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引领乡村协商民主发展的耦合机制与实践理路.pdf

年 月第 期 总第 期四川行政学院学报 ，（）作者简介：王杨，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收稿日期：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项目编号：）。【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党建引领乡村协商民主发展的耦合机制与实践理路王杨（南京理工大学，江苏南京 ）摘要：党建引领是推动乡村振兴与乡村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动力与组织保障。协商民主是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治理理念及工具，党建引领与乡村协商民主之间具有特定的耦合机制，主要表现为党建引领乡村协商民主是提升政党合法性与有效性所指、党建引领乡村协商民主符合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规定性以及乡村协商民主的发展需要党建供给结构性与行动性条件。另外，概观来说，对于基层党组织而言，党建引领乡村协商民主高质量发展可以从文化、政制、主体以及技术等四个维度进行实践拓展。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党建引领；乡村协商民主；乡村治理一、问题提出乡村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实践场域，而在乡村现代化中，治理现代化又是重要的一环。协商民主“主张公共政策必须经由公共协商的过程，在自由、平等的公民之间进行讨论、对话和争辩，在此基础上形成决定，从而让公共政策在实质上符合更多公民的利益，而不只是在表面上体现了公民的意志”。协商民主在乡村的进场可以说是应乡村治理之需而生，是对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的有效回应。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和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关键所在，推动乡村治理及乡村协商民主的发展，必然无法绕开党建引领这一理念与实践。从现有研究来看，对于党建引领乡村协商民主所进行的考察并不稀缺，整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视角：一是聚焦党建引领乡村协商民主的结构关系。这一视角侧重于关注在乡村协商民主的场域之中，党建与其他多元主体的关系网络是以何种形式缔造。“各个协商主体必须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运用合作与商量的手段，实现联合与团结，凝聚一心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乡村治理的场域中，以乡村协商民主的经典实践温岭民主恳谈会来说，发展的最大动力来自于党委的推动，参与的主体主要包括本村的村民，是政党与群众互动的一种工作方法 。多元共治是乡村治理展开的一个基本表征，站在共同利益的立场，中国共产党承担着协调各方的角色，“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为多元治理主体进行协商民主的共治搭建制度化的平台”。二是聚焦党建引领乡村协商民主的功能机制。这里所言的功能机制意指党建引领乡村协商民主的内容维度以及价值意义。第一书记是推动协商民主发展的重要力量，“驻村第一书记通过 双重嵌入 与 制度激活 两个中观机制，实现了以党内民主整合政治社会力量、推动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目标”。在推动乡村协商民主发展的过程中，党和政府并非需要“事无巨细”式介入，这一过程实际上具有治理减负的效果，“只要能够为民众提供一个规范有序、公正透明、规则合理的协商程序，通过协商民主引导村民自我管理”。此外，在极大避免多元主体利益博弈的基础上，党建引领下的乡村协商民主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特质或价值呈现即兼容性，这是对边缘或弱势群体的参与吸纳与利益兼顾，“对涉及民众切身利益的各种公共事务引导多种主体平等参与，这就为弱势群体的参与提供公共性平台”。三是聚焦党建引领乡村协商民主的实践逻辑。党建引领乡村协商民主的出场并不是一个模式，同时也不是完全的正向生长，过程中有创新、成绩，也有不足、梗阻。一项利用全国 省 名党委干部调查数据的研究表明，党政干部倾向于认为协商民主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在实践层面却呈现出“知易行难”的特征，即认知上重视行动上滞后 。“一元领导与多元社会的协调是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的关键，而开发协商，发展协商政治，是解决应对这个关键问题的最有效选择”。乡村协商民主的发展离不开强化和完善党的“一元领导”，在强化党组织在其中的主导性与引领性地位之际，“创新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对于党建引领乡村协商民主的研究，既有文献从结构关系、功能机制与实践逻辑进行了部分回应，为本研究的展开提供了积极启发。然而，现有研究在议题的设计与研究展开上呈现出零散、碎片化的特征，即对党建引领乡村协商民主这一研究对象缺乏系统的结构性、过程性分析，尤其是在党建与乡村协商民主之间关联的直接、深度分析上，存在较为明显的盲区。本研究旨在参考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对党建与乡村协商民主的互动及耦合机制进行深度挖掘，并对党建引领乡村协商民主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行动作进一步探索。四川行政学院学报 年第 期二、党建引领：理解乡村治理的一个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中领导地位的合法性与有效性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具有历史逻辑性、人民逻辑性以及现实逻辑性。在当前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路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呈现出全面、系统、整体的特征。其中，乡村中的中国共产党行动呈现是一个重要的缩影，是理解这一特征的重要切入口。为此，研究主要从历史、理论与实践三个维度来展示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乡村振兴进程中的行动逻辑。（一）历史层面中国共产党向来重视基层党组织建设，乡村党建更是重中之重，贯穿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国家建设进程之中。新中国成立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农村推行集体化，人民公社体制下，公社党委员会及下设的总支部、支部是农村工作的领导核心。“文革”时期，农村党组织建设及组织效能虽然遭受一定损耗，但依然承担着链接国家与广大农民的“中间桥梁”职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村民自治制度的试点与推广把农村治理推向新的阶段，“两委制”下的农村党组织继续发挥政治引领、组织引领、工作引领的重要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层党建工作，在强调基层党建与党的执政基础之间紧密勾连的基础上，指出“无论农村社会结构如何变化，无论各类经济社会组织如何发育成长，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地位不能动摇、战斗堡垒作用不能削弱”。党的十九大为新时代的乡村发展谋定了“乡村振兴”蓝图，并明确农村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党的二十大提出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二）理论层面在对党建与乡村治理的引领关系的研究中，“政党下乡”“政党嵌入乡村”是两个经典的理论模型。“政党下乡”是对党与乡村治理之间接榫关系的一个生动表述，分化的社会背景下，政党与乡村之间所构建的关系是对传统乡绅治理模式的现代替代，政党成为乡村治理权力框架的“中心”。中国共产党组织农民的过程是把基层党组织建设延伸到农村，使得农民政治化与国家化，在此过程中，农民、农村家庭不断接受党组织的存在和吸纳，党的政策认同以及政策转换能力不断趋于增强，农民逐渐成为改变乡村社会的主体力量。言“政党嵌入乡村”，首先要对“嵌入性”这一概念进行解读，它最早是 年由卡尔波兰尼在 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 一书中提出，主要是用来分析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强调经济的运行并不是独立的，而是嵌入到各种社会的、宗教的、文化的关系之中 。“政党嵌入乡村”正是一个分析范式，核心内涵在于政党在乡村治理中的适应性及行动调适。在政党嵌入乡村的过程中，政党与乡村社会互为补充，政党力量有效整合社会，自治力量有效治理社会，形成“嵌入式整合”。（三）实践层面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是乡村治理与乡村发展历史进程中面临的重要实践议题，党建引领党建引领乡村协商民主发展的耦合机制与实践理路乡村治理的重要载体或内容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中也有投射。在贫困治理中，治理效能的实现离不开脱贫目标的转换，转换又需要借助于一定的主体在场，且主体具有组织与链接能力。基层党组织的出场正当其时，“党建 扶贫”的结构中，基层党组织承担着国家与社会的连接角色，是贫困治理政策转换为治理行动的“转换器”，发挥引领推进的作用 ，为有效扶贫提供组织化的权威力量。乡村振兴战略是党中央根据新时代的主客观、内外形势作出的有关农村发展的重大部署，是当前推动农村各项工作的“总抓手”与核心遵循。在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与落地的进程中，基层党组织大有作为且必须有作为，要承担起“加码推动”与“赋能”乡村振兴之责。在强化自身组织力建设之外，“作为乡村社会治理核心领导力量的农村基层党组织，承担着解决制约农村和农业发展深层次矛盾、带领广大农村群众持续稳定发展增收和引导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任”。三、党建引领与乡村协商民主发展的耦合机制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协商民主是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协商民主在中国的生长有根有源，且日益成为中国政治生活的日常化展现，当下已经实现对国家与社会、决策与咨询等诸多领域的覆盖。作为基层协商民主的重要类型，近年来，各地发挥首创精神，因地制宜地开创了众多具有地域特色的乡村协商民主实践形式，包括村民议事会、村民听事会、村民论坛以及村民理事会等，为党群之间提供了行之有效的密切互动机制。无论何种形式，均可发现在乡村协商民主的运行结构、过程以及功能生产中都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或引领的存在，一言以蔽之，党建引领已经成为乡村协商民主必不可少的组成要素，二者之间存在着特定的耦合关系。（一）党建引领乡村协商民主是提升政党合法性与有效性所指“合法性有效性 分析框架是衡量政府政治输出、公共政策成效的关键性标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就以服务国家、民族、人民需要为己任，在谋求国家复兴、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征程中始终保持着政党的先进性。本研究中，对合法性与有效性的引入主要是放置于中国共产党的公共行动之中，思索在提升政党合法性与有效性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行为及绩效生产。针对乡村协商民主这一研究对象，合法性与有效性主要用来分析中国共产党以党建引领的方式介入其中的必要性、必然性以及合理性。中国共产党是使命感与责任感相叠加的政党，这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依据与优势所在。党的十九大宣告新时代的到来，新时代有着新使命与新责任，中国共产党在乡村发展中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诉求在于通过推动农业农村发展来缩小城乡差距，提升农民的幸福指数和满意度，以此增强农民对党和国家的认同。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协商民主的出场与发展是乡村治理有效的必然选择，是针对村民自治框架、村庄治理问题的系统调适，旨在回应广大农民对公共决策参与的需要。易言之，乡村协商民主是乡村治理有效、乡村振兴实现的基四川行政学院学报 年第 期本路径，而乡村振兴又是中国共产党新时代使命与责任感的体现。是故，以党建引领乡村协商民主的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提升自身合法性与有效性的必然选择。（二）党建引领乡村协商民主符合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规定性在“全能主义”政府治理理念下，“政治机构的权力可以随时地无限制地侵入和控制社会每一个阶层和每一个领域的指导思想”，这一情景下，科层制的政府体系关系成为支配社会主体的基本逻辑，社会上的集体、组织或个人自主性羸弱，积极性遭受压抑。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体制的变革为人口结构流动、社会多元化变迁、个体自主性生长提供条件，原有的治理模式不再适应，对话、回应、包容为特征的治理理念与治理方式呼之欲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基本遵循。在村民自治的框架下，乡村协商民主注重对乡村公共事务中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声音吸纳，为所有参与者提供意见陈述与论证的机会，与选举民主相比，注重与全部人群对话和对全部人群的回应与包容，有效规避了多数人群对少数人群意见的遮蔽。从这个意义上可以发现，乡村协商民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是中国共产党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乡村行动”，乡村协商民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注脚”。因此，可以得出这一结论，即党建引领乡村协商民主发展是符合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规定性，二者具有密切的话语建构与行动展开的可通约性。（三）乡村协商民主的运行需要党建供给结构性与行动性条件乡村协商民主所诉求的是为构建有机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贡献治理力量，在乡村协商民主的格局下，乡村社会是利益分歧与共识生产的动态衍变过程，利益分歧在所难免，关键是应对和处置机制。协商民主塑造下的乡村治理以追求共识和有序为目标，不掩盖、遮蔽矛盾，而是寄望于在一个有效对话、阐述与辩护的过程中探寻出一个有利于最大多数人群利益实现的公共方案。在自上而下的政治注意力集中和自下而上的行动探索相互叠加下，各地涌现出众多具有地域风格的乡村协商民主实践形式，例如，为我们所熟稔的“温岭民主恳谈会”“邓州 四议两公开”“成都村民议事会”等，这些在实践中积累了大量治理经验且不断呈现出扩散复制趋势。在“喜”之另一侧，也存在着诸多令人“忧”的内容，例如，乡村治理中发生的“个体化”与“空心化”。“个体化”之下，原有的生产生活空间无法为农民提供充足的“本体性安全感”，与此同时，农民在经济社会结构的转换中跳出旧的生存窠臼日益便捷和自主，这导致的结果就是“农民进城”和“两栖农民”，乡村治理陷入“无人参与”和“缺人参与”，尤其是青壮年人群更为缺乏。让乡村协商民主有效高效运转起来，党建引领正是应时势而生，乡村党建不仅是乡村协商民主实践生产的源头和根基，还为乡村协商民主的发展供给了“治理精英”。例如，“第一书记”正是“治理精英”的重要呈现，“第一书记”在身份建构上属于体制内精英，是党建引领乡村发展的生力军。这一群体在文化知识上具有相对占优地位，链接政治资源、社会资源的渠道更加畅通，与普通农民相比，具有全方位深度把握领会官方政策文件精神的优势，对于推动乡村协商民主健康发展、创新发展形式和纠偏具有不可替代的主体作用。党建引领乡村协商民主发展的耦合机制与实践理路四、党建引领乡村协商民主高质量发展的实践理路党建引领与乡村协商民主发展实际上是双向再生产的关系。二者的融合与一致关系意味着在推动乡村协商民主朝着高质量方向发展的努力上，要充分发挥、调适和优化党建的引领作用。同时，要遵循一个重要的认识，即党建引领的出场既有特定的政治逻辑，要与国家的意志、价值与理性相一致，也有一定的社会或底层逻辑，要与社会已有的文化、制度、主体以及技术相协调。政治逻辑与社会逻辑的有效叠加，是党建引领乡村协商民主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至于具体的实践，主要可以从文化、政制、主体与技术等四个维度来进行理解和把握。（一）文化维度：国家价值进场与地方知识在场相协调依靠微观机制，文化具有“文以化人”的效应。在党建引领乡村协商民主发展的过程中，基层党组织理应对“文化”这一治理工具予以重视，就文化之外延而言，主要涉及国家价值与地方知识两个维度。国家价值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共产党推进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所提炼的具有高度概括性的精神内涵与价值，具有国家、社会与个人层面的意义。基层党组织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此引领和更新乡村民众的思维、理念与心智。自由、民主、平等、和谐、爱国等理念与协商民主所倡导的个体参与与公共归宿具有高度的可通约性，且前者对后者具有规制意义，把这些理念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嵌入到乡村社会之中，与乡村民众建立起密切的接榫关系，此举有利于为协商民主在乡村社会的落地供给文化维度的合法性。地方知识上，相对于城市，传统文化、非正式文化在乡村社会的约束力更加显性，乡村社会中，地缘、血缘、关系等因素对乡村治理的规制或诱致效应都十分常见。关于这一点，杜赞奇所言的“权力的文化网络”是一项具有实证考量的经典理论范式。是故，基层党组织在推动乡村协商民主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把国家政治意志、协商民主的价值输送和嵌入到乡村社会之中，另一方面，要考虑和尊重乡村社会本土的习惯以及社会资源。（二）政制维度：优化乡村协商民主发展的相关制度体系混乱与秩序是人类政治生活形态的两种状况，追求秩序、避免混乱是治理者孜孜以求的目标。制度体系通过为行为主体圈定特定的行动结构和设置行动边界，以此来推动其按照一定的规则、范围来展开行动，进而通往有秩序的局面。因此，为实现党建引领乡村协商民主的有序发展，基层党组织理应对相关制度体系进行优化或更新，以保持二者发展的联动与适应性。就当下乡村协商民主的发展而言，基层党组织应该发力的制度体系主要包括协商前、协商中以及协商后三个阶段，并重点从以下方面进行突破。协商前就是乡村协商民主开展前的准备，要建立常态化的准备规范和制度体系，对所要协商的事务进行清晰界定与布告，采取综合手段把所涉利益内容及主体及时全面公之于众，避免民意失落现象。协商中，要建立相应监督制度体系，监督主持者的角色运行，无论是基层干部、党员还是普通民众出任，都要避免其带着价值偏好介入其中。此外，还要力求规避“反复协商”“低效协商”的局面，乡村协商民主的开展需要损四川行政学院学报 年第 期耗一定的成本，是故，基层党组织可以建立一些配套的制度体系来提升协商效率，例如，个别协商制度、投票与协商结合制度等。协商后，要注意的是协商结果的执行、跟踪与反馈制度体系的完善。乡村协商民主的价值生产在于“落地生根”，而非“一纸具文”，基层党组织对协商结果执行的跟踪、问责与纠偏理应予以“加码”，执行反馈纠偏（褒奖）再执行（结束）的协商结果的闭环落地程序可予以遵循。（三）主体维度：盘活内部存量与设法做外部增量相并举现代化带来社会结构的嬗变与调适，中国式现代化在城乡的呈现是有所分殊的。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改革为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提供了动力和机会，农民从集体化的生产生活模式中走出来，个体的人生趋于由自我进行书写，个体的自我依存度前所未有。这一过程带来大量的政策红利，包括农民收入递增、乡村生产生活空间更新、农转非享受市民待遇等，同时也带来一些意料之内的治理梗阻，例如，农民在由乡入城的过程中，大量乡村治理的主体流失，尤其是青壮年。乡村人口的外流使得协商民主在运转时面临一个尴尬的处境，即“缺人协商”。因此，挖掘、培育以及吸纳有效的主体力量参与到乡村协商民主的运行之中，是基层党组织不得不思量的一个议题。对此，可以考虑从两个方向入手，即盘活内部存量与设法做外部增量相并举。内部存量上，乡村中的退休村干部、退休教师以及其他身份属性上具有乡贤特征的本地人群在德行、威信、知识上具有相对占优地位，把他们吸纳到协商民主的运作中，注定会增添乡村协商民主程序与结果的公信力。外部增量上，基层党组织应充分借力国家政策福祉，把一些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精干的青年人才引入到协商民主的相关平台或机制中，包括“第一书记”、大学生村官、大学生志愿者等。实然，在内外力量的合力之下，本土内生与外部派生的相互叠加，无疑会显著补充和提升乡村协商民主运转中的主体力量。（四）技术维度：引入技术治理赋能乡村协商民主发展通过对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社会学分析，渠敬东、周飞舟、应星等人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即改革前的总体性支配权力为一种技术化的治理权力所替代，呈现出“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这一转换逻辑。这里所言的技术治理，其中“技术”的理解主要可以分解为两个理路，即理念层面与工具层面，前者主要意指一种公共治理的思维、方式或圭臬，后者往往强调的是纯粹的技术进步，二者具有相互叠加的要素。近年来，技术治理在乡村社会发展中被频繁提及并日益受到高层重视，年 月党中央发布的 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 则是较为直观的体现，“数字乡村”建设与技术治理之间无疑具有千丝万缕的勾连。对于党建引领乡村协商民主的发展而言，技术治理的价值可以投射在多个面向，例如，开放空间会议技术与数字协商民主。“开放空间会议是一种基于自由、平等、开放为理念的会议模式，它是一种技术，不是一种自然技术而是一种社会技术，不是一种硬技术而是一种软技术，更重要的是一种社会治理机制。”在召开乡村协商民主相关会议的过程中，基层党组织吸纳开放空间会议的技术安排显然是合乎理性的选择。数字协商民主的出场是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发展为背景，同时也是对乡村社会民众生产生活的空间移动性的适应。乡村社会中，“新式农民”“两栖农民”等群体的出党建引领乡村协商民主发展的耦合机制与实践理路现以及少量行动不便人群对于公共事务亦有参与的期待，基层党组织把乡村协商民主的平台从“线下”搬到“线上”，创设数字协商空间，势必会有利于保障和回应这部分人群的公共参与权利。五、结语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各级党组织要履行党章赋予的各项职责，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好，把各领域广大群众组织凝聚好。协商民主以“求同存异”为原则，诉求在差异中寻求共识，作为一项治理工具，这一点无疑是适应了“把各领域广大群众组织凝聚好”的需求。本研究的中心旨趣在于解锁党建引领乡村协商民主发展的内在逻辑，尤以回答两个问题为重点，即党建与乡村协商民主之间的耦合机制、党建引领乡村协商民主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拓展。通过深入分析，主要得到以下三点结论或认识：一是对乡村治理中的党建引领形成一个整体的认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这一地位有其特定的历史逻辑、理论解释以及实践呈现。以乡村治理为分析对象，历史逻辑方面，乡村社会中的基层党组织始终处于领导核心地位。就理论解释而言，“政党下乡”“政党嵌入乡村”是两个经典认识，前者强调的是政党在组织与动员农民上具有政权机构缺乏的优势，后者则是强调政党角色的适应性。实践呈现上，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是乡村发展面临的“时代之问”，党建给出的对策是“党建 扶贫”与“党建 乡村振兴”。二是对党建引领与乡村协商民主之间存在特定的耦合关系或机制进行解析。这一认识可以从三个维度予以把握。其一，协商民主的引入是推动乡村治理有效和乡村振兴的理性选择，以党建引领乡村协商民主的发展是提升政党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当然路径所在。其二，在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乡村协商民主注重对乡村民众意见的真实吸纳，不忽视少数声音，是对包容与回应理念的深度践行。而这些无疑是与治理现代化的要义相契合的。其三，乡村协商民主的发展需要充足的主体条件，当前的乡村，尤其是中西部地区，面临着主体层面的发展限制，即“个体化”与“空心化”。针对这一桎梏，各级党组织可以借助“积极分子”“精英分子”汇聚的优势，为乡村协商民主的发展输送结构性与行动性资源。三是对党建引领乡村协商民主发展的实践行动进行拓展。在对党建引领、党建引领与乡村协商民主发展之间关联的认识基础上，研究希望从文化、政制、主体以及技术等四个维度对当下党建引领乡村协商民主的发展提出新的规划。参考文献 高健，佟德志 协商民主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张卓明 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地位、概念与要素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四川行政学院学报 年第 期 马海波 恳谈协商与群众工作方法创新：党群关系视野中的温岭民主恳谈会 社会主义研究，（）张师伟 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在乡村协商民主治理格局的中心角色与领导作用 学海，（）魏程琳 双重嵌入与制度激活：第一书记推动基层协商民主的经验逻辑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张等文，郭雨佳 乡村振兴进程中协商民主嵌入乡村治理的内在机理与路径选择 政治学研究，（）李增元，王岩 农村社区协商治理：实践动因及有效运转思路 行政论坛，（）聂伟 党委干部协商民主认知对协商实践及效果评价的影响 基于地方官员问卷调查结果的分析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林尚立 协商政治与和谐社会：中国的国家建设之路 天津社会科学，（）张锋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社区协商治理机制研究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徐勇“政党下乡”：现代国家对乡土的整合 学术月刊，（）卡尔波兰尼 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 冯钢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袁方成，杨灿 嵌入式整合：后“政党下乡”时代乡村治理的政党逻辑 学海，（）张铮，何琪 从脱贫到振兴：党建引领乡村治贫长效机制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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