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伦理学：问题反思与学科重构.pdf

外 语 教 育 研 究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ResearchVol.11 No.3Jul.2023第11卷第3期2023年7月翻译伦理学：问题反思与学科重构张广法，吴 建（南京邮电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京 210023）摘 要：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间，翻译伦理研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在充分考虑翻译学和伦理学的学科特点的基础上，提出规范翻译伦理研究和描写翻译伦理研究的翻译伦理学二元学科架构，分别阐述了其研究对象、研究目标和研究方法，重构了翻译伦理学的研究框架。关键词：翻译伦理；规范翻译伦理；描写翻译伦理；学科重构1【基金项目】2021 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唐诗英译译者伦理体系研究”（项目编号：21BYY056）；2022 年南京邮电大学引进人才科研启动基金项目“基于语料库的诗经英译本译者风格比较研究”（项目编号：NYY221046）。【作者简介】张广法，男，博士，副教授，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汉语古诗英译、翻译伦理研究；吴建，男，博士，副教授，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汉语小说英译、翻译文体学研究。0.引言翻译研究和伦理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20世纪80年代之前，即描写翻译研究出现之前的翻译思想和理论基本可以全部纳入伦理的范畴，但是在翻译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译者和研究者在总结翻译思想，建构翻译理论时极少使用“伦理”一词，使用更多的是策略、原则、译员素质、责任等概念。这说明，当时学界并无明确的翻译伦理理论建构意识。其实，20世纪七八十年代正是翻译学的初创期，学界的重心在文化学派和语言学派译论，翻译伦理研究并未受到重视。在20世纪后期，学者开始使用“翻译伦理”概念，从不同视角对其进行初步的理论阐发，如Berman（1992）、Venuti（1995，1998）、Simon（1996）等。这些学者的工作为翻译伦理研究的发展做了理论铺垫。进入21世纪，翻译伦理研究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但仍存在不少亟待澄清和解决的基础性问题，这些问题与翻译伦理学未来的发展紧密相关。本文首先对翻译伦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并在此基础上尝试重构翻译伦理研究的学科体系，以期为翻译伦理学的发展扫清基础概念和学科架构上的障碍。1.研究现状学界的翻译伦理理论建构意识大约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1984年，法国翻译理论家Berman（1992）提出了“翻译伦理”的概念，之后其翻译伦理思想逐渐被学界了解。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界主要从权力话语角度研究翻译伦理问题。例如，Rafael（1988）和Venuti（1995，1998）主要从后殖民主义视角分析殖民地和宗主国，或者弱势文化和强势文化之间的权力差异，并探求解构之道；Simon（1996）和Von Flotow（1997）从女性主义视角分析原文和译文、作者和译者之间的权力关系。以上研究虽然可以归为翻译伦理研究的范畴，但研究的主要是翻译史或者特定语境中的翻译问题，而非专门的伦理问题，翻译伦理研究仍处于边缘位置。21世纪，翻译伦理研究逐渐从翻译学的边缘走向中心。2001年The Translator杂志推出回归伦理专刊，呼吁学界重新探讨翻译伦理问题。2010年，该刊再次推出翻译与暴力冲突专刊，探讨在暴力冲突地区译员面临的伦理难题。之后，The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er、Linguistica 外 语 教 育 研 究第11卷66Antverpiensia、The Translator、Perspectives等期刊纷纷推出专刊，探讨翻译伦理问题。目前的翻译伦理研究涉及译者职业伦理、文学翻译伦理、翻译技术伦理、众包翻译伦理、法律翻译伦理等议题（Chesterman，2001；Meschonnic，2011；Pym，2012；蓝红军，2019；彭萍，2013；胡陈尧，2022），研究广度和深度均得到极大拓展。如果从Berman提出的“翻译伦理”概念算起，翻译伦理研究已经走过了大约四十年的历程。在一个学科中，首先提出相关概念，然后再对其进行系统阐发，初步建构起概念体系，等到成果比较丰富时，学界会思考建立起分支学科的可能性。目前的翻译伦理研究正处于这样一个阶段。2.问题反思目前的翻译伦理研究中存在三个主要问题，这些问题相互关联，是关乎翻译伦理学未来发展的基础性问题。第一，把翻译伦理归结为译者伦理，核心概念定义过窄。翻译伦理是翻译伦理研究中的核心概念，有学者把其界定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该遵守的道德规范。Berman（1992）认为翻译伦理的作用在于捍卫翻译以书面形式与他者建立联系从而丰富自身的目的，故提倡使用异化法；Venuti（1995，1998）对翻译伦理的讨论限定在从外语译入英美文化的翻译语境之中，强调异化策略在抵抗英美文化的文化霸权上的作用；Chesterman（2018）认为，翻译伦理就是一套应当如何翻译和口译的公认的原则；王大智（2009）认为，翻译伦理研究需要以翻译行为和译者为中心展开；刘云虹（2013）认为，翻译伦理就是译者在其翻译行为中为实现翻译的价值所必须考虑和遵守的规范。不可否认，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一个重要参与者，但翻译活动除了译者之外还有其他参与者，包括作者、编辑、项目负责人等。以译者为核心定义翻译伦理忽视了翻译活动的其他参与方，外延过窄，不利于学科发展。第二，把翻译伦理学的研究对象等同于翻译道德规范，忽视了其他研究对象。王大智（2009）把翻译伦理定义为翻译行为事实该如何的规律以及翻译行为该如何的规范，故翻译伦理研究不仅包括翻译的规范性研究，而且还包括对翻译现象的描述性研究。Chesterman（2018）把翻译伦理看作是译者在翻译实践中应当应遵循的道德规范，从不同视角考察了翻译伦理研究从忠实的伦理到差异的伦理的演变过程；杨洁和曾利沙（2010）、彭萍（2013）均认为以译者为核心的翻译伦理概念外延过窄，翻译伦理研究应该建构在一个囊括翻译活动所有因素的翻译伦理概念之上。他们对翻译伦理的理解不尽相同，但均把翻译伦理学的研究对象看作是翻译道德规范。不可否认，伦理或道德规范的确是翻译伦理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但绝非全部。翻译伦理研究的本体除了翻译活动的伦理或道德规范之外，必然还包括与翻译伦理规范相关的其他问题，如翻译活动参与者面临的伦理难题、翻译活动参与者之间的伦理关系、伦理规范的学习过程等。第三，翻译伦理学学科框架不合理，对翻译产业伦理、翻译技术伦理、译员培训伦理等伦理议题关注不足。有学者把翻译伦理学的研究对象预设为译者伦理，进而以译者伦理为中心建构翻译伦理学的学科框架。已有学者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尝试对翻译伦理学的学科框架进行扩展。杨洁和曾利沙（2010）把翻译伦理学的理论体系扩展为四个部分，即翻译管理伦理、翻译操作伦理、翻译批评伦理和翻译伦理的理论研究；彭萍（2013）依据翻译概念来规划翻译伦理学的研究范围，把翻译伦理学划分为伦理与翻译活动、伦理与翻译理论研究、伦理与翻译批评、伦理与翻译教学四个部分；吴术驰（2021）把翻译伦理学划分为纯翻译伦理研究和应用翻译伦理研究两个部分，前者包括伦理学和思想史，后者包括职业道德和行业规范。尽管这些理论体系各具特色，但未体现出学科框架的完整性和前瞻性。张广法，吴 建：翻译伦理学：问题反思与学科重构总第40期673.翻译伦理学体系的重构在重构翻译伦理学理论体系之前，有必要厘清“翻译伦理”和“翻译伦理学”这两个涉及理论体系建构的基础性问题。然后，在充分考虑翻译学和伦理学学科特点的基础上，重构翻译伦理学的学科体系，为翻译伦理学未来的发展打下基础。3.1何为翻译伦理有学者尝试把翻译活动涉及的诸多因素尽量纳入翻译伦理范畴，并据此规划学科版图（杨洁、曾利沙，2010；彭萍，2013），这种尝试固然有其合理性，但会带来两个问题：一是并非翻译活动中的所有因素都具有伦理属性。例如，译者选择什么时间、地点，使用什么工具翻译等均属于译者的个人习惯，不具有伦理属性，不应该纳入翻译伦理的范畴。二是即使一些要素具有伦理属性，例如翻译研究之伦理，但并非翻译活动中的构成要素，同样不应该纳入翻译伦理研究的范围。当然，以译者为中心来界定翻译伦理概念并非没有可取之处，这种以伦理活动的参与者为中心来界定翻译伦理的方法恰恰抓住了伦理的核心功能，即指导人们“如何做人和怎样行事”（程炼，2008）。翻译伦理的核心功能是指导翻译活动的参与者如何理解自身角色、协调各方关系，并据此从事翻译活动。因此，翻译活动参与者可以作为核心概念来定义翻译伦理，故翻译伦理可以被定义为翻译活动参与者应当遵守的道德规范。翻译活动指的是从原作选择、译员培训，到翻译团队组建、翻译实施、译作接受和评价的整个过程，参与者包括译员、教师、赞助人、翻译服务提供方、项目负责人、出版社、客户、终端用户等。以上各方均直接或间接地与他方产生联系，需要系统的伦理规范加以协调。这种翻译伦理的定义既避免了以译者伦理替代翻译伦理而产生的概念外延过窄的问题，又用翻译活动参与者的概念明确了翻译伦理的内涵，使得概念的外延更加清晰、合理。3.2何为翻译伦理学首先了解一下伦理学这个概念。弗兰克梯利（2001）把伦理学定义为有关善恶、义务的科学和有关道德原则、道德评价、道德行为的科学；王海明（2003）认为伦理学就是关于优良道德的制定方法和制定过程以及实现途径的科学；韩东屏（2011）把伦理学定义为“系统研究各种道德问题的学说”，以道德问题为核心概念来界定伦理学有助于人们从纷繁复杂的道德现象中提取出具有“一般性、普遍性、实质性、典型性的研究问题”，从而推动伦理学的发展。基于以上分析，翻译伦理学可以做如下定义：翻译伦理学是翻译学和伦理学的交叉学科，主要探讨与翻译活动相关的道德问题，旨在捍卫并鼓励伦理上对的翻译行为，劝阻错的翻译行为。此定义中有两个核心概念：翻译活动和道德问题。首先，上文提到，翻译活动指的是从原作选择、译员培训，到翻译团队组建、翻译实施、译作接受和评价的整个过程。这样定义翻译活动可以把翻译活动中的伦理要素全部纳入翻译伦理学的研究范围，防止出现翻译活动概念不周延的问题。其次，道德问题不仅包括伦理规范，还包括与翻译伦理相关的各种事实和价值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分为以下四类。（1）翻译活动的参与者应当遵守的伦理规范，如赞助人伦理、译者伦理、翻译管理伦理、翻译技术伦理等。（2）翻译活动中的伦理难题及解决方案，例如是走向读者还是走向作者、诗歌翻译中内容和形式的矛盾、客户要求和译员职业道德之间的冲突、忠实原文与改写之间的矛盾等。（3）翻译活动参与者实际遵守的伦理规范，区别于应当遵守的伦理规范，前者是翻译伦理的实然层面，后者是应然层面。（4）翻译活动参与者之间的伦理关系，主要为译者与其他各方的关系，包括其他译员、教师、赞助人、翻译服务提供方、项目负责人、出版社、客户、终端用户等。在这四类问题中，第一类是翻译伦理价值层面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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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第11卷68的研究，目的是提出指导翻译活动的道德原则，规范翻译行为，调节翻译活动参与方之间的关系，第二到第四类是翻译伦理事实层面的研究，目的是描写翻译伦理现象，提出解决方案或伦理规范。3.3翻译伦理学体系目前，主要的翻译伦理学体系有三种，代表学者为杨洁和曾利沙（2010）、彭萍（2013）、吴术驰（2021）。其中，前两种学科体系的划分依据是翻译活动的性质，但这种划分思路有两个明显不足：一是未体现伦理学的学科特点。伦理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有其特殊的学科架构、研究对象、目标和方法，这些要素会对翻译伦理学产生直接影响，应该体现在翻译伦理学的学科架构中。二是模块之间易有交叉，关系不清。例如，赞助人伦理和出版机构伦理之间易有交叉（杨洁、曾利沙，2010），原文本选择不一定是译者独有的权利，不应归入译者伦理之下（彭萍，2013）。吴术驰（2021）的框架包括纯翻译伦理研究和应用翻译伦理研究两个部分，前者主要探讨翻译本质问题，使用自上而下的方法演绎出伦理规则，后者关注翻译实践，使用自下而上的方法归纳出伦理规则，把Venuti的理论归为应用翻译伦理研究。实际上，Venuti的理论的确基于翻译实践，他在译者的隐身中对英美文学中的译入实践进行了分析，但这种分析绝不是要归纳出某种翻译伦理，这些伦理规则恰恰是其解构的对象。故，学者吴术驰的学科框架的合理性也值得商榷。在充分考虑翻译伦理学作为翻译学和伦理学交叉学科的学科属性、学科体系的合理性和解释力的基础上，把翻译伦理学划分为规范翻译伦理研究和描写翻译伦理研究两个部分。结合国内外的翻译伦理研究对这两个组成部分进行详细解释。（1）规范翻译伦理研究规范翻译伦理研究旨在从不同理论视角，分析翻译活动参与方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以及遵守的伦理原则和规范。根据翻译活动的性质，规范翻译伦理研究可以划分为翻译操作伦理、翻译管理伦理和翻译教学伦理三个部分：翻译操作伦理即译者伦理，涉及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应当遵守的伦理规范，如忠实的伦理、叛逆的伦理、差异的伦理等；翻译管理伦理主要为翻译活动管理方，如政府、单位、行业协会等在管理、规范和服务翻译活动参与者时应当遵守的伦理规范；翻译教学伦理为教师和学生应当遵守的伦理规范，议题包括应当教授学生何种翻译伦理、如何教授、接受效果如何等。规范翻译伦理研究有以下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规范翻译伦理研究的趣旨不在于解释翻译伦理现象，而在于提出翻译伦理规则，规范翻译活动参与者的行为，体现为翻译理论中的规定性理论。规定性研究几乎是传统翻译研究的全部内容，在今天的翻译学中依然占有重要位置。规定性翻译研究的理论诉求容易导致争论，比如佛经翻译中的文质之争、归化与异化之争、忠实原文与改写之争，等。有些争论的分歧主要在翻译方法和策略上，但这些方法和策略往往基于相似的伦理原则，有些理论不仅存在方法层面的差异，还存在翻译伦理上的根本分歧。例如，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翻译伦理出于权力差异的考虑，倡导对原作进行改写，而语言学派译论则以忠实原文为根本追求，两种译论存在伦理价值观上的根本分歧。不同的规定性翻译理论体现了不同理论流派对“好的翻译”的追求，每个理论流派对“好的翻译”的理解又和翻译的本质、功能、原则等翻译研究中的基础概念紧密相关，因而存在差异。第二，规范翻译伦理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哲学思辨法，主要为自上而下的演绎法，论证方法包括义务论和目的论两种。义务论的方法通过行为本身的正当性和道德原则，而非行为后果来确定什么是道德的，而目的论则是通过参考行为产生的最佳结果来定义什么是道德的（Baker，2018）。传统译论和语言学派译论一般把“忠实”看作译者的义务，理论建构的重点在于阐述翻译伦理规则的内容、应用和价值。还有论者在提出翻译伦理规则之前，会对其前提进行论证，认为其倡导的伦理行为会产生最佳结果，这种论证思路就是目的论。张广法，吴 建：翻译伦理学：问题反思与学科重构总第40期69例如，差异的伦理（后殖民主义译论、女性主义译论、改写理论等）一般倡导异化和改写策略，这种伦理认为，这些策略可以解构强势文化的文化霸权，构建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之间的平等交流关系，从而产生最佳效果。（2）描写翻译伦理研究伦理学主要包括元伦理学、规范伦理学和应用伦理学三大分支。在过去四十年里，伦理学中发生了“实证转向”，研究者使用实证法研究具体社会文化语境中的伦理问题，包括道德关系、道德规范、道德观念、道德结构、道德风尚和社会纪律等（朱贻庭，2011）。这个新的研究方向被称作“描写伦理学”或“实证伦理学”（Hmlinen，2016）。在翻译研究中，已有学者使用实证法研究伦理问题，例如执业译员的伦理困境（Drugan、Megone，2011）、战争地区译员面临的伦理难题（Tlpa，2016）、众包翻译平台存在的伦理问题（张慧玉、杨晰雯，2020）。这类研究并不提出伦理规范，属于翻译伦理事实层面的描写研究。描写翻译伦理研究是翻译伦理学中的一个交叉学科，使用实证研究法，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分析具体社会文化语境中翻译活动参与者遵守的伦理规范、涉及的伦理关系、面临的伦理难题等伦理事实问题，其研究结果对于翻译伦理研究、翻译实践、翻译教学都具有借鉴意义。描写翻译伦理研究的研究对象包括翻译产品和翻译过程。翻译产品包括笔译产品和口译产品。研究者从词汇、句法和语篇等多个层面对翻译产品进行描写，再通过原文与译文、译文与译文、译文与目的语原创文本的对比，揭示译作的翻译风格，进而总结出译者实际遵循的伦理规范和伦理难题的解决方法等。翻译过程指的是从翻译项目发起、译本选择、译者翻译到译本接受的宏观过程。研究者既可以描写整个翻译过程，也可以描写其中的某个步骤，以探究与翻译伦理议题相关的事实问题。描写翻译伦理学通过对翻译产品和过程的直接描写，回答与翻译伦理相关的事实问题，研究目标包括三类：一是描写翻译活动中的伦理难题并提供解决方案。翻译活动的参与者众多，诉求各异，常常使翻译伦理问题成为伦理难题。有些研究直接以翻译伦理难题为研究目标。例如，Drugan和Megone（2011）通过对执业译员的访谈，总结出了译员面临的十三类伦理难题，包括译员报酬问题、信息保密性问题、译文所有权问题、译者的可见性问题等。对翻译伦理难题的描写深化了人们对翻译伦理现象的认识，对翻译伦理理论研究具有参考价值。二是描写翻译活动参与者实际遵守的伦理规范。翻译伦理属于应然领域，是研究者依据“好的翻译”的理念演绎出的翻译活动参与者应当遵守的伦理规范，但在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下，翻译活动参与者往往并不完全遵从这些规范。这就导致了翻译活动参与者实际遵守的伦理规范与理论家倡导的翻译伦理规范之间存在差异。Venuti（1995）在译者的隐身一书中提出异化策略之前，首先对英美报纸和杂志上的翻译评论进行了系统描写，发现英美译介“通顺的翻译话语”广受好评，是译者实际遵守的翻译伦理模式。这种伦理规范区别于Venuti提出的异化的伦理。三是描写翻译活动参与者之间的伦理关系。翻译活动的参与者众多，关系复杂，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翻译伦理关系网。这类研究常用的方法是哲学思辨法，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对翻译产品和过程的描写，归纳出翻译活动参与者之间的实际伦理关系。Li Ping 等（2016）研究了抗日战争时期口译员的身份问题，发现有些为日军工作的中国译员为了保护中国人，会故意错译或漏译中国人咒骂侵略者的话语，有些为中国军队工作的日籍译员会为中国军队提供日方情报，从而成为中国军队的合作者。在实际语境中，译员和相关各方之间的关系远比翻译职业伦理复杂，需要专门研究。（3）规范翻译伦理研究和描写翻译伦理研究的关系为了更加清晰地呈现翻译伦理学的全貌，分析研究领域之间的关系，绘制出了翻译伦理学学科框架图（图1）。规范翻译伦理研究属于价值层面的研究，而描外 语 教 育 研 究第11卷70写翻译伦理研究属于事实层面的研究。在西方哲学史上，价值和事实之间一直横亘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逻辑鸿沟，即不能从“是”推导出“应该”，这就是所谓的“休谟法则”（Black，1969）。虽然无法从事实判断直接推导出价值判断，但是相关研究表明，规范翻译伦理研究和描写翻译伦理研究之间存在着双向的互动关系。一方面，规范翻译伦理研究为描写翻译伦理研究提供理论支撑。不论是对伦理难题和伦理规范的描写，还是对伦理关系的实证分析，均需以规范翻译伦理中的翻译伦理理论为参照。例如，对具体语境中译者协调各方关系策略的描写往往需要参照译者的职业伦理，对具体译作翻译风格的描写往往需要参照文学翻译伦理，对翻译技术使用的描写往往需要参照翻译技术伦理，译者职业伦理、文学翻译伦理和翻译技术伦理均属于规范翻译伦理的范畴。规范翻译伦理研究为描写翻译伦理研究提供概念框架，二者在翻译伦理研究中形成良性互动。另一方面，描写翻译伦理研究有助于人们了解翻译伦理事实，并以此为基础提出相应的翻译伦理，提高伦理规范的针对性和适用性。例如，后殖民主义译论和女性主义译论在提出伦理规范之前，一般会对翻译事实进行描写，分析翻译行为的不道德性，进而基于其对“好的翻译”的理解，提出有针对性的翻译伦理规则。另外，翻译活动参与者实际遵守的伦理规范有时会成为翻译伦理的思想来源，例如严复的翻译实践就是翻译伦理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图1翻译伦理学学科框架图 张广法，吴 建：翻译伦理学：问题反思与学科重构总第40期714.结语纵观中西翻译史，翻译曾长期被归入伦理的范畴，译者在译本前言、后记等副文本中阐述的翻译思想无异于伦理说教，缺少学科建构所必需的概念的清晰性和科学性。随着翻译学的建立，翻译研究的科学性越来越强。在这种背景下，当学界再次“回归到伦理议题”（Pym，2001）时，必然要用更加科学的方法，从更加多元的视角重新审视翻译伦理问题。当研究成果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尝试建立翻译伦理学也是一个学科发展的合理逻辑。本文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在充分考虑翻译学和伦理学的学科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规范翻译伦理学和描写翻译伦理学的二元学科架构，分别阐述了其研究对象、研究目标和研究方法，重构了翻译伦理学的研究框架。参考文献：1 Baker M.In Other Words:A Coursebook on TranslationM.New York:Routledge，2018.2 Berman A.The Experience of the Foreign:Culture and Translation in Romantic GermanyM.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2.3 Black M.The Gap Between is and shouldC/Hudson W D.The Is-Ought Question.London:Macmillan Education，1969:99-113.4 Chesterman A.Proposal for a Hieronymic AathJ.The Translator，2001，7(2):139-154.5 Chesterman A.Translation EthicsC/Dhulst L，Gambier Y.A History of Modern Translation Knowledge:Sources，Concepts，Effects.Amsterdam: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2018:443-448.6 Drugan J，Megone C.Bringing Ethics into Translator TrainingJ.The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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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and ethics,this paper proposes a dualistic disciplinary framework of translation ethics,including prescriptive translation ethics and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ethics,expounds the research objects,objectives，and methods,and finally reconstructs the research framework of translation ethics.Key words:translation ethics；prescriptive translation ethics;descriptive translation ethics;disciplinary reconstru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