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辨的贡献和局限与上古史的重建.pdf

文 史 哲L I T E R A T U R E,H I S T O R Y,A N D P H I L O S O P H Y2 0 2 3年第5期(总第3 9 8期)N o.5,2 0 2 3(S e r i a l N o.3 9 8)古史辨的贡献和局限与上古史的重建王 震 中摘 要:站在一百年后的今天来反思,古史辨派有贡献亦有局限,贡献与局限每每交织在一起。例如,顾颉刚说组合的“三皇”出现在秦汉以来的文献是对的,然而组合中的“三皇”里的一个个“古帝”式人物却出现在战国时期,并非从秦汉才开始叠加上去的。再如,古史辨派说五帝并非一系是对的,但对 国语鲁语 礼记祭法 乃至 史记五帝本纪 为何要把有虞氏和夏后氏等都说成是以黄帝为其远祖并没有做出科学的解释。实际上这主要是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民族融合造成的,五帝所代表的族群属于自夏代以来的华夏民族的组成部分,在民族共同体的意义上他们都同属于华夏民族成员,只是有一个形成过程而不是自古一系而已。顾颉刚“四个打破”中“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说真正的“大一统”出现在秦汉是对的,但对夏商西周时期多元一体的复合制国家形态结构所显现的王朝国家的“统一性”是没有认识的。在古史人物究竟是人还是神以及“神化”和“人化”问题上,古史辨派没有考虑到古史人物中人名、族名、图腾名、神名是可以同一的,也没有考虑古史人物及其族群名号的沿袭性和神话传说故事的“时间深度”问题。总的来说,古史辨派“破有余而立不足”,当今学界在分析古史辨派的贡献和局限的同时,有必要提出重建中国上古史的系统考虑。关键词:古史辨派;层累说;三皇五帝;上古史重建D O I:1 0.1 6 3 4 6/j.c n k i.3 7-1 1 0 1/c.2 0 2 3.0 5.0 4古史辨是2 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术界古史研究领域影响最大的学派。在古史辨中,一百年前顾颉刚先生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和“四个打破”最具理论特色。一百年过去了,今天反思古史辨派,我认为它有贡献亦有局限。当我们反思古史辨派的贡献和局限的时候,重建中国上古史的理念也会再次进入我们的视野。一、顾颉刚“层累说”和“四个打破”的提出及其影响以顾颉刚先生为旗手的古史辨派,得名于顾颉刚等编辑的1 7册 古史辨。辛亥革命以后,1 9 1 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西方的史学理论特别是兰克的“实证史学”开始传入中国,古史辨派就是在这一环境中形成的。由于古史辨派摧毁了所谓“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的传统古史系统,古史辨派的兴起也被称为是一场史学革命。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简称“层累说”)的观点是1 9 2 3年在胡适主办的 读书杂志 上发表的,文章的名称是 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之所以取名 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是因为之前顾颉刚与从日本留学回国的、新文化运动干将钱玄同先生通过书信来往而讨论经书辨伪问题,1 9 2 3年,胡适请顾颉刚给他主办的 读书杂志 写稿,顾颉刚因给钱玄同的信寄出两月而未得回音,就把他寄给钱玄同的信中论古史的一段抄出,并加上按语,发表在 读书杂志 第九期上,也想借此逼 作者简介:王震中,河南大学黄河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教授(河南开封 4 7 5 0 0 1)。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2 0 2 2年度重大招标项目“五帝时代到夏代王权与国家形态研究”(2 2 V L S 0 0 3)的阶段性成果。一逼钱玄同给他回信。这就是著名的 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顾颉刚在 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 一文中说他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有三个方面的含义:第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比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 无为而治 的圣君,到 尧典 就成了一个 家齐而后国治 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第三,“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顾颉刚说他在整理 诗经 尚书 论语 里的古史传说时,“把这三部书中的古史观念比较着看,忽然发现了一个大疑窦 尧、舜、禹的地位问题!尧典 和 皋陶谟 我是向来不信的,但我总以为是春秋时的东西;哪知和 论语 中的古史观念一比较之下,竟觉得还在 论语 之后。我就将这三部书中说到禹的语句抄录出来,寻绎古代对于禹的观念,知道可以分作四层:最早的是 商颂长发 的 禹敷下土方,帝立子生商,把他看作一个开天辟地的神;其次是 鲁颂閟宫 的 后稷奄有下土,缵禹之绪,把他看作一个最早的人王;其次是 论语 上的 禹、稷躬稼 和 禹尽力乎沟洫,把他看作一个耕稼的人王;最后乃为 尧典 的 禹拜稷首,让于稷、契,把后生的人和缵绪的人都改成了他的同寅。尧、舜的事迹也是照了这个次序:诗经 和 尚书(除首数篇)中全没有说到尧、舜,似乎不曾知道有他们似的;论语 中有他们了,但还没有清楚的事实;到 尧典 中,他们的德行政事才灿然大备了。因为得到了这一个指示,所以在我的意想中觉得禹是西周时就有的,尧、舜是到春秋末年才起来的。越是起得后,越是排在前面。等到有了伏羲、神农之后,尧、舜又成了晚辈,更不必说禹了。我就建立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顾颉刚在 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 中还写道:至于禹从何来?我以为都是从九鼎上来的。禹,说文 云:“虫也,从禸,象形。”禸,说文 云:“兽足蹂地也。”以虫而有足蹂地,大约是蜥蜴之类。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当时铸鼎象物,奇怪的形状一定很多,禹是鼎上动物的最有力者;或者有敷土的样子,所以就算他是开天辟地的人。流传到后来,就成了真的人王了。此文刊出后,先是钱玄同在 读书杂志 第十期上发表了长篇回信,认为顾颉刚关于古史的意见“精当绝伦”,并谈到许多六经的真相及孔子与六经的关系。但他不同意顾颉刚所说的对禹的推测,因为 说文 中从“禸”的字,甲骨文、金文中均不从“禸”,如“禽”“兽”“萬”诸字。那“象形,九声”而义为“兽足蹂地也”之“禸”字,大概是汉人据讹文而杜撰的字。接着,东南大学的刘掞藜在 读书杂志第十一期上发表 读顾颉刚 的疑问,针对顾颉刚提出的“东周初年只有禹是从 诗经 上推知的”观点,他也以 诗经 为文献依据,大量引用 诗经 中的 长发 閟宫 诸篇驳斥顾颉刚对禹的解释,认为在 诗经 里禹丝毫不带神秘意味,对于顾颉刚关于禹从何而来的推测,刘掞藜认为是想入非非任意编造附会。其对顾颉刚关于 尧典 在 论语 之后等观点,也进行了辩驳。读书杂志 第十一期上还发表了胡堇人 读顾颉刚先生论古史书以后 的文章。胡文也对顾颉刚进行了质疑。针对刘、胡二人的批评,顾颉刚又写了长篇文章 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发表在 读书杂志 第十二至十六期上。在该文中,顾颉刚论述了禹的天神性、禹与夏的关系、禹的来源、尧舜禹的关系,以05文史哲2 0 2 3年第5期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 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 9 8 2年,第5 9 6 0页。顾颉刚:古史辨 第一册 自序,第5 2页。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 第一册,第6 3页。及后稷非舜臣、文王非纣臣等问题,还提出了“四个打破”的问题。顾颉刚在 答刘胡两先生书 中提出必须打破四项传统观念:一、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认为“商出于玄鸟,周出于姜嫄,任、宿、须句出于太皞他们原是各有各的始祖”,“自从春秋以来,大国攻灭小国多了,疆界日益大,民族日益并合,种族观念渐淡,而一统观念渐强,于是许多民族的始祖的传说亦渐渐归到一条线上,有了先后君臣的关系,尧典、五帝德、世本 诸书就因此出来”。二、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认为“禹贡 的九州,尧典 的四罪,史记 的黄帝四至乃是战国时七国的疆域,而 尧典 的羲、和四宅以交趾入版图更是秦汉的疆域。中国的统一始于秦,中国人民的希望统一始于战国;若战国以前则只有种族观念,并无一统观念”。“若说黄帝以来就是如此,这步骤就乱了”,“所以我们对于古史,应当以各时代的地域为地域,不能以战国的七国和秦的四十郡算做古代早就定局的地域”。三、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认为“古人对于神和人原没有界限,所谓历史差不多完全是神话”。“人与神混的,如后土原是地神,却也是共工氏之子”,“人与兽混的,如夔本是九鼎上的罔两,又是做乐正的官;饕餮本是鼎上图案画中的兽,又是缙云氏的不才子”,“兽与神混的,如秦文公梦见了一条黄蛇,就作祠祭白帝”等等,举不胜举。所以,这种史“决不是信史”。“自春秋末期以后,诸子奋兴,人性发达,于是把神话中的古神古人都 人化 了”,这就“在历史上又多了一层的作伪”,“所以我们对于古史,应当依了那时人的想像和祭祀的史为史,考出一部那时的宗教史,而不要希望考出那时以前的政治史,因为宗教是本有的事实,是真的,政治是后出的附会,是假的”。四、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认为“古代很快乐的观念为春秋以前的人所没有”,“我们要懂得五帝、三王的黄金世界原是战国后的学者造出来给君王看样的,庶可不受他们的欺骗”。这“四个打破”可以说是“层累说”的进一步发展,有了这“四个打破”才能更明确地说明中国古史之层累地造成说。顾颉刚提出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轰动学术界,也引起学者们的广泛讨论。1 9 2 6年,顾颉刚以 古史辨 为书名,把学术界自1 9 2 3年以来有关古史和辨伪讨论的论文编辑在一起出版。自1 9 2 6年 古史辨 第一册出版开始,至1 9 4 1年止,十五年间先后出版了七册,发表论文三百五十余篇,对古史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深入讨论,古史辨派成为2 0世纪影响最大的学术思潮。胡适在 古史辨 第一册出版后即发表评论说:“这是中国史学界的一部革命的书,又是一部讨论史学方法的书。此书可以解放人的思想,可以指示做学问的途径,可以提倡那 深澈猛烈的真实 的精神。”郭沫若在1 9 2 9年评价顾颉刚的“层累说”“的确是个卓识”,“他的识见是有先见之明”。王汎森评价说:古史辨运动“对近代史学发展的最大意义是使得过去凝固了的上古史系统从解榫处解散开来,使得各各上古史事之间确不可变的关系松脱了,也使得传统史学的视野、方法及目标有了改变,资料与资料之间有全新的关系。故即使不完全相信他们所留下的结论,但至少在传统古史系谱中,已经没有任何人或事可以安稳地被视为当然,而都有遭遇到怀疑或改写的可能”。“综括地说,这个运动使得史学家们能有用自由的眼光去看待上古史的机会”。西方史学界对顾颉刚及古史辨派的学术思潮也是广泛称赞,如美国史学家施奈德说:“顾的反传统主义乃革命的一部分,他对中国学术上的贡献,同样地也是他对二十世纪中国革命过程的贡献。”15古史辨的贡献和局限与上古史的重建顾颉刚:答刘胡两先生书,古史辨 第一册,第9 9 1 0 2页。胡适: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古史辨 第二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 9 8 2年,第3 3 3页。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附录九 夏禹的问题,郭沫若全集 历史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 9 8 2年,第3 0 4页。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 9 8 7年,第2 9 5 2 9 6页。施耐德: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梅寅生译,台北:华世出版社,1 9 8 4年,第2 0页。二、“层累说”和“四个打破说”贡献与局限相交织今日我们重新思考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既感到它对摧毁“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的旧古史体系有积极的一面,又感到事情并非顾先生考虑的那么单纯。顾先生对“三皇五帝”古史体系之辨,其方法论是从古书辨古史,即从古书成书年代的先后来推论古史形成的过程,因此他得出:“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这是“层累说”的关键,他由此不相信“三皇五帝”古史系统,有其自洽的一面。但是,三皇五帝系统究竟是怎么来的,其历史文化背景是什么,顾先生没有进一步说明,然而却很有深究的必要。(一)“三皇”形成过程的反思与“三皇”所代表的时代“三皇”有不同的组合,这些不同组合确实如顾颉刚先生所言出现在秦以后。但是,被组合在三皇中的一个个具体人物(或可称为“上古诸帝”)及其事迹却出现在战国时期。也就是说,组合的三皇与被组合到三皇里的一个个上古诸帝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出现在秦汉以来,而后者出现在战国诸子的论述之中,对于这一点我们应加以区分。作为泛称的“三皇五帝”之名见于 周礼春官宗伯 以及 庄子 和 吕氏春秋 等书。周礼春官宗伯 云:“外史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外史职掌三皇五帝之书。”庄子外篇 中的 天运篇说:“故夫三皇五帝之礼义法度,不矜于同,而矜于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礼义法度,其犹柤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于口。”吕氏春秋 的 禁塞篇 曰:“上称三皇五帝之业,以愉其意,下称五伯名士之谋,以信其事。”吕氏春秋 的 贵公篇 用众篇 孝行篇 中也都提到“三皇五帝”,但都如 禁塞篇所言,只作泛称。三皇五帝到底指谁,上引 周礼 庄子 吕氏春秋 并未指实,而秦汉以来文献中关于三皇五帝的说法却有多种组合模式,情况甚为复杂。关于三皇,根据我的统计,秦汉以来的三皇至少有七种组合模式:(1)天地人三皇说(尚书大传);(2)伏羲、女娲、神农为三皇(春秋元命苞);(3)燧皇、伏羲、女娲为三皇(春秋命历序);(4)伏羲、神农、燧人为三皇(白虎通德论,另 礼含文嘉 排列为“宓戏、燧人、神农”);(5)伏羲、神农、共工为三皇(通鉴外记);(6)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玉函山房辑佚书 引 礼稽命征、孔安国 尚书传序、皇甫谧 帝王世纪);(7)伏羲、神农、祝融为三皇(白虎通德论)。以上七种说法中,第一种“天地人”三皇说,也见于 史记秦始皇本纪,其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这里的泰与大同音,大字像人形,故有学者提出泰为大之音借,大为人形之讹。与“天地人三皇说”相关的是“天地人三才说”。古今注 载“程雅问董仲舒曰:自古何谓称三皇五帝?对曰:三皇,三才也”。“三才”指“天、地、人”。易传系辞下:“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通观中华思想文化史,“天地人”三皇说是一种哲学式的构思,它与由人组成的“三皇五帝”古史体系不属一类。七种三皇说的另外六种,究竟以哪三人为三皇,说法各异。对此,诚如东汉末年的王符在 潜夫25文史哲2 0 2 3年第5期杨天宇:周礼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 0 1 6年,第5 0 7页。王先谦集解,方勇校点:庄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 0 1 3年,第1 6 7 1 6 8页。王先谦集解,方勇校点:庄子,第1 4 1页。王震中:三皇五帝传说与中国上古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 第七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 0 1 1年,第34页。史记 卷六 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2 0 1 1年,第2 0 2页。吕思勉:先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 0 2 0年,第4 4页;翁独健:顾颉刚、杨向奎 跋,古史辨 第七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 9 8 2年,第2 7 9页。崔豹撰,牟华林校笺:校笺,北京:线装书局,2 0 1 5年,第2 0 1页。李道平撰,潘雨廷点校:周易集解纂疏,北京:中华书局,1 9 9 4年,第6 7 5页。论五德志 中所言:“世传三皇五帝,多以伏羲、神农为二皇,其一者或曰燧人,或曰祝融,或曰女娲。其是与非,未可知也。”王符这段话所透露的无可奈何与无所适从,是当时人们构筑三皇古史系统时的实情。作为学术反思,我认为顾先生“层累说”提出组合的“三皇”出现在秦汉以来的文献是有贡献的。但是,三皇各种组合中的一个个“人物”(或可称为“上古诸帝”,或可称为“三皇式 人物”)却出现在战国时期,在诸子中时有表述,并非从秦汉才开始叠加上去的。此外,对于某些三皇式“人物”,我们可以把他们作为历史进步的时代性符号或时代性名词来对待。我这样说的理由有二:其一,周秦时人在说到上古诸帝时,有时将他们作并列处理,但也有很多地方是把他们作为一种历史的推移和递进来讲的。如 战国策赵策二 载赵武灵王说: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宓戏(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三王,观时而制法,因事而制礼。庄子缮性篇: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为天下,是故顺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农、黄帝始为天下,是故安而不顺。德又下衰,及唐虞始为天下,兴治化之流。商君书更法篇: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风俗通义:三皇结绳,五帝画像,三王肉刑,五霸黜巧,此言步骤稍有优劣也。淮南子氾论训:神农无制令而民从,唐虞有制令而无刑罚,夏后氏不负言,殷人誓,周人盟。桓谭 新论:夫上古称三皇、五帝,而次有三王、五霸,此皆天下君之冠首也。故言三皇以道治,而五帝用德化;三王由仁义,五伯用权智。其说之曰:无制令刑罚,谓之皇;有制令而无刑罚,谓之帝;赏善诛恶,诸侯朝事,谓之王;兴兵约,约盟誓,以信义矫世,谓之霸。可见,在战国时期人们所论的古史系统中,从伏羲、神农到黄帝、尧、舜,以至于三王、五伯的这种排列,表达了一种历史递进关系。这种历史递进关系属于战国时期人们的一种历史观。我们今天在重建上古史时,对战国诸子有关我国上古历史的这种统括和划分,对这些古史传说所反映的历史阶段,当然应该是在辨析的基础上,结合考古发现和民族学、人类学资料而加以利用。其二,把战国诸子所说的三皇式“人物”事迹与社会经济形态相对照,可以指示出社会历史演变的阶段性特征。对于不同的三皇组合模式,这里姑且以燧人、伏羲、神农为三皇,此三皇代表了历史发展的三个时代:燧人氏代表我国历史上人工取火的发明和成就,考古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发明了人工取火,所以燧人氏代表了旧石器时代晚期,是该时代的“指示名词”或“文化符号”;伏羲氏代表了由高级渔猎经济向农业的过渡,并有了像八卦这样朴素的辩证思维,属于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神农氏关于农业的发明代表了距今1 2 0 0 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而神农氏对于耒耜的发35古史辨的贡献和局限与上古史的重建王符:潜夫论,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 0 0 8年,第2 5 1页。王震中:三皇五帝传说与中国上古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 第七集,第1 2页。何建章:战国策注释,北京:中华书局,2 0 1 9年,第7 4 0页。王先谦集解,方勇校点:庄子,第1 8 0页。蒋礼鸿:商君书锥指,北京:中华书局,2 0 1 7年,第4页。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 9 8 1年,第6 2 2页。刘安等著,高诱注:淮南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 9 8 9年,第1 3 8页。桓谭:新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 9 7 7年,第2页。明则代表了距今8 0 0 0 7 0 0 0年的耜耕农业,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是农业发明之后的第一个发展阶段,再加上我国南方的稻作农业与北方的黍粟类旱作农业是两大系统,所以从一万多年前开始,南方有南方的神农氏,北方有北方的神农氏,而南北各地的神农氏从1 2 0 0 0多年前到7 0 0 0年前跨越了五六千年的历程,可见神农氏也是“指示时代的名称”或“文化符号”,它是中华大地农业的发明这样一个伟大历史进步的概括,它表达了社会进入农耕时代,并取得了初步的显著发展。例如 韩非子五蠹 说: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蜯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 庄子盗趾:古者禽兽多而人民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积薪,冬则炀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尧舜作,立群臣,汤放其主,武王杀纣。自是以后 易传系辞下: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庖羲氏没,神农氏作,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卷,神而话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右之,吉无不利。在上述战国诸子对远古社会的种种推测与描述中,有巢氏不在三皇之列,但在 韩非子 和 庄子 等书中,显然是把他作为人类初期阶段的代表来对待的。此时人类混迹于禽兽之中,为规避野兽的伤害,有巢氏教人“构木为巢”,“暮栖木上”。从这一角度来看,把有巢氏划定在旧石器时代早期,应该是有充分理由的。只是,作为人类初期的历史文化特征,在由猿转变为人之后,考古发现的北京人等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是居住在洞穴之中的,人类在居于洞穴之前,是否有一个阶段是普遍居住在树上,现在还不能得到考古学上的印证,实际上也很难印证。而考古学所发现的诸如河姆渡那样的干栏式房屋建筑遗址,其时代却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距离旧石器时代早期有百万年以上的历史。所以,庄子等人在说“有巢氏之民”时,很可能是参照了当时“南越巢居,北朔穴居”的民俗,而把它安排在了人类历史进程的初期,在今天尚无法确知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是否普遍地居住在树上的情况下,笔者不主张用“有巢氏”来作为我国旧石器时代早期阶段的特征的概括,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解或误导。燧人氏的“钻燧取火”,已不是利用天然之火而属于人工取火。我国远古先民利用天然之火的历史可以从距今1 8 0万年前的山西芮城西侯度遗址和距今1 7 0万年的云南元谋人算起,一直持续到距今7 0 5 0万年的北京人等。到了距今5万年至1.2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发明了人工取火。其中,在内蒙古伊盟乌审旗萨拉乌苏河畔河套人居住过的遗址里发现有三处篝火遗迹;河北阳原桑干河岸边的虎头梁遗址是一处猎人宿营地,其中有三处篝火遗迹;在山顶洞人那里也有用火的遗存。45文史哲2 0 2 3年第5期张觉等撰:韩非子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 0 0 7年,第6 7 3页。王先谦集解,方勇校点:庄子,第3 5 7 3 5 8页。李道平撰,潘雨廷点校:周易集解纂疏,第6 2 1 6 2 7页。张觉等撰:韩非子译注,第6 7 3页;王先谦集解,方勇校点:庄子,第3 5 7页。这些都说明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已知道用人工取火了。燧人氏传说的文化特征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年代约在距今5万年至1 2 0 0 0年前这一范围内。在笔者看来,燧人氏实为旧石器时代晚期人工取火这一文化特征的一个“指示时代的名词”或“文化符号”。伏羲的文化特征有三个方面:一是“教民以猎”,“作结绳而为罟,以田以鱼”,“取牺牲以供庖厨”;二是“制以俪皮嫁娶之礼”;三是“始作八卦”。“教民以猎”可视为高级狩猎,而“以佃以渔”则属于渔猎经济向农业经济的过渡;“制嫁娶”可以看作由“原始群婚”开始进入氏族社会的“族外婚”;“始作八卦”则说明已出现原始、朴素的逻辑思维和辩证思维。所以,伏羲氏代表我国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过渡,年代约为距今1.5万年到1万年间。神农氏,在 易传系辞下 中是紧接伏羲氏而兴起的。从先秦文献中,既可以看到神农氏发明了农业,也可以看到神农氏发明了耒耜。农业的发明可以与距今1 2 0 0 0年的农业起源相联系,而在农业生产中使用耒耜则属于距今七八千年的史前农业的第一个发展阶段,所以神农氏的年代约为1 2 0 0 0 7 0 0 0年前,跨度有五千年。关于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是否为真实的人物,我赞成徐旭生先生的说法。徐旭生在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一书中指出:“就现在所能得到的材料去研讨,我们可以推断神农与有巢、燧人为同类,是战国时的思想家从社会进步的阶段而想出来的指示时代的名词。至于伏羲、女娲却同太皞、蚩尤为一类,是另一集团的传说中的英雄,他们的真实人格也许可以存在,也许并不存在。”我们说“神农”是一个“指示时代的名词”或“文化符号”,也与我国史前农业分为南北两大系统、分布范围甚广,以及神农氏既可代表距今一万多年前的农业起源又可代表距今七八千年前的耜耕农业有关。说到农业的发明,根据考古发现,我国的农业起源于距今1万年前左右,分南北两大系统,南方是水稻、稻作农业系统,北方是小米和黄米黍粟类农业系统。在南方发现的遗址,有距今1万年以上的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距今1万年至9 0 0 0年左右的浙江浦江上山遗址、距今9 0 0 0 8 0 0 0年的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距今7 0 0 0年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等。在北方也有距今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如河北徐水县南庄头遗址、北京门头沟区东胡林遗址等,但在这些遗址中目前还没有谷物农作物的发现,在距今7 0 0 0多年的中原地区的磁山、裴李岗文化、陕西的老官台文化、山东的北辛文化等遗址中发现有谷物农作物遗存。依据上述考古发现,我国农业的起源不但分作南北两个系统,而且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都不是由一个地方起源的,是多个中心、在不同地区分散起源的。其次,就农业起源后的第一个发展时期而论,在距今8 0 0 0 7 0 0 0年的南北各地的农业都有显著的发展。例如,在北方,距今七千多年的裴李岗、磁山文化时期,农业已进入所谓“锄耕”或“初级耜耕”农业阶段,当时整个黄河流域及其东北地区,已出现包括翻土工具在内的成套农具,如从砍伐林木和加工木器用的石斧、松土或翻土用的石铲(即石耜)、收割用的石镰或石刀,到加工用的石磨盘、石磨棒,一应俱全,而且制作精致。特别是在河北武安磁山遗址中发现8 8个窖穴储存着粮食,经计算8 8个窖穴的粮食堆积体约为1 0 9立方米,折合重量约为1 3.8 2万斤,足以说明这一时期的粮食产量已相当可观。在南方,长江下游地区距今7 0 0 0年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中,不但有发达的骨耜木铲,用于水稻农业中开挖排灌管道和翻土整地,属于典型的稻作耜耕农业,而且与大批木构建筑一55古史辨的贡献和局限与上古史的重建尸佼著,汪继培辑,朱海雷撰:尸子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 0 0 6年,第5 4页。李道平撰,潘雨廷点校:周易集解纂疏,第6 2 4页。皇甫谧等著,陆吉等校:帝王世纪 世本 逸周书 古本竹书纪年,济南:齐鲁书社,2 0 1 0年,第2页。皇甫谧等著,陆吉等校:帝王世纪 世本 逸周书 古本竹书纪年,第6 3页。李道平撰,潘雨廷点校:周易集解纂疏,第6 2 2页。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北京:商务印书馆,2 0 2 3年,第2 9 8页。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增订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 0 1 3年,第2 3 3 7页。佟伟华:磁山遗址的原始农业遗存及其相关的问题,农业考古1 9 8 4年第1期,第1 9 7页。起,在4 0 0多平方米范围内,普遍发现由稻谷、稻秆、稻叶混在一起的堆积物,这些在仓库中储存的稻谷遗存如换算成新鲜稻谷,当在1 0万公斤以上,也说明了其农业的发达。这样看来,既然神农氏代表着农业的起源和它的早期发展,而考古发现又表明农业是在不同地区分散起源的,而且在距今7 0 0 0多年的第一个显著发展阶段,南北各地的农业都是非常发达的,由此我们就不能说神农氏只是一个人,而应该说南北各地有各地的神农氏,也就是说,所谓“神农氏”也实为“指示时代的名称”或“文化符号”,它是中华大地农业的发明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进步的概括,它表达了社会进入农耕时代,并取得了初步的显著发展。所以,神农氏与燧人氏一样,我们不应将其理解为一个人或一个氏族部落,而应理解为时代性标签,可视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文化符号。鉴于我国农业起源于距今1万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初期,其第一个显著发展时期为距今7 0 0 0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所以我们将三皇中的神农氏所反映的时代拟定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早期和中期,具体年代约为距今1 2 0 0 0 7 0 0 0年的范围内,应是妥当的,而且没有证据表明距今7 0 0 0年前中华大地已出现父系氏族社会,所以,距今1 2 0 0 0 7 0 0 0年的范围也与神农之世“民知其母,不知其父”的社会特征相吻合。(二)五帝及其相关问题的反思“层累说”和“四个打破”,也涉及五帝:一是认为五帝等诸帝都是神而不是人,这涉及所谓古史由神变为人的“人化”问题;一是认为五帝等谱系不是一系而是虚构的。古史神话的“人化”的说法,我认为是片面的,问题很多,对此我们后面再具体讨论;对 史记五帝本纪 等文献所列五帝之间血缘谱系仅止于否定而不进一步深究其原因,我认为是“破而未立”或者说是“破有余而力不足”。关于五帝,也有不同的组合。一类是按照四时、五行、五方位横向排列的组合,一类是按照血缘的纵向排列的组合。按照四时、五行、五方位横向排列的组合的五帝,见于 吕氏春秋十二纪 礼记月令 淮南子天文训 等,如 淮南子天文训 说:“东方,木也,其帝太皞,其佐句芒,执规而治春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执衡而治夏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其佐后土,执绳而制四方西方,金也,其帝少皞,其佐蓐收,执矩而治秋北方,水也,其帝颛顼,其佐玄冥,执权而治冬。”对于这种以五行相配的五帝组合模式,有学者说它是战国秦汉时的“学者为落实五帝说的编造”,并认为“神学上的五帝说为人间的五帝说提供了理论依据”。其实按照四时、五方位横向排列组合的五帝,是把上古的诸帝按五行的五方位作了横向上的分布组合,因而是先有上古诸帝的存在而后才有与四时五行相配合的五帝。然而,这种五方帝的组合模式却可透露出组成五帝的上古诸帝原本有可能不属于一个地域族系,他们当来自不同的地域族团。按照血缘纵向排列的组合的五帝,有三种组合:(1)易传 大戴礼记五帝德 国语 史记五帝本纪 所记载五帝为: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2)孔安国 尚书序 以少皞、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3)郑玄注 中侯敕省图,“以伏牺、女娲、神农三代为三皇,以轩辕、少昊、高阳、高辛、陶唐、有虞六代为五帝”。关于六人而称为五帝,郑玄的解释是:“德合五帝座星者称帝,则黄帝、金天氏、高阳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是也。实六人而称五帝者,以其俱合五帝座星也。”这样的解释实属牵强附会。诸种不同组合五帝的出现,包括列有六人而称为五帝的情况说明:第一,应当是先有“三皇五帝”65文史哲2 0 2 3年第5期严文明: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1 9 8 2年第1期,第2 2页。刘安等著,高诱注:淮南子,第2 8页。叶林生:古帝传说与华夏文明,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 9 9 9年,第6 3、6 5页。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上),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 9 9 4年,第4 4 0页。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上),第4 4 0页。这样“三”“五”概念的存在,而后出现用不同的古帝去填充它;第二,“五帝”与远古诸帝是一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五帝”可视为远古诸帝的代表或概括,因而应当把对“五帝”的研究置于远古诸帝的整体研究之中。关于按照血缘谱系排列组成的五帝,表述最完整的是 史记五帝本纪 中的“黄帝颛顼帝喾尧舜”。按照 五帝本纪 中的排列顺序,黄帝为五帝之首,其余四帝都是黄帝的后裔。颛顼是黄帝之子昌意的儿子,即黄帝之孙。帝喾的父亲叫蟜极,蟜极的父亲叫玄嚣,玄嚣与颛顼的父亲昌意都是黄帝的儿子,所以,帝喾是颛顼的侄辈,黄帝的曾孙。尧又是帝喾的儿子。而舜则是颛顼的六世孙。这一组合模式表达出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展现出五帝在历史舞台上称雄先后的时间顺序,二是按照司马迁所述五帝之间是一脉相承的祖孙关系。笔者认为 五帝本纪 中五帝在历史舞台上称雄先后的时间顺序应该没什么大的问题,但认为黄帝与其他四帝即五帝之间在血统血缘上都是一脉相承的关系,是有疑问的。从姓族来看,黄帝族有十二姓,以姬姓为主;颛顼和帝喾不知何姓,“颛顼祝融”属于一个集团,祝融有八姓:己、董、彭、秃、妘、曹、斟、芈,都不在黄帝十二姓之列;帝舜姚姓,也不在黄帝十二姓之列,而且孟子还说舜是“东夷之人”;只有帝尧祁姓,在黄帝十二姓之中。上古的姓与姓族表现的是血缘关系,由此我认为在司马迁所说的五帝中,只有黄帝与帝尧属于同一族系,而其他三帝与黄帝在血缘族系上不是一系。为此,我曾将五帝所表现出的先后时代关系称为符合历史实际的“实”,而将其一脉相承的血缘谱系称为不符合历史实际的“虚”。我们知道,上古时期中华大地上的新石器文化星罗棋布,新石器文化遗址数以万计,创造这些新石器文化的氏族部落部族林立,即使后来组合成几个大的部族集团,各大族团之间起初也是互不统属,根本不可能是万古一系。司马迁等人把原本属于不同部族或族团的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等的族属描写成一系的做法,因而需要予以纠正。但是,当我们追问司马迁为什么要把五帝之间说成是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时,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了。国语鲁语 和 礼记祭法 中有虞氏和夏后氏等都以黄帝为其远祖的说法,例如 国语鲁语上 说:“故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喾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从 国语鲁语 和 礼记祭法看,黄帝与颛顼、尧、舜是有祖先关系的;周人禘喾,周人与黄帝都是姬姓,这样帝喾与黄帝也就有了血缘关系,由此而言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不就都有血缘关系了吗?也有学者把五帝之间的血缘关系称为“拟血缘关系”。国语 和 礼记 都是战国时期成书的,那么,战国时期的人为何要把原本不属于同一姓族诸帝描述为同一血缘系统,并都以黄帝为远祖而进行祭祀呢?我认为这主要是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民族融合的结果:当时华夏民族的民族自觉意识特别强烈,已越过了自在民族,早已成为自觉民族,需要一个民族标识,姬姓的黄帝族与姬姓的周人乃属同一族系,这样,华夏民族共推黄帝为自己的始祖就成为一种时代意识和时代需求。黄帝之外的其他四帝虽说多数不与黄帝族为同一姓族而无血缘关系,但他们在五帝时代就先后成为华夏集团的组成部分,并从夏代开始融合为华75古史辨的贡献和局限与上古史的重建 国语晋语四:“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巳、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参见韦昭注,徐元诰集解,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 0 1 9年,第3 5 3 3 5 4页。孟子离娄下:“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参见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 9 8 7年,第5 3 7页。王震中:三皇五帝传说与中国上古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 第七集,第1 4页。韦昭注,徐元诰集解,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第1 6 8 1 6 9页。实际上,从西周开始,华夏民族就已进入自觉民族的发展阶段。关于由华夏民族由夏商时期的“自在民族”发展为周以后的“自觉民族”的过程,参见王震中:从复合制国家结构看华夏民族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2 0 1 3年第1 0期,第1 9 0页。王震中:商周之变与从帝向天帝同一性转变的缘由,历史研究2 0 1 7年第5期,第8页。夏民族一员,所以从战国到汉代采用“拟血缘关系”把他们组合成为一系是不难理解的。当时实际情况应该是这样: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原本代表不同的部族,他们先后来到中原或活动于中原地区,之后又融合而形成华夏民族;在融合的过程中,他们在中原地区的称雄有先有后,五帝本纪 中“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的排列,就透露出称雄的先后。国语 和 礼记 的作者以及司马迁正是鉴于华夏民族的组成和融合情况,才给出了五帝在血缘上出于同一族系的记述,这主要是因为战国秦汉时期并没有今日的民族学概念,只得按照传统做法把民族融合表达为血缘或拟血缘关系并用祭祀谱系表现出来。若从华夏民族形成过程来看,炎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或因其先后来到中原或因其原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