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诉求表达机制.doc

基于协商民主理论公民利益表达机制构建

1.协商民主理论意义、作用
2.公民公民利益表达机制问题
3.协商民主理论指导下的公民利益表达机制构建

利益诉求表达机制

人们常常用社会新阶层来概括社会结构的新变化，实质上，这种新阶层也是一种分化的不同利益集团。新阶层不断分化，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利益主体的群体意识逐渐形成，其活动能量逐渐增加，参入公共事务的热情日益高涨；同时，改革的深入发展，利益分化的结果，改变了传统的利益分配格局，一部分阶层由于不能分享到改革成果而产生相对被剥夺感，进而对改革中的其他获利阶层以及执政党产生不满甚至敌对情绪。社会中出现新的不稳定因素，给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在这个阶段，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产业之间以及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在短期内不可能根本扭转，而且还会继续拉大，这将推动和激化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同时，在这一阶段利益主体日益多元，不同利益主体的经济需求必然推动政治需求的日益高涨，政治参与、政治渗透成为必然趋势。如果执政党对不同阶层加速增长的经济需求和政治需求引导不当，不同阶层经济和政治需求没有表达机会或者机会不平等，都可能产生新的社会问题，导致社会不稳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这一时期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风险高发期”。

目前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诉求渠道不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大代表有代表选民表达意愿的权利；政治协商制度中的政协委员代表不同阶层利益参政、议政。除了这两条渠道外，其他途径或者缺乏法律保障，或者难有实际效果。二是诉求作用较弱。工会、妇联、共青团，各种学会、协会应该代表各自群体利益，在利益诉求中发挥独特作用，但它们目前主要是起到了一种沟通信息和反映情况的“桥梁”作用，作为特殊利益集团代表表达利益诉求的强度、力度均不够。三是诉求机会不平等。不同群体占有社会资源的差异，造成利益表达机会的不均等。在我国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市场竞争和资源重组给强势群体带来更多的机遇。强势群体占有其他群体不能比拟的社会资源，因而赢得更多的利益表达空间，其利益表达渠道呈扩张的趋势，由此挤压了其他群体的利益表达渠道。社会强势群体不仅具有同政府官员直接对话的路径，而且可以通过各类自己组织或参与的民间组织反映自己的特殊利益诉求。强势群体中的某些人甚至可以利用手中掌握的社会资源，采取不正当的手段为自己谋取更多的利益表达机会。与强势群体相比，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渠道狭窄，影响社会舆论和话语权的能力低，社会中很难听到他们有组织的声音。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问题，已经无法回避。没有完善的利益表达渠道，他们的利益要求无法正常表达，他们的声音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这种声音有可能以另外一种非程序化、规范化的形式出现，导致社会秩序的进一步失衡。四是诉求制度缺失。关于不同群体利益诉求的法律法规极不完善，相关的具体制度也严重缺失，甚至有些地方创设的人民群众参与政府行为的具体方式诸如现场办公、领导接待日、领导热线、领导信箱等也缺乏规范化的操作制度，容易“走过场”、“一阵风”。五是诉求意识不强。我国传统的“官本位”文化极大地压抑了人民群众利益诉求的积极性，而人民群众缺乏热情又反过来滋长了某些政府部门和官员的“家长制”作风和“包办主义”，似乎自己想当然就是人民群众的代言人。在长期实践中，很多人尤其是不少领导者对此问题作了简单的理解，形成了一些片面的思维逻辑:政府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相信政府就行了，不必有其他代表，其他人也不能代表群众，只有政府是唯一能够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这就否认了个人或其他集团诉求特殊利益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这种政府包办不同利益群体利益的表达，必将产生“引火烧身”的弊病。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即社会利益冲突主要并不表现为各个利益群体之间的直接冲突，往往表现为利益受损的群体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主要是政府包揽群众利益表达的结果。如果政府总是以社会利益代表者的身份，即第三者的身份来调节不同利益冲突，使之保持在秩序范围之内，社会各个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就不会直接指向政府。因此，政府应该构建一种环境，促使各个利益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自己表达利益，鼓励他们组织起来与强势群体进行利益博弈。在此过程中，政府从中进行控制和调节，使博弈达到某种平衡。要做到这一点，需要转变观念，使政府从传统的计划体制下包办人民群众利益表达，转变为鼓励并支持人民群众自己表达意愿。

三

承认不同利益群体的存在和他们的利益诉求的合理、合法性，政府就应该在完善利益表达权利的基础上协调好社会各群体的利益关系，这也就是协商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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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2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强调了协商民主是我国重要的民主形式之一。认真研究和探讨协商民主的理论与实践，对于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推进政治和谐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在一个利益分化、文化多元的复杂社会，社会和谐需要人们真诚地交流和沟通。协商民主是由和谐的理想转化为和谐政治生活的现实途径之一。在现代民主社会中，在协商、讨论的基础上形成的公共意见，往往是对重大事项做出决定的基本依据，用协商来解决人民利益矛盾和冲突、协调行为，已成为当代民主社会的共识。

根据已有的协商民主经验，现代社会中的协商民主呈现如下基本特征与趋势:第一，协商民主的程序是现代民主规范内容的核心部分。从协商民主的程序设计出发，在公共利益的框架下，通过有效的协调体制与协商过程，达成利益表达、利益协调与利益共赢。第二，协商民主的基本主体是政党或利益集团。政党或利益集团在政府决策中的协商，已经成为一种政治制度或惯例。人民群众则通过参加政党或社会团体，以团体的形式参与对公共事务的讨论与协商。第三，协商民主以多方协商作为决策的基本形式。协商民主中各种组织的协商权利，一般由法律明确保障，协商的过程是互相提供信息，交流意见，形成共识的过程。通过制度化协商所取得的一致意见作为政府决策的基础。第四，在协商民主的过程中，各种组织的活动由其代表或政治精英来完成。政党、利益集团都是复合型政治主体，是由若干人与一定的机构组成的社会组织，协商民主是各组织之间的互动过程，也是社会组织与政治精英之间的互动过程。第五，协商民主作为民主政治的运作，其领域包括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协商。

现代民主中的协商民主理论与实践，展示了当代社会政治领域的新动向、新信息，为我们研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新形式与新趋势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借鉴和参考价值。协商民主的发展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坚持和完善，是现代民主形式的一种发展和创新。协商民主体现了从政治协商向双向互动的民主协商的发展，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各方面代表人士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地方重要事务以及群众生活等重要问题进行讨论协商，以求取得共识，使各方面利益不断协调。协商民主实现良性互动，有助“合作”、“协商”、“监督”提高到更高的水平，推动民主政治不断发展和完善。

我国协商民主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形式，从基本政治制度到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体现着多层次、多方面的政治关系。从国家形态的民主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协商民主实现的政治制度基础。在政治运行机制上，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实行民主协商和多数表决相结合，体现了民主协商、民主监督与民主决策的关系。从人民群众形态的民主看，基层民主与社会自治制度是协商政治生活展开的重要社会基础，体现了人民群众权利的行使和人权的保障。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体现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和内在属性，正是这种内在联系，形成了我国独有的协商民主的政治机制，这些制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与我国的基本政治结构相适应，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突出特点和优势。

协商民主以服务于公共利益为宗旨，在行为方式上以协商为主导，政府对人民群众的要求作出及时、有效和负责的回应；协商民主以国家与社会互动和人民群众的政治、经济、社会权利为甚础，通过稳定的、决策能力和行政能力强的责任政府与大市场来有效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它以新的政治文明，寻求并保持社会秩序、民主和社会公正之间的平衡，更有效地治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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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民主以和谐为核心价值观，建立起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平衡机制。协商民主注重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各种协会等社会群众团体在政治参与中的组织作用，积极支持中介组织、第三部门、自愿者组织等非政府组织的活动，把它们培育成为党和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纽带和缓冲区间，以拓宽决策层与人民群众联系的渠道，激发非政府部门所蕴藏的巨大潜能。在协商民主的大背景下，政府的任务不是去阻止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不是去阻止人民群众用各种渠道表达利益，而应帮助他们组织起来表达利益，并为他们提供更多、更通畅的表达利益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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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民主体现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为基本特点的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建设方向，民主的发展要求以中国先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要求，具备了契合中国现代化需要的优势和特点，以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着眼点和落脚点，反映了现代化的先进文化和文明，更为重要的是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核心价值理念即人民当家作主，真正保障人民民主的充分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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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协商民主理论对中国政治发展的积极作用
　　1．协商民主推进政治结构分化，提升政治主体能力。
　　政治结构的分化是政治发展的重要特征，阿尔蒙德认为:"政治发展在结构方面的表现就是分化。在分化中角色发生变化，变得更加专门化或自主化，出现了新型的专门角色，出现了或创造了新的专门化的结构和次体系。"[1 ] ( P81) 这实际上表达了两种意思:一是出现新的政治角色，二是政治主体能力提升。新的结构必然承担新的功能，通过权力边界的划分确定新的政治关系，通过政治过程的再造增强政治系统的能力，这才能促进政治发展。协商民主理论的提出，着眼于提升民主实现的程度，不但有利于承担或涉及协商职能的专门组织、公民团体出现，更有利于重构政治关系，强化政治主体能力。特别是在后发展国家，在直接选举进展缓慢、政府供给能力不足的条件下，国家的合法性就越与协商相联系。
　　协商民主主张公民平等参与，就公共事务理性交流、争辩、协商，最终形成符合公民意志的决策。"当每个人参加政治交流，组织利益集团，参加投票或交纳捐税时，他就从非政治角色转变为政治角色。"[2 ] ( P6) 在我国，协商作为一种政治手段先发于竞争性选举的形成，产生了制度层面的"政治协商会议"机构。主要承担党派、界别组织间重大事件和重大问题协商功能的政协组织，虽然不具备直接决策的权力，但是作为一个稳定的决策前"协商"机构，还是在结构上长期存在并发挥功能的。在基层，协商作为一种民主形式促使政治交流不断增多，公民角色被拓展到选举以外。浙江温岭就引入了"民主恳谈会"这样的制度，成为决策之前一种民意集中机构。[3 ] 类似的经验还有"一事一议制度"，把涉及村里的重大事情(主要是农村公共物品的提供) ，先由村"两委"会集体讨论，确定议题或提出初步意见后，再交给村民代表进行"一事一议"，由村民代表讨论决定，这些措施都弥补了"村民自治= 村民选举"的缺陷，村内协商独立成为新的民主结构，村民也从"选举动员"型身份扩展为"协商参与型"身份，并从偶然身份向常规身份转变，村民的公民角色常态化了。同时，越来越多的网民可以突破时空限制，通过网络表达民意，逐渐形成影响决策的"虚拟组织"，通过网络成为参加政治交流的"网络公民"，这些都形成了新的公民角色和结构。长远来看，政府对网络民意的重视，特别是网络民意结合政治权力转化为现实政策的成功案例，也必将鼓励网络公共领域和公民角色继续存在和发挥作用。总而言之，基层和网络推行协商与对话的实践，将抽象的"协商"转化为现实的"机构"、"组织"和"公民角色"，各种力量被整合进政治系统的同时，政治输入结构分化不断合法化。
　　2．协商民主扩大公民有序参与，再造政治运行过程。
　　在阿尔蒙德看来，任何政治体系所发挥的功能都可以从三个层次来考察，即体系层次、过程层次和政策层次。[ 2 ] ( P16) 协商民主一改原来"谋权"的政治过程，转向"谋事"、"谋公意"，促进政治过程的"三化"变革:一是伴随政治文化世俗化而来的公民参与扩大化，二是伴随政治结构分化而来的政治系统重心下移化，三是伴随政治社会化而来的政治交流双向化。
　　协商民主能够扩大公民参与。"无论是初期的民主政治，抑或是转型期的民主政治，还是成熟的民主政治，都有一个共同的核心，就是公民参与"。[4 ] ( P10 - 11) 协商民主的特点就是通过公民参与，形成解决问题的决策，这个过程与政治文化世俗化的过程是共谋共生的。功能-结构主义视野中的政治发展是政治结构分化和文化世俗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协商民主本身就是公民与公民、公民与政府等组织间的交流协商，公民参与是一个必要条件，它促使公民参与合法化、现实化，扩大了公民通过自身改变环境的机会"， 公民参与的经历促使他们具备了以后继续从事公民参与的良好心态"，[5 ] ( P45) 从逻辑上看，协商民主扩大公民参与，公民参与加快政治文化世俗化，反之亦然，这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
　　协商民主推动政治重心下移。当代中国建设人民民主的社会基础，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一是从国家政治生活的层面，民主也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状态，在社会的基础的条件下，民主政治就变成国家政治生活领域的独角戏了。二是从社会参与层面，离不开人民的广泛参与。在大多数情况下，民主建设被局限在国家政治生活领域；在少数情况下，以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来弥补社会参与的不足。[6 ] 换言之，当代中国的政治重心还在政治体制以内。理论上统一在一起的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 在实践上经常处于分离状态"，[7 ] 协商民主充当了衔接二者之间的桥梁，与自由主义理论关注政治产出(社会福利) 不同，协商民主关注政治输入(公民参与) ，合法性被视为公共协商的结果。[8 ] 协商民主"敢把皇帝拉下马"，使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往寻常百姓家"，在纵向上将国家政治民主链条向下延伸，在横向上扩大了社会民主关涉的领域，加固和扩展了民主政治的社会底座，促使政治系统从权力中心主义张目下视，重视来自社会基层的主张，提高了利益表达的分量。
　　协商民主促进政治交流双向化。政治交流是一种基本的体系功能，它会对政治文化政治结构的维持与改变产生许多结果。[2 ] 协商民主是一种双向交流和多方互动的政治过程，公民透过协商参与意见表达，民意集中，形成基于公民参与的社会化；政府透过协商进行意见综合，重心下移，形成精英人物与公民互动的社会化。从政治过程来看，协商民主促进政治交流从单向走向双向，实践过程中的社会化有利于这种趋势继续保持和延续。首先，公民通过协商进入政治体制，使得民主成为一种基本的生活形态。其次，协商民主促进公民与政治系统的信息交流，促使政府将协商视为掌握信息和提供服务的渠道，也促使公民理解政府立场。协商民主促使政治主体直接面对面交流，实现双向交流。再次，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良性互动是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动力。各种社会政治力量之间建立起良性的政治互动关系，才能避免出现政治失序状态，避免民主政治发展进程被打断，出现政治衰败状态。[9 ]
　　3．协商民主提升公共政策理性，推动政治关系和谐。
　　协商民主提升公共政策理性。在中国，公共政策是否合民意的判定大多是基于事后的满意度和效力，缺乏事前的民意调研和民意基础。政策的合法性来源于事后的"政策收买"而非事前的"意见综合"，这显然是不理性的，因为它一方面忽视了公民平等参与集体决策的权利，又否定了公民影响政治过程的能力。此外，在这个承认个人偏好和个人利益的社会里，没有协商的决策过程和政策产品，往往被政策专家打着尊重个性的旗号给扭曲了，因为"社会政策的个人主义天生是双重标准的，它可能被用来控制个人以便使他们遵从由专家和政策制订者确定的原则"，[10 ] 决策被按照少数人的意志随意处置和操纵，只为部分人服务，个人偏好被他人代理了，服务于公共利益的政策被圈定了。而协商民主却"是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政策过程和活动"，[11 ]"要求公民们通过阐述政策受众可能接受的理由来证明政策有理"，[12 ] ( P52)"通过广泛的讨论和对话，形成共识或找到最大的共同点即共同利益，做出具有集体约束力的决策"。[13 ] 在这个过程中，"理性具有超越个体自我利益与局限的优势"，"打破专家等对知识的垄断，将技术置于民主控制之下"，[14 ] 把私利提升为公利，形成服务于公共利益的政策结果。
　　协商民主推动政治关系和谐。政治是许多关系中的一种关系，[15 ] ( P24) 因为其在价值分配中处于权威地位，政治价值如何取舍、利益如何分配、关系怎样平衡，都对政治关系的和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中国改革日益深入，经济成分、社会组织形式、阶层结构和价值观念日益多元化，"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阶层分化所产生的深层次矛盾开始暴露出来，阶层自我意识增强"，虽然"团结合作是主流"，但是"对抗性和非对抗性矛盾并存，后者居主导地位"，"利益不协调是阶层矛盾的主要内容"。[16 ] ( P21 - 22)"和谐社会的政治关系应该是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尊重少数。前者是民主原则，后者是人权原则"，[7 ]"这些都要求政治体系为之具备足够的容纳能力，提供更多的化解渠道。
　　协商民主有利于畅通民众政治参与渠道，扩大有序政治参与??缓冲不同利益群体要求"。[17 ] 协商民主在理论上尊重少数"基于集体的理性反思结果，这种反思是通过在政治上平等参与尊重所有公民道德和实践关怀的政策确定活动而完成的"，[ 18 ] 能够充分考虑少数族群和边缘群体。[14 ]正如罗尔斯所言:"所有的社会基本的善---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及自尊的基础---都应被平等的分配，除非对一些或所有社会基本善的不平等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19 ] 协商民主的决策形式，不存在特殊成员或组织的利益具有凌驾于其他参与主体利益之上的优先性，[ 20 ] 少数族群的利益不再被投票式决策排出，反而在协商中被彰显、被重视、被保护，使得经济利益在社会范围内得到合理分配，在尊重弱势阶层的基础上，将"社会的经济福利、安全、自由"等政策结果倾斜性地向他们分配，缩小各阶层和群体之间的经济差距，能够增加政治关系和谐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