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知识行动”到“社会行动”——基于结构化理论的反思与批判.pdf

第34卷第5期2023年10 月【政治哲学】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Tongji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从“知识行动”到社会行动”基于结构化理论的反思与批判Vol.34 No.5Oct.2023汪斌锋（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2 0 0 2 37）摘要：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试图打破先在结构的知识陷阱，殊不知将知识引入行动的反身性建构逻辑也同样潜藏了“知识危机”。知识时代尤其如此，知识介入行动不仅呈现了知识滞后、知识弱化、知识隔离等知行困境，还呈现出知识一行动错配的情形。探究问题之源，需要对知识一行动一结构的类型进行回溯分析。作为理想化的拯救方案，知识一行动的双向奠基和行动一结构的知识挽扶都呈现了实践性展开的特征。因此，知识行动需要转向社会行动。这不是从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回归到帕森斯的结构论，而是相反，是让知识从特定的孤立化、凝固化、抽象化、形式化、绝对化的困境中“跳脱”出来，走向一种“社会中的行动”，即：让知识行动回归社会行动，让知识行动者回到社会行动中来。关键词：知识行动；结构化理论；先在结构；知识危机；社会行动中图分类号：C9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 0 9-30 6 0（2 0 2 3)0 5-0 0 7 2-10一、引言：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知识行动安东尼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是在对帕森斯以来结构功能主义范式的继承和批判中发展起来的重要社会理论，它系统梳理了社会学经典思想和当代诸多社会思潮，“是一种新的社会理论的建构”。同时，吉登斯所处的时代两大阵营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左灯右行”和“右灯左行”的奇妙场景出现在世界舞台上，面对这种现实的变化，需要理论上予以回应。无论是“交往行动论”还是“新结构主义”，都试图在回应这种社会现实，需要超越“左”与右”来看待现实发展变化。吉登斯建构结构化理论的目的之一在于从理论上回应当时世界形势发展的新动向，目的之二在于从理论上对已有的理论进行修正。其最深层次的逻辑基础在于试图克服笛卡尔以降的西方哲学社会学理论传统的主客二分思想，用结构的二重性去说明行动者与结构、主客之间的互动关系。显然，这种超越“左”与“右”、弥合兼调和的做法在理论上开辟了“第三条道路”，为现代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全球政治的走向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理论视角，并为世界政治奠定了新的意识形态基础。从理论的整体架构来看，吉登斯的理论中仍然包含了各种理论假设和思想资源。他从整体性上回应了马克思和帕森斯的方法和理论：第一，在方法论上倡导“控制的辩证法”，并且以一种矛盾对立统一的态度来判读一个社会的主体能动性和客体制约性的统一。第二，从理论的范式上认可了帕森斯结收稿日期：2 0 2 2-0 5-0 6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马克思资本观的时间异化批判思想研究”（18 BKS004）。作者简介：汪斌锋，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 o b St o n e,St r u c t u r a t i o n T h e o r y,Pa lg r a v e M a c m i lla n,2 0 0 5,p.3.Anthony Giddens,Beyond Left and Right:The Future of Radical Politics,Polity Press,1994,pp.9-10.吉登斯认为，“我们必须从概念上把这种二元论（dualism)重新构建为某种二重性（duality)，即结构的二重性，这是结构化理论的基础”。参见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猛、李康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年，第40 页。郭强：知识与行动的结构性关联：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改造性阐述，上海大学出版社，2 0 0 9年，第3页。赵旭东：结构与再生产一吉登斯的社会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 0 17 年，第53页。第5期构功能的先在性,亦即承认一种“先在结构”以及在“某种结构化上的新逆转”，从而构建出一种“自我不断结构化的存在”。从理论的内容层级上看，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个是基于整体结构性的动态调整来把握社会历史变迁的宏大理论；另一个是在个体的行动中建构其知识一行动的“结构化理论”。第一个层面离不开第二个层面的个体行动。因此，行动与结构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基础且重要的问题。正如霍姆伍德(John Holmwood)和斯图尔特(Sandy Stemart)所认为的，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在众多的行动理论中已经居于核心位置。威斯特（Malcoim Waters)更是指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不仅是行动理论传统最晚近的继承者，而且还把行动重新放回到了社会学理论阐述的主流，因而结构化理论是最佳的行动理论。然而，学界对于这一问题关注的侧重点不同，由此也形成了几种具有代表性的声音：郎友兴认为，我们对结构化理论的理解从行动开始，或者说行动对理解结构化理论具有本质性意义；赵旭东认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提供了一种解释社会的意义框架；郭强认为，最关键的应该是行动论，行动论是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核心部分，讨论结构化理论必须讨论吉登斯的行动论，理解结构化理论也必须把理解行动论作为基础甚至是全部内容。依笔者看来，行动具有直接和基础性作用，对行动的关注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行动论是结构化理论的核心，不理解行动论就无法触及结构化理论的核心。但仅关注行动或者行动论是不够的，行动和行动论的前提是“知识行动”。一方面，行动者不是“白纸一张”的行动者，行动者有其知识前提，不同知识的行动者所采取的行动会迥然不同，因此需要有知识的介入来观察行动者。另一方面，结构也不是“铁板一块”的结构，是具有“知识价值”的结构，对结构的构建本身也是对知识的重塑，其中还关乎“知识价值”。可以说，知识在行动与结构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可能的结果是问题核心链条的关键一环。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吉登斯在结构化理论中出人意料地格外关注“知识”，尤其是知识与行动的关系，并把建构这种关系看作结构化理论的核心内容。对于知识的观照，尤其是在知识一行动中对知识的把握，是结构化理论不可回避的问题。知识与其说是结构化理论的构成性要素，不如说它本身就参与了”行动，并在结构化上扮演了重要角色，“知识参与”可以说是行动和结构得以发生并最终成形的重要工具。当我们以知识一行动的视角来审视结构化时，不难发现“知识一行动一结构一知识（新）”的链条才是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完整逻辑闭环，那么自然也就可通过一种接近形而上的抽离方式来重新展示吉登斯的完整理路：一种“先在知识 与先在结构 一行动与知识参与一结构化与知识生成一新结构与汪斌锋：从知识行动”到“社会行动”73“先在结构”思想在马克思的论述中已经大量存在，马克思在批评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时曾说，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在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者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人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马克思还说道，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人民出版社，2 0 18 年，第16 页，第33页。赵旭东：结构与再生产一一吉登斯的社会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 0 17 年，第10 页；第7 1页。Jo h n H o lm w o o d,Sa n d y St e m a r t,Ea p la n a t io n a n d So c ia l T h e o r y,M a c m illa n,19 9 1,p.3.郭强：知识与行动的结构性关联：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改造性阐述，上海大学出版社，2 0 0 9年，第4页；第3页。马尔科姆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杨善华、李康等译，华夏出版社，2 0 0 0 年，第58 页。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一书中开篇就以“行动者和能动作用”来构建其结构化理论，在社会学研究新规则一书中也以行动的概念为基础展开论述，因而可以说，行动对理解其结构化理论具有本质性意义。郭强：“强强纲领”：知识行动论的知识逻辑，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 0 13年第2 期，第6 8 页。每个人都降生在一个发展前进的社会中，该社会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组织或结构形式，而且还会影响他们的个性，这是外在于他们而存在的。参见安东尼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郭忠华、潘华凌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113页。74新知识”螺旋式上升的结构化理论。在这个理论中，行动者以其知识参与而凸显出来，不仅超越了帕氏结构功能主义中“个体消失”的问题，而且打破了结构功能主义的“稳定性”，展现出一种接近于马克思的“双向对象化”的实践之维。知识贯穿于行动一结构的始终并伴随着结构化的过程，由此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先在结构”中的知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行动者如何获得有效（准确）的知识并在其介入下参与新结构的生成？新结构的生成中知识如何固化成型？这不仅关乎宏大社会发展变迁的现实问题，也关乎结构化理论中知识生产和行动者赋能的问题。因此，对“知识一行动一结构”的理解问题就需要转译成如何理解“知识生产一行动者知识介入一新结构与新知识生成”的问题。当今已然步人了知识时代，是一个“知识大爆炸”一一知识快速生产的时代。面对不断加速且眼花缭乱的知识生产，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知识以便采取知识行动？或者说，知识时代需要什么样的知识理论来支撑这个时代的发展？何种知识理论可以成为知识时代社会前行的理据？围绕理论和现实的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回溯至帕森斯的“知识陷阱”和吉登斯的努力来予以回应。二、帕森斯的“知识陷阱”与吉登斯的努力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4卷在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中，个体知识呈现出“静态”特征。其不仅未扮演促进社会进步的催化剂的角色，反而成为固化社会的稳定剂并将知识生产的前提割裂掉了。个体对知识的理解是对已有知识的理解。个体在结构中不直接参与知识生产，个体与知识之间是“割裂的”，知识作为一种“陷阱”，是作为社会结构预先“安排”好的“框”，个体被装进这个“框”内，从而产生出具有社会属性的人。社会化的进程是知识化的进程，而知识化的进程则是固化社会结构的过程。“知识陷阱”和“个体无能”是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被诉病的主要方面。为此，作为对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的批判和创新，吉登斯从“打破稳定的结构”人手，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出发，找出行动者和结构的链接并动态观察这种演化，结构化理论便应运而生。在结构化理论中，反身性（reflexivity)知识参与是行动者和结构的链接得以形成及其演化得以发生的前提条件。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实质是调和了帕森斯结构论的内在矛盾并将行动一结构化纳人其中，其结构化行动的思想凸显了吉登斯在修正以往行动论缺陷上的努力。一方面，吉登斯从行动者出发来建构解释框架，并预先认定了行动者是具有知识的行动者，由此为知识行动开启了解释通道。这为展开分析知识、行动以及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并阐释了作为知识一行动的行动者在社会结构中所呈现的结构性关联的模式。另一方面，吉登斯却不自觉地陷人了帕森斯的“知识陷阱”。知识的永恒特性是建构社会与个体，然而新知识和新结构“何以可能”的问题却不是结构化所关注的重点，因而被视为一种“既是媒介又是结果的自然而然的情景”。作为一种知识，其一定有先在的范畴。我们不能局限于在先在知识中谈论知识生产，这种知识行动的过程是一种类似于“复制”的“维模”形态，对知识的更新和社会的发展都缺乏解释力度，进而也不构成结构化的核心内容。结构化作为一种理论范式有其非常优越的宏观和动态的自主解释框架，但这种“自然而然的默认发生”不能解释“何以可能”的问题，并且它直接忽视了对不同知识行动的区分。这种情况也存在于吉登斯的另一篇著作现代性的后果中，在那里他直接“把作为一种地方知识的脱域机制视为全球化的重要前提”。但是，“植域”才是全赵旭东：结构与再生产一一吉登斯的社会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 0 17 年，第10 0 页。?Anthony Giddens,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p.52;pp.46-48.郭强：知识与行动的结构性关联：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改造性阐述，上海大学出版社，2 0 0 9年，第3页。吉登斯指出，结构的二元性是指社会系统的结构特性，它既构成系统的实践的媒介，也是其结果。参见AnthonyGiddens,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p.69。Anthony Giddens,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18.第5期球化的真正发生。从“脱域”到“植域”的过程不是想当然的问题，只有满足了一个重要的前提才能实现这种“自然而然”的结构化进程，那就是当“先在结构”是一张白纸的时候，行动者才能将自已的知识“植人”其中去建构全新的社会结构。但这种情况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极其罕见，尤其是在当今的全球化进程中则几无可能。因此，吉登斯的努力并没有回答“异质空间结构化何以可能”的问题，而是用一种在逻辑上默认的态度假设了某种极端状况的出现以论证其结构化理论。究其本质，吉登斯所代表的西方社会理论是以一种“高高在上的欧美中心主义”的态度来判定“东方必将从属于西方”。显然，问题还是问题，在逻辑上“想当然”并不能解决问题。传统知识何以在知识时代有效行动？西方知识何以能与现实国情相结合？尤其是在当今社会，我们看到大量的知识并未真正进人行动之中，甚至发生了行动与知识的割裂及错配，知识时代知识危机的不断爆发正说明了当今知识论的困境。知识与行动的割裂表现为：一方面，知识不参与行动，或者说，知识不能有效(准确)地参与行动；另一方面，行动的过程和结果不足以达成新的知识储备，也无法有效提升知识运用的能力。正如米尔斯对其时代（问题的判断，当今时代是“一个不安和冷漠的时代遍布智识上和道德上的不安”，这构成了“当代智识生活的普遍不适（malaise)”的一部分。这种“普遍的不适感”或许正是当今知识危机的显影：知识还能深度介人生活吗？知识还是行动的理据吗？行动和知识的关系在知识时代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异？首先，知识危机表现为“知识滞后”与“知识失效”。进入知识时代以来，知识与行动的割裂表现为“知识滞后”一一尽管知识大爆炸，但行动中可凭借的知识不多，呈现出了知识时代所特有的“知识无效”“知识失效”的怪异情形。“知识滞后”表现为知识生产具有时效性，知识时代对知识的更新和运用的速度都明显超过以往社会一一几千年的农业知识在农耕运用中可能没有太大变化，而几十年的工业知识就可能面临过时，尤其是知识大爆炸时代的知识可能都无法“过夜”，陈旧的知识在加速变迁的社会中表现出失能、失效、失语的奇特景象。因而，当前能看到一种被称为“知识强制表达”而现实不断超脱的“知识滞后”场景。一旦知识滞后，知识就难免演化成为行动的依附寸一一在依附行动中展开一种“马后炮”式的知识工作。其次，知识危机表现为“知识弱化”“知识隔离”。“知识弱化”表现为：随着知识时代的到来，知识不是“少了”而是“弱了”,知识在行动上的参与力下降。与之相反的是，知识生产表现为数量级上的爆炸增长，但知识范畴并没有因此扩大。知识解释力在相关议题上呈现出戏剧性的“相互对冲”，真相被海量信息遮蔽和掩埋，一种“后真相时代”下的知识无力感扑面而来。“知识隔离”一方面是由于知识分化为不同领域的专业知识并制造了学科的边界；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各自领域的知识自我强化语境，甚至是自我迷恋而产生了“知识墙”,不同知识领域的不同学科缺乏有效的交流和对话。再次，知识危机表现为“知识替代”“知识错配”。这里出现了与“知识隔离”相反的情况汪斌锋：从知识行动”到“社会行动”三、知识危机：知识和行动的割裂75一“知识这里需要区分吉登斯的另一个概念：经验的封存(sequestration of experience)。它指的是一种人的经验被隔离的状态，这是与现代社会抽象系统的发达密切相关的，人感受到的经验不是经验本身，而是一种“离人的感知很遥远的经验”，意味着个体与事件和情境的直接接触变得稀少而肤浅。参见AnthonyGiddens，M o d e r n i t y a n d Se l f-Id e n t i t y，Po l i t y Pr e s s，P.8。赵立玮：社会学的想象与想象的社会学一一帕森斯、米尔斯社会学研究进路比较论要，社会，2 0 16 年第6期，第98 页。知识时代是一个知识不断分化的时代，所谓“8 0 后”“90 后”“95后”，甚至“0 0 后”“10 后”，这些说法本身不只是“代沟”的问题，更多的是知识分界的问题，不同群体各自习得的知识和秉承的价值理念差异导致认知和行为区隔。赵旭东：结构与再生产一吉登斯的社会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 0 17 年，第17 2 页。76替代”和“知识错配”。一方面，现实世界感性材料的杂多为多元化知识的生产和理解提供了可能，从而也为知识的替代和错配提供了便利。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社会生活日益理性化的趋势，生活被打着“专业”旗帜的科技知识所占领而呈现出一种非生活化的陌生。另一方面，知识时代的知识传播主体也在不断地个体化和“去中心化”，各种似是而非的知识不断地混淆视听。这种情况多是受到了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干扰，致使唤行动者混淆了“真实的需要”与“消费的需要”。当外部知识取代或者错配日常生活领域的内在常识，以致日常生活变得陌生而无法理解时，捍卫常识才能成为知识时代的议题。总的来看，当对未进入行动的知识展开反思一一发现知识错配或是没能准确把握知识行动的领域一一抑或知识本身存在问题时，也可能是因为对行动只有表面的理解而未把握其本质意义。关于在现象学哲学领域中所反映的“被遮蔽”的真相问题，即知识流于表象的认知或者需要更换一种认知范式，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陈旧的知识范式。指导当今经济社会发展的知识范式仍停留在2 0 世纪8 0 年代及之前的理论体系当中。其既无法回应新出现的问题，也无法进行富有成效的研究。随着一大批理论家们先后离世或研究转向，对知识本身的思考后继乏人。新理论家们要么是对传统知识“言必称希腊”的落后范式“抱残守缺”，要么就是以“历史已经终结”的论断狂妄自大。在这种知识范式下，他们对非西方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进行了“陈旧知识范式的投射式研究”。而事实上，这种“隔靴搔痒”式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也一次次被发展的事实状况所驳斥。这种窘状迫使部分西方知识分子开始批判和反思自身传统的知识范式。第二，行动超前并不断加速。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不断加速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一一经济社会发生重大变革，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使得经济社会运行加快，效率不断提升，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传统的知识范式和认知范畴对当今社会的多样化加速发展呈现失语症候，以致行动的超前和知识的滞后形成鲜明对比，一种被称为“后现代性”的“碎片化”理解虽然获得了一定的市场，但随之而来的知识理解的“虚无主义”和“价值空虚”成为当下“无解”的难题。总的来看，当今社会发展遇到的诸多问题缺乏及时有效的理论回应。第三，西方知识“蓝本”在异域“水土不服”。随着全球化发展的速度进一步加快和程度加深，以西方经济社会发展为“蓝本”的知识体系面临域外经济社会发展的冲击，“抽离出来的知识”在具体场景的实践中遇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的问题（尽管吉登斯在其现代性的阐释中强调一种源于欧美地方性知识的“脱域”可能，并进一步将时空机制纳人更为一般的“脱域”中去，但事实上，“脱域”之后的“再植入”却面临着“水土不服”的问题）。尤其是东亚地区和阿拉伯世界等自身有着较为独立而完整的知识文化体系，社会生活方式也有别于欧美，这些地域对西方知识界构成了陌生的言说语境，使得知识在“移植”之后面临前所未有的“深度地方化”难题。第四，在方法论层面，信息社会的大数据思维方式和人工智能的运用，也使得传统的知识论面临方法论危机。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得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决策方式有意无意地依赖于海量数据和智能算法。传统的理论逻辑推演在大数据算法面前逐渐弱化，大数据思维方式更加注重问题的现实性和发生的实际状况。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西方知识行动论在其思维方式层面和方法论层面可能面临更为深重的危机一一数据替代知识、大数据思维方式替代理论逻辑思维方式、人工智能决策方式替代理论的推演。无论是知识论还是行动论，都需要重新审视自身的缺陷。总而言之，知识时代的知识表现出一种普遍的无力感，这种知识运用的无力感实则体现为知识力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4卷倪琳、刘雨欣、孟恭杰：“去中心化”传播时代我国大学生英雄观现状与媒介建构，中国青年研究，2 0 2 1年第12期，第6 3页。徐竹：捍卫常识：从实践知识到行动哲学的新透视，哲学研究，2 0 2 0 年第7 期，第118 页。桁林：现代性问题与身份焦虑一一探讨制度创新根源的唯物史观解读法，福建论坛，2 0 15年第7 期，第150 页。第5期的下降一一知识解释力和行动力双降。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解读不是一种类型知识的特权，几乎所有的知识都参与到解读之中,其结果一方面是解释力相互对冲，另一方面则是强制表达引发学科内知识霸权的争夺和学科外知识的平庸化、娱乐化。解释力对冲和解释力霸权必然拖累个体自主自发的行动力，行动者、旁观者和凝视者均表现出无所适从的怀疑，即普遍的对知识的不信任，知识意义的下降和知识价值的贬低成为知识时代的知识宿命。回顾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可以说整个现代社会肇始于知识对行动的定义并在行动中获得理性知识的“知一行互构”。但是，从知识危机的发生来看，吉登斯的知识一行动二重性解释在逻辑上所呈现的应然却不构成在实践中的必然，反倒是知识界将这种知识一行动有意无意地上升为一种“知识与反身性”从而忽略了“行动”的理论体系。因此，需要采取一种“还原”的态度来对知识和行动的类型再次进行分类探源，以便在源头上来弥合知识一行动的裂伤。在知识一行动的类型中，,对知识和行动之关系的观察表现为一种近似形而上的抽离，这种观察法显然不是对知识一行动的过程性和动态性的把握，而是一种近似类型学的抽象理解一一以一种接近“还原论”的视角对知识一行动的类型展开审视，旨在从源头上梳理前知识时代危机和知识时代危机之间的差别，以便对知识一行动以及后续行动一结构的生成进行可能的路向描绘。其类型大致可以分为“无知行动（或非知识行动）”“弱知识行动”“强知识行动”。第一种类型可被称为无知行动（或非知识行动）”。其行动与知识的割裂表现为两种常见样态：一是“缺乏知识凭借”的行动。例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部分学龄前儿童沉迷于手机的现象一一刷视频、玩游戏成瘾。这种未社会化或者社会化不完全的个体所采取的行动不是一种基于正常理性判断和知识凭借的行动。二是“不具备相关知识”的行动。所谓“不具备相关知识”指的是个体在行动指向的领域中不具备该领域的相关知识。例如，在涉及专业领域的行动中，也存在不少“外行指导内行”的现象。“无知行动”的生活化样态还有很多，但不构成本文讨论的主要内容，故而悬置。第二种类型可被称为“弱知识行动”。“弱知识行动”主要是知识还不足以支撑行动的开展，或者对行动指向的对象知之甚少。“弱知识行动”主要分为以下几种境况：第一种情况是“不需要具备过多的知识”，主要是日复一日熟悉场景的惯习性行动，只需要具备一般的知识便能应付。这样既能节约时间和精力，也不会产生不可控的后果，知识储备“浅尝止”即可（这种情况不是本文所需深入阐释的“弱知识行动”）。尤其是在知识大爆炸的时代，我们不可能精通所有领域，应对日常生活中的诸多琐碎之事并不需要储备太多的知识。第二种情况是“不具备专业知识采取的行动”。这种“不具备”分为两个方面，即“主观上不具备”和“客观上不可能具备”。所谓“主观上不具备”指的是行动的指向应当具备相应的知识而主观上未引起重视，忽视了应有知识的储备而贸然采取行动，导致行动偏差。“客观上不可能具备”是指面对创新领域，现实的认知条件和能力还达不到，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由现代社会的专家系统所构成的第三方知识介人的个体行动可被称为一种现代社会所特有的“不信任的信任性行动”。在吉登斯看来，生活在晚期现代性的世界中的第二个困境就是“无力感”。所谓“无力汪斌锋：从知识行动”到“社会行动”四、知行割裂的溯源：三种类型77郭强：“强强纲领”：知识行动论的知识逻辑，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 0 13年第2 期，第7 1页。赵旭东：结构与再生产一吉登斯的社会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 0 17 年，第8 7 页。这是一种被“投射信任”而采取的行动，并非真的出于信任，而是因为不得不信任，是一种基于不稳定的信任关系的行动。78感”是指个体生活在一个近乎陌生的世界。这种状态即鲍曼在流动的现代性和流动的恐惧中阐释的现代性的流变和加速流变所呈现的“液体化流动的现代性样态”、丹尼尔贝尔在风险社会中描述的不确定性状态、吉登斯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中描述的自我反身行动所呈现的错综复杂的现代性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生活场景由熟悉变得陌生，由熟知变得不可理解，甚至超出日常知识所能理解和接受的范畴。因此，生活的控制和主动权被交给了“第三方权威”，专家和专业知识由此介人 建立起吉登斯所谓的“抽象系统”,而这些中介机构和行动的机制是不为一般人所了解的，甚至是把人的生活交给了“机器”。现代计算机算法已经左右了人们的很多行为并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服务，面对陌生世界和“抽象系统”，人们似乎渐渐丧失了一种自主控制能力，人的主体性被“挪用”,呈现一种被他人占有的无力感。这种无力感的本质是“陌生世界的信任危机”，也即不得不信任一个不熟悉的世界。第三种类型可被称为“密集知识行动”，抑或是“强知识行动”。“密集知识行动”一方面需要具备行动指向领域（对象）的复杂知识储备，另一方面则又在行动过程中不断积累和产生新的知识。通过开创一个新的领域或者展开对新对象的研究，行动本身可能会奠定某些领域的开创性知识和标准。在社会领域中，这种行动则可能有助于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社会意义的生成。“强知识”也就意味着它既有参与行动的“知识门槛”,也有知识生产和知识积累的发生。它不是什么人都能采取的行动，其本质中带有一丝知识精英的自恋。例如，特定知识的产生具有“先在结构”的独特性，其先验性在于社会知识已经存在于社会的“先在结构”之中，对于先在的社会结构，行动者采取行动所凭借的知识是行动的前提。正因此，斯特尔指出，知识也是行动和行动的能力。知识不仅先于行动者的行动，还在行动中产生，在行动中修正。曼海姆甚至认为“只有实际行动本身才能产生知识”，而把知识生产放置于行动之中（之下）。例如，“机动车拍牌”和“开锁”等行动可以演化成为娴熟的专业技术知识，诸如此类的知识都被行动者的行动过程以及所处的社会结构所定义、所构建（对于“黄牛代拍”“开锁盗窃”的合法和不合法定义）。然而，这种“知识诞生于行动”的说法对于“元社会”是有用的，但对于已经成形的社会而言，从事元知识生产的空间和领域不具有普遍意义（有些地方就不合法）。对于“先在结构”的社会而言，已有的知识和经过行动者行动后更新修正的知识与“先在结构”和“正在形塑的结构”是什么关系？换言之，“双向形塑”的知识与行动对于行动者和社会结构的更新演进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这些才是知识行动者下一步需要关注的问题。将一种行动（通常是知识行动）以知识参与的方式展开时，行动本身就有了知识判断。因此，“知识为行动奠基”,行动中的合理性、合法（规)性、合目的性都是在知识的参与下进行的。也因此，知识对行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五、理想化的拯救方案第34卷“陌生世界”是指吉登斯在第一困境中所阐释的全球性与地方性深度浸染交织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个体受到了复杂信息的影响，导致行为表现出“不协调”的症状。参见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夏璐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 0 16 年，第2 2 5页。在鲍曼看来，现代性进入了类似“液体”的状态。液体的特征，简单地说，就是不像固体那般能够容易地控制和保持它们的外在形状。液体既没有固定的空间外形，也没有时间上的持久性。我们把液体的流动性和多变性联系在一起，以此来类比现代性的新特点。参见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三联书店，2 0 0 2 年，第2 页。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 0 0 4年，第2 1页。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夏璐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 0 16 年，第2 36 2 37 页。Anthony Giddens,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74.?尼科斯特尔：知识社会，殷晓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 年，第153页。郭强：知识与行动的结构性关联：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改造性阐述，上海大学出版社，2 0 0 9年，第4页。曼海姆认为，恰恰是在实际行动中，我们才能获得日益增加的专门的相关知识，而且在某些条件下它们是可以传授的。参见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论，黎鸣、李书崇译，商务印书馆，2 0 0 0 年，第16 8 页。第5期动有着基础性、前提性的作用，这也就是帕森斯和吉登斯都认可的知识效能。知识的这方面作用被教育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这类知识甚至还有可能会上升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不难发现，这一类知识行动对于维系社会结构具有重大意义，“知识参与”是一种“复刻”。事实上，知识行动不只是知识“复刻”在现实世界中，知识行动所呈现的是不断结构化的过程，这种结构化进程的发生需要作另一个层面的剖析，也即“行动也为知识奠基”。知识本身的合理性、合法（规)性也需要结合时代对其进行内蕴分析，比如知识背后的价值判断、真理与谬误、日常生活知识与专业技术知识，甚至知识所处的时空情境等等。此外，还需要对知识参与行动过程进行反思、调整一一“无数个体的知识行动不断调整、试错和形塑自身，从而发掘潜在知识或找出知识的潜在合理性、合法性因素，（这种知识)才有资格去说服政府和社会”。正如马克斯舍勒所指出的，知识不仅通过定义建构行动者的行动和结构，还解构破坏行动和结构，并且在具体知识运用过程中对自已进行反思和修正，从而建构(改变)自身所依赖的基础。在急剧转型的社会中,先在结构中的知识类型是丰富的且不断动态调整的，知识一行动的双向奠基实则是知识行动的实践性展开，这种展开表现为知识与行动的互化过程。首先，知识行动是内蕴结构的行动。行动的内在结构主要受两大方面影响：一方面，作为知识的行动，其本身在知识中潜藏了结构的维度，能称之为“知识”的东西本身蕴含了不易察觉的结构（有的也比较显见）。知识本身是有结构的，且知识内蕴结构才能成为知识。例如，知识的合法性是知识本身内蕴的一种被“法”所认可的结构。另一方面，社会结构中的行动者自身携带了一种“先在结构”。行动者不是无组织、无目的和无理性的，行动者本身潜藏着一种社会先在的结构。其次，结构也是包含知识行动的结构。一方面，社会结构自身具备强大的先在的知识架构。这种知识架构有适应其存在的，也有不适应其存在的，这种架构本身就潜藏了多维性，其多维性也为个体的复杂性、丰富性奠基。另一方面，社会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由一个个行动者所组成的社会，行动者的行动本身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所谓两者的统一过程就是社会结构不得不面对不同的目的来重塑自身的规律性过程（如恩格斯类比的“历史的平行四边形法则”）。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中，他巧妙地运用了“双向阐释”来回应知识在行动与结构、个体与社会、主观与客观之间所扮演的“二重性”角色。吉登斯的高明之处在于将知识一行动的展开定义为一种结构化的双向奠基过程。因此，需要将知识一行动置人知识一行动一结构的分析框架之中。作为一种模糊对待的策略一一双向阐释或者双重建构，它不只是知识与行动乃至知识与社会的相互定义问题。因为吉登斯既没有找到行动一结构在知识换扶下实践性展开的知识实践的有效模式，也没有给出理论回应，所以目前的行动理论是一种有缺陷的理论。其缺陷的主要表现就是在知识、行动乃至社会关系中“缺乏一条沟通的桥梁”，知识、行动、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需要来自行动论的系统观照。这也是知识一行动产生割裂以及当今社会知识发生重大理论失语危机的原因。要想扭转知识时代的知识宿命，就需要修补这种知识一行动割裂的缺陷，需要从马克思那里汲取营养，把探索的焦点转向现实存在的社会和现实存在的人。通过社会行动（social action）和社会交往互动（social interactions），知识一行动被引向一种“社会中的行动”：让知识行动回归社会行动，让知识行动者回到社会行动中来。这不是从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回归到帕森斯的结构论，而是相反，是让知识从特定的孤立化、凝固化、抽象化、形式化的绝对化和普遍性的困境中“跳脱”出来，将知识与行动进而知识与社会的关系独立放置于社会情境中进行活化研究。汪斌锋：从知识行动”到“社会行动”79郭强：知识与行动的结构性关联：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改造性阐述，上海大学出版社，2 0 0 9年，第15页；第16页。马克斯舍勒：知识社会学问题，艾彦译，译林出版社，2 0 12 年，第58 页。Nico Stehr,Volker Meja,Society&Knowledge: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Science,Transaction Publishers,1984,p.72.80可以说，社会行动包含了交往和互动，有交往互动就有群体和类型，进而就会产生社会制度（规则），从赋予行动者的意义以及其自身生产的意义到旁观者、凝视者、参与者、共情者的生活世界都是在知识换扶下建构的。“反过来说，所以知识也是由这个社会及其特有的结构所决定。”无论何种知识都脱离不了社会结构的干系（显性的和隐性的）。社会知识都是在社会行动中产生和再生的，其过程可被称为“行动一结构在知识换扶下的实践性展开”。不难发现，在知识一行动一结构的逻辑闭环中，知识是社会知识,行动是社会行动,结构是社会结构。其中，既有先在的内容，又包含了一定的建构性。因而，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场景来抽象出一种绝对化的知识一行动一结构。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属性就内置于社会性之中。因此，行动也一定是社会行动并内蕴着社会结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吉登斯在知识、行动和结构的分析中将知识的合理性乃至合法性与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理性的关系阐释为一种“结构性勾连”，这种论断极具理论想象空间。由知识奠基的社会理性想要浸染和形塑社会结构，仅凭已有的知识行动是远远不够的，因而社会行动便呼之欲出。社会行动是指，知识与行动的关联必须让知识从特定的孤立化、凝固化、抽象化、形式化的绝对化和普遍性的困境中“跳脱”出来，走向一种“社会中的行动”，让行动指向知识奠基的社会实践，让知识行动者回到社会行动中来。从西方的所谓“转向”来看，无论是“语言学转向”，还是后来所谓的“经济哲学”“政治哲学”“道德哲学”的转向，都分别集中关注、探讨了作为各种社会维度而存在的语言、经济、政治、伦理道德，亦即走向一种“社会转向”或者“转向社会”（turn to society)。社会行动的本质是一种实践导向型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如果说，传统知识论注重对现代社会的理论思维和知识积累，那么社会行动论关注的则是现代社会的行动逻辑和具体实践的行动力，它更加注重逻辑和历史的统一，正如马克思所言：“以往的哲学家都是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社会行动带着知识向前迈进一步，成为马克思意义上的“改造世界”的桥梁和关键环节。其中，知识行动通过社会的实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