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生产视域下社区治理主体合作困境及其形成机理研究--基于M市P小区的案例分析.pdf

辽宁行政学院学报一、问题的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基层治理体制经历了单位制到街居制再到社区制的大转型1。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基层社会的复杂程度日益提升，特别是基层治理新力量的不断涌现，使社区治理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不仅如此，经过多元主体长期博弈，城市社区治理的广度与深度已同过去迥异。政府、市场、社会等任何一方主体都无法独自在城市社区治理公共服务供给上做到尽善尽美，多元治理主体的参与和多种治理力量的介入对于城市社区的善治非常重要2。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3理念引导下，社会各界纷纷呼吁调整原有公共服务生产模式以适应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的需要，从而提高社区治理效能、增加社区公共福祉。新时代城市社区的有效治理必然是建立在社区公共服务良好供给基础之上的。在这一现实需求推动下，以强调公民、政府及市场主体共同参与社区治理的共同生产（co-production）模式逐渐受到关注。小区楼长制、居民守则等相关机制及规章制度也应运而生，被广泛运用于城市社区治理实践。尽管各地投入大量资源以期共同生产模式能形成长期且普遍的善治效果，但实际情况并不尽如人意。在不少地方该模式始终难以落地，社区治理多元主体间良好而稳定的合作关系更是难以真正建立，这极大地影响了城市社区治理效共同生产视域下社区治理主体合作困境及其形成机理研究周维1李永洪2（1.山东大学，山东 青岛 266237；2.西华师范大学，四川 南充 637009）摘要多元治理主体间的合作是影响城市社区治理绩效提升的重要因素。城市社区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现有研究未能很好地揭示各主体间合作的影响机理。借助共同生产理论搭建治理主体合作的“输入加工输出”框架，以 M 市 P 小区为例，分析主体间合作困境的形成过程与生成机理。研究发现：议事沟通平台悬置、社区“两委”权威弱化及技术应用形式化造成输入端治理要素收集效率低下，避责、逐利与抗争逻辑导致加工端对治理要素的处理失当，公共价值、身份认同和参与共识难以形成导致输出端主体对合作前景的消极评价，种种因素叠加导致主体合作关系破裂。可通过提高输入端治理要素的收集效率、引导加工端主体行为逻辑转变、引导治理主体对合作前景形成乐观预期，促进治理主体实现有效合作。关键词社区治理；共同生产；多元主体；合作困境；生成机理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053（2023）05-0065-07基于 M 市 P 小区的案例分析作者简介周维（1999），男，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李永洪（1973），男，西华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基层治理现代化导向下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有效性研究”（21CDJ043）；西华师范大学科研创新团队项目（SCXTD2022-2）；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技术治理维度下地方痕迹主义的成因及应对策略研究：基于四川 S县的调查”（202110638003）。政府社会管理65辽宁行政学院学报能。本文借助共同生产理论，通过构建社区治理要素的“输入加工输出”分析框架，以四川省M 市 P 小区为例，采取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相结合的方法，分析社区党组织和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社区 两委”）、业主委员会（以下简称“业委会”）、物业管理公司（以下简称“物业”）、驻区企业和社会组织（以下简称“驻区组织”）等治理主体在公共服务共同生产方面的难题，揭示多元化的社区治理主体合作困境的形成机理，进而深化对社区治理主体合作关系构建的认识，并探寻破解社区治理主体合作困境的有效之策。二、文献回顾与分析框架（一）文献回顾：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多元主体合作困境随着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机制在城市社区不断建立和推行，城市社区俨然成了一个兼具政治、服务和社会功能的复杂系统4。当前，城市社区治理功能面临治理主体权责边界不清晰、治理主体沟通不顺畅等问题。为此，学术界主要从共同体建构范式、协商民主范式、多中心治理范式三个角度审视这一问题。第一，将社区治理主体间的合作视为一种共同体建构的过程。国内大量研究都将城市社区与共同体联系在一起，强调公共价值5、社区情感6、社会资本7等要素，这对于社区居民合作至关重要。当前社区治理主体间的合作困境主要源于社区尚未形成共享的公共价值、社区情感及成熟的社会资本网络。一方面，社区公共价值的丧失将导致社区治理主体失去愿景及目标指引，进而模糊彼此关系以及相应责任，影响其在社区公共服务过程中的行为选择与结果。另一方面，对治理主体情感的忽略则会加剧陌生社会中治理主体的“原子化”倾向，导致彼此越发孤立，难以实现有效链接。此外，社区社会资本的缺失也会造成治理主体间信任不足、社会参与网络形成困难、社会规范不健全等一系列问题8。在以上要素的共同作用下，社区治理主体间缺乏对所在场域的共同愿景与目标，最终加剧合作难度，甚至导致彼此关系紧张。第二，将社区治理主体间的合作看作协商民主制度在基层的扩散，而治理主体间的合作困境则反映了该制度存在运行梗阻。一方面，有些学者认为主体间的合作困境是协商民主制度本身存在如协商主体单一、协商内容片面、协商流程随意、协商形式陈旧等问题9，导致其缺乏参与热情。另一方面，也有学者强调基层治理环境中存在的大量阻力影响了协商民主制度的有效运作10。比如，基层政府为实现短期目标，利用自身在资源和权威上的优势随意更改议程，导致形式化协商、象征性参与。这些问题导致治理主体的参与能力被削弱，合作参与的合法性亦被动摇11，最终形成社区治理主体的合作困境。第三，将社区治理主体间的合作看作多中心治理模式的现实呈现。有些学者认为合作困境的出现是治理主体间博弈的自然结果，是一种集体行动困境。新时代城市社区呈现出治理结构多样化、治理主体多元化等特征，它们的存在促使社区治理中形成差异化的行动逻辑，包括治理主体的各种自利逻辑12。这些逻辑背后反映了不同个体所代表的利益诉求与价值观念，并潜藏着冲突的可能。当出现参与成本较低、预期收益较高的情况时，治理主体便会采取差异化的博弈行为策略，彼此之间在目标、价值、责任等多维领域展开复杂博弈13，治理主体间合作的空间也被压缩。虽然学术界对社区治理中的主体合作困境问题展开了丰富的讨论，但仍存在不足。城市社区治理是个复杂的系统，现有研究未能很好地揭示各主体间合作的影响机理。因此，有必要对以上问题予以修正，以不断拉近理论与现实的距离，提高理论的解释力。（二）分析框架共同生产理论借鉴了新公共管理理论对公共服务的理解，该理论最早由奥斯特罗姆提出，是指“公共服务常规生产者（如公共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与消费者（如公民）公共生产行为的融合”14。经典的共同生产包含三种类型：公共服务常规生产者向消费者提供服务和帮助、公共服务常规生产者向消费者请求帮助、二者在互动过程中不断调整自身预期与行为，并建立对特定公共问题的共同理解。本文所涉及的共同生产行为包括第一种和第三种。共同生产理论强调公共服务的生产过程中输入端与输出端的结构化设计，以处理治理场域政府社会管理66辽宁行政学院学报图 1城市社区治理共同生产模式中的信息、资源等要素。在社区治理中，广大居民和驻区组织等主体不仅是社区治理中公共服务的消费者，还是全过程投入的生产者。除了投入时间、精力和物资之外，主体间的参与认同、价值共识等也不可或缺。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借鉴共同生产理论中有关治理模式输入端与输出端的设计思路，提出城市社区治理共同生产的“输入加工输出”分析框架（见图 1）。首先，在输入端通过各种渠道、技术、工具来实现社区治理要素的高效收集。其次，治理主体对所收集的要素进行加工处理。最后，治理主体在输出端形成对合作前景的积极预期。唯有如此，良好的合作关系才能在这个复杂的系统中形成。值得进一步说明的是，共同生产的输入端主要对城市社区场域中的各种信息、资源等治理要素进行收集，一般由议事平台、权威结构、技术手段三部分组成。首先，各种形式的社区议事平台（如社区议事厅、业主物业联席会议等）为治理主体间的协商沟通提供了功能性载体，各方围绕自己关心的社区议题展开交流，治理要素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流动并被收集。其次，权威结构反映了社区场域中各种权威（如社区“两委”、社区社会组织等）的配置情况。均衡的权威结构有助于培育各类治理要素（包括调动社区居民参与公共事务、建立社区组织体系与各类制度等），容易实现居民的利益诉求。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对治理主体能够起到监督制衡作用，防止权力异化为维护个体利益的工具。最后，技术手段的应用拓展了社区场域原有的公共空间，为社区治理要素的收集提供了多元渠道，有助于实现输入端的高效赋能。依靠完善的输入端，共同生产的各治理主体能够及时、准确地收集治理要素，并为后续的加工处理奠定基础。共同生产的加工端表现为治理主体多样化的行动逻辑。在城市社区场域，治理主体主要由社区“两委”、物业以及居民、业委会等组成。它们的行动逻辑也多样化，包括避责与尽责逻辑、逐利与服务逻辑、抗争与协商逻辑等，这些逻辑相互交织并深刻影响着治理主体对社区治理要素的识别与处理。当治理主体能够以尽责、服务与协商逻辑处理输入端获取的各种治理要素时，便能够正确转化治理要素并形成有效的解决方案，进而巩固主体间的合作关系；当治理主体的行为趋向避责、逐利和抗争逻辑时，则难以正确转化治理要素，主体间的合作关系也会动摇。共同生产的输出端表现为治理主体对于共同生产模式的预期，主要由参与者的公共价值、身份认同以及参与共识组成。治理主体会根据合作对自身的损益情况形成判断，并指导其接下来的行动。当多元主体对合作关系形成积极评估后，社区治理公共价值、参与主体的身份认同以及参与共识会逐渐形成并进一步得以巩固，治理主体便会以此为基础采取维护合作关系的行动。反之，当多元主体对合作关系形成消极评估时，社区治理公共价值、参与主体的身份认同以及参与共识则难以形成，治理主体间的合作关系也会走向破裂。避责逻辑尽责逻辑逐利逻辑服务逻辑抗争逻辑协商逻辑公共价值身份认同参与共识合作关系持续合作关系破裂议事平台权威结构技术手段输入端加工端输出端政府社会管理67辽宁行政学院学报三、研究方法与个案说明（一）研究方法与案例选取本文运用案例分析方法探究城市社区治理共同生产中主体合作困境的生成机理。根据研究数据的可获得性谨慎选取城市社区治理共同生产的案例。同时，通过访谈、观察、实地调研等方式，尽可能呈现案例细节，从而提高结论的可信度。基于两个方面的考量，本文选取了社区治理共同生产问题突出的四川省 M 市 P 小区作为案例。一方面，该小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小区位于老城区，房屋性质为商品房，居民人数多，人员构成复杂，利益需求多元。另一方面，该案例信息丰富且易获得。P 小区自 2018 年矛盾爆发至今形成了完整的事件过程，为分析其中蕴含的主体合作失败机理提供了充分的信息。同时，笔者曾长驻社区，分别与社区“两委”工作人员、居民代表、物业员工等进行过深入交流，积累了大量的实证资料，为揭示城市社区主体合作失败的过程与机理提供了有力支撑。（二）案例描述P 小区于 2017 年 5 月正式交付使用，属于商住两用的开放型小区，居民彼此间没有太多交集，陌生人社区属性明显。小区交付使用后即组建了业委会，与小区物业一同参与小区治理。随后，社区“两委”搬到 P 小区办公，并指导制定了业委会章程、居民楼道准则等。P 小区在所属社区最早建立“物业业委会社区 两委”三方茶话会制度，小区主体的合作前景似乎一片光明。社区治理主体之间的矛盾始于一条自发形成的小吃街。P 小区附近有一个广场，大量的人流吸引了商贩在此聚集，久而久之，这里便形成了一条小吃街。但参与 P 小区治理的各主体对小吃街的态度却莫衷一是。首先，小吃街给居民日常出行、居住环境等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小区居民非常反感并多次反映，但均未能有效解决。其次，物业以商贩占用小区场地为由收取管理费，故而非常希望保留甚至扩大小吃街规模。最后，社区“两委”虽然也认为小吃街的存在是个隐患，但否认其属于自己职权范围，认为居民应该向城管部门反映诉求。在这种情况下，各主体围绕小吃街的存废问题展开了长期博弈，并在其后引发了物业与业委会、小区居民的激烈矛盾。最终，在上一级政府部门的强力干预下，小吃街于 2021 年底被拆除、社区“两委”负责人被处分、小区业委会暂停运行、物业则被停业整顿。尽管 P 小区各方围绕小吃街治理的矛盾冲突在上一级政府的干预下化解，但各方之间产生的隔阂却深刻影响着小区未来的有效治理。一方面，虽然小吃街摊贩撤离，但是小吃街上的污损和脏乱并未得到及时有效处理。另一方面，由于各主体间深度不互信，业主拖欠物业费、小区基础设施维修拖延及推诿等各种新问题不断出现。曾经被当地视为模范的小区现已沦为外界眼中的脏乱小区。从亲密合作到双方互不信任，P 小区共同生产模式的持续性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城市社区治理主体间合作关系普遍存在的困境。因此，有必要对其演化过程进行学理分析，以进一步揭示主体间合作困境的形成机理。四、城市社区治理主体合作困境的形成机理运用前文的分析框架，梳理 P 小区共同生产模式的运作情况，探析 P 小区治理主体间合作困境的形成机理。（一）共同生产输入端分析作为整个模式运作的起点，输入端的主要功能是尽可能收集社区内的治理要素，帮助合作主体更好地掌握治理场域的情况。然而，在复杂的治理环境中，这些要素的有效流动往往受到阻碍。1.议事沟通平台悬置，治理要素流动受阻。P小区的议事沟通平台长期处于悬置状态，严重阻塞了信息、资源等治理要素的流动，导致参与主体协商沟通效率较低。具体来说，P 小区的议事协调过程在社区动员、议程设置、组织协商以及协商监督四个阶段均存在问题。首先，社区动员阶段的有限协商导致代表性不足。P 小区设置的“物业业委会社区 两委”三方茶话会制度曾在小区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茶话会趋于形式主义。比如，由提前公开征集参会人员变为临时通知居民代表参会，加之会议时间一般选在工作日，往往政府社会管理68辽宁行政学院学报仅有寥寥数人参加茶话会，且参与者长期不变。因此，大部分居民并不知道什么时间开会、如何参会，更不知道会议讨论的内容。其次，议程设置阶段的选择性协商削弱了主体参与的热情。在 P 小区，社区“两委”具有一定程度的科层权威属性，在协商过程中占据绝对的主动。因此，茶话会的议题往往由社区“两委”提出。当社区“两委”认为相关议题不重要或者对其不感兴趣时，便会选择性地忽略，这导致大部分参与者难以有效地获得相关问题的反馈信息。再次，组织协商阶段的形式化协商加剧了参与者的抵触心理。根据调研，P 小区的茶话会基本形成了固定的程序：社区工作人员和物业代表轮流发言、居民讨论、举手表决，但其间官话套话多、有效信息少，造成了参与者对茶话会的强烈抵触。最后，协商监督长期缺位，致使决策落地随机化。P 小区的协商议事仅关注对公共事务的协商，忽视了对决策执行的监督，这导致整治小吃街的部分措施被物业通过各种方式“灵活”执行，并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2.社区“两委”权威弱化，难以发挥主导作用。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和关键环节，推进城市社区多元化治理，应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基础作用和社会力量的积极作用。在 P 小区，部分公共服务是由业委会和物业牵头推动的，社区“两委”应该发挥的主导作用并不明显，其权威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一方面，社区“两委”在权威结构中越发被动。社区“两委”平时的工作重心在于完成上级相关政府部门交付的各项工作，因为这些工作与考核挂钩。同时，可供社区“两委”支配的公共资源十分有限，尤其是对侵害居民权益的行为以及居民不文明行为等缺乏行之有效的约束。另一方面，邻里关系的疏远和淡化，使得社区“两委”难以像以前那样在传统的人情、乡情关系中积累足够的人脉资源与权威，部分小区居民遇到问题更愿意找物业解决。3.技术应用形式化，治理要素收集困难。数字技术在社区治理中的应用有助于优化信息传播流程、提高治理效能，从多方面提升社区治理韧性。虽然 P 小区在治理实践中采用了一定的技术手段，但多趋于形式化，各主体非但没有借助互联网平台实现资源收集的高效化、公共问题识别的精准化，反而增加了协调的时间成本与机会成本，最终影响了治理要素的收集效率。一方面，合作主体的回应性较差。调研中发现，物业、社区“两委”以及居民之间虽然建立了微信群，但前两者仅仅通过微信群催缴物业费和转发各种通知，极少回答居民的疑问。这反映了物业、社区“两委”对治理资源的感知能力不强，难以从纷繁复杂的聊天记录中准确、及时地识别小区当前存在的公共问题。另一方面，交流平台多且同质化明显。为了应对上级检查以及对外宣传，社区“两委”与物业在 P 小区交付以来就曾频繁建立多个微信群，引起不少居民不满。同质化的信息收集渠道没有起到赋能的预期效果，反而人为地延长了治理资源传递的链条，增加了信息失真的可能性。（二）共同生产加工端分析作为整个模式运作的加工环节，加工端由共同生产模式中的合作者组成，负责对输入端采集的治理要素进行处理，从而为引导主体间的进一步行动提供支持。然而，多元化的合作往往意味着复杂的利益关系以及随之而来的差异化行动逻辑。当不同主体的行动逻辑一致时，其对治理信息的处理将为共同生产发挥积极作用；而当它们相互冲突时，则会降低共同生产效率，影响输出端的产出结果，甚至打破合作者之间的紧密关系。1.社区“两委”避责逻辑突出，治理要素处理低效。社区“两委”在协调 P 小区小吃街问题中避责逻辑明显，其各种敷衍性的行为导致从输入端汇集的各种治理要素难以有效处理，造成社区矛盾的激化。一方面，社区“两委”采取工作留痕与信息隐匿的双重避责策略来应付街道及相关政府部门对矛盾调解工作的检查。调研中发现，社区“两委”几乎保存了历次与社区居民、物业代表的会议记录和照片，所有记录内容完整，部分记录甚至还有参会者的签名或手印。然而这些记录上的内容却与实际情况存在出入，经常“报喜不报忧”，或者是一些无关痛痒的改进建议。社区的真实情况被掩盖，导致社区错过了争取更多资源调解社区矛盾的机会。另一方面，社区“两委”采取模糊性回应策略以应付居民和物业的矛盾调解诉求。在居民、业委会、物业发生激烈冲突前，曾有居民代表来社区投诉，但并未得到有效回应。社区“两委”的避责策略损害了自身的公信力，间接导致小吃街后续政府社会管理69辽宁行政学院学报冲突局面的失控。2.物业逐利逻辑凸显，治理要素处理失序。物业属于经济组织，具有天然的逐利性，但由于物业管理工作与居民公共利益紧密相关，也需要其秉持一定的服务逻辑以防止私利对社区公共利益的侵害。当逐利逻辑占据主导地位并在社区场域中无限扩展时，便会造成利益冲突，进而影响治理要素的及时处理，P 小区的物业便明显被逐利逻辑所支配。一方面，物业利用社区“两委”的避责逻辑以及居民在治理网络中的弱势地位，不断扩展自身的管理范围进行谋利活动。如小吃街原本位于小区外部公共街道，但物业以其处于小区边界为由向商贩收取了大量管理费。其间，社区“两委”坚持一切以“稳”为主，而居民则难以在与物业的协商中掌握话语权与议程设置权。另一方面，当居民为小吃街的扰民问题向物业投诉并呼吁其展开整顿时，为了维护自身经济利益，物业采取了隐蔽化回应的策略加以应对。比如，在协商会前的筹备阶段，物业会选择性地邀请对小吃街问题不敏感的居民参加。再如，物业也从不在公开场合承诺解决小吃街问题，以规避后续可能来自居民和社区“两委”的问责风险。3.业主抗争逻辑明显，治理要素处理失当。居民及其利益的集中代表者业委会，在共同生产过程中也有着协商与抗争两种逻辑。两种逻辑可以实现相互转化，而当协商逻辑转化为抗争逻辑后，往往预示着合作危机的出现。P 小区居民和业委会在参与治理小吃街问题过程中出现了从协商到抗争逻辑的转化，并伴随着投诉、施压和群体行动三种差异行为。在小吃街问题出现之初，居民与业委会尚秉持协商逻辑，试图向物业与社区“两委”寻求帮助，但遭遇二者的踢皮球式回应；随着小吃街规模不断扩大且物业与小吃街摊贩的利益关系被揭露，矛盾逐渐激化，居民的做法也走向极端，部分居民错误地认为“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纷纷到街道办事处、信访部门集体上访。此时，小区相关治理要素的加工处理失当。（三）共同生产输出端分析共同生产的输出端是共同生产模式的重要产物，是治理要素经由收集端、加工端后主体形成的认识成果与现实成果。就认识成果而言，主要由公共价值、身份认同与参与共识三部分组成。就现实成果而言，主要是指治理效率、治理效果，这些是直观、显性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本文探讨的是共同生产输出端的认识成果对社区治理合作困境生成的影响。因为当社区的公共价值、身份认同和参与共识都能被加工生产，它们便会指导社区治理多元主体形成对合作的积极预期；反之，则会造成社区治理主体对合作心生悲观，导致合作关系破裂，最终也难以获得现实成果。具体而言，共同生产输出端的认识成果对社区治理合作困境生成的影响机理表现为三个方面。1.社区公共价值消失，主体偏好分歧扩大。社区治理场域中共享的公共价值有助于协调不同治理主体差异化的偏好选择，形成趋同的集体偏好。当社区形成了以公平、效率、正义为代表的公共价值偏好，便有助于实现各治理主体的利益平衡，进而为维护公共利益而展开合作，反之则会陷入因利益、目标差异而导致的冲突旋涡。在处理小吃街占道过程中，P 小区在沟通平台悬置及相互矛盾的主体行动逻辑的影响下，未能正确识别和处理不同主体的治理要求，进而爆发多次冲突。各治理主体不再以公共价值为指引，通过共同生产实现小区公共利益最大化也不再是各主体的共同目标。2.主体身份认同混乱，责任分工趋向模糊。合作主体在城市社区的共同生产中具有不同的身份属性，这些属性代表着不同的责任分工，这对主体间合作关系的建立与维系非常重要。具体来说，社区场域的主体身份主要包括委托者、服务者和监督者三种。其中，居民是公共服务委托者，物业公司是服务者，社区“两委”是监督者。然而 P 小区各主体身份认同混乱，责任界定与角色分工并不清晰。在小吃街形成之初，居民还认同委托者的身份属性，多次向物业表达对其工作的不满。然而，物业却摒弃了服务者的身份属性，多次罔顾居民诉求致使矛盾不断激化。同时，社区“两委”在事件过程中也仅仅扮演形式上的监督者，它们并未采取实质性的监督措施制止物业侵犯小区公共利益。在上述情况的共同作用下，小区合作关系走向终结。3.社区参与共识消失，治理主体各自为政。合作主体参与共识直接关系到主体间的集体行动。政府社会管理70辽宁行政学院学报参与共识的建立与巩固，往往意味着合作主体对共同生产的目标、过程、方式以及责任划分均达成一致，并驱动各主体展开联合行动以实现共赢。在P 小区的共同生产中，各主体之间明显缺乏参与共识。一方面，合作主体之间缺乏信任，对彼此所提出的目标与方式互不认同，物业、居民以及社区“两委”三方各执一词。另一方面，各合作主体对于共同生产的范围与责任也未能达成共识。在共同生产中并没有明确各方该承担的责任。通过对事件过程的梳理可以发现，物业明显存在管理越位的现象，而社区“两委”在化解矛盾纠纷方面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最终，社区治理主体的参与共识逐渐消失，合作关系难以为继。五、结束语本文以发生在 M 市 P 小区的社区治理主体合作实践为例，通过分析新时代城市社区共同生产的运作模式，揭示了多元主体难以长期保持有效合作关系的原因。为了促进多元治理主体长期有效合作，实现社区公共服务的共同生产，本文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尝试。首先，不断完善共同生产输入端，确保治理要素收集及时准确。要尝试创新沟通交流平台，不断拓展公共治理交流空间；强化社区“两委”主导地位，发挥其协调整合作用；保证技术手段的实质运用，切忌形式化。其次，引导主体在加工端采取合作行动逻辑，提高信息处理效率。要采取多元化手段防止社区治理场域出现避责、逐利、抗争逻辑。最后，引导治理主体对合作前景形成积极预期，推动共同生产模式健康发展。通过创设社区治理公共价值、加强主体间身份认同，营造社区治理参与共识，实现治理主体合作关系的长期稳定。当然，作为一个分析城市社区治理中多元主体合作困境的工具，本文分析框架的适用性也需要进一步审视。一方面，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商品房社区，并未涉及诸如单位社区、混合社区等类型。而这些类型社区在共同生产的输入端、加工端、输出端的情况可能与商品房社区存在差异。另一方面，在推行村改居之后，众多农村社区涌现，但是这些社区的地域空间、成员特质（熟人社会的同质性仍占主流）、治理体系、社区文化等要素与城市商品房社区既有共性，也有差异性。如何运用本文的分析框架来探析农村社区日益复杂的治理主体间的共同生产问题，也有待进一步深入讨论。参考文献：1 何海兵.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变迁：从单位制、街居制到社区制 J.管理世界，2003（6）：52-62.2 熊光清，熊健坤.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一种具备操作性的治理方案 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3）：145-152.3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 年 10 月 16 日）N.人民日报，2022-10-26（1）.4 吴晓林.治权统合、服务下沉与选择性参与：改革开放四十年城市社区治理的“复合结构”J.中国行政管理，2019（7）：54-61.5 定明捷，曾祯.复杂适应系统视角下的社区公共服务价值共创：一个分析框架 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1（6）：124-138.6 文宏，林仁镇.情感嵌入：城市基层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实现逻辑基于佛山市南海区的实践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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