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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国平其他作品：
第一重要的是做人
人活在世上，除吃睡之外，不外乎做事情和与人交往，它们构成了生活的主要内容。做事情，包括为谋生需要而做的，即所谓本职业务，也包括出于兴趣、爱好、志向、野心、使命感等等而做的，即所谓事业。与人交往，包括同事、邻里、朋友关系以及一般所谓的公共关系，也包括由性和血缘所联结的爱情、婚姻、家庭等关系。这两者都是人的看得见的行为，并且都有一个是否成功的问题，而其成功与否也都是看得见的。如果你在这两方面都顺利，譬如说，一方面事业兴旺，功成名就，另一方面婚姻美满，朋友众多，就可以说你在社会上是成功的，甚至可以说你的生活是幸福的。在别人眼里，你便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幸运儿。如果相反，你在自己和别人心目中就都会是一个倒霉蛋。这么说来，做事和交人的成功似乎应该是衡量生活质量的主要标准了。
然而，在看得见的行为之外，还有一种看不见的东西，依我之见。那是比做事和交人更重要的，是人生第一重要的东西，这就是做人。当然，实际上做人并不是做事和交人之外的一个独立的行为，而是蕴涵在两者之中的，是透过做事和交人体现出来的一种总体的生活态度。
就做人与做事的关系来说，做人主要并不表现于做的什么事和做了多少事，例如是做学问还是做生意，学问或者生意做得多大，而是表现在做事的方式和态度上。一个人无论做学问还是做生意，无论做得大还是做得小。他做人都可能做得很好，也都可能做得很坏，关键就看他是怎么做事的。学界有些人很贬薄别人下海经商，而因为自己仍在做学问就摆出一副大义凛然的气势。其实呢，无论商人还是学者中都有君子，也都有小人，实在不可一概而论。有些所谓的学者，在学术上没有自己真正的追求和建树，一味赶时髦，抢风头．惟利是图，骨子里比一般商人更是一个币侩。
从一个人如何与人交往，尤能见出他的做人。这倒不在于人缘好不好，朋友多不多，各种人际关系是否和睦。人缘好可能是因为性格随和，也可能是因为做人圆滑，本身不能说明问题。在与人交往上，孔子最强调一个“信”字，我认为是对的。待人是否诚实无欺，最能反映一个人的人品是否光明磊落。一个人哪怕朋友遍天下，只要他对其中一个朋友有背信弃义的行径，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他是否真爱朋友，因为一旦他认为必要，他同样会背叛其他的朋友。“与朋友交而不信”，只能得逞一时之私欲，却是做人的大失败。
做事和交人是否顺利，包括地位、财产、名声方面的遭际，也包括爱情、婚姻、家庭方面的遭际，往往受制于外在的因素，非自己所能支配，所以不应该成为人生的主要目标。一个人当然不应该把非自己所能支配的东西当作人生的主要目标。一个人真正能支配的惟有对这一切外存遭际的态度，简言之，就是如何做人。人生在世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幸福或不幸，而是不论幸福还是不幸都保持做人的正直和尊严。我确实认为，做人比事业和爱情都更重要。不管你在名利场和情场上多么春风得意，如果你做人失败了，你的人生就在总体上失败了。最重要的不是在世人心目中占据什么位置，和谁一起过日子，而是你自已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面对苦难
人生在世，免不了要遭受苦难。所谓苦难，是指那种造成了巨大痛苦的事件和境遇。它包括个人不能抗拒的天灾人祸，例如遭遇乱世或灾荒，患危及生命的重病乃至绝症，挚爱的亲人死亡。也包括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重大挫折，例如失恋，婚姻破裂，事业失败。有些人即使在这两方面运气都好，未尝吃大苦，却也无法避免那个一切人迟早要承受的苦难——死亡。因此，如何面对苦难，便是摆在每个人面前的重大人生课题。
我们总是想，今天如此，明天也会如此，生活将照常进行下去。
然而，事实上迟早会有意外事件发生，打断我们业已习惯的生活，总有一天我们的列车会突然翻出轨道。
“天有不测风云”——不测风云乃天之本性，“人有旦夕祸福”——旦夕祸福是无所不包的人生的题中应有之义，任何人不可心存侥幸，把自己独独看作例外。
人生在世，总会遭受不同程度的苦难，世上并无绝对的幸运儿。所以，不论谁想从苦难中获得启迪，该是不愁缺乏必要的机会和材料的。世态炎凉，好运不过尔尔。那种一交好运就得意忘形的浅薄者，我很怀疑苦难能否使他们变得深刻一些。
我一向声称一个人无须历尽苦难就可以体悟人生的悲凉，现在我知道，苦难者的体悟毕竟是有着完全不同的分量的。
人生的本质决非享乐，而是苦难，是要在无情宇宙的一个小小角落里奏响生命的凯歌。
一种西方的哲学教导我们趋乐避苦。一种东方的宗教教导我们摆脱苦与乐的轮回。可是，真正热爱人生的人把痛苦和快乐一齐接受下来。
幸福的反面是灾祸，而非痛苦。痛苦中可以交织着幸福，但灾祸绝无幸福可言。另一方面，痛苦的解除未必就是幸福，也可能是无聊。可是，当我们从一个灾祸中脱身出来的时候，我们差不多是幸福的了。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其实，“大难不死”即福，何需乎后福?

苦难的价值
人们往往把苦难看作人生中纯粹消极的、应该完全否定的东西。当然，苦难不同于主动的冒险，冒险有一种挑战的快感，而我们忍受苦难总是迫不得已的。但是，作为人生的消极面的苦难，它在人生中的意义也是完全消极的吗？
苦难与幸福是相反的东西，但它们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直接和灵魂有关，并且都牵涉到对生命意义的评价。在通常情况下，我们的灵魂是沉睡着的，一旦我们感到幸福或遭到苦难时，它便醒来了。如果说幸福是灵魂的巨大愉悦，这愉悦源自对生命的美好意义的强烈感受，那么，苦难之为苦难，正在于它撼动了生命的根基，打击了人对生命意义的信心，因而使灵魂陷入了巨大痛苦。生命意义仅是灵魂的对象，对它无论是肯定还是怀疑、否定，只要是真切的，就必定是灵魂在出场。外部的事件再悲惨，如果它没有震撼灵魂，也成为一个精神事件，就称不上是苦难。一种东西能够把灵魂震醒，使之处于虽然痛苦却富有生机的紧张状态，应当说必具有某种精神价值。
无人能完全支配自己在世间的遭遇，其中充满着偶然性，因为偶然性的不同，运气分出好坏。有的人运气特别好，有的人运气特别坏，大多数人则介于其间，不太好也不太坏。谁都不愿意运气特别坏，但是，运气特别好，太容易地得到了想要的一切，是否就一定好？恐怕未必。他们得到的东西是看得见的，但也许因此失去了虽然看不见却更宝贵的东西。天下幸运儿大抵浅薄，便是证明。我所说的幸运儿与成功者是两回事。真正的成功者必定经历过苦难、挫折和逆境，决不是只靠运气好。
运气好与幸福也是两回事。一个人唯有经历过磨难，对人生有了深刻的体验，灵魂才会变得丰富，而这正是幸福的最重要源泉。如此看来，我们一生中既有运气好的时候，也有运气坏的时候，恰恰是最利于幸福的情形。现实中的幸福，应是幸运与不幸按适当比例的结合。
在设计一个完美的人生方案时，人们不妨海阔天空地遐想。可是，倘若你是一个智者，你就会知道，最美妙的好运也不该排除苦难，最耀眼的绚烂也要归于平淡。原来，完美是以不完美为材料的，圆满是必须包含缺憾的。最后你发现，上帝为每个人设计的方案无须更改，重要的是能够体悟其中的意蕴。
快感和痛感是肉体感觉，快乐和痛苦是心理现象，而幸福和苦难则仅仅属于灵魂。幸福是灵魂的叹息和歌唱，苦难是灵魂的呻吟和抗议，在两者中凸现的是对生命意义的或正或负的强烈体验。
幸福是生命意义得到实现的鲜明感觉。一个人在苦难中也可以感觉到生命意义的实现乃至最高的实现，因此苦难与幸福未必是互相排斥的。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人们在苦难中感觉到的却是生命意义的受挫。我相信，即使是这样，只要没有被苦难彻底击败，苦难仍会深化一个人对于生命意义的认识。
痛苦和欢乐是生命力的自我享受。最可悲的是生命力的乏弱，既无欢乐，也无痛苦。
多数时候，我们生活在外部世界上，忙于琐碎的日常生活，忙于工作、交际和娱乐，难得有时间想一想自己，也难得有时间想一想人生。可是，当我们遭到突如其来的灾难时，我们忙碌的身子一下子停了下来。灾难打断了我们所习惯的生活，同时也提供了一个机会，迫使我们与外界事物拉开了一个距离，回到了自己。只要我们善于利用这个机会，肯于思考，就会对人生获得一种新的眼光。一个历尽坎坷而仍然热爱人生的人，他胸中一定藏着许多从痛苦中提炼的珍宝。

阅读的价值
我这一辈子读书有三个特点，第一个是“不务正业”。意思是没有受自己专业的限制，什么书都看。大学学的是哲学系，看的多是文学书。我觉得一个人到世界上来，没人规定你必须干什么。上哲学系，完全是偶然的，没有必要受那个限制。一个人最重要还是让自己完整一点，觉得实际上像文科，文史哲真的不分家，没有界限，都是精神生活的一个部分，之间没有那么严格的界限。他什么书都看，不受专业的限制。这一点直到后来在社科院从事哲学工作，我们所对我仍然有这个评价，说周国平不务正业，什么都干。
第二个特点是“不走弯路，直奔大师”。一个人一辈子能够用来读书的时间是很有限的，你不应该把时间浪费在比较平庸的作品上面。我觉得一个人读什么样的书，其实跟自己的精神成长的关系非常大，可以说你吸取了什么样的营养，你的精神就会长成什么样的状态。古希腊有一个哲学家，他说过有人很奇怪，明明喜欢哲学，但是不去读哲学家的著作，反而去读旁边介绍哲学的著作。这就像有一个人爱上女主人，可是他怕麻烦，就向女仆求婚，这很可笑。
第三点，尽管我是读经典，但是我“不求甚解，为我所用”，这是我的第三个特点。真正要搞一个课题，必须是很认真的弄清楚它的原意是什么。但对一般的阅读来说，没有必要去死抠含义是什么，如果读的过程中不感兴趣，你可以跳过去，慢慢的，不求甚解，随着积累，有一天你就会发现你读那些书非常愉快，可以把它当闲书一样读。我想这个过程实际上也是为我所用，读书到底是为了什么，如果我们排除做学问很实际的目的，读书就是我在吸取营养，把自己丰富起来。我自己感觉，读书最愉快的是什么时候，是你突然发现“我也有这个思想”。最快乐的时候是把你本来已经有的，你却不知道的东西唤醒了。

人性
1．每一个人的长处和短处是同一枚钱币的两面，就看你把哪一面翻了出来。换一种说法，就每一个人的潜质而言，本无所谓短长，短长是运用的结果，用得好就是长处，用得不好就成了短处。
2．华滋华斯说：“孩子是大人的父亲。”我这样来论证这个命题——孩子长于天赋、好奇心、直觉，大人长于阅历、知识、理性，因为天赋是阅历的父亲，好奇心是知识的父亲，直觉是理性的父亲，所以孩子是大人的父亲。这个命题除了表明我们应该向孩子学习之外，还可做另一种解释：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他的童年状况也是他的成年状况的父亲，因此，早期的精神发育在人生中具有关键作用。
3．人是情感动物，也是理智动物，二者不可缺一。在人类一切事业中，情感都是原动力，而理智则有时是制动器，有时是执行者。或者说，情感提供原材料，理智则做出取舍，进行加工。世上决不存在单凭理智就能够成就的事业。所以，无论哪一领域的天才，都必是具有某种强烈情感的人。区别只在于，由于理智加工程度和方式的不同，对那作为原材料的情感，我们从其产品上或者容易认出，或者不容易认出罢了。
4．情感和理智是一对合作伙伴，如同一切合作伙伴一样，它们之间可能发生冲突。有几种不同情况：
其一，两者都弱，冲突也就弱，其表现是平庸。
其二，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情感强烈而理智薄弱，或理智发达而情感贫乏。在这两种情形下，冲突都不会严重，因为一方稳占支配地位。这样的人可能一事无成，也可能成为杰出的偏才。
其三，两者皆强，因而冲突异常激烈。然而，倘若深邃的理智终于能驾御磅礴的情感，从最激烈的冲突中便能产生最伟大的成就。这就是大天才的情形。
5．一个人对于人性有了足够的理解，他看人包括看自己的眼光就会变得既深刻又宽容，在这样的眼光下，一切隐私都可以还原成普遍的人性现象，一切个人经历都可以转化成心灵的财富。
6．绝大多数人的生命潜能有太多未被发现和运用。由于环境的逼迫、利益的驱使或自身的懒惰，人们往往过早地定型了，把偶然形成的一条窄缝当成了自己的生命之路，只让潜能中极小一部分从那里释放，绝大部分遭到了弃置。人们是怎样轻慢地亏待自己只有一次的生命啊。
7．不论电脑怎样升级，我只是用它来写作，它的许多功能均未被开发。我们的生命何尝不是如此？
8．骄傲与谦卑未必是反义词。有高贵的骄傲，便是面对他人的权势、财富或任何长处不卑不亢，也有高贵的谦卑，便是不因自己的权势、财富或任何长处傲视他人，它们是相通的。同样，有低贱的骄傲，便是凭借自己的权势、财富或任何长处趾高气扬，也有低贱的谦卑，便是面对他人的权势、财富或任何长处奴颜婢膝，它们也是相通的。真正的对立存在于高贵与低贱之间。
9．我听到一场辩论：挑选一个人才，人品和才智哪一个更重要？双方各执一端，而有一个论据是相同的。一方说，人品重要，因为才智是可以培养的，人品却难改变。另一方说，才智重要，因为人品是可以培养的，才智却难改变。其实，人品和才智都是可以改变的，但要有大的改变都很难。
10．也许，人是很难真正改变的，内核的东西早已形成，只是在不同的场景中呈现不同的形态，场景的变化反而证明了内核的坚固。
11．人性意义上的伟大是世界性的，必能赢得一切民族的人的尊敬。耶稣说：“先知在自己的家乡往往不受欢迎，而在家乡之外却受到尊敬。”套用他的话，我们可以说，只在自己的家乡受到推崇、而在家乡之外不受欢迎的榜样是不够格的榜样。
12．在任何专制体制下，都必定盛行严酷的道德法庭，其职责便是以道德的名义把人性当作罪恶来审判。事实上，用这样的尺度衡量，每个人都是有罪的，至少都是潜在的罪人。可是，也许正因为如此，道德审判反而更能够激起疯狂的热情。据我揣摩，人们的心理可能是这样的：一方面，自己想做而不敢做的事，竟然有人做了，于是嫉妒之情便化装成正义的愤怒猛烈喷发了，当然啦，决不能让那个得了便宜的人有好下场；另一方面，倘若自己也做了类似的事，那么，坚决向法庭认同，与罪人划清界线，就成了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反应，仿佛谴责的调门越高，自己就越是安全。因此，凡道德法庭盛行之处，人与人之间必定充满残酷的斗争，人性必定扭曲，爱必定遭到扼杀。

善良·丰富·高贵
本书收入了我自2002年8月到2006年12月所写的文章，是《守望的距离》、《各自的朝圣路》、《安静》之后我的第四个散文结集。我一向不高产，前三次结集，间隔是三年上下，这次超过了四年。四年多的文字往这里一堆，内容显得芜杂，我自己看了也惭愧。
这四年多里，含我的一个本命年，而且是岁满甲子的大本命年。有一天，我去单位，人事干部把一个崭新的退休证交给我，没有让我填任何表格、办任何手续，我欣赏这不同寻常的效率。我也欣赏我那个研究室的主任， 善良 丰富 高贵
他知道我的脾气，免去了例行的嗑瓜子、讲客套话的告别会。总之，我清清爽爽地退休了。常有人不平，说我这样的学者，精力正旺盛，不该这么早让退休。他们真是不了解国情。其实，在现行体制下，如我之辈，对学术机构里的官场规则、潜规则不感兴趣也一窍不通，单位里早已没有我什么事了，从这一点讲，我早已退休。另一方面呢，既然我一如既往地做着我喜欢做的事，从这一点讲，我又未尝退休。在我近年的生活中，退休实在是对我影响最微小的一件事。
不过，本命年到底是本命年，让我这个不曾上过法庭的人一下子遭遇了三个官司。其中一个，我当原告，赢了，但被告躲了起来，无法执行，没有尝到赢的快乐。另两个，我当被告，也赢了，人家不依不饶，都上诉，最终仍是我赢，但耗掉了许多时间和心情，也没有尝到赢的快乐。打官司费钱又累心，绝无快乐可言，只是落到了我头上，不得不承受，据说是做名人的代价。收获自然是有的。从大里说，官司分别涉及与伪书作斗争和捍卫言论自由，是尽一份社会责任。从小里说，接触了从前陌生的人和事，长了见识，比如与品行各异的律师打交道，感触良多。曾经有写一部《本命年纪事》的打算，事过境迁，现在只是把若干资料收在了本书中，留一份简单的记录。
读者会发现，与以前比，本书中批评社会现实的文字多了。部分的原因是，《新京报》约我为“时事评论”版面写专栏文章，促使我更多地关注社会上正在发生的“时事”，书中这类文章基本上缘此而写。当然，前提是我自己有话要说，尤其对于今天的教育界和学术界，因为身在此界之边缘，耳闻目睹的怪现状太多，便把心中的愤懑喊了一些出来。不过，我自己对这些文字并不满意，不认为它们能够对革除弊端起多大作用。我最喜欢做的事情，仍是静心读大师们的书，在其引领下深入思考人类精神生活的问题，从精神层面上关注今天的现实。这决不是自私，因为我相信，中国的前途最终将取决于中国人的精神状况。
通过阅读经典，我始终生活在人类伟大心灵所建造的那个世界里。这些伟大心灵使我坚定地相信，人的心灵应该是善良、丰富、高贵的。我最不能原谅今天教育界和学术界的，也正是本应以传承这些心灵品质为主要使命的领域，现在竟也不把它们当一回事。然而，不管现实多么令人失望，每次重温历史上伟大心灵的榜样，我便恢复了对未来的信心。正如歌德的诗所说：“人的榜样教我们相信神的存在。”他所说的“人的榜样”，就是指拥有善良、高贵品质的人，这样的人的存在证明了人是有神性的。在今天的时代，有一些人的灵魂已经彻底堕落，我们不能再指望他们，但是，我们必须指望善的种子会在广大的人心中培育和繁衍，这便是希望之所在。
本书的书名原是书中一篇文章的标题，我以之为全书的总题，因为这六个字是我这些年思考的一个总结，表达了我在本书出版时最想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