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入华新教传教士译业述评.doc

晚清入华新教传教士译业述评
冯天瑜

【论文分类】中国近代史
【论文网络来源】
【学刊期数】2004年12期
【论文期刊来源】《史学月刊》(开封)2004年08期第30～35页
【英文标题】Comments on the Translations by Late Qing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FENG Tian-yu
　(Research Center for Ancient Chinese Culture,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Hubei,China)
【作者简介】冯天瑜(1942-)，男，湖北红安人，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研究。武汉大学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2
【内容提要】 晚清入华的英美新教传教士在中国士人协助下，开展了规模空前的西学中译工作，其间发生“原语主义”与“译语主义”的论争。而晚清译业的实践证明，译语主义指示了沟通中西文化的行之有效的路径。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late Qing started large scale translation of Western works into Chinese,with the help of Chinese scholars.In the course of their translation there occurred the debate of"originalism"and"targetism",and the translation practice in late Qing proved that targetism was a very effective way of bridging the Sino-Western cultures.
【关 键 词】新教/名目/原语主义/译语主义Protestantism/name/originalism/targetism

［中图分类号］K252B97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4)08-0030-06
基督教的几个支派——“大秦景教”、“也里可温教”和耶稣会先后于唐代、元代及明清之际进入中国，其中由耶稣会扮演主角的基督教第三次入华，对中西文化及语汇交流造成较大影响。由于罗马教廷和清政府的否定性干预，耶稣会在华传教活动于18世纪初叶中断。经“百年禁教”之后，自19世纪初叶开始，基督教由其一大宗派——新教再度进入中国，此可谓基督教的第四次入华。诚如费正清所说：“在19世纪中西关系中，新教传教士是研究最少，却是最有意义的人物。”[1](p2)之所以说新教传教士入华“最有意义”，是因为新教伦理（普世主义、敬业俭朴、勤劳致富等）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及发展有着内在联系，新教热衷于介入各项世俗事务和世俗学术，称之“灵性奋兴”，而且，来自西欧北美的新教传教士进入中国的19世纪，恰值西方殖民主义大举东侵、中国社会发生旷古未遇的近代转型，故新教传教士入华在晚清文化的“古今中西”大交会中起到某种触媒剂作用，从而也在译学发展史上留下深刻的痕迹。本文不拟从政治层面讨论传教士的译业，而就译学史题旨，介绍入华新教传教士的译业实绩，并考析其发展理路。
　　一　马礼逊的《圣经》汉译及《华英字典》编纂
新教进入中国大陆始于19世纪初，其先锋人物，是英国基督教伦敦布道会派遣到中国的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arrison,1782～1834)，他于1807年9月4日到澳门，9月7日抵广州。其时中国尚在“禁教”阶段，马礼逊自1809年起以英国东印度公司广东商馆正式雇员身份，从事“以文字播道”的传教译经活动，长达25年，直至1834年于广州辞世。
来华之前，马礼逊曾向在英国学习商务的华人容三德求教中文和儒学。他又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看到1793年由一英国人带回的天主教传教士巴色译成中文的《圣经》手稿，遂于1806年开始作汉译《圣经》的准备。来华之后，马礼逊自1808年起汉译《新约全书》，在华人陈老宜、李十公帮助下，于1801年译毕并刊行《使徒行传》，1811年刊行《路加福音》，1812年刊行《使徒书信》，1813年译毕全部《新约圣经》，在广州秘密刻印2000部。1814年，马礼逊与伦敦布道会派来的英格兰人、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1785～1822)合作汉译《旧约全书》，1819年译毕。1823年将《新旧约全书》以《神天圣书》之名，合为21册线装本在马六甲出版。此为第一部汉文《圣经》，在汉字文化圈的中、日、朝有广远影响。马礼逊汉译《圣经》，曾参考明末清初耶稣会士所译圣经经卷，大体接受利玛窦(1552～1610)以“上帝”译God的译法，与后来入华的美国传教士以“神”译God，形成两种理路，它们分别成为汉译《圣经》“上帝本”与“神本”两种译本的端绪。（注：1843年8月伦敦会在香港召开传教士会议，此为来华传教士第一次中文圣经翻译会议；1850年再次举行会议，会上英国传教士主张以“上帝”、“圣神”译造物主，美国传教士则主张用“神”译God，以“圣灵”译Spirit，自此形成中文圣经的“上帝”本与“神”本，如大英圣经会出版的“上帝”本，美华圣经会出版的“神”本，此外还有“天主”本。）而“利玛窦—马礼逊”的“上帝”译法在汉字文化圈有更大影响，马礼逊汉译的《神天圣书》大体厘定了此后流行中国的基督教汉字术语：上帝、全知、全能、全在、三位一体、原罪、创世、救赎、末世、天国、教会、赦免、圣攴、恩宠、信、望、爱、因信称义、预定等。
马礼逊去世后，由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1796～1857)、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1803～1851)、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1801～1861)和马礼逊之子马儒翰(1814～1843)组成译经委员会，以马礼逊汉译本为基础，修订《圣经》译本，麦都思负责《新约》、郭实腊负责《旧约》，1837年出版石印本《新约》，题名《新遗诏书》，1838～1840年出版《旧约》。1840年郭实腊修订《新遗诏书》，改名《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太平天国使用的便是此一版本，但多有删改。
马礼逊自1808年开始，以《康熙字典》为据，编译《华英字典》，三部分共六卷，第一部分名《字典》，依据嘉庆十二年刊刻的《艺文备览》翻译，以汉字笔画分成214个字根排列，汉英对照，1815年在澳门出版；第二部分按音标和英文字母排列，名《五车韵府》，“五车”典出《庄子·天下》“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形容书多、学识广博，此卷分两部分先后于1819、1820年印行；第三部分为英汉对照的《英汉词典》，包括单字、词汇、成语、句型，例句均有汉译，1822年出版。《华英字典》全书1823年出齐，分六本，长达4595页。这部马礼逊尽15年之心力独自完成的汉英辞书，堪称一部中西文化的百科全书，马礼逊说：“我希望这部字典会给以后来华的传教士，提供极为重要的帮助。”[2](p70)这一目的达到了，19世纪20年代以降，入华新教传教士几乎都以《华英字典》作为研习汉语、汉文的工具书。而且，《华英字典》作为双语辞书，不仅有助于英语系统的人们了解汉文及中国文化，也向汉语系统介绍了英文和西方文化，其厘定的一批对译英语的汉字新语沿用至今。如：apostle使徒，black lead Pencil铅笔，Christ基利斯督，Critic of books善批评书，digest消化，exchange交换，judge审判，law法律，level水准，medicine医学，natural自然的，necessarily必要，news新闻，novel a small tale小说书，organ风琴，practice演习，radius半径线，spirit精神，unit单位，等等。当然，作为英汉双语辞书的开创之作，《华英字典》还相当租糙，汉译部分成词率不高，常以句子翻译相关西方概念，如今译名“侵蚀”，《华英字典》译作“防微杜渐”；“矿物学”译作“本草纲目”等等。这也说明，对译西洋概念的汉字新语的厘定，决非易事。马礼逊的努力确有筚路蓝缕之功。

马礼逊编纂的《华英字典》还被以后的新教传教士编纂汉外辞书奉作“圭臬”[3](p8)，卫三畏(W.William,1812～1884)的《英华韵府历阶》（1844年出版）、麦都思(W.H.Medhurst,1794～1857)的《英华字典》（1847～1848年出版）、罗存德(W.Lobscheid,)的《华英字典》（1866～1869年出版）、卢公明(J.Doolittle)的《华英萃林韵府》（1872年出版）等，都是在马礼逊的《华英字典》基础上修订发展而成的。这些汉外辞书也厘定了一批有影响的汉字新语，如卫三畏《英华韵府历阶》的grammar文法，newspaper新闻纸，diamond金刚石，cabinet内阁，consul领事，yard码，等。麦都思《英华字典》的diameter直径，essence本质，knowledge知识，machine机器，manage干事，matter物质，plan平面，platina白金，accident偶然，educate教养，association交际，Lord天主，revelation默示，sympathy同情等。罗存德《华英字典》的园艺、侵犯、蛋白质、阳极、映像、副官、银行、麦酒、公报、想像、炭酸、阴极、克服、保险、白旗、自由、文学、元帅、原罪、受难、原理、特权、宣传、右翼、法则、记号、随员、寒带、热带、吨、作者，等。卢公明《华英萃林韵府》的电报、电池、光线、民主之国、分子、地质论、物理、光学、动力、国会、函数、微分学、代数曲线，等。马礼逊及后继者在汉外辞书中厘定的这些汉字词，不仅在中国传播开来，构成中国近代新词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麦都思、罗存德、卢公明的辞典东传幕末和明治间的日本，被日本各种英和、和英辞典（如1862年出版的《英和对译袖珍辞书》、1867年出版的《和英语林集成》、1873年出版的《附音插图英和字汇》、1881年出版的《哲学字汇》、1883年出版的《英和字汇》等）所借鉴。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形成留学日本和翻译日籍的热潮，将大量日本汉字词输入中国，而其中不少本是幕末和明治间日本从入华传教士编纂的汉外辞书中借取的汉字新语。故在探讨近代中日语汇互动时，必须辨析其源流。
　　二　墨海书馆、广学会等传教士出版机构的译事
新教传教士为在中国译介西学，设立了一系列印刷出版机构，其最早可以追溯到马礼逊、麦都思1818年在马六甲创办的中文印刷所，鸦片战争后，该印刷所迁至香港，称伦敦会印书馆。新教传教士在中国大陆设立的第一家出版机构是1844年创立的美华书馆，继之有1845年在宁波设立的花华圣经书房（1844年初创于澳门），1847年创办的上海墨海书馆，1862年创办的上海华美书局，1877年创办的上海益智书会，1887年创办的上海中华广学会，1899年创办的广州美华浸会书局等。下以墨海书馆、广学会为例介绍新教传教士所办出版机构的译业及其新语创制。
伦敦布道会传教士麦都思曾在马六甲、巴达维亚等地设印刷所，道光二十三年(1843)上海开埠后，麦都思将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的印刷机构于1844年迁至上海，定名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press，中文名“墨海书馆”，取义“瀚墨之海”（书籍的海洋），其印刷机曾用一牛旋转机轴，后来上海文士以诗咏曰：
车翻墨海转轮圜，百种奇编宇内传。
忙煞老牛浑未解，不耕禾陇种书田。
墨海书馆前由麦都思主持，后由伟烈亚力继任，麦、伟二人著译多种由其出版，米怜之子美魏荣(1815～1863)、慕维廉(1822～1900)、合信(1816～1873)、艾约瑟(1823～1905)等传教士也参与著译，中国学者王韬、李善兰、管嗣复、张福僖等则在著译西书中发挥笔录、润饰作用。1844～1860年间，墨海书馆出版书刊171种，其中宣教书138种，占80.7%；科技及史地书33种，占19.3%。麦都思以“尚德者”署名的宣教作品，以“神天”称上帝，以“圣教”称基督教，以“宗主”称耶稣，在中国教徒中有一定影响。
墨海书馆翻译出版的科技书，数学类有《数学启蒙》、《续几何原本》、《代数学》、《代微积拾级》，主译者均为伟烈亚力。其中《续几何原本》系伟烈亚力与中国数学家李善兰合译，1857年出版，为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后9卷，前6卷由利玛窦与徐光启于明末译出。续本9卷与前6卷，经曾国藩合并为一书，于1865年重校付梓，此为中国数学史的一桩大事，王韬盛赞伟烈亚力与李善兰：“今西士伟烈与海宁李君，不惮其难而续成之，功当不在徐、利下。”[4](p69)（注：孙次公：《洋泾浜杂诗》，转达见《瀛壖杂志》，第119页。）此书厘定的术语圆锥、曲线、轴线等，沿用至今。《代数学》亦由伟、李合译，1859年出版，该书首次向中国介绍了虚数，并引入西方运算符号，如×、÷、＝、√∵、∴、∞等。《代数积拾级》由伟、李合译，1859年出版，创译一批术语，如代数、微分、积分、系数、椭圆、级数、常数、变数等，沿用至今，并传用于日本。
物理学类有《重学浅说》和《重学》。《重学浅说》，伟烈亚力口译，王韬笔述，1858年出版，是中国第一部译介西方力学的书籍，厘定的物理学术语有重学（即力学）、摄力（即引力）、地心等，还音译欧洲科学家名亚奇默德（阿基米得）、伽离略（伽利略）、奈端（牛顿）、瓦得（瓦特）等。《重学》由艾约瑟与李善兰合译，1855年译毕。
天文学类有《谈天》，伟烈亚力与李善兰合译，1859年出版。厘定的天文学术语有恒星、行星、彗星、吸引力等，音译欧洲天文学家名多禄某（托勒密）、歌白尼（哥白尼）、刻白尔（刻卜勒）、奈端（牛顿）等。
地理类有《大英国志》，慕维廉译，蒋敦复润色，1856年出版，其中关于各国政体的介绍，出现音译词恩伯腊（皇帝）、京（王）、伯勒西敦（首领）。
生物学类有《植物学》，前7卷韦廉臣、李善兰合译，第8卷艾约瑟、李善兰合译，为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近代植物学的译著。厘定一些生物学术语，如植物学、科、有花植物、无花植物等。
医学类有《西医略论》、《妇婴新语》、《内科新说》，皆由合信撰写，管嗣复润色。
新教传教士在中国设立的最大规模、持续时间最长(1887～1956)的出版机构，是英国长老会传教士韦廉臣(1829～1890)1887年11月在上海创立的同文书会，初以出版宣教书为主，韦廉臣1890年去世，由慕维廉主持，1892年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1845～1919)接任督办，主张宣教书与世俗知识书并重，1894年同文书会更名中华广学会，通称广学会，取义“以西国之学广中国之学，以西国之新学广中国之旧学”[5]。
广学会以传播西学知识为重的方针，正是新教走向实用化、理性化的表现，其表征便是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借重。广学会编印的刊物《万国公报》、《孩提画报》、《训蒙画报》、《成童画报》、《中西教会报》、《大同报》以世俗知识内容为主；编译出版的西学书籍，宣教书、世俗知识书均有，而后者为主，要者有韦廉臣的《格物探原》、《治国要务》，慕维廉的《大英国志》、《天文地理》、《地理全志》、《知识五门》，花之安(1839～1899)的《自西徂东》、《性海渊源》、《教化议》、《西国学校》，安保罗的《救世教成全儒教》，傅兰雅的《格物须知》等自然科学须知共23种，真司腾的《化学卫生论》，丁韪良的《万国公法》、《公法会通》、《公法便览》、《富国策》、《格物入门》、《闻见选录新编》，林乐知的《中西关系略论》、《列国岁纪政要》，李提摩太的《救世教益》、《八星之一总论》、《五洲教务》、《中西四大政考》、《三十国考要》、《时事新论》、《西铎》等。上述西学书籍不限于译作，编纂、创作的比例颇大，这是广学会所出西书的特色之一，而且其中穿插关于中西文化比较、中国传统文化评价等议论文字，与清末改良主义者（如王韬、郑观应等）和维新变法派（康有为、梁启超等）的思想及著述发生较密切的联系。广学会出版物所厘定的新语数量巨大，现以其刊发的《万国公报》为例，略加介绍。
《万国公报》原是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1836～1907)1868年9月在上海创办的周刊《教会新报》，于1874年改称《万国公报》，中途停刊，广学会成立后，于1889年2月使《万国公报》复刊，作广学会机关报，仍由林乐知主编，参编者有韦廉臣、慕维廉、李提摩太、艾约瑟、丁韪良、花之安等传教士，华人编者有沈毓桂、蔡尔康等。该刊发表的自然科学文章，较重要的是韦廉臣的《格物探原》（1874年9月），其中出现元质（元素）及轻（氢）、养（氧）、淡（氮）、炭（碳）、磺（硫）等元素名称。政论方面，《万国公报》曾发表李提摩太、林乐知、李佳白(1857～1927)等英美传教士鼓吹中国必须“变法”的文章，如李提摩太有“新民、化民、安民、富民”之倡（注：见《泰西新史揽要译本后序》，《万国公报》第76册，1895年5月。），这些词汇，虽借用中国古典词，却一一注入新义，后成为近代中国的流行新语，梁启超的“新民说”即脱胎于此。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二书》中，建议变法须“富国”、“养民”、“教民”，诸词也采自李提摩太文章，康氏所列“富国之法”，分钞法、铁路、机器轮舟、开矿、铸银、邮政；“富民之法”，分务农、劝工、惠商、恤穷；“教民之法”有设学校、开报馆等，其思路及用词与《万国公报》上传教士的文章十分接近。林乐知发表于该刊1875年6月12日的《译民主国与各国章程及公议堂解》，是系统介绍西方民主政治的文章，厘定公议堂（议会）、议法之员（议员）、上下两院，议法（立法）、掌律（司法）、行政等政治类新语，并阐发议法、掌律、行政“三权分立”及议会政治的基本理念，晚清改良振深受影响。然而，康、梁博取传教士政论，却拒绝采纳其“西教为西学、西政之本”的说法，维新派所办《湘学报》发表《论西政西学兴衰俱与西教无涉》一文，驳斥“将一切事物归功天主”的宗教宣传。（注：见《湘学报》第32册，1898年2月。）《万国公报》的宗教思想及其语汇，在维新派中影响甚微，而科技、政治思想及其语汇则被采纳甚多，反映了近代中国先进士人汲纳西学而拒斥西教的倾向性。
林乐知在《万国公报》184册（光绪三十年四月）刊发的《新名词之辨感》一文，专门论及新语厘定问题。该文指出，中国文字虽历史悠久，但词汇已不敷今用，而“今中国之人，以造字之权利，让之古圣先王，后人不许杜撰一字，亦不许自著一新名词，必稽诸陈旧之经典，方为雅驯”。他在比较中西语汇之后，力陈新创汉字词之必要：
试观英文之大字林，科学分门，合之名词不下二十万，面中国之字不过六万有奇，是较少于英文十四万也。……故新名词不能不撰，如化学、医学、地质学、心理学等学科，中国字缺乏者更多。余前与傅兰雅先生同译书于制造局，计为中国新添之字与名词，已不啻一万有奇矣。
林氏列举创新名词的方法：“一以相近之声，模写其音；一以相近之意，仿造其字；一以相近之义，撰合其文。”他还指出，中国要获得进步，要义在于“释放”（解放）：
一得释放，而后春和至矣。新天新地、新人、新物，莫不由释放而来，岂惟关系于新名词哉！
这实在是关于新语创制的一篇绝妙之作。
　　三　译语主义与原语主义的辩论及傅兰雅的“名目生新”说
明末清初的“中国礼仪之争”，以利玛窦与龙华民为代表的基督教系统内部两派在文化传播问题上展开论战，这一论战的要旨在于：异文化间是否存在通约性？反映异文化的不同语文能否建立意义上的等值关系？也即意译是否可能？这便是文化传播问题上“译语主义”与“原语主义”的对立。龙华民所持的是东西方文化二元两分的“原语主义”，否定异文化间的通约性和异语文之间术语意译的可能；而利玛窦则实行“译语主义”，试图消解东西文化的二元两分，搭建沟通东西方意义世界的语文桥梁。而明末嘉定会议未能就利氏和龙氏的两种意见取得共识，其分歧不仅是理论上的，也直接反映到传教实践上，并由此引发以后长达百余年的“中国礼仪之争”。这些问题并没有因“中国礼仪之争”暂停而告结束，作为文化传播学上的一大论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长期困扰着躬逢其事的人们，清末入华新教传教士也不例外，他们在19世纪中后期就此展开的论辩，直接承袭着入华耶稣会士17世纪展开的“利玛窦—龙华民”之辩。
自马礼逊1807年入华并译介西学开始，欧美新教传教士译介西方事物和知识时，无非音译、意译两法，而能否用汉文忠实地意译西方文化，在新教传教士中一直存在争议，19世纪70年代西方各国入华新教传教士专门就此在上海举行过几次讨论会，对中文意译西学持肯定意见的主要有傅兰雅、李佳白、狄考文等，持否定意见的主要有花之安、卜舫济等。傅兰雅光绪六年(1880)在《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的第二章《论译书之法》和第三章《论译书之益》中，对历次讨论会的分歧意见加以综汇、评析，他概括否定派的意见为：
中国语言文字最难为西人所通，即通之亦难将西书之精奥译至中国。盖中国文字最古最生最硬，若以之译泰西格致与制造等事，几成笑谈。……况近来西国所有格致，门类甚多，名目尤繁；而中国并无其学与其名，焉能译妥？诚属不能越之难也！[6]（第二章）
对于这种中文无法意译西方概念的说法，傅兰雅一方面援引历史事实以驳斥之，一方面从汉语的特点引发其翻译能力颇强的结论：
然推论此说，实有不然。盖明时利玛窦诸人及今各译书之人，并未遇有甚大之难，以致中止。译西书第一要事为名目，若所用名目必为华字典内之字义，不可另有解释，则译书事永不能成。然中国语言文字与他国略同，俱为随时逐渐生新，非一旦而忽然俱有。故前时能生新者，则后日亦可生新者，以至无穷。近来中西交涉事年多一年，则新名目亦必每年增广。[6]（第二章）
傅氏在这里提出“名目”即译名问题，指出不可死守汉字及汉字词的古义，应当不断“生新”，而中国语言文字完全具备这种“无穷”的“生新”能力。傅氏预言，随着中西文化互动日多，“新名目”（即汉字新语）必将与日俱增。傅氏的这一论说，与两个世纪之前入华耶稣会士利类思在为所译《超性学要》写的序文颇有相通处，利类思称译事大难而又可为，“文以地殊，言以数限，反复商求，加增新语”，指出创译新词（“加增新语”）是翻译的必需，也是通过“反复商求”可以做得到的。
作为有着丰富的翻译实践的译者，傅兰雅还提出了译名统一与规范化问题。他指出，清代中外人士翻译西书因缺乏规划，“故各人所译西书常有混名之弊，将来甚难更正”。他特别举出基督教造物主的译名混乱的状况：
察各门教师称造化万物之主，有曰天主者，有曰上帝者，有曰真神者，此为传教第一要名，尚未能同心合意，通用一名，而彼轻气、淡气相混者亦不为奇焉。[6]（第二章）
有鉴于此，傅氏倡导统一译名的办法，如“作中西名目字汇”——
凡译书时所设新名，无论为事物人地等名，皆宜随时录于英华小簿，后刊书可附书末，以便阅者核察西书或问诸西人。而各书内所有之名，宜汇成总书，制成大部，则以后译书者有所核察，可免混名之弊。[6]（第二章）
傅氏通过这种努力，证明了中西“名目”的对译是可以走向规范化的。
傅兰雅不仅用文章阐述创制“新名目”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而且在翻译实践中摸索出一套“设立新名”的方法。他指出，“名目”（译名）是“译西书第一要事”，其方法第一是利用“华文已有之名”；第二是“设立新名”，其法有三：一，以平常字外加偏旁而为新名，仍读本音，如镁、鉮、、矽；或以字典内不常用之字释以新义而为新名，如铂、钾、钴、锌等是也。二，用数字解释其物，即以此解释为新名，而字数以少为妙，如养气、轻气、火轮船、风雨表等是也。三，用华字写其西名，以官音为主，而西字各音亦代以常用相同之华字……[6]（第二章）
傅氏总结的这些创制新语的方法，行之有效。傅氏的译业实践也证明了以汉字新创词语，可以表述西书概念，同时又易于被熟知汉字文化的人们所理解与记忆。今日，不仅钾、钠、锌等元素词被中国人熟用，养气（后改作氧气）、轻气（后改作氢气）、火轮船（后省作轮船）也被中国视同本民族词汇，可谓达到异语文对接的“化境”。
在傅兰雅从事译业的晚清，坚持“原语主义”、认定中西文化难以通约的西洋人居多，故反对用汉文翻译西书的声浪甚高，诚如傅氏概述的，“西人多以为华文不能显明泰西近来之格致，非用西方则甚难传至中国，此等人看局内译书之事（指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翻译西书——引者），不过枉费工力而已”。傅兰雅以一外国人身份，却能据理力争，认为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和主权国家，决无理由放弃自己的语言文字，他说：
况中国书文流传自古，数千年来未有或替，不特国人视之甚重，即国家亦赖以治国焉。有自主之大国弃其书文，而尽用他邦语言文字者耶？若中国为他邦所属，或能勉强行以西文；惟此事乃断不能有者，故不必虑及焉。[6]（第三章）
他还盛赞中国先进士人译介西学的积极性，称其“凡见西国有益学术，则不惜工费而译成书，以便传通全国”[6]（第三章），由此他看到了中西文化沟通的希望，认为西方人应当支持并参与中国翻译西书的事业，以促进这种沟通。而明清之际和晚清西书翻译的实践，以及中西文化在近现代日渐深入的互动，证明了异文化间存在着通约性，异语文间的术语意译也是可能的，从利玛窦（在徐光启、李之藻帮助下）到傅兰雅（在徐寿、华蘅芳帮助下）的译业便是异语文意义沟通的丰碑。
【收稿日期】2003-0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