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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是价值的货币形态

薛暮桥

价格是价值的货币形态，是用货币形式表现的价值，这是马克思反复说过的话。所以，各类商品的价格决定于两个因素：第一是各类商品本身所包含的价值，第二是货币所代表的价值。在使用金属货币（金或银）的时代，由于金银本身也是商品，也包含一定数量的价值，所以价格决定于各类商品本身的价值同按法定含金量计算的黄金（在我国1936年以前是七钱二分白银）的价值之间的比例。金银所以能够被公认作为货币，除马克思所指出的优点外，还由于它的供求数量比较稳定。现有的金银是若干世纪积累起来的，每年的生产量和消耗量在总储存中所占的比例很小，因此它的交换价值比较稳定，不大会由于供求关系突然变化而上下波动。当然，这并不是说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保持绝对的稳定，在废止金本位制以后，黄金成为重要的买卖对象，变成价格很不稳定的商品了。
我国原来实行银本位制，1936年英帝国主义企图操纵我国的财政和金融，通过汇丰银行高价收购白银，迫使我国放弃银本位制，改用以英镑一先令二便士半为标准的“法币”来代替，使我国的货币隶属于“英镑集团”。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由于国民党政府滥发纸币来弥补财政赤字，法币迅速贬值，物价猛烈上涨。此后我国就用不兑现的纸币来代替金属货币，币值和物价之间的关系就由另一种规律来支配了。
三十年代初期，世界经济大危机，由于各类商品生产过剩，物价猛烈下降，许多工厂、商店纷纷倒闭，到1933年美国的银行也大量倒闭。1934年罗斯福实行新政，宣布美元贬值（降低美元的法定含金量）40%，用同量的黄金储备可以增发大量货币，物价随之上升，银行在货币流通数量增加情况下纷纷复业，刺激了经济从危机走向繁荣。此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凯恩斯等人宣称可以用通货膨胀来提高物价，防止经济危机。五十、六十年代凯恩斯学说风行资本主义世界，货币发行数量远远超过黄金储备，导致美元危机，美国黄金大量外流，但仍然准许别国按法定价格（每盎斯黄金35美元）购买黄金。到七十年代初期，纸币愈发愈多，美国无力按照法定价格出售黄金，被迫宣布停止各国政府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货币与黄金逐渐脱钩，黄金价格就象脱线的风筝一样猛烈上升。废止金本位制以后各国可以无拘束地增发货币，物价年年上涨。1974年，许多国家的物价上涨指数达到两位数（超过10%）。资本主义各国因怕货币制度崩溃，对通货膨胀加以控制，因此又出现经济萎缩。资本主义各国在货币发行、物价上涨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客观规律支配下，形成了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和经济萎缩并发的“滞胀”局面。尽管资本主义各国无法摆脱从经济危机转化成的“滞胀”（慢性的经济危机）局面，但他们实际上利用了货币发行和物价变化之间的客观关系，来对经济发展进行一定限度内的调节。
我国一些经济学家墨守马克思关于货币的价值决定于黄金价值的学说，一直否认现代货币（纸币）代表的价值决定于它的流通数量这一客观事实。其实马克思早就指出：“强制通用的国家纸币是价值符号的完成形式，……信用货币属于社会生产过程的较高阶段，它受完全不同的规律支配。”①还指出这个新的规律是纸币的价值决定于流通的纸币的数量，因此商品价格是随着流通中纸币数量的变动而涨落。马克思所讲的上述理论，同目前货币流通和物价变化的情况是完全符合的。这个规律，不但已被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学家所公认和利用，而且被我国从抗日战争以来将近半个世纪的历史所反复证实了。
马克思告诉我们，货币流通数量必须而且必然要与社会商品（加上劳务）交换所需要的货币流通量相符合。如果这一年的商品（加上劳务）交换数量是1，000亿元，同年货币的周转速度是10次，那么社会的货币需要数量就是100亿元。在市场上流通着金属货币的时候，如果货币流通数量超过社会流通需要，多余的货币便会退出市场，当作金块而被贮存或者利用。而在市场上流通着不能兑现的纸币的时候，由于纸币本身没有价值，不能退出市场，所以当货币发行超过社会货币流通需要的时候，纸币就会贬值。仍用上例，如果纸币发行数量不是100亿元而是200亿元，纸币所代表的价值就会降低一半，与此同时物价上升一倍，这时，同样数量的商品交换就需要增加一倍的货币，社会商品（加上劳务）交换总量就从1，000亿元变为2，000亿元，与200亿元货币发行量完全符合。如果不再增发货币，物价就会在新的基础（涨价一倍）上恢复稳定。反之，如果货币发行数量减少一半，物价就会下降一半，使许多工商企业亏损甚至破产。所以社会主义国家也同资本主义国家一样，需要慎重掌握货币发行数量，使货币发行增长幅度同生产发展和商品交换增长的幅度大体相等，以保持物价的基本稳定。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生产过剩，需要小幅度的通货膨胀和物价的轻微上升来刺激消费，以销售过剩商品。社会主义国家则没有这个必要，最好是保持物价的长期稳定。
决定价格的另一个因素是各类商品本身的价值，即生产这种商品所消耗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表现为生产成本加平均利润。在经济发展中，各类商品的成本不断变化。农产品和矿产品因受自然条件限制，生产不断发展，成本很不容易下降，甚至还要上升。如粮食亩产三、四百斤成本较低，如要亩产一千五、六百斤就要多施化肥、农药，多次浇水，成本上升。在粮食需要量少的时候可以利用好的近的土地，粮食需要量大的时候就要利用远的差的土地。采煤矿井愈掘愈深，坑道愈挖愈长，采一吨煤所耗费的劳动增多。油井刚开采时每天产油多至几百吨，过若干年后降到几十吨、几吨，所以老矿井的成本会上升。煤炭石油需要量大，也要开采资源条件差的和比较远的矿区。与此相反，加工产品产量愈大，成本愈低。年产一百万辆的汽车工厂较年产一千辆的汽车工厂，单位产品成本要低很多。因此，一般规律是：在生产发展中农产品和矿产品的价格相对上升；轻工业品中，以农产品为原料的产品（如棉布等）价格基本稳定或者略有上升，以工业品为原料的产品（如钟表等）价格相对下降；重工业品以矿产品为原料的基础工业（如钢铁、有色金属等）成本稳定或者略有上升，以钢铁等为原料的机器制造工业（包括车辆、船舶等）成本不断下降。为使各类产品的价格符合价值，我们在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的同时，必须对各类产品的价格进行有升有降的调整。
社会主义国家为保持物价的稳定，需要保持财政收支的平衡、信贷收支的平衡和物资供求的平衡，这是周恩来总理和陈云同志早在五十年代中期就提出的经济工作的重要方针。我国1949年建国前后的通货膨胀和“三年大跃进”中的通货膨胀，都是财政赤字所引起的。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都由财政拨付，银行只负担流动资金的贷款，所以一般来说不会发生信贷膨胀（“三年大跃进”中工厂生产了大量的次品、废品，商业和物资部门利用银行贷款来收购、储存，后来大部分报废，因此在这时期也产生一定程度的信贷膨胀）。1979年起，许多企业利用银行贷款部分地代替财政拨款来进行固定资产投资，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银行贷款年年增加。如果控制不严，就会发生信贷膨胀，也会因此而多发货币，引起物价上升。所以除财政部负责保持财政收支的平衡外，又新设中央银行（仍称“中国人民银行”）来管理货币发行，监督各专业银行遵守国家信贷计划，保持信贷收支的平衡。
物资供求的平衡也是保持物价稳定的重要条件。我国长时期以来绝大多数生产资料和消费品都是供不应求。为着保持物价稳定，对生产资料实行统一收购、统一分配，不通过市场交换；对重要消费品实行征购、派购、统购和限量供应，致使生产和市场需要相互脱节。这种制度必然降低生产和建设的经济效益，使人民的实际生活不能随着生产发展而相应地得到改善。有些同志认为，象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要发生生产过剩一样，社会主义制度必然要发生供不应求，因此不可能废止统购统配制度。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只要国家计划真正做到综合平衡，农业、轻工业、重工业按比例发展，是完全可以达到各类商品的供求平衡的。总结历史经验，产生供不应求的根本原因是违背客观规律，主观地追求生产过高速度增长，以致基本建设规模过大，不能不加速发展重工业，增产生产资料。为保证重工业的迅速发展，反过来又被迫扩大基本建设规模，生产资料的供应更加紧张。长期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必然要挤农业和轻工业，使消费品的供应也满足不了人民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有计划地压缩基本建设规模，主动降低重工业的增长速度，优先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消费品的供应愈来愈丰富了。与此同时，基本建设规模如按计划得到控制，生产资料的供应也可能缓和下来，近五年由于计划外的建设扩大过快，超过国家计划，这一点还没有完全做到。但是只要建设规模得到控制，生产资料的供求平衡是可以做得到的。
这几年消费品的供应日益丰富，许多种原来限量供应的商品现在已经敞开供应。目前继续限量供应的商品只有粮食和食油，这两种商品现在也是供应充足，只要解决购销价格倒挂问题，完全可以不要粮票、油票而敞开供应。事实证明，社会主义国家是完全可以通过国家计划的综合平衡来保证各类商品的供求平衡的。当然，所谓供求平衡，是从总数来讲的。有些商品供不应求，需要提一点价；有些商品供过于求，需要降一点价。提价和降价的结果，使生产和需求发生变化，从而使供求恢复平衡。提价降价相抵，物价总指数可以大体上保持稳定。我们希望，再经过几年调整，建设规模不要过分扩大，使生产资料也能够做到供求基本平衡，这样物价的稳定就更有保证了。
国家计划在价值形态上的综合平衡，是积累和消费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保证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合计不超过国民收入。社会主义国家正如有的经济学家所说很容易产生“投资饥饿症”，积累基金（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超过国家计划，投资的增长超过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在这样的情况下，就难免要出现生产资料供应的紧张，以致被迫提高价格。如果生产资料提价，实际上就压缩了用货币形态体现的建设规模，原来一万元的投资只能完成八千元的工作量，把货币形态上积累基金过多的部分抵销了。积累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过高，就会压缩消费基金，阻碍人民生活不断改善（我国1958年到1978年有过这样的情况）。如果国家同时提高城乡人民的收入，消费基金增长过快，那么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合计就会超过国民收入，财政有赤字，货币增发过多，引起物价上升。如果消费品同生产资料一样，也因供不应求被迫提价，用货币形态表现的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实质上都将下降，同国民收入恢复平衡。
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国家控制价格，有可能对生产资料实行统购统配，对消费品实行限量供应，国家用财政补贴来稳定价格。特别是生产资料中的矿产品，消费品中的农产品，这些产品因受自然条件限制，生产成本总是相对地不断上升，如果价格固定不变，财政补贴就会愈来愈多，影响财政收支的平衡。这种用补贴来保持物价稳定的办法，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称它为“隐蔽性的通货膨胀”。如果国家不下决心调整价格，让物价补贴不断增长，就会发生财政赤字，被迫增发货币，最后仍然不能不下决心调整价格。现在我们已经开始出现这样的情况，有必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对物价进行全面的调整。
我国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经发生猛烈的通货膨胀，不但法币、金元券曾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猛烈贬值，物价成万成亿倍地上升，人民币在刚发行的1949年也因保证全国规模的解放战争的需要，发行量增加一百多倍，以致物价也大体上每三个月上升一倍，到1950年3月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取得胜利，财政收支取得平衡，才结束了十二年通货膨胀的困难局面，但全国人民对这情况仍然心有余悸。从1950年以来，国家一直把稳定物价当作重要方针，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把稳定物价与冻结物价等同起来。各类商品性质不同，它的生产成本和供求关系总是不断变化，如果不及时调整价格，我们的价格体系就会既不反映价值，也不反映供求关系，成为经济运行中的重大障碍。积三十多年经验，我们承认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还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就必须承认而且遵守价值规律。违反价值规律，必然会把经济管死，这一点已被三十多年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充分证明了。
在过去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的时候，不调整价格还能够勉强维持下去。生产价高利大产品的企业把多得的盈利统统上交给国家，生产价低利小甚至亏损产品的企业，亏损额都由国家来补贴。这样的经济管理体制，使企业对外不考虑市场需要，对内不研究经营管理，一切按计划办事，经济效益愈来愈低。1978年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彻底改革这种不合理的经济管理体制。我们首先在农村中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收到了超乎意料的效果。现在要把经济责任制推广到城市中来，逐步使所有的企业都能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目前的价格体系显然同体制改革的要求不相适应，因此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指出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系乃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但是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盼望物价稳定，对有计划地调整价格顾虑重重。为着扫除调整物价的思想上的障碍，有必要重温过去的历史，从历史经验来说明物价变动的客观规律。过去是在生产下降、商品缺乏的条件下来稳定物价，尚能取得胜利。现在我们是在生产持续上升、商品日益丰富的条件下来调整物价，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调价的结果会使生产更能按照社会需要而健康地上升，人民生活也会随着生产的发展而继续得到改善。
我国历史上价格的猛烈波动，在世界上是少有的。我国政府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稳定物价，这样丰富的经验也是世界上少有的。这次从稳定中来调整物价，消除“隐蔽性的通货膨胀”，必将取得更丰富的经验，对此我们是有充分信心的。

——原载《经济研究》198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