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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史学科停顿.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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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的世界史学科是历史学中最年轻的学科,其发展面临机遇,但又遇到许多困难。近年来,经过不断努力,这些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史学观念开始转化、研究领域有所拓宽、研究方式有了进步、研究更加贴近现实和史料建设初见成效,世界史学科的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一些旧的老大难问题依然存在,新的问题则在不断产生,世界史学科的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 一、传统观念与学科定位     影响我国世界史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史学观念的混乱。解放前我国没有世界历史学科,有的大学开设了外国史课程,如西洋史等,但并没有完整的世界史学科体系,更谈不到世界史观的建立。解放后,我国建立了自己的世界史学科,课程设置全面、学科体系完善。但是我国的世界史观念深受苏联世界史观的影响,存在僵化和教条主义等问题。     苏联史观强调阶级斗争,认为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主线。这种观点夸大了阶级斗争和革命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忽视了历史发展中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作用,是片面的。     中国接受了苏联的这种历史观。这种历史观不仅在文化革命结束前主导着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而且其影响至今仍然没有完全消除。不过,目前的影响并不是仍然强调阶级斗争,而是在破旧立新过程中出现的史学观念混乱问题。虽然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世界史学界进行了破旧立新的工作,旧的、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学科定位理论被破除了,但旧的学科体系仍然存在,新的、为人们认同的学科定位理论和学科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     苏联史观,是苏联对马克思主义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的结果,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片面理解。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认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就是阶级斗争,相反,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是生活的需要,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合力”。 马克思的确说过人类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但是马克思在说这句话前,先给了一个前提:“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马克思强调了经济基础和生产力是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才提出了“(从原始公社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观点。3 马克思的这句话是一个整体,不能分开进行理解。 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片面理解,导致我国世界史研究出现许多问题:史学观混乱、思想观念僵化、教条主义、世界史研究内容单一和理论脱离实际等;在研究中,学院化倾向严重,跟在苏联学者后面,邯郸学步、亦步亦趋,脱离了中国的现实和世界史学发展的潮流,在某种程度上歪曲了历史。     史学观念的混乱和思想僵化的突出表现在学科定位不准上。解放后,我国把把世界近代史定位为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确立的历史,把世界现代史定位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重革命,轻建设,特别是不讲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通过调整改革所焕发新的生命力这一事实,没有辨证地、唯物主义地看待资本主义的发展。 对世界现代史的定位,则不准确。世界现代史被定位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强调了革命,而没有强调建设。因此长期以来的世界史现代史研究,陷入了重视对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研究,而忽视了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研究。这种定位,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危机、弊病和问题,但却忽视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忽视了资本主义制度经过调整、改革和发展,仍然具有生命力这一历史事实。这样,对世界现代史的研究,就出现简单化的倾向,缺乏学术性、历史性和系统性,而带有说教性、政治性和片面性。同时,由于错误地和先验论地看待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出发,把世界现代史理解为资本主义是腐朽没落、政治灭亡的时代,而把社会主义革命理解为一帆风顺的胜利时代,在研究方向、研究领域和研究结论上,带有先验论的影子,研究过程不能令人信服,研究结果存在问题,其价值就打了折扣。     改革开放后,学术界认识到苏联影响的危害,开始拨乱反正,破旧立新。但是在世纪之交,旧的观点并未被彻底清除,新的观点也没有树立。相反,世界史研究存在着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倾向:即在反对强调阶级斗争的同时,出现过分强调生产力的倾向,不讲革命和阶级斗争。更有甚者,有的人由于矫枉过正,对历史研究能否揭示历史发展规律产生了怀疑,甚至对历史发展本身有没有规律也产生了怀疑;而有的人生搬硬套西方的史学思想,使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失去了特色。 由于存在学科定位的不准确,研究领域狭窄、研究课题陈旧与史料贫乏等问题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在目前的研究中,这些影响的残余依然存在,其表现为:研究思路还受到局限,重视具有历史过程的传统课题的研究,轻视当代史的研究;缺乏创新精神,特别是缺乏理论创新精神,满足于已有的结论;在研究中,没有大量引进外国的档案文献资料,征引的大部分资料是中文资料,外文资料很少;而在征引的外文资料中,又主要是使用第二手的资料或在国外已经过时的资料,其可靠性不仅难于核实,而且有的根本就无法核实。不转换思路,就跳不出旧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模式,缺乏理论创新和研究领域的创新,世界史的研究就没有生命;缺乏第一手的外文资料,世界史的研究的就难于达到世界水平。     由于学科定位的不准,对资本主义出现新的特征,世界历史发展出现的新动向认识不足,思想的转换程度就不够,缺乏创新精神。因此世界近现代史的研究水平和成果就远远落在世界先进国家之后,低水平现象重复现象严重,内容平平者皆是,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成果不多。这些问题严重制约着世界史研究的发展。因此世界史学科的发展,首要问题,是要历史观和解决学科定位的问题。 二、学科新进展与突破     近年来世界史学界在史学观念与研究理念上发生了较大的转变。研究者开始注意完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注意生产力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因此加强了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的研究。这种转变促进了理论体系的创新和探索、以及不同学术观点、学术流派的争鸣和切磋,使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以北京大学罗荣渠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开始对世界现代化的研究,集中在研究工业化问题,创立了中国的现代化理论,它表示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在观念上出现了突破性的转变,这一变化至今仍在继续发展。吴于廑、齐世荣等先生则从研究世界从“分散走向整体”开始,集中研究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史。他们主编的六卷本《世界通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在历史观和体例上都有突破。这部书采用整体史观,认为世界历史不是国别史和地区史的汇集,而是从分散走向整体的历史,同时该书以1500年为世界近代史的开端,突破了以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世界近代史开端的传统。     近年来学者们又特别注意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学术研究,对资本主义大国兴衰进行历史考察,理论联系实际,考察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经验教训。齐世荣先生的“创新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历史考察”4一文,站在世界文明高度,对欧美主要国家的兴起和发展,进行了深入的考察,深刻地论述了创新是国家兴旺发达不竭动力的重要命题,精当地总结了宝贵的历史经验,是近年来研究世界近现代史发展潮流的代表作,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钱乘旦的“资本主义的变化与西方列国的兴衰” 5也沿这一思路,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兴衰进行了简要的分析,得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影响着西方诸国沉浮的结论。李世安的《欧美资本主义发展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则从新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史进行审视,论述了西方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模式及其经验教训,具有较高的学术意义和一定的现实意义。     在这一时期,世界近现代史的研究明显受到世界近代史是“从分散到整体”的整体史观的影响。这种观点认为,地理大发现后,世界才开始从分散走向整体。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不少学者提出要重构世界史学科新体系。     钱乘旦在“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的学科新体系”6一文中,提出了重构世界近现代史学科体系的观点。这篇文章引起了不同的反响,有支持者,有持异议者7,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学者们对这一观点的不同意见。目前有关的争论正在进行中。     然而,不论“世界史”是地理大发现后才产生的这种观点是否正确,以及以现代化为主题重新构建世界近现代史的学科新体系的观点是否成立,这些观点的提出,体现了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发展,将引起对构建世界近现代史学科新体系问题的深入讨论,并有可能通过讨论而得出正确的结论,建立起我国世界史的学科新体系。     由于整体史观的影响,学者门拓宽和开辟了新研究领域,在原来侧重政治史、外交史的基础上,向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和教育史等领域转移,并向跨学科的方向发展,推出了一批新研究成果。梅雪芹的《环境史学与环境问题》(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是中国的历史研究中的一个新领域。本书在继承中国史学优秀传统的基础上,从环境史的角度,研究了世界近代文明的发展,颇有新意。     同时,史学界抓住了世界历史研究的一些重大课题进行研究。例如齐世荣先生和寥学盛主持的国家“十?五”重点课题“20世纪的历史巨变”、吴必康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美英现代社会调控机制”和于沛主持的“当代国外史学理论研究”等,都是当代世界史研究的重大项目。前两个项目对当代社会的一些主要问题,例如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调节、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20世纪的英国殖民体系的演变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20世纪的其他重要问题进行了世纪的回顾和思考。后一个项目研究当代国外最重要的史学理论,是建立科学的历史观的基础性研究之一。     此外,在世界史研究的其他领域,也产生了不少有价值的著作。     刘绪贻和杨生茂总主编:《美国通史》6卷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国内多位研究美国史的著名学者担任各分卷主编,该书是他们多年潜心研究美国史的心得成果,视野宽阔、见解新颖、论述精辟、资料丰富,是我国研究美国历史的新的丰硕成果。     李世安的《美国人权政策的历史考察》(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系统考察了美国的人权政策发展史;周琪的《美国人权外交政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对美国人权外交做了系统考察。美国人权研究,是世界史研究中的一个新领域。     值得一提的是,世界史研究中出现了对社会主义历史的反思。改革开放后,世界历史研究曾出现了对苏联历史的否定,特别是出现了全盘否定斯大林、过分夸大斯大林错误的倾向。近年来,史学界在这个问题上开始了理性的思考,出现了不同观点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例如郑异凡在“斯大林时期镇压规模考”8一文中,认为斯大林镇压的人数是2000万。但是吴恩远的“从档案材料看苏联30年代大清洗数字的夸大——兼答郑异凡先生”9却认为这个数字被夸大了。为此作者提供了大量的档案资料,分析了30年代大清洗人数长期被夸大的原因,驳斥了在研究苏联大清洗问题上的“不可知论”,为实事求是的研究这一问题,开创了一个范例。     在世界史研究中,长期存在本土资源不足的问题,即中国缺乏外国史料。因此史料建设是世界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近年来在这方面的建设,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许多单位,如首都师范大学等单位,购进了英国议会记录、美国外交文件集等档案文献资料。沈志华担任执行主编的系列档案丛书《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收集了大量苏联档案。这些外文资料和翻译的苏联档案资料,为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的信息。     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一些优秀的研究成果。沈志华的《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 版社2003年版)使用了大量档案文献和发掘出了先前学术研究中未曾见到的第一手档案资料,对朝鲜战争的起源和中苏在朝鲜战争中的合作等进行了新的解释,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     沈志华的“冷战史新研究与档案温习的收集和利用”10论述了如何利用文献资料来研究冷战史,作者提出要深入研究冷战史,必须对已有的文献资料进行考证、对比和分析,并要继续探寻新的文献资料。     近年来,还推出了一些国外优秀的译著和译文。如美国特伦斯?K?霍普金斯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等著,吴英译的西方名著《转型时代,世界体系的发展轨迹:1945-2025》(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该书介绍了以西方著名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为中心的学者们关于“现代世界体系”理论的创新新作,有助于激发我们对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历史演进与前景预测,作出思考和探索。     刘德斌主译的,由英国巴里?布赞和理查德?利特尔所著《世界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的在构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论述了人类国际体系的发展轨迹,并试图超越威斯特伐利亚“情结”的束缚,从世界史的角度,重构国际关系的理论。     刘德斌所译,美国华人学者杜维明所著《文明语境:全球化与多样化》(〈史学集刊〉,2002年第1期)一文,是一篇关于世界文明的优秀论文。作者认为,作为人类不同宗教和文化的共同精神和共有价值观,人道、公正、文明、智慧和信任将对文明对话和全球和平文化的培育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本土世界史观与学科发展     世界史学科的发展,需要树立本土世界史观。国外的世界史观,是在国外世界史发展的基础下发展起来的。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在全球化进程中,任何国家的历史都离不开用宏观的眼光和世界的眼光进行审视,用全球史观和整体史观去看待世界历史,就显得非常重要。全球史观是自古就存在的,并不是全球化的产物。全球化是指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过程,是近二十年才时髦起来的名词。全球史观则要求从全球和整体的角度去研究历史,这种观点自古有之,并不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的20世纪最后20年左右才产生的。全球化与全球史观是不同的概念,相互之间并没有逻辑联系。     把世界历史的发展看成一个整体进行研究,是全球史观的核心。从古代开始,世界上著名的史学家,都是以全球史观来研究历史的。希罗多德所著《历史》一书,尤希比阿斯(264-340年)所著《世界史》、基督教正统神学历史观最主要的代表鲍修哀(Jacques Benigne, 1627-1704)的《通史论》(1681年出版),都是全球史观的杰作。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的今天,当然更应该从全球的观点来审视各国、各地区的历史。     但是在目前的研究中,出现了对全球史观不同的理解。按照西方新自由主义者的看法,全球化就是西方化,不但是经济全球化,也包括政治一体化。因此哲学社会科学的任务就是探索全球化对民主的影响,即外部影响如何促使第三世界国家实现民主化,使这些国家的民主与西方接轨。但是马克思主义却认为全球化是资本消除所有生产和资本积累的障碍的进程,全球化并不能消除不同国家之间的不稳定性和不平等现象。在全球化进程中,世界的不平等加剧。在自由主义之下的经济全球化,将权力与财富集中在少数国家,削弱了西方民主政治的质量;而对民主和合法性本来就很低的国家和地区,将进一步削弱他们的民主。经济全球化也不能导致政治一体化。因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模式是多种多样的,因而政治制度也将多种多样。一个社会的政治状况,是由这个社会的内部因素决定,而不是由外部因素决定。一个社会内部的历史传统、教育情况和经济发展等,决定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外部因素只起促进作用,决定性因素在一个社会的内部发展。因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外部的经济因素,并不能使全球政治一体化,全球经济一体化化不会就一定导致政治一体化。 在中国,有的人把全球史观的产生看成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这种观点认为在,地理大发现后,世界才从分散走向整体;因此,对世界历史的研究,就是对资本主义史的研究。这种看法会带来许多问题,不仅会产生对世界历史概念的认识问题,而且会影响到对各国、各地区、各文明在历史发展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和未来发展的评价问题。     中国在用全球史观研究历史上,长期都存在问题。解放前,中国学术界受“欧洲中心论影响”,从欧洲人的角度去研究问题,正如毛泽动同志所说,言必称“希腊”和“罗马”,忽视了对亚非拉历史的研究。解放后受苏联影响,又言必称“阶级”和“革命”,忽视了对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研究。这两种史学观点,当然都与整体史观和全球史观有很大差距,看问题的角度不免片面。在这些观点影响下,我国历史学科的发展就出现了一些问题。例如在研究内容、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上,解放前,只研究欧美历史,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毫不关心;解放后则非常关注阶级斗争和革命,出现跟政治风向进行研究的风气。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由于要支持亚非拉国家人民的解放运动,研究亚非拉历史于是成为重点,其他的研究被削弱,世界历史研究缺乏全球眼光和整体眼光,对资本主义国家进入21世纪以来的调整、改革和发展视而不见,对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趋势缺乏研究。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开始强调整体史观。但是有的人却割裂了整体史观,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诞生前,并不存在“世界史”。他们说,“世界史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而是各民族各国家各地区历史发展的结果”。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只能是各国各民族狭隘的地域史或狭隘的民族史”,“从15、16世纪之交开始,人类历史从分散向整体发展,…… 伴随着人类社会的这一转变,开始了各民族各国家从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这就是各民族各国家开始从狭隘地域性存在的历史向世界历史性存在的历史转变。”11这种说法并不正确,它割裂了历史。从人类诞生开始,世界就开始了从分散向整体的过程,只不过在近代这一进程加快罢了。如果只是在15、16世纪之后,世界才开始走向整体,那么如何解释古代各个文明国家和地区的形成过程?难道它们就不是从分散走向整体的过程?     还有的人认为“世界历史”概念,只特指“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和扩张,世界上各民族通过普遍交往,进入相互依存状态,使世界进入整体化以来的历史”,“世界历史是资产阶级开创的”等等。12     事实上,从全球观和整体史观的角度来看,自有人类,就有了全球史和整体史。目前大多数人把中文“世界历史”一词翻译成World History。“世界史”不是世界各国、各地区历史的集合,或包罗万象的大杂烩。世界历史是整体性的、有主线连接的、体现不同时代潮流的人类发展史。世界历史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重点、潮流,各国在不同时期、不同问题上应对历史潮流、相互发生联系、共同推动着历史的发展,这些构成了世界历史的基本内容。当然,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虽然世界各国、各地区都做出了贡献,但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区和国家的贡献是不同的,因此在历史上的地位也就不同。世界历史的论著在反映各个历史时期的内容时,就不能不分重点,对每个国家与地区都平均看待。因此对近代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确立时期欧美国家的贡献,应当实事求是的反映和评价,这并不是欧洲中心论。但是在反映欧美国家在近代的贡献时,不能低估世界其他国家的贡献。没有世界其他国家,欧洲的扩张、原始积累、世界市场的形成等,都成为不可能。因此,在提法上,说“世界历史是资产阶级开创的”不准确。     世界历史,指的是其实就是General History(整体历史),即人类有史以来的历史。从字面上解释,General 的英文意思是“整体性”、而“非部分性”、“非特殊性”和“非地方性”的。General History的含义是:关于人类的整体历史或反映人类历史中的绝大部分内容,而不是只反映特殊的或地方性的历史。因此在西方一般把世界史称为General History,而通常不称World History。     世界史的另一种说法是全球史(Global History),它与General History(整体历史)的意思差不多。Global的英文意思是:“涉及世界”、“综合”或“总的”。把世界历史理解成General History或Global History,才能比较准确地反映世界历史的概念。因此正确理解全球史观和整体史观是我国世界历史研究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     当然,要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史观,需要正确对待西方史学理论。西方史学理论是世界历史的一个部分,需要引进和进行研究。但是西方史学理论,是根据西方史学发展而形成的,有西方的特点。我们不能照搬。中国人研究世界史不能跟在外国人后面跑,而应当对外国的理论进行过滤和消化,借助本土文化底蕴、中国文史修养和对显示关怀的责任感,形成独特的视角和解释框架,形成中国人的本土世界史史学理论。     近年来,我国的关于世界史史学观念的研究很活跃,从国外引进了“后现代主义”等史学理论。后现代主义指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体现在西方现代艺术、社会学、哲学等在内的社会、文化和哲学思潮,它表征一种价值取向、一种思想态度和一种思维范式,是启蒙时代以来所确立的现代精神的反对与转向。     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思想进行批判与反思,对理性和进步等观念产生怀疑,与西方思想中长期以来的理性主义、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等主流传统大相径庭。后现代主义以张扬不确定性、非中心化、小叙事、差异和分散等为主要精神的思维方式。这种理论对目前的一些原则,例如主权原则等提出了挑战,要求实现某种超越传统主权和民族国家的全球统治模式,以求更为彻底地消解主权的绝对性。在全球层面上,反对民族国家,而主张发展非政府组织、公民运动、建立市民社会、高跨国公司和全球资本市场等。他们认为在全球化带来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空前紧密的条件下,国界如果没有完全消失的话,至少也是大大模糊,建立在领土基础上的民主、主权和合法性等,都应该被扬弃。这样后现代主义就具有反政治和无政府的倾向,具有悲观主义和犬儒主义等性质。13 后现代对中国世界史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它引进了革新的精神,但也引起了思想的混乱。有人认为:“为了捍卫真理,历史需要后现代主义,我们也比以前更需要后现代主义”。14还有人认为“尽管后现代主义急于破坏,疏于建设,有矫枉过正之嫌,然而它所闪耀的逆向、多元、发散的思维灵光,它所秉持的生态的、有机的、悲天悯人的关怀伦理观,它对形而上学的、基础主义的、本质主义的、科学主义的等至极的现代主义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范式的颠覆与拒斥,自有其可取之处,它可以促使我们反思现代教学论的不足,改造当前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探索当代课程与教学论的新方向。”15     有的人甚至同意后现代主义的下述观点:在后现代语境下,真正的历史是永远‘不在场’的,“历史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一个文本,也不是主导文本和主导叙事。但我们只有了解以文本形式或虚实建构才能接触历史”,“我们所接触到的‘历史’并非是‘真实的历史’,而是一种叙事、文本或话语体系。因此从存在论而言,真实的历史是存在的,但不可知;从认识论而言,历史永远是谈论的才能是被认识的,我们只能通过文本或叙事来理解历史。因此产生著名的“历史主义的困境”。     他们认为传统解决“困境”的方式是“文物研究”、“存在历史主义”、“结构类型学”和“尼采式反历史主义”。但是这四种办法各有长短,都没有真正地解决了历史主义的困境。于是他们就要求修正马克思主义,以“后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来解决历史主义的困境。16 这样,在世界历史研究的文章中,后现代的“语境”一词满天飞,后现代语境下的哲学转向、文化转向、语言转向这一类词汇随处可见,好像没有“语境”和“转向”等词汇,就不是好的文章似的。     后现代主义作为西方的一种新的理论,适应西方战后形势变化的需要而出现,其中有积极和值得肯定的内容。例如对现代主义和过去的各种理论中的不合理的部分进行批判和反思等,就具有积极进步的意义。但是如果采取怀疑一切的态度,对过去的理论不问好坏,一律采取否定态度,就走了极端,就陷入了形而上学和虚无主义,就成为有害的理论。例如经济全球化并不一定就会导致政治一体化,全球化也并不就会导致主权和民族国家的消亡,这是目前许多学者的共识。因此对后现代理论,不能照搬,而应该批判地应用。中国需要引进国外的史学理论,没有借鉴,就不可能创新。但是借鉴不等于照搬,需要批判性的吸收。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洋为中用”、“去其糟粕”和“取其精华”。     加强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研究,克服思想僵化和教条主义的影响,正确理解全球史观,吸取后现代主义理论等西方史学理论中有益的东西,克服其中的消极成分,建立中国人自己的本土的科学世界史观,正确地给予学科定位,建立科学的学科体系,是当前推进世界史学科发展的主要任务。 二、現代史之分期 現代史又稱為二十世紀史,但實際上多從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開始算起。至於現代史的斷限也隨著時代的發展而延長。在我唸大學的時候,現代史多終於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幾年,即1950年。等到1977年我到美國唸研究所時,現代史已延伸到越戰(1965-75)。今年暑假我再回到美國作研究時,發現當地的現代史教材已包括蘇聯解體後的「後戈巴契夫時代」(post-Gorbachev),甚至還包括了美伊(拉克)波斯灣戰爭(1990-91)。不過一般而言,現代史的主要內容仍 集中在一次世界大戰到1960年代,以後的發展則是草草介紹。 一方面是因為授課時數有限,另一方面則是史學本身的限制。歷史研究講求史料證據與長時期的追蹤觀察,而與現代史相關的諸多檔案文件卻因未達時限而仍在封凍中,以致許多史家因「史不足證也」,不敢多言。其次,現代史中的許多事件仍在發展中,因此許多史家以「塵埃未定」為辭而持保留態度。現代史向稱難教,其原因也在此。往往一件新文件的出土、一個新案件的發生,就可能使平日的心血成為明日黃花。 至於本課程則因循慣例,即起於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之爆發,終於1990年。上下學期課程內容即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為分界點。 在這不到一百年的期間,西方史家又將之分為數個各具特色的歷史階段,不過各家分法不盡相同。傳統學院派的史家將二十世紀現代史分為:(1)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早期的史家又將這期的上限向上延伸至1871年德國的統一,或是1890年代德國開始執行「世界政策」(Weltpolitik),歐洲國家逐漸形成同盟、協約兩大體系。(2)兩戰期間,1919-39,即兩次世界大戰的中間過渡期;(3)第二次世界大戰與戰後的復興運動,1939-47;(4)冷戰到越戰結束,1948-75;(5)第三世界的挑戰到冷戰結束,1975-88。 最近又出現一頗具創意與史觀的分期法,就是《極端年代》的作者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他將二十世紀史分為三大階段:(1)大災難時代(The Age of Catastrophe, 1914-47);(2)黃金年代(The Golden Age, 1948-1973);(3)危機與動盪年代(1973年迄今)。霍布斯邦認為在大災難年代中,世人歷經了兩次大戰的浩劫、俄國大革命、歐洲霸權的轉手易人、自由民主與資本主義的重創、共產與法西斯等極權主義的荼毒、經濟與社會各方面的巨變與重整。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激進黷武的法西斯主義在共產與資本主義聯手下,慘遭失敗。從此,這個世界也被瓜分為共產與資本主義兩大陣營。這兩個陣營經過戰爭期間的短暫合作後,終於學會了井水盡量不犯河水的和平共存方式。這就是冷戰時代的開始。 冷戰時代的世人雖然一直處於戰爭的陰影下,全球各地擦槍走火的情形也一再發生,卻再也沒有全球性、毀滅性的戰爭發生。各個集團都能在相當和平的環境裡蓬勃發展,即使有新興的第三世界的挑戰,卻也無法擴及或威脅到第一、第二世界。第一世界是指在美國領導下的民主陣營,也是所謂的已開發世界,還包括一些開發中國家;第二世界是指蘇聯領導的共產世界;第三世界則是指亞非拉丁美洲等地新興的小國,或是一些開發中、未開發的地區。這就是霍布斯邦所謂的「黃金年代」。 1973年發生全球性的石油危機、經濟危機。這次的經濟危機影響層面相當的深與廣,全球各角落無一倖免。經濟危機又引爆了社會與政治危機,許多第二、第三世界的領導階層因無法化解這個危機而遭到覆滅的命運。例如1991年,蘇聯放棄共產主義並宣告解體。事實上早在此之前,中歐與東歐各地的共產政權已陸續崩潰。即使在資本主義陣營中,這次的經濟危機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也相當驚人。其中最具殺傷力的就是各國人民開始對過去的一切思想、制度、價值體系提出質疑與反叛,於是出現了各式各樣特立獨行、離經叛道的言論、藝術、行為等等現象,致使社會出現嚴重的脫序問題,至今仍無法解決。 由於現代史的一項特徵,就是研究者與學習者往往有身歷其境、當事人的經驗與感慨,因此不知道各位同學就個人的所見、所聞、甚至親身經歷,較能欣賞那一種分期法?我個人則是偏好霍布斯邦的分期法。諸位也可以在修完這門課後,重行思索這個問題,並嘗試提出自己的看法與論點。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嘗試,歷史迷人的地方也就是在這裡。它沒有固定的看法與解釋。每個人都可以依據自己的經驗、喜好、選擇、分類、邏輯、想像,再配合史實發展與史料,就可以建立具有創意的「一家之言」了。 三、現代史的特徵 從前面介紹的《極端年代》分期法中,我們已經大略可以看出二十世紀的一些特質,諸如經濟、社會、政治等各方面的變遷、歐洲強權的沒落與美國勢力的興起、世界各地互賴互動關係的與日加深,乃至地球村的形成、第三世界的興起等等。此外,再從一些史家的評語也可以看出當代世界的一些特色。例如,「焦慮年代」(Age of Anxiety)、「動力時代」(Dynamic Age)、「全球的時代」(Global Age)、「革命與危機的年代」(Period of Revolutionary Change and Crisis)、「暴力時代」(The Era of Violence)、「死亡年代」(Age of Death)等等。這些都顯示了當代史家對於現代史的失望與悲觀大於期望與樂觀。我們現在就再來回顧一下二十世紀現代史發展的一些特徵。 1)群眾勢力的勃興 從一些電影、繪畫、小說,以及歷史著作中,我們可以發現十九世紀,乃至1914年以前,大部分的地區都是皇帝、君王、貴族、教士、紳士、富商、銀行家的天下。他們過著優雅舒適的生活,他們穿著典雅、講求生活情趣。這種優逸的生活卻是建築在貧困的工人、農民的勞動剝削上。這是一個階級分明的世界,上層的君主、貴族、教士等人對於下層的勞動階級,握有生殺予奪的權力;一國之大事也決定於上層階級之手,下層人士毫無發言之權;所謂的民意也多是指紳士、商人等中上階級人士的意見。 然而這種情形到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就開始轉變了;下層階級的人數與勢力日益增加,特別是工業革命產物的勞工階級。1880年代以後,自稱代表勞工利益的社會主義勢力大興,迫使各國執政者相繼進行社會立法。第一個實行社會立法的就是德國的俾斯麥,他相繼推出保障勞工利益的疾病保險法、意外保險法與傷殘保險法。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前夕,我們不僅可以看到社會主義黨、工黨等在英、法、德、俄、奧地利等國的議會中,開始佔有不可忽視的席次與力量。在各主要城市中,勞工、婦女走上街頭的情景更是時時可見,他們先是爭取權益,後來更是要求參政權。群眾的力量在俄國大革命期間更是展露無疑,等到第一次大戰結束後,再沒有一個國家可以無視群眾的聲音,或是所謂的民意,而自行其事了,中上階級壓迫或控制勞動階級人身自由的情事,也不再被視為合法或理所當然了。在群眾勢力的影響下,平等成為社會的共識,階級特權隨之大幅縮減,社會流動的管道也頓時暢通不少。 群眾勢力的覺醒與要求知的權利,也促使本世紀文化、藝術,至科學加速通俗化、普及化。同時,在創造過程中,由於群眾的參與,加上個人品味的不一,也使得文化藝術更加多樣化與個性化。 與群眾勢力相關的就是人口的爆炸(population explosion),這是二十世紀的特徵之一。例如,1850年時,世界人口約有十億人口,到了1900年則增至16億人,其中有4億人居住在歐洲,到了1930年,世界人口又增至20億人;1947年時為23億人;1962年已達3億人;1977年更高達4億人。人口暴漲所帶來的問題,不可言喻。二十世紀現代史中的許多問題都與人口壓力有關。 2)全球一體的地球村 事實上,自古以來地球上就鮮有孤立發展的文明或國家存在,只是限於交通工具而呈區域性或洲際性的發展。例如近東、中東、地中海、北亞、歐洲、亞洲、美洲等文明區、經濟區或文化圈等。十五世紀末新航路、新大陸發現後,東西方藉海運相連,漸有「天下一家」的態勢出現。十九世紀鐵路交通的興盛,實際上對於區域性整合的幫助仍勝過全球性的整合,例如加強城鄉與國與國間的溝通。這種情形在十九世紀末的歐洲更是明顯。藉著交通工具的發達,各國間人民的交往,舉凡旅遊、經濟交易、文化交流無不頻繁。於是各國上層社會,特別是著名巴黎、倫敦、柏林、聖彼得堡等都會人士,無論穿著、言語、喜好無不類似。許多社會運動更是橫跨國界的,影響的層面也不限於一國之內。最顯著的例子就是社會主義與民族主義的散佈。1848年馬克斯發表的共產主義宣言,就是號稱團結全世界勞工階級的力量;1864-78年的第一共產國際、1889-1914年的第二共產國際的出現,均有其時代背景。又如,中歐、東歐的少數民族爭取民族獨立的運動,其影響所及的尚不只俄國、奧地利、德國而已;第一次世界大戰就因此而爆發。 另外,雖有帝國主義以強制性的方式將世界各地收羅在歐洲政治、經濟、文化的影響下,但仍多屬局部性。受到歐洲影響力最大的仍多限於各洲的沿海與沿河地區,廣大的腹地仍多能保留傳統的生活方式。 到了二十世紀,隨著空中運輸的加入,以及郵電、媒體、通訊等資訊業的發達,現在再加上電腦資訊的繁榮,全球各地往來方便、迅速與頻繁,相互間的影響力也更加緊密。任何一國的社會、經濟變化所引起的效應,都將是跨越國界,進而造成國際性、洲際性的影響力。二十世紀中的幾個大運動都是國際性,甚至是全球性,例如共產主義、納粹主義、極權政治等。同時,任何一地的風吹草動都有變成世界風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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