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何故向肋骨说不doc - Woman, How to say “No” to“.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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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类 号 密级
学校代码 10542 学号 052040095

女人，何以向“肋骨”说“不”？
——中国现代女性文本母亲形象流变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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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何以向“肋骨”说“不”？
——中国现代女性文本母亲形象流变探析

Woman, How to say “No” to“Ribs”?
——Changes of Mother Image in Chinese Modern Female literature

研 究 生 姓 名 李 芳
指导教师姓名、职称 宋剑华 教授
学 科 专 业 中国现当代文学
研 究 方 向 中国现代文学

湖南师范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
二00八年四月

摘 要

中国现代女性文本中母亲形象的塑造，经历了初期以冰心为代表的集体式圣母颂，到后期张爱玲冷峻的巫母式剖析的巨大变化。基于此变化所呈现的单面化的主流性与大跨度的变异性，再结合中国传统社会价值体系下女性极其低下的地位来考察，可以看出，中国现代女性作家对母亲的表现与塑造，体现着她们对女性的审视与塑造；她们对母亲的认识与书写，体现着中国现代知识女性自我认识与自我重塑的努力。
全文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母史”：无性别无年龄的女性存在。“母亲”与“女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两个价值分离的所指。“女人”唯有凭“母亲”身份才有可能进入以男性为中心的权力系统，其前提却是放弃自身的女性意识及特征。这种剥离使得母亲/女性的存在成为一种失却性别年龄的存在。
二、“圣母”：脱胎而不能换骨的女性书写。“五四”女性作家的集体“圣母”书写，体现出女性意识的萌芽。但此时期的女性的性别年龄，尚处于稚弱的婴孩时代。与此相应，此阶段女性文本中的母亲形象，呈现出亲切、慈爱、神圣、无所不能、无所不对诸般特征，带有浓重的传统母亲的痕迹。
三、“苦母”：突围而未能突破的女性书写。随着性别年龄的增长，此阶段的女性文本开始关注到“母亲”的苦难生存：社会之苦与个人之苦，并在此基础上展示了新的母亲形象。此时期的母亲书写比前一时期更为贴近现实，却或者由于主流话语的遮蔽，或者由于精神层面的无法深入，而呈现出“突”而不“破”的尴尬。
四、“巫母”：解构而未能建构的女性书写。张爱玲的出现意味着女性性别年龄的重要增长。超越了生理层面与社会层面的外在阐释，张爱玲以其鲁迅式的灵魂解构，直面母性/女性的精神痼疾。虽然只是解构而绝少建构，但她的深度挖掘无疑指向了一种真正认识与重构的可能。

关键词：现代文学 女性文本 母亲形象 性别年龄 女性意识

Abstract

From Bin Xin to Eileen Chang, great changes had taken in the images of mothers in Chinese modern female literature works. In analyzing the changes, based on Chinese women’s low social status, we can see modern women intellectuals trying to capture the idea of “mother” as a female idea with strong feminine consciousness. Therefore, the attention to the mothers’ destiny is the attention to female destiny.
This thesis launches the analysis elaboration in four aspects:
In the first part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mother is addressed. “Mother” and “woma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re two separated meanings. "Women" only with the "mother" status have access to male-centered power system on the condition that they give up their own awareness and female characteristics which will result in a loss of gender age.
The next part: “May 4th” female writers eulogized collectively "saintly mother" which reflected the budding feminist consciousness. However, the women's feminist awareness was so weak as a baby. Corresponding to this, the mother images in the female works of this stage , showed warm, loving, holy, omnipotent features, with a clearly trace of traditional mothers.
The third part: With the increase of feminine consciousness, the women in this period started to pay attention to mothers’ misery: the social bitter and the personal suffering, on which some new images of mother were based those were more close to reality than before. Because of the ideological defection from the party line and other reasons, the works couldn’t reach a desired condition.
The final part: The appearance of Eileen Chang marks great progress on feminine consciousness. Transcending the physical stage and external social level, Eileen Chang Zhang firmly repudiated feminine spiritual evils. Although only deconstruction without construction, no doubt her exploration of humanity pointed to a probability of a real understanding and a real reconstruction.

Key words: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Female literature works; Images of mothers; Age of gender; Feminist awareness

- III -

目 录

中文摘要………………………………………………………… Ⅰ
英文摘要………………………………………………………… Ⅲ
研究综述………………………………………………………… 1
引 言………………………………………………………… 4
第一部分 “母史”：无性别无年龄的女性存在……………… 6
第二部分 “圣母”：脱胎而不能换骨的女性书写…………… 12
1、婴孩时代的“圣母”意象…………………………… 13
2、孩提时代的“崇母”心理…………………………… 17
第三部分 “苦母”：突围而未能突破的女性书写…………… 24
1、社会型“苦母”：时代理性中的女性书写………… 25
2、个体型“苦母”：感性边缘上的女性书写………… 31
第四部分 “巫母”：解构而未能建构的女性书写…………… 37
1、母性神殿的坍塌：一种新的可能…………………… 37
2、解构之后……………………………………………… 43
结语……………………………………………………………… 48
参考文献………………………………………………………… 49
附录……………………………………………………………… 51
后记……………………………………………………………… 52
原创性声明……………………………………………………… 53

女人，何以向“肋骨”说“不”？——中国现代女性文本母亲形象流变探析

研 究 综 述

母亲是文学作品的重要母题。对于母亲形象的研究，学界并不少见。但将现代女性文本中母亲形象的流变与现代女性意识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文学现象进行专门论述的则不多。综观以往的研究，大致可归结为两种类别，一个重点。
两种类别分别为平面描述类与立体阐释类。第一类通常是对具体作品中的特定母亲形象进行解读、对比，或对某类母亲形象的特征进行归类和梳理，从而呈现出某个作家或某个时期母亲形象的大致面貌。如赵秀芹的《张爱玲小说中的母亲形象》，①赵秀芹．张爱玲小说中的母亲形象［J］．岱宗学刊［J］．2004年9月号。
将张爱玲小说中的母亲形象分为自私的、愚昧的、功利的、狠毒的、常态的五类加以概括。一般来说这类研究开掘的层面不深，也不太为人所关注。第二类则或对整个现代文学甚至是现当代文学的母亲形象进行整体的论述，或是在女性文学著作中融进有关母亲的内容。代表性观点前者如包丹的《试论中国现代女作家笔下的母亲形象》②包丹．试论中国现代女作家笔下的母亲形象［J］．南平师专学报［J］．2004年7月号。
对现代女作家创造的母亲形象进行了梳理，并认为她们构建的母亲文本内涵丰富，母亲形象在不同时期得到了从神性、现实性和人性层面上的展现。相比之下，王虹艳的《向历史书写的挑战——现代女作家重写母亲的主体心态》③王虹艳．向历史书写的挑战——现代女作家重写母亲的主体心态［J］．鸭绿江［J］．2004年第12期。
更为深入，她认为现当代女性文本中的母亲形象已经摆脱了传统文化中“被赋与”的状态而出现了意义增值现象，不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伦理范畴，而已成为女性形象、女性体验的具体而微的解码。后者如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林丹娅的《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刘思谦的《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以及乐铄的《中国现代女性创作及其社会性别》等都是很好的将母亲形象的分析融进女性研究的例子，只是这类分析往往只是其中一个部分、一个段落或是散见于女性研究的文本之中，未涉及其中变化而又相互联系之处，难以独立成章，更未形成系统论述。
一个重点便是“母亲神话”，具体讲来是“五四”时期女性作家的集体“圣母颂”。由于这种大规模书写母爱的现象可谓是空前绝后，因此引来不少学人的关注，有关这一块的研究明显多于对其它时期母亲形象的研究，且更为全面、深入。乐铄专辟一章，林丹娅则用一节的篇幅对此进行论述。乐铄认为“五四”女性创作的母爱书写，是从传统母亲这个过去走向新女性这个未来必然会有的一个题材，其中包含了一种回望，回望女儿的来自，女儿与母亲这个过去的联系，侧重显示的是女儿的主体不足，尚未完全摆脱的传统束缚负荷。林丹娅则将其视为女性介入文学、介入历史书写的必然的与最先的一个策略，借“母亲”的名义而书写自己，以与“父”抗衡，张扬新女性与新女性观。孟悦、戴锦华亦认为“五四”女性歌颂母爱、歌咏紧密而过于沉重的母女之情，泄露了一代逆女们心理上的匮乏，一种理想之母的匮乏，一种性别历史传统及经验的匮乏，从而在某种意义上包含了一种寻找、创造、复活母亲——理想之母的内容。
本文的讨论重点，不在于某一特定时期或某一特定作家对母亲形象作了何种塑造，而试图通过母亲形象在现代文学三十年来在女性文本中的流变轨迹，从侧面考察初初“浮出历史地表”的女性，如何左冲右突，试图重新塑造与建构自身的努力。作为一个已沉默太久的性别，女性的自我重塑过程充满艰辛与曲折，体现在母亲形象的塑造上，呈现出从最初背负着传统重负的蹒跚学步，到意识形态包围下的再度消隐，再到后期的重新自我审视，似乎是划了一个圆圈，又回到了起点。但此起点已远非彼起点可以相比，如果说前一个起点是混沌之初的起步之所，在那里女性还带着婴儿般的稚嫩和初初面世的彷徨犹疑，那么，后一个起点上的女性则展示了粉碎完美神话、正视自身痼疾的勇气，正是这种涅槃般的勇气，提供了走向真实与合理的可能。
在此基础之上，本文拟达到的创新点，在于提出一个与之相关的“性别年龄”概念。本文认为，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不仅仅是一个文学概念，也不仅仅包含一个性别概念，而且内在地隐藏着一个年龄概念。正如生理、心理乃至社会都具有某种年龄意义一样，广义地说，性别也具有一个年龄概念。与男性相比，女性的性别年龄不管是从政治学，还是从文化学意义来说，都要短暂得多。从自然学角度讲，人类自生以来，就有男有女，女性当然与男性具有相同的自然生理年龄。但是，女性在长期以来的人类历史中，除了一个短暂的母系氏族的历史辉煌之外，几乎是一个无历史的存在。这是由于人类社会及其文化对于女性的遮蔽所致。女性之性别年龄，应与女性性别意识的清醒及对自身认识的历史书写为标示。在这种意义上，女性真正具有其社会性别，是近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事，也就是说，女性的性别年龄堪称只有一个余世纪而已。然而，人类历史的纪元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也即，男性的性别年龄几乎是女性的二十倍，这对女性而言是一个多么触目惊心的精神创伤事件。在中国，女性开始具有其性别年龄，也是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相依相随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文提出“性别年龄”这一概念，试图借以描述中国现代女性书写的景观及其可能引发人们深思的启示。

引 言

人性有如硬币之正反两面，善恶并存。优秀的文学作品常对人性中善与恶的复杂斗争有着深刻的洞察与反映。作为“人”的存在之一相的“母亲”，无疑也无从逃避这种复杂性的存在。西方文学中夏娃型母亲与圣母型母亲的并存，中国传统文学作品中贤妻良母型母亲与淫邪荡妇型母亲的比照，都是人性的善恶交织在母亲形象上的折射。美国批评家古尔灵等人就曾把母亲原型分为慈母与恶母两个形象。前者代表“大地母亲的肯定方面”，“与生命本源、诞生、温暖、滋养、繁衍、成长、充裕相联系”；后者与“大地母亲的否定方面”关联，意味着淫荡、纵欲、恐惧、危险、黑暗、肢解、阉割、死亡等无意识内容。①金元浦主编．《文艺心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03年．35。
“慈”与“恶”作为母性的两极，以及这两极间相互渗透缠夹的中间地带，构成了复杂而丰富的母性图画，也构成世界文学画廊中多面的母亲形象景观。
耐人寻味的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女性文本中，几乎不存在这种善恶交织并存的母亲，而呈现一种单面强化的趋势。从冰心到张爱玲，母亲形象经历了从圣母到巫母，从极美到极丑，从极慈至极恶的变化。其单面化的主流性和大跨度的变异性令人深思。鉴于此种趋势仅仅明显存在于女性文本之中，不能不考虑到母亲与女性自身的密切关系。
母亲是女人，又不仅仅是女人。母亲应该是一个三位一体的复合存在：人、女人和母亲。人和女人首先是母亲作为主体性的实体存在，是不以个人意志决定的先天性存在，而母亲角色却只能是一种功能性存在，由先天的生理条件和后天的选择共同决定。成为母亲，不是对女性的削弱，而是女性的延续、丰富与完整。那么，为什么在传统文化中母性的定位与女性之间却产生了巨大的背离？在种种已限定的母性面孔之下，母亲又将何以安放自已的女性之躯？
如果说五四开启了现代人对自由与解放的追求，那么，现代女性在谋求“人”的解放之外，还另负有一重使命——谋求“女人”的解放。解放始于发现与认识。作为女性，对自身处境的认识往往最初都是通过对母亲生存境遇的观照而产生。母亲身份的特殊性质，也决定着对母亲命运的关注，就是对女性命运的全面关注；对母亲的审视与塑造，也体现着对女性的审视与塑造。在自我认识与自我重塑成为现代女性作家一个重要的努力方向时，剥开传统母亲头上的层层面纱，使母亲从种种附加的锁链中挣脱出来，回到作为人及女人的母亲，则是这努力中必不可缺的一个层面。因此，在一个女性“浮出历史地表”，女性意识力图破茧而出的时代，现代女性作家对母亲的两种极致塑造的背后，均隐现着共同的踪迹：女性的自我认识与自我重塑。
因此，探析作为“一个女性所有角色中最具有社会兼容功能的亲缘符号”①林丹娅．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115。
的母亲的书写与流变，对于考察女性意识的发生与发展，有着以点带面的重要意义，她不仅是审视母亲命运的一个视角，同时也是探讨女性寻找自我、认识自我、重塑自我的一扇窗口，甚至可说是最为彻底的一扇窗口。

第一部分 “母史”：无性别无年龄的女性存在

圣经上说，创世主因见男人亚当独居太寂寞，便在他沉睡的时候，取他身上的一根肋骨，造成一个女人给他作配偶，取名为夏娃。上帝把夏娃领到亚当跟前，亚当立刻意识到这个女人与自己的生命联系，他心中充满了快慰和满意，脱口便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在此,男性与女性不仅在出现的先后顺序上有明显分别，而且在概念上也有主从差异。亚当的含义是“人”(man/male)，是主体，是一个全称概念，而夏娃的含义虽然是“生命之母”, 本质首先在“母”,但却是“人”的一个附着品（woman/female），是一个特称概念。女人没有独立、完全的自我，她的意义、价值、使命，对男人而言，仅仅在于使男人成为完整的“人”；对世界而言，在于成为“生命之母”，完成种的延续。
男女两性的性别差异，本是一种最为自然、最为协调、最为奇妙的互补关系，正因为有了男女在生理和心理上的自然差别，两性之间才可能相互吸引、爱恋和结合，世界以此达成和谐与平衡。性学家把男女这种奇妙的互补互恋，称为男女性构造与性心理的同质同量对应。在这种自然关系之中，本应只有男女性别之“别”，而无主从贵贱之分。然而由于人类历史上种种文化或社会原因，男女间生理性别上的差异最终导致了社会性别的巨大差距。
恩格斯在《起源》中谈到：“在一切蒙昧人中，在一切处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中级阶段、部分的也处于高级阶段的野蛮人中，妇女不仅居于自由的地位，而且居于受到高度尊敬的地位。”①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43。
这种状况的形成是适应于蒙昧时代对女性生殖能力的崇拜和女性经济生产能力大于男性的现实的。这段历史历时相当短暂，当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从以采摘和狩猎为主转为以农耕为主以后，两性社会中男性就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男性群体的生存、生产及发展能力，决定着整个家庭、家族的生存、生活水平和发展前景。与此相伴的，则是更为漫长的男尊女卑时代。“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了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①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52。
从此，女性的天空日渐低矮，地面日益狭窄。不可选择的自然性别转化为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桎梏，女性逐渐沦落为男性的“他者”，终生背负着性别强加于身的命定的悲剧，蒸发至社会之外，消失在历史深处。“今天，我们通常看到了人类赢得的（即使是以男人为中心的）文明为男女两性共享这一事实，却往往忽视了人类文明的历史代价是以女人的非人格化为起点的这一史实。正是这种代价，于文明初始已经在男女两性之间划开了一道深深的沟壑，并因此在人类生活中划开了优劣有别的两大领域（公/私、社会/家庭），从上古直到今天。”②李小江．女性/性别的学术问题［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9。

作为人类这道“性沟”内空洞的悲剧存在，中国传统女性的非人格化经历了一个从被动异化到自觉认同的过程，伴随这个过程的最终完成的，则是女人作为“人”的彻底消隐。自由、财产、尊严，直至姓氏，女人一件件失落了她们的所有；唯一得到的是不断加诸于身、日益沉重的枷锁。她们因为没有性别，而没有历史、没有社会、也没有年龄，成为一个“空洞的能指”。
《易经·系辞》中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将男尊女卑说成是一个自然法则，男性应刚，女性应柔；男子是主动的，女子是被动的；男性是天，女性是地，是从属于男子的，正所谓“阴卑不得自专，就阳而成之。”（《白虎通·嫁娶篇》）。照此逻辑，女子没有独立的人格，而只能处于依附地位，“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也就顺理成章、自然而然、无可置疑乃至天经地义了。
《诗经·小雅·斯干》最后两章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这种两性关系格局：“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无父母诒罹。”①葛培岭注译评．诗经［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157。
女子的卑贱随其性别与生俱来。甲骨文中的“女”字，是一个跪在地上的人形，“妇”字之形，则是一个女人手持笤帚的形象。掌握话语权的男人在规定字形的同时亦已规定了女人的地位与职责：生而为女，便意味着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权利，她们的领域仅在家庭。即便是在家庭之内，女人也只能以“跪”的姿态仰视男人，三从四德、三纲五常、六礼七出等等，不一而足。正所谓“百年苦乐由他人”，在这样的人伦体系中，女子已失去为“人”的基本品格而物化，“古代的社会，女子多当作男人的物品。或杀或吃，都无不可；男人死后，和他喜欢的宝贝，日用的兵器，一同殉葬，更无不可。”②鲁迅．我之节烈观［A］．鲁迅全集［M］．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121。
唐时张巡杀妾飨士，不但不遭非议，反而成就其忠义美谈。无怪乎李小江称二十世纪以前，中国社会无女人。
更为可悲的是在父权制文化的长期积淀中，女性对自身物化地位的自觉认同，对男性所作的价值定位的无意识认可。男尊女卑成为天经地义，女子本身对此坚信不疑，深为己悲，诚惶诚恐地恪守所谓闺训和妇道，也将这些规范作为衡量女子好坏的标准。《明史》中载烈妇蔡松阳，嫁给叶三为妻，叶三贫寒，以砍柴为业。叶三久病，她纺织换药，悉心照料。叶三临死前，拉着她的手说：“趁我还活着时，你改嫁，不是少受三年苦吗?”蔡氏听了，梳洗换衣，袖里藏刀，上前对丈夫说：“我先嫁了。”说完自刎而死。③明史·列女一［M］．第301卷列传第189传．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74年．7711。
如此这般的记载，难以计数，女性所受礼教思想影响之深，可见一斑。
封建礼教观念的长期浸染，使女性作为“人”的意识日趋淡薄乃至最终消隐并同化于男性的性别阴影之中。处于蒙昧时代的女性如此，处于文明时代的上层社会少数知书达礼的女性也是如此，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接受教育的可能，使她们有更多机会面对礼教说教，更大依照“妇道”塑造自身的可能，从而于不自觉中充当了男性的同谋，将女性的非人格化推向极致。汉朝著名的女史学家班昭曾作《女诫》七篇：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叔妹，分章论述女子行为的规范，解释了“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四德”的意义，训诫女子要顺从公婆舅姑，亲和叔妹。在夫妇之道上，班昭认为“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违。……故事夫如事天，与孝子事父，忠臣事君同也。”她完全站在传统的男权立场，坚持女性应以三从四德为行为准则，将丈夫视为至尊，对丈夫及其家人绝对顺从。《女诫》作为一部女性著作，却无处不体现出男性的权威，正因如此，它被历代统治者赞誉为“足为万世女则之规”，成为教训女子的经典之作。至此，历史便只有了一种形式：男人的历史，或者说，“有女人的男人”的历史。在男人的历史当中，女人无须言说，也无从言说，在旷日持久的服从中，最终沉默成一个坠入历史地表之下的性别。
在男性权力规训与女性自觉认同的合力之下，女子想要取得“人”的身份，或许就只剩下了一种可能——成为母亲。在古代中国，女人虽然一直备受人格贬抑和道德诋毁，“母亲”却受到普遍的尊敬和礼赞。《诗经》在宣扬“乃生女子，载寝之地”之时也在吟诵“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无父何怙，无母何恃？”；孔夫子大言“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时也教诲为人子者当“父母在，不远游”；同为刺客，《吴越春秋》中的要离主动提出杀妻以取信对手，《史记·刺客列传》却记载聂政为老母尚在故，拒绝严仲子请刺侠累之求，一待母亲去世，服丧完毕，即为之舍身刺杀侠累；从汉时的《焦仲卿妻》到清代的《红楼梦》，作为母亲的焦母和贾老太太都是家庭中无可置疑的最高权威者。作为同一实体存在的母亲与女性，在传统伦理体系中却各据一极：前者被捧上云端，后者被践入泥底。
表面看来，母亲的备受尊崇与女性的备受贬抑是一种矛盾现象。两者在物质关系上说本是一体的存在，在传统道德体系中却被剥离成截然相异的两极。这一剥离源自“母亲”概念在夫权社会中发生的异化。“母亲”虽也是“女人”，“母亲”与“女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却是两个价值分离的所指。在这种文化中，这个概念已与作为人及女人实体意义上的母亲相背离，而更多地具有一种道德规范上的价值与意义。她不完全是相对私人领域的家庭内部的一种纵向伦理角色，而更多地承担了一个由私人领域走向公共领域的横向的社会文化符号功能。她虽也包含了作为一个女性所天然固有的母性品质，而又更多地被中国传统的社会道德文化所创造、所规范，慢慢地被置换成一个道德伦理乃至男性话语的代理人形象。道德母亲的形成，以牺牲自身作为女性的意识与特性为前提，首先体现的是父权意志和封建秩序。“母亲”一词的性别内涵逐渐被抽空，而成为支撑夫权文化的又一道具。在如此母性观念的支配之下，作为母亲的生存必然导致女性生存的自我分离。
这样，就构成一个颇具深意的悖论：在传统文化背景下，女性欲取得与男性共存的权利，必须首先放弃自己的性别意识，成为一个无性别的母亲，以此进入男性的权力系统，换取形式上的独立和空洞的尊严。母凭子贵，其媒介是子，女子要想获得尊荣，必得有子，完成使一个家庭得以延续的重大使命，如果儿子能功成名就，建功立业，则做母亲的地位也可能水涨船高，身份可能得以升值。然而，母亲想要通过儿子来获取男权家庭中的影响力和权力，必以儿子的影响力和权力为前提，这就必然要维护儿子所代表的男性价值体系和道德体系。作为母亲的成功要以作为女性的失败为代价，这种自我剥离自然并非女性所情愿，而是父权文化的威慑与压迫之下，女性别无选择的“选择”。这样，母亲以扩张母性品德为已任，以舍弃自身的女性身份为代价，以与男权文化一起“共谋”的方式，铸就了社会价值判断的一个超稳定机制，使得诸如伟大、勤劳、慈爱、包容、牺牲等正面品质凸显于母亲之身，以无上的母性光彩覆盖了女性自身的存在。张爱玲曾犀利地谈到女人之于母亲：“母爱这大题目，像一切大题目一样，上面做了太多的滥调文章。普通一般提倡母爱的都是做儿子而不是做母亲的人，而女人，如果也标榜母爱的话，那是她自己明白她本身是不足重的，男人只尊敬她这一点，所以不得不加以夸张，混身是母亲了。”①张爱玲．谈跳舞［A］．张爱玲典藏全集［M］．第3卷．黑龙江∶哈尔滨出版社，2003．135。
抛开这段话中的尖利之处，将其置于萧红式悲叹“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的语境中去，则不免要佩服张爱玲对传统女性/母亲处境的洞见之深了：“浑身是母亲”，正是传统女性自觉之追求，也是唯一之选择。
以自身的消失换取自身的存在，这样的存在无疑只是一个幻影，然而，在既定的体系中，女性别无选择，只有在子宫的荫蔽下，她们才可能暂且稍离“肋骨”的尴尬；只有借助母亲的翅膀，她们才有可能“飞翔”。

第二部分 “圣母”：脱胎而不能换骨的女性书写

“20世纪以来，无论中国外国，我们生活中的最大变化就是社会上多了女人。”①李小江．女性/性别的学术问题［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1。
随着“五四”到来的是人的觉醒与女性的发现。在思想启蒙洪流的洗礼下，作为新一代知识女性的“五四”女作家们首先开始了她们的自我发现之旅。与同时代的男性一样，她们向往个性自由，渴望自我价值的实现。如朱寿桐所说，“中国现代历史阶段的女性话题一开始就显出认同的深深印迹”。②朱寿桐．女性写作与自我认同·序言［A］．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3。
她们迫切希望挣脱束缚在女性身上的封建枷锁，重塑女性独立完整的自身形象。然而，在一个由男性扮演着启蒙角色的时代语境中，女性的被解放和要求解放无疑会和男性的价值标准取齐，漫漫历史长河中的文化积淀，更使得男性启蒙下发生的女性觉醒远非彻底，她们还远不是半个多世纪后舒婷所追求的“你有你的铜枝铁干，我有我的红硕花朵，以树的形象”与男性站在一起的性别主体，她们还不能完全摆脱男权社会因袭已久的价值判断和思维定势，正如孟悦、戴锦华所说，直到新文化运动发轫后近十年，五四一代儿女才似乎开始走向女人。毕竟，她们是传统礼教滋养下长大的一代，传统规范曾深深地影响着她们，高举反传统旗帜的同时，也在不可避免地为传统所羁绊。因此，这群似醒未醒的女性作家，在试图重塑自身形象时，不由自主地滑入传统价值判断的旧轨道，首先将提升母亲作为了提升女性地位的媒介。
正如初生的婴儿般，她们是全新的，又浑身是母体的印记；她们洋溢着新生的欣喜，又充满着对陌生世界的隐隐恐惧；她们是生机勃勃的，又无处不显露着最易受伤的稚嫩。也正如初生的婴儿一般，她们一旦睁开了她们欣喜而稚嫩的双眼，便开始了对母亲身影的急切追寻。讴歌母亲、书写母亲成为她们重要的创作主题。五四或二十年代女作家多书写母爱，冰心、冯沅君、陈衡哲、白薇、凌叔华、袁昌英、苏雪林、沉樱、庐隐、石评梅都曾将“母爱”作为写作的重要内容。“母爱书写集中出现于大约十年的女性创作之中，集合度甚高，形成一代文学的主题之一，怕是之前之后的中国文学都未曾有过。”①乐铄．中国现代女性创作及其社会性别［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73。

旧渍未净的一代新女性作家，高扬母爱的旗帜，欲借助对母爱题材的写作，“以母亲的名义书写自己”②林丹娅．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129。
试图将女性自我从洪荒历史上的缺失地位中解救出来。然而，这种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下的母爱书写，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五四女作家重塑女性形象的努力，实质上却更多地表现为对传统伦理价值判断的传承。她们笔下的母亲，仍然回避着母亲作为女人意义上的自我意识与个体欲望，更多呈现出传统道德母亲的原始面貌，也正因为如此，她们的作品未能如《沙菲女士的日记》般石破天惊，而如春风细雨般为广大受众和社会主流文化自自然然地接纳。

1、婴孩时代的“圣母”意象
母亲是文学想象中一个永恒的母题。母亲对儿女的辛勤养育与无私关爱，使得关于母亲的颂歌唱彻古今。在“五四”女性作家的笔下，母亲再次以港湾的形象出现，辉映着中国传统母亲的伟大品质，成为儿女心灵的慰藉丹与肉体的庇佑所，母亲的怀抱成为她们永远的精神家园。陈学昭说：“我空寂的心，我缥缈的魂，我失却了努力的目标，我憎恨着一切，然而我却想起了我的母亲！”；石评梅心中的母亲“是我们永久倚凭的柱梁”，是“破碎的灵魂”“最终归宿的坟墓”；苏雪林呼喊“只要母亲在那里，便隔着大火聚，大冰山，连天飞着炮火，我也要冲过去投到母亲的怀里！”
在这样的书写或言说中，母亲作为人及女人的特质、意识与欲求往往被忽略、被淡化，凸显出来的是母亲作为一种爱的载体的形象，母亲化身为爱的象征。这一类的母亲书写一般具有两个特征：第一，物质属性上的母亲肉身形象往往模糊不清，为母性所放射出的强烈光芒所掩盖；第二、母亲作为灵魂的归宿，滋养与安全之源这一功能被无限放大，“无母何恃”的孤苦飘零与对母亲温暖幸福怀抱的记忆形成鲜明对比。此类母亲形象在“五四”女作家作品中各有出现，在冰心的作品中表现得最为典型。
冰心的小说《超人》中的母亲便是一个面目模糊却身披圣光的形象，她所占篇幅不多，却是全文核心所在。青年何彬是一个冷心肠的人，冷漠、颓废，身为青年却已失去生机与生趣。他信奉尼采的说法“爱和怜悯都是恶德”，认为世界是虚无的，人生毫无意义。可是在他的冷面背后，还残存着一点关于母爱的温暖如春的记忆，这一点余温促使他帮助了受伤的孩子禄儿，并从中悟到“世界上的母亲和母亲都是好朋友，世界上的儿子和儿子也都是好朋友，都是互相牵连，不是互相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