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为什么要读书？-中国人素来的教育目的是什么？.doc

一个人为什么要读书？

　　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老问题。一个人为什么要读书？传统中最正确的答案，便是“读书明理”四个字。明理，是先要明白做人的道理。人本来生来就是人，个个自然会做人，那里还要有什么另外一种做人的道理呢？不错，人本来就是人，原始人也和世界上一切 “灵长”的生物差不多。但人类的老祖宗，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老祖先，早在五千年前，就开始建立了一套文化，教育我们后代子孙怎样才能懂得“人伦”的基本道理，然后才扩充到怎样去为“生活”，怎样好好地“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完全不同于一切“灵长”生物一样的原始状态。当然，其中还包含了“科学”的、“哲学”的、“宗教”的、“艺术”的等等文明。

中国人素来的教育目的是什么？

　　如果要问中华民族——中国人素来的教育目的是什么？让我们再重复一句：是为了“做人”，而不是为了“生活”。因为“生活”的意义，是人要“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怎样设法来维持自己的生命，同时，使人人都有更好的“生活”，过得很舒适快乐的一生。这都是在“读书明理”以后，因为“智慧”、“智识”的开发了，就容易懂得了“谋生”的“技术”，和各种有利“谋生”的“智识”，也都属于“读书明理”。明白了“人伦”之道以后，那是当然、必然的事。

现代人教育的基本目的是什么？

　　很可惜，现代人所认识文化教育的基本目的，只是为了“谋生”。我们要孩子们去学习，读书受教育，就是为了孩子们将来的前途，有好的职业、有高的待遇（差饷），或是能够赚很多的钱，过得很好的“生活”。甚之，有的人，还把自己一生的失意，或一生做不到的事，都寄托希望在孩子们身上，拼命迫他去上学读书。完全不考虑孩子们的“性向”个性的所好和兴趣，也不了解孩子们的脑力和健康，一味的迫孩子们读书学习，不知道“爱之反而害之”，因此，妨害了孩子一生的后果。尤其是现代化的学校和课外补习等的教育方法，简直是“竭泽而渔”的办法，使一般还未成年童子们的脑力健康，受到过分负荷的伤害，最为严重。

传统的教育方法有哪些特点？

　　其实，一般的人们，太过年青现代化了，根本不知道过去传统的教育方法，是有多么的轻松愉快，使儿童们在歌唱舞蹈的气氛中，达到文化教育的水平。古人所说“弦歌不绝”，就是这种境界。尤其是所采用的古书，都是浓缩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等多方面“智识”的结晶，所以后世的人，就很尊敬它叫做“经典”。而且所谓这些“经典”的古书，它本身的文字，便是“文学”的“艺术”，一定可以朗朗上口，便是很有韵律的歌唱。无论古文和现代的白话文，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因此古人把最难记的“算术”，和其他“天文”、“地理”、“物理”等学识，都编成“歌诀”来唱，声声 “朗诵”。那便是最高明的方法，使儿童不用绞尽脑汁去背记，自然而然地进入记忆，一生到老也不容易忘掉。而且犹如现在的电脑一样，意识一动，就在嘴上背诵出来了。只要有内行的好老师，懂得这种不是“注入”式的教育法，就可很自然地达到“启发式”的“注入”效果了。

您为什么有这么好的学问？

　　我是从幼少开始，亲身经历新旧各种读书的教育法，现在已经活到八十年了。从十二岁起，一边做学生，一边代老师上课。以后又经历过文的、武的、在世的、出世的、中国的、洋式的各种教育方法，都做过学生，也都当过老师，一直看到现在，深深感觉到现代的学校教育法，以及家长们对儿女的教育要求，都有很大的偏差，应当“反求诸己”，不可再来自误误人了。

　　我在童年正式读家塾（就是请先生到家里来家教），开始就是先读《大学》，要认真背诵《大学》。

　　我们这一代就时代背景而言，是生活在夹缝中，是新、旧、中、外，交接巨变中的人生，我的幼年在私塾中度过，当时读四书五经也非常反感，因为以前老师对学生的质疑，只说“将来你会懂”，这个“将来”不知要“将”到几时。所以后来“五四运动”，闹新学派风潮的时候，对中外思想，尤其在这个时代的演变，看到了这么许多，自己要找症结了。

　　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能有这么好的学问，我都实实在在告诉人家，这都是我十三岁以前熟背这些古书的效果。

学问从哪里来呢？

　　学问不是文字，也不是知识，学问是从人生经验上来，作人做事上去体会的。这个修养不只是在书本上念，随时随地的生活都是我们的书本，都是我们的教育。所以孔子在下面说“观过而知仁”，我们看见人家犯了这个错误，自己便反省，我不要犯这个错误，这就是“学问”，“学问”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他这个研究方法，随时随地要有思想，随时随地要见习，随时随地要有体验，随时随地要能够反省，就是学问。开始做反省时也不容易，但慢慢有了进步，自有会心的兴趣，就会“不亦说乎”而高兴了。——“说”，不是哈哈大笑。悦者，会心的微笑，有得于心。

您本人致力于推广儿童经典导读，您怎么评价大陆、港台等地的推广活动？

　　文化教育，是国家民族全民的大问题，我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可以补救。但很高兴看到了香港陈鸿远先生和台湾的王财贵先生、陈履安先生，以及大陆的徐永光先生等，能够领先尝试传统文化的教育法，为后一代的民族幼苗，培养文化的读书种子，使他们懂得“人伦之道”的“做人”道理，懂得“生存”之道的“生活”艺术，懂得人生进入“文学”化的境界，这让我倦眼顿开，深感欣慰。

南师推荐的国学入门著作：

（一）《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
（二）《文字画研究》（吕佛庭）《御定康熙字典》《新修康熙字典》《远东国语词典》
（三）《幼学琼林》《古文观止》《龙文鞭影》
（四）《增广诗韵合璧》《古诗源》《宋元诗评注》《清诗评注》《随园诗话》
（五）《古文辞类纂》《续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
（六）《儿童中国文化导读》《儿童西方文化导读》（老古文化公司编辑）
七）《古今图书集成》
（八）《纲鉴易知录》

1　“三百千千”。台湾老古出版的《国学初基入门》，收录有：四体三字经、四体百家姓、四体千字文、千家诗注释、增广昔时贤文、二十四孝、日记故事。《国学初基入门》应为影印本。

2　《龙文鞭影》。原名《蒙养故事》，编撰者萧良有，湖北汉阳人，明朝万历年间进士，曾任国子监祭酒。国子监是封建时代国家最高学府，祭酒相当于现在的校长。最高学府的校长亲自撰写蒙书，古代对教育的重视，于此可见一斑。后来，杨臣铮认为《蒙养故事》比较简略，于是加以补充订正，书名改为《龙文鞭影》。 “龙文”是指古代良马，良马无须鞭打，见到鞭影就会疾驰。

        该书内容主要来自二十四史中的人物典故，同时又从《庄子》和古代神话、小说、笔记如《搜神记》、《列仙传》、《世说新语》等书中广泛收集故事。辑录了历史上许多著名人物如孔子、诸葛亮、司马迁、李白、杜甫、朱熹等人的轶闻趣事。全书共收辑了包括：孟母断机、毛遂自荐、荆轲刺秦、鹬蚌相争、董永卖身、红叶题诗等两千多个典故，文字简练扼要，而能阐明故事梗概，可称之为一本典故大全。《龙文鞭影》原文

3　《文字画研究》，吕佛庭 著。台湾华正书局1975年出版。该书的简介和目录可看：http://www.book-.tw/book_show.asp?seq=188

4　《远东国语辞典》，张北海主编，台湾远东图书公司出版。1259页，有13x18.5公分和10.5x15公分两种开本。该书的特色：單字與詞語的解釋劃分清楚，收錄單字最多。單字下另加英語拼音和中文解釋，常用字彙酌附英譯，藉供參考。

5　《增广诗韵合璧》。《诗韵合璧》为清朝人汤文璐所编，《增广诗韵合璧》应为后人的增补本。作诗的工具书（关于押韵的）。作诗需要选韵时，可在这部书中查考。《增广诗韵合璧》似乎只有台湾出版，而《诗韵合璧》大陆版本甚多，百度一下即可查到。

6　《古诗源》。唐之前古诗最重要的选本，清人沈德潜选编。《古诗源》选辑了先秦至隋各个时代的诗歌，也包括一些民歌谣谚，共七百馀首，分十四卷。其中古逸一卷，汉诗三卷，晋诗三卷，宋诗二卷，齐梁诗二卷，陈、北魏、北齐、北周、隋诗各一卷。唐以前的诗歌中，比较著名的篇章（除《诗经》《楚辞》外）基本都已选录在内。（当当网有售）

7　《宋元诗评注》。书名少了一字，应为《宋元明诗评注》。王文濡（1867-1935）评选。此书建国后没有再版。

8　《清诗评注》。王文濡评选。建国后没有再版。现能见到的只有民国版本和台湾老古的版本。

9　《随园诗话》。清人袁枚专门论诗的著作。本书所论及的，从诗人的先天资质到后天的品德修养、读书学习及社会实践；从写景、言情，到咏物、咏史；从立意构思，到谋篇炼句；从辞采、韵律，到比兴、寄托、自然、空灵、曲折等各种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以及诗的修改、诗的鉴赏、诗的编选，乃至诗话的撰写，凡是与诗相关的方方面面，可谓无所不包。（当当网有售）

10　《古文辞类纂》，中国古文总集。编者清代姚鼐。此集是桐城派散文观点的代表选本，一度颇为流行。所选文章以唐宋八大家作品为主，其前后亦选有各朝代知名作家的文章。全书文体分类达13种，收作品700多篇，共74卷 。（当当网有售）

11　《续古文辞类纂 》，近代文总集。有王先谦编、黎庶昌编两种。王先谦的编本，续选了清乾隆至咸丰间诸家各类文辞，以补姚书不足（《古文辞类纂》一书，清代文章收录较少，只有清早期方苞等桐城派代表人物的文章）。

　　黎庶昌的编本，重点不在续，而在扩，实为“XXX文辞类纂”。姚书自《战国策》始，不及六经；黎书乃补经、子为上编，分11类，又据《经史百家杂钞》之目，补列“叙记”、“典志”两类。姚书不录史传；黎书乃补史为中编，采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文章，共分9类。下编选清文，但亦限于 “方（苞）姚（鼐）前后”，分类同上编。可见此书主要在拓展选文领域，改善纂编体例等方面，匡补姚书之不足。

12　《经史百家杂钞》。曾国藩编纂的一部古文精华集，共二十六卷。《经史百家杂钞》一书，是从清末到民国，在社会上流传很广、影响较大、继姚鼐《古文辞类纂》之后的又一部有名的古文选读本。全书共分论著、词赋、序跋、诏令、奏议、书牍、哀祭、传志、叙记、典志、杂记十一类。

　　同《古文辞类纂》相比，《经史百家杂钞》对文体有所增删，最重要的特色，是注重经世致用，力避空泛。选文与政事结合，使读者通过对文章的学习，了解历代的治乱兴衰、典章文物、学术思想和经国济民之道。也就是说，《杂钞》里不仅有“文”，而且有“道”，是“文”与“道”结合的一部书。比之主要是注重辞章的《类纂》来，《杂钞》具有鲜明的实用特点。《杂钞》将义理、词章、考据大体都归宿于“经济”；在内容上，减去了《类纂》中内容较空泛的一些应酬文字，并新增了经、史、子三类文章，约占全书四分之一的分量。其所选文章多为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选择精当，内容丰富，范围广泛，体裁兼备，故可作为研读经、史、哲学等方面的基础读物，各种文体的示范读物。

　　毛泽东对《杂钞》的这一优点评价很高，他在给萧子升的信中说：“国学者，统道与文也。姚氏《类纂》畸于文，曾书则二者兼之，所以可贵也。”又说“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高度肯定了曾国藩的编选功力。毛泽东之所以说《杂钞》比《类纂》好，也是因为他不仅仅着眼于辞章，更重要的是以一种政治家的眼光来评论和取舍二书。

　　毛泽东给萧子升的信（节录）：“顾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昔人有言，欲通一经，早通群经。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干振则枝披，将麾则卒舞。如是之书，曾氏《杂钞》其庶几焉。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 199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