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之辩_哈姆雷特形象的再阐释.docx

一
在莎士比亚所塑造的诸多艺术形象之中,欧美学界对之争议最大的莫过于哈姆雷特。不少批评家对哈姆雷特赞誉有加。Coleridge认为他是一个勇敢无畏的英雄人物,是理智的化身,即使是在其行动与性格的矛盾中,在为父报仇时所表现出的犹豫和拖延中,也可以让人看到一种伟大的、几乎是巨大的智力活动。Hazlitt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物,具有细腻的思想和感情,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哲学思辨者之王。Schlegel承认哈姆雷特思想和行动并不一致,但却认为他思考力和行动力的失调,正好反映了他“高尚的天性”。别林斯基确信哈姆雷特能“使所有依赖他的人得到幸福,并且促进所有善良的事物向前发展”,是一切“优美因素的集合”,即使“他在软弱时也是伟大而强有力的”。
不过,在一些批评家对哈姆雷特的形象加以肯定的同时,也有另一些批评家表示了很不相同的意见。伏尔泰是最早对哈姆雷特的形象给予负面评价的人之一。伏尔泰称戏中的哈姆雷特像个疯子,说话俗气,与其他满口“可鄙的粗语”的人“同样令人厌恶”。Samuel Johnson虽然不赞成伏尔泰对莎士比亚整个剧作所持的激烈的批评态度,但也不赞成把哈姆雷特视为英雄。在他看来,莎士比亚的特点之一就在于他从不塑造英雄人物。因而,在他的眼中,哈姆雷特只能是一个普通人,不但像常人一样有着喜怒哀乐的情绪,而且还受到各种利害冲突和彼此矛盾的强烈情绪的影响。Lamb发现哈姆雷特感伤色彩太重,胆怯、粗枝大叶、畏缩不前，显然也与英雄的形象相去甚远。Rubinstein更进一步指出,哈姆雷特过分敏感,而且缺乏信念,尽管不乏机巧与理智,却是一个不愿也不敢承担责任的人,定会使许多郁郁不得志的知识分子从其身上看到自己的侧影,并表示认同。与国外莎士比亚研究者对哈姆雷特的评价两种意见针锋相对的情况不同,中国莎学研究者对哈姆雷特的形象,却几乎是众口一词地加以肯定。这种情况,正如不少学者已指出过的那样,与前苏联的影响有关。1949年之后的很长时间里,中国大陆学术界中的主流理论和主导观点,都借鉴于苏联,都是在正统的苏式理论和观点之上发展而来的。前苏联的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尤其是阿尼克斯特,影响了众多的中国研究者。戴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阿尼克斯特宣称哈姆雷特“是一个人文主义者”,一个具有“崇高的人文主义理想”的文艺复兴时期“人民思想情感的代言人”,是致力于广泛社会改革、投身于“解放人类的光荣战斗中的一员战士”。阿尼克斯特的上述观点,通过他的《英国文学史纲》,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莎学研究者产生过巨大的影响。由于这种影响,中国莎学研究者对于“哈姆雷特是人文主义者的典型”这一论断,长期以来都坚信不疑。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开始出现的思想解放运动以及80年代末前苏联的解体,中国开始有学者对于把哈姆雷特视为人文主义者典型的传统观点表示质疑。最早的质疑是由陶冶我在1984年首先提出的。接着,陈超堂、高万隆、从丛、李玉莲、高德强等人也先后发表论文,从不同角度,对哈姆雷特是人文主义者的说法表示异议。其中一些论文,对此问题的探讨还颇为深入,不乏真知灼见。
不过,这些质疑之声,却显得较为微弱。由于在国内众多学术期刊上,论证“哈姆雷特是人文主义者”的研究者们发表的文章,在“数量上长期占上风”,因而质疑派的声音并没有引起广大研究者的注意。对此现象,李伟民2004年的一篇论文曾经作过描述和解释。该论文提出,中国50多年对哈姆雷特这一艺术形象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哈姆雷特是人文主义者”的观点,在第一个阶段中从前苏联引进,在第二个阶段中得到确立,只是在第三阶段中,才开始受到质疑。不过,由于“认识的局限和原有研究视角、观点的强大辐射力”,质疑派的声音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乃至于“在相当一批研究者中间”,对哈姆雷特这一艺术形象的认识并未得到“全面更新”。改变这种状况,已是中国莎学研究者的“共识和当务之急”。
遗憾的是,这种情况至今也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从李文发表以来的五年中,国内研究哈姆雷特的文章,涉及到否“人文主义者”这个问题的,可以查到的有40多篇。其中仅有两篇明确对此表示了否定的意见。一篇由郑汉生发表于2004年,另一篇由孔繁星发表于2008年。前者主要从哈姆雷特对人类的看法悲观和对生命的价值充满怀疑的角度,论证哈姆雷特不是一个人文主义者。后者篇幅较短(不足两页),并未对此问题深入讨论。除此之外的40多篇论文,则分别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对哈姆雷特“是人文主义者”的观点,表示了认同和肯定,乃至予以了强化。这些文章称他为“真正的人文主义者”,“典型的人文主义思想家”，说他“体现了人文主义的全部特点”,甚至认为他的延宕也是“人文主义精神的理性”影响的结果,从中看到的是“一个人文主义反思者的形象”。
即使是旨在探讨他天性中“恶的一面”的文章,也仍认为把他“定型为一个具有人文主义思想和行动的巨人,这自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以上事实表明,虽然近几年来莎学研究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把哈姆雷特视为“人文主义者的典型”的传统观点也已经受到挑战,但总起来看,认为哈姆雷特“是人文主义者的典型”的观点仍然在中国莎学研究者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尽管传统观点的持有者,有不少人已对自己原有的观点有所修正,但在研究中却仍沿袭着“20世纪80年代的主流观点,甚至是50年代的观点”。改变这种局面,更新观念,仍然像李伟民所说的那样,是哈姆雷特研究中的“当务之急”。
二
在论证哈姆雷特是否人文主义者这个问题上,此前已有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发表过一些颇有见地的意见。但有一个角度,至今似乎都没有人采取过。那就是“正义”。“正义”是柏拉图Republic一书的中心议题,是一个既古老而又新鲜的话题。它是人类社会的基本法则,是“善”的重要标志,是人类永恒的理想和追求,或者按照Johnson的说法,是一个超越时空的基本道德原则,因而它也应当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基本特点之一。在Republi中,正义被定义为“按每个人所应得的而施予他”[25]8,这意味着在对待他人时我们应遵循“适度”、“公平”或“不逾矩”的原则,即使是惩罚人也应有理有节。一旦逾了矩,率性而为,就违背了正义的原则。如果以此作为标准,依据莎翁剧本中所描述的情节来考察哈姆雷特的形象就不难发现,把哈姆雷特视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典型”这一论断是没有充分依据的。因为他对身边许多人、尤其是对他的母亲的态度,超越了理性所能认可的合理限度,破坏了正义的法则。哈姆雷特超越了理性所能认可的合理的限度,违背了“正义”的原则,清楚地反映在他对身边几个人的态度上。首先,他借英国人之手,杀死的Rosencrantz和Guiders term,是他少年时期的两个朋友。尽管这两个人接受Claudius的指令陪伴他,并负有暗中观察和监视他的任务,但他们是在哈姆雷特被认为神经发生错乱的情况下才这样做的。他们接受这项任务时,在主观上并没有任何伤害他的意图,不排除主要是出于对老朋友的健康和安全的关心。从剧中所提供的情节来看,他们既不了解Claudius的阴谋,也没有存心做过任何伤害哈姆雷特的事情。为了挫败Claudius的阴谋,摆脱他们是可以的,但杀死他们,显然就有违正义的基本精神了。Ophelia的父亲Polonius和弟弟Laertes都没有做过真正可以称得上是伤害哈姆雷特的事,可他们两人最终都死在了他的手里。尽管他们两人各自都有自己的过错,但这些错误远未达到需要用生命来加以补赎的地步。诚然,我们可以说,杀死他们并非哈姆雷特的本意,但是“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而且他们两人毕竟都是死在哈姆雷特的剑下。哈姆雷特无论如何都是难辞其咎的。对于给Ophelia所带来的不幸,哈姆雷特就更没有任何理由为自己辩护了。因为她除了对哈姆雷特怀有一片痴情之外,并没有作过别的任何错事。对Ophelia的一番真情,哈姆雷特不但没有用同样的热情给予回报,反而以故意忽视她的感情,公开嘲笑她的纯洁,无情地责骂她的人格的方式加以伤害。尽管在内心深处哈姆雷特对Ophelia是满怀深情的,尽管哈姆雷特表面的无情和残忍仅仅是出于策略的考虑,但毕竟是他的这种无情和残忍,先是使得Ophelia发疯,继而使她以一种令人悲叹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如果说哈姆雷特不分青红皂白地使五个无辜者丢掉性命的做法违背了正义的基本精神,他对自己母亲Gertrude的态度就更加明显地违背了正义的原则。这充分反映在他对Gertrude提出的十分严厉而又毫无道理的三点指控上。
哈姆雷特对Gertrude所提出的严重指控之一,就是她不忠实于自己的丈夫。这条指控并没有任何根据。在沙翁剧作的文本中,找不到任何证据可以说明王后在其丈夫生前曾作过任何对他不忠的事情。老国王的鬼魂向哈姆雷特显灵时,对Claudius勾引王后、以及王后最终同意委身于他,表示了极大地怨恨。然而,他却并没有提出王后通奸的任何证据,甚至根本就没有提出通奸的指控。剧中第三场第二幕的“戏中戏”,是哈姆雷特试图通过模拟真实场景,对新国王进行试探的一次精心安排。这场戏对王后与老国王之间的恩爱作了生动的描述,对她不愿在老国王刚刚去世就立即进入另一次婚姻的情况也有相应的表现。这些情况都表明,尽管哈姆雷特对母亲的改嫁满怀怨恨,但在她与Claudius结婚之前,哈姆雷特对她作为人妻在恪守妇道方面的表现也找不出任何可以挑剔的地方。不错,王后确实没有为死去的丈夫守节,而是嫁给了他的弟弟,成为了后者的妻子。但这件事是发生在老国王去世之后,因而不能用来作为她对丈夫曾有过不忠行为的证明。婚姻关系是两个活人之间所订立的契约,王后作为其中的一方,当然需要对它保持忠诚。但缔约的另一方一旦消失,这个契约就无法继续维持。要求一方恪守一个已经失效的契约,对已经不再存在的伙伴继续保持忠贞,并不合乎情理。由于老国王的去世,婚约存在的前提已经消失,王后对前夫的义务也随之解除。在欧洲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寡妇改嫁并非一件离经叛道的事,这与中国并不相同。事实上,即使是在封建时期的中国,寡妇改嫁也并非是社会所不能容忍的事,不能容忍的只是寡妇未正式改嫁而寻欢偷情而已。因此,王后在老国王死后改嫁他人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把它等同于对老国王的不忠而加以谴责并不公平,因而不符合正义的法则。除了指责Gertrude对丈夫不忠之外,哈姆雷特还指责她不知羞耻,丈夫刚死就迫不及待地(O’erhasty)重新嫁人。从哈姆雷特的一段独白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他对母亲改嫁所具有的激愤之情。
作为莎士比亚所塑造的一个成功艺术形象,哈姆雷特对广大读者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被这种强烈的魅力所吸引,人们往往只注意到他的正面形象所散发出的光辉,并因此而忽略耀眼的辉光后面的阴影部分。然而阴影和被阴影覆盖的部分也是一个完整艺术形象的有机组成部分。去掉这个组成部分,一个完整的艺术形象就会变得残缺不全,就会因为被简单化和平面化而失去部分艺术魅力。成功的艺术形象都是立体化的,都具有复杂性和微妙性。只有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对其进行动态把握,才能获得一个完整的印象。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为我们精心塑造的成功的艺术形象之一,它与其他成功的艺术形象一样,也是立体化的,其艺术构成中包含着各种不同的要素。除非我们对所有这些要素都能保持应有的敏感,我们很难欣赏《哈姆雷特》这样一部复杂精妙的艺术作品。除非我们能够欣赏莎士比亚艺术作品的微妙和精巧,我们将难以理解,作为一位擅长描绘复杂人性的无可争议的艺术大师,莎士比亚的伟大之处究竟体现在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