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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为什么要读书?
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老问题。一个人为什么要读书?传统中最正确的答案,便是“读书明理”四个字。明理,是先要明白做人的道理。人本来生来就是人,个个自然会做人,那里还要有什么另外一种做人的道理呢?不错,人本来就是人,原始人也和世界上一切 “灵长”的生物差不多。但人类的老祖宗,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老祖先,早在五千年前,就开始建立了一套文化,教育我们后代子孙怎样才能懂得“人伦”的基本道理,然后才扩充到怎样去为“生活”,怎样好好地“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完全不同于一切“灵长”生物一样的原始状态。当然,其中还包含了“科学”的、“哲学”的、“宗教”的、“艺术”的等等文明。
中国人素来的教育目的是什么?
如果要问中华民族——中国人素来的教育目的是什么?让我们再重复一句:是为了“做人”,而不是为了“生活”。因为“生活”的意义,是人要“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怎样设法来维持自己的生命,同时,使人人都有更好的“生活”,过得很舒适快乐的一生。这都是在“读书明理”以后,因为“智慧”、“智识”的开发了,就容易懂得了“谋生”的“技术”,和各种有利“谋生”的“智识”,也都属于“读书明理”。明白了“人伦”之道以后,那是当然、必然的事。
现代人教育的基本目的是什么?
很可惜,现代人所认识文化教育的基本目的,只是为了“谋生”。我们要孩子们去学习,读书受教育,就是为了孩子们将来的前途,有好的职业、有高的待遇(差饷),或是能够赚很多的钱,过得很好的“生活”。甚之,有的人,还把自己一生的失意,或一生做不到的事,都寄托希望在孩子们身上,拼命迫他去上学读书。完全不考虑孩子们的“性向”个性的所好和兴趣,也不了解孩子们的脑力和健康,一味的迫孩子们读书学习,不知道“爱之反而害之”,因此,妨害了孩子一生的后果。尤其是现代化的学校和课外补习等的教育方法,简直是“竭泽而渔”的办法,使一般还未成年童子们的脑力健康,受到过分负荷的伤害,最为严重。
传统的教育方法有哪些特点?
其实,一般的人们,太过年青现代化了,根本不知道过去传统的教育方法,是有多么的轻松愉快,使儿童们在歌唱舞蹈的气氛中,达到文化教育的水平。古人所说“弦歌不绝”,就是这种境界。尤其是所采用的古书,都是浓缩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等多方面“智识”的结晶,所以后世的人,就很尊敬它叫做“经典”。而且所谓这些“经典”的古书,它本身的文字,便是“文学”的“艺术”,一定可以朗朗上口,便是很有韵律的歌唱。无论古文和现代的白话文,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因此古人把最难记的“算术”,和其他“天文”、“地理”、“物理”等学识,都编成“歌诀”来唱,声声 “朗诵”。那便是最高明的方法,使儿童不用绞尽脑汁去背记,自然而然地进入记忆,一生到老也不容易忘掉。而且犹如现在的电脑一样,意识一动,就在嘴上背诵出来了。只要有内行的好老师,懂得这种不是“注入”式的教育法,就可很自然地达到“启发式”的“注入”效果了。
您为什么有这么好的学问?
我是从幼少开始,亲身经历新旧各种读书的教育法,现在已经活到八十年了。从十二岁起,一边做学生,一边代老师上课。以后又经历过文的、武的、在世的、出世的、中国的、洋式的各种教育方法,都做过学生,也都当过老师,一直看到现在,深深感觉到现代的学校教育法,以及家长们对儿女的教育要求,都有很大的偏差,应当“反求诸己”,不可再来自误误人了。
我在童年正式读家塾(就是请先生到家里来家教),开始就是先读《大学》,要认真背诵《大学》。
我们这一代,就时代背景而言,是生活在夹缝中,是新、旧、中、外,交接巨变中的人生,我的幼年在私塾中度过,当时读四书五经也非常反感,因为以前老师对学生的质疑,只说“将来你会懂”,这个“将来”不知要“将”到几时。所以后来“五四运动”,闹新学派风潮的时候,对中外思想,尤其在这个时代的演变,看到了这么许多,自己要找症结了。
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能有这么好的学问,我都实实在在告诉人家,这都是我十三岁以前熟背这些古书的效果。
学问从哪里来呢?
学问不是文字,也不是知识,学问是从人生经验上来,作人做事上去体会的。这个修养不只是在书本上念,随时随地的生活都是我们的书本,都是我们的教育。所以孔子在下面说“观过而知仁”,我们看见人家犯了这个错误,自己便反省,我不要犯这个错误,这就是“学问”,“学问”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他这个研究方法,随时随地要有思想,随时随地要见习,随时随地要有体验,随时随地要能够反省,就是学问。开始做反省时也不容易,但慢慢有了进步,自有会心的兴趣,就会“不亦说乎”而高兴了。——“说”,不是哈哈大笑。悦者,会心的微笑,有得于心。
您本人致力于推广儿童经典导读,您怎么评价大陆、港台等地的推广活动?
文化教育,是国家民族全民的大问题,我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可以补救。但很高兴看到了香港陈鸿远先生和台湾的王财贵先生、陈履安先生,以及大陆的徐永光先生等,能够领先尝试传统文化的教育法,为后一代的民族幼苗,培养文化的读书种子,使他们懂得“人伦之道”的“做人”道理,懂得“生存”之道的“生活”艺术,懂得人生进入“文学”化的境界,这让我倦眼顿开,深感欣慰。
南师推荐的国学入门著作:
(一)《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
(二)《文字画研究》(吕佛庭)《御定康熙字典》《新修康熙字典》《远东国语词典》
(三)《幼学琼林》《古文观止》《龙文鞭影》
(四)《增广诗韵合璧》《古诗源》《宋元诗评注》《清诗评注》《随园诗话》
(五)《古文辞类纂》《续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
(六)《儿童中国文化导读》《儿童西方文化导读》(老古文化公司编辑)
(七)《古今图书集成》
(八)《纲鉴易知录》
1 “三百千千”。台湾老古出版的《国学初基入门》,收录有:四体三字经、四体百家姓、四体千字文、千家诗注释、增广昔时贤文、二十四孝、日记故事。《国学初基入门》应为影印本。
2 《龙文鞭影》。原名《蒙养故事》,编撰者萧良有,湖北汉阳人,明朝万历年间进士,曾任国子监祭酒。国子监是封建时代国家最高学府,祭酒相当于现在的校长。最高学府的校长亲自撰写蒙书,古代对教育的重视,于此可见一斑。后来,杨臣铮认为《蒙养故事》比较简略,于是加以补充订正,书名改为《龙文鞭影》。 “龙文”是指古代良马,良马无须鞭打,见到鞭影就会疾驰。
该书内容主要来自二十四史中的人物典故,同时又从《庄子》和古代神话、小说、笔记如《搜神记》、《列仙传》、《世说新语》等书中广泛收集故事。辑录了历史上许多著名人物如孔子、诸葛亮、司马迁、李白、杜甫、朱熹等人的轶闻趣事。全书共收辑了包括:孟母断机、毛遂自荐、荆轲刺秦、鹬蚌相争、董永卖身、红叶题诗等两千多个典故,文字简练扼要,而能阐明故事梗概,可称之为一本典故大全。《龙文鞭影》原文
3 《文字画研究》,吕佛庭 著。台湾华正书局1975年出版。该书的简介和目录可看:http://www.book-.tw/book_show.asp?seq=188
4 《远东国语辞典》,张北海主编,台湾远东图书公司出版。1259页,有13x18.5公分和10.5x15公分两种开本。该书的特色:單字與詞語的解釋劃分清楚,收錄單字最多。單字下另加英語拼音和中文解釋,常用字彙酌附英譯,藉供參考。
5 《增广诗韵合璧》。《诗韵合璧》为清朝人汤文璐所编,《增广诗韵合璧》应为后人的增补本。作诗的工具书(关于押韵的)。作诗需要选韵时,可在这部书中查考。《增广诗韵合璧》似乎只有台湾出版,而《诗韵合璧》大陆版本甚多,百度一下即可查到。
6 《古诗源》。唐之前古诗最重要的选本,清人沈德潜选编。《古诗源》选辑了先秦至隋各个时代的诗歌,也包括一些民歌谣谚,共七百馀首,分十四卷。其中古逸一卷,汉诗三卷,晋诗三卷,宋诗二卷,齐梁诗二卷,陈、北魏、北齐、北周、隋诗各一卷。唐以前的诗歌中,比较著名的篇章(除《诗经》《楚辞》外)基本都已选录在内。(当当网有售)
7 《宋元诗评注》。书名少了一字,应为《宋元明诗评注》。王文濡(1867-1935)评选。此书建国后没有再版。
8 《清诗评注》。王文濡评选。建国后没有再版。现能见到的只有民国版本和台湾老古的版本。
9 《随园诗话》。清人袁枚专门论诗的著作。本书所论及的,从诗人的先天资质到后天的品德修养、读书学习及社会实践;从写景、言情,到咏物、咏史;从立意构思,到谋篇炼句;从辞采、韵律,到比兴、寄托、自然、空灵、曲折等各种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以及诗的修改、诗的鉴赏、诗的编选,乃至诗话的撰写,凡是与诗相关的方方面面,可谓无所不包。(当当网有售)
10 《古文辞类纂》,中国古文总集。编者清代姚鼐。此集是桐城派散文观点的代表选本,一度颇为流行。所选文章以唐宋八大家作品为主,其前后亦选有各朝代知名作家的文章。全书文体分类达13种,收作品700多篇,共74卷 。(当当网有售)
11 《续古文辞类纂 》,近代文总集。有王先谦编、黎庶昌编两种。王先谦的编本,续选了清乾隆至咸丰间诸家各类文辞,以补姚书不足(《古文辞类纂》一书,清代文章收录较少,只有清早期方苞等桐城派代表人物的文章)。
黎庶昌的编本,重点不在续,而在扩,实为“XXX文辞类纂”。姚书自《战国策》始,不及六经;黎书乃补经、子为上编,分11类,又据《经史百家杂钞》之目,补列“叙记”、“典志”两类。姚书不录史传;黎书乃补史为中编,采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文章,共分9类。下编选清文,但亦限于 “方(苞)姚(鼐)前后”,分类同上编。可见此书主要在拓展选文领域,改善纂编体例等方面,匡补姚书之不足。
12 《经史百家杂钞》。曾国藩编纂的一部古文精华集,共二十六卷。《经史百家杂钞》一书,是从清末到民国,在社会上流传很广、影响较大、继姚鼐《古文辞类纂》之后的又一部有名的古文选读本。全书共分论著、词赋、序跋、诏令、奏议、书牍、哀祭、传志、叙记、典志、杂记十一类。
同《古文辞类纂》相比,《经史百家杂钞》对文体有所增删,最重要的特色,是注重经世致用,力避空泛。选文与政事结合,使读者通过对文章的学习,了解历代的治乱兴衰、典章文物、学术思想和经国济民之道。也就是说,《杂钞》里不仅有“文”,而且有“道”,是“文”与“道”结合的一部书。比之主要是注重辞章的《类纂》来,《杂钞》具有鲜明的实用特点。《杂钞》将义理、词章、考据大体都归宿于“经济”;在内容上,减去了《类纂》中内容较空泛的一些应酬文字,并新增了经、史、子三类文章,约占全书四分之一的分量。其所选文章多为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选择精当,内容丰富,范围广泛,体裁兼备,故可作为研读经、史、哲学等方面的基础读物,各种文体的示范读物。
毛泽东对《杂钞》的这一优点评价很高,他在给萧子升的信中说:“国学者,统道与文也。姚氏《类纂》畸于文,曾书则二者兼之,所以可贵也。”又说“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高度肯定了曾国藩的编选功力。毛泽东之所以说《杂钞》比《类纂》好,也是因为他不仅仅着眼于辞章,更重要的是以一种政治家的眼光来评论和取舍二书。
毛泽东给萧子升的信(节录):“顾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昔人有言,欲通一经,早通群经。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干振则枝披,将麾则卒舞。如是之书,曾氏《杂钞》其庶几焉。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 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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