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媒体的社会建构作用——以外卖配送员群体报道为例.pdf

研究视窗126 全媒体探索 2023年9月号大众媒体的社会建构作用以外卖配送员群体报道为例 邓晓燕摘要：大众媒体在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其对于政策的建构过程很少被分析。本文以对外卖配送员的媒体报道为分析对象，对外卖配送员的群体形象进行刻画，并分析文本中的情感倾向，得出大众媒体对于外卖配送员群体的社会建构过程，从而打开大众媒体的建构“黑箱”。关键词：大众媒体；社会建构；外卖配送员；群体形象推动我国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党和政府按照现阶段的客观需要进行的重要战略选择，只有构建合理有效的民主协商机制，整合多元利益关系，统筹解决社会矛盾，形成一个多元共治共享的社会，才能顺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转型。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包括政府、公众、社会组织、专家以及媒体在内的“公民参与共同体”时常交汇于大众传媒平台，这个平台上承载着参与者、反对者、回应者、支持者等各种复杂角色，进行着利益的博弈与协商，推动、改变着国家制度的安排。1在大众传媒的助推下，曾出现一系列引发了广泛社会关注的案例，如孙志刚案、郭美美案等，助推了政策改革实践。围绕大众传媒形成的公众参与，已经成为国家与社会互动的主要模式之一，有学者将其称之为“形成中的媒体市民社会”。2中国的大众传媒是如何影响政府的社会建构的？在这一过程中，大众传媒是如何呈现其话语空间的？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不只是阐释大众传媒的功能，还能够更好地看清大众传媒在政治参与过程中的作用，呈现大众传媒与国家、社会间的互动关系，展现传媒的真实形态和变革，从而发挥大众传媒对社会建设的推动作用。理论框架社会建构的主要观点认为“现实”是被社会加以建构的，人们根据自身目的赋予客体以不同的意义，并根据对于意义的不同解读而采取行动。34阿诺德认为，政府官员是根据对公众反应的预期来制定策略的。5政府会对注意力进行分配，除了受自身利益限定、话语框架以及目标人群的权力大小的影响外，也会受制于广泛共享的公共价值观，从而回应公众的期待。詹姆斯安德森认为决策者进行政策选择时，其本人的价值观和需求会影响政策选择过程。6政府人员必须向选民解释和证明他们的政策立场，阐述公众利益的愿景，然后表明所提议的政策如何在逻辑上与这些广泛共享的公共价值观相联系。尽管社会建构理论的双向因果关系为研究政策提供了一个新思路，但社会建构理论并没有打开政策的选择过程。政策选择过程涉及不同的行动者，行动者拥有不同的偏好、价值观和主张，这时候公共政策如何进行抉择？大众媒体提供了糅合不同价值观的机遇，因而以大众媒体为切入点，分析大众媒体上的话语如何被建构、建构如何被政策所吸纳，对于认知政策设计的选择过程有着重要意义。研究设计“目标群体的社会建构”框架对于理解我国政府的政策出台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本文选择了外卖配送员这一群体，从这一群体中可以窥探出外卖行业是如何被纳入政府政策议题的。公共政策出台时，有两个变量会被纳入政策制定者的考量范围，即目标群体本身拥有的权力和目标群体的社会建构。7大众媒体上的话语的变化反映出了目标人群的权力和地位的变化。研究视窗2023年9月号 全媒体探索 127假设 1:外卖配送员群体的身份特征会随着政策环境的变化发生变迁。当优势群体获得利益或者越轨群体受到惩罚时，路径依赖便可能发生。其结果是优势群体会得到更多的照顾，而越轨群体则会得到更多的惩罚。这导致了社会中政策的长久倾向性的保持，目标群体从一种社会建构向另一种社会建构转变，这本身也会为改变政策的路径依赖、打破政策平衡的路径创造条件。决策者在决策时会受到社会经济条件、政治压力、制度以及时空限制等因素的影响，他们会在现有的政治条件下寻求最优解。从权力和社会建构来看，同时具有政治权力和正面社会建构的优势群体会获得更多的收益分配，反之则会受到惩罚，竞争群体的政策特征可能取决于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程度以及目标群体的凝聚力和活动的变化。这样的政策设计具有最大的政治机会，政治风险较少，符合政治精英的选择逻辑。另一个可信的因果逻辑是，政策精英们将政策设计的各个方面与期望的结果联系起来。当共享群体的利益迎合了社会的底层价值时，他们往往会做出改变，于是政策变迁就发生了。假设 2:外卖配送员群体身份特征的变迁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政策的倾斜。本研究是在社会建构理论的子理论目标人群的社会建构下发展组织的，以“外卖骑手”“外卖配送员”“外卖小哥”等为关键词，利用爬虫软件对官方报刊、网站上的新闻报道等进行系统收集，以 2017 年 1月-2022年8月为时间段，在新华网、人民网、中国日报、新京报、央视网等报刊、网站上收集了1465条新闻报道，剔除不相关数据，保留了 772 条有效数据。研究结论（一）从关键词看新闻焦点关键词是话语分析的重要部分，通过对话语出现频次的统计，可获得外卖配送员群体话题的中心主题。本文将时间段划分为三个时间节点：2017 年-2019 年、2020 年、2021 年-2022 年，以新冠疫情的出现和控制为主要划分依据，为保证主题相关，剔除了人称词及媒体版面之类的相对停用词，得到了高频主题词表格，见表 1。疫情前，“平台”“分享”“工作”“服务”“用户”为出现次数最多的前五个关键词，外卖配送员群体被打上了平台经济的烙印，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推动外卖行业发展的重要力量。疫情期间去除排名前两位的背景词后，“平台”“分享”“服务”“工作”仍然居于前列，不同的是“就业”一词也被频繁提及，外卖配送员群体不再只是平台的“用工”，同时也是自主就业者。在这期间，“生活”“安全”仍然频繁出现，显示出了疫情期间大家对于生命安全、生活方式的关注。后疫情时代，“就业”成为最高频词，这一方面凸显了疫情对就业市场的冲击，另一方面也展现了外卖配送员群体的活力。“保障”“灵活”“劳动者”都是在后疫情时代出现的高频词，这反映了外卖行业及外卖配送员群体在这一阶段被赋予了不同的身份和地位，其自主性、独立性和保障性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二）外卖配送员群体的情感分析外卖配送员群体的形象是怎样的？大众媒体塑造了何种外卖配送员群体形象？结合词频统计、语义分析等方法，从身份和权力两个维度进行编码，结果见表 2 和表 3。表 1 外卖配送员群体新闻关键词（各前十位）关键词出现频次关键词出现频次关键词出现频次平台310疫情962就业1104分享241武汉601平台1051工作231平台597企业1040服务227分享592服务1002用户216服务519分享751企业213就业509工作724行业194工作496发展688推荐177生活401保障680城市176城市399疫情630记者167企业397灵活5952017-2019 2020 2021-2022表 2 外卖配送员群体的身份建构编码应得依据什么形容Aa1：努力、勤奋、拼搏、顽强、向上(上进)、聪明、善良、热心Aa2：懒惰、素质差、暴躁、恶劣、冷漠、狡诈、自私、贪财、彪悍Ai1：见义勇为（救人)、献血、助人为乐、遵纪守法、分工合作、文明礼让Ai2：偷窃、道德不端、违法(闯红灯、超速、逆行、猥亵)、隐私泄露、违规、交通事故、殴打、刷单前制度性应得 A 品质的道德价值 Aa 行为的道德价值 Ai 天赋、德性、个性等自然所得 社会行为、文化行为等表 3 外卖配送员群体的权力建构编码应得依据什么形容Bb1：高收入、人性化、最美劳动者、守护者、保卫者、特殊群体保障、白名单、奖章、荣誉、激励奖Bb2：黑骑手、黑名单、低收入Bt1：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平台规则)、便施设施、弹性时间、系统困境、取消限制、社会关怀、骑手之家、补贴、休息专区Bt2：物资缺乏、保障不足、硬性规定、罚款、处罚制度性应得 B资格/合法期望 Bb 具体规定 Bt权利、贡献、功绩等 规则约定研究视窗128 全媒体探索 2023年9月号根据编码结果，利用 python 语言对文本数据进行计算，得出表 4。根据表 4 中的计算结果，对数据进行可视化呈现，呈现结果展示如图 1。图1表明，外卖配送员群体的身份建构经历了嬗变，从疫情前的越轨者到疫情中的优势者，再到疫情后的竞争者，假设 1 成立。身份建构的变迁也打破了政策的平衡，为外卖配送员群体争取到了更多的机会，疫情前作为越轨者的外卖配送员群体被分配了较少的社会资源，是被惩罚的对象。疫情中，由于整体社会环境的变化，外卖小哥不仅获得了更高的身份，也得到了更多的权力，而这一步的跨越并不简单，正因为突发事件的冲击，带来了跨越式的身份转移。疫情后，外卖配送员群体在保持地位的基础上争取到了更大的权力。政策窗口的打开可以以顶层政策的设计为研究对象，2020 年针对外卖配送群体的健康防护问题进行了发文通知，2021 年主要关注了外卖配送群体的权益保障问题，并且两次多部门协同发文督促落实，可见外卖配送员群体的身份建构成功地引发了政策的变迁，假设 2 成立。结语从对外卖配送员的新闻报道关键词提取中，我们总结归纳出外卖配送员的群体形象并逐渐完善保障机制的路径。以社会建构理论为基础，利用新闻报道中的话语分析和情感分析，验证了本文提出的两大假设，即：外卖配送员群体的身份特征随着政策环境的变化发生“越轨者-优势者-竞争者”的变迁，这一身份特征的变迁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政策的倾斜。需要说明的是，在运用大数据分析研究问题的过程中，由于焦点事件和一般性事件在大数据面前被赋予了同样的权重，这导致一些被广泛关注的焦点事件被海量的数据所掩盖。而现实中，反而是这些焦点事件对政策的变迁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比如，从 2020年 9 月的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到 2021 年 4 月的北京一处级干部当外卖小哥，12 小时仅赚 41 元：“我觉得很委屈”，再到 2021 年 5 月北大博士后陈龙将自己半年的送外卖经历进行学术转化并发表在顶刊社会学研究上，持续引发了社会对于骑手生存状态的广泛关注，并进一步推动了政策监管层的跟进。这是本文未能涉及的关于大众媒体的另一社会建构方式，下一步可以尝试通过案例研究的方式深入剖析这一作用机制。参考文献 1 路俊卫.大众传媒的公共政策参与 D.武汉大学,2015.2 曾繁旭.形成中的媒体市民社会：民间声音如何影响政策议程 J.新闻学研究，2009（100）：187-220.3Ingram H，Schneider A，Deleon P.Social Construction and Policy DesignM.London:Theories of the Policy Process,2007.4Schneider A，Ingram H.Social Construction of Target Populations:Implications for Politics and PolicyJ.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93(87):334-347.5Arnold R D.The Logic of Congressional ActionM.New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0.6 詹姆斯E安德森.公共决策 M.唐亮,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7 李文钊.民主的政策设计理论:探究政策过程中的社会建构效应 J.学海,2019(01):151-162.（作者为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图 1 变迁中的外卖配送员群体形象表 4 外卖配送员群体的编码计算结果品质Aa行为Ai合计资格/合法期望 Bb具体规定Bt合计疫情前正面695212172835负面718319065763疫情中正面831910239295负面167086246疫情后正面1012212367153220负面1613314993342前制度性应得 A制度性应得 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