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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皇帝之死与三头政治——《新战国时代的英雄豪杰》之三

　　目次
一 始皇帝之死
二 赵高说胡亥
三 中车府令赵高
四 丞相李斯
五 赵高说李斯
六 政见人事恩怨
七 扶苏之死
八 诛灭蒙氏
九 残杀骨肉
十 来自坟墓的消息　
　　一 始皇帝之死
　　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1)年,始皇帝在第五次巡幸天下的旅途中染病,车驾行至巨鹿郡南部的沙丘宫平台(现河北省广宗县西北大平台)时,病重不起。七月丙寅这一天,皇帝预感不祥,在病榻前口授留言,制作遗诏,赐送远在北部边境监军的长子扶苏。遗诏由中车府令兼行玺符令赵高笔录制作,主要内容是“(扶苏)将所监领的军队托付与将军蒙恬,迅速赶到咸阳主持丧葬”。遗书加封后尚未送出,始皇帝驾崩,享年50岁。
　　始皇帝晚年病理心理恶化,在宫廷的核心圈子中是心照不宣的事情。始皇帝统一天下,千年伟业告成,隆重喜庆之后,似乎突然滋生了深沉的失落和不安。始皇帝的失落,是失去政治目标的失落,始皇帝的不安,是对于自然生命的不安。天下尚未统一的时候,举国上下同力,夙兴夜寐勤政,一切为了一个目的,消灭六国,统一天下。功成名就后,海内一统,剩下的都是维持巩固的余业,有秦以来,数百年进取出击的锋芒,陡然间失去了指向,亲政以来,近二十年扑身掀动的战争风云,瞬息间中止平息。第一次巡游,告祭先祖,如释重负之余,眩目人生的浓墨重彩开始退去,多年来强撑硬持的躯体开始乏力,各种病兆纷至沓来,刚刚四十出头的始皇帝,突然面临严重的病理和心理健康问题。最高权力者的健康,事关国家绝顶机密,病夫治国,疯傻当政的事情,古往今来,说不清道不尽,大多被遮掩隐瞒。四十岁以后的秦始皇,身体究竟出了什么毛病,我们已经无法知道,从他晚年自比真人,秘密行踪,四处访医求药,寄望方士,向往蓬莱仙境,渴求长生仙药来看,他的心境,已经困闭于对于死亡的恐惧,抑郁症和妄想狂的精神病兆,已经明显。对于死亡的过早恐惧,大多源起于肉体病痛的长期困扰,有人推测始皇帝有鸡胸哮喘,从他突然死于精力旺盛的巡游途中,我推想他可能有高血压和脑溢血类的疾患。
　　皇帝驾崩,过于突然,除了皇帝身边负责侍候的数名近侍宦者外,知情者只有皇帝的少子胡亥,丞相李斯和中车府令赵高三人。由於事关天下安危，丞相李斯当即作出决定,密不发丧,封锁消息,将皇帝的尸体置于通风良好的轀輬车中,由皇帝的近幸宦者驾御,定时奉献饮食,百官奏事如常,饮食的摄取,政事的处理,都由隐藏于车中的宦者秘密代行,一切完全如同皇帝在世时一样。作此安排以后,车驾迅速西行,直奔首都咸阳。

　　二 赵高说胡亥
　　十五年来,秦帝国象一辆构造精密的巨型马车,在始皇帝的一手驾御下高速奔走。始皇帝的突然去世,使这辆马车顿然失去了驾御,留下了巨大的政治权力的空白。冥冥昊天之下,不安开始浸润,人世间对于这种不安的感受,基于身在皇帝身边的远近,自有早晚和深浅。早早的三位知情者中,最感不安的是中车府令赵高,他在不安的同时,更感到一种机遇的诱惑和渴望行动的兴奋。仔细而迅速的计虑之后,他将遗诏截留下来,暂不交付使者。他开始行动,决定首先去谒见公子胡亥。
　　赵高是胡亥的老师,多年来一直教导胡亥书法和法律,很得胡亥的信任和亲近。赵高知道,要想成就大事,必须说动胡亥,根据自己与胡亥多年的交往,他对说服胡亥有自信。赵高谒见胡亥说:
“皇帝驾崩,遗诏单独赐予长子扶苏,对其他诸子完全没有提及。扶苏奉遗诏到咸阳,马上立为皇帝,贵有天下,公子同为皇子,却无尺寸之地的封赏,岂不有些过于悬殊无奈?”
　　胡亥当即答道:“父皇的作法是当然的事情。明君知悉臣下,明父知悉儿子。父皇过世,不言封赏诸子,我作为儿子没有多话的余地。”
　　赵高说:“臣下以为不然。方今皇帝已经去世,天下的权力位势,悬而未定,以臣下之见,其取舍定夺在于公子,在下高以及丞相三人手中,望公子计虑图取。”
　　胡亥回答道:“废弃长兄而立幼弟,乃是不义,不奉父皇的诏令而畏死,乃是不孝,才能浅薄而勉强因人求功,乃是不能。行不义,不孝,不能的事情,违背德行,不仅天下不服,更将带来自身的倾危,社稷国家也会断绝不继。”
　　赵高继续说道:“臣下听说商汤王,周武王杀了自己的主君夏桀王和商纣王,被天下称颂为义行,并不认为是不忠。卫国国君杀了自己的父亲,卫国臣民蒙受其恩德,孔子着录其事,不认为是不孝。大行不必拘泥于小节,大德不应谦让退避,地域不同有不同的应对,官职不同有不同的职司。所以说来,顾小忘大,必有后害,狐疑犹豫,必有后悔。决断敢行,鬼神尚且退避,行事定然可以成功,恳愿公子顺势而动。”
　　胡亥动摇了,喟然叹息道:“眼下父皇灵柩尚未启动,丧礼尚未举行,此时此刻,如何能以这样的事情去惊动丞相呢?”
　　赵高等待的就是胡亥的这句话。他知道,只要胡亥心动,事情就成了一半。在夺权的布局中,胡亥是关键居中的棋子,说动了胡亥,有了王者的棋局就可以启动。启动后的棋局之展开,在于丞相李斯的参与。到了这个时候,赵高益发感到时间和事情的紧迫。他知道,成败的关口到了,他必须说动丞相李斯。他忍不住出声喊道:“时机时机,迫在眉睫,整装出击,唯恐延误。”赵高宛若出笼的猛兽,浓浓地嗅到了猎物的生鲜气息。
　　三 中车府令赵高
　　赵高是沙丘之谋的主谋,也是未来毁灭秦帝国的主要人物。有关赵高的身世,两千年来了解甚少而曲解甚多,东汉以后,赵高被丑化为宦阉,其家族也被丑化为宦阉家族,不实的成见一直延续到今天。赵是赵国王族的姓氏,赵高的父系是赵国王室的疏族。战国时代,天下合纵连横,各国间结盟换约,相互间以王室公子作为人质。这些作为人质的公子,多是国君众多子女中不受宠爱的疏远者,被打发出质后往往长期滞留异国他乡,不少人贫穷潦倒终身,至死不得归还。赵高祖上,大概是由赵国到秦国作质子的这一类公子,在赵国无宠,在秦国无援,不得意滞留于秦,后来在秦国娶妻生子,子孙后代流落于咸阳市井当中,成为秦人与普通庶民无异。赵高有兄弟数人,都出生于隐官,在历史上留下姓名者,只有弟弟赵成,赵成后来接替赵高,作了秦帝国的郎中令,曾经参与谋杀秦二世的望夷宫政变,也是一位人物。隐官是政府设置于不引人注目处的手工作坊,用来安置刑满罪人工作。赵高的母亲,因为有罪受过刑罚,赦免后,由于身体有受刑后的残疾,不便见人,也不愿被人瞧见,就一直在隐官劳动生活。在秦代的等级身分规定中,在隐官劳动生活的人,其身分也叫隐官,用现在的话来说,相当于刑满释放人员,地位在普通庶民之下,所能占有的土地和住宅,只有普通庶民的一半。帝国法律注重公正,隐官虽然地位低下,其婚姻却不受限制,隐官子女的身分也同于普通庶民。赵高的父亲,大概是在隐官工作的下级文法官吏,通于法律,精于书法,在隐官任职时结识了赵高的母亲,组建了家庭,生下赵高兄弟。秦是注重世业的国家,子承父业,以吏为师后来成了帝国的国策。赵高成年以后能够走文法的道路出仕,成为第一流的书法家和法学家,都与父亲的职业和影响密切相关。
　　赵高生于秦昭王末年,大概是在昭王四十九(前258)年前后生于秦国首都咸阳。当时,秦国和赵国间的长平之战正进入后期,赵国首都邯郸被秦军重重围困。就在前一年,秦始皇出生于邯郸,此时正与母亲一道困处城中,惶惶不可终日。想来也是有趣,秦始皇和赵高基本上是同龄人,他们在历史上扮演了交换毁灭的角色。秦始皇的父亲是秦国的王族,他由秦入质于赵,娶赵人为妻,秦始皇出生于赵都邯郸,他后来消灭了赵国。赵高的祖上是赵国的王族,由赵入质于秦,娶秦人为妻,赵高出生于秦都咸阳,他后来毁灭了秦国。另一位同龄人刘邦,两年后出生于楚国的沛县,四十年后,他与赵高联手消灭了秦,不久又继承了秦始皇的遗业,以秦为根基创建了汉。至于另一位关系秦帝国兴亡的重要人物李斯,此时已经成年,大概二十岁左右,正在楚国作郡的小吏。这些将要推动历史的人物,尚未碰撞在一起,正默默地等待着历史的挑选。
　　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以耕战立国,以法律治国,军人,最受社会推崇,官吏,最为民人敬畏。秦国男子出世的途径,不外从军和为吏两条正道。男子十七岁成年,傅藉开始承担国家的徭役租税,或者应征参军,杀敌立功,或者入学室学习,通过选考出任官吏。学室是专门培养文法官吏的官设学校,分别设置在首都和地方各郡。学生多从文法官吏的子弟当中选拔,十七岁入学,学习三年,主要学习识字,书法和法律。学满三年以后,在所在学室参加资格考试,可以背写五千字以上者为合格,除授为史,即可以担当文法事务的小吏,也就是办事员。除授为史者,进而可以参加中央政府主持的初等选拔考试。初等选拔考试在各地举行,各郡的试卷送到送到首都咸阳,统一由少府属下的大史审阅判定。判定的结果,提拔最优,处罚最劣,成绩最优秀者被任命为出身县的令史,相当于秘书一类,直接在县令县长的手下工作,成绩最差者,其所除授的史职将被取消。三年后,出任令史者还有一次高等选拔考试,经过严格的考试和审查,选拔最优秀者一人,进入宫廷担当尚书卒史,以内廷秘书的职务,直接在秦王的左右工作。
　　由于父亲是文法官吏,也是严格要求子女的人,赵高兄弟大概从小就在父亲的督促下学习读写和法律,打下了相当扎实的文法基础。赵高从小精明强干,敏捷好学,有恒心有韧性。他在文法入仕的仕途上,大概是一帆风顺。十七岁以文法官吏子弟进入学室,成绩优秀,三年后资格考试合格,被除授为史,继而初等选拔考试合格,以最优秀者出任为令史类的文法官吏。三年后,他参加高等选拔考试,再次以第一名的成绩中选,进入秦王宫廷担当了尚书卒史,直接在秦王身边从事文秘工作。在秦国万千的文法官吏中,赵高可以说是出类拔萃的佼佼者。赵高进入宫廷以后,他的能力举动,开始直接进入秦王赢政,也就是未来的秦始皇的视野里。
　　赵高进入宫廷时, 大概在二十三岁左右,时间大概是在秦王政十二(前235)年。这一年,秦王赢政二十四岁,亲政后第五年,开始在政治上施展鸿图。秦国的官僚制度严密完整,文法官吏的升迁多由例行考核,积年累进。赵高算是有幸,他在秦宫的宦任中得到秦王赢政的直接赏识,从少府属下的诸多尚书卒史中脱颖而出,被任命为中车府令。中车府令是太仆的属下,太仆是帝国主要部省的九卿之一,负责掌管帝国的车马交通事宜,相当于交通部长,下属有各类车府官署,苑马监令。中车府令,同各类车府令一样,官秩六百石,有副官中车府丞一人,官秩三百石,所属吏员约有数十人之多。以级别而论,中车府令只算是中级官吏,不过,由于中车府令是宫中禁内的车府令,职务相当于皇帝的侍从车马班长,负责皇帝的车马管理和出行随驾,甚至亲自为皇帝驾御,职位至关紧要,非皇帝绝对信任的腹心侧近不能担当。
　　赵高出任中车府令,是秦王赢政亲自作出的选拔任命。赵高得到秦王赢政的赏识,除了其考选成绩特出而外,他进入秦宫后所展现的个人能力和才智,是主要的因素。赵高的书法,堪称第一流,尔后庞大的秦帝国中,除了丞相李斯而外,大概无人能出其右了。赵高在文字小学方面的造诣,也极为高深,秦帝国后来的文字改革,他有相当的贡献,他着有《爰历篇》六章,是秦帝国官定识字课本的一部分,也是有名的文字学着作。秦帝国是实用主义的法治国家,书法识字,是用来修习行政文书和刑律狱法的工具,赵高文字书法的精美,不过是他修习刑律狱法的准备和结果。在复杂而严格的秦帝国法制体系中,赵高堪称精通法律的专才,有家学渊源的法学名家。晚年的秦始皇将少子胡亥的教育委托于他,正是看中他文字、书法和法学造诣的精湛。
　　史书上说赵高工作勤奋,行事坚韧不拔,果断敢行,是对他出众的行政能力的概述,当然也是他受始皇帝赏识的要素之一。不过,赵高之所以能够被秦王赢政提拔为中车府令,还有赵高适合于担当该任的实在的理由。中车府令是皇帝的侍从车马班长,对于车马的驾驭管理,保卫皇帝安全的能力有极为严格的要求。根据秦代的法律规定,一般的车马驾御,至少要经过四年的训练,四年后不能良好地驾驭车马,教官受惩处罚款,本人偿服四年劳役。合格的车士,要求年龄在四十岁以下,身高在七尺五寸以上,步履矫健,能够追逐奔马,身手灵活,能够上下驰车,车技熟练,能够驾车前后左右周旋,身强力壮,能够在车上掌控旌旗,武艺高强,能够引八石强努,在驰骋中前后左右开弓。中车府,聚集的是秦帝国车御的精华,对于他们的要求,远在一般的车御车士之上,用现代的话来说,人人是车马高手,个个是大内武士。始皇帝陵出土的铜车马,以二分之一的比例,完全按照始皇帝生前的车驾写实铸造,其车御佩剑置弩,束带着冠,髭须飘逸,威武沈稳,正是中车府官属的形象。中车府令,是中车府官属的统领,帝国车御精华的顶点,完全可以想像得到,身为中车府令的赵高体魄高大强壮,骑术车技精湛, 娴熟于弓剑兵器,武艺非同寻常,是秦王宫廷中不可多得的文武双全的人材。升任中车府令,对于赵高的一生来说,意义重大。其意义不仅在于职务地位的升迁,更主要在于由此涉足秦国政治权力的核心和中枢,触摸到举足轻重之机要,如果机会适宜,可以直接影响天下政局。赵高出任中车府令时,大概在40前后,正当年华,前程锦绣灿烂。
　　不过,专制体制下的仕途,等级制度中的官场,君主之下,人人都是身不由己的棋子,更何况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正当前程看好时,赵高触犯法律,有大罪入狱,秦始皇命令大臣蒙毅审理。审理的结果,赵高被定为死罪,解除官职,剥夺出入宫中禁内的宦籍,听候行刑。由于涉及皇帝侧近,事关重大,蒙毅不敢有所掩饰,将案情及其审理结果直接呈请始皇帝定夺。始皇帝惜才不忍,念及赵高在身边多年,行事敏捷勤奋,才能特出难得,下令赦免赵高,恢复其中车府令的官职。这件事的详细情况,来龙去脉,史书没有记载。然而,由以后的历史看来,这件事对于赵高的一生,对于沙丘之谋,对于蒙氏家族的命运,甚至对于秦帝国的毁灭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关于这一点,我们将来再谈。

　　四 丞相李斯
　　赵高说动了胡亥以后,马上开始第二步行动。他清楚地知道,夺权计划的成功,必须取得丞相李斯的支持。如何说动李斯,赵高是久思深虑过的。
　　丞相李斯,是老资格的政治家和官僚,在当时的秦王朝政治中,是仅次于秦始皇的权势人物,李斯的历史,与秦帝国的历史始终相随。
　　李斯是楚国人,出生于楚国的上蔡县(今河南上蔡),并入秦帝国以来,上蔡属于陈郡。李斯大概生于楚顷襄王24(前275)年,相当于秦昭王三十二年,比秦始皇大16岁,比赵高大17岁。年轻的时候,李斯在楚国的郡府中作文法小吏,郁郁闷闷,很是有些怀才不遇。他一个人住在郡吏的宿舍里,去厕所时常常遇见老鼠偷吃粪便中的残物,每当有人或者是狗走近,老鼠们惊恐不安,纷纷逃窜,觉得可怜,更觉得悲哀。有一天,他有事去政府的粮仓,看见仓中的老鼠各个肥大白皙,住在屋檐之下,饱食终日,也不受人和狗的惊扰,境况优游自在,与厕所中的老鼠有如天壤之别。李斯是聪慧敏感的人,就在这一瞬间,他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忍不住高声感叹到:“人之贤明与不肖,如同鼠在仓中与厕中,取决于置身于不同的地位而已。” 地位决定贵贱,人生在于选择。他顿悟了,他当即决定,郁郁卑贱的生活再不能继续下去,人生必须有一个根本的改变。
　　战国是百家争鸣的时代,众多的学者先生,纷纷着书立说,争锋论辩,道家潜心于宇宙万物,追究贯通天地人世之原理大道,儒家整齐君臣父子夫妇礼义,致力于道德伦理之建立,阴阳家依据日月起伏,四季变迁而统括国家兴替,历史嬗变,墨家崇尚贤能而提倡节俭,以博爱反战的精神深入民间,法家最是深刻实用,以法、术、势规范政治和社会,一心致力于强权的建立,至于名家,既抽象于名辞与实物间的哲理,又严格于名目与实际间的差异,超脱于世,早早地进入了逻辑思辨。诸子百家,分门别类,千差万别,成就了中国历史上千年不遇的理性之觉醒。这些创新独白,学有所成的先生们,往往兴私学,集弟子,遍游天下,他们游说各国权势人物,或者自己投身政界经世致用,或者送弟子出仕干政,自己在幕后发挥智力的影响。如此世风之下,思想鼓动时代,掀起人材流动的大潮,对于有志向有能力的青年来说,从师游学,客卿出仕,成为出人头地的一条辉煌大道。
　　当时,着名的学者荀子正在楚国,他受楚国大臣,以养士着名的战国四大公子之一春申君黄歇的赏识,被任命为兰陵县(今山东仓山县)的县令,春申君死后,他废官家居兰陵,着述教学,声名远播各国。荀子是先秦诸子中最后一位大师级的人物,他的学问,集战国后期各家学派之大成,贯通了道、儒、墨、法、名辩、阴阳各家。荀子的学问，道、礼、法相通相生,着眼于当世而与时应变,最能吸引积极入世的青年,各国的青年学子,纷纷慕名而来,投奔门下。李斯早就耳闻荀子高名,经过认真考虑,他辞去郡小吏,千里迢迢,由上蔡来到兰陵,入荀子门下作了学生。
　　李斯来到荀子门下,学习的是经世致用的帝王之术,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实用政治学。数年以后,李斯完成了自己的学业,他决心学有所用,准备用自己的所学去游说执政当权者,参政出仕,博取高位禄利, 彻底地改变自己的处境和地位。此时的李斯,已经不是自比厕中鼠的郡县小吏,他有了知识和眼光,他要凭自己的能力作仓中鼠。他对当时的国际形势作了细致的分析和研究后,决定离开楚国到秦国去。他看准了秦国强大,将来的天下是秦国的天下,到秦国可以有所作为,可以建功立业。他对老师荀子说到:“弟子李斯听说过这样的话,机会来临的时候,万万不可怠慢。眼下是各国争雄的时代,游说之士主持各国政事。秦王有意吞并天下,称帝而治,这正是平民布衣纵横驰骋的时机,学者游士博取收获的机会。人处卑贱之位而不思变,正如圈养的禽兽,只能张嘴等食,不过徒有一张人脸,两腿可以直立行走而已。所以说来,卑贱是人生最大的耻辱,贫穷是人生最大的悲哀。长久处于卑贱的地位,贫穷的境地,反而讥讽富贵,厌恶禄利,以自托于无为来自我安慰和解脱,不过是无能而已,决非士人应有的情怀。我决意西去秦国,游说秦王。”
　　在荀子的众多弟子当中,最为有名的有两位。一位是李斯,另一位就是后来成为集法家之大成的学者韩非。韩非比李斯年纪稍大一些,他们同时在荀子门下学习,算是同学。不过,韩非是韩国的王族子弟,他因为口吃不善言谈,走了着书立说的路。李斯出身于下层平民,他急迫于改变自己的命运,他选择了入秦从政求仕的路。据说,李斯决定入秦以后,荀子为他未来的命运不安,曾经夜不能眠。作为老师,荀子了解弟子李斯的心情,也赏识他的能力,不过,李斯将禄利视为人生最大目的,这种极端功利的人生观,荀子以为危险不祥, 最终可能会招来不幸,所谓物极必反,道家之所忌讳也。
　　李斯入秦,大概是在庄襄王三(前246)年。庄襄王是秦始皇的父亲,他在赵国作了多年的人质,后来得到邯郸巨商吕不韦的邦助回到秦国,作了秦王。李斯来到秦国的时候,正赶上庄襄王过世。当时, 李斯大概28岁左右,新即位的秦王政还只是13岁的少年,一切政务由丞相文信侯吕不韦主持。
　　吕不韦当政的战国末年,正是豪门养士,游侠鼎盛的时代。各国权势政要,礼贤下士,王族公子,侯门竞开,皆以禄利网络人才。魏国有信陵君,楚国有春申君,赵国有平原君,齐国有孟尝君,号称四大公子,名重天下。吕不韦入秦主持政权期间,一方面继承秦国的富国强兵路线,积极对外扩张,另一方面,他羞愧于军事大国之秦国在文化方面的落后,着手文化的振兴。他比照关东四大公子,以禄位厚利招纳天下人才于门下,开始编撰《吕氏春秋》。《吕氏春秋》是百科全书性质的汇总编撰,吕不韦使门下宾客各人着录自己的所学所闻,集结各家学说,合而成为杂家的大着。吕不韦是卫国人,他多年在各国间经商,在赵国发迹,他见多识广,交游及于各国各色人等,荀子是赵国人,他周游各国,名扬天下,交游也及于各国各色人等,吕不韦与荀子之间,或许有面识交往,或许只是彼此闻名。吕不韦招纳天下学者编撰《吕氏春秋》,荀子当然是礼聘的首选,不过,此时的荀子,年事已高,他没有应聘西去再次入秦,他大概是推荐了李斯。李斯是荀子的得意门生,学问贯通古今,通达诸子百家,又是当时第一流的文学家,文字学家和书法家,一直怀有入秦施展抱负的愿望,当此时机,荀子推荐他到秦国参加《吕氏春秋》的编撰,想来是合情合理的事情。
　　不过,李斯是入世求功利的人,学以致用,参政入仕,博取高位富贵才是他的人生终极目标,学问书道,技艺文论,都只不过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入吕不韦门下,李斯得以直接面见吕不韦,积极将自己的书法、文学和政治才能显露出来。吕不韦极为赏识李斯,他把李斯推荐到秦王宫廷作了郎官,成为秦王赢政身边的文职侍从。进入宫廷的李斯,逐渐得到年轻的秦王的信赖,他的政见策画,一一被秦王采纳实行,不久,他被秦王任命为长史,成为秦王宫廷的秘书长,开始直接参与秦国政治。在以后长达三十余年的秦国政治生活中,李斯以他杰出的政治才能和机警的政治智慧,一帆风顺,步步高升。长史之后,他被任命为司法大臣的廷尉,成为政府的主要阁僚之一。在廷尉任职期间,李斯积极参与了消灭六国,统一天下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秦帝国建立以后,李斯的治国之才得到了更大的发挥,秦帝国强化和巩固统治的各项政策,几乎都出于李斯的策划。大概是在秦始皇三十(前217)年左右,李斯被始皇帝任命为左丞相,封为列侯,成为帝国政府中仅次于皇帝的权势人物。李斯有子女多人,长子李由出任秦的三川郡太守,执掌连接关中关东要地的封疆大任,其他的儿子皆娶秦的公主为媳,女儿也都嫁与秦的公子为妻。此时的李斯,可谓位极人臣,显赫荣耀之极。
　　物盛而衰,显赫荣耀之极,正是忧患滋生之时。李斯清楚,自己本是楚国的布衣平民,原本不过是卑贱的厕中鼠,入秦三十余年来,官至丞相,爵封列侯,大富大贵,岂是仓中鼠所能比况。然而,所有这一切,根基都在皇上的信任和赏识,一旦皇上的信任动摇变动,所有的荣华富贵,不过是砂石之上的建筑,随时可能崩溃。高处感寒,愈是高位愈是不安定的危机感,李斯是越来越多地感受到了。
　　李斯出任丞相后,长子李由从三川郡守任上归省回到咸阳。李斯高兴,在家设酒宴庆贺。咸阳城内,政府百官云集,丞相府邸前聚集的马车,超过一千乘。面对如此空前盛况,李斯荣耀满足之余,不禁滋生出物盛而衰,何以收场的伤感来。他对李由喟然长叹道:‘我记得先师荀卿说过,“物禁大盛。”我李斯乃是上蔡出身的布衣,居住于里巷的平民,承蒙皇上赏识,拔擢至于如此。当今天下,以人臣地位计量,没有居于老夫之上者,可谓富贵之极了。物盛则衰,未来吉凶难测,眼下好戏何以收场。”随着时间的推移,李斯的预感渐渐接近现实成真。
　　秦始皇三十五(前212)年,始皇帝游幸咸阳郊外的梁山宫,登山远眺,正好望见丞相李斯的车马行列经过,盛大华丽,十分壮观。始皇帝当即沉下脸来,颇有不以为善的表示。事后,陪同始皇帝在场的侍卫官员将消息透露给李斯,李斯惶然警惕,马上将自己的出行车马作了相应的减损。李斯的本意,是以自我约束消除始皇帝的不满,减轻高位荣华所带来的危险。殊不知始皇帝再次看到李斯的车马行列时,马上察觉到丞相车骑前后减损间的内在关联,他勃然怒道:“是谁泄漏了我的话,通报了丞相?”严厉追究之下,没有人承认。始皇帝震怒,将当时所有在场的侍卫人员全部处死。事情的结果,完全出乎李斯的意料之外,追究虽然没有及于李斯,高处不胜险,不知楼阁何时崩塌的危机感,已经是寒彻及于肌骨之间了。
　　始皇帝过世时,李斯大概已经将近七十岁了。始皇帝的突然去世,给李斯带来相当大的冲击。自己是应该先走的人,却留在了后面,来日不多的预感,使他有生命短暂的悲哀。不过,李斯毕竟是积极入世的人,实干的政治家,在他的悲哀之上,更多的是对于时局和前景的忧虑。他清楚地知道,伴随始皇帝的过世,帝国和自己的未来,都将因为新皇帝的即位而有重大的变化。皇帝制度下的臣民,个人生家性命,无不系于主子一人。一朝天子一朝臣,今日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难保明日不成阶下囚刀下鬼。
　　五 赵高说李斯
　　赵高来见李斯的时候,已经有了相当的自信。他审时度势,将眼下的权力博局分辨得彻底透彻,他权衡利害,将三人共局的得失算计得滴水不漏。始皇帝死后留下的瞬间政治真空,可以由自己、胡亥和李斯三人来抢注填补。帝国是车驾,胡亥是车主,自己是车御, 李斯是参乘,三人共局,大权在握,可以强行驱动整个帝国机器的运行。三人夺权共局,胡亥以无缘帝位的幼子入继大统,李斯以拥立皇帝的新功继任丞相,自己则可以居于皇帝和丞相,宫廷和政府之间左右政局,对于三人而言,皆是有百利而无一害。胡亥既已说动,见李斯已经有了二对一的优势,打皇子胡亥的牌,出示的是未来皇帝的威慑,自己与李斯有近二十年的往来,以李斯的为人和眼下的处境而论,不由他不听从。赵高深信,利益所在,就是人生的选择所在,自己如此,胡亥如此,李斯也是如此,自己能够说服丞相李斯。
　　寒喧之后,赵高单刀直入:“承蒙丞相所知,皇上过世前,有诏书赐送长子扶苏,速回咸阳主持丧葬,立为后嗣。诏书尚未发送,皇上驾崩,事情没有外人知道。现在,遗诏以及皇帝符玺都在胡亥手中,决定太子的事情,只在丞相与赵高的一句话而已。如何行事,望丞相计量?”
　　李斯勃然作色,惊斥道:“亡国之言,何从谈起。这种事情,不是为臣者所应当谈论的。”
　　赵高平静地说道:“在下鲁钝,惊动丞相。权且不妨换个话题,望丞相将自己与蒙恬试作衡量比较。功高劳苦能不能与蒙恬相比,谋远失少能不能与蒙恬相比,无怨于天下能不能与蒙恬相比,与扶苏关系之久长,被扶苏所信赖的厚薄,能不能与蒙恬相比?”
　　李斯有些迟疑,思量后答道:“以上五条,都比不上蒙恬。不过,此时此刻,赵君用政事的欠缺来指责老夫,不也唐突过于了吗？”
　　赵高是机敏的人,他体察出李斯心动的方向,顺势说道:“我赵高不过是内廷的勤杂而已,自从有幸以刀笔文法进入秦宫以来,管事已有二十多年。二十多年来,没有见过被罢免的丞相功臣有封赏延及第二代的,几乎都被问罪诛亡。始皇帝有二十多个儿子,都是丞相所知道的。长子扶苏刚毅而武勇,既能取信于人又能激励用人,即位以后,必定任用蒙恬为丞相,如此君臣政局之下,君侯最终不能怀列侯之印安归故里的结局,难道还不明显吗？在下高受诏教习胡亥学习法律政事,数年以来,未尝见胡亥有所过失,未尝对胡亥有不安之感。胡亥仁慈笃厚,轻财重士,明辨于心而绌纳于口,礼义周全而敬重士人,秦的诸位公子当中没有比得上他的,可以立为继嗣。望君侯计量决定。”
　　李斯惶惑不愿深谈,起身相送说:“赵君请回!我李斯奉主上之诏令,听上天之成命,计量决定,何从谈起?”赵高不动,回复说:“安可以转危,危可以转安,不能自力定安危,岂能顺天有贵圣?”
　　李斯说:“我李斯乃是上蔡闾巷之平民布衣,仰皇上恩宠,得幸被拔擢为丞相,受封为列侯,子孙后代皆位尊禄重。今主上将国家之存亡安危嘱托于臣,岂可以有所辜负?避死而求侥幸,不是忠臣之所为,苦劳而蹈危机,不是孝子之行事, 臣下人子,各守其职责而已。赵君不用多说,老夫将要得罪了。”
　　在赵高听来,李斯的话,语在双关。得罪之指向,若在赵高,则是逐客出门,断念绝意,得罪之指向,若在李斯自身,则是上轨道入计划的开始。赵高坚定地引导谈话的方向说:“听说圣人迁徙无常,顺应变化而与时俱进,察见微末则能感知根本,观测动向则能明了归终。趋时应变,乃是物事固有的本性,哪里有守成不变的道理!眼下而今,天下权柄之命运系于胡亥,胡亥之成功,又系于在下高能够通达丞相,连接内外。政权营运,从外制中谓之惑,从下制上谓之贼。由上方控制下部,由中枢控制外围,乃是执政之道。秋霜降而草花落,水摇动而万物作,末由本定,乃是必然的道理。以君侯之明鉴,难道不能及早有所查验?”
　　李斯欠身坐下,说道:“吾闻晋献公易动太子,晋国三世不得安宁,齐桓公兄弟争位,公子纠死于内乱。商纣王杀比干,囚箕子,不听劝谏,社稷倾危,国都成为丘墟。凡此三事,逆天违理,使得宗庙不得血食永祀。我李斯为人,要在顺守为臣之道,岂能干预继嗣?”赵高是佩剑行武,强壮坚忍的人,他逼近李斯说:“天下事在人为。上下合同,可以长久,中外若一,事无表里。君侯若是听臣之计,定将长有列侯之位,世世有封君之称,寿如乔松,智如孔墨。君侯若释此不从,祸患将及于子孙,足以寒心。善处世的人因祸为福, 请君侯择善决断。”
　　李斯矛盾,李斯惶惑,李斯惊恐,他无法说服自己,也无法抗拒赵高。在为臣之道和保身固宠之间,在安定国本和攫取权益之间,他始终摇晃。这时候的李斯,年过七十,已经是垂暮之年,老迈多为晚年子孙计,他垂泪叹息,“呜呼哀哉,落日黄昏,遭遇乱世,身不能随先帝去,命将何处依托哉!”仰天之下,他接受了赵高的提议。

　　六 政见人事恩怨
　　秦始皇有子女二十余人,其中儿子十五人,长子是扶苏,幼子是胡亥,另外知道名字者,尚有公子将闾兄弟三人和公子高,女儿十人,史书上曾经提到过的,有李斯的儿媳、李由等兄弟的妻子。史称扶苏为人刚毅而武勇,信任属下,既能取信于人，又能激励用人,奋发致力于政事,最为始皇帝所看重,也为朝野上下所服膺。始皇帝晚年,独裁加深,行政日渐苛酷。三十三年,焚书毁禁百家之言,三十五年,坑儒活埋诸生方士。对于焚书坑儒,公子扶苏有不同看法,他劝谏始皇帝说, “天下初定,远方的百姓尚未能安集,诸生都是诵读孔子,因循守礼的人,父上以重法严惩,儿臣恐怕天下不安,望父上明察。”晚年的秦始皇,大概是已经听不得不同意见,当即大怒,发落扶苏出京到上郡,去蒙恬所统领的北部方面军中出任监军。始皇帝晚年有一大疑政和失政,就是没有立太子,明确皇位继承人。扶苏是长子,贤明而为皇帝看重,是朝野上下公认的继承人。扶苏的离京外放,对于皇帝的继承问题和始皇帝晚年的帝国政局,不可不谓有重大的影响。
　　焚书一事,出于丞相李斯的建议。李斯是法家,他反儒反分封,对于先王之政和仁义道德都不以为然,坑儒严惩方士诸生,他当然也是推波助澜的人。扶苏反对焚书坑儒,为儒生说话,他在政治主张和政策上,自然与李斯对立起来,李斯对始皇帝身后的不安,其政治上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这里。
　　李斯与蒙恬之间,在政见上也有对立。秦统一中国以后,整个北部边境,直接邻接强大的匈奴,骑马军团南下的威胁,远至辽东,近及首都。始皇帝自视为天下唯一的君主,不能容忍对等和对抗,当他准备攻击匈奴,占领匈奴南下的进出基地－河套地区时,李斯曾经呈述不同的意见反对进兵。李斯劝谏始皇帝说,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有生活方式的根本差异,匈奴非定居无城郭,逐水草而居,如同候鸟迁徙,很难控制得了,草原骑战和城守攻坚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异。秦军轻装深入,军粮难以接济,携辎重深入,则无法机动对应,占领匈奴的地方无法常驻,捕获匈奴的军民无法役使,耗费大而收获小,不是长久之策。始皇帝没有接受李斯的意见,他任命蒙恬为大将,统领三十万大军进攻匈奴,占领了河套地区,设置了九原郡。蒙恬是进攻匈奴的主帅,北进政策的推进者。李斯与蒙恬的政见分歧,由此留下根子。
　　扶苏到上郡监军,与大将蒙恬共事,关系融洽,一体同心,蒙恬的弟弟蒙毅,受宠于始皇帝,多年以来,一直在始皇帝的身边担当枢要重职。扶苏是皇长子,皇位的第一继承人,蒙恬是帝国北部军大将,兼任首都地区的军政长官－内史,蒙毅是内廷中枢政要,始皇帝最亲信的侍从大臣,扶苏与蒙恬共事,内有蒙毅的支持,皇长子与蒙氏在政治上携手联盟,成为始皇帝之下最大的政治势力,扶苏继承皇位之布局,也由此形成。晚年的李斯,游离在扶苏与蒙氏的政治联盟之外,政见上有分歧,人事上不同线。始皇帝在位,李斯因始皇帝的信赖而偏安,一旦扶苏上台,首当其冲的政治变动,无疑就是李斯。李斯物盛而衰的危机感,有相当部分,是来源于此。赵高是久在内廷深处的人物,是习惯于在黑暗中窥探的鸱枭,他对权力极为敏感,体察得极为真切,他有自信说服李斯,正是因为他透彻地了解这种局势,也了解李斯的为人。
　　政治上的分合对立,有纲有线有怨。政见上的分歧是纲,人事上的站队是线,政见和人事之外,还有个人间的恩怨搀杂其间。李斯与扶苏和蒙恬有政见上的对立,在人事上,因为扶苏与蒙氏联盟的关系,他自然是站在了对立面。赵高是胡亥的老师,为了拥立胡亥,必须消灭扶苏,他与扶苏之间,是政治上的不能相容。赵高与蒙氏之间有嫌隙,主要是个人间的私怨。我们已经谈到过,赵高在中车府令任上时,曾经犯有大罪,交由蒙毅审理,蒙毅是奉公守法的人,不敢有所怠慢,依法判处赵高死刑,剥夺其官职,削除其出入宫内的门藉。由于事关始皇帝身边近臣,蒙毅判决后交由始皇帝复审定夺。始皇帝惜才不忍,赦免了赵高,不久,官复原职,继续担任中车府令。关于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详情细节,由于史书没有记载,已经无法知道。不过,以人情推论,判死刑,是体验了死,得赦免,是死里逃生。对于人生来说,没有比死而复生更大的刺激。这件事以后,赵高脱胎换骨,宛若再生。他从此兢兢业业,供职办事益发勤勉,他从此小心翼翼,为人处世益发谨慎,他再次取得始皇帝的信任,皇帝出行,不仅车马由他提调打点,皇帝的玺印,也由他掌管,始皇帝进而将幼子胡亥的教育,也委托给了他,可谓是看重有加。不过,这些都是表象的一面,死里逃生以后,在赵高的内心深处, 根植下了对于蒙毅及其蒙氏一族的仇恨,复仇啊复仇,成了他捡回来的生命之呼喊。对于已经死去过一次的赵高来说,他对于人世间的一切纲常伦理,生命道德已经无所顾忌,他渴求的只是权力,权力在手,可以复仇,权力在手,可以为所欲为。死里逃生以后,深层内面的赵高,是执着于权力,不惜铤而走险的亡命之徒。赵高说李斯到最后,已经摆出了鱼死网破的胁迫,年迈的李斯,由不得不听从。赵高说动了胡亥,将要说李斯之前,曾经忍不住出声喊道:“时机时机,迫在眉睫,整装出击,唯恐延误。”他之所以如此深刻地感到时间和事情的紧迫,是因为正好在这个时候,一直跟随在始皇帝身边未曾离开过的蒙毅,临时受始皇帝委托,外出祭祀尚未归来,留下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七 扶苏之死
　　赵高说动李斯以后,兴高采烈来见胡亥,他向胡亥汇报说:“臣下奉太子之明命通报丞相,丞相岂敢有不奉命之心。”胡亥大为高兴,三人政治同盟结成。
　　三人政治同盟结成以后,胡亥、赵高、李斯共谋联手,开始夺权的政治行动。夺权的首要,在于消灭最大的竞争对手扶苏,扶苏的背后有蒙氏和三十万北部秦军,事情不可力取,只能谋夺。李斯是老练的政治家,赵高是宫廷政治的高手,他们迅速销毁始皇帝赐送扶苏的书信,另外制定遗诏,以丞相李斯承受皇帝遗言的方式,立胡亥为太子,同时赐书扶苏、蒙恬,谴责赐死具文如下:“朕巡游天下,祷祀名山众神以求延年益寿。今扶苏与将军蒙恬领军数十万屯驻边疆,十余年间,不能前进,士卒多耗,无尺寸之功,反而多次上书诽谤朕之所为,因为不能回归京城为太子,日夜怨望。扶苏身为人子不孝,赐剑自裁。将军蒙恬辅佐扶苏居外,知其谋而不能匡正,为人臣不忠,赐死。属下军队,交由副将王离统领云云。”文书封口加盖皇帝玺印后,由李斯手下的亲信舍人和胡亥手下的门客共同持送上郡。
　　送走使者后,李斯和赵高宣称始皇帝继续巡游,北上视察帝国北部边防。沙丘在巨鹿郡南部(今河北省广宗县西北大平台),巡幸车马由沙丘出发,东北向进入恒山郡(现河北石家庄一带),由井陉关进入太原郡(今山西晋中一带),再由太原郡北上,经过雁门郡(今山西北部一带)进入云中郡(今内蒙呼和浩特一带),一直往九原郡(今内蒙包头一带)方向西去。当时,扶苏与蒙恬统领三十万大军防卫北疆,九原、云中、雁门以东一直到辽东，都是北部军的防区。北部军司令部设在上郡(现陕西北部榆林一带),北部军统帅蒙恬本职为内史,即首都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同时负有防卫首都地区的重任。李斯、赵高和胡亥,用温晾车密载始皇帝遗尸,瞒天下巡游千里,大体上围绕上郡环行,其用意,乃是制造皇帝出巡北疆的行动,镇抚北部军队,配合遗书的发送,威慑在上郡的扶苏和蒙恬。始皇帝死时,正直夏天,驱尸巡行,遗体腐烂发臭,于是命令车载百斤咸鱼,以扰乱尸体的臭味。死人为活人服务,独裁者死不得安宁,可怜天下秦始皇,遗尸亡魂,还要为政治服务,不也是人生的悲哀。
　　胡亥和李斯的使者抵达上郡,扶苏接旨受命,开封读始皇帝赐书落泪,入内舍准备自杀。蒙恬劝阻扶苏说:“陛下在外巡游,没有册立太子,遣派臣下统领三十万大军镇守边疆,委任公子为监军,关系到天下的安危,国本的稳定。眼下有使者携书前来,马上自杀,何以知道是真是假?望公子上书请求复核,复核无误后再自杀,为时不晚。”成败决定于一念之差,悔恨铸成于瞬间之误。对于身处高位,左右国政的人来说,瞬间的选择,往往决定历史的动向。蒙恬受始皇帝信任重托,是多年统兵在外的大将,凭借他对当前政治局势的了解,他对皇帝赐书的真伪有相当的怀疑。当年信陵君窃符救赵,杀大将晋鄙夺军权, 正是使用诈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