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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
——谈谈哲学的产生、使命与未来

周兴茂
（重庆邮电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重庆 400065）

摘要：哲学产生于惊异、闲暇与沉思，哲学的使命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但从某种意义上讲，改造世界比认识世界更重要。而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我们必须牢固树立实践的观点、主体与客体相一致的观点和群众观点。哲学的未来是十分美好的，未来的世界必将是哲学的世界，未来的人类也必将是赋予哲学思维的人类。

关键词： 哲学 产生 使命 未来

“哲学”来源于古希腊文，原由“爱”（Philos）和“智慧”（sophos）组成。在汉语中，“哲”具有“智慧”、“贤明”、“通晓事理”等意。“哲”之为“学”，就是给人以智慧、使人聪明的学问。人类要生存，要发展，就必须时时刻刻充分运用自身的聪明才智并通过相应的社会实践活动同现实世界打交道。而所谓的现实世界，实际上就是中国人在《周易》中讲的“天、地、人”三界，“天”、“地”属于自然界，而人则处于天地之间，人与人之间不但构建了一个个极其复杂的宏观“社会界”，同时，每一个人又是一个同样复杂的微观“社会界”。人及其社会的活动尽管千差万别，但说到底无非是做两件事：一是认识世界，一是改造世界。认识世界，就是主观反映客观；改造世界，就是主观反作用于客观。在古代，人们把哲学看成是包罗万象的“科学之科学”，它凌驾于一切科学之上。不管是认识世界也好，还是改造世界也罢，只要有哲学一切就能迎刃而解。但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和析分，人们就逐渐把专门研究自然的学问称之为“自然科学”，而把专门研究人自身和社会的学问称之为“人文社会科学”。但有一点必须注意：就是哲学始终犹如镶嵌在皇冠上的明珠一样，是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甚至也包括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和核心。

基于此，如果我们弄清了哲学的产生和使命，实际上也就等于弄清了人文社会科学的产生和使命。当然，对于哲学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未来，也是我们必须要高度关注的问题。

一、 认识世界：惊异、闲暇与沉思

应该认为，哲学甚至包括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乃至整个自然科学，其使命不外乎都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两个方面。认识世界虽然也离不开社会实践，离不开改造世界，但主要是在人类的思维领域或主观世界完成的；而改造世界则主要是在自然、人类社会领域或客观世界完成的。因此，我们把大体分属于不同领域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两大使命分开来研究，这有利于我们全方位地把握哲学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产生和使命。

人类对宇宙奥秘以及人自身、人类社会的认识，都起源于对万事万物的惊异。哲学源于惊异（Philosophy begins with wonder）。或者说，惊异即是哲学产生和发展的第一个条件。茫茫宇宙，万事万物，千差万别；风雨雷电，春夏秋冬，花开花落……人类的初期，就好比初生的婴儿，对一切都是那么陌生，那么迷惑，那么惊异。正是在这些万千的惊异之中，人们通过对星象转移、气候变化、河水涨落等等的观察，以及河道治理的计算和田地的丈量等实践活动，才逐步把握到一些宇宙自然的变化规律。正是在众多的惊异面前，人们为了解开这些惊异之谜，才逐步有了对宇宙本体的若干认识，这是哲学产生的前奏。

古希腊数学家泰阿泰德（Theaetetus）曾说过，疑讶之感是哲学家的标志，哲学产生于一种对事物的疑讶惊奇之中。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才把“怀疑一切”（De omnibus dubitandum）作为自己最喜欢的箴言①。古代的哲学就是自然之学，即关于自然的知识。Physus 、 Physics，都是关于对物质世界的原理的认识。亚里士多德（Gr．Aristotel es Eng．Aristotle）曾说过，只有一个对迷惑有所惊异的人，才有可能产生哲学的智慧，惊异感越大成长就越快；一个对自然、社会、人生等没有惊异的人，是不可能有什么作为的；能够提出问题的人，才是最聪明的人。著名的牛顿，正是从苹果的下落产生惊异，才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居里夫人发现镭，也是对照片上痕迹的惊异才导致深入地研究。《荷马史诗》中的陶马士（Θarμas），即是疑讶、可疑之物。疑讶产生智慧，陶马士之女伊里士（Iris），乃虹之女神，是宙斯的使者，伊里士的使命就是传达神与神之间的信息，并向众人宣布神的召谕，伊里士正是传播智慧的化身。柏拉图（Gr．Plalon Eng．Plato）讲，伊里士不愧为陶马士之女。人类有了疑讶，才有智慧，才能走向文明。当然，也许婴儿对于万事万物是最感惊异的，但这仅仅只是感性的直观，他们是无法上升到知性、乃至理性的抽象高度的。

除开惊异是哲学的第一个条件之外，闲暇是哲学的母亲（Leisure and curiosity——The mother of philosophy）。可以说，闲暇是哲学的第二个条件，是哲学的保证。之所以原始社会根本不可能产生哲学，在奴隶社会也不可能产生奴隶哲学家，就因为奴隶们只是“会说话的工具”，他们不可能有什么闲暇。没有闲暇，就标志着一个人始终要为自己的衣、食、住、行而奋斗，他就不可能有更多的时间来观察宇宙世界、人类社会乃至人生，就不可能对这些进行深入地思考和客观地探求。著名的狄慈根是一个修鞋匠，虽然他有自己的哲学，但很难做到系统化。只有在奴隶社会中，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逐步产生了一个有闲暇的知识阶层，他们既不必过多考虑生计，又有知识，因此，在充分的闲暇之中，才有可能去对自然、世界的奥秘、本原、人类社会、人生等等问题进行探索，进行静观和沉思，从而不断认识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亚里士多德曾说，历史的发展，要使人过上轻快的生活，只有这点达到了，人才有闲暇，才能去深思熟虑各种重大问题。这是理智、理性的需要，而绝不是金钱或其它物质享受的需要。也许，一些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之徒，他们有很多闲暇，但他们宁肯到处拈花惹草、吃喝嫖赌，也是绝无什么哲学沉思和辩证思维的。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会明白古今中外的任何一个国家为什么都会产生一个知识阶层。这个知识阶层在中国的古代被称为“士”，或称“士大夫”阶层；在西方国家这些人基本都生活在上流社会。表面看来这些人并不独立，他们要么依附于统治阶级，这一点在中国的“象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士象不离老将爷”；要么依附于广大的劳苦大众，特别是这些人如果想充分施展自己的抱负，想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他们就非得依赖广大的劳苦大众不可。反之，如果一个朝廷想永葆自己的天下，他们又必须充分依靠这些人为其出谋划策。如果我们综合起来看，一个社会到底是好是坏，恐怕既不能全听统治阶级的夸夸其谈，因为统治阶级没有说自己不好的；也不能全听处于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的话，因为他们不可能把握宏观的情况；应该说，处于中间层次的“士”阶层他们上联上流社会，下联社会底层，也许他们的感受才是最真实的。翻开中国的历史，凡是“士”阶层好过的时候，基本就是这个社会处于比较顺畅的时候，这个社会的学术和哲学也会比较繁荣；凡是“士”阶层不好过的时候，这个社会就一定是有大问题了，这个社会的学术和哲学就会处于凋敝的状况。

人类有了对万事万物的惊异，甚至也有闲暇，但仅仅是为哲学或理性的产生准备了客观的外部条件，这是远远不够的。而主观的哲学沉思或理性沉默才是最重要的，沉默（reticent）是哲学的第三个条件。我们讲的是思维领域中的哲学沉思或沉默，是知性的分析、理性的抽象、深刻的反省，是辩证的思维和规律的揭示。通过这种抽象思维，从而揭示事物的本质，得出万事万物的客观规律，最终达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统一。欲达到人类智慧的这一光辉顶点，没有哲学的沉思或沉默，任何企求都将是徒劳的。西方人常说：“Speech is silvery, silence is golden”（沉默是金，雄辩是银），就是这个道理。只有惊异的客观存在和闲暇的现实保证不断转化为人本身主观的沉思，才能真正地产生哲学的智慧火花。只有勇于沉默、静观，才有可能产生真正的哲学。古希腊第一个哲学家泰勒士（Thales）曾语重心长地说过：“多言并不就表示理智的判断” ②，“去找属于自己智慧的东西吧，去选择智慧这一惟一美好的东西吧，这样就会钳住许多饶舌汉的嘴”。柏拉图曾说过，人缺少教养就是最粗野的动物，要少讲话，多思索，不要学贫嘴。沉默可以培养理解力，帮助反思，进行抽象。世界著名哲学家罗素（Bertrard Russell）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中评价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时，曾有一段十分富于哲理和精彩的谈论沉默和静观的话：“据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说，理智的静观（也可看成是哲学的沉思或沉默）乃是一切活动中之最美好的。”“幸福在于有德的活动，完美的幸福在于最好的活动，而最好的活动则是静观的。静观要比战争或政治或任何其它的实际功业都更可贵，因为它使人可以悠闲，而悠闲对于幸福乃是最本质的东西。实践的德行仅能带来次等的幸福，而最高的幸福则存在于理性的运用之中，因为理性（有甚于任何别的东西）就是人。人不能够完全是静观的，但就其静观的而言，他是在分享着神圣的生活，而超乎一切其它福祉之上的神的活动必然是静观的。在一切人之中，哲学家的活动是最有似于神的，所以是最幸福的，最美好的”③。

一个真正的哲学家是具有通观全局的大智的，并且大智若愚，即有所知又有所不知，知全局而藐视小节。这样的大智，理应属于思辩颖悟的范围。之所以柏拉图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只有哲学家才配当国王，因为只有哲学家才通观全局和胸怀坦荡。 大凡历史上名垂千古的智者，不管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几乎都具有大智若愚的沉默。古希腊自然哲学的鼻祖泰勒斯，是第一个提倡和赞赏沉默的人。经过沉默，他提出了“水是万物的本原”的著名本体论命题。苏格拉底（Gr．Sokrates Eng．Socrats）、释迦牟尼、孔子和耶稣一起，被世人尊称为世界四圣。苏格拉底是极其沉默的，他因军功而受到奖赏，但他辞而不受；他能独自一人站在兵营外沉思默想一天一晚，看到太阳从东方升起，似乎心里仍在期待着什么。尽管苏格拉底遭到莫须有的罪名被判死刑，面对毒酒，他仍然磊落坦荡，他说，“人应该在平静的祈祷中死去”。正因为苏格拉底如此大智若愚，他的美名才永垂千古，他才给人类留下了无穷的智慧。释迦牟尼本是太子，但他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之后，怀揣一颗救苦救难的菩萨之心，终生都为天下苍生奔波，一直到在穷困潦倒中走向涅槃为止。中国的孔子，在他生前事实上也是一个沉默的人，他在周游列国中惶惶如丧家之犬。如果不是后来董仲舒对儒家的极力推崇和汉武帝的慎重选择，恐怕孔子至今都会默默无闻。耶稣是一个典型的殉道者，他不但凄苦悲凉，而且还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他既不依附权贵，也终生未娶，为追求真理而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高足，是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他知识渊博，被后世称为万学之父。亚里士多德曾经是马其顿王腓力浦的太子亚历山大的老师，但他并不为虎作伥，始终遨游在哲学和科学的太空。近代的康德（Immanuel Kant）对哲学的贡献极大，他的功绩是空前的，但这一哲学巨人在现实生活中却是相当沉默的，终生未娶，孤独一生。

在古代中国哲人中，具有本体论的应首推老子，老子的“道”实在博大精深。但是，老子也是大智若愚的，他既不愿意像孔子那样教授学生，也不愿意写什么著作。如果不是在过函谷关时被逼无奈之下一挥而就，恐怕连五千字的《道德经》也不会留下，老子完全具有哲学的沉默。

在众多的马克思主义者中，一些真正有过理论或实践的重大贡献者，也大多是一些沉默的智者。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如果凭他们的聪明才智，要获得一官半职，或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我们相信这是极其简单的事情。但我们知道，马克思终生穷困潦倒，甚至连自己的孩子病了都无钱医治。最具讽刺意味的是，马克思倾其全力研究和写作《资本论》“货币”章时，也是马克思最穷困的日子，已经到了写好的书稿都无钱邮寄的地步。尽管生活对马克思是如此地残酷无情，但马克思却在哲学的沉思之中，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这些人类智慧的最高成果。即使在今天，马克思仍然被世界公认为“千年思想家”之首。虽然智者表面是沉默的，但他们犹如宇宙之恒星，无时无刻不放射出灿烂夺目的光芒。

另一方面，我们在褒扬智者的哲学沉默之时，也要注意认清哪些貌似沉思或沉默的装聋作哑之徒。这些人老于世故、暗中盘算、察言观色、等待时机、伺机出动；这些人抛弃原则，不说好，不说坏，他们满脑子想的是如何升官发财，如何在尘世显赫一时。他们的所谓沉默与我们所讲的智者的哲学沉默或辩证思维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智者的沉默是人类智慧火花闪耀前短暂的黑暗，而装聋作哑之流老于世故的阴沉则是诡谲勾当的前奏。当然，这样的沉默也绝不是低能儿的思想呆滞和狂徒的想入非非。低能儿也貌似沉默，但这种沉默永远也没有闪光的时候；狂徒也可能陷入想入非非的沉默，但这是沉沦的开端，而绝非哲学的沉默。

二、 改造世界：哲学的根本使命

认识世界固然是哲学的一项重要使命，但相比较而言，改造世界的使命显得更重要，它是哲学的根本使命。道理很简单，如果我们不通过实践，就根本得不到正确的认识；如果不把通过认识而得到的规律性的东西用之于改造客观世界或主观世界，进行实践，哪这些东西不过是“水中月，镜中花”罢了，它们就不可能真正完成哲学的使命。

怎样改造世界呢？当然首先得树立实践的观点，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虽然惊异、闲暇、沉思是哲学产生的三个条件，但这并不妨碍实践的观点，特别是并不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的本质和根本特点，它们是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的。惊异、闲暇和沉思表明了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第一次飞跃；而从理性认识到实践，才是认识辩证发展过程中的第二次飞跃，它比第一次飞跃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如果我们用形式逻辑的观点来看，应该说，实践是哲学产生的充分必要条件，既充分，又必要，它是基础。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实践是认识的目的。而惊异、闲暇和沉思等或者是充分条件，或者是必要条件，只有在实践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产生哲学；没有实践，哲学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或空中楼阁。哲学的思维总是来源于实践，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但如果只有实践，没有惊异、闲暇和沉默的补充，实践也仅仅是感性的直观，仍然不可能产生哲学。为什么多少人整天与客观物质世界打交道，却没有半点本体论？多少人看到了物体的下落，并无万有引力定律的思想？甚至多少人整天看到太阳东升西沉，却并不知其中原委？多少人经历春夏秋冬，也不知太阳地球的运行规律？反之，如果只有惊异、闲暇和沉默，没有实践，也不可能产生哲学。正像我们前面谈过的那样，婴儿有其惊异，拈花惹草之徒也有其闲暇，那些老于世故、暗中盘算、察言观色之徒也有沉默，但他们却缺少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因此，他们必定没有自己的哲学。

其次是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一定要做到认识与实践的一致、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否则，不但谈不上真正地改造世界，而且还会造成主观与客观的混乱和不协调。如果我们把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当成一个永不停止的过程，那么，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和改造就是一个由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不断趋近的过程。人类对世界的认识越接近，对世界的改造就会越成功；反之，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差距越大，不但不能改造世界，而且还会遭到世界的无情惩罚。对于这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我们称之为“矛盾问题的精髓”④，实际上也是辩证法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充满着矛盾，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共性；但所有的矛盾又是特殊的又有个性，“世界上找不到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就是一个不断认识和处理特殊矛盾的过程。唯物辩证法关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相互关系的原理，就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论基础。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矛盾问题的精髓”表述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且，他还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同时，列宁还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⑤。可以认为，这是列宁从历史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作出的进一步阐明。在毛泽东那里，他把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表述为“实事求是”，并且，从延安时代开始至今，中国共产党就一直把“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毛泽东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⑥。换言之，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不就是一个“实事求是”的过程吗？人类必须根据客观世界的实际去勇于探求，从中找出规律性来，然后才能科学地或成功地去改造世界。

再次，人类改造世界的力量源泉和基础在于人民大众，绝不是几个“精英”所能为的，因此，“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⑦。其实，这个问题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立场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因此，马克思主义从一产生开始，公然就宣称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是无产阶级的理论，就这一点而言，世界上除马克思主义者之外的任何理论家几乎都是望尘莫及的。所以，我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必须始终不一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如果离开了人民大众，改造世界就将成为一句空话。要相信人民群众能够自己解放自己；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要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

应该认为，在实践行动和改造世界之中，也存在实践的沉默。如中国人常常把军队蛰伏沉寂和快速出击的两种状态比喻为：静若处子与动若脱兔。蛰伏下来时有如身居闺阁的处女；一旦发动攻击又如脱逃的兔子那么快速敏捷。静若处子就是攻击前的沉默；动若脱兔就是攻击时的张扬。任何一支军队，肯定既有当处子的沉默，也有当脱兔的潇洒。甚至还可认为，当处子比当脱兔更难。中国人的“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将拳头收回来再打出去”等等，都是一种实践的沉默。中国古代著名的越王勾践，经过多年卧薪尝胆的沉默之后，终于扬眉吐气，重整越国；孙膑的沉默，终使他战胜了庞狷；韩信忍得胯下之辱，终成一代名将，等等。可以说，中国历史上许许多多的帝王将相，都有过沉默的阶段，既有“过五关斩六将”的惊天动地，也有走麦城的沉默无声。当然，怎样判断实践中的沉默呢？怎样的沉默才是智者的沉默，才是人们所能接受的呢？这必然涉及到一个标准问题。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还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凡是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人类社会进步为人民谋福利的实践沉默，都应该充分肯定？客观地看，这个标准应该属于后者。

哲学的使命告诉我们：“我们不但要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要改造世界”。要完成这一哲学使命，首先就要静观，要排除主观意志和情绪的干扰，客观地去认识和把握整个局势；其次是沉思或沉默，即独立的冷静的思考和客观分析，得出必然性和规律来；最后是身体力行，要把通过静观、沉思之后得到的结论运用到实践中去。因此，哲学的沉默总是为了更好地让智慧的火花闪光。在暴风雨的前夜，往往是风平浪静；在翻江倒海的大地震爆发之前，也往往伴随着神秘莫测的五彩云霞；在血腥战争厮杀之前，往往是死一样的沉寂；在哲学大智者的思想火花闪电般放射之前，必有大智若愚的超然沉默。哲学绝不是水中月镜中花，它是实践中的带刺玫瑰，它的落脚点在于实践，在于改造世界。所以，真正的哲学沉默绝不是永久的沉寂无声，雄鹰迟早要到长空中去搏击，雄鸡黎明前总要报晓。实践的沉默最终是为了推动历史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一旦黑暗过去，曙光就会升起。

三、哲学的未来 ⑧

如果说，哲学是一种探索性的科学思维，并且，人们能够将这种探索性的科学思维用之于实践和改造世界，那么，探索哲学的未来实际上就是对人类科学思维的探索，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当是先知先觉的。当然，哲学的未来除开必然要对人类的科学思维进行探索之外，还必须要把经过沉默和深思熟虑得到的科学结论充分运用到社会实践之中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认识与实践、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事实上，任何一个人的人生都包括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个不憧憬未来的人，是鼠目寸光、缺乏朝气和悲哀的；任何一门健全的科学，也必然包括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哲学也注定如此。在哲学探求的崎岖道路上，一般而言，哲学家的目光总是向前或是向着未来的。当然，有时候哲学家也回头往后看，那是企图从历史的长河中发现指导当代或着眼未来的某种规律性的东西。

哲学家认为，哲学史、人类社会史、自然科学史、文学艺术史等等，不外乎是一面面历史的反光镜，它们的价值全然是为了照亮现时的处境和未来的道路。哲学家的不朽格言应该是：“时时回顾昨天，永远憧憬明天，最重要的当然是牢牢地把握好今天”。人总是喜欢生活在憧憬和希望之中，只有停止呼吸的人才没有了希望。哲学是永生的，只要有人类存在，就会有哲学；只要人类存在思维，就会有哲学的探求；只要有人类的明天，就会有哲学的未来。

1964年，英国著名杂志《新科学家》连续刊载了100位杰出科学家对科学技术远景的展望，有人提出了“科学的极限”这个概念，认为存在着阻碍科学知识扩张的一些基本限制。比如，观察的极限，人们观察所及的宇宙区域必然有限；旅行的极限，人们除了能在自己的星系来往以外，还不可能到其它星系去；能量的极限，人们是不可能无限地扩张自己的能量的；思维的极限，人类思维（特别是数学思维）所能包含的抽象性和复杂性范围不可能无限扩张。人的脑神经细胞数目虽然可观，但也不是无限的，这就表明了人的大脑所能达到的思维组合范围并不是无限的，只不过我们现在尚未发现它的边界而已。如果的确存在科学和人类抽象思维能力的极限，那么，应该说哲学抽象思维的极限也是存在的。近年来，一些哲学家曾提出了“哲学老化”的问题，即哲学研究普遍存在“炒现饭”的现象，新东西不多，也许，这就与哲学的极限有关。

在西方哲学史上，康德认为：“哲学所从事的事业可以归结为以下一些问题：一、我能认识什么？二、我应该做什么？三、我可以希望什么？四、人是什么？”由此可见，在很大程度上哲学的本质就是认识和预测，包括认识人本身，预测人的认识能力，确定认识的方式和探明人的认识能力的极限等。当然，也包括对人类社会的预测，人类社会的当下境况如何，人类社会与大自然的关系怎样，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和未来走向怎样等。每一个不同时代的哲学家和不同的哲学派别，都要在这些方面作出自己的回答。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的认识能力寄予了无限的希望，认为人类的认识能力是没有止境的，它像自然数序列一样，没有尽头。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只有暂时未被认识的事物，没有永远不能认识的事物；人类对真理的认识是一个由相对到绝对不断趋近的无限发展过程。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无疑是给人类以无限憧憬和无限希望的哲学。但作为收敛序列过程极限的绝对真理，必然会给人类的认识和绝对真理之间永远留下一定的生机勃勃的距离和空间，这就会永远鼓舞着人们不懈地去进行探求，事实上，追求真理的过程比占有真理会更加幸福。

但是，广阔无垠的天地之间是否的确存在人类的理智所无法穿透的奥秘呢？也许是存在的。白居易感叹地说：“乃知天地间，胜事殊未毕”。歌德曾带着宗教的森严和深沉用平和静穆的语气说道：“对可探究的事物进行了探究，对不可探究的事物则默默地敬畏”。维特根斯坦则带着飘忽惆怅的寂寞茫然之感说道：“凡事不可以言说的，对之必须缄默”。

在未来，不管怎样，哲学的前途总是光明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由于人心普遍厌恶纷乱和支离破碎，向往和谐与统一，因此，社会愈发展，科学愈分化，人们就愈需要用哲学来加强社会与各门具体科学的统一与联系，以防止出现分崩离析的混乱局面。不论在东方还是西方，从哲学的曙光一出现，它总是以追求统一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为最高目标；比如，人们在物理学和宇宙学中总是梦寐以求地追求着统一的宇宙图景，这无疑将成为哲学世界化或世界哲学化的前奏与重要组成部分。在未来，哲学还将有力地推动着人类整个文化的统一，比如，科学与艺术之间的联系就要以哲学为中介，从而构成一个最高层次的真善美的统一体；康德说：“没有道德的神是可怕的”，那么，没有道德的科学、艺术等组成的世界，不是更可怕吗？因此，确立新的道德规范，加强哲学与科学、艺术等的统一，应该是哲学未来的一项重要内容和使命。如果我们把哲学理解为在最普遍和最广泛的形式中对整个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不懈探求与不懈改造的话，那么，可以肯定地说，未来的世界将是哲学的世界，未来的人类也将是赋予哲学思维的人类。

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例子，足可以说明哲学的探索与人类幸福的联系是何等紧密。二战之后，日本战败，道德的沦丧几乎使日本走上自绝之途。“正直者乃为愚昧，恪守道德并没有幸福的可能”，“教育愈进步人们就愈狡猾，科学愈发达社会愈不安宁”，这是一个道德堕落的世界，该如何扭转乾坤呢？日本伦理学之父丸山敏雄认为，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树立守德者幸福，背德者遭难的新的绝对伦理”。只有这样，人们才会遵守道义，社会自然日趋净化。因此，为了树立这种绝对伦理，日本发起了“新伦理运动”，也有人称之为“伦理革命”的。经过这场哲学、伦理的探索和实践之后，日本很快便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并一跃而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之一⑨。在当下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中，人们的信仰普遍丧失，分配不公，两极分化严重，人际关系的商品化、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横行，社会运营紊乱等等，很有一点类似当年日本战败后的伦理道德状况，充分证明了经济与哲学和伦理的脱节。要解决这些矛盾，惟一的出路就在于使经济与哲学和伦理同步发展，这应该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由此，我们强烈呼吁：当下中国，应该学一学当年的日本，也来一次“新伦理运动”或“伦理道德革命”，以使中国的发展走上一条物质与精神、经济与哲学完全同步的轨道。如果在哲学和伦理道德的问题上，我们长期采取不作为的态度，在不远的将来，中国人在精神上就必将成为十分可悲的孤魂野鬼，国家将会是一盘散沙，“东亚病夫”的帽子又会重新带到中国人的头上。

前面我们说过，惊异和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是哲学的起点，应该说，它也将是哲学的终点。当然，也只有在终点里才能产生最高、最完美的新的起点。所以，未来的哲学必将使人类更加沉醉在大千世界、海云碧天的惊异与美感之中；哲学将犹如一支支爱情的“丘比特”神箭，不断地射向广阔无垠的大千世界与一个个既孤独又丰富的人生。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588－589．
②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81．
③ 罗素．西方哲学史(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258．
④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20．
⑤ 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12．
⑥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01．
⑦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31．
⑧ 参阅赵鑫珊．哲学与当代世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18—326．
⑨ 周兴茂，谷葳．论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原则[J]．重庆：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12．

（本文发表于长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 第一期）

　5月3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北京大学的重要讲话，是当代大学生在新的时期加强思想修养、完善自身素质、健康成长成才的行动指南，也为高校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

　　胡锦涛总书记鼓励大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向人民群众学习，磨炼意志，增长才干，切实提高创造能力和创业能力，为今后走上社会、成就事业打下坚实基础”。社会实践是大学生存在和发展的根本方式，是大学生实现自身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是大学生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大学生所拥有的知识的多少，只有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才能得到验证和体现。大学生通过实践活动改造客观世界，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大学生在参加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对所学理论进行检验、运用甚至发展，从而提高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大学生在社会实践中还寻找到自身与社会需要之间的差距，获得对客观事物、对社会以及对自身的直接认识，从而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加深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提升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北京师范大学高度重视大学生社会实践，尝试构建了“三结合”、“四化”的社会实践模式。坚持将“社会需要、学科优势、人才培养”相结合，坚持推进“四化”建设。一是制度化，建立共建项目计划、人员选拔、标准评估和实施反馈的管理制度，并将社会实践纳入教学计划，实施学分管理；二是基地化，通过区县共建，选择中小学实践基地，保证实践主体与实践基地的有机“对接”；三是项目化，本着“按需设项、按项组团、双向受益”的原则，设计服务活动，实施规范化管理；四是品牌化，对成效突出的活动给予大力扶持，并积极推广，由点到面，形成优势和规模。

　　北京师范大学在“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活动、白鸽青年志愿讲解员活动、“农民之子”打工子弟学校义务支教活动等品牌志愿服务和社会实践活动中取得很好的成绩和社会效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连续十多年被评为全国高校社会实践先进单位。我校还大胆探索高校与地方政府的合作共建活动，2005年以来，启动了与密云、大兴的“校县（区）联手，共育英才”的合作共建活动。共建活动开展以来，共有23个院系的近百名教师，53个学生党支部的近2100人次的大学生直接参加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共建活动，涉及和影响到近万名中小学生。

　　人才培养是大学最基本的社会职能。北京师范大学引导和鼓励大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以学生为本，全面提高学生素质，服务于学生的成长成才，这也是我校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举措。近年来，北师大有四名博士生的论文选题直接来自在服务社会的一线实践。通过社会实践，大学生进一步了解了国情，磨练了意志，砥砺了品格，增强了责任感和使命感。通过社会实践，大学生在实践中奉献爱心、奉献智慧，从而充分感受到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真正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