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改造国民的精神到精神的自我改造--论《阿Q正传》的精神胜利法.pdf

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 期从改造国民的精神到精神的自我改造论阿Q正传的精神胜利法石小寒，方晓雨（聊城大学文学院，山东聊城2 5 2 0 5 9）摘要：阿Q正传对精神胜利法的否定反映出知识分子对改造国民精神工程的怀疑与动摇，体现出启蒙落潮后的精神危机。鲁迅用小说的方式回应这场精神危机，他让本无闻乡间的阿Q成为一时瞩目的被砍头者，然而对阿Q“假革命”的揭示也预示了知识分子继续寻求“真出路”的努力。对出路的重新探索彰显了知识分子从改造国民的精神到精神的自我改造的心向转变，也体现出中国思想界从启蒙主义的自我认识过渡到富有革命精神的社会干预阶段转向。主题的变化导致文本结构和叙事策略的改变，鲁迅用精神胜利法的概括性弥合启蒙与被启蒙的界限，故而削弱了“看与被看”的平衡结构；为凸显对寻求出路的渴望，营造出“打破团圆”的召唤结构。阿Q正传发表百年之际，回顾知识分子从“改造国民精神”到“精神自我改造”的变化轨迹，不仅有助于理解当时知识分子的心态和思想界的变动，也有助于今天人文精神的复归。关键词：鲁迅；阿Q正传；精神胜利法中图分类号：1 2 0 6.6收稿日期：2 0 2 3-0 7-1 6作者简介：石小寒（1 9 8 2-），男，山东莅平人，聊城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方晓雨（2 0 0 0-），女，山东菏泽人，聊城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 6 7 2-1 2 1 7(2 0 2 3)0 5-0 1 1 5-0 7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并不稳定。在社会变革的大时代，知识分子不停地调整自已的精神定位。用粗线条勾勒其精神轨迹，大致可以视作从“改造国民精神”到“精神自我改造”的过程。学界普遍以新中国成立为此种转变的标志，并根据重大社会政治事件分析其精神转变的外在原因。然而，风起于青萍之末，近现代以来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波澜从未停歇。至少不难确认，1 9 4 9 年之前知识分子就屡屡显示出自我反省、自我检讨等心理倾向。近代以来知识分子精神姿态转变的原因无疑是多元而又复杂的。本文不准备对这一问题做全面的思想史式诠释，仅选择鲁迅的阿Q正传做文本分析，揭示知识分子自身的精神变化的内在动因和发展轨迹。之所以选择鲁迅，因为他既是改造国民精神的代表人物，又蕴含深刻的精神反省意识，而阿Q正传则是他集中探讨精神的胜利与失败的文本。且小说在知识分子群体中产生巨大影响，使他们意识到崇高的启蒙优越不过是滑稽的精神胜利法。知识分子精神自我改造的契机和动力正蕴藏在崇高和滑稽的落差之间。百年之后，在知识分子精神流变的历程中重新认识阿Q的精神胜利法，不仅能够看清精神胜利的历史渊源和实质，还可以在重塑精神信仰的现实中得到正反两面的启示。一、从“精神胜利”到自我否定阿Q正传的特殊之处在于一部看似讽刺农民的小说却引起知识分子的“危惧”。而阿Q也不再被视作愚味的被启蒙者，而是国民性的劣根的总代表。从文本本身而言鲁迅笔下的阿Q愚味无知、奴性十足，油滑而又狭隘，照理说同属于闰土、祥林嫂一类，是被启蒙的一员。但阿Q的命运却和闰土等不同，他超越自身阶级，成为国民性的总代表。更耐人寻味的是，不少精英读者怀疑小说讽刺的就是自己。高一涵说：115“我记得阿Q正传一段一段陆续发表的时候，有许多人都栗栗危惧，恐怕以后要骂到他的头上”；鲁迅也说：“还记得作阿Q正传时，就曾有小政客和小官僚惶恐，硬说讽刺的是他”，茅盾更是直言不讳地说：“阿Q所代表的中国人的品性，又是中国上中社会阶级的品性”。把乡间无赖阿Q视为中上层社会阶级的奇特感受和自我否定的思维方式说明知识界正在发生变化。当然，这也是鲁迅刻意营造的结果。他的创作变化集中体现在二元对立结构的消失。鲁迅用总括式的“精神胜利法”弥合启蒙和被启蒙的界限。也许在这之前鲁迅就意识到启蒙者和被启蒙者之间并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界限，他的不少文章表现了启蒙者的倒退和被启蒙者的觉醒。但在阿Q正传中，启蒙者和被启蒙的界限进一步模糊，原本距离辽远的双方都存在共同的劣根性，无论是农民还是知识分子都对现实社会无能为力，却都有莫名的精神优越感，由此形成了虚幻的精神胜利法。小说对精神胜利法的凝练与塑造出的形象造成知识界普遍的警觉，并引发多重的自我否定。王冶秋说阿Q正传至少要读14遍，第一遍“笑得肚子疼”，而到第七、八遍的时候，“阿Q向自已身上扑来”，与自己“合而为一”。这正是鲁迅想要的结果，用精神胜利引起知识分子的自我反思，而不是总指责群众愚味。显然，阿Q在知识界的影响是明显的，茅盾说“现在差不多没有一个爱好文艺的青年口里不曾说过阿Q这两个字”“我们不断地在社会各方面遇见阿Q相的人物，常常疑惑自已身中免不了带着一些阿Q相的分子”。茅盾察觉到知识分子普遍的自我怀疑与否定，并敏锐地发现了“大转变时期”的到来。因此他在大转变时期何时来呢一文中强调知识青年要接触现实，走出象牙之塔，反对颓废，尤其要反对知识分子的“名士气”，他说“我们希望国内的文艺的青年，再不要闭了眼睛冥想他们梦中的七宝楼台，而忘记了自身实在是住在猪圈里，我们尤其决然反对青年们闭了眼晴忘记自已身上带着镖锁，而又肆意讥笑别的努力想脱除锁的人们，阿Q式的精神上胜利的方法是可耻的”。精神胜利法概念首次提出，即被用作表现思想界的“大转变”。茅盾之所以感觉到思想界变动，其实源自知识分子对“精神胜利”前后不同的态度。其“前”可追溯至中国传统，寻求精神的内在超越是文人高雅脱俗的标志。传统的儒释道文化皆重精神而轻物质，物质贫穷甚至是精神高尚的必要佐证。如“安贫乐道”，又如“君子固穷”一一似乎唯有安心贫困才能得道。在此价值系统中，古之士人获得了超越物质、独立于社会的精神胜利。此种思维方式和优越的心态在五四新知识分子中仍有延续，改造国民的精神即是这种思维方式的现代表现。但新旧分途、中西异质。尽管知识分子仍保有对精神的自信和心态的优越，但西学东渐毕竞打破了中国知识界的价值系统，曾经坚不可摧的精神优越也冰雪消融。在充满变革的时代，知识分子已经无法用充盈的精神挽救现实社会中的挫败感，他们的心理状态和自我认知框架只能在和外界接触中不断调整。从维新变法以来知识分子的价值标准一直在变动和怀疑中。曾持变法说的康有为也动摇过，他说：“物质者，至粗至形而下者，吾国人能讲形而上者，而缺形而下者。然则今而欲救国乎？专从事于物质而是矣。”他甚至检讨从同光之初到戊戌变法所强调的教育、革命、自由等途径，都没有把握住救国之路，而今要救国，就要学习西方富强的根本一一物质。受一战后不平等条约的刺激，梁启超甚至沮丧地提出“世界之中，只有强权，别无他力”。被视为“脑力特锐”的思想界先驱杜亚泉也说“今日之社会，几纯然为物质的势高一涵：闲话，现代评论19 2 6 年第4卷第8 9 期。鲁迅：的关，作家月刊19 36 年5月第1卷第2 期。雁冰：答复 读者的通信，小说月报19 2 2 年2 月13卷2 号。王冶秋：读书随笔，抗战文艺，19 40 年12 月1日。雁冰：读，时事新报，19 2 3年10 月8 日。茅盾：大转变时期何时来呢，文学周报，19 2 3年12 月第10 3期。康有为：物质救国论，见康有为政论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 9 8 年，第56 9 页。梁启超：自由书论强权，见饮冰室合集专集2，北京：中华书局，19 36 年，第2 6 5页。116力，精神界中，殆无势力可言”。然而一时的怨言和牢骚并未彻底动摇知识分子优越的心态和改造国民精神的努力。知识分子从精神优越感到自我否定是在五四启蒙运动落潮之后。19 2 0 年瞿秋白的饿乡纪程讲述他东奔西走，寻找救国出路，努力改造国民精神，却突然醒悟原来“自己就是破产的士的阶级”。经历了复辟、军阀统治之后，知识分子进一步看清了自身的处境一一他们已经不再是以“齐”天下为已任的“士”，而是“无用”的读书人。既不能依靠旧学寻求一官半职，又不能凭借新学定国安邦；上不能通达朝堂，下不能深入群众，他们成为一个漂浮的阶层，对天下的影响力极为有限。启蒙落潮后知识分子的感伤情绪普遍出现，但自我形象多是殉道者、先驱者的形象，其文风均有浪漫主义悲剧意味。然而阿Q却以滑稽的形象出现，夸张地凸显了精神胜利的虚幻，造成了知识分子前所未有的触感，前述高一涵所说的“许多人都栗栗危惧”反应出知识分子对自我形象的怀疑，从悲壮的孤胆英雄变成了滑稽可笑的阿Q。精神胜利的空想性逐渐凸显，国民精神改造的工程也就失去了合理性。伴随着五四启蒙运动的落潮，知识分子意识到仅凭精神不足以逆转紧迫的现实危机，不得不从现实的角度正视民族危机和政治危机。但对现实的束手无策使他们的情绪从乐观转向感伤，再由感伤走向自嘲。事实上，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面对繁丰的新学旧识，精神和思想都处在动荡之中。他们心绪和情感极不稳定，稍有挫折便会从精神的优越转向深刻的自我否定，急剧的变动正反映出知识分子的价值危机和信仰空缺。二、阿Q的“假革命”与鲁迅的“真出路”诸多迹象显示，阿Q正传诞生的时代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分歧。就在小说发表的次年（19 2 3），近现代知识分子长期积赞的分歧终于以“科玄论战”为焦点爆发了激烈的冲突。此番论战概言之：科学一方主张外在的尺度可以衡量人生的价值，而玄学的一方则坚持内在的精神才是人生价值的根本。这既是在西方文明冲击下中国思想界产生的新波动，也是传统孟子内省之学和荀子外物之学的旧延续。此次论战凸显思想界对价值归元，消除分歧的渴望，因此张君励的二元论尽管更为中肯但却与思想界急于统一的潮流相左；而胡适等自由知识分子也暴露出思想理论的薄弱，尽管坚持科学人生观的一元论，但实证主义却无法提供具体路径的指导。在众说纷的论战中，思想界新的“出路”呼之欲出。尽管鲁迅不是“科玄论战”的主角，但他在阿Q正传中预演了思想界这场论证。鲁迅早就注意到思想界的种种危机，危机的核心在于现代性带来的信仰危机和价值观的多元。在中西文化的激荡中，传统价值观正在丧失功效，而从西方援引的启蒙主义、实证主义又不能在价值层面给予终极关怀。从更广阔的角度而言思想危机与社会危机互为表里，不仅知识界陷入困境，社会也危机四伏，中国陷入巨大的困境。面对众多危机，鲁迅用小说的方式反映对社会重大问题的探讨，以思想家的敏锐和深度回应价值危机的种种问题；在阿Q人生轨迹的变化中他表达了对出路的思考。表面看来，阿Q自始至终用精神胜利法麻木自己，他的一生都未能摆脱国民劣根的规约束缚。但细读文本却可以发现，在小说结构势能作用下阿Q的人生轨迹和精神状态都发生了明显改变。这就是鲁迅所说的“这样地一周一周挨下去，于是乎就不免发生阿Q要做革命党的问题了”。杀头绝非麻木农民正常的结局，从乡间无赖到疑似“革命党”也是巨大的、不可忽视的变化！具体分析阿Q被杀头的结局和乡人对其看法的转变与其说是主人公性格的成长和发展，不如说是小说结构势能和情节环境变化的结果。从情节发展而言，阿Q正传的二到五章勾勒出两条线索：一条是阿Q的不断失败、越来越差的现实处境。小说第二、三章优胜记略及续时，阿Q尚有余钱参赌，但输掉之后经济条件日渐其差；第四章恋爱悲剧又因赔偿赵家身无分文；第五章生计问题，阿Q落魄到只能偷东西果腹，为其进杜亚泉：论社会变动之趋势与吾人处事之方针，杜亚泉文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 0 0 3年，第2 8 4页。鲁迅：的成因，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 0 0 5年，第39 7 页。117城并参加革命党埋下伏笔。另一条线索是阿Q意识逐渐敏感、心理活动逐渐强化的精神状态。第二章阿Q一度“感到失败的痛苦了”，但不久依靠自己打自已“心满意足的得胜”；第三章则连续遇到两件生平最屈辱的事情，他的思维逐渐活络，有被王胡打后“无可适从的站着”，又有调戏小尼姑后“滑腻”的感觉。第四章阿Q意识出现了“飘飘然的精神”的幻想，而且觉得“在礼教上是不应该有的”，在他人眼中“简直是造反”。第五章阿Q感到“世上有些古怪”，“情形也异样”“稀奇”，这说明他的意识从混沌中醒来一一不禁觉得“世上有些古怪”，而且发现自身和未庄格格不入。这不是闰土等人的命运，而是新的人生。上述细节已经显示出两种倾向：一方面愚味麻木的阿Q对生存环境越来越明敏，另一方面飘飘然的感觉意味着他内心世界越来越骚动不安。尽管他的精神胜利法依然存在，但现实的压力导致他无法用精神胜利完成对客观境遇的超越，无法用自欺欺人的手段获得安然的生活状态一一这就是变动的开端。至此，精神胜利法已失去功效。他与小D的龙虎斗“似乎并无胜败”，看的人“也没有发什么议论”；调戏小尼姑后受到惩处，未庄的人也没怎么逼他；倒是他自已觉得到了穷途末路，不得不“打定了进城的主意”一一承认在未庄的失败。阿Q逃离故乡走进城市意味着精神胜利法失效，这不仅是情节结构的重大转折，也是小说环境的重大变化。城市正孕育着革命一一这对于千百年来固守乡土的农民而言有破天荒的新鲜感。尽管阿Q保持了精神胜利的惰性，但情节和环境的变动却促使他发生改变，更说明精神是会随着物质环境而改变的。小说的情节和环境都表现出“革命”的态势，促使主要人物阿Q变化。第六章“从中兴到末路”是鲁迅常用的归去来兮的“返乡”模式。尽管阿Q不是启蒙知识分子，但效果却相同一一阿Q的确成为未庄的另类，他至少已是乡民眼中潜在的革命党。小说写未庄的人们猜测他的身份，赵白眼不安地想从阿Q那里“探革命党的口风”；而且阿Q“思想也跳了起来。造反，有趣”。在其后几章的叙述中，阿Q的思维越来越接近革命党，小说描写阿Q被行刑前感到周围看客的眼睛“又凶又怯，闪闪的像两颗鬼火，似乎远远的来穿透了他的皮肉”“并且还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东西，永是不近不远的跟他走。这些眼晴们似乎连成一气，已经在那里咬他的灵魂”。“被吃”体现出和外部环境的敌对状态，说明他的精神不再麻木，甚至敏感到无法驱散外部环境所带来的恐慌的状态。阿Q眼前出现“被吃”幻觉，这是觉醒者的精神标志，在鲁迅笔下的“狂人”和“战士”里有过。虽然阿Q只是背黑锅的“革命党”，但他的造反企图和思维活动像极了真的“革命党”，这就是鲁迅所说“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当然阿Q不再麻木这只是精神胜利法的“临场”失效，尚不能说明阿Q或他所代表的国民性改变，但演示了国民性改变的契机和出路。“出路”是二十世纪初知识分子广为思考的问题，归纳而言可“政学”二分。中国传统是政学殊途同归，“学而优则仕则”便是政学一途的具体表达。但近代以来，科举制度的废除和学科分类的精细导致政学分离。两条路线的分野在五四时期分歧越来越大：学术文化路线逐渐发展为趋近英美的自由、民主路径，而政治革命路线则倾心俄国，离开研究室走向社会，从事实际的革命斗争。主张学术救国的有蔡元培、胡适、傅斯年等，他们深信读书救国，要求学生潜心研究学问，明确提出“不做官、不做议员”，蔡元培至死都信奉“道德学术可以救国”。胡适倡导“文学革命”就是试图以文学、伦理之革命为中国创造一个新的精神文明，“从思想文艺的方面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非政治的基础”，他主张二十年不谈政治。这类知识分子面对黑暗的军阀统治，采取“自我疏离”社会的方式以保持自身的独立和品德的高洁，但也弱化了干预现实、批判现实的职能和责任。19 2 1年初，胡适寄给陈独秀一封关于新青年未来走势的信件，这封信由鲁迅代为回复，信中鲁迅明确回绝胡适不谈政治的建议，表明了鲁迅对出路的看法，他不完全赞同鲁迅：阿Q正传，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 0 0 5年，第552 页。鲁迅：的成因，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 0 0 5年，第39 7 页。胡适：我的歧路，胡适文集第三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 9 8 年，第37 0 页。118学术或者文艺救国的途径，而更看重第二条路线。其实鲁迅早期对出路的看法并非如此。他有过“持意力以辟生路”的言论，主张“培物质而张灵明”，推崇雪莱、卢梭、尼采等浪漫主义作家。非特鲁迅，唯意志论对知识分子影响颇深，正是受此学说影响精神改造才能成为时代潮流。然而，社会的黑暗、历史的逆流迫使鲁迅改变了先前的观点。他是现实主义作家，对现实具有清醒的判断。他的大多数作品都表现出社会环境对个人意识的吞噬，具有反叛精神的主人公往往迫于环境倒退回原点。他说“用自已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就是借此说明环境对人的制约作用。鲁迅逐渐相信唯有社会的变革才能有人的精神转变。正如在小说中有了环境的变化，人物也会发生改观一样，阿Q脱离乡村，才有了造反和革命的意识；又因为辛亥革命，他的精神才发生改变。第七章“革命”放在第六章“末路”之后是富有启示的结构安排，意味着革命即是出路。直观上小说表达了对革命的不满，但这种情绪显然针对的是革命的不彻底性，而非革命本身；相反鲁迅通过对辛亥革命的否定表达出继续革命的诉求。从今天的视角看，辛亥革命绝不只是精神的革命，但在改造社会的彻底性上的确存在诸多不足。因此，鲁迅审视革命不能继续的原因，他对失败的探讨蕴含着对“出路”的理解。在故乡一一故乡也是写于19 2 1年，和阿Q正传是前后相继、并有所关联的两篇小说一一中写道：“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表示行动的“走”和标明数量的“多”是出路的关键。“走”意味着从一个环境离开到另一个环境，正如阿Q脱离束缚自身的未庄来到城市；“走”更意味着实干和实践，而不是旁观，意味着行动一一进入社会舞台，进入实践的物质世界。鲁迅对中国知识分子崇尚空谈、怯于行动的态度从来持最严峻的批判态度，于是他多次提出要有“真的猛士”精神，“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只有切实的行动，才能从无路的困境中找到出路，进而促进现实改变。鲁迅的意思很清楚，先改变社会环境，而后使精神发生改变，而非相反。“多”则表明了一个人走是不能成路的，是从个体到群体的量变，而量变最终会引发社会的质变。想造反的“阿Q”多了未尝不是一条出路。鲁迅对“出路”的转变颇具说服力。因为早期鲁迅曾是中国个人主义和意志论的代表人物，也是改造国民精神的主要推动者。但在19 2 1年他却将“走”和“多”视为出路，而对精神胜利的讽刺和否定预示着知识分子心向的转移。鲁迅“镜子”式地反映出思想史的轨迹：阿Q正传发表次年的“科玄论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展示理论优势的舞台。自由知识分子和保守知识分子的理论不足以应对思想界的价值危机；而马克思主义者却能以一元论的方式消除价值尺度多元的纷争，又能以科学和唯物方式回答知识分子关于“出路”的难题。于是知识分子心向转变，从对改造国民性的理想主义到投身革命实践的现实行动。之后的历史走向也正是依靠新中国坚实的社会基础革故鼎新，重塑新人一一这是由社会革命到思想革命的路线，也是由物质到精神的路线。三、从“看与被看”的平衡结构到“打破大团圆”的召唤结构思想与精神的转变同样影响到文本结构。鲁迅小说经典的“看与被看”模式其实是在启蒙主义下知识分子自我认识、自我发现的“对视”结构，其功用在于借助自我与他者认识自已的反思性文本结构。由于看与被看的双重审视，启蒙者和被启蒙者的劣根显露无疑，这种结构增强了反思的力度又使文章极具张力。鲁迅小说的艺术魅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看与被看”结构的成功运用。然而，对视结构在增加文本张力的同时却陷入令人绝望的循环死结。在看与被看的微妙平衡中文本又呈现出“团圆”状一一尽管不是古典小说的“大团圆”，却也呈现为难以打破的静止状态。更值得警惕的是，深度反思也削弱了行动的意义。在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 0 0 5年，第18 1页。鲁迅：论“第三种人”，南腔北调集，鲁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 0 0 5年，第440 页。119看与被看的审视中，一切行动都毫无意义，一切改变都指向虚无。极具张力的结构和深度反省或许是文学家鲁迅所追求的文本效果，但却不是革命家鲁迅所希望的绝望和虚无。阿Q正传体现出鲁迅突破自我，改变大团圆的努力。因此，他在这部小说中对自已擅长使用的“看与被看”的平衡结构也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造。诚然小说在局部仍有看与被看的对视，但总体上却显示出打破循环，走向革命的召唤力量。这种力量一部分源自小说主对再次革命的渴望，也来源于召唤结构的成功运用。在革命精神影响下，小说主旨逐渐超出自我认识的范畴，从“看与被看”的反思阶段走向行动与实践的革命阶段，因此文本也形成了“召唤”为主的结构模式。走出“对视”结构就是要突破“看与被看”的内部思想循环，完成对“精神胜利”的超越。如上所述，阿Q的革命只是幻想式的“头脑革命”，即他的造反和破坏思想只是在意识、言语层面，虽然令未庄人刮目相看，但仍属于精神胜利。阿Q正传第七章之后，包括阿Q、假洋鬼子、小D在内的未庄人陷入一种集体的精神胜利一一自翊为革命党的精神胜利。在他们朦胧的思维中，革命党可以呼风唤雨，可以令权贵闻风丧胆。他们都因自翊革命党而心理满足，其实未庄人既无组织的联系又无实际的动作，革命仍是虚构的、纯意识层的幻想。阿Q的“造反”，其实只是“想着造反”，是内在思想的造反而不是外在的社会革命。因此尽管革命大潮席卷未庄，但现实的改变却未见多少。这是辛亥革命的真实写照，也是启蒙主义的真实写照。虽然封建思想已成过街之鼠，启蒙也已渐入人心，但总有变化不彻底、未尽兴的感觉。这既是空谈过多而实践太少的缘故，也是由于人的意识灵动多变的特点所致。思想和精神缺乏器物或制度的固定极容易产生摇摆或变化。如上所述，阿Q的革命意识并非出自性格成长，未庄人也都因大势所趋才有了革命的意识和盘辩子的举动。临刑前阿Q出现“被吃”的感觉只是因为有杀头的危险，而被推到“被看”的位置。倘若被杀头的是小D或他人，阿Q依然是无聊的看客，不会有觉醒的可能。评论家有时会热衷于讨论阿Q是否具有“真的”革命意识，其判断标准仍停留在自我精神世界的内部超越，而革命的实质却旨在寻求外部超越，即对外界的改变。二者的区别集中体现在“看”与“做”的差异。朴素的造反心理和痛苦的精神瞬间都具有革命的潜能，但潜能若不能转化成行动，革命也只能停留在意识层面。小说写于启蒙运动退潮期，知识界弥漫着浪漫和感伤的气氛，精英阶层多埋怨群众的愚味无知。但在鲁迅看来，知识分子缺乏实践、短于行动，用精神优越来麻醉自己已成积习。他逐渐意识到从启蒙走向革命的必要。他说：“在革命时代是注重实行的、动的。思想还在其次，直白地说：或者倒有害。”他说：“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于是鲁迅在“看与被看”对视结构的基础上建构出“做”和“看”对立的文学世界，形成具有感召力的“召唤”结构。“召唤”结构首先表现为对读者行为的重视。鲁迅说“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一一但除了印度一一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他用阿Q这一滑稽人物戳破了启蒙者的精神自尊，栗栗危惧的阅读效果中滑稽和讽刺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其次表现为打破“大团圆”的结构，从而走出“看与被看”的循环。不完整的文本和不圆满的结局是阿Q正传最具召唤力的结构势能。所谓“大团圆”不仅是情节的圆满，更是指情感的完美和升华。鲁迅警惕悲剧的净化情感功能，他不能让读者沉浸在伤感和崇高中。同时阿Q成功让他发现了滑稽的力量。对中国知识分子而言“知耻而后勇”，滑稽产生的“耻辱”才是勇于“行动”的源泉。阿Q正传之后，鲁迅不止一次“召唤”中国历史上的正面人物，希望实干的传统能在现代重现。他重新盘点历史，挖掘阿Q之外的“正传”，他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于是女娲、后羿、大禹、墨子、宴之敖者来到笔下，而他们都被刻意抽空了“思想”而成为行动的巨人。相反左顾右盼、瞻前顾后、思想繁复的孤独者、伤逝者都是行动的矮子。120他们观望，仿湟，期待着“战士”“宴之敖”带他们走出困境。偏激的正传和新编的故事就是对“召唤”结构的有意运用。当然，阿Q正传仍然还是看与被看的“对视”结构和不圆满的“召唤”结构并存模式。这也反映出鲁迅过渡时期的文章特色，表现出转折时期知识分子自我反思的更深层次；以及不满足于封闭的文本，渴望走出知识界、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欲望。鲁迅文风的转变反映出他从文学启蒙到革命实践的思想轨迹，是二十世纪启蒙落潮后知识分子从改造国民的精神到精神的自我改造的心态写照和内在理路。余论然而吊诡的是，知识分子自我改造时间太长，且在漫漫征途中遭受强大的外部力量的碾压失去了精神引领资格，复得后又因资源断档等原因放弃精神高地，由精英沦为平民或准平民。这都是当年鲁迅所未能预料的。他虽然善于自我反省，深刻解剖自我，不断在社会浪潮中调整自己，但从未放弃改造国民精神的责任。他有故事新编这类歌颂实干家的小说，也有野草这样向往精神超越的诗歌一一为了完成对世俗的复仇，他让旷野的男女毫无动作以致站立而死一一对看客的愤怒和仇视，隐忍而决绝！其实，精神胜利未必都是虚幻的、可笑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恰恰在于肯定意识和精神能动性。马克思最为警惕的反倒是物质对人的“异化”。因此对精神的独立追求既是个人发展的需要，又是社会平衡的需要。失去了精神对物质的制衡，知识分子无法维系内心的平和，必然屈从社会潮流，不能保持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鲁迅曾批评过十九世纪文明，说“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皆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可惜上述现象又出现在二十世纪90年代。彼时文艺逐渐边缘化，不少作品出现媚俗甚至恶俗的特征，就是长期以来精神不能独立的后果。知识分子无法依赖精神对抗商品社会的大潮，却在失去精神高地以及“精神胜利”之后，只能依赖外在的诸如销量、奖项、头衔等评价办法寻找自身价值。这也是一种遗憾，甚至说悲哀。恢复人文精神，重建核心价值观已是时代重任。From Transforming the Spirit of the Nationals to Self-transformation of the Spiriton the Spiritual Victory Method in The True Story of Ah QSHI Xiao-han,FANG Xiao-yu(School of Liberal Arts,Liaocheng University,Liaocheng 252059,China)Abstract:The rejection of the spiritual Victory Law in The True Story of Ah Q reflects theintellectualsdoubts and wavering on the national spiritual transformation project,and stands for thespiritual crisis after the ebb of enlightenment.Lu Xun used novel to respond to this spiritual crisis,letting the unknown Ah Q a famous be slaughtered man for the rustics,the transition which leadinghis life to another development way.The change of themes led to the change of text structure andnarrative strategy.Lu Xun used the generality of spiritual victory method to bridge the boundary betweenenlightenment and enlightenment,thus weakened the“eye to eye structure of seeing and being seen,andcreated an incomplete“calling structure.At the centenary of the publication of The True Story of Ah Q,reviewing the changing trajectory of intellectuals from“transforming the national spirit to“self-spiritualtransformation,that helps to understand the changes in the mentality and ideological circle of intellectualsat that time,as well as the recovery of todays humanistic spirit.Key words:Lu Xun;The True Story of Ah Q;spiritual victory责任编辑唐音鲁迅：文化偏执论，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 7 3年，第39 页。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