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扶贫的实践与特点.pdf

52023 年第 12 期*本文系2023年度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优秀青年项目“大数据时代高校图书馆助推湖湘文化传承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3B0176）的阶段性成果。*学术论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扶贫的实践与特点谢双凤（湘潭大学图书馆 湖南湘潭 411105）摘 要：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文化扶贫工作持续稳步推进，经历了1978年至1993年的起步探索阶段、1994年至2010年的整体推进阶段和2011年以后的纵深发展阶段。我国文化扶贫在实践进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主要有以下特点：以点带面、主次明朗、政策引导、财政支持以及数字化助力精准扶贫，总体实现了稳步推进、纵深发展。关键词：改革开放；文化扶贫；实践进程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The Practic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hina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Abstract Over the past four decade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Chinas efforts in cult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have steadily progressed,undergoing distinct phases:the exploratory stage from 1978 to 1993,the comprehensive advancement phase from 1994 to 2010,and the deepening development phase since 2011.Cult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hina has garnered substantial experience throughout its practical journey,characterized by the following aspects:targeted initiatives with broad impact,clear prioritization,policy guidance,fiscal support,and leveraging digitization for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These efforts have significantly contributed to Chinas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endeavors.Key words Reform and Opening Up;cultural poverty alleviation;practical journey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减贫工作由浅入深迅速推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并于2020年底如期完成脱贫任务。传统的扶贫主要从经济与物质上进行帮扶。然而，经济物质贫困的背后深藏着精神文化贫困的特质，只有改变贫困落后的文化环境，才能从根本上摆脱贫困。文化扶贫从文化和精神层面给予贫困群众支持，助其获得知识文化与劳动技能，激活贫困者的内生动力，助其尽快摆脱贫困。本文将回顾和梳理四十多年来我国文化扶贫的实践进程，旨在为中国进一步“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历史维度的借鉴1。在我国扶贫开发的大背景下综合考察，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化扶贫实践可划分为三个阶段：起步探索阶段（19781993年），制度变革推动文化扶贫工作起步，开始区域性瞄准为主的科技扶贫开发及文化扶贫试点，通过提高贫困人口的自身素质实现脱贫致富，文化扶贫的作用逐渐被公众认可，并于1993年12月成立了文化扶贫委员会，为下一阶段文化扶贫工作的全面展开奠定了基础。整体推进阶段（19942010年），以 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和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的阶段性实施为主要标志，这一时期，我国文化扶贫规模逐渐扩大，文化援助机制初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扶贫的实践与特点6建立，文化扶贫形式日益丰富，贫困人口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全面建立，生存和温饱问题基本解决，贫困地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明显改善，为下一阶段文化扶贫工作的深入开展奠定了基础。纵深发展阶段（2011年至今），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1年印发的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为起点，文化扶贫的财政支持力度不断增强，特色文化扶贫产业逐步建立，并开始了数字化助力精准扶贫的探索。1 起步探索阶段（19781993年）1.1 制度变革推动文化扶贫起步1978年，中国政府开始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启动以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替代国家计划的重工业发展优先战略，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这些战略和政策，包含一系列农村体制改革和促进农村生产力发展的措施。这一时期，我国已开始尝试相关扶贫活动，强调科技文化水平对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并在政策中得以体现，推动了文化扶贫工作起步。改革开放前夕，中共中央、国务院于北京召开全国科学大会，会上强调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四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需要在我国造就更宏大的科学技术队伍，并制定了 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五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纲要（草案）2。随后又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强调要提高教育质量与科学文化的教学水平，造就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一代新人，促进整个社会风气的革命化3。1979年9月，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 指出，我国农村地区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科学文化水平低，实现农业现代化，迫切需要用现代科学技术知识与文化来武装农村工作干部和农业技术人员，需要有大批掌握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的专家，需要有一支庞大的农业科学技术队伍，需要有数量充足、质量合格的农业院校来培养科技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同时，要极大地提高广大农民首先是青年农民的科学技术文化水平4。以该决定为指导，我国开始改革农村经济体制，调整农村生产关系，并制定相应的符合我国农村实际的各项方针政策，成为消除农村贫困的重要起点。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 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指出农业可以吸收多学科的科学技术成就，成为知识密集的产业部门，必须提高对科学重要性的认识，加强智力投资、农民教育，抓紧扫盲工作，提高科学文化水平5。1984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 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明确提出要增加贫困地区智力投资，重视贫困地区的教育，加速培养适应山区开发的各种人才6。1985年1月颁布的 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中提倡“东西互助”，鼓励各有关部门组织志愿服务队，赴农村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提供科技、教育等服务，并对作出突出贡献者给予重奖7。同年9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 指出，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都有赖于中华民族的智力开发和人才培养，有赖于教育事业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有一个更大的发展；强调必须十分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建设，积极扶持老革命根据地、边疆地区和其他贫困地区改变落后面貌，培植和增强这些地区内在的活力8。人文因素开始作为扶贫工作中的一个战略性指标，扶贫工作向有目的、有计划和有组织的方向发展。1.2 区域性瞄准为主的科技扶贫开发1979年，在农业部主持下，全国各地区分别选择一个县建立农业科学试验、推广与培训中心，把以前的县农业科学研究所、技术推广站、农业技术学校融合在一起，以技术推广为中心，将实验、示范与技术培训有机结合。1982年，全国县级农业科学技术推广中心基本建立9。随着普及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的较快发展，农业技术人才也迅速成长起来，给农业的生产与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许多农业技术得到广泛应用，获得了极显著的增产效果。随后，我国开始了区域性扶贫项目“三西”建设，这是我国最早的农业区域性扶贫开发建设项目。据统计，1983年到1992年，甘肃“两西”（以定西为代表的中部干旱地区和河西走廊地区）地区十年间共使用“三西”专项资金16.6亿元，其中用于科技推广、技术培训等智力投资为0.6亿元，占总额的3.6%1038-48。为逐步改变两西地区传统的生产方式，提高种植业、养殖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同时不断提高干部群众的素质以适应和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更加有效地进行两西地区的开发建设，两西地区始终把智力开发和科技扶贫放在重要位置，10年间共推广科学种田面积100072023 年第 12 期万亩，培训农民技术员130万人次1048。百万名科技人员活跃在农业第一线，增强了贫困地区的“造血”功能，加快了两西地区脱贫的步伐。1.3 文化扶贫定点试验安徽省岳西县莲云乡是我国文化扶贫的发源地。安徽省文化扶贫与村民自治研究实验中心主任辛秋水总结了自1980年以来在大别山区调查所提出的智力扶贫思路，于1985年发表了题为 迅速组织一支开发贫困山区的智力大军的建议材料，获得了社会舆论的广泛赞同11。随后中央政府批准实施了第一个依靠科学技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星火计划”，用科学技术开发贫困落后地区。1988年，辛秋水先生选择了地处大别山腹地的国家级重点贫困县安徽省岳西县莲云乡作为试验区，进行科技文化扶贫试验12。建立起“三个基地，一个保障”，即乡图书室、村阅报栏和实用技术培训中心三大科技文化扶贫基地，以及由竞选“组阁”而产生的村民委员会作为扶贫的领导保障13，旨在提高广大基层干部与贫困主体的素质。经过持续八年多的文化扶贫实践，岳西县莲云乡的贫困面貌有了明显改变，农业生产总值增长迅速，人均年收入增长率达13.9%14。中共安徽省委、省政府于1992年7月在滁州市、黄山市、安庆市、六安地区、池州地区的部分乡镇，推广莲云乡文化扶贫经验15。文化扶贫通过提高贫困人口的自身素质从而实现脱贫致富，其作用逐渐被公众认可。文化部于1993年12月成立了文化扶贫委员会，为下一阶段文化扶贫工作的全面展开奠定了基础。2 整体推进阶段（19942010年）2.1 文化扶贫规模逐渐扩大随着贫困定义内涵的逐渐丰富，政府除了关注绝对贫困人口的物质生活与温饱问题外，还增加了对他们精神文明建设与个人能力发展等方面的关注。国务院结合全国扶贫开发实际印发了 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要求制定科技扶贫战略规划，增强实施“星火计划”的力度，并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改善群众文化生活，指导和推动扶贫工作转到依靠科技文化提高农民素质的轨道上来16。此时，我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短缺经济”基本结束，以“提高人的素质”为主要任务的文化扶贫工作在全国范围内铺展开来，并得到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1994年，光明日报同三九集团、美菱集团、福建教育出版社、河南教育出版社等10个单位联合组织文化扶贫活动17。同年，乡镇论坛杂志社拿出350万元专项扶贫资金于7年内向1万个以上的贫困村赠送杂志，被称为当时的一次文化扶贫壮举18。各级党政机关、民主党派和人民解放军等也纷纷参与定点扶贫，其中各民主党派的扶贫重点是提供智力支持19。全国性的文化扶贫初具规模。到2000年底，除了少数社会保障对象和生活在自然环境恶劣地区的特困人口，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2001年6月，国务院根据我国扶贫开发新形势印发 中国农村扶贫纲要（20012010年），指出提高群众的综合素质特别是科技文化素质，是增加贫困人口经济收入的重要措施，也是促进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根本途径，必须把农民科技文化素质培训作为扶贫开发的重要工作20。自此，全国扶贫系统把努力提高贫困地区劳动力素质作为扶贫工作的重要内容和途径，积极开展贫困家庭劳动力外出就业技能培训和农业实用技术培训。这项工作与“整村推进”扶贫规划和产业化扶贫一起，形成了扶贫开发的三项重点工作。随着培训规模和力度的不断加大，为规范管理、扩大影响，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将这方面的工作统称为“雨露计划”，旨在通过就业技能培训，提高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就业和创业能力。据统计，20042006年，各级财政累计投入13亿多元，各级扶贫系统直接培训的贫困劳动力超过292万人21。2.2 文化援助机制初步建立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邓小平同志就很有预见性地提出“两个大局”思想，鼓励沿海地区率先发展起来，并要求沿海地区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22。1996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东西部合作的重大战略决策，并明确由东部发达地区对口帮扶西部贫困地区，落实“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思想23。同年5月，文化部于四川万县市召开“全国文化系统对口支援三峡工程库区移民工作会议”，上海市文化局、浙江省文化厅和宁波市文化局三家共同支援万县五桥区新建的集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于一体的“文化大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扶贫的实践与特点8使之成为新区人民文化活动中心24，丰富了贫困地区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加快了贫困地区的脱贫步伐。2000年，我国正式启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央指出“西部大开发战略能否顺利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取决于各类人才培养的数量和质量”25，并推动东西部地区学校对口支援。在这一背景下，“文化工程”“知识工程”“希望工程”“智力支边”“三下乡”“手拉手”等文化扶贫活动很快地兴起并迅速发展起来26。2005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强调要动员社会力量支持农村文化建设，把农村文化建设纳入对口扶贫计划，建立和完善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城市对农村的文化援助机制，支援农村文化建设27。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后，为使困难群众更好地共享改革开放成果，我国持续深入开展对口帮扶活动，经济发达地区向贫困落后地区提供经济上的支持，同时加大文化赞助的力度，推动了文化援助机制的建立与发展。2.3 文化扶贫形式日益丰富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扶贫工作的基本目标是以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为主。此时，文化扶贫领域的主要任务是为贫困人口提供劳动技能培训以提高其创收能力，文化扶贫形式较为单一。文化部于1993年12月成立文化扶贫委员会后，就以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意识，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开展了一系列扎实有效的工作。首先，文化扶贫委员会联合国家新闻出版署、共青团中央、四川省委宣传部、农民日报社等单位，共同发起实施“万村书库”工程，预备为全国两万个村各建一座图书室，向每座图书馆无偿赠书几百种28。通过各方面人士包括农民自己的努力，截至1999年已建成53000多所小型图书室29。1994年，文化扶贫委员会联合共青团中央等单位，在全国范围内倡导开展城乡小朋友“手拉手”活动。1995年底，参加“手拉手”活动的少年儿童达1100多万对，受到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重视与肯定。同年4月，文化扶贫委员会又联合中宣部文艺局、文化部艺术局等单位，实施“为农村儿童送戏工程”，使260多万农村少年儿童看上了有教育意义的儿童剧，还开展了电视扶贫工程、报刊下乡工程、电脑下乡工程、光明工程、贫困地区影视文化中心工程等一系列文化扶贫工作30，极大丰富了文化扶贫的内容与形式，有效提高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水平。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特别是随着 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和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的阶段性实施，我国扶贫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据统计，截至2010年，我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由改革开放初的2.5亿减少至2688万31。人们收入水平稳步提高，社会事业不断进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全面建立，农村居民生存和温饱问题基本解决，贫困地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明显改善，为下一阶段文化扶贫工作的深入开展奠定了基础。3 纵深发展阶段（2011年至今）3.1 财政支持力度不断增强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每年拨付大量财政资金用于扶贫开发工作，但在扶贫初期，划拨到文化建设领域的占比较低。据统计，1997年到2000年间，592个国定贫困县超过61%的扶贫资金投向农业与工业，7.3%左右投向交通运输业与贸易餐饮业，其中投向卫生教育与培训推广的资金占比不到5%32-33。该数据表明，国家早期扶贫投资的重点领域是农业与工业及其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其主要目的是提高贫困人口的增收能力，而对提高人口素质等文化软实力领域的投入较少，资金成为制约贫困地区文化建设的关键问题。迈入21世纪，建立普遍均等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成为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核心任务。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1年印发的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强调要健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实现每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有图书馆、文化馆，乡镇有综合文化站，行政村有文化活动室34。按照党中央、国务院要求，中央财政不断加大对于构建覆盖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投入力度。2011年至2016年累计投入1080.88亿元用于支持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实施重点文化惠民工程、公益性文化设施及农村文化建设等领域。其中，2014年至2016年间，中央财政又增设专项资金用于支持贫困落后地区文化人才队伍建92023 年第 12 期设及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事业发展，分别占当年度投入总额的11.92%、13.43%与12.94%35-38。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 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 指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要与国家扶贫开发攻坚战略相结合，按照精准扶贫的要求，推动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公共文化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39。为贯彻落实该意见精神，保障贫困地区用于公共文化建设的财政经费，财政部制定了 中央补助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并于201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40，实现了公共文化政策与公共财政政策的有效对接。2017年3月重新修订的 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在资金支出范围中明确指出，专项扶贫资金可用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医疗、社保等社会事业支出，为扶贫资金在文化领域的使用提供了政策依据41。此外，各部委、各级政府还划拨了用于文化扶贫的各类专项资金，如文化部、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都在专业领域设立了文化扶贫的对口项目，投向文化扶贫的专项资金逐年加大。3.2 文化扶贫产业逐步建立文化产业是当前最具发展潜力的新兴产业之一，传统工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具有促进就业增收的独特优势。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多数贫困落后地区的文化产业处于一种初级状态，但随着扶贫工作的深入进展，文化扶贫产业开发得到国家高度重视。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强调文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并审议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42。这从战略高度为推动我国文化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指明了方向。各扶贫省份纷纷出台相应政策措施，着力打造当地特色文化品牌产业。2012年，陕北安塞区制定了 关于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加快建设文化强县的实施意见，将发展特色文化产业与扶贫工作相结合，全县文艺人才劳务输出每年收入大概在400万元以上，解决了部分贫困群众就业难的问题43。贵州省黎平县推行“文化+大扶贫”模式，全面盘活红色文化资源，打造高质量红色旅游景点，2017年至2019年间共带动11620人实现脱贫增收44。云南省大力发展以“金木土石布”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产业，创造了几百亿元的经济增加值，带动农村上百万人就业45。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提出要制定文化产业促进法，生产社会价值和市场价值相统一的优质文化产品，扩大中高端文化产品服务和供给46，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有关工作作出制度性安排。同年5月颁布 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将完善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作为全面实现文化发展改革的目标任务47。文化部随即颁发 “十三五”时期文化扶贫工作实施方案，指出要加快贫困地区文化产业发展，鼓励贫困地区依托特色文化资源发展特色文化产业，支持建设一批具有富民效应和示范效应的文化产业集聚区和特色文化产业项目48。2018年6月，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发布 关于大力振兴贫困地区传统工艺助力精准扶贫的通知，要求大力推进文化扶贫工作，振兴贫困地区传统工艺，发挥非遗尤其是传统工艺在助力精准扶贫方面的重要作用49。随即以深度贫困地区“三区三洲”为重点，兼顾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国家级贫困县，选取确定了10个“非遗+扶贫”重点支持地区，设立非遗扶贫就业工坊，并支持电商企业等帮助销售非遗扶贫就业工坊生产的传统工艺产品，形成扶贫就业、产业发展和文化振兴的多赢格局50。以上出台的政策与措施均将文化产业作为重点突破对象，为贫困落后地区文化产业的建立与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政策保障。3.3 数字文化助力精准扶贫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到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战略思想。2014年1月，中央办公厅详细规划了精准扶贫工作模式的顶层设计，推动“精准扶贫”思想落地51。2015年11月，文化部等七部委联合印发 “十三五”时期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纲要，针对贫困地区制定了有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方案，标志着我国文化扶贫工作的开展正式进入精准化实践阶段52。据统计，截至2022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为10.67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5.6%，其中农村网民占比为27.5%。全国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不断优化升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扶贫的实践与特点10网络数字文化扶贫成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重要工作途径。针对偏远地区公共文化服务盲点问题，文化部于2013年启动建设“边疆万里数字文化长廊”，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一步整合资源，提高配置标准，构建环绕我国边疆地区的功能全、覆盖广、效能高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网络53。贵州省利用云计算等技术建设“扶贫云”平台，将庞大的扶贫数据进行记录分析，对扶贫信息进行可视化和量化处理，对扶贫项目、贫困户的定位精准到村级，使得扶贫工作更加人性化、精准化54。提升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于国家扶贫脱贫战略的意识，是推动文化精准扶贫的关键。2017年3月，我国正式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55，同年，国务院印发 “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的通知56，均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建设作出规划安排。同年7月，文化部印发 文化部“十三五”时期公共数字文化建设规划，强调要结合文化精准扶贫，将中西部贫困县县级公共图书馆、文化共享工程乡镇基层服务点建设纳入公共数字文化建设项目，推进贫困地区公共数字文化设施提档升级57。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公共文化机构基层服务的中心是精准扶贫，而数字化是实现精准扶贫的最有效手段58。4 我国文化扶贫的特点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文化扶贫工作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以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显著成效，其经验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1）以点带面。坚持试点先行，积累经验、深化认识，保证文化扶贫工作与基层经济政治建设需要相适应，将上级扶贫的积极性与当地政府的脱贫责任相结合，从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的方面入手，深入挖掘当地资源，激发贫困地区干部和群众摆脱贫困的内在动力。在试点取得显著成效的基础上，再逐步扩大规模，由点带面全面铺展开来。（2）主次明朗。坚持以项目开发为载体，与脱贫致富紧密结合，发展贫困地区经济，提高贫困人口的劳动技能，创收增粮，以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为主，而非单纯地进行思想教育与文化活动。同时又超越了仅仅满足贫困人口的经济利益层面，牢牢抓住“提高人的素质”这一核心问题，立足长远，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从根本上摆脱贫困。（3）政策引导。文化扶贫工作始终以改革为纲，以党和政府的政策为导向，以阶段性的规划纲要为准绳，四十余年一以贯之。坚持政府主导，把扶贫开发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及总体规划之中；重点突出，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连片特困地区的扶持力度；部门协作，形成文化扶贫合力；社会帮扶，广泛动员社会各界的参与，鼓励先富帮后富，实现共同富裕。（4）财政支持。加强财政统一规划，中央财政拨款稳定足额，当地政府在严格落实中央财政要求的前提下有权根据本地实际情况灵活支配扶贫资金，保持相当的力度和延续性。较强的整体规划使得文化扶贫工作更能跳出短期的利益束缚，循序渐进地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完善贫困落后地区的文化基础设施、建立特色文化产业，推动文化扶贫实践深入发展。（5）数字化赋能。在当今国内外经济不断发展、颠覆性技术不断更新的社会大背景下，文化扶贫实践紧跟时代步伐，通过精准的大数据分析、先进的互联网科技整合资源、提高配置，对扶贫信息进行可视化和量化处理，帮助全面、客观、准确地反映贫困地区的发展现状，因地制宜、因人施策、因势利导，形成线上线下双向互动模式，推动文化扶贫工作往人性化、精准化方向发展。纵观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文化扶贫的实践进程，总体上实现了稳步推进、纵深发展，反映了一直以来党和国家对扶贫工作的高度重视，以及社会各界对扶贫事业的广泛关注。尽管中国已于2020年底消除了整体性的绝对贫困，但相对贫困问题还将长期存在，我们应尽快建立起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坚决守住防止脱贫人群返贫的底线59，使全体群众都能共享改革开放发展的成果。参考文献：1肖鹏,赵庆香.公共图书馆在中国减贫事业中的作为、贡献与经验（19782020）J.中国图书馆学报,2023,49(1):38-57.11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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