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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分野
来源： 《光明日报》2009年6月16日 作者： 汪信砚

根据我国现行的学术体制和学制分类，我们习惯于把所有的学科分为人文社会科学(文科)与自然科学(理工科)两大类。这种分类其实是有问题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它把人文也视为科学，并称之为“人文科学”；二是它认为所谓的“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是一类的东西，有时甚至把人文学科完全并入社会科学；三是它认为社会科学比较接近于所谓的“人文科学”而区别于自然科学。
其实，人文并不属于科学。今天我们所说的“人文科学”的英文对应词叫做“humanities”，而“humanities”根本就不属于科学(science)，相反，从某种意义上说，它还是与科学相对的东西。从西方古典时代以来，“humanities”主要包括哲学、史学、语言文学、艺术等等，《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将它翻译为“人文学科”，这是比较准确的。人文学科之外的社会科学也好，自然科学也好，则都属于科学，也就是说，社会科学是比较接近于自然科学而区别于人文学科的。那么，humanities与science，即人文学科与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到底有些什么区别呢?我想，这种区别主要有三：
第一，旨趣不同。一切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其目的都是要揭示对象的性质和规律、获取关于对象的尽可能普遍的知识，其所要回答的主要是对象“是什么”、“怎么样”以及“为什么”等问题。与此不同，人文学科的根本目的不是获取关于对象的知识，而是要探寻人的生存及其意义、人的价值及其实现问题，并由此表达某种价值观念和价值理想，从而为人的行为确立某种价值导向，其所要回答的主要是对象“应如何”的问题。可以说，科学是一种纯粹的知识体系，一切科学都是一种“物学”；而人文学科则是建立在一定知识基础上的价值体系，一切人文学科都是一种“人学”。比如说，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也研究人，但它们只是把人当做一种既成的事实性存在即当做一种“物”来研究，致力于发现支配人这种事实性存在的种种规律，因而它们对人的研究与对别的存在物的研究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与此不同，人文学科不是把人当成一种既成的事实性存在而是把人当作人即当做一种始终未完成的存在物来研究。可以说，科学研究和人文学科的研究都是要探寻某种东西，其中科学研究所要探寻的是事实，如电子、人的生理特点或心理活动规律等等，它所要探寻的东西本身是确定可寻的，而一旦探寻到了这种东西，一项具体的实证科学研究即告完成；人文学科的情况则很不相同，它所探寻的东西从一开始就注定是找不到的，或者说，先前的探寻者总是以为他们找到了而后来的探寻者却认为他们并未完全找到。但是，这丝毫也无损人文学科的重要性，人文学科的重要性也不在于它探寻的结果而在于探寻的过程。这是因为，人文学科所要探寻的东西是人的生存意义或人的价值，而人的生存意义、人的价值并不是现成地摆在什么地方等待我们去发现，而是在人文学科的探寻过程中不断地被开掘出来、不断地生成着。正是通过对于人的生存意义、人的价值的永无止境的开掘和追问，人文学科不断地从新的方面、新的高度展示出人不同于任何其他存在物的始终未完成状态。
当然，人文学科也要研究物、研究各种事实性存在的性质和规律，但它决不满足于、绝不止于发现对象的性质和规律，而总是要进一步追问如此这般的对象、对象如此这般的性质和规律对人的生存和发展、对人的价值及其实现有何意义。
第二，致思方向不同。对于科学与人文学科在致思方向上的区别，新康德主义弗莱堡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李凯尔特曾作过说明。李凯尔特曾分析过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他认为，因为要发现一般规律，所以自然科学在研究对象时总是致力于“抽象化”或“普遍化”，也就是说，它总是致力于把个别事实归结为某种规律的作用和表现，并把特殊规律提升为一般规律，从而抽象出越来越普遍的规律。因此，用科学的眼光来看人，人必然被抽象为无差等的“类”。与此不同，文化学科在研究对象时则总是致力于“具体化”或“个别化”，它强调和珍视各种个别的东西、富有个性特色的东西、独特的东西的价值。并借此来开掘人的生存的丰富意义。文学、史学、哲学的研究都莫不如此，它们都是只有在表达了一种独特的价值时才会受到人们的重视。
李凯尔特的上述看法是有道理的。其实，不仅自然科学的致思方向是“抽象化”或“普遍化”，而且社会科学的致思方向也是如此。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等社会科学学科都旨在发现支配某一社会生活领域的尽可能普遍的规律，并力图用这种普遍规律去解释个别的社会事件。在19世纪后期这些学科刚刚独立的时候，为了获得成为“科学”的入门券，这些学科甚至还不得不服从自然科学的“科学”标准，并大量借用自然科学的方法。20世纪以后，特别是当代以来，各门社会科学逐渐形成了与自己的独特研究对象相适应的研究方法，但在致力于探索和发现支配本学科研究对象的普遍规律、获取关于本学科研究对象的本质和规律的普遍知识这一点上，却没有任何变化。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变化，那就是它们由于有了合用的、更有效的方法而比以往做得更好。总之，“抽象化”或“普遍化”与“具体化”或“个别化”，是一切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在致思方向上的重要区别。
英国著名科学家和作家斯诺在他的名著《两种文化》一书中分析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对立和区别时，曾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科学文化的进步是谁都不会怀疑的，但人文文化的情况却并非如此。这个问题的实质在于：人文学科在其历史发展中是不是在不断地进步着呢?显然，这个问题是由人文学科独特的致思方向引起的。我认为，就历史上人文学科领域中的每一重要理论或思想都表达了一种独特的价值观念、价值理想而言，它们在人类思想史上都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因而永远不会过时；但就各门人文学科研究在不断地从新的方面、新的高度开掘出人的生存意义、探寻到人的价值而言，各门人文学科又都在不断地实现着历史性的进步。
第三，思维方式不同。各门科学都以探寻对象的性质和规律、获取关于对象的知识为己任。这样一种旨趣决定了一切科学的思维方式都必然是实证的。比如说，你要探索金属的导电性，要揭示水的沸点或冰点，要弄清商品流通和交换的规律等等，你就必须进行实证的研究，并用实验或实证材料来说服人们相信你的研究结论。与此不同，人文学科的旨趣在于表达一定的价值观念或价值理想，因而它的思维方式不可能是实证的，其中，尤其是哲学的思维方式是非实证的。人文学科中那些体现出某种人文精神的命题，往往看起来是一些事实命题(作为对事实的描述，事实命题的典型特点是可以用“A是P”的句式来表达)，而实际上却是一些价值命题(作为对某种价值观念或价值理想的表达，价值命题的典型特点是可以用“A应该是P”的句式来表达)。例如，普罗塔哥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丹纳的“艺术是一种既高雅而又通俗的东西”等等命题，都莫不如此。这些价值命题既不能从事实命题中推导出来，也不可能用经验来予以验证，它们都是非实证的。
当然，我们说一切科学的思维方式都是实证的，并不是说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实证性或可证实度都是一样的。自然科学的命题都是价值中立的事实命题，它们原则上都是可实证的；与此不同，虽然社会科学的命题也是事实命题，但由于这些命题所意指的社会事物往往与研究者之间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利益关涉，因而这些命题在多数情况下并不完全是价值中立的，其实证性实际上比自然科学命题要低得多。不过，社会科学家们常常倾向于为他们所提出的社会科学命题的价值中立性作辩护。因为价值负荷的存在毕竟会损害社会科学命题的科学性，它们本身是社会科学命题不完善的表现。按照其总的旨趣和致思方向，社会科学命题必然会不断地趋向于价值中立，不断地提高其实证性或可证实度。
同样，我们说人文学科的思维方式是非实证的，也并不意味着各门人文学科的思维方式都是一样的。虽然各门人文学科的根本旨趣是相同的，都是要揭示人的生存意义、探索人的价值及其实现途径，但它们的思维方式也是很不相同的。其中，文学和艺术是表达性或“显示”性的，语言学和历史学是理解性的，而哲学则是反思性的。
总之，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是很不相同的东西，将它们笼而统之地称为人文社会科学、甚至将人文学科完全并入社会科学是很不恰当的

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统一 ——兼与汪信砚教授商榷
2010-04-29 14:28:18作者：余金成来源：光明日报浏览次数
汪信砚在2009年6月16日光明日报学术版著文《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分野》认为，人文并不属于科学，而“社会科学是比较接近于自然科学而区别于人文学科的。”汪文揭示了一定道理，但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不仅存在着学科意义上的区别，更呈现出实质内容上的统一：问题领域都属社会关系；设置目标都为规范或引领社会关系；检验尺度都是实践。限于篇幅，笔者试从宏观上对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统一予以论述。
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都是从人类与自然界关系出发的
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分列不同学科，在具体研究对象上存在区别，但都针对了社会关系，并受制于人与自然界关系的两个基本规定：其一，人类大脑的意识能力运用成果不断积累的方式使自身与自然界关系呈现持续发展状态；其二，人类生命的物质性决定了自身只存在于自然界“许可”范围。前者表明双方同属于对规律性探讨，后者表明其研究具有相对性。
　　马克思说：“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地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1卷第45页）“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生活本身对人来说不过是满足他的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手段。”（同上，第 46页）就此而言,人类生命活动归结为物种延续的需要，所有科学都是为了解决生命存在和发展问题，属于广义自然科学；在此项下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是以社会为对象和以其他物质为对象的不同；而在广义社会科学项下，所谓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属于理念层次与操作层次的不同。
　　中华传统文化存在类似观点。人文一词最早出现在《易传》中贲卦的彖辞：“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王弼注，孔颍达疏：《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5页）宋代程颐《伊川易传》对此解释是：“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天文，谓日月星辰之错列，寒暑阴阳之代变，观其运行，以察四时之迁改也。人文，人理之伦序，观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成其礼俗，乃圣人用贲之道也。”（梁韦弦：《〈程氏易传〉导读》，齐鲁书社2003年版，第153-154页）不仅把天文、人文相提并论，而且认为人文“化成天下”形成“人理之伦序”，体现了人文理念与社会秩序的结合。
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共同构成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知
马克思从人的本性及其历史演变角度提出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问题：“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69页注释[63]）“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1卷第172页）人类本性被看作与自身需要关联，即人类是在受制于自然界前提下通过不断改变自然界满足自身需要的：一是通过自然科学所推动的生产活动满足物质性需要；一是通过社会科学所建构的社会关系满足精神性需要。其中，人文科学是人类对与自然界关系的基本认识，也是对自己一般本性的反思；哲学是其逻辑形式，文学是形象表达，历史则是客观载体。
　　人文科学以整体社会关系为对象，涉及人类一般利益，所依据的事实处于不断发展状态，很难从具体层面去全面认识；由于整体社会关系既不属于又包容了任何具体社会关系，致使该研究对象兼具抽象性与客观性。就规律属于必然性而言，人文科学的认识对象处于无限展开过程，由此决定了它所揭示的规律在内容上具有确定性，而在形式上具有不确定性——这种状态意味着人文科学层面的规律只能从趋势或方向上予以判断。汪文之所以把其对象即人当作始终未完成的存在物来研究，断言“所要探寻的东西从一开始就注定是找不到的”，显然针对这一状态而言。而相比之下，社会科学提供的是战略选择，针对了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发展条件，涉及到具体人类的特定利益，所做规律性判断往往能对相似条件的主体发挥作用；但是，从根本上说，历史的不可重复性决定了社会科学所总结的规律并非自然科学意义的规律。
　　人文科学从人与自然界关系出发把握整体社会关系的规定性，形成了基本价值判断：一是面对自然界压力导致的对自由的追求，形成个人全面发展目标；二是整合个体力量推动的对平等的需要，形成整体利益优先原则。而无论前者和后者，都呈现为在主体范围及实现程度上不断扩大和深化的过程；由于人类生命持续更新换代，该过程具有无限性质。这表明，人文科学对价值问题的研究，既要推出一般结论，更要推出当下结论；当下结论作为理念将主导社会科学的建构，对人类实践发挥决定性作用。所谓社会发展规律，就是体现了必然性的人类发展道路，是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共同追求的目标。
　　马克思主义应该被看作是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统一。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社会规律强调了“每个人自由发展”的目标，这一人文理念转变为社会主义运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其现代形态。
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共同存在、相互补充、相互推动
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对象都是人类。人文科学着眼于一般人类，社会科学着眼于特定人类；但要真正把握特定人类，只宜从整体中认识。双方功能都是提升人类生命质量。人文科学立足于对精神世界的认识，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直接影响到社会科学的选择；而社会科学立足于对物质活动的认识，把人文理念运用于实践过程，检验其合理性与科学性，帮助其不断修正和完善。双方互补互动，助推人类生命活动。
　　人类文明史陶冶而成的人文意识，是在无数经验教训中逐步形成的。文明时代不仅是个人意识的觉醒，同时也是整体意识超越了血亲关系范围的一种提升。人文意识是人类在文明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自我意识，是对自发个体意识的超越；其基本规定性是个人在争取自身利益时要自觉维护整体利益，形成有利于整体发展的社会生态环境。人类向优化自身生命存在目标发展，将经历从量变到质变、从部分到整体的过程；而在每一时空条件下，人们都会遇到特定物质和精神条件，需要选择不同原则，构成不同运行方式；每一选择都具有暂时性，但其总体将呈现出规律性。
　　在上述进程中，人文科学具有统领和总摄作用：一方面，它用其基本价值影响人们在各种具体决策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另一方面，它所体现的精神笼罩在人类所有生命活动的上空，对其发挥着灵动的随机作用。任何一种意识形态要想行之有效，都只能从中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或形式或内容吸收资源，形成针对性的解释体系；它衍生出相应的社会科学理论，在具备条件的时候形成为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伦理标准，其实践的胜负成败，反过来要求反思其意识形态的人文价值品位。而由此所实现的意识形态超越，是指从其所追求的特定主体发掘人类主体、特定利益发掘一般利益，即对其利益主体、利益形态的某种扬弃。
　　汪文从西方学界成果出发，强调了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分野，虽不无认识意义，但只是强调了问题的次要方面。（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社会主义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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