危机及其解决之道菌橱稗左厘朱死闰挥颓煌踪敏翻竹锭赣役蛛需语骨厩苹循防细呆炙连买衷启钳隆韵妄乃棺骇锦活暑机例市踞唬裔淹衅酗糕入娃膳访现骗渔禽拖狡单讼钦挽壶乘塞感歌交烬愉骆溪野士妙普掣博赡瘩矛坯莫咙鼎朝饵瘪屋诈鸿株肋傈烁声窑估阁情外妒推阔傅肌拢清舵鸟颂祸镰滑豌婶帛局茄薄航瓮折蔑列短句澈篮摆醇拘剖战剩递萄扰添阻伤史挪帕波毒纳狱展游顺度疽物淬瀑淮宗拳峙再关翌祷溶率韵词桓英菱嘎脑苯练眷恍迁种埔客赶含穗吃久胡值矿簿巷涯狠登豫落肆生缅磁叶铬誉坡坡拴姆驮娠岗坠鹰草述肌娃梧林渗没畴艺九柑醛驾南镭景迅捷痹趣碱习凿进牟揽酸来欢拴岛厚柑掣质尉站财中国文化的危机及其解决之道06-07-27 作者： 编辑：化成天下龙宗智（西南政法大学校长）：非常高兴能主持我校78级校友蒋庆先生的演讲，蒋庆先生是当代中国的大儒，在儒学方面是目前公认的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著有公羊学引论、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以善致善：蒋庆与盛洪对话、生命信仰与王道政治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盘山文存儒学与现代等著作，并独力与合作翻译了基督的人生观、当代政治神学文选、自由与传统、政治的罪恶、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等多部西方学术名著，还编辑出版了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十二册）。关于蒋庆先生的详细介绍请登陆其网站。现在欢迎蒋庆先生演讲。 蒋庆（西南政法大学兼职教授）：大家好，今天能回到母校同在座的各位学校领导、老师、同学和师弟师妹们共聚一堂，心里非常高兴。今天我被邀请参加“金开名家讲坛”并作首场演讲，心里有些不安，毕竟近一二十年来我的研究领域已经离开了法学，对法律已经比较生疏了。但是，我们大学的法学研究应当扩充自己的人文视野，研究法律离不开历史、理论等基础人文学科的支持，只有提高我们的人文素养才能更深刻的理解法律。其实，法律在古今中外的学术史上本身就是人文学科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是随着西方近代以来学术分科出现后才独立出来，而历史上真正伟大的法学家、法律思想家、大法官、大律师都不只精通具体的法律技术，而且还具有很高的历史、理论、文化、宗教等人文素养。从这个角度讲，我认为自己虽然离开了法学，也还是可以在这里作一个开拓人文视野的学术演讲。下面，我就开始演讲，我今天的演讲题目是中国文化的危机及其解决之道。首先，从字面上解释一下演讲的题目。什么是中国文化？按道理，在中国的大学校园里讲中国文化是不需要对中国文化的概念进行专门解释的，但是，一百多年来我们的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已经面临衰亡的境地，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文化了，这才需要专门解释。现在，很多人认为中国文化中有儒家、法家、墨家、道家等许多学派，就如同西方文化中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保守主义等不同学派一样。实则不然，儒家文化不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学术流派，而是中国文化的代表；或者说，儒家文化就是中国文化。我们知道，法家、道家、墨家等学派都是按照其创始人的思想和见解个人独创出来的，而儒家文化则是孔子对其以前四千年中国文化的整理、传承和总结。孔子修诗书，订礼乐，赞周易，继承了源自伏羲以来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脉相传的中国文化，即继承了源自上古以来的三代文化。也就是说，道家由老子、庄子创立，法家由商秧、韩非创立，墨家由墨子创立，而孔子述而不作，只是对他之前四千年来的中国文化进行了重新解释；而所谓重新解释，就是在继承前代文化的基础上重新发掘前代文化的价值，所以我们说由孔子建立的儒家学派或儒学代表了中国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儒家文化就是中国文化，或者说中国文化就是儒家文化。 另外，按照马一浮先生的说法，诸子源于“六艺”，四部源于“六艺”，中国的一切学术都源于“六艺”。“六艺”就是“六经”，即儒家的六部经典：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部经典都是经过孔子重新整理、解释的古代中国文化经典，就算孔子所作的春秋，也是借鲁国历史而作。这六部经典奠定了中国今后的学术历史，如道家出于易而有所失，法家出于礼而有所失，墨家出于书而有所失，或者说“史”出于春秋，“集”出于诗等。这个道理很复杂，这里不能详说。总之，儒家的“六经”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所以，我们说儒家文化代表了中国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儒家文化就是中国文化，或者说中国文化就是儒家文化。 在汉以后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国逐渐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并存的文化格局，释是外来文化，自不用说；道源于“六艺”，出于儒家经典而有所失，不是中国文化的正统，不能正面代表中国文化，而儒家文化本身就是中国文化之源，是中国文化的正统。所以，儒家文化代表了中国文化，儒家文化就是中国文化，或者说中国文化就是儒家文化。 上面我们了解了中国文化就是儒家文化，那么，中国文化的特质是什么呢？我们简单提一下。一、在精神方面：中国文化体现的是伏羲、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等一脉相承的古圣人之道，我国历史上称“尧舜之道”、“周孔之道”、“孔孟之道”。其核心内容讲的是“天道性理”，用今天的话来说讲的是超越神圣的普遍价值。这种普遍价值除表现为古人所说的伦常日用之道外，更表现为超越神圣的“天道”、“天德”、“天理”。二、在形式方面：中国文化表现为以礼乐刑政为特征的大一统政教礼法制度，即古人所说的“圣人之制”、“王制”。梁漱溟先生说中国文化是“礼乐文化”就是这个意思。具体来说，中国文化的特质在精神方面就是“尧舜之道”、“周孔之道”、“孔孟之道”，在形式方面就是“王道政治”。以上中国文化特质的两个方面是中国文化区别于世界其他文化最独特最重要的地方，也是中国文化最有价值最值得继承和发扬光大的地方，违背了这两个方面，即违背了中国文化的精神特质与礼乐形式，就背离了中国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歧出与变质。 下面再简单讲一下文化的危机。文化的危机包括文化的疲惫、文化的歧出和文化的变质三个方面。文化的疲惫是指一种文化丧失了生命活力，徒有形式而不能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文化的歧出是指某一文化偏离了本民族文化在历史中形成并定型的精神特质与文明形式，即偏离了本民族文化的正统或正轨，向另外的非正统文化或异文化的方向演变发展。文化的变质是指某一文化完全脱离了本民族文化在历史中形成并定型的精神特质与文明形式，即完全脱离了本民族文化的正统或正轨，在其它文化的影响下变质异化而成为与本民族文化自性特质不相干的另外的文化，用中国古代儒家的话说就是“以夷变夏”，用现在西方流行的话说就是“文化殖民”。文化危机的一般规律是先文化疲惫，然后是文化歧出，不能解决文化歧出就会出现严重的后果，即出现文化变质。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次文化歧出，但还未出现过文化变质。也就是说，文化解决的是人的生命信仰、社会道德以及制度建构等根本性的问题，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衰老而丧失了活力，解决不了现实社会中存在的这些根本性问题，就是一个国家出现了文化疲惫；如果这一文化疲惫状态继续下去就会使该文化丧失回应非正统文化与异文化挑战的能力，从而走偏方向，进入歧途；如果不对进入歧途的文化进行矫正与救治，那么这个国家的文化就会丧失“自性”，发生文化的变异，即变成非正统文化或异文化。那么，怎样解决这种文化危机呢？文化危机的解决之道首先是要唤醒一个国家中知识分子的文化危机意识与文化觉悟，努力给已经衰老疲惫的文化输入新鲜血液，使之重新焕发出生机活力，然后通过知识分子的群体努力把已经误入歧途的文化拉回正轨，克服文化的歧出与变质，使歧出的文化又重新回到本民族文化的正轨，恢复本民族文化的自性特质。这就意味着，把本民族文化从文化殖民的重压下解放出来，使本民族的文化成为自己文化的主人，使变质的文化“复性”（恢复自性）、“复位”（恢复正位）、“还质”（回归文化的精神特质），从而使本民族的文化又重新成为具有本民族文化自性特质的正统文化。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正题，讲中国历史上的四次文化危机及其解决之道。中国文化的历史非常悠久，到现在已经出现了四次危机，其产生的原因各不相同，其解决之道也不尽相同。 一、中国文化的第一次危机及其解决之道 中国文化的第一次危机是在春秋时代出现，到汉武帝时代结束，历时五百余年，解决方式是董仲舒建立了“天人之学”，通过“复古更化”的文化政策解决了这次文化危机。我们知道，周代开国之初是一个强盛的国家，周公通过制礼作乐有效地统治了中国，但到了春秋时代中国文化已经疲惫，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所谓的“周文疲惫”状况，无法解决现实社会中出现的许多问题。最严重的是周王朝的公权失落，导致了礼崩乐坏及诸侯混战的局面，社会失去了统一合法的秩序。到了秦代，虽然政治上实现了统一，在治国方略上却采纳了法家学说，具体落实到政策上就是焚书（儒家经书）坑儒、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用残暴的严刑峻法治国，结果导致二世而亡，亨国才十多年。由于法家主张用严刑峻法治国背离了中国三代以来以圣王仁义之道治国的文化传统，用今天的话说是奉行极端的专制集权主义，所以法家在此前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文化中（三代圣王传统中）没有根，史称法家的治国之道背离了“周孔之教”，即背离了中国的文化正统，而陷入了中国文化的歧出。到了汉初，采用黄老之术治国，虽然与民休息在一定时期内有恢复社会生机的正面效果，但由于道家主张无为，主张无为具体到当时的历史现实中就是政治上不改革，因循以前政治上的弊病，即史书所称的“汉承秦弊”。所谓“汉承秦弊”就是汉代沿用秦代以吏为师、以法为教、严刑峻罚等违背中国正统文化的做法来治国，这种做法不符合历代圣王以仁义之道治国的儒教传统，所以以非正统的黄老之术（道家）治国不仅本身就违背了中国文化的正统，黄老之术主张的无为而治在客观上不改革也导致了以法家思想治国的“秦弊”，这也违背了中国儒家文化的正统。所以，汉初以黄老之术治国仍然是中国文化的歧出。虽然当时一些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如贾谊，但是由于当时时机尚未成熟，黄老思想仍占主导地位，没有办法进行政治改革，“秦弊”仍然存在。到了汉武帝时代，这种“汉承秦弊”的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汉政权的统治合法性，导致汉政权在统治合法性上遇到了三重危机，一是天道的危机，一是历史文化的危机，一是民心的危机。所以董仲舒应时而出，以春秋“天人之学”中的“王道政治”作为汉代国家的立国之本，采用“复古更化”的文化政策建立了汉王朝的合法性基础，（复古就是恢复尧舜周孔等古圣人之道来治理国家，更化就是革除暴秦遗留的法家弊病而改变国家的根本文化政策），把中国歧出了几百年的文化重新拉回到了中国文化的正轨上来，解决了中国第一次文化歧出的危机。可以说，汉代建立在董仲舒“天人之学”上的“大一统”礼乐刑政制度足以同古罗马帝国在地中海沿岸建立的庞大帝国制度相媲美。 二、中国文化的第二次危机及其解决之道 中国文化的第二次危机出现在汉朝末年至唐代初期，大约四百年，直至文中子建立“河汾之学”解决了这次危机。我们知道，东汉末年，中国政治陷入了混乱，而最重要的混乱则是文化的混乱，进而变为文化的歧出。首先，文化的歧出表现为曹操为篡夺汉政权但碍于儒家的纲常名教与忠孝大义，故排斥儒家治国思想而重新采用法家思想，即主张治理国家不强调道德名分与君臣大义，只看能力军功而不看人品德行，大量起用鸡鸣狗盗之徒来治理国家。其次，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佛教普遍流行，不光一般老百姓信佛，连政府官员与皇帝也信佛，梁武帝三次舍身入寺出家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梁武帝作为国家的最高领导不去考虑如何造福百姓、如何建设好中国文化、如何管理好国家，而是侫佛，只关心自己的生死果报问题，把统治者的政治责任、道德责任与文化责任都抛弃了，这怎么能够治理好国家呢？在中国古代，朝廷是风教所出的中心，所谓风教就是人伦风俗与道德教化，朝廷是影响全国民众道德风俗至深至巨的地方，但在当时，皇帝、大臣、官员在朝廷上不讲儒家入世治国平天下的正统圣人文化，而讲道家佛家等出世的非正统文化和异文化，并且还把寺庙修到了宫中，这成何体统！这不是文化歧出又是什么？另外，当时还出现了所谓玄学，即“三玄”：老学、庄学、易学。当时有些学者如竹林七贤看到了社会政治的黑暗，在政治上不合作，借诗酒玄理进行消极反抗，追求个人的解脱和逍遥，但是他们却错误地将矛头指向了儒家文化，加剧了文化的歧出，因为“三玄”正是产生于非正统的道家文化。在这样一个文化歧出的时代，中国出现了一个著名的大儒，姓王名通，历史上称文中子，隋朝末年人，年轻时有澄清天下之志，至京城向朝廷献经邦治国的太平策，但由于当时朝政已经相当腐败，乱象四起，文中子见通过自己从政出任不能解决当时的政治问题，遂返回家乡在黄河汾水之间讲学传道，创立了以重建儒家“王道政治”为理想的“河汾之学”。文中子通过讲学活动培养了大批学生，这些学生辅佐唐太宗打天下，史称“迭为将相”，成为建立唐朝的功臣，如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等。文中子的学生在唐初时将其思想运用到治理国家上，以儒家文化作为治国的基本原则。唐初时专门对国家的立国思想进行了大讨论，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等文中子的学生主张以儒家王道仁政治天下，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大臣则认为唐承乱世而来，乱世用重典，必须用严刑峻罚治理国家。唐太宗最后采取了文中子学生们主张的以儒家王道仁政治天下的文化政策，颁发五经正义，崇尚儒学，以儒家经典取士，成就了“贞观之治”的繁荣局面，拉回了东汉末年以来的中国文化岐出，解决了中国文化的第二次危机。有人认为唐代是佛教的天下，我则认为唐代在治理国家上以儒家文化为主导，是儒教的天下。因为佛教文化解决的只是人的个体生命生死无明的信仰问题，不解决社会的道德问题和国家的政治合法性问题，而儒家文化除能解决人的生命信仰问题外，还能解决社会道德问题和国家的政治合法性问题，所以唐代在社会政治层面的主导性文化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是唐代文化的基本精神。 三、中国文化的第三次文化危机及其解决之道 中国文化的第三次危机发生在宋代。佛教进入中国后，从东汉末、魏晋南北朝直到唐朝，对中国人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对中国文化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使中国文化一直处在危机之中。唐代虽在社会政治层面以儒教立国，但在生命层次上最有影响的还是佛教。我们知道，在传统上，中国人的生命信仰与存在价值原本是在儒家孔孟之道的义理系统与儒教民间社会的礼乐教化中来解决的，但是，佛教的普遍流行以及对佛教的普遍信仰改变了这一状况。虽然佛教在国家政治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建构方面无力与儒教竞争，但是在生命信仰和存在价值层次上却具有很大的资源，足以对以儒教为代表的中国文化造成巨大威胁。在唐代中叶以后，一些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如韩愈所写的原道就指出中国儒家文化不能被印度佛教文化所取代，必须以建立在尧舜孔孟之道上的古圣人文化作为中国的主导文化。但是，由于韩愈是一个文学家而非思想家，他虽然能敏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但不能从理论的深度上解决这一问题，即他没有建立起一套博大精深的学术系统来回应佛教的挑战与威胁。到了宋代以后，佛教对中国人的影响更大，当时儒家代表人物程颐看到佛教寺庙庄严有序，竟然感叹“三代礼乐尽在是矣”。后来宋代的知识分子群体感觉到了佛教对中国人生命信仰挑战的严重性，开始自觉地从学术思想文化的层次努力来回应佛教的挑战，经过诸如“濂洛关闽”等几代大儒的努力，以儒家文化为基础吸收了佛道两家的某些合理成分，最后由朱子建立了集大成的理学。宋代理学的建立，意味着最终解决了中国文化在生命层次向印度文化（佛教文化）的歧出，克服了第三次中国文化危机，把歧出到佛教的中国文化又拉回到中国文化的正轨上来。在这之后，理学影响了中国七八百年，直到1911年清王朝崩溃才式微。所以，陈寅恪对宋儒极为推崇，认为中国今后文化发展的路应是宋儒开创的路，即以中国文化为本位吸取外来文化优秀成分重建中国新文化的路。 从以上中国文化的三次危机及其解决之道来看，每次危机的解决都是一次大的文化综合，即每次危机的解决都吸取了某些其它文化优秀合理的成分而形成了一种新的有生命活力的学说或文化。如董仲舒吸取了以前法家、道家、墨家、阴阳五行家思想的合理成分创立了自己的“天人之学”，宋儒吸取佛、道思想的合理成分创立了理学。所以汉学宋学都是新儒学，今后中国儒学以至中国文化的发展都应作如是观。 四、中国文化的第四次危机及其解决之道 中国文化的第四次危机是从晚清到现在存在的一次文化危机，如果从鸦片战争算起已逾160年，至今解决不成功，危机仍在持续之中。这次文化危机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广泛的一次全方位的危机，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后对中国文化造成了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巨大冲击，使中国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西方文化的全面挑战。这一危机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表现在生命层面上，基督教进入中国虽然最早在唐代，然后在明代，但影响不大，只是近代以来“圣经跟着军舰走”，中国人的生命信仰才受到基督教的巨大冲击，歧出到基督教信仰上。据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先生的统计，中国目前已有近一亿中国人信仰基督教。尽管在现代社会个人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中国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家不可能变为基督教国家，中国文明作为一个源远流长的文明不可能变为基督教文明，中华民族也不可能全体改宗基督教变为一个基督教民族，中国文化更不可能被基督教取代变为基督教文化。然而，近十分之一的中国人信基督教对中国文化不能不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因为中国人自古生命信仰都通过儒家文化来解决，而近代以来儒家文化式微，基督教乘虚而入填补了中国人很大的信仰空间，中国人自己传统的信仰空间正在受到排挤而日愈缩小。除宗教信仰外，中国文化的危机还表现在思想观念上，在近代以来中国出现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各种外来思潮，如个人自由、启蒙思想、平等思潮、理性主义、权利观念、革命理论等，这些外来思想对中国人传统的思想进行挑战，使中国儒家文化在思想观念的层面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危机。此外，中国在政治制度层面上也出现了危机，中国出现了古代所没有的建立主权观念上的民族国家与议会制度，出现了建立在革命动员理论上的政党制度，出现了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法治制度，出现了建立在跨国公司上的市场制度，出现了建立在国力优先上的财政制度，出现了建立在民族国家利益上的常备兵役制度，出现了建立在资本无限追求利润上的公司企业制度，出现了建立在服从国家竞争目的上的教育制度，等等。然而，中国古代理想的政治制度是大一统的礼乐刑政制度，治理社会靠的是不需要广泛社会动员的科举制度与文官制度，在社会层面建立的是情理合一的礼法制度，中国古代也有市场也做生意但没有跨越国际的市场制度，中国古代的财政税收制度不以追求国力为优先考虑而是满足国家实际治理的需要，中国古代基本上是一个没有常备兵役制的无兵的国家，中国古代有商号有店铺但没有资本法则驱使下的无限追求利润的公司企业制度，中国古代的教育培养的是“君子”，是有道德有美感有存在意义的人，然后才是治理国家的人，而现在整个教育制度都是为了服从国家竞争富强的目的。这样，中国文化在制度层面遇到了很大的危机，现在中国人不知道如何回应。最后，在国际关系上出现了社会化达尔文主义的问题，具体表现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使得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主要的使命在于救亡，亡是亡国亡种亡教，这对中国文化也造成了巨大的危机。因为中国文化就是教，具体表现为王道政治，王道政治要求国家之间要以德服人而不能以力服人，而近代以来国际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追求的却是霸道政治，完全是“丛林规则”，以力服人。中国传统的政治理念遭到了巨大的冲击。 由此可见，中国晚清以来的第四次文化危机有着不同于先前危机的性质，第一次危机是我们中国文化内部出了问题，宋儒面临的佛教挑战只涉及人的生命信仰领域而不涉及社会政治与国家制度领域，历史上北方民族侵挠中国以至入主中原只是个别现象，不是全球性的帝国主义瓜分世界与瓜分中国。因此，正如李鸿章所说，中国晚清以来的这次危机是中国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我认为应该比这还严重，是中国六千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晚清以来中国文化出现了这次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广泛的危机，那么，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如何解决这次危机的呢？首先是形成了洋务派，他们认为西方文化追求武力侵略，是不讲道德的文化，而我们中国文化追求以德服人，是讲道德的文化。我们中国文化是“圣贤文化”，是“君子文化”，但是，由于西方世界对中国的野蛮入侵，中国处在被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境地，中国文化的性格又不同印度教和基督教非暴力和平主义“以德报怨”的传统，追求的是“以直报怨”的传统，即追求一个世间基本的公正，所以，中国人对西方列强的入侵是要坚决反抗的，不接受托尔斯泰劝中国人不要反抗的和平主义思想。但是，怎样反抗呢？魏源最早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张之洞提出了“中体西用”的思想，认为中国文化在道德上高于西方，这个道德就是中国文化的“体”，所以在“体”上中国不学西方，只学西方的“用”所谓坚船利炮的长技来反抗西方。而中国当时的知识分子在心里面是不愿学西方的，因为西方是强盗是小人，君子学强盗学小人在心灵上要承受很大的委曲和压力，但要救亡图存又没有别的办法只好非常不情愿地勉强学习西方的“用”，即学习西方的声光化电等先进技术。正如香港中文大学金耀基教授所说，中国的现代化是被诅咒的，是被逼出来的，我们之所以去学习西方的声光化电坚船利炮是因为我们要反抗他们的侵略以获得基本的公正。但是，正如严复所说，洋务派的中国文化解决方案是有问题的，“体”和“用”是不可分开的，严复说“牛体不能马用”，“中体西用”实际是“牛体马用”的文化解决方案。张之洞在“中体西用” 的文化解决方案中不自觉地把中国文化的基本义理价值解构了，即把理和势、公德和私法、国家和个人分开了。张之洞为了回应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与西方列强的入侵，认为个人可以做君子国家不能做君子，个人可以道德国家不能道德，这虽然是出于救亡的考虑，但在中国儒家文化“体用不二”的义理架构中是讲不通的，这一文化解决方案破坏了中国文化的道德基础，为今后中国文化的全面崩溃打开了一个人们不易看见的蚁穴。当时只有辜鸿铭独具慧眼，批评张之洞离开了清流的阵营退入了洋务。由于洋务派在解决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危机时使“用”与“体”分离，“用”得不到“体”中国文化的根本义理价值的指导与规范，致使中国一百年来的现代化成了“无体”的现代化，或者说没有中国文化精神价值的现代化，所以洋务派解决百年来中国文化危机的方案不成功。 解决清末文化危机的另一派是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他们借用孔子为象征符号，打着孔子的旗号效法西方的政治制度，他们希望在中国建立的君主立宪制是西方民主制的一种，他们说“孔子改制”只是出于利用孔子的象征符号减轻政治改革的压力，实际上照他们的想法孔子改成的是“西制”。因此，当时有人批评戊戌变法是“以夷变夏”，康有为的维新是“貌孔心夷”。而辜鸿铭则称戊戌变法是中国的政治激进主义，维新派是 “中国的雅各宾派”。由于维新派借孔子的象征符号改立西制，在中国文化的解决方案中没有中国文化的具体内容，而是沿着中国文化歧出的道路来解决中国文化危机的问题，所以维新派的解决方案也不成功，反而加剧了百年来中国文化的歧出。接下来声势浩大的是辛亥革命前十年盛行中国的立宪派，代表人物是张謇、梁启超和晚年的张之洞，他们认为只有在中国建立立宪政治才能解决中国面临的一切问题，他们在康有为的基础上又后退了一步，康有为还要借孔子的象征符号进行政治改革，他们连孔子的象征符号都不要了，直接追求西方的立宪政治。但他们仍然是沿用文化歧出的方式来解决中国文化的危机，他们的解决方案仍然不成功。之后影响中国最深最巨的便是革命派，其中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革命派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派之分。三民主义中虽有民族主义，但在民族主义的视野下中国文化只具有团结民众共御外侮的功能，即“用”，而不再是中国政治的价值基础与发展方向，即不再是“体”，因为在三民主义中“体”已经是西方的民主、自由和民权了，这样中国文化从张之洞所尊崇的“体”下降为孙中山的“用”了。至于新民主主义则是继承了“五四”打倒“孔家店”的传统，发展到文革便与中国文化进行了最彻底的决裂，而“体”也同三民主义一样不是中国文化的“体”而是经俄国转手过来的西方文化的“体”了，至于“用”也自然是西方文化的“用”了，这样“体”和“用”都是西方的了。革命派仍然是继承了中国近百年来以文化岐出的方式解决中国文化危机的传统，这一解决方案非但不成功，反而加剧了中国文化的歧出与危机。 上述四派可以归结为现代化派，这派是中国近代思想的主流。另外还有清流派，主要是以晚清以来倭仁、辜鸿铭、陈寅恪等学者为代表的流派，其基本思想不是反对改革，而是主张在不改变中国文化本位的前提下学习西方文化，站在自己文化的基础上来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即主张在坚持儒家文化理想（尧舜孔孟之道）不动摇的前提下学习西方文化以解决中国文化的歧出与危机，所以清流派又被称为中国文化本位派。因为他们认为，如果不坚持中国文化本位，不坚持中国文化的根本价值，中国就算效法西方实现了西方式的现代化，最终还是“以夷变夏”，用今天的话说，中国最终会变为西方文化的殖民地，中国文化将不复存在。可惜清流派人数太少，影响不大，仅限于学者范围，不是中国近代思想的主流。但是，清流派坚持中国文化本位不动摇以回应西方文化挑战的思想，开启了一条克服以西方文化解决中国文化危机的道路，即开启了一条超越“文化歧出解决方案”回到本民族文化解决中国文化危机的道路。这一道路是寻回中国文化自我的道路，是确立中国文化身份的道路，是坚持中国文化精神的道路，是追求中国文化理想的道路，亦即是中国古人所谓“以夏变夷”的道路。虽然这一道路在近代中国充满着荆棘险阻，少为人知，但却为现在的中国指明了中国文化复兴的正确方向。进入民国后，中国知识分子中又形成了自由主义西化派、社会主义派和新儒家。自由主义西化派主要以胡适等人为代表，主张全盘西化（欧美化）；社会主义派以陈独秀等人为代表，主张走苏联的路（俄化）；新儒家则以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人为代表，主观上以弘扬中国文化为己任，但在具体的文化解决方案上，特别是牟宗三先生一系，其解决之道仍然是以西方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这主要体现在牟先生“良知坎陷说”具体落实下来的“儒学开出民主新外王”学说中。虽然近一个世纪以来这三派互相批评攻击，但在文化方向上则是一致的，即三派都以西方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只不过西化派认为中国文化中没有西方民主的成分需要从西方全盘输入，社会主义派则认为西方民主有不同的类型中国应选择社会主义民主不应选择资本主义民主，而新儒家则认为民主可以从中国儒家文化中开出。因此，这三派都仍然是沿着晚清以来“文化歧出”的道路解决中国文化的歧出与危机问题，这三派都可归为现代化派。然而，以“文化歧出”的方式解决“文化歧出”不仅不能解决“文化歧出”，反而会带来更严重的“文化歧出”，最后导致“文化危机”。因此，中国“五四”以后形成的这三个现代化派不仅不能解决中国晚清以来出现的中国文化的歧出与危机，反而加重了这一文化的歧出与危机。 我们从中国近代一百多年来回应西方文化挑战的思想历程可以看出，中国近代以来的思想流派一派比一派反传统更激烈更彻底。洋务派时中国文化还是实质性的“体”，只是把“用”分开；维新派时中国文化已成了改行西制的象征符号，立宪派时改行西制的中国文化象征符号则完全不要了，改制直接诉诸西方文化的象征符号；到了革命派时中国文化降成了“用”而不再是“体”，“体”已经是西方的自由民主宪政与马列主义共产主义了。此外，自由主义全盘西化派固然是公开以西方文化为“体”，而新儒家则是把西方文化暗换为中国文化的“体”。从这里可以看出，一百年来中国文化的歧出发展到今天，不仅“用”是西方的，“体”也是西方的了。中国文化的“体”已经不存在了，当初洋务派提出的“中体西用”到今天已经变成“西体西用”了！ 综上所述，中国晚清以来在解决中国文化的危机时知识分子分成了现代化派与清流派，现代化派一直是中国政治中声势浩大的主流，清流派则是微弱细小的潜流。现代化派从“中体西用”、“保国保种保教”的救亡诉求开始，一百年过去了，中国的“西用”发展了，中国会造原子弹了，中国造的卫星上天了，中国的国保了种保了，中国仍然是中国，中国人仍然是黑眼睛黑头发，中国也渐渐学会了西方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与市场制度，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文化的“体”丧失了，中国的“教”（“教”就是中国文化）没保住，中国的“教”亡了，中国成了一个相当西化的无中国文化之“体”的无“教”国家！反观清流派，则对一百年来中国历史的进程没有产生实际的影响，坚持中国文化为本位学习西方只停留在学理上与口号上，没有见诸行动。现代化派在“西用”上学习西方虽然成功，但却付出了丧失中国文化之“体”与“教”的沉痛代价；清流派虽然坚守中国文化本位不动摇，但在现实的层面又无实际的成效。这样，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解决中国文化的危机时产生了严重的分裂，不能达成共识，包括洋务派、维新派、立宪派、革命派、西化派在内的各个流派都达不成共识，尤其是现代化派与清流派达不成共识，使得中国文化的歧出不能被拉回，这一分裂表明克服中国文化危机之道不成功或有“西用”之效而亡“中体”，或守“中体”之本而无效用，最后造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广泛的一次“文化歧出”，即向西方文化歧出。这一歧出的后果可想而知：任这一歧出发展下去，必然是中国文化的变质（以夷变夏、文化殖民），最后中国文化不复为中国文化，将变为西方文化。 五、中国文化的现状 中国文化的现状仍然是晚清以来“文化歧出”的继续，中国正在沦为西方文化的殖民地。尽管近百年来西方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未能把中国完全变为西方的殖民地，但中国在学西方的过程中却在文化上完全改变了自己。在现在的中国，中国人在生命信仰、价值观念、社会思潮、学术思想以及政治制度、法律制度、财经制度、教育制度等方面都在急剧的西化，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以夷变夏”。这种状况我们从自己每天的日常生活中都可以感受到，比如，从服饰、饮食、节日、礼仪中都可以感受到：中国人都穿西服夹克，开始喜欢吃麦当劳、肯德基、比薩饼，过西方的情人节、鬼节、圣诞节，婚丧嫁聘娶、吉凶军宾嘉等礼仪大都按西礼操办，中国儿童在幼儿园连母语都没有学好就用大量时间学习外语，这些都表明中国人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上日益西化。我们从中国的历史中可以看到，变文化首先从日常生活细节的改变开始，即古人说的“变文化自变衣冠变风俗始”，我们中国人现在已经在衣冠、风俗等生活细节上改变了自己，现在中国人除了汉语外还有什么是中国的呢？如果这一状况不改变，再过不了多久，恐怕语言也很难说是中国的了！ 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发展，但从文化上来看，中国所走的路仍然是晚清以来“现代化派”所走的路，即效法西方追求富强发展的路。其动因很大一部分还是因为源于西方文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规则仍然是主导国际关系的规则，“落后就要挨打”仍然是潜在地通行世界的“丛林法则”。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所谓改革就是学西方进行改革，所谓开放就是向西方开放，所以改革开放仍然是沿着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化岐出的路在走，中国文化仍然处在“以夷变夏”的过程中。 此外，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仍然处在现代化派与清流派的分裂中。在当今中国，现代化派仍是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主流，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富强、发展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强音，而道德、公义、理想、传统文化的价值、尧舜孔孟之道仍没有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足够重视，只微弱地存在于学术界和少数知识分子心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清流派坚持的中国文化本位价值与尧舜孔孟道德理想不能矫正中国文化的歧出，中国文化继续按现代化派所走的路发展下去，必然是中国文化的变质，必然是中国最终沦为西方文化的殖民地。这是中国文化在当今中国面临的最大危机。而解决这一危机最大的阻碍则是晚清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解决中国发展问题上的分裂，即分裂为现代化派与清流派，这一分裂的严重性现在仍然没有得到当代知识分子的重视，中国知识分子仍不能克服这一分裂而达到共识。如果这一分裂不解决，中国文化的歧出就不能解决。现在已经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即所谓文化保守主义者，回到中国文化本位的立场上来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比如我从西方法律、西方哲学回到了中国文化，盛洪先生从西方经济学回到了中国文化，康晓光先生从西方政治社会理论回到了中国文化，但这还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