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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教堂中的文化内涵
2005-4-29 阅读10544次 本站网友 王能宪 发表 王能宪专栏 【字体：大 中 小】 上一篇<<>>下一篇
到欧洲访问，即便你是彻底的无神论者，也不能不去参观那些富有历史和艺术价值的教堂。这里叙述的便是我——一个与宗教毫无瓜葛的人，参观欧洲一些教堂之后的印象和感想。

身居闹市

欧洲的教堂如同中国的寺庙（道观）一样遍布各地，但中国的寺庙（道观）在山林，欧洲的教堂居闹市，这大概是两者的不同。

以我在欧洲所见为例：英国伦敦的威斯敏斯特教堂（西敏寺）、圣保罗大教堂，法国的巴黎圣母院，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意大利的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米兰大教堂，德国的科隆大教堂，瑞典的乌普萨拉大教堂，这些大名鼎鼎、举世皆知的教堂，无一不在大都市。还有在德国慕尼黑、意大利佛罗伦萨、丹麦哥本哈根、瑞士日内瓦等地参观过的一些记不起名称的教堂，也都身居闹市。在一些中小城市乃至乡间集镇，同样也都能见到大小、形制不一的教堂。几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凡是人烟集中的地方必定有教堂。当然，有时在旅途中偶尔也能见到一处既像教堂又像古堡的建筑，孤零零地呆在某一个深谷幽林之处，但那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古迹，也许这里曾经也是人烟稠密的地方。

在中国则不同，一般来说，寺庙（道观）都远离尘世，自然也就远离城市。尤其是那些著名的寺庙（道观），更是藏于名山，远离都市。如佛教的四大名山：山西五台山、四川峨嵋山、安徽九华山、浙江普陀山，其中五台山、峨嵋山都在海拔二三千米之上，普陀山更是一座与世隔绝的海岛，这些都是远离尘凡的所谓净地。道教胜地亦是如此，江西的龙虎山、四川的青城山等，都是有名的洞天福地，也都远离都市红尘。即便是偏僻的乡村，寺庙或道观也永远不与民居混杂，总是远离村庄独处于林壑山岩之中。

这种不同也许是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和不同的宗教哲学所造成的，当然也与欧洲近代的工业革命和工业文明相联系。欧洲近代工业革命加速了各国城市化的进程，也促进了作为“城市化宗教”的发展，这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更重要的是，欧洲的基督教（天主教）信奉上帝，相信上帝能够普救众生。特别是中世纪，欧洲的教会处于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欧洲一些著名的教堂大都建于这一时期）。这些就决定了宗教与政治、社会、民众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也就决定了教堂必居于闹市和人群集中的地方。

中国的佛教和道教虽然也讲普渡众生，但更侧重于个人的修炼，因而必须远离红尘而隐遁林泉。所以，中国的佛教徒和道教徒不像欧洲的基督教徒一样定期到教堂去做礼拜，而往往是要云游四海，遍访名山，以求得更好的修炼，达到更高的境界。

建筑之美

参观欧洲的教堂，最引人注目、令人赞叹的是它的建筑之美。

欧洲这些著名的教堂在世界建筑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它们多是某一时代或者某一建筑风格的代表。譬如，伦敦的威斯敏斯特教堂、巴黎圣母院，是欧洲早期哥特式建筑的杰作；而科隆大教堂、米兰大教堂等则堪称中、晚期亦即成熟期哥特式建筑的典范。再如，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是巴洛克式建筑的顶峰，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是古典主义建筑的代表。

这些教堂的建筑由于工程浩大，从奠基到竣工一般都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少则几十年、百余年，多则数百年。例如，巴黎圣母院87年（1163—1250），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120年（1506—1526），瑞典乌普萨拉大教堂175年（1260—1435），科隆大教堂奠基于1248年，直到1880年最终落成，前后经历了6个世纪。米兰大教堂始建于13世纪，到1965年安装完最后一扇门，前后历经700余年。有的教堂由于政权更迭或其他变故，建建停停，停停建建，旷日持久。如伦敦的威斯敏斯特教堂，1050年由英王爱德华下令修建，1065年举行奉献仪式，后圮废。1245年亨利三世时重建，直到15世纪末完工。有的教堂历经战争和大火，屡毁屡建，或重新修复。如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现存的这座宏伟建筑已是在这一原址上重建的第五座教堂了，最早为公元604年圣奥古斯丁以来的伦敦主教堂所在地，第四座圣保罗大教堂于1666年在大火中焚毁。又如科隆大教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严重毁坏，1965年修复完工。

兴建于12—13世纪的巴黎圣母院，是欧洲早期哥特式建筑与雕刻的主要代表。正面一对60余米高的塔楼，巍峨而壮观，上面有内容丰富而精美绝伦的反映宗教题材的雕刻。我们来参观时正赶上教堂在清洗，已经清洗到“国王长廊”那里，与尚未清洗的三扇大拱门之间留下一道十分明显的痕迹。教堂内高大宽敞而幽暗，充满着肃穆而神秘的气氛。教堂的大厅据说可以容纳近万人，大厅的柱子足有两三人合抱之粗，外表看起来像

是水泥的，但我猜想那时候不会有钢筋水泥，其主干应当还是砖石砌成，外层的水泥可能是后来加上去的，却早已被人们抚摸得光滑锃亮。

米兰大教堂全部用大理石砌成，远远地望去简直是一座巍峨的大理石山。教堂的屋顶各个突出的塔尖上都有人像雕塑，据说一共有3000多尊大小不一的人像，光是与真人一般大小的就有135尊。这些雕像如同守护神一样日夜守卫着这座教堂。为了方便旅游者，教堂专门安装了电梯和通道，我们可以登上屋顶，近距离观赏教堂各部位的建筑，还可以与屋顶上的人像雕塑合影留念。

梵蒂冈是罗马教皇的所在地，因而这里的圣彼得大教堂建得富丽堂皇，气势非凡。教堂中央直径达42米、高度达138米的圆形穹顶，是巴洛克式建筑的典型标志，也是罗马古城的制高点。我们走进教堂，只见到处金碧辉煌，美轮美奂，不同于一般教堂给人以压抑与幽暗的感觉。即便是安葬教皇的地下层，也一样豪华敞亮。这样的设计理念，既体现了教皇的至尊，也是文艺复兴思想解放的影响。因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三巨匠，其中就有两位即拉斐尔和米开朗琪罗，参与了这座教堂的设计，并且在这里留下了珍贵的壁画和雕塑作品。

宗教与艺术

欧洲的每一座教堂几乎都是一座艺术博物馆。除了上述教堂本身的建筑艺术之外，还有教堂内大量的绘画艺术、雕刻艺术、装饰艺术，以及教堂所收藏的各种各样的艺术珍品。

蔡元培先生说过：“西洋画近建筑，中国画近文学。”他所说的“西洋画”就是欧洲的绘画，所谓“近建筑”是说欧洲画如同建筑一样讲究布局与结构，不像中国画只重写意。同时，“西洋画近建筑”也道出了绘画与建筑的密切关系，尤其是教堂建筑，可以说没有绘画便不成教堂。教堂是绘画最集中的场所，至今有许多绘画名作仍然保存在教堂之中，特别是一些壁画，它是教堂有机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不到教堂就无法欣赏得到。

说到教堂的壁画，无论是艺术成就还是影响所及都应首推梵蒂冈。这不仅因为梵蒂冈是至高无上的教皇所在地，更主要的是教堂的建设赶上了文艺复兴这样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大师们在这里留下了无与伦比的杰作。梵蒂冈有一座叫做“西斯廷堂”的礼拜堂，米开朗琪罗在这里“面壁”11年，以超人的胆识和精湛的技艺，创作了巨幅天棚画《创世纪》和壁画《末日的审判》。天棚画《创世纪》以《上帝造天地》、《上帝造日月》、《上帝造万物》等9个主题组合成一幅浑然一体的巨作，在大约520平方米的圆穹天棚上，绘制了343个与真人大小（有的甚至比真人大两三倍）的人物形象。米开朗琪罗花了整整四年的时间，平均4天就要绘制一个人像，他每天仰头作画，脖子僵化了，平时连吃饭、看书都要仰着脖子，其工作的艰辛可想而知。这一歌颂上帝实际上是歌颂人类的创造精神、歌颂人的智慧和力量的杰作，得到后人极高的评价：“仰望文艺复兴艺术顶峰，到梵蒂冈的西斯廷！”在西斯廷还有米开朗琪罗的另一幅著名壁画《末日的审判》，这是画家在完成《创世纪》20年之后，又花了整整7年时间，历尽艰辛和病痛，直到他66岁高龄时创作而成的又一体现人文主义精神的杰作。

文艺复兴三巨子之一、只活了36岁的年轻画家拉斐尔，也在梵蒂冈教堂的签署厅创作了代表文艺复兴又一座艺术高峰的巨幅壁画《圣典辩论》和《雅典学院》。这两幅壁画的名称是后人根据画面的内容而确定的。《圣典辩论》描绘的是关于宗教教义大辩论的场面，表现了文艺复兴启蒙思想家们对天神的疑问；《雅典学院》则更是直接反映人类发展的创造史和文明史，鲜明地表现了人文主义的思想。画家为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各个时代的杰出人物树碑立传，这些人物包括苏格拉底、亚里斯多德、柏拉图……以及达•芬奇、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自己在内的哲学家、科学家、艺术家，意在向人们昭示：正是这些智者们引领和推动着人类的文明和进步。由于拉斐尔这两幅壁画的巨大成就和影响，人们早已忘了这里叫“签署厅”而直接称之为“拉斐尔厅”。

著名的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也是为教堂创作的壁画。这是画家于1495年他43岁的时候为米兰的一座修道院而绘制的。犹大出卖耶稣的故事为世人所熟知，耶稣与他的十二个弟子告别的晚餐，是欧洲古典绘画常见的题材。我们在欧洲的博物馆和教堂里不知看过多少幅这一题材的画作，每一个画家对耶稣和犹大及其他弟子都有不同的处理和表现，但都不及达•芬奇的壁画给人以震撼心灵的力量。画家通过对人物不同的心态和神情动作的生动描绘，把美与丑、真与伪、善与恶永久地凝固在这一历史的画面上。这座修道院后来毁于战火，米兰的市民自发地保护壁画，用砖块和沙包把这堵墙壁整个遮盖包裹了起来。几百年来壁画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颜色也开始消退，米兰市政府便拨巨款进行维修。我们去参观的时候正赶上维修工程的后期，专家们在脚手架上细心地修补，使我们不能一睹整幅壁画的风采，但据说施工非但没有影响参观的人数，反而吸引了更多的旅游者。

教堂的雕塑也是令人瞩目的。无论是外部与建筑融为一体的雕塑，还是内部作为装饰和陈设的雕塑，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不少是堪称经典和范本的绝世之作。譬如，梵蒂冈圣彼得教堂内米开朗琪罗的《母爱》、《摩西》，拉斐尔的圣母像……还有巴黎圣母院正面大门和墙壁上的浮雕，米兰大教堂屋顶上的3000多尊人像雕塑，等等，都给人以惊心动魄的感受。

教堂和艺术真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在这篇短文里更是难以备述。

宗教和社会

记得十多年前读谭嗣同的《仁学》，其中论及宗教对于社会的作用，谭氏引日本明治维新为例，认为宗教“隐为助力”，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的确，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宗教就其本质和总体而言，它对社会主要是起着消极作用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是人类的“精神鸦片”；但另一方面，宗教对于净化人的灵魂，化解社会和家庭矛盾等方面，又能起到某种特殊的作用，产生积极的效果。

当今之世，人类已经进入高科技和信息化的时代，但科技的昌明并没有消减人们对宗教的信仰，科学精神与宗教精神似乎并行不悖。据资料统计，西方国家信奉基督教的人数，近二三十年来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呈上升趋势，目前全世界信奉基督教的人数约占全球总人口的30%（参见戴维•巴雷特主编的《世界基督教百科》，牛津大学出版社）。像美国这样一个经济和文化高度发达的国家，同时又被称之为“教会制衡的国度”，它的信教公民竟高达70%。上至总统，下至平民；贵如议员，贱如乞丐，大都信奉上帝。我们看美国总统手抚《圣经》宣誓就职那一刻，神情是何等庄重、虔诚而神圣。欧洲各国也有50%的公民信奉基督教，一般来说信教的人绝大部分每周至少要到教堂做一次祷告，将近一半每周至少做一次弥撒。由此不难想象，教堂对于社会与民众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多么密切的关系。

当我们走进教堂，那安宁静谧的环境，那庄严肃穆的氛围，似乎有一种奇妙的神力，使你立即进入一种净化空灵的境界。在巴黎圣母院，我静静地倾听那雄浑的教堂钟声，雨果笔下那位面目丑陋而心地善良的敲钟人似乎就浮现在眼前。在牛津大学教堂，我在长条凳上坐下来，随着教徒们一道听主教诵经，尽管根本听不懂，也要感受一下这样的气氛。在日内瓦教堂，正赶上唱诗班唱诗，他们伴随着管风琴的音乐低声吟唱，那专注的神情和美妙的旋律使我激动不已……

教堂并不仅仅是教徒们活动的场所。欧洲的教堂，特别是那些著名的教堂，与社会政治有着特殊而紧密的联系。伦敦的威斯敏斯特教堂，是英国国王加冕和王室成员举行婚礼的地方。从11世纪胜利王威廉开始，除了13岁即被谋杀于伦敦塔中的爱德华五世和自动放弃王位的爱德华七世之外，所有英王均在此加冕登基，包括当今的伊丽莎白女王。这里也是国王的墓地，从亨利三世到乔治二世的20多位国王均安葬于此。1997年黛安娜王妃死于车祸，按照王室礼仪也曾在这里举行葬礼。因此，威斯敏斯特教堂成了英国王室历史的一部分见证。此外，英国许多名人死后也被安葬在教堂之内或在此树立纪念碑，如牛顿、达尔文等。教堂内的“诗人角”，便是诗人和作家的墓地，如狄更斯等。因而，英国人称这里是“荣誉的宝塔尖”。

梵蒂冈作为罗马教皇教廷的所在地，它是目前世界上最小的独立国家。中世纪，教皇统治着政府，教皇的政治势力范围很大。1870年，在一次政权转移中，意大利王国将罗马定为意大利的国家首都，从教皇政府中夺过政权，将所谓的罗马“教皇国”列为自己的版图。1929年，意大利政府和罗马教皇签署了一项协定，将梵蒂冈城建立为所谓的“国中之国”。跟任何其他国家一样，梵蒂冈拥有自己的卫队，挂自己的国旗，铸造自己的硬币，经营自己的邮政、交通、电话系统和无线电广播电台。其首领为教皇，教皇通过行政长官实行统治。每年的圣诞节，教皇都要在圣彼得大教堂向全世界发表圣诞文告，表明他们对世界事务的观点和态度。现年82岁的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2001年12月25日发布圣诞文告的主题是呼吁将儿童从成人世界的冲突中解救出来，要求维护世界和平，反对恐怖主义。

（本文发表于：2002，《粤海风》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