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藏缅交界区灾害的文化适应——以贡山县独龙族人口迁徙记忆为例.pdf

滇藏缅交界区灾害的文化适应*以贡山县独龙族人口迁徙记忆为例王 彤*摘 要：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受自然生态和社会条件影响，各种灾害频繁发生，人口流动频繁，形成了丰富的因灾迁徙的民族历史与记忆，灾害书写渐渐烙上民族的身影，独龙族即为典型。从神话传说到百来年的灾害叙事，不同地区的独龙人对因灾迁徙的表达和认识各有不同，但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独龙族与自然及社会艰难共存发展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独龙族在国家的支持下，因灾迁徙事件越来越少，但独龙族特有的应灾经验不断被发掘，成为中华民族防灾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关键词：独龙族 灾害叙事 文化适应正如人文学者刘易斯芒福德所言，人类对过去的书写无非是通过两种途径 嘴和笔。灾害史当然也不例外。当事者将亲身经历的灾害告知他人，是对记忆的口述表达；而倾听者的整理和演绎，最终将口述转化为可书写的故事。从单一历史事件来看，记忆与重构是先后发生的。然而，就某一历史时期而言，处于具体节点上的人群，既要传承重构难以稽考的故事，又要讲述回忆亲身经历的灾变。只有兼顾二者，才能阐释社会人群对灾害事件15*本文为 2017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灾害文化数据库建设”（17ZDA158）和云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2019 年度民族文化“百项精品”工程“云南世居少数民族传统灾害文化纪实丛书”（C6193204）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导师周琼教授的项目支持和对论文写作的指导，感谢梁轲、龙睿超、王济云调研期间的协作与照顾。*作者简介：王彤，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西南环境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史、疾病史、灾害史。边疆学（第十七辑）和避灾行为的理解认知，在这个问题上，独龙族是一个绝好案例。中国独龙族聚居于滇藏缅交界处的云南省贡山县独龙江乡，历史上灾害之频仍、兵燹之祸不断，区际人口流动频繁，很早就为学界所关注。但目前学界关于独龙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民族学、生态学、文化传播学等三大领域，多侧重族源问题、自然环境与社会形态问题、文化变迁，传承与保护、民族发展与扶贫攻坚问题的研究。基于此，本文从历史、传说及今人记忆切入，发掘利用历史记载与口述史料，阐释独龙族有关灾害认知逻辑及叙事方式，厘清独龙族应对及治理灾害的路径及过程，保存和传承民族地区防灾减灾工作经验。一 政府治理和民族迁徙：独龙族空间发展的历史脉络我国历史文献中关于独龙族的记载，最早见于 元一统志 卷七 丽江路军民宣抚司风俗形势：“丽江路蛮有八种，曰磨些、曰白曰撬、曰吐蕃，曰卢，参错而居，故称一族。”据方国瑜先生推测“撬”是独龙族，因“又撬之族名少见，字书 撬 读牵么切，与 求 读奇尤切，二字音读相近，则撬即求江之居民，为今独龙族此从民族分布可知元代丽江路西界至怒江以西达求江也”。俅江地处偏远，元明清为土司辖地，雍正五年（1727）起，丽江府实施改土归流，独龙族的记载才日渐增多。雍正八年（1730），俅人（独龙族）不堪傈僳侵凌，请求内附，为独龙族归附中央的标志性事件。乾隆年间，独龙江上下游被划分为两段，分属西藏察瓦龙土千总和维西康普土千总管辖。土司羁縻治理方式延续至光绪末年。光绪三十四年（1908），菖蒲桶地区（今贡山丙中洛）发生“白汉洛教案”，法国教堂被焚，传教士被驱逐，时任阿墩子（德钦）弹压委员兼怒俅两江委的夏瑚奉命前往办案，并巡视独龙江流域各村寨。他后来提出了包括废土司、喇嘛寺及蓄奴主，委派“俅管”，建立伙头制等在内的十条改革措施，并报请云南巡抚锡良，但终未实施。辛亥革命后，国民政府在今贡山设立菖蒲桶殖边公署，1932 年改为“贡山设治局”，推行保甲制度，并在独龙江设公安局，后改为区25具体参见张可佳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独龙族研究述评，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4 期。古永继编 云南 15 种特有民族古代史料汇编，云南大学出版社，2018，第 453 页。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 下册，中华书局，2012，第 846 页。高志英：独龙族社会文化与观念嬗变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第 50 页。滇藏缅交界区灾害的文化适应 公所，1939 年改称新民乡，继续实行保甲制度，但极少有地方官吏深入独龙江过问民事民生，直至 1950 年解放，独龙族被压迫的局面才得到消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独龙江地区称贡山县第四区，下设 4 个行政村，1969年改称独龙江人民公社，1984 年改为独龙江区，1988 年区改称独龙江乡，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和大力扶持下，从 1954 年的山区改造到 1958 年建立互助组，完成农业合作化，独龙族实现了从原始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直接过渡”，至 1982 年，已有固定耕地面积 5000 余亩，出产玉米、荞麦、水稻等粮食作物，人民生活明显改善。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加大对云南少数民族群众的帮扶力度，给予了独龙族优厚的发展政策，2010 年起，云南省就开始对独龙江开展整乡整族帮扶政策，采取了统一规划设计、分类补助、分年实施的方式，2015 年11 月，国家发布了 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云南省先后制定实施了 全面打赢“直过民族”脱贫攻坚战行动计划（20162020 年）云南省精准扶贫人口较少民族整族帮扶行动计划 等扶贫政策。2018 年起，独龙江乡大力推进草果、重楼、独龙牛、独龙鸡、独龙蜂等生态产业的发展，并试点开发独龙族饮食文化旅游特色产业，社会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古代独龙族居住于“大雪山外”的独龙江流域，此处山高谷深，层峦叠嶂，地形封闭，立体气候和小区域气候明显，“俅境每年春季大雨连绵，夏秋雨量稍减，瘴疫传染，死伤甚重”，局部地区地震、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和疫病灾害频繁发生。又独龙族“男女披发，树叶为衣，耳穿七孔，坠以木环”，“其居处结草为庐，或以树皮覆之”，长35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独龙族社会历史综合考察报告专刊第一集，云南省民族研究所，1983，第 64 页。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志，民族出版社，2006，第 27 页。张明霞：获得感：云南直过民族减贫成效可持续发展的情感治理工具 以独龙族为例，广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 2021 年第 2 期。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 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志，民族出版社，2006，第 24 页。高志英、闵红云：20 世纪独龙族人地关系变迁研究，思想战线 2008 年第 4 期。高志英、赵沛曦：20 世纪独龙族交通发展与独龙族社会文化变迁，载尹绍亭、日 秋道智弥主编 人类学生态环境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第 500501 页。（明）杨慎辑，（清）胡蔚订正 南诏野史 下卷 南诏各种蛮夷，转引自古永继编 云南 15 种特有民族古代史料汇编，云南大学出版社，2018，第 453 页。道光 云南通志稿 卷 185 南蛮志三之四种人四，转引自古永继编 云南 15 种特有民族古代史料汇编，云南大学出版社，2018，第 453 页。边疆学（第十七辑）时间居无定所、身无常服。如“同治庚午年（1870），中甸有猎人逐鹿至一山下，瞰大江，人迹不至；获二人，遍身生毛，问其里居，语言不通，盖亦俅人之类也欤”。因长期与内地文化不通，无语言和文字，又性格柔顺，曾长期受周边民族欺压，被其他民族掳掠成奴仆，“地与怒地接壤，不敢越界，怒人暨西域蛮夷率夺其子女为婢仆”。清末以后，独龙人与外界联系逐渐增多，因物产贫乏，有一部分人则走出独龙河谷到怒江流域出卖劳动力，“常为怒人佣工，丽江府俅江外有之”，以换取盐巴等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用品。又曾长期刀耕火种，“今年种此，明年种彼，分年种完住房左右前后之地后，将房屋弃之，另结草庐居，另砍地种：已种之地须荒十年八年，必俟其草木畅茂，方行复砍复种”。当汉族至，则迁徙到他处，“汉族垦民至，每每让畔去”。可见过去独龙族地区由于山高谷深，地形封闭，交通不畅，社会发展缓慢，独龙族防范灾害能力弱，不得不迁徙以躲避灾难。1968 年，政府修通了贡山县城到独龙江乡的人马驿道，生活、生产物资才得以成批有序进入独龙江，基本改变了长期封闭的状况，1999 年独龙江乡公路正式修通，结束了长期封闭的状况。2014 年独龙江隧道通车，进一步拉近了独龙江地区同内地的距离，大量人员和物资得以大规模进入独龙江各地，独龙族防灾减灾能力进一步增强，也结束了因灾而被动迁徙的历史。二 传承流变与融合重构：独龙族洪水神话中的人口迁徙人类早期社会是由血缘家庭组成的，盛行群婚制，没有习俗所规定的种种限制，其特征是：“同胞兄弟姊妹也一概互为夫妻并把这种关系看作自然而然的事。”在这一阶段上，婚姻集团是按照辈数来划分的，即45光绪 丽江府志 卷 1 种人，转引自古永继编 云南 15 种特有民族古代史料汇编，云南大学出版社，2018，第 453 页。（清）谢圣纶：滇黔志略 卷 15 云南种人，转引自古永继编 云南 15 种特有民族古代史料汇编，云南大学出版社，2018，第 453 页。高志英、段红云：1910 年以前独龙族社会经济文化略论，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 年第 4 期。任乃强：西康图经民俗篇 下编 汉族与其他民族滇边诸族怒子与俅夷，转引自古永继编 云南 15 种特有民族古代史料汇编，云南大学出版社，2018，第 454455 页。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志，民族出版社，2006，第 27 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4 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 4445 页。滇藏缅交界区灾害的文化适应 家庭范围内所有的祖辈的兄妹，都互为夫妻。同样，后者的子女又构成共同的夫妻圈。这也反映在有独龙族族源与洪灾相关记载的 创世纪 传说中：经过洪水泛滥后，仅有兄妹两人幸存于卡窝卡哺神山之上。哥哥叫阿波，妹妹叫阿朋。为了继续生存，他们两决定分头到各地去找人，结果找不到其他人，仍是兄妹两人碰在一块，于是兄妹两开始住在一起。尽管晚上都各自睡在自己床上，不知怎么地第二天起床时竟睡在一张床上。妹妹很是害羞，便用竹筒装水放在两张床中间把两人隔开。奇怪的是，第二天早上竹筒不见了，两人仍睡在一起。兄妹两人十分困惑，但久之觉得这是天神的意愿。兄妹俩于是向天起誓并祷告说，如果我们倒出的这筒水能变成江河，就表示神不怪罪我们兄妹成亲，否则，我们只有眼看人类从此绝种。他们刚刚泼出水筒，水转眼就变成九条江，这就是与这一带地理环境极为密切的澜沧江、怒江、独龙江、金沙江、狄子江、狄布勒江、狄麻江、托洛江和恩梅开江。从此，兄妹二人正式结为夫妻，生下九男九女，分别成了以上各江的主人，即后来的汉、怒、藏、白、纳西、傈僳和独龙等族。上述洪水漫天、人类毁灭、兄妹成婚等故事，虽内容大同小异，但说明独龙族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原始社会的血缘家庭阶段。虽然神话不等于历史，却包含了某些历史的因素，甚至可以说是历史学的先声，云南自远古以来就一直有人类居住，是我国古人类的发源地之一，四五十万年以前，云南就生活着与“北京猿人”同一时期的人类 “元谋猿人”，可见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云南境内就一直活动着原始族群，特别是两汉以后，历代王朝都未曾放弃对云南地区的沟通往来，可见汉族与云南各少数民族之间的交往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构成了关于各民族同一祖先这一神话内容的现实基础，透过这些想象古异、诡可观的神话，可以看出中华民族整体性的历史事实。同样，和其他少数民族神话一样，最后兄妹俩经过长时间、跨区域的迁徙，最终定居在独龙江，又通过兄妹婚，生下九男九女，九对子女分55独龙族简史 编写组编 独龙族简史，民族出版社，2008，第 89 页；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独龙族社会历史综合考察报告专刊第一集，云南省民族研究所，1983，第 2324 页。李子贤：探寻一个尚未崩溃的神话王国，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第 112115 页。边疆学（第十七辑）别到了九条江，形成了汉、藏、傈僳、怒、独龙等各个民族。这不仅反映出云南各少数民族文化及神话，已参与并融入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逐步形成的进程之中，也说明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神话一直在其传承、流变中发挥着它独特的功能，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三 认知记忆与表达书写：百年来独龙族历次 灾害叙事与人口流动 独龙江流域多原始森林，四面古木参天，多毒蛇猛兽，尤其是下游地带，气候炎热，有瘴气，多蚂蟥，易得疟疾病，清末以来，曾多次发生鼠疫、疟疾、伤寒等流行性疾病，1902 年独龙江下游马库、孟丁一带发生鼠疫，死亡 7 人，与之相邻村寨的独龙族群众，纷纷弃家而走。民国 13 年、31 年、37 年独龙江先后有伤寒、疟疾、霍乱流行，因医药缺乏，一旦生病很难医治。据孔当村鲁腊组的马志荣老人讲述：我们这里在解放前没有医生，一般的小病如感冒、拉肚子只有拖着，如果时间长了还不得好，就自己或者让家人去山上采些如黄连等味苦的草药吃，会治好一些常见的小病，但治愈的时间长，有些人要 23年才能完全恢复。如果生大病了，就请巫师驱鬼，杀鸡杀猪敬献神明，以求康复，但大部分人都死去了。“大跃进”以后我们这里才有一个赤脚医生，2003 年我们这里才有药店，才能买到常见药。65李子贤：神话王国诸相 对云南少数民族神话总体特征及存续的解读，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6 期。蔡家麒：藏彝走廊中的独龙族社会历史考察，民族出版社，2008，第 188 页。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卫生志编纂委员会编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卫生志，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第 157 页。“民国13 年（1924），贡山县境内独龙江流域伤寒、疟疾流行，献九当村有全家死光者；民国37 年（1948），贡山境内独龙江一带发生霍乱，死亡百人；1942 年贡山县独龙江乡第三行政村也发生霍乱，死亡人数达 100 人以上，这个村有几户人家全部死光，尸体无人收敛，村里人只得将房屋与尸体放火烧尽”，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卫生志编纂委员会编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卫生志，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第 8、11、160 页。根据田野日记整理。访谈时间：2019 年 2 月 17 日；访谈地点：独龙江孔当村鲁腊二组马志荣家；访谈对象：马志荣。滇藏缅交界区灾害的文化适应 个人生病尚且难以医治，若有大范围的疫病发生，更是束手无策，只能迁徙到其他地方。现在的孔当曾是孔目家族的聚居地，因流疫发生，孔目氏族几乎灭绝，后从别处搬来一些独龙人，从而有了“木”“李”等其他姓氏，但“孔目”的名称却保留下来，因“孔目”是封建时代的称呼，故改名“孔当”。据 60 多岁的木郎古鲁讲，熊当地方亦曾因流疫发生，人户死亡逃散，无人居住，（西藏）察瓦龙税官遂将一户姜荣氏家的人家从可罗河迁来住在熊当，后陆续有人迁至此，现在姜荣氏族已发展成为熊当人户较多的一个氏族了。迪政当村李自才老人亦言：我属于科全族人，但是我们的家族一半来自江友氏族，一半来自凯而巧氏族。我的祖辈原来住在熊当村，后来发生传染病，死了很多人，他们决定迁出来。在往下游走时，看到冷木当地势比较宽阔，就和冷木当人商量。最后，我们家族送个女孩给冷木当的纳瓦才家族抚养，长大了帮他们干活，又嫁给他们家族的男人。这样才允许我们在这里住下来。独龙江地处缅甸、西藏三地交界地带，且与傈僳族、藏族、怒族等少数民族共居，社会环境复杂封闭。清代统治者曾将独龙江与怒江各分两段，分属丽江木氏土司知府下辖的康普土千总和叶枝土千总管辖，1730 年以后独龙江上游地区又被转赠给西藏喇嘛寺，但康普土千总仍未放弃对独龙江地区的剥削，正如夏瑚所言：“曲江（独龙江）亦上受擦蛮盘剥，下受傈匪滋扰。两江百姓之受害，有甚于水火之为灾者。”这也印证了独龙族人在那个年代受到沉重压迫，生活艰难，不得不四处迁徙。1950 年，独龙族尚处于原始社会解体时期，生产以刀耕火种为主，仅种植有苞谷、荞子、青稞、野麻及豆类等作物，产量低，一旦遇上疾病等天灾人祸就很难生存，不得不迁徙至其他地方。小茶蜡位于丙中洛镇双拉75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独龙族社会历史综合考察报告专刊第一集，云南省民族研究所，1983，第 1415、17 页。张劲夫、罗波：独龙江文化史纲：俅人及其邻族的社会变迁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13，第 117 页。民国 永昌府文征 载卷 23 清十二 夏瑚 怒俅边隘详情，转引自古永继编 云南 15种特有民族古代史料汇编，云南大学出版社，2018，第 453 页。边疆学（第十七辑）村，此地群山环绕，环境艰险，曾是怒族居住地，“小茶蜡”是怒语，意为“雄鹰”，因曾有鹰群从西藏飞往南方，经常在此停留，故名。1953 年民族工作队到达后正式命名为“小茶蜡”。20 世纪上半叶，独龙江的独龙族才开始翻过雪山，穿过原始森林，陆续迁到怒江流域的丙中洛的小茶蜡，安家落户，生息繁衍。据小茶蜡村木文兴和木全清两位老人（二人为母女关系）讲述：我们家是在我（木全清）七个月大的时候从独龙江木切旺搬到这里的，当时木切旺发生了饥荒，我们全家都吃不上饭，为了生存，也为了避免别人笑话，我们就从木切旺搬到了小茶蜡。当时我们有一个族人住在这里，他和族人们说这里富一点，因为这里可以种荞麦，独龙江种不了。这个人的叔叔先搬过来了，其他人也渐渐搬过来了，以前这只有三户独龙族，后来陆续增多，现在有十几户了。同村的杨树生对他们搬家的过程记得更为详细：我爷爷的时候（一百多年前），独龙江东面的傈僳族常翻过高黎贡山，沿着独龙江北上侵略，不仅要独龙族缴纳贡赋，还常常掠夺独龙族男女充当奴隶，为避免奴役，从我爷爷辈就有人翻过雪山来到小茶蜡，但那时来的人还比较少。直到 1940 年，独龙江发生了地震，又有泥石流冲毁了庄稼，在本地已经无法生存，于是第二年（1941）我们从独龙江搬走，在独龙江与小茶蜡之间的地区待了十几年，到 1958 年“大跃进”开始后，天灾来了，在这个地方吃不饱，于是只有接着搬迁，直到 1966 年搬到现在这个地方。以前本地只有 9 户怒族人，我们来了之后才有了几十户，定居后，我们和怒族一起开垦田地，刀耕火种，慢慢才开始好起来，有粮食吃，不至于饿肚子。正如杨树生老人所言，大部分独龙族人是从 20 世纪 40 年代开始从独龙85根据田野日记整理。访谈时间：2019 年 2 月 25 日；访谈地点：丙中洛镇小茶蜡村木文兴家；访谈对象：木文兴和木全清。根据田野日记整理。访谈时间：2019 年 2 月 25 日；访谈地点：丙中洛镇小茶蜡村杨树生家；访谈对象：杨树生。滇藏缅交界区灾害的文化适应 江地区迁过来的，李青和肖荣庆对此印象深刻。1946 年夏，独龙江三乡的木切旺家族，因没有粮食，加之族人又连续患病，眼看亲人们一个个死去，青年小伙子彭阿拜独自翻过雪山，想看看是否能找到一条新的生路。他顺着一条河流往下走，至第四天，到了现在的小茶蜡。这里虽然地势险峻，到处都是森林，但土地里没有石头。当时，双拉的两户怒族在此有一片地，建有窝棚，常年在此耕种。彭阿拜在他们的窝棚里借宿了三天后返回独龙江，他向家族成员和亲戚们讲述了这次的见闻，动员大家搬迁，但没有人支持他的想法，不久大雪封山，就没有成行。第二年，即 1947 年，日子比以前更难过了。夏天时，彭阿拜带着家人，经过五天的艰难跋涉，终于搬到了小茶蜡，他们是第一户迁来的独龙族，共五人。此后陆续有独龙族人搬到小茶蜡，形成了现在几十户的独龙族小茶蜡村落。据老人们回忆，刚到的那几年是非常艰难的，第一年几乎是吃野菜度过的，第二年秋天种的粮食才有收获，总算有了离开独龙江以来的第一顿饱饭。但粮食也只能维持半年，余下时间还得靠野菜维持。改革开放后，1988 年小茶蜡成立“双拉村小茶蜡农业合作社”，大力发展生产，独龙族才解决温饱，开始有余粮，衣服也逐渐多起来。独龙江的独龙族由于自然环境险恶，社会发展缓慢，在 1949 年以前，常受北部藏族土司和东部傈僳族奴隶主的剥削和掠夺，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环境承载力及社会承压力都非常低，一旦有他族侵扰、瘟疫流行或饥荒发生，除了迁徙别无他法，这种迁徙和单纯受洪水、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影响进行的短距离迁徙不同，常常是长时段和长距离的迁徙，一般是从河流上游到下游、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的迁徙。四 地方性经验与灾害治理：独龙族应 对灾害的路径选择 自秦至元的千余年间，西南少数族群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政治文化都处于中原王朝的边缘地带。随着元代土司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中央王朝的边疆治理能力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上层结构开始向偏远民族地区和基层组95独龙族调查组郑维川主编 独龙族 贡山丙中洛乡小茶蜡社，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第 56 页。边疆学（第十七辑）织渗透。但至民国以前，云南地方官府和滇西土司都没有直管过独龙族地区，当地仍处于“弱者为奴，强者为酋”的自治状态，故其灾害应对亦是按照既有方式和经验运行，至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力量直接进入独龙江，这种被动应对灾害的观念和方式才逐渐被打破，开始烙上国家救助和主动应变的印记。（一）对生境的适应和利用由于受怒江和高黎贡山的阻挡，独龙峡谷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人口稀少，环境封闭，自然生物资源丰富多样且周期性循环，造就了独龙族采集、渔猎和刀耕火种三位一体的天然古朴的生存方式和经济模式。淀粉类和绿叶类植物被独龙人称为“野粮”，是日常采集的主要对象，几乎全年可供采摘。因此，独龙族常说，在独龙江只要有力气挖野粮，即使不种庄稼也饿不死人。独龙族曾有许多挖野粮的高手，如孔美村的博瑟尔松，在年轻时是一位挖葛根的高手，他说：（野粮）在孔美，不是很好找。一天出去可以挖到满满一背篓，我去挖的话，半天就约七八十斤，够一家人吃三天，多的时候百斤以上，够吃一个星期。有时候上山找对了地方的话，最多的时候几百斤都可以挖到挖出洗净后，用木棍在石头上捣碎，泡在水中滤出杂质，就可获沉淀的粉，直接煎烤、火烧做成粑粑。多余的还可晒干成块，留下供以后再吃时，加水和成面，也可以用开水直接冲调喝。足见独龙江“野粮”数量和种类多，采集方便，只需直接煮或烤后食用，是独龙族日常生活中重要的食物来源。至 20 世纪 60 年代，采集使得独龙江南部的独龙族常常往返于中缅边境区域，“在那里一年四季可以采挖各种块根。如第四村（现马库村）现有二分之一的人都是在当地找到好土地而定居下来的”。这或许揭示了一个基本事实，采集或许并非独龙族应付饥06陈庆德：云南民族经济在皇朝中央集权制度框架中的开发进程，云南社会科学 1998年第 5 期。张劲夫：固化与再造：滇西北独龙族身份认同与边界研究，青海民族 2015 年第 3 期。云南省编辑委员会编 独龙族社会历史调査（一），民族出版社，2009，第 21 页。杜星梅：独龙族生计方式的民族志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云南大学，2018，第 18 页。滇藏缅交界区灾害的文化适应 饿的无奈之举，而是独龙族的基本生存之道。除采集之外，刀耕火种在独龙族生产中亦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清末夏瑚初涉独龙江时就注意到，独龙族“农器亦无犁锄，所种之地，惟以刀伐木，纵火焚烧，用竹锥地成眼，点种苞谷，若种荞麦稗黍等类，则只撒种于地，用竹帚扫匀，听其自生自实。名为刀耕火种，无不成熟。今年种此，明年种彼，将住房之左右前后地土分年种完，则将房屋弃之也，另结庐居，另砍地种。其已种之地，须荒十年八年，必俟其草木畅旺，方行复砍复种”。此后，类似记载逐渐增多，独龙族是以栽种水冬瓜树而闻名的刀耕火种民族，除水冬瓜树地外，每个独龙族家庭还有园地等其他类型的土地，这既是人们生产多种作物的需要，也是防灾保收的措施。由于独龙族没有固定的耕地，每个家庭在一片相当宽阔的林区里生产，根据树林面积，居住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待砍完最后一片树林，又从新的林区开始。因此其往往置居所于两地，随季节和农事的变化而移动居所，若土地需要抛荒休闲了，便搬到准备耕种的土地另建新居，就近耕作，目的在于减少长距离往返劳作的能量消耗。中国学界在很长一段时间，都视采集和刀耕火种为原始社会和生产力低下的一个重要标志，将其符码化为独龙族农业落后、生产力低下的表现。却忽略了刀耕火种的生态优势和对缓解饥荒发挥着很大作用，它往往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时间上和地域上的资源分配不均问题，有利于缓解因灾异产生的饥荒和流徙。（二）对国家制度的认同和依靠清末时期，中国边疆危机不断显现，独龙江流域逐渐进入中央政府的视16杜星梅：独龙族生计方式的民族志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云南大学，2018，第 1820 页。（清）夏瑚：怒俅边隘详情，转引自方国瑜主编 云南史料丛刊 第 12 辑，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第 149 页。如（民国）陶云逵 逑江纪程，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云南民族调査组、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民族研究室编 云南省独龙族历史资料汇编，1964 年铅印本，第 28 页；民族问题五种丛书 云南省编辑委员会、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 修订编辑委员会编 独龙族社会历史调查（一），民族出版社，2009，第 91 93 页；民族问题五种丛书 云南省编辑委员会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 修订编辑委员会编 独龙族社会历史调查（二），民族出版社，2009，第 6366 页。尹绍亭：远去的山火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第 164166 页。民族问题五种丛书 云南省编辑委员会、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 修订编辑委员会编 独龙族社会历史调查（一），民族出版社，2009，第 91 页。尹绍亭：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第6667 页。边疆学（第十七辑）野，开始受到重视。1907 年夏瑚以云南省府官员身份首次巡视独龙江，并完成了初步调查，第二年（1908）他又本着“履勘贴说，据实禀覆，择要酌办”的主张再次进入独龙江巡视，完成履勘后，针对当地实际情况，向清政府提出了十项建议，其中就有“宜添兵驻防，以资保卫也”“宜剿抚吉匪，以除民害也”等内容，提出云南省府应加强对独龙江地区的管辖，缓解社会矛盾，减少次生灾害。民国年间，贡山设治局曾设立卫生院，开展治病工作，虽然效用不大，但标志着云南地方政府对独龙江地区防害灭病工作的关注和重视。新中国成立后，为改善独龙人的生活水平和抗灾能力，当地党委和政府先后开展了开垦水田、开挖沟渠等措施，提高了独龙族地区的粮食产量，1954 年贡山县党委根据党的“团结、生产、进步”的方针，制定了改造山区生产计划，针对生产中的实际困难，党和政府不仅大量发放救济口粮和农耕工具，还派遣干部和技术员进入独龙江地区进行指导和帮助开田，1955 年，独龙族人民有史以来第一次吃上了自己亲手种的大米，独龙族农业也由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阶段一跃至犁耕阶段。1957 年，独龙江地区在环境条件较好的自然村建立了互助组，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初步实现了按计划生产，显示了互助组集体力量的优越性，提高了抗灾能力，如当年春夏发生了严重的涝灾，但秋天互助组中绝大部分社员仍增产增收，充分展示了合作的力量。为改变独龙江缺粮和贫困状况，当地除种植水稻外，1964 年贡山县政府组建了“国家马帮”，每年运送 120 万斤粮食和其他物资进入独龙江，1990 年，国家仍每年调拨 10 万余公斤粮食至独龙江。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及现代农业技术的引进和市场化导向使长期封闭的独龙族社会日趋开放，更多外部力量的介入以及国家政策的支持和财政的投入，使独龙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得到了快速提高，人们的防灾减灾能力显著增强。1981 年，独龙江地区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适应了独龙族人民居住不集中的特点，取消了平均分配，激发了生产积极性。1982 年底，独龙江建立了农业承包合同制，调整了农民的不合26肖迎：清末夏瑚对怒江少数民族地区的经营思想，思想战线 1998 年第 11 期。“贡山设治局卫生院成立于民国 33 年（1944），民国 37 年（1948）停办，仅存 4 余年”。参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卫生志编纂委员会编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卫生志，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第 10 页。独龙族简史 编写组编 独龙族简史，民族出版社，2008，第 121122 页。张劲夫：固化与再造：滇西北独龙族身份认同与边界研究，青海民族研究 2015 年第3 期。滇藏缅交界区灾害的文化适应 理负担，21 世纪初，根据中央和云南省安排，鼓励独龙族群众开展家庭副业，发展多种经营，改变了过去农业生产中单一从事粮食生产的不合理局面，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农村许多人脱贫致富，过上了安居乐业的新生活，抗灾能力不断提高，如 1985 年贡山县农业虽频繁遭受灾害，但粮食产量和农业总产仍比 1984 年增长许多。（三）对文化变迁的适应与反思从1954 年山区改造到 1958 年建立互助组，从刀耕火种跃进成犁耕农业，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使用农家肥、化肥已很普遍，独龙江地区新的生产工具、农作物品种与种植方法取代了传统的刀耕火种和锄耕农业。但随着农业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提高，商品意识增强，出现了许多过度攫取物产资源的行为，生态环境问题逐步显现，又因独龙峡谷地表坡度大，雨量多，不适于水稻的种植，到 1990 年，独龙江农业种植的粮食产出为人均 175.9 公斤，仍需政府每年运送 10 余万公斤的粮食进入独龙江。21 世纪以来，随着政府扶贫投入的增加，独龙江峡谷已经告别了“缺粮”的时代，但仍有一些老人对以前所采集的“野粮”心存念想，如孔当村近百岁老人木新张说，现在吃的都是国家给的，国家没有给粮食的时候，都是靠自己的双手去挖吃的。近年来国家对独龙族的大力扶持，改变了原有的生活窘境。针对当前独龙族地区发展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党和政府及独龙族群众积极探索“内生式”发展道路。2010 年，国家开始对独龙江乡实施整乡帮扶政策的同时，大力发展峡谷生态旅游，以旅游业带动其他产业发展，特别是让建档立卡贫困户参与农家乐、客栈、旅游产品等，带动更多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增收脱贫。另外，独龙族还因地制宜地发展草果、黄连、重楼等药食作物产业，通过改变观念，推广现代化技术，进行种植技术的培训和宣传，草果种植户数逐渐增多，亩数逐年扩大，2016 年末，独龙江乡人均纯收入达到 4263 元，是 2009 年的 4 倍多，至 2018 年底全乡 6 个村全部脱贫，贫36独龙族简史 编写组编 独龙族简史，民族出版社，2008，第 124126 页。杨艳：应变与思变：元代至今独龙族文化变迁的历史人类学解读 基于查尔斯泰勒文化的现代性理论视角，青海民族研究 2017 年第 3 期。高志英、闵红云：20 世纪独龙族人地关系变迁研究，思想战线 2008 年第 4 期。杜星梅：独龙族生计方式的民族志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云南大学，2018，第 23 页。王德刚：让乡村旅游更好助力民族地区精准扶贫，中国旅游报 2019 年 4 月 22 日，第3 版。边疆学（第十七辑）困发生率降低至 1.30%，其脱贫经验被媒体誉为“龙江模式”，极大地改变了当地的社会经济状况。21 世纪以来，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变化，独龙族对自身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变迁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危机意识不断显现，开始从国家与地方、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等角度，思考本民族可持续发展及防灾减灾方面的应对之策。结 语人类对灾害的回应方式主要表现在三大方面，即提高生计方式的多样化、加强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与控制人口和牲畜数量，三者往往是同步或交错发生的，同时亦伴有附带性的行为，如人口迁徙，独龙族即是如此。面对自然环境诱发的原生灾难，以及历史时期复杂社会环境所造成的次生灾害，独龙人长期处于迁徙之中。特别是从 20 世纪 40 年代开始，他们从独龙江地区迁往小茶蜡的迁徙历程，绵延了将近半个世纪。通过整合历史传说和口述记忆，可以看出早期独龙族无论是应对洪灾等原生灾害，还是处置流疫、饥荒等次生灾害都有着丰富的经验，多表现为对生境的主动适应和利用，对民族性和地方性应灾经验和知识的准确把握。近年来，在国家的介入和参与下，独具特色的独龙族灾害记忆及其应灾举措作为中华民族防灾减灾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得以发掘、保存和再现。回到开篇刘易斯芒福德的论述上，我们赞同其看法，文本和口述所揭示出的灾害观念和应灾模式，虽本出同源，却都有自身的局限性。正如我们对独龙族案例的考察一样，从“嘴和笔”双管齐下，有助于发掘日渐被掩盖的民族灾害文化，全面地揭示特定人群的灾害经历和避灾行为。46杨艳、秦潇潇、杨再锋：“新小农”模式：立足本土推动山地生态农业发展的滇西样本 基于独龙族产业脱贫的田野调查，大理大学学报 2021 年第 7 期。李永祥：傈僳族社区对干旱灾害的回应及人类学分析 以云南元谋县姜驿乡为例，民族研究 2012 年第 6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