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帝陵研究中的几个问题.pdf

64关键词：帝陵，因山为陵，陵区，堪舆摘要：本文重点探讨了三个问题，即因山为陵、陵区制和堪舆理念。因山为陵本意在于利用山体或高地进行埋葬，墓穴有竖穴和横穴两种类型，竖穴型定型于秦始皇陵，对东晋南朝、金帝陵有一定影响；横穴型定型于东汉帝陵，被西晋帝陵和唐陵所继承。自战国时期确立的独立陵园制，至汉晋时期发展成为陵区制度，体现皇权与中央集权的对立统一格局，以及“家国同构”的核心价值，宋以后集中陵区成为一种制度。堪舆理念对帝陵选址的影响大约从南朝开始逐步加深，至明清成为多种“趋利避害”理念的混合体，其中唐宋时期帝陵所用堪舆术与民间分野明显，反映出强化皇权统治的政治诉求。KEYWORDS:Imperial mausoleums,Yinshan Weiling(Mausoleums on mountains),Mausoleum area,Kanyu geomancy ABSTRACT:This article explores three issues relate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mausoleums:yinshan weiling(mausoleums on mountains),mausoleum area,and Kanyu geomancy.The original idea of yinshan weiling refers to the attempt of constructing mausoleums on mountains or high-elevation land.Two types of tomb structures are associated with mausoleums on mountains:vertical pits and horizontal pits.The former type was standardized by Qinshihuangs mausoleum and had some influences in the mausoleums during the Eastern Jin,Southern Dynasties,Jin Dynasty,and Yuan Dynasty.In contrast,the latter type initially appeared during the Eastern Han period and was inherited as the principle of Western Jin and Tang Dynasties mausoleums.The independent mausoleum garden system emerged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evolved into the mausoleum area system during the Han and Jin periods.This system embodied the dialec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oyal power and centralization of the central court.Also,this pattern represents the core value of building the state as ones household.After the Song period,the mausoleum system eventually became the so-called centralized mausoleum system.The influence of Kanyu geomancy had been increasingly deepened from the Southern Dynasties onward,and was transformed into the ideology of going after profits and avoiding disadvantages during the Ming-Qing periods.It is also noteworthy that the Kanyu geomancy employed by the royal family was different from that used among ordinary people,representing the pursuit of strengthening the imperial power of the royal family.古代帝陵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韩国河1 王 芳2（1.郑州大学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2.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编号：17ZDA216）的阶段性成果。中国古代陵寝制度是反映不同时代政治背景、思想文化、宗教观念乃至礼仪化的行为方式，对认识两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以及文化价值趋向都有着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社会意义。陵寝制度历来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研究领域，成果丰富。杨宽、董新林、贺云翱、刘毅等诸位学者先后撰写了中国古代陵墓的通史性著作1，更多是学者对于古代陵寝制度的分段研究或个案研究。已有研究中，对“因山为陵”的内涵、“陵区制”的形成与发展，以及堪舆思想的作用和影响有所涉及，但仍需要进一步梳理和深化探讨。65古代帝陵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因山为陵”的内涵与演变如众所知，“因山为陵”是古代帝陵的一种埋葬形式。说文解字注：“因，就也。从囗大，就其区域而扩充之也。”2从字面意思上看，“因山为陵”体现了利用山体作为陵墓的意思。受“凡葬必于高陵之上”3、“为高必因丘陵”4的影响，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吴越、楚地的大型墓葬就于低山丘陵顶部凿山建墓，如绍兴越王陵、随县曾侯乙墓、荆门包山大墓等。“因山为陵”最早见于汉文帝霸陵的有关记载。史记孝文本纪载：“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5汉书文帝纪亦载：“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6被确定为汉文帝霸陵的江村大墓，位于地势高亢的白鹿原上，为“亚”字形竖穴墓。霸陵于白鹿（霸陵）原的高处向下凿竖穴墓圹，白鹿原虽然不是典型的“山”，但当时汉人仍然认为霸陵有“因山”的特征。与霸陵相比，西汉楚、梁、鲁、中山等诸侯王陵则是比较典型的因山为陵。形制上有竖穴岩圹墓和横穴岩洞墓两种类型，如楚王陵早期为带封土的竖穴岩圹墓，景帝以后逐渐向横穴岩洞墓转变。商丘的梁王陵墓群则是复杂的横穴岩洞墓和竖穴岩圹墓并存，其中一些横穴墓在山顶的高处有明显的封土遗存。曹魏文帝作终制，“寿陵因山为体，无为封树”，考古工作尚未确认曹魏帝陵。“晋宣帝豫自于首阳山为土藏，不坟不树。”7西晋文帝崇阳陵、武帝峻阳陵葬于北邙余脉干脯山南坡，为规模较大的洞室墓，地面没有发现封土和陵园建筑等设施，仅崇阳陵发现东、北、西三面的垣墙8。唐太宗规划昭陵时明确提到：“古者因山为坟，此诚便事，我看九嵕山孤耸回绕，因而傍凿，可置山陵处。（陵在醴泉县，因九嵕层峰，凿山南面，深七十五丈，为玄宫。）”9九嵕山南侧崖壁发现了9座石室，其中ZLS1石室坐北向南，通长12.7米，由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组成，其总体结构、形制规模和装饰等与唐墓相似10。ZLS1石室与汉代诸侯王“因山为陵”的横穴岩洞墓相似，太宗昭陵玄宫的形制应与之相仿，结构更加复杂。所以，“因山为陵”本意即利用山体作为陵墓。汉文帝遗诏“不起坟”后，因山为陵逐渐与薄葬思想联系起来，以致帝王在安排寿陵时往往也将“因山为陵”与“薄葬”并列。考古研究显示，两晋时期帝陵在墓室规模和地面设施上的简化尚可认为是薄葬，而唐陵凿山为室的规模和陵园建筑设施的复杂程度一定是耗费了大量人力和物力，难以称薄葬行为。除明确记载为“因山”的情况外，还有一些文献在叙述中体现了帝陵与山的关系。如孙权蒋陵在“今县东北十五里钟山之阳”11。东晋“元、明、成、哀四陵在鸡笼山之阳；康、简文、（孝）武、安、恭五陵在钟山之阳”12。宋武帝“葬丹阳建康县蒋山初宁陵”13，孝武帝“葬丹阳秣陵县岩山景宁陵”14，陈宣帝显宁陵“在县南四十里牛头山西北”15。经考古确认，东晋南朝帝陵一般在山坡处先开凿竖穴墓坑，于墓坑内修建砖室，再覆土还坑。东晋帝陵多不起封土，晚期永平陵开始起封土，南朝帝陵起封土的较多。还有北魏冯太后永固陵，“太后与高祖游于方山，顾瞻川阜，有终焉之志。高祖乃诏有司营建寿陵于方山”16。永固陵建造在方山南部山顶玄武岩层之上，为砖砌多室墓，有高大的封土。以上几种情况与西汉“因山为陵”诸侯王墓中的竖穴墓类较为相似。东晋南朝之后，在堪舆思想的影响下，帝陵对所在的山形地貌也有了特殊要求。如葬书描述吉穴四方的山水形势，“夫葬以左为青龙，右为白虎，前为朱雀，后为玄武。玄武垂头，朱雀翔舞，青龙蜿蜒，白虎驯俯”17，一般是指背靠山峦、左右环山、面朝平地的山形地势。现代学者根据墓葬所在地势，形象地称为“依山为陵”。依山为陵与早期因山为陵66考古与文物 2023 年第 4 期的竖穴岩坑墓相似，只是位置不同，因山为陵是位于山（或原）顶，依山为陵则下移至山下缓坡处。可以说，“依山为陵”是因山为陵的演变形式。早在战国晚期，秦始皇陵的选址就体现出“依山”的特征，“始皇初即位，穿治骊山”18，“秦始皇帝葬于骊山之阿。颜师古注：阿，谓山曲也”19。骊山为东西走向的弧形山脉，由中间向两侧延伸形成向北环抱之势，秦始皇陵恰好位于弧形北面的“山曲”之处，形成“依山”之势。南朝帝陵也多位于两山环抱的“山冲”之处。唐以后依山为陵逐渐成为帝陵埋葬形式的主流。南唐、吴越、南汉、闽等十国政权多是依山为陵。辽金皇陵多选择群山环绕之地，建筑在半山坡上，背依高山。明清皇陵受到堪舆理念的影响，依山为陵的形式更加完善，每座帝陵都有自己所依凭的龙脉，龙脉的选择不但要体现伦理尊卑，还要符合五行生克关系。因此，“因山为陵”在形式和意向都表达了与“山”的密切关系。其本意在于利用山体进行潜埋，并随着魏晋陵寝制度的继承而具有了广泛的薄葬含义。依山为陵作为因山为陵的重要变化形式，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堪舆理念的内涵和影响。二、陵区制的形成和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及诸侯国君墓由“集中公墓制”开始向“独立陵园制”发展过渡，到秦汉时期确立了皇权集权的“独立陵园制”20。然而“独立陵园”未必就意味着各个陵园之间完全失去了联系，帝陵分布排列上仍然体现出一定血缘关系的秩序，我们把这种形式称为陵区制。考古表明，战国时期处在向独立陵园过渡阶段的秦东陵就已出现这种特点，秦始皇葬于骊山北麓也与秦东陵的陵区规划秩序有关。西汉帝陵，在渭河以北的五陵原上自东北向西南排列九座陵园，朝向和分布的一致性体现了陵区制的特点。文帝和宣帝因皇统继承的原因别葬于汉长安城东南，也从侧面说明了血缘因素对陵区制的影响。西汉帝陵是否按照“昭穆”排列尚未定论，但就帝后陵的相对位置，除了平帝与王皇后陵，其他均是帝陵比后陵更靠近长安城，体现皇帝主导的聚葬意识。洛阳东汉帝陵亦分为南北陵区，同一陵区内各陵分布较为密集，开始出现一些聚葬的特征。“明帝以后的章帝、和帝、殇帝直系四代均葬于洛南陵区是符合情理的，而安帝辈分同于殇帝，为章帝之孙，自然不能从属于殇帝聚葬，故重新在邙山原上另辟葬地，其后嫡系传承的顺帝、冲帝跟随聚葬。”21由此形成按照血缘亲疏的“直系同区”和“同辈不同区”的埋葬原则。魏晋南北朝时期，世家大族十分重视家族葬制，皇族亦然。文献记载西晋五陵聚葬于北邙一带，“北邙东则乾脯山，山西南晋文帝崇阳陵，陵西武帝峻阳陵。邙之东北宣帝高原陵、景帝峻平陵。邙之南则惠帝陵也”22。考古发现文帝崇阳陵、武帝峻阳陵相距不远，东西并列分布。东晋帝陵有多个陵区，“元、明、成、哀四陵在鸡笼山之阳，阴葬不起坟。康、简文、（孝）武、安、恭五陵，在钟山之阳，亦不起坟。惟孝宗一陵，在幕府山，起坟也”23，多陵区的形成显然与君统继承有一定的关系24。南朝帝陵聚族而葬的特征更加明显。特别是齐梁两代皇陵都葬于丹阳，萧齐皇陵集中分布在丹阳东北的经山周围，萧梁皇陵在丹阳三城巷一带，在丹阳陵口还有大型石刻作为陵区总入口的标识。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乃自表瀍西以为山园之所”25，延续鲜卑聚族而葬的旧俗。邙山陵区以孝文帝长陵为中心，其子侄辈诸陵位于长陵右前方，包括景陵、静陵、节闵帝墓，其孙辈定陵位于长陵左前方；诸帝子孙又根据帝系支脉分成小墓区26。这些陵区体现的血脉关系更加突出。唐代关中帝陵分布于长安城北部的广阔67古代帝陵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地带，东西跨度达140余千米，各陵之间距离较远，陵园的个体独立性突出。唐陵的选址主要受“因山为陵”和风水思想的影响，也有一定血缘关系的考虑。如泰陵选址考虑到了临近桥陵的因素，旧唐书载“吾千秋后宜葬此地，得奉先陵，不忘孝敬矣”27。有学者认为十八座帝陵的分布，早期是模仿北魏“父子序墓”的族葬形式，泰陵以后采用了昭穆制度28。现在来看唐陵区的选择超越秦汉陵区，放在关中盆地的北缘高地和山丘进行埋葬，是有一定历史认知和超越传统的观念存在。北宋帝陵位于嵩山西北、洛河东南相对狭小的自然地理区域内，诸陵按照“五音姓利”原则，以辈分和身份尊卑排位，自东南至西北递降，从总体上设定了子孙序列，同时依据血缘亲疏分组置于更小的陵区内。如永安、永昌和永熙三陵为一区，由东南向西北依次排列；永定陵自成一区，位于上述三陵的东北；永昭和永厚为一区，建于永定陵的北部；永裕和永泰二陵相距较近，位于上述三区的西南。高宗南渡，偏安江左，皇陵集中卜葬于绍兴宝山，陵位分布和次序皆仿巩义陵区。同时代，辽帝陵形成木叶山和医巫闾山两大陵区，也体现了不同血缘支系的统治者在葬地选择上的归属。房山金陵主陵区埋葬太祖以后五帝，以太祖为尊位，体现一定的“昭穆”秩序。宋以后，每一个陵园的独立性开始下降，开始出现若干座帝陵共用陵寝设施的情况，如北宋皇陵多座帝陵共享陵寺，房山金陵共享神道和陵寝建筑，这种表现也影响到明清帝陵。明清时期，父祖子孙葬于同一陵区成为常制。明清帝陵均是以祖陵为中心，后世陵园依附于祖陵两侧，并以祖陵神道作为总神道，共用大红门、石牌坊等建筑，各个帝陵紧密相连成为一个整体。清高宗确定了后世帝陵“各依昭穆次序，选分东西，一脉相连，不致递推递远”29的入葬原则，从而形成清朝皇帝父子异陵区的祧葬之制。现在来看，陵区制实际上是集中公墓制的异化和独立陵园制的结合，表现为较大范围内相对聚集埋葬，陵园分布体现一定的尊卑主从秩序，同时每座陵园又保持了相对独立性。受社会制度、政治和风俗信仰等因素的影响，历代陵区制呈现不同的风貌。汉晋隋唐时期，陵区形制的变化可谓是皇权（族权）和中央集权对立统一的直接体现，也是“家国同构”理念的直接表达。魏晋时期，皇权的衰落与士族门阀的兴起削减了帝陵的独尊和个性，陵区规模缩小，陵园排列体现辈分和尊卑秩序，聚族而葬的特征明显。唐代帝陵的核心理念是突出皇权至上，表现为陵区分布范围大，各陵之间距离较远，尊卑次序不明显，陵园独立性和个性明显。五代以后门阀士族阶层衰解，赵宋政权建立以家族为基础的统治秩序，通过强化赵氏皇族的“家法”构建国家统治秩序。在陵寝制度上，强调家族血缘的“五音姓利”之说顺势成为两宋帝陵营建的基本原则，集中陵区的形式成为制度。明清帝陵陵区制度更加完善，诸陵独立性较小，形成以祖陵为尊、子孙袝葬的尊卑有别的大陵区制。三、堪舆理念的影响和作用堪舆观念缘起较早，战国时期的宅法就已经有了吉凶判断的标准。当时墓葬的选址，“故凡葬必于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湿，此则善也”30，“葬于北方北首，三代之达礼也，至幽之故也”31。早期墓地选择并非完全出于风水吉凶，主要是为了墓葬的安全，以及礼制方面等因素。秦汉时期在“事死如事生”的观念影响下，宅居的堪舆观念逐渐涉及到墓地的营建。至迟到东汉时期，“葬先荫后”的观念就已成为人们选择葬地的标准之一。后汉书袁安传记载：“初，安父没，母使安访求葬地，道逢三书生，问安何之，安为言其故，生乃指一处，云葬此地，当世为上公。须臾不见，安异之。于是遂葬其所占之地，故累世隆68考古与文物 2023 年第 4 期盛焉。”32汉魏六朝时期，受“天人感应”、儒家伦理和家族观念的影响，堪舆理念开始与阴阳五行理论相结合，形成了以五行生克为核心的“五音”吉凶模式。在帝陵方面，秦始皇陵继承了战国以来择墓的基本原则，将陵墓建在开阔而高敞的平原。西汉帝陵承秦制均分布在地势高敞的台塬之上。有学者认为西汉帝陵坐西朝东的墓向符合刘姓宫羽姓葬法“以西为尊”的原则，是受到“五音姓利”堪舆思想的影响33。东汉帝陵两大陵区均位于地势较高的山前黄土台地，仍以地势高敞作为选址的首要因素。曹魏西晋实行薄葬，文献有“贫瘠之地”“营此丘墟不食之地”的记载，由此看是与堪舆理念有一定距离。西晋峻阳陵和崇阳陵均位于邙山南麓的平缓坡地，孝文帝长陵位于邙山山顶的平缓地带，宣武帝景陵也坐落于邙山顶部的开阔地带，基本上都是选择高敞明亮之地营建。东晋南朝时期，晋书郭璞传记录了晋明帝看人相墓的事例：“璞尝为人葬，帝微服往观之。因问主人，何以葬龙角，此法当灭族。”34但东晋帝陵选址是否完全考虑了风水因素尚无完整证据链。东晋继承西晋的陵寝制度，不封不树，如富贵山大墓、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均位于低山丘陵的缓坡地带。大约南朝的皇室陵墓应已充分考虑到风水因素，宋明帝在改葬崇宪太后诏令中提到“史官可就岩山左右，更宅吉地。明审龟筮，须选令辰，式遵旧典，以礼创制”35，这里涉及风水理论中“形”“理”“日”三个基本要素。推测为陈宣帝显宁陵的西善桥油坊村大墓，其东、南、西三面都有起伏的小山相连，一如双臂将大墓环抱其中，北面有孤矗的“藩卜山”屏障于前36。这样的地势是比较符合葬书关于“吉穴”的记载，类似的情况还有齐和帝恭安陵、齐景帝修安陵等。“五音择墓”在隋唐时期已较为常见，唐初吕才指出“至于近代师巫更加五姓之说，言五姓者，宫、商、角、微、羽等天下万物悉配属之，行事吉凶依此为法”37。隋文帝命当时精通风水的萧吉为独孤皇后选择葬地，“皇后山陵西北，鸡未鸣前，有黑云方圆五六百步，从地属天。谨案葬书云：气王与姓相生，大吉。今黑气当冬王，与姓相生，是大吉利，子孙无疆之候也”38。萧吉提到“黑气”“西北”都具有五行属性，与姓相生，应是按照五行生克关系的五音墓法。唐代以吕才阴阳书、佚名天元房录葬法作为官方葬法，而两书均已亡佚，只能从文献的只言片语中推测唐陵采用的堪舆术。唐太宗昭陵在选择具体位置时专门提到“九嵕山孤耸回绕”。唐中宗时，严善思反对武则天与高宗合葬时说：“然以山川精气，上为星象，若葬得其所，则神安后昌，若葬失其宜，则神危后损。”39唐玄宗于开元十七年“至金粟山，观冈峦有龙盘凤翔之势。谓左右曰：吾千秋后，宜葬于此地”40。穆宗时期吉州长史翰林待诏杨卓通晓堪舆之术，先后参与德宗崇陵、顺宗丰陵、宪宗景陵的选址工作，“至于辨别山川形胜，相识岗原气候，时所比量，未之有也”41。从文献记载来看，唐陵的选址注重地理形势和岗原气象。关中陵区的十八座帝陵，沿着咸阳北部的北山边缘地区一字排开，南面为开阔的渭河平原。其中14座帝陵利用北山的众多山峰营建，皆座北朝南，北侧有巍巍山脉，左右两侧均有山峰相连，形成环抱之势，周围有水流相依。可见，唐帝陵选址并未依据五音墓法，而是与山形水势结合紧密，侧重于地理形势的选择。随着士族门阀的式微，宋代以后，注重山水形势的形势宗和注重屋宇之法的理气宗，在民间形成了广泛的社会认知基础。与民间相反，宋代官修风水典籍却以五音姓利为主要理论。王洙所撰地理新书为北宋唯一官修阴阳术书，五音之法贯穿始终，对有宋一代的皇陵制度有重大的影响42。南宋人赵彦卫在云麓漫钞中描述两宋皇陵地形特征：“永安诸陵，东南地穹，西北地垂，东南有山，西北无69古代帝陵研究中的几个问题1a.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b.董新林.中国古代陵墓考古研究 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c.贺云翱,郭怡.古代陵寝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d.刘毅.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陵墓 M.北京:开明出版社,2016.2 段 玉 裁.说 文 解 字 注(第 6 篇)M.北 京:中 华 书局,2013:280.3 王利器.吕氏春秋注疏:节丧篇(纪第 10)M.成都:巴蜀书社,2002:971.4焦循.孟子正义:离娄上(第14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3:522.5司马迁.史记:孝文本纪(第10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2:434.6班固.汉书:文帝纪(第4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2:134.7沈约.宋书:礼志(第15卷)M.北京:中华书局,1974:405.8段鹏琦,杜玉生,肖淮雁.西晋帝陵勘察记J.考古,1984 (12).9 王溥.唐会要:陵议(第 20 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457-458.10 张建林.昭陵石室初探 C乾陵文化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38-41.11 许嵩.建康实录:太祖下(第 2 卷)M.北京:中华书山，角音所利如此。七陵皆在嵩少之北，洛水之南，虽有岗阜，不甚高，互为胜势。今绍兴攒宫朝向，正与永安诸陵相似，盖取其协于音利。”43结合巩义和绍兴地区的考古发现，宋代皇陵则的确以官方认定的“五音姓利”堪舆术作为营建皇陵的主要标准44。南宋晚期皇陵制度似乎有所变化，有学者在讨论宁宗永茂陵选址时，援引按行使杨烨等奏疏“恭惟大行皇帝仙驭上宾，神宫定卜，而有泰宁寺者，素擅形势之区，名为绝胜之境，冈峦环抱，气脉隐藏，朝揖分明，落势特达”，认为奏疏对地形环境的描述不再以角音姓利作为主要标准，而是“冈峦环抱、气脉隐藏”等形势宗理念，永茂陵以后选址皆体现形势宗风水的思想45。明清时期地理学的大发展为堪舆理论体系注入新的内涵，形势宗和理气宗迅速发展成最主要的两大派别。明清帝陵选址突出体现出形势宗和理气宗的综合应用，以形势宗龙、砂、穴、水为主要原则，兼以理气宗星卦理论，因地、因人、因时而异，表现为较强共性和个性的综合体46。通过以上梳理可以看出堪舆风水理念的发展对帝陵影响的特点：第一，早期帝陵选址的朴素思想被纳入到堪舆理论体系当中。秦汉魏晋时期，帝陵多位于高敞之地，是对先秦“凡葬必于高陵之上”的继承，之后在堪舆理念的影响下开始具有吉凶福祸的推断意义。第二，官方与民间相墓之法的分野。汉以后，堪舆理念吸收“天人合一”、阴阳五行学说，民间流行“五音姓利”之法。反观帝陵，宋以前除了西汉帝陵东向符合刘氏宫姓昭穆葬法，其他朝代帝陵未见“五音姓利”墓法的表现。宋代“五音姓利”墓法在民间式微，却严格用于帝陵的营建。第三，堪舆理念对帝陵的影响，本质上是皇权政治的需求。唐官修阴阳书反对纳音调姓是削弱士族门阀势力的一种手段，宋廷尊奉“五音姓利”，将所谓国姓区别隔离于他姓，毫无疑问是维护皇家姓氏尊严及等级制度一种方式。四、余论作为帝陵选址和埋葬的重要形式和依据，“因山为陵”、陵区制和堪舆理念三者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在“行营高敞地”的影响下，汉代楚地利用自然环境形成了因山为陵的埋葬形式；在堪舆理念的影响下，因山为陵更加注重周围依傍的山形地势。堪舆理念对陵区的形成和形制面貌也有直接影响。一般而言，祖陵位置的选择基本上确定了整个陵区的布局，祖陵占据最佳的风水形势，后世埋入的诸陵卜选只能在其周围选择相对较好的风水形局。宋代陵区按照“五音姓利”原则形成较为开放式的陵区制，明清帝陵采用形势宗风水呈现出封闭式的陵区，这些判定仍可以继续讨论。70考古与文物 2023 年第 4 期局,1986:61.12 许嵩.建康实录:孝宗穆皇帝(第 8 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228.13 沈约.宋书:武帝本纪(第 3 卷)M.北京:中华书局,1974:59.14 沈约.宋书:孝武帝本纪(第 6 卷)M.北京:中华书局,1974:135.15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江南道(第 25 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3:598.16 魏收.魏书:皇后列传(第 13 卷)M.北京:中华书局,1974:328-329.17 郭璞.葬书:外篇 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08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9.18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第 6 卷)M.北京:中华书局,1959:263.19 班固.汉书:楚元王传(第 36 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2:1954-1955.20 赵化成.从商周“集中公墓制”到秦汉“独立陵园制”的演化轨迹 J.文物,2006(7).21 韩国河.东汉陵墓踏查记 J.考古与文物,2005(3).22 傅季友撰,李善注.为宋公至洛阳谒五陵表(第 38 卷)C昭明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726.23 许嵩.建康实录:孝宗穆皇帝(第 8 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228.24a.王志高,周维林.关于东晋帝陵的两个问题 J.东南文化,2001(1).b.张学锋:东晋的哀帝东晋前中期的政治与社会 C汉唐考古与历史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13:36-53.25 魏收.魏书:皇后列传(第 13 卷)M.北京:中华书局,1974:330.26 宿白.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鲜卑遗迹辑录之三J.文物,1987(7).27 刘昫.旧唐书:玄宗本纪(第 9 卷)M.北京:中华书局,1975:235.28 沈睿文.唐陵的布局空间与秩序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85-96.29高宗纯皇帝实录:嘉庆元年十二月癸巳(第1495卷)M 影印皇史宬等处旧藏清抄本.北京:中华书局,1986:1024.30 王利器.吕氏春秋注疏:节丧(第 10 卷)M.成都:巴蜀书社,2002:971.31 郑玄注,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檀弓下(第 9 卷)C 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1302.32 范晔.后汉书:袁安传(第 45 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5:15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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