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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智力外流现状分析

“智力外流”，是brain drain 的中文译语，主要指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本移动，尤指具备高等教育背景的高技能人才的移民。在国内媒体更多称之为“人才外流”，在学术界则更多称之为“智力流失”或“智力外流”。“智力流失”更多强调高技能劳动力移民后给母国带来消极影响，但最新相关研究发现，诸如中国、印度等大国而言很可能并非全部消极效应，因此，更为科学的译法是“智力外流”，强调高技能移民的中性意义。
一、 智力外流现状分析
(一）中国的移民总量位居世界前列
1、中国移民存量的规模
当前中国移民历史存量创下世界之最：根据来自世界银行的最新数据，截止目前，中国的移民存量为834.36 万；据美国统计局报告，包括中国香港和澳门行政区以及台湾省在内，2009 年中国移民在美国的人口存量超越墨西哥位居第一位。可谓名副其实的移民大国。从移民规模的增长来看，近年，中国的国际移民规模快速增加。中国过去20 年的跨国移民的规模呈现快速增长，20 年间总移民量增长了82%，年均增长率维持在17%（United Nations，2009）。与1990年相比，2000 年中国的移民存量急剧增加，在世界移民输出国的排名大幅跃升。根据OECD 地区的各移民来源国的移民总人口排名，1990 年中国的移民总量并不靠前，只是在全球的前15 位移民来源国之列，但到2000 年，中国就跃升至与印度并列第5 位（世界银行，2010）。中国的总体移民规模迅速增长，但不同教育层次移民增长的速度，则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尤以高技能移民的增长最为迅速。以中国居住在经合组织发达六国（澳大利亚、德国、法国、加拿大、美国、英国）的移民为例，高技能移民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中低技能移民的增长速度；就该地区中国移民增长的比例而言，2000 年的总体移民存量比1990 年增加3.5 倍，其中高等教育移民增加6.3倍，而中（低）等教育移民的增长为2.6（1.9）倍，参见图1。就发展中国家的移民排名，中国移民总量排名第四名，前三名分别是菲律宾、印度、墨西哥。
2、中国移民流量的规模
就移民年度流量的总量而言，近年中国移民流量始终居于各移民输出国前列。2010 年各国外流移民流量排名，中国当年移民仅次于墨西哥、印度、俄罗斯，是2010年第4 移民大国，参见图2。2008 年，位居前20名的移民输出国在移民流量上占据了当年OECD 地区移民流量的一半还要多。其中，中国位居榜首，波兰、印度和墨西哥紧随其后；来自中国的移民占了当年移民流量总数的10％，而来自波兰、印度和墨西哥的移民人数还不到中国移民人数的一半。与20 世纪90 年代末出现的移民流动相比，涨幅最大的国家是哥伦比亚、中国、罗马尼亚和摩洛哥（OECD，2010）。

（二）中国的移民率位居世界末尾
1、总体移民率位居世界末尾
分析中国的总体移民率，同样需从移民的存量数据和流量数据两个方面分别分析。从移民存量数据来看，截至2010 年，中国移民率是0.6%；尽管过去20 年，中国的移民总量大幅提升，但移民率并无过快提升（World bank，2011）。2000 年，中国的总体移民率是0.22%，位居世界第182 位，倒数第14 位。就移民年度流量的移民率而言，2010年各移民输出国的外流移民率排名，中国仍然位居全球的末尾国家；与以前类似，2010 年移民率最高的10 国，都是一些小国或者岛国（World bank，2011）。
2、高技能移民率同样居于世界末尾
衡量一国智力外流的程度时，必须区分是通过绝对数量—技能移民存量来衡量，还是通过相对数量—技能移民率来衡量。显然，技能移民率的衡量方法更为科学合理。所谓技能移民率，即高技能移民与本地高技能人口的百分比。有效测量高技能移民数量的指标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移民数量。这也是现有文献中广泛使用并得到一致认可的指标（Docquier 和Marfouk，2006）。本文遵循这一做法。移民的教育层次是按照联合国国际教育标准分类（ISCE）。与总体移民率相比，中国的技能移民率要远大于总体移民率，2000 年前者是后者的18 倍。与1990 年相比，2000 年中国的高技能移民率有所提高（高技能移民率从3.17% 到3.98%），但总体变化不大。与世界其他移民输出国的技能移民率相比，总体而言，中国在全球的排名仍居末尾。如果从发展中国家的移民率排名来看，中国的技能移民率排于倒数第27 位；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印度、中国和巴西的技能移民数量占据了世界技能移民总量的大部分，但是就相对比例而言，其智力外流程度最低（根据Docquier 和Marfouk（2006）的研究表2 作者整理得到）。此外，尽管中国的技能移民率并不是很高，但中国高技能移民占中国全部移民的比例却是非常之高：就OECD地区而言，中国高技能移民占全部OECD 地区中国移民近一半的比例；在中国移民聚居更为集中的几个发达国家中，该比例更高，基本接近一半的移民都是高技能移民（根据OECD网上国际移民统计数据库作者整理得到）。

（三）中国移民的回归与比率
智力外流通常有两种方式：高技能劳动力移民去其他国家，或学生在海外留学并且学成后在海外定居。对于中国，两种智力外流都存在，但第二种更常见，中国留学生是中国高技能移民的主要来源。有很多消息称留学生不回来，给人的错觉是留学生大部分不回来。其实这是不完全正确的。
据教育部统计，2011年度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33.97万人，其中：国家公派1.28万人，单位公派1.21万人，自费留学31.48万人。2011年度各类留学回国人员总数为18.62万人，其中：国家公派0.93万人，单位公派0.77万人，自费留学16.92万人。
2011年度与2010年度的统计数据相比较，我国出国留学人数和留学回国人数均有进一步增加。出国留学人数增加5.50万人，增长了19.32%；留学回国人数增加5.13万人，增长了38.08%。
从1978年到2011年底，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224.51万人。截至2011年底，以留学身份出国，在外的留学人员有142.67万人，其中110.88万人正在国外进行相关阶段的学习和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81.84万人，有72.02%的留学人员学成后选择回国发展。可以说，我国已经出现智力回流的现象。

二、 智力外流原因
(一)人才流入国拉的因素
1.收入较高。人才外流的主要原因是他们的生活水平较低和希望外出挣更多的钱。发达国家能够恰当的评估出高素质人才在工作方面的创造力和生产能力，从而给相应合理的报酬。而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的报酬往往是根据市场上平均生产力的价格来估量的，这就造成了对高生产力人员的低估。
2.培训及时。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知识的生产处于爆炸时代,知识的老化速度加快,终身学习已成为人才之所以是人才的基本条件。人才为保持自己知识和技能的新颖性和先进性,希望能有机会适时得到培训学习。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发展中国家往往难以提供系统的终身培训学习机会,而在流入国往往可以得到希望的培训。知识更新速度快。
3.机会多,流动快。人才流入国往往具有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和人才流动机制,再加上经济比较发达,人才,尤其是高级人才具有较多的流动机会,容易寻找到能够发挥自己特长的工作,晋升机会也多。另外,研究发现定期流动有利于人员之间思想的相互交流和创造性激发,如果一个人在一个单位同一个岗位上所待时间超过四年,创造能力就会下降,因而学者们通常对工作流动很重视。
4.研究环境好。发达国家科研设备先进,资金充足,服务到位,现代知识积累厚重,这些因素已成为创造的基本前提条件。因而对高级学者而言,教学和科研条件成为影响他们去留的重要考虑因素。
5.宽松的生活环境。大多专业技术人员在繁忙工作之余,希望有一个宽松的生活环境。发达国家洁净的空气和水、宽大的房子、良好的收入、现代化的家用电器、较少的社会义务、更大的自由度,已成为很多专业技术人员向往的生活环境。

(二) 人才流出国推的因素
1、政治因素发展中国家在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与世界发达国家有一定的差距，其中发展中国家关于对待人才的态度的政策法规建立形成比较晚，这样必然在时间和效果上与其它国家有一定的差距，虽然科技人员的总量规模与许多发达国家大体相当，但很多发展中国家目前的人事劳动制度滞后于社会发展，用人机制远远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落后的人事劳动制度已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人才外流加剧，难以避免。

2感觉组织对自己的价值估计过低。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国家,人才的价值往往不能通过充分的竞争来实现,很多体制性因素在约束着人才价值的实现,使很多人才感觉组织对自己的价值估计过低,而倾向于外流。人才价值是多方面的,不能把人才外流单纯归结于人们对自己经济状况的不满,对社会相对地位和自我实现的不满足也是造成人才流失的重要的因素,尤其是专家自己对社会财富贡献的评价和他们得到的收入的差距。在个人价值不能充分实现的情况下,外移被看作是创造与个人要求和价值取向相适应的高质量生活的一种行为战略。
3.社会地位相对较低。发展中国家的人才外流不仅仅是因为发达国家收入的绝对数量较高,而且是因为在国内知识分子收入的相对下降,社会地位相对降低。在许多城市教授的工资比不上外企经理的工资,甚至低于外企白领的工资,更比不上政府官员的工资,因为他们的钱含金量较高。体制的转轨、投机、腐败暂时降低了知识分子的市场价值。
4.不透明的用人机制，使人才的社会价值难以实现。不透明和不完善的竞争使得人员在工作中配置不合理，造成对优秀人才的浪费和挤出，在论资排辈，讲人情和社会背景等潜规则下，让人才难以实现自身价值和社会价值，最终造成了人才外流。
三、智力外流影响
（一）消极影响
1、人力资本投资的浪费
人才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而人才主要是通过教育投资培养出来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成本—尤其是高度教育的成本—中的很大一部分是由国家承担的，当受过一定教育的人迁往国外的时候，国家就会损失承担的这部分人力资本透支。比如中国，据有关教育专家测算，我国培养一名大学生共需投资约为20万元人民币。以此为依据，不考虑家庭投入的抚养成本、家长付出的心血和个人求学期间的机会成本等，我国现已永久流失的至少20万科技人才，相当于我国有400亿元人民币的人力资本流向国外。
2、对教育、科研的“隐性入侵”
在我国，有两类外流形式：一部分是高级专业人才在国内完成学业或奠定基础之后，迁移到其他国家，称为外在式智力外流。[1]他们将国家的教育投资带出，从而减少了国家的福利；另一部分称为内在式智力外流，即不少科学家、技术人员、社会科学工作者、教师，热衷于发达国家良好的科研条件、优厚的科研经费，中断国内的研究和工作，赴国外合作科研。这种外流已渗透到了我国的教育体系和理论研究中，其负面影响甚至超过“外在式智力外流”。这不仅仅是因为研究成果归属发达国家，国家在引进时还需支付昂贵的技术转让费用，更重要的是造成了我国重要科研难以为继和人才断层，以及在科学研究的价值观和标准上更依赖于发达国家。
3、弱化了国家的科学技术潜力，削弱了国际竞争力
发展中国家高科技人才的流失，使某些学科、某些领域甚至失去学术带头人，不能不使发展中国家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受到冲击，降低中国的科技竞争力和国际竞争力。
(二) 积极影响
1、人才的国际流动直接带动了国家资本和资金的流动
在国外留学的人员，不仅接受了先进的知识、技术、管理、经贸等方面的教育，而且大大开阔了眼界，积累了丰富的先进工作经验，大大增加了人力资本存量。这些人员回国后，必将使其人力资本存量发挥更大的价值。
2、外流人才是我国获取国际经济、技术信息的重要渠道
当今时代，知识和信息成为经济的核心。发达国家由于经济和技术的超前，占据着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对发展中国家多采取经济和技术封锁政策。发展中国家要获取发达国家先进的经济、技术信息十分困难，而且成本非常巨大。外流人员在发达国家学习和工作，正是国家获取西方先进经济、技术信息的重要渠道和窗口。通过他们与国内的各种交流，可以获得许多难以获得的信息，以减少国家在经济、技术上重复的探索，从而跨越式地站到当今世界经济和技术的前沿，与发达国家齐头并进。　
3、对我国经济建设的积极作用
滞留海外的科技人才几乎都愿意作为发展中国家对外合作的桥梁，很多人已经为国家做了大量的工作。在经济贸易上，许多人利用在国外居留的机会帮助国内的一些公司和厂家推销产品，拓宽国际市场；有的帮助联系引进外资，在国内兴办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有的甚至作为外资公司的代表回国做生意。
四、对策
（一）改革人才使用机制，努力留住人才。
首先要树立科学的人才观，即建立科学的人才评价机制。倡导“以人为本”、“能绩本位”的人才理念，在坚持德才兼备的前提下，把能力和业绩作为人才评价的主要标准，不唯学历，不唯职称，不唯资历，不唯身份，关键是以能绩论才学。
其次，要建立科学的人才激励机制，尤其是要积极探索建立人才资本的产权激励制度：（1）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实行期权、股权激励；（2）探索建立人才资本及科研成果的有偿转移制度；（3）通过立法保障产权激励机制的正常运行，也就是用制度化的东西使给予人才的物质和精神激励成为可见的东西，这些可见的东西一方面成为人才奋斗的阶段目标，另一方面也使人才所追求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受到制度的保障而减少随意性，从而使人才奋斗的积极性得以提高。
再次，要构建良好的选人用人机制，用好现有人才。我国目前的选人用人机制基本上还停留在浅层次的吸引人才阶段，人才引进之后的工作即对现有人才的深度挖掘方面做得很不够。有些地方常常抱怨没有人才，不惜物力、财力引进人才，却对现有人才视而不见。这种舍近求远的“灯下黑”，不仅造成现有人才的闲置和浪费，还挫伤了现有人才的积极性、创造性，引发智力外流现象。
因此，人才去留的关键是用好现有人才。只有用好现有人才，人才资本才能在总体稀缺的情况下变得相对“富裕”，引人和留人工作才能达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效果。用好现有人才，则人人皆可成才。留住人才方面，要力图用感情留人、环境留人、待遇留人，但关键还是要用事业留人，即要给各类人才提供一个能够充分发挥其作用和施展才华的舞台，这才是留住人才的根本。
（二） 建立人才控制机制，减少智力外流。
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通过经济和立法的形式建立人才控制机制，是解决智力外流问题的有效措施。例如美国各州对州际移民在学费、税收等方面都进行一定的限制，并且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针对发展中国家的人才外流情况，巴格瓦蒂于上世纪60年代最早提出开征“人才外流税”，其支持者哈马达作了进一步的补充，联合国贸易发展委员会（UNCTAD）也对此予以高度重视并就此组织了多次讨论。智力流出国通过立法对外流人才进行征税，一方面可以对外流人才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智力流出国得到一定程度的补偿，将智力外流的负外部性降到最低。
为了减少智力外流，我国政府在立法进程缓慢的情况下，可采取先制定行政法规而后立法的方式，切实做好三项工作：第一，努力提供一系列制度化的优惠条件和配套措施，构筑“归巢”以吸引留学生回国创业，使“海归”军团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做出特殊贡献。第二，建立与国外教育机构的长期合作与交流制度，努力使国外教育本土化，以便使本国人民在国内就能享受到此前只有在国外才能接受的教育和培训。第三，对于高端人才的流失，要借鉴国外经验建立符合市场要求的同业禁止制度，如签订工作合同、制定重要岗位职业流动限制条款，规定数年内不得在竞争性单位从事同类工作，等等，以此保障人才安全。

智力外流并非中国特有的突出问题，事实上，这是全球一体化的必然。基于中国的智力外流现状，在全球科学统一的移民数据已初步具备的情况下，亟需冷静的理性分析和科学的实证经验研究；一味地恐惧智力外流、阻挡移民者的步伐，并不能有益于中国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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