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社会支持与传播协同--基于对大学生信息接触的访谈.pdf

第1 0卷第3期2 0 2 3年6月全球传媒学刊G l o b a l J o u r n a l o f M e d i a S t u d i e sV o l.1 0,N o.3:1 2 1-1 3 7J u n e 2 0 2 3风险传播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社会支持与传播协同 基于对大学生信息接触的访谈马 梅1,周 汇2 1.马梅: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执行院长、教授。2.周汇: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摘 要 新冠肺炎的全球大流行是世界性的公共卫生事件,也是可能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治理的“非传统安全事件”,信息传播对于加强公共卫生治理意义重大。从用户的信息接触和媒介使用的视角出发,访谈新冠肺炎疫情中有过静态管理经历的大学生,研究发现,其获得了来自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群体传播的情感支持,媒体的导向和内容并重的信息支持,以及通过多层组织传播实现的国家“在场”的物资支持,但多元信息传播方式也造成了舆论生态失衡。各种传播媒介应从社会责任出发,传播真实客观公正的信息,提高传播内容的专业性,实现传受双方的双向快速互通,在风险社会的语境下助力信念坚守。关键词 公共卫生事件;信念坚守;社会支持;国家在场D O I 1 0.2 6 5 9 9/G J M S.2 0 2 3.9 3 3 0 0 3 2公共卫生事件、灾难事件、危机事件、风险等概念常有交叉之处,其相同点表现在对人、物、公共安全等的危险和伤害。从国家安全和社会治理的角度言之,这些事件被称为“非传统安全事件”(彭姝祎,2 0 2 0)。新冠肺炎疫情正是公共卫生事件之一,也是具有这些典型特征的“非传统安全事件”之一。其在2 0 1 9年1 2月大爆发以来,给人们生活带来不便,一些生命消逝,世界经济遭到重创。在“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的指导下,中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在一定时间内采取了物理性隔离和静态管理的方法切断传播链,防止传染扩散,物理性隔离和静态管理视感染风险程度将传染病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健康者等按单人或大小不同的人群规模分隔开来,减少接触和流动,时间长度从3天到几个月不等。青年人朝气蓬勃,但又容易受到多元社会思潮和文化环境的潜在影响,其理想信念的树立和实现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曲折性(董慧鹏,2 0 2 2)。青年大学生是青年中具有较多学识、较多接触新事物、较多思善思的一部分,他们在封 全球传媒学刊 2 0 2 3年第3期闭、隔离期间的思想信念表现,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整个社会的认知与态度。经历了艰难时刻的青年大学生仍然信念坚定,中国人民就会更具有无坚不摧的前进动力。据此,本研究从国家安全和社会治理的视角出发,从做好非传统安全和青年工作着眼,以有过静态管理、短暂隔离经历的青年大学生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信息接触和信念坚守为切入点,探索在公共卫生事件这样的非传统安全事件的社会治理中,他们经历了什么,心理状况如何,对疫情期间的媒介表现有何评价。一、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一)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信息传播 公共卫生事件信息传播的主体呈多样化特征。当前的非传统安全危机研究集中于就事件本身谈政府等组织机构的危机管理与风险沟通,忽略了公众的信息需求和媒介在危机中的多元协同作用(陈积银等,2 0 2 2)。李月琳、王姗姗(2 0 2 0)研究发现,政府、政府间国际组织、媒体、自媒体等都是公共卫生事件的相关信息发布机构,疫情通报、健康科普、防控动态、媒体新闻等是信息发布的主要类型,同时也呼吁信息发布应有效满足公众的信息需求。政府新闻发布是组织与媒介、公众沟通的桥梁,具有议题管理和议程设置的天然优势,然而最终取向和落点也都离不开媒介和公众的接受认可(邓杭,2 0 2 0)。除了政府以外,主流媒体的宣传报道对公共卫生事件的舆情走向也至关重要。崔士鑫(2 0 2 0)认为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把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报道规律的同时也要体现其抗击疫情宣传特色,通过提供信息、解读政策、回应关切、缓释引导和提振士气等承担媒体的社会职责。高晓虹、赵希婧(2 0 2 0)加入了国际视野,进一步论证了主流媒体既要做到信息公开,也要做好舆论引导,还要面向国际社会主动介绍中国防疫抗疫的作为与成效。谣言是学界关注的在公共卫生事件传播中的重大挑战。匡文波、武晓立(2 0 2 0)以“新冠肺炎”疫情中的谣言为研究样本,分析了谣言在生成期、扩散期和消解期的不同特征,及由此带给公众情绪和社会的影响。聂静虹、马梦婕(2 0 2 0)认为自媒体时代谣言传播呈现新的特征,而互联网新技术却助力网络谣言治理工作逐步实现从“被动辟谣”到“主动辟谣”。陈雅赛(2 0 2 0)认为政府信息公开程度与谣言的传播有直接关系,倡议构建政府部门、专家团队、主流媒体相结合的全媒体信息发布体系与辟谣平台,重视与民间的平等“对话”。综上,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传播主要关注传播主体和问题研究,集中于单221 第1 0卷第3期 马梅,周汇: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社会支持与传播协同 基于 一研究对象上。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传播效果受多方面影响,亟需对综合环境和受众视角的深入研究。(二)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信念坚守、社会信任和政治认同信念一般指对理论的真理性和实践行为的正确性的内在确信(朱贻庭,2 0 0 2,p.4 4)。信念是社会制度的精神基础。作为精神基础的信念与作为现实表现的制度二者既可以互相巩固促进,同时也面临消解的风险(董敏志,2 0 0 9)。社会信任是指个人、群体、组织机构对其他个人、群体、组织机构和制度规范的信任。社会信任是社会凝聚和运行、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关乎人际关系、社会资本、国家效率乃至世界和平(谢金文,2 0 2 1)。进入现代社会,国际国内出现各种各样的信任危机,冯仕政(2 0 0 4)将我国的社会信任问题归纳为商业信用危机、公共物品信誉危机、人际信任危机和价值信仰危机。其中的价值信仰危机其实直接关联着人们的信念坚守 对制度规范的信任和坚守,对发展道路和具体路径策略的信心。政治认同是一个起于政治认知,经由政治情感,达至政治价值、信念和信仰这一较为稳定状态的演进过程(李腾凯,2 0 1 9)。政治信念是政治认同心理结构中相对稳定的构成要素,也是政治认同的最高境界和理想状态。政治信念的坚定性,来源于共同体所属成员对所共同从事事业的忠诚和热爱,以及对其根本政治追求的执着(刘贝贝,2 0 1 6)。本文所说的信念坚守,主要指的是人们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对于国家防疫政策的坚信,对于我们必定战胜疫情的坚定信心,这种信心是对制度规范的信任和坚守,是价值信仰的体现,是“社会信任”和“政治认同”的重要力量。(三)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媒介使用、媒介表现和社会支持2 0 1 9年1 2月以来,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代表的公共卫生事件既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影响,同时也导致了部分群众的不安全感、焦虑感,对防疫中具体地方及其具体措施的疑惑等。甚至在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在自媒体和社交媒体中还出现了对于国家防疫方针的怀疑。社会信任与媒介体制的关系看似较远,实则因传播媒介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信任而紧密关联。传播媒介自身的公信力既影响其内容的有效性,又因传媒是社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影响人们对社会系统的信任。社会与传播技术的新发展带来社会信任的新情况新问题,要求传播媒介及其体制做出新优化(谢金文,2 0 2 1)。作为社交媒体重要代表的微信群是网络群体生活的新形态,同时也暴露了议题分散、资本渗透、权力控制、低俗娱乐等方面的问题(蒋建国,2 0 1 5)。当然321 全球传媒学刊 2 0 2 3年第3期也有研究者发现,公众在以社交媒体平台为依托搭建的数字社区中,互相传递灾害信息、交流观点、增强彼此联系,形成共同渡过难关的正面情感支持,不仅安抚了公众消极恐慌的情绪,也有利于形成巨大的社会凝聚力(T a y l o r&K e n t,2 0 1 4)。社会支持大致可分为四类:1)情感支持,如同情、关心、情感等;2)信息支持,向对方提供建议与指导;3)物质支持,向对方提供资金、物资以及具体的服务;4)陪伴支持,陪伴对方参与某些社会活动(D a f a a l l a e t a l.,2 0 1 6)。C o b b(1 9 7 6)认为社会支持提供的不是商品和服务,而是一种影响,使得被支持人在生活中感到被关爱、受尊重、有价值,从而使他们相信自己从属于一个温暖的社会群体,相互间负有责任,增强其自主生活的能力,产生对群体的归属感认同感,获得力量。陈积银等(2 0 2 2)对2 0 2 1年夏天的微博平台涉及河南、山西、陕西等地的暴雨事件及其中的公众诉求进行分析后认为,基本信息诉求、救援和物资诉求、情感支持诉求是公众最迫切的需要。受动者和需求端的这些需求恰恰是施动者和供给端的社会支持的各类别。综上所述,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媒介使用、媒介表现和社会支持可能直接影响公众对制度规范、发展道路等事关国家稳定的基本问题的认知,即公众的媒介使用、媒介表现直接关联着公众的“信念坚守”。本文的核心问题为:在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典型公共卫生事件中,在整个社会的信息传播生态下,信息是如何传播的;其是如何影响人们的思想信念的。具体分为三个子问题: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尤其是对有过静态管理、隔离经历的信息接受者来说,他们感知到了什么样的信息传播;这种感知对他们的信念坚守产生了何种影响;这其中是否显示了信息传播的一些问题,该如何化解。二、研究设计本研究主要采用深度访谈法,因疫情隔离所限,故采用线上访谈。访谈对象的选择采取的是目的性抽样中的典型个案抽样和滚雪球抽样。为了解全国各地的封闭或静态管理中,青年大学生的媒介使用、大众传媒的媒介表现及其对青年人的影响情况,在地理区位上选择了全国各个地理大区的高校,在其在校生中选择熟人进行访谈,由熟人推荐更多的访谈对象,提高被研究对象的信息可信度和配合度,亦可以较快地抽取到更多样本。根据研究问题和目的,拟定初步的半结构化访谈提纲,并利用该提纲对2名预访谈对象进行访谈。预访谈结束后,将访谈结果和被访谈者的反馈加以总421 第1 0卷第3期 马梅,周汇: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社会支持与传播协同 基于 结,修改之后形成最终的访谈提纲。最终总计访谈了2 6名对象,在基本访谈完成后,再根据具体情况,围绕核心问题并结合访谈发现,对部分对象进行二次访谈,以及进一步收集和分析资料(见表1)。表1 访谈对象信息一览表序号性别隔离地专业学历1女吉林长春新闻传播学硕士研究生2女四川成都会计学本科在读3男安徽合肥新闻传播学硕士研究生4男安徽芜湖新闻传播学本科在读5女江苏徐州英语语言学本科在读6女安徽芜湖金融工程本科在读7男上海医学硕士研究生8女山东济南新闻传播学硕士研究生9女上海医学硕士研究生1 0女北京新闻传播学硕士研究生1 1男江苏南京新闻传播学硕士研究生1 2男上海新闻传播学本科在读1 3女湖北武汉新闻传播学硕士研究生1 4男山东济南新闻传播学硕士研究生1 5男安徽芜湖新闻传播学本科在读1 6女甘肃兰州新闻传播学硕士研究生1 7女陕西西安广播电视编导本科在读1 8男上海医学硕士研究生1 9女广东广州新闻传播学硕士研究生2 0男青海西宁新闻传播学硕士研究生2 1女广西南宁新闻传播学硕士研究生2 2男广东广州历史学硕士研究生2 3女江西南昌视觉传达设计本科在读2 4男河南郑州戏剧与影视学硕士研究生2 5男云南昆明新闻传播学本科在读2 6男天津翻译本科在读三、情绪栖息:信息传播中的社会支持面对重大突发事件,公众社会情绪会比平时更加脆弱和敏感,易出现焦虑、不安、恐慌、悲观等负面情绪(陈积银等,2 0 2 2)。研究发现,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隔离、静态管理等时刻,青年大学生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信息传播形式,也521 全球传媒学刊 2 0 2 3年第3期由此感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社会支持,有助于缓解心理情绪、进一步坚守信念。(一)情感支持:来自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群体传播的关怀研究发现,受众在面对突发情况时,会通过不同的传播形式促使自身调整并接受环境的改变。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群体传播的关怀会疏解受众的情绪压力,这种“关怀”即情感支持正是影响信念坚守的重要因素之一。建立在人与人之间关系上的传播称为人际传播,在访谈中,多数受访者感受到的情感支持来自父母和朋友、同学。8号受访者隔离期间产生沮丧焦虑的最主要原因是家人的担心和不安,而最让她感到积极乐观的因素也是家人和亲朋好友的陪伴。4号受访者表示当自己处于独立空间环境中,没有人可以进行交流时,会觉得身心有一些问题,而在隔离期间使她积极乐观的最大因素在于每天跟家人朋友的视频通话。这种简单的分享与人际交流,成了多数受访者排遣孤独与纾解焦虑的重要方式。来自老师的问候,则让重振信心的作用更加彰显。1号受访者尤其提到与老师的交流:“主要是导师比较常关心我,他有时候下课会在微信群里面跟我们聊聊天,缓解一下我们的心理压力。”1 2号受访者虽然因隔离而单独线上上课,但老师会提前一天提醒他进入线上同步课堂,这让他备受感动。正如研究所表明的,当人们知道自己成为观察对象时,会产生改变行为的倾向(杨晓强,2 0 0 4)。受访者被隔离时,会因外界的关注、注视,有意识地改变自身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模式。这种人际之间的相互交流、鼓劲,是支撑受访者在隔离期间保持积极态度、坚守信念的重要来源之一。除了常见的人际传播外,隔离期间的组织传播和群体传播同样会对受众的自我认知和行为模式产生影响。组织传播分为组织内传播和组织外传播。组织内传播中营造的身份认同感会放大自我认知,促成群体行为。访谈过程中,多数访谈者提及了自身及他人的中共党员身份。2 0 2 2年4月,上海遭受严重的疫情,9号受访者作为上海地区的医学生,主动成为了防疫工作志愿者,“自己作为党员又是医学生,为上海市献一份力,也是体现自己人生价值的时刻”。1 7号受访者作为党员志愿者,在参与防疫工作过程中也因党员同志们的带头作用,更坚定了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必胜信心。在一定程度上,对群体或者事物的认知框架可能会加强受众的刻板印象,但同时也可以降低受众的进入门槛,提高受众对群体或事物的认知。与组织内传播所营造的群体精神和群体动力不同,组织外传播更多的是树立组织的形象。而这种形象的传播,也会让受众感知到组织的力量,并将这种力量内化于心。2 5号受访者在参加志愿防疫工作时,老党员前辈们说的“我是党员,我不上谁上?”让他很是感动。5号受访者在隔离期间受到过党员志愿者组织的帮助,让她感到很温暖,也激发了她帮助他人、将爱传递下去的坚定信念,“我觉得这是一种对美好的追求,一种自我满足”。621 第1 0卷第3期 马梅,周汇: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社会支持与传播协同 基于 群体传播是群体进行的非制度化、非中心化、缺乏管理主体的传播行为(隋岩、曹飞,2 0 1 2)。群体传播充分满足了普通个体认知的社会化互动交流和情绪的社会化感染,普通个体情绪、个体认知的社会化传播成为传播新环境、信息生产新方式中的突出现象(隋岩,2 0 1 8)。在突发性灾难事件触发下,基于情感维度的群体传播可以让社会空间中处于分散状态的个体通过事件触发、情感聚合联结成群体,个体情绪在群体内互相感染随受灾与救援情况发生起伏,呈现情感化传播特点。1 1号受访者在采访中提到:“在家乡疫情严重的时候,朋友圈里都在刷屏x x(家乡名)加油,当时就会很感动,会觉得家乡虽小可是彼此的心是凝聚在一起的。”这种群体之间情感化传播的社会支持极大影响了个体对于国家和社会治理系统关系的认知。由于隔离,让更多被隔离者在社交媒体平台中的固定或临时的老乡群之内彼此分享信息、加油鼓劲。这种建构在家乡和目前所在的共同的“异乡”的两个现实空间中的“云熟人社会”,不仅是“异乡人”获得日常信息的重要渠道,也让其情感需求得到一定的满足(潘志忠,2 0 1 9)。同为四川人的4号和6号受访者从四川疫情开始发生到返校隔离前后,都一直在校内同学的四川老乡群分享信息,保持联系,这让她们归属感更强,感觉“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这种基于地缘信任的群体传播往往是在初级群体基础之上,即线下亲密人际关系基础上建立的,彼此之间的强连接也让受众获得的情感支持更加强烈。情感支持需求包括移情、关怀、爱和信任的表达。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群体传播的情感交流和情感传播,对处在隔离期的受众而言,既能舒缓自身的情感压力,又能进行正面的信念引导。(二)信息支持:重导向和重内容相结合的媒体报道基本事实信息诉求指的是当非传统安全事件暴发后,公众对事件态势、疏散、指导或相关建议的需求(喻国明、耿晓梦,2 0 2 0)。非常态社会模式下公众对事件信息的需求达到高潮,主管部门虽有预案,但存在信息收集不畅、信息处理失效、信息运用滞后等问题(曾贞,2 0 2 2)。灾难具有高度不稳定性和威胁性,公众获取有用信息、恢复正常生活是其首要诉求。访谈表明,被访谈者对细节丰富真实、数据充分可信的新闻的感知更为强烈。建设性新闻在坚持新闻核心功能的同时,将积极心理学运用到新闻生产过程,创造有吸引力的报道。根据新闻实践过程中使用的不同积极心理技巧,建设性新闻具有四个分支:方案新闻、预期新闻、和平新闻和修复性叙事(麦金泰尔、晏青,2 0 1 7)。建设性新闻提倡新闻工作者不仅要对新闻报道流程和新闻产品负责,还应对新闻对个人与社会产生的影响负责。1号受访者身处疫情高风险地区,被长期隔离在宿舍中,封闭感使她临近崩溃边缘,亟需信息救济,而主721 全球传媒学刊 2 0 2 3年第3期流媒体对于派遣医疗队、建造方舱医院等实际解决问题的方案新闻和预期新闻报道,会让她感觉更加充满信心、期待和安全感。2 3号受访者也认为这种报道会让她更舒服一些,“觉得吃的 苦 都是值得的”。1 5号受访者因为与父母分隔两地各自隔离,而父母又处于疫情高风险地区,其感到更加忧虑,“通过主流媒体非常高效的信息传播,让我对(父母所在地)疫情的状况有了一些认知之后,就更加安心”。2 2号受访者则直接表示疫情期间使他积极乐观的最主要原因是主流媒体的各种报道给了他很多安全感,觉得疫情很快会得到控制,所以并不担心。与重导向的建设性新闻类似,重内容的数据新闻和重情节细节呈现的故事体报道也是众多受访者信任感和安全感的重要来源。6号受访者即使是在疫情隔离期间仍然对疫情当时及将来的发展态势持积极乐观的态度,而这种态度的来源,一方面是对整体制度的信任,另一方面则是对宏观环境的信心。“每天看到报道中国家经济社会各种指数都跟往常一样在平稳增长,我的安全感也来得更踏实。”2 4号受访者从新闻报道上看到社会上大家的互相支持,对他来说也是一种情感上的支持,“觉得有的人也确实是无私奉献,就像那些志愿者其实也都是不求回报的”,这些都会影响他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认知。2 0号受访者也认为媒体的及时报道、说明情况让他更有安全感。与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群体传播提供的情感支持不同,建设性新闻、故事体报道和数据新闻提供的信息支持,让受众的信念坚守更加坚定。(三)物资支持:公共卫生安全治理的“国家在场”物资需求指的是当非传统安全事件发生后,公众对于经济、物资、服务以及人身生命安全相关的求救需求(陈积银等,2 0 2 2)。“国家在场”既指国家权力在社会的存在和体现(武沐、姚金燕,2 0 2 2),也是剖析“国家社会”关系网络和生产结构,对社会现象作出合理化的认知的分析框架(廉睿、高鹏怀,2 0 1 8)。在大信息传播概念下,防疫工作的开展可以经由各环节、各地区、各层级共同配合的组织传播实现“国家在场”,高效传达疫情相关的信息,对受众的认知和信念坚守产生直接影响。食宿问题是隔离群众面临的基本且重要问题之一。“食物样式不足”是1 0号受访者在隔离期间沮丧焦虑的最主要影响因素,1 8号受访者也因隔离期间物资供应不足且购买不便而感到生活困难。1 1号受访者在得知所在地有新冠阳性病例后,第一反应是囤积牛奶、泡面等生活必需品。高校的多数受访者在隔离期间的食宿都会由学校解决,这是“国家在场”、实现直接治理的一种方式。1号受访者所在的学校在隔离期间免费给所有学生提供餐饮,后期也仅收部分米饭费。汇源和白象集团还给1号受访者学校的每位学生都捐赠了企业物资,821 第1 0卷第3期 马梅,周汇: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社会支持与传播协同 基于 “支持给到我了,心里面会说一声感谢,等到封闭结束可以自由购物的时候再去回馈企业”。因学习进程被耽误而感到焦虑不安的2 6号受访者在谈到隔离期间使自身积极乐观的最大因素时表示:“最大的支持就是隔离点的一日三餐是免费的,并且特别好吃。他每次放饭都是固定时间点,我们都会提前十分钟过去蹲着,想着必须吃到就是每天会有一个盼头,一个目标。虽然很小,但很美好。”除了食宿问题外,防疫工作的开展与落实也是物资支持的一部分。4号受访者从家乡返校的途中,从上车前司机的消毒,到高速路口工作人员的细致检查和核酸采样,这些“关键细节”都让她触动,“每一辆车每一个人都要检查,防控很严格。而且每一个环节都考虑到了,让你感受到肯定会好起来的”。2 1号受访者因行程原因被隔离在家,从隔离开始时的焦虑到后期的踏实,她情绪转换的关键原因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温暖和防疫措施的精准高效。1 6号受访者认为现在各地都有一定的封控管理经验,加上中央和各地区的援助,疫情防控曙光在前,“总有一天会好起来的”。事实上,这样的“国家在场”的物资支持又进一步让被隔离者感受到了情感支持,有了更强的信念坚守。访谈过程中,多数受访者都对本地区或国家的防控充满信心,“一切都会好起来”是他们的集体表达,来源于对国家的信任和对防疫措施的信心。2 0号受访者解释了自身坚定信念的原因:有国家制度作为保障的前提,加上媒体的积极报道和群众的主动配合,一定会战胜疫情,我们一定会好起来。无论是国家制度本身带来的安全感,抑或是在实践层面国家、社会与个人之间关系的整合互动,通过各环节、各地区、各层级组织传播体系的推动与落实,都体现了公共卫生安全治理中的“国家在场”,让青年大学生对于国家、制度的信念更加坚定。四、众声喧哗:多元信息传播方式的复杂效果显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丰富多样的自媒体往往成为隔离者得知某一方面信息的最初媒介,其中不少信息带给隔离者安全感,缓解了他们的孤独焦虑,激发了正面情感,但是有些自媒体的“喧哗”也引发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一)部分自媒体谣言“惑众”,造成舆论生态失衡2 0 2 0年2月2日,世界卫生组织将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间线上线下信息过载、信息内容真假难辨等现象定义为“信息疫情”。新冠肺炎疫情和信息疫情的交织产生了信息迷雾。信息生态的权力主体改变,新技术和新媒体的不断涌现丰富了公众获取信息和利用信息的自主性和选择空间,权威性也不再是话语权921 全球传媒学刊 2 0 2 3年第3期的唯一衡量标准(聂书江、谢竞仪,2 0 2 2)。任何可靠性都是社会性 我们隶属的那个社会群体认为是真实的东西才是真实的(卡普费雷,1 9 8 7/2 0 0 8,p.2 8 9)。访谈发现隶属于不同群体的受众,对同一事件、信息的认知大不相同。新冠肺炎疫情发展快速、涉及范围广,由于“信息不对称”,不少自媒体对一些地区的防疫措施抱有质疑或非议的态度。7号受访者是一名医学生,切身参与了防疫工作,其对社交媒体平台上流传的信息持有不同看法。他认为抱怨解决不了问题,克服负面情绪、应对网络谣言才是解决之道。从宏观视角来说,谣言治理与社会治理息息相关。当社会出现危机、人们缺乏安全感的时候,焦虑、恐惧、无助等情绪固然需要宣泄,集体期待和合理想象可以抚慰个人或社会情绪,但谣言亦容易滋生。新媒体技术的发展给予了个体发声的红利,然而传播者为了获取稀缺的注意力资源,往往采用极端化的形式来吸引受众,把公域流量转化成私域流量,进而造成网络内容极端化、信息真伪难辨、舆论生态失衡(聂书江、谢竞仪,2 0 2 2)。(二)片面理解“正面宣传为主”,影响传播公信力2 0 1 6年2月1 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强调“牢牢坚持正面宣传为主”,“不是说只能讲正面,不能讲负面,关键是要从总体上把握好平衡”。只要我们的宣传报道所选取的题材是有助于促进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的幸福,有助于启迪和开发人民群众的自觉意识,有助于推动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便理所当然地都属于正面宣传所取材的范畴(喻国明,1 9 9 0)。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一些主流媒体尤其是地方新闻媒体往往片面理解“正面宣传为主”,局限于其报道的现象的正面和受众获得报道信息后对报道对象的认同感,忽视了对于社会个体行为模式的整体示范作用(张斯琦,2 0 2 0),走向了只“报道正面”,报喜不报忧,对敏感复杂甚至错误事件一味采取“捂盖子”和“灭火”的做法。2号受访者在访谈中提及一些媒体报道正面内容过多,而对于物资匮乏、隔离期间的其他医疗救护措施等内容却关注较少,认为这种偏向反而会对舆论造成负面的影响。1 9号受访者隔离期间更倾向于观看网民自制纪实短视频,当这种短视频所记录的内容与媒体所报道的内容出现偏差时,会影响她对整个疫情现状及未来走势的看法和信心:“我感觉媒体太多报道正面,忽略很多负面。这种信息错位会让我觉得更加没有信心而没有安全感,更对报道的可信度存疑”。这种受传者所形成的立场和态度同传播者的预期目标背道而驰生动说明了传播致效的复杂性。当传播内容脱离受传者的立场、观点、所处的实际情况,与受传者的心理定势、个性特质和偏好内容发生矛盾时,受传者更易产生逆反031 第1 0卷第3期 马梅,周汇: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社会支持与传播协同 基于 心理(刘京林,2 0 0 7)。新闻表达的客观与否影响着新闻的可信度,正面报道给受众带来安全感,而简单片面地理解“正面宣传为主”可能会让受众疑惑。(三)忽视受众解码,引发舆论对冲舆论对冲是指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对舆论场内引发关注和讨论的事件或者人物,形成了两方或两方以上的对抗性互动(张晓慧、魏超,2 0 2 1)。霍尔(S t u a r t H a l l)详细论述了受众主导霸权式、协商式和对抗式的解码方式,认为观众对信息的接收和使用的结构不可能简单地用行为主义的术语来理解,效果、使用、满足这三者的本身就是以认知结构为框架的,同时也是以社会和经济结构为框架的(霍尔、肖爽,2 0 1 8)。移动互联网时代,随着技术的发展,媒介传播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言说和传播的舆论场域随之发生改变,人们期待“不失真”“不失语”“不失调”“不失品”的传播,与此同时,对同一传播信息的理解大异其趣。剪去秀发,她们整装出征 九个月孕妇护士坚持在抗疫一线:“这是最好的胎教”抗疫女军医提前给婴儿断奶 类树立女性形象报道时,一部分受众认为“女性太伟大了”,另一部分则认为“不需要这样的悲壮叙事”。对8 7岁老人为抗疫捐出2 0万,她的家却让人泪目 捐给武汉!老大爷扔下5 0万捐款转身就走 退休环卫工人捐出一万积蓄后卡里只剩1 3.7 8元 类树立老年人等弱势群体形象报道时,舆论也呈现“老人的爱心让人感动”与“不应该接受老年人的捐款”的对抗性互动。这类协商式和对抗式解码的背后,凸显了个体为自身权利的争取,以及对社会规则的主动解读。1 2号受访者在进行志愿活动时,既为老年党员志愿者的奉献精神感动,但也认为媒体不应该广泛宣扬歌颂这种“先进事例”,报道内容应该能和受众共情,更人性化。“社区里面是有年轻人的,不需要真的让老人们上场,虽然说他们精神很伟大但是身体出问题,家里人怎么办呢?我理解,但是我不支持这种行为,也不支持媒体去宣扬。”不同的解码方式容易导致舆论对冲,这种对立观点和表达或能促成舆论的纠偏,防止群体极化,实现舆论场“自净”,但若媒体报道忽视受众解码差异,不能厘清媒介伦理的边界,甄别语境语义,则易激化社会矛盾,引发群体对立。五、甄别与坚守:主流媒体主导下的传播协同针对以上问题,笔者梳理了访谈过程中不同受访者的意见,进行深入分析,对包括新冠肺炎疫情在内的公共卫生管理乃至非传统安全事件的信息传播提出建议。(一)传播内容:跨界合作,提高专业性杨保军(2 0 2 1)在论述新闻真实时,强调既要有报道真实,也要重视收受真131 全球传媒学刊 2 0 2 3年第3期实,即受众是否能理解、信任新闻的真实。7号与9号受访者作为上海地区的医学生,同时又是上海防疫工作的志愿者,在访谈过程中讲述了上海地区一些防疫措施的制定缘由。例如为了避免交叉感染而规划的定点核酸区域,但诸多小区居民不理解,认为给他们增添了麻烦,也增加了感染风险,因而对志愿者产生疑问,在沟通不畅时甚至认为他们“讲官腔”“摆官架子”,加深了居民与医疗工作者之间的心理隔阂。同理,在不同专业背景的人看来,网络言论的可信度也不同。大众缺乏辨别能力,难以判断事情的真伪,许多经不起推敲的观点,都能轻而易举地得到普遍赞同(勒庞,1 8 9 5/2 0 1 5)。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缺乏专业的医学或管理学知识的受众,很难深入理解防控措施,由此容易与许多被添油加醋的信息共情,变成了扰乱舆论秩序的“推手”。1 1号受访者作为新闻与传播专业的学生,就很向往有一段志愿者经历,她认为个人的理性判断与对公共卫生知识、科学知识的掌握程度挂钩,尝试加入志愿组织可以帮助自己了解更多跨界知识,从而也提高自身的专业能力。媒体报道要加强内容的专业性,当报道领域的知识准入门槛较高时,媒体要积极与不同领域人才合作,梳理内容,讲清缘由,提高报道的专业性和普适性。新冠肺炎疫情中的报道,涉及大量专业精深的医学知识,属于健康传播和科学传播的范畴。一方面,媒体要用合适的手段传播专业知识,解读政策,让受众充分理解信任;另一方面要及时辟谣,传播准确信息,消除因信息模糊带来的不确定性,给予更多的信息支持,规避可能导致的舆论危机和“塔西佗陷阱”。(二)传播方式:直面问题和“两面提示”,破除刻板印象主流媒体只“报道正面”会让受众因信息错位和信息缺失而产生不安全感,情感共鸣用力过猛反而让信息支持走向了“逆反效果”。访谈过程中,多数受访者也明确表示过一味地报道正面和情感共鸣会让他们产生“逆反心理”和“审美疲劳”。传播学家霍夫兰(C a r l H o v l a n d)在实验中提出了“一面提示”与“两面提示”,其作用对媒体行业从业者而言主要在于报道方式。9号受访者在访谈过程中就表示,新时代的大学生对信息都有基本的辨别判断能力,“媒体越公开的信息越能让受众注意到自我保护,避免松懈”。1号受访者在疫情高发期面对众多不确定性因素和信息时,看到媒体的主动报道,缓解了焦虑情绪。1 4号受访者在理解媒体的立场和职责的同时,也认为媒体应当更积极参与舆论引导,更好地满足群众的知情权。杨保军(2 0 2 1)认为,在收受真实实现内部,由于新闻本身是一种更接近常识层次的知识形态,呈现方式也更接近普通大众的理解能力,理解真实是相对容易实现的;信任真实则比较艰难,它的实质不仅在于对具体报道的相信或信任,更在于对新闻传播主体的信任,对新闻媒体组织的信任,以至于对整个新闻231 第1 0卷第3期 马梅,周汇: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社会支持与传播协同 基于 媒介体制、新闻制度的信任。访谈发现,最信任的信息来源大部分都是主流媒体,引发受众质疑最多的也是主流媒体,其问题主要在于对于“问题”的反映迟缓。这启示了主流媒体要敢于直面疫情中的问题,推动改进工作,对受众进行双面提示并引导其心理预期,如此一方面可以防止受众的逆反心理,同时给予受众最多的信息支持,提高安全感,另一方面可以及时释疑解惑,破除受众对主流媒体的不当刻板印象,提升公信力。(三)传播渠道:统筹传播平台,缩小信息鸿沟公众基本事实信息认知程度对前期风险信息的传播也有着重要影响,若对危机信息认知不当,则会引起社会恐慌,进而引发社会矛盾和冲突,对国家权威的合法性产生怀疑(陈积银等,2 0 2 2)。而媒介使用的不同会对受众的信息认知产生影响。多数受访者在日常生活中用社交媒体平台,如微博、微信、知乎、抖音等,来满足自身的娱乐和信息需求,当遇到不确定信息时,更倾向于向主流媒体求证。3号和7号受访者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主流媒体居多,他们认为从主流媒体获取信息更有效率;1 2号受访者则偏向于在国外社交媒体平台上浏览不同视角和类型的自媒体信息,其认为这样更有助于形成客观的认识。不同媒体的报道方式和报道倾向不同,具体报道内容也会因平台不同而有所差异,这会让不同媒介使用习惯的受众对同一事件形成不同认知。7号、9号和1 4号等受访者因担任校内外志愿者,对所在地疫情的基本信息和相关的防疫政策较为熟悉,在协助处理防疫事宜工作中,也加深了对现实情况的了解,对相关防疫政策更加认同。1 2号受访者因与校方沟通不畅、产生误会导致其返校受阻,并由此对校方的防疫工作产生疑问。信息之间的接入差异是信息沟产生的首要原因。在工具理性的宰制下,媒体的表现对受众的认知及态度会产生重要影响,多位受访者表示,在不主动查询的前提下,获取疫情信息的主要途径是媒体平台的自动推送。无论是媒介使用导致的疫情认知不同,还是信息获取的不对等,都在提醒公共卫生管理工作要统筹信息传播平台,实现传受双方信息的双向快速互通,缩小受众之间的信息沟,形成社会合力,才有利于人们的信念坚守。六、结语在新冠肺炎疫情大背景下,社会经历了深刻的变动。对于不少因疫情而被短暂隔离、限制流动的人而言,孤独感、不安全感、失落感等难以避免,暂时的“艰难”亦不足为奇。本文通过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特殊状态下信息传播的复杂生态和大学生心理状况的考察,发现其间大学生的社会信念,包括对制度本331 全球传媒学刊 2 0 2 3年第3期身和制度管理下的各社会服务机构、措施可行性等的信念,会受到社会支持和媒介表现的影响,由此丰富了社会信念的内涵,明确了影响社会信念和信念坚守的因素,并提出相应的优化策略。大学生们所感受到的情感支持、信息支持和物质支持帮助了他们从心理和生理上渡过艰难时刻。情感支持与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和组织传播的叠加与互嵌,丰富了不同的传播类型在现实生活中的表征和内在意义,也赋予了抽象的情感支持以具象的可能来源;信息支持中强调了重导向和重内容的媒体报道,给媒体报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工作提供了参考;在物质支持中融入了“国家在场”的概念,扩充了物质支持的内涵。然而,技术红利赋权下的多元化主体为了追求市场流量,发布有失公允的言论,以及媒体的错误跟进,忽视受众解码,都可能导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期的舆论生态失衡,影响受众的信念坚守。各种传播媒体应坚持社会效益优先,站稳立场,传播真实、客观、公正的信息,提高传播内容的专业性,与多元传播主体实现传播协同,实现传受双方的双向快速互通,促进受众的信念坚守。参考文献陈积银、宋春妮、崔怡珂(2 0 2 2):信息救济、情绪安抚与公众参与:社交媒体在非传统安全事件中的社会治理,全球传媒学刊,第9卷第2期,2 1-3 6页。陈雅赛(2 0 2 0):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传播与治理研究 基于新冠疫情的网络谣言文本分析,电子政务,第6期,2-1 1页。崔士鑫(2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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