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品市场分析培训讲义.docx

艺术品市场和财富
何 鸿 编著
目录
1、 艺术品国际流转的几个问题
2、 文物回流及文物走私的几种途径
3、 中国艺术市场的“冷”思考
4、 从数字比较看中国与海外艺术品拍卖业的差距
5、 从海外艺术市场的走势看中国艺术市场
6、 中国大陆艺术市场法案透析
7、 中国书画鉴定因素构成述略
8、 走向开放的日本艺术市场
9、 艺术品交易后资金的交易方式
10、 艺术信息指南
11、 影响中国古代书画艺术价格值的背景因素
12、 从海外走势看上海画廊业区域化格局的发展前景
13、 上海画廊三点侧视
14、 艺术市场中的马格里特
15、 拍卖 文物 艺术品投资市场的行话、术语
16、 艺术品中的“赝品”问题
17、 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中的诚信问题
18、 艺术市场经纬
19、 艺术品成交附表
附一：中国陶瓷器成交前十位排行（截止2004年7月）
附二：中国古代书画成交前十位排行（截止2004年7月）
附三：中国近现代书画成交前十位排行（截止2004年7月）
附四：西方绘画成交前十位排行（截止2004年7月）
附五：中国艺术品成交前十位排行（截止2004年7月）
附六：世界主要的艺术品拍卖行
20、中国文物法、中国拍卖法
艺术品市场和财富

一、艺术品国际流转的几个问题
艺术品国际流转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化难题，从某个层面上讲，艺术品巨大的精神力量和潜在的经济价值是造成这一难题的关键，再加上艺术品区别于其他商品的主要特性在于其独一性。艺术品国际流转是指国家与国家或与地区之间艺术品的交流和互动，其中也包括非正当手段的艺术品流动，主要是指正常的国际间艺术品贸易（如艺术品拍卖）、非正常的艺术品流动（如战争掠夺、海盗、走私等）、礼节性的艺术品交流（如朝贡、捐赠等）、艺术品的转借等等。严格意义上的艺术品国际流转是有积极意义的，一方面可以增进国际间的文化艺术交流和培养良好的文化情感，也可以提高人们的艺术鉴赏水平和文化艺术素质；另一方面，还可以增强民族自豪感和社会责任意识。不同的民族在相互间的文化关照和比较中可以获得精神情感方面的愉悦和心里满足。
艺术品国际流转中最麻烦的问题是由于历史、政治等遗留下来的艺术品非法流转问题，随着艺术市场的发展和整个艺术品国际流转体制的不完善，加剧了这一问题的矛盾化。艺术品的国际流转早已是个历史问题，在人类初期的战争中表现得比较明显。战争对艺术品的兴趣，从古希腊算起，距今也近3000年。公元前8世纪之前的古希腊《荷马史诗》之一的《奥德塞》中便记载有征服者大军是如何从特洛伊城掠夺艺术珍宝。古希腊以后的罗马人更是以掠夺艺术品为荣，难怪古罗马人以大量保存和继承了古希腊艺术而倍感欣慰。到了近代，最为明显的是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重新认识以后，开始了全面、广泛和深入的搜刮和掠夺。如1860年的英法联军、1900年的八国联军、20世纪初的西方文化探险家（如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西和、瑞典的斯文·赫定等）以及30~4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文化政策等，对中国艺术品的掠夺和破坏，造成了巨大的文化艺术灾难和民族精神灾难。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西斯在许多国家的疯狂掠夺再次为人类的文化艺术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长期在文化侵略和反侵略的阵线上生活着，我想，文化的较量是文化背后隐藏的巨大的精神力量所致。要不然，当年不可一世的拿破仑在面对用炮弹轰炸埃及狮身人面像而显得无奈时怎能发出“最难征服的是文化”的感叹。正是基于这一点，艺术品的强大精神要素构成了艺术品国际流转的坚强壁垒。一方是失去艺术品而表现出来的民族仇恨和无奈；一方是得到艺术品的自傲情结和兴奋心情。
中国艺术品由于战争掠夺等原因流向海外的数量是非常巨大的。以中国历代名画为例，南京艺术学院的林树中教授就确定有23000件，均有案可查。末代皇帝溥仪一次就从北京故宫窃出法书名画1200余件，后流失散外。我们依稀还记得：30年代日本人在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的野蛮抢掠，共盗去300多个佛头。这种破坏造成的物质和精神损失是无法估量的。据资料统计，从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共从中国掠得书籍300万册，重要文物15245件。敦煌文物在伯西和、斯坦因等人的盗卖和掠夺下，只能用“无法计算”来衡量他们获得的文物数量。保守估计，中国非法流失在外的各类艺术品应不下1000万件。这些艺术品主要分布在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法国、瑞典、日本等地。
战争与走私是造成国际艺术品非法流转的两颗毒瘤。走私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现象，艺术品走私是继紧俏商品、毒品、人口之后的另一大宗走私品。中国每年走私出去的艺术品不计其数，而中国香港则成为艺术品走私的中转站，走私的前因是盗墓。一位俄罗斯记者——普里瓦洛夫是这样报道中国文物走私现象：中国的文化历史遗产不断被盗并偷运国外。另有报道说：仅西安市郊一当地农民就将约1000座古墓盗掘一空。这些被盗文物走私到海外，一般是通过香港和澳门。拿香港来说，平均每天进入香港的大型货车约有2000辆，而受到检查的不到200辆。香港《南华早报》提到：中国文物走私——香港做媒。文章说，1986年河南农民非法挖掘了公元前1~4世纪的古墓500座。1990年2~11月，一个团伙就盗掘46座古墓。1992年陕西博物馆一副馆长访问法国，在一家专营中国文物的商店里看到竟摆放着四、五百件中国的青铜器和石雕。为此，香港大学法律讲师戴维·墨菲说：“这些中国法律禁止的文物，都是从香港用船运到法国的。”1993年，香港海关人员在罗马桥截获107件文物，价值超过1000万港币。中国文物走私的数量永远无法确证，正如墨菲所说：“文物走私变得更为频繁，中国大陆及香港的海关时常截获文物，无法统计到底从中国大陆走私出境多少文物，但从文物市场上出现的文物看，这一数量无疑是惊人的。”香港成为中国文物走私中转站的主要原因是香港《基本法》中根本没有文物的条款。香港实行货物自由流通的政策，是促成这一事实的必要条件。在国外，饱受20年战乱之苦的阿富汗，流失了大量的文化艺术瑰宝，现在北美、西欧和日本等地的艺术市场上经常可见阿富汗的艺术品。美国加州亚太艺术博物馆主任大卫·卡曼斯基就曾在伦敦一位古董商家中见到一件有着2000年历史的阿富汗象牙首饰盒，这件物品曾是喀布尔博物馆的藏品。2001年2月，在纽约国际亚洲艺术博览会上，伦敦约翰·埃斯肯阿齐画廊展出了一件键陀罗时期酒神巴克斯的头像，后鉴定它来自巴基斯坦。2001年10月，美国对阿富汗进行军事打击以前，人们发现在喀布尔博物馆收藏的20000件黄金制品，不知在何处？这也进一步让人们理解了为何战争能让人发财的道理。战争对文化、艺术的破坏和掠夺是空前的，一次次制造人类文化和精神情感的灾难。
由于国际间的协作关系和法制不健全，也带来了国际艺术品流转的许多矛盾和问题。在海外寻访中国艺术品多年的林树中教授就深有感触：流失海外的这些名画依靠什么手段追回呢？南京博物院名誉院长杨振宁教授在海外寻访中国艺术品也发出了同样的感慨，并为这些国宝早日回国不断努力。虽然中国在1997年3月加入了《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该公约规定：对今后通过非法手段和途经流失到境外的中国文物，有权在75年内依法提出返还和归还。但这一年限的规定，势必将中国带入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中国流失出去的文物绝大多数早已超过了75年，怎么办呢？我想：一方面通过外交手段或国际立法，无偿或有偿将这些文物返还；另一方面，在经济能力许可而又无法达到的情况下，只有通过道义、国际舆论和文化责任了。由此看来，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形成统一的国际艺术品流转体制是非常必要的。一个世纪以来，艺术品的国际流转，在立法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明显不够。除上面提到的《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还有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全球性公约《关于禁止与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方法的公约》，但这一条约未能很好地解决国际间由于历史问题造成的文化遗产问题，而更多的是关注世界各国在文化财产问题上的相互利益。在地区间，美国和加拿大签署了《收回与归还被盗文物的有关考古、历史及文化财产合作条约》，这一条约很好地促进了两国间联合考古与文物互换等方面的问题。此外，美洲国家组织实施的《关于保护美洲国家出土文物、历史及艺术遗产圣萨尔瓦多公约》；1954年《海牙公约》在《柏林条约》和《凡尔赛条约》的基础上，规定对所有国家的文化财产实行全面保护，使其免受战争破坏，亦免遭和平时期的掠夺。
历史上由于战争等原因造成的艺术遗产问题，是已既成的事实，而令各国异常头疼的则是正在进行的疯狂的艺术品走私和盗窃行为。这一行为的直接结果是严重加剧了艺术品国际非法流转问题，因为被盗的艺术品总是通过非法手段流出国外，以获取暴利。艺术品的被盗案几乎在世界各国均存在。1994年6月，一群盗墓贼在河北曲阳县盗得五代前蜀节度使王处直墓的“人形大理石浮雕”及陪葬品，后从韩国走私到美国。2000年元旦，英国牛津大学博物馆被盗一幅印象派大师塞尚的名画，当时牛津街上沸腾的人们正在为庆贺2000年的到来而狂欢。这幅画创作于1879~1882年之间，估价320万美圆。针对艺术品的被盗问题，世界各国也制定了一些相关的法律和条约。1979年，美国颁布了文物保护法《1979年考古资源保护法》；1990年又通过了《土著美洲人墓葬保护和返还法》；1991年颁布了《国家被盗财产法》等。中国1982年11月通过了《文物保护法》，其中对文物的出境等问题作了详细的规定。后来又在国家文物局等单位的倡议下，制定了《关于严厉打击盗掘古墓犯罪活动的意见》。
由于战争等原因造成艺术品流失的归还问题，则成了非常现实的问题。目前，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主要有：依照相关法律强制执行、通过拍卖或赎买方式、无偿奉还。1999年7月中国被盗文物——五代人形大理石浮雕，经中国政府的交涉，在纽约佳士德拍卖时被美国法院查扣，并依法归还中国。与此案情形相似而结果截然相反的是2000年4月，香港佳士德和苏富比两家拍卖行在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下，他们以香港法律和国际法为幌子，公然拍卖4件1860年英法联军在中国放火焚烧圆明园时抢夺的文物。这些文物，后来被中国北京保利集团斥巨资竞拍回国内，抢救了这些失散多年的国宝。1995年，轰动海内外的山西省灵石县资寿寺十八罗汉头被盗往台湾等地，1999年3月，台湾收藏家陈永泰先生以70多万美圆的重金购得后捐还给祖国大陆，近5年的流离，十八罗汉重归故里。这一义举，作为中国海峡两岸“文物互动”的合作，被列为1999年中国内地收藏十大新闻之首。随着国际经济文化环境的改善和世界各国文化责任意识的加强，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失散艺术品回归故里。2000年初，西班牙政府借意大利罗马巴尔里贝尼宫举行西班牙画家戈雅画展之机，以240万欧元的重价购得意大利一家族收藏的戈雅名作《钦琼女伯爵》，极大丰富了戈雅绘画在西班牙的收藏。2001年4月，上海图书馆斥资450万美圆购回在海外漂泊半个多世纪的“翁氏古籍善本收藏”，这是中国清代以来留存在海外的最后一批善本书收藏。针对这一举措，国人各有议论，褒贬不一，但无论怎样，有一点是值得肯定：买回来的决不仅仅是80种、542册图书，更重要的是一种人文精神的回归。上个世纪末，奥地利政府作出了一项重大决定，打算将二战时期纳粹当年收缴的艺术品物归原主，这些艺术品是1945年从各地收集来的，包括没收的物品和战争时期物主收藏起来的。早在80年代中期，奥地利政府曾因为“毛厄巴赫财产”问题遭到来自美国的压力，美国《艺术新况》杂志指责奥地利政府靠昔日犹太人的财富致富。十多年后，奥地利政府通过了又一项艺术品和文物古董清理法以完成艺术品物归原主的愿望。从国际意义上讲，奥地利政府的这一举措，为战争留下的诸多艺术品国际流转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和参照。2002年，对埃及人来说，是个幸运之年。上个世纪初在埃及开罗博物馆失窃的埃及法老阿赫那吞金棺的下半部分——棺盒，后在瑞士发现，并被送往德国修复，经德国和埃及两国政府协商，将金棺盒从慕尼黑博物馆中请出归还埃及，从而使得这失散分离几十年的金棺又整体的合而为一了。
当然，在艺术品国际流转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令人遗憾和不安的事情。如1979年的埃尔金石雕事件。英国驻君士但丁堡的特命全权大使埃尔金勋爵，在经土耳其政府许可后，先勾勒出巴特农神妙的一些大理石雕像的草图，后又将原件运回英国。埃尔金原计划用这些石雕装饰自己的住宅，后因经济状况的恶化将其买给了英国政府。1983年希腊政府提出要求归还石雕，遭到了英国政府的拒绝。1990年5月，纽约克里斯蒂拍卖行以8250万美圆的天价拍卖了凡高的名作《加歇尔医生像》（至今保持着世界艺术品单件拍卖的最高记录），被日本一家企业主斋藤先生竞得，据说斋藤先生曾扬言他死后将这幅画与他同葬，着实震惊了整个世界。这幅画的下落至今是个谜。这幅画对世界的意义，正如荷兰阿姆斯特丹凡高博物馆负责人范·霍伊藤说：“《加歇尔医生像》不仅是全世界最昂贵的绘画，还代表了凡高肖像画的顶峰。”它的确应该回到公众领域。还如1978年，印第安祖尼人部落要求美国丹佛艺术博物馆归还1953年获得的一尊祖尼战神。因为根据祖尼人的法律，除祖尼人外，任何人不得拥有和拜谒祖尼战神。丹佛博物馆在其后的声明中认为归还战神将会使其遭到破坏和被盗的危险。但后来考虑到民族关系，为了顾全大局，博物馆于1979年通过投票方式决定归还祖尼战神。针对这种类似的现象，美国国会1990年制定了《土著美洲人墓葬保护法和返还法》。随着各个国家立法的加强和民族关系的进一步改善，艺术品归还的体制也将进一步完善。
艺术品的拍卖是艺术品国际流转的重要内容，这一形式的前提是艺术拍品的合法化。像2000年香港苏富比和佳士德拍卖中国圆明园被盗抢文物，明显违背了艺术品国际流转的正常原则。从现存状况看，艺术品的拍卖，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拍卖政策和艺术品的进出口规定。我国自开放文物市场以来，对待境外的文物，只要在进入中国境内时在海关进行登记，即可自由出入中国。而对出口文物则有许多限制和规定。1982年11月19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规定：“文物出口和个人携带文物出境，都必须事先向海关申报，经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行政部门进行鉴定，并发给许可出口凭证。经鉴定不能出境的文物，国家可以征购。具有重要历史、科学价值的文物，除经国务院批准往国外展览的以外，一律禁止出境。”
世界上只有少数国家和地区对艺术品出口没有任何限制，如美国、新加坡、丹麦、中国香港等地。对多数国家而言，艺术品的进口总是采取限制和选择的原则。如英国，出口任何一件具有100年以上历史、价值在8000英镑的艺术品，不管是在英国制造的，还是从要求出口之日算起已在英国超过50年的，均要得到许可证，这其中最主要的选择因素，便是出口艺术品的学术、历史价值和与英国本民族的紧密关系程度。再如1972年，墨西哥政府宣布全面禁止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前的艺术品出口，但这一措施导致了黑市和走私艺术品的猖獗行为。这其中有一点令人敬佩：一些国家在进口艺术品时，禁止从其他国家非法出口的艺术品。《美国法典》中就有这种立法，并准许艺术品的原产地有权收回带有争议的艺术品。2000年3月，美国地方法院判定中国被盗文物“五代人形大理石浮雕”停拍并于2001年5月21日归还中国的做法便是很好的一例，这一事件也被列为2001年中国内地收藏十大新闻之一。我想，一些国家对艺术品的进出口规定，应是有深层的社会历史根源和民族文化习惯，一般而言，对艺术品的进口，基本上是大受欢迎，没有什么特别的规定；而对艺术品的出口，则是一个国家文化资源的流失，尤其像文化历史悠远、古代文化资源丰厚的国家，对艺术品的出口有严格的规定，这也符合民族的情感和社会历史责任。
艺术品的国际间拍卖，也是许多国家回收艺术品的合法手段和较好机会。前面提到西班牙政府购藏戈雅的绘画。1997年北京翰海春季艺术品拍卖会上，北京故宫以682万元人民币的高价竞得回流文物：五件北宋名人书札。2001年旅英华侨陈俊以重价竞得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清宫时掠夺的明代绿色琉璃瓦当麒麟，捐献给北京故宫博物院。艺术品国际流转中的回流现象，这是一种有积极意义的行为，一是延续和完善了民族历史的整体面貌，如古埃及法老阿赫那吞金棺的“完璧归赵”；当然，我们也为土耳其安纳利亚坎鲁卡宝器的“两地分居”而深感同情和遗憾。一是增进了民族间的亲和与友好。1977年美国总统卡特授权将二战之后保存在美国的匈牙利国王圣·斯蒂芬王冠归还匈牙利政府，便得到匈牙利人民的热烈欢迎。2001年，加拿大国家美术馆将其收藏的一尊20世纪30年代流失到该国的中国洛阳龙门石窟唐代摩柯迦叶罗汉雕像无偿地归还给中国，使得龙门石窟看经寺内29尊罗汉重又团聚。在归还仪式上，加拿大华裔女议员梁陈明任女士深情地说：“加拿大不仅喜爱中国文化传统，而且尊重中国人民。”她还同时呼吁西方国家也能善待中国流失在海外的文物。2001年日本收藏家荒木计熊向西安碑林无偿捐献了他本人收藏的中国战国至元代古印199方，深受中国人民的尊敬。
中国艺术品拍卖与国际市场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中国艺术品保守的拍卖体制直接阻碍了中国艺术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也造成了中国艺术品国际流转问题的局限。2001年中国嘉德春季拍卖会推出的“宋贤四帖”——朱熹的《春雨帖》、张轼的《新祺帖》、《桑梓帖》和《佳雪帖》等被人看好的拍品流标，这种情形也能令我们想到2000年中国嘉德的秋拍推出的国之重宝——唐怀素的《食鱼帖》摹本也被流标的命运。细加分析，这种结果一方面导源于只限于国内定向拍卖，另一方面没有国际藏家的竞争。中国嘉德公司在拍卖图录上是这么写的：“此件作品仅限于中国境内博物馆、图书馆、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等竞买。”中国国内投资艺术品意识的不强烈和相关单位资金的困乏是造成流标的主要原因。试想，如果这些艺术品在伦敦苏富比和纽约佳士德拍卖的话，其流标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而且价格一定不菲，这也引发了我对中国艺术品为何在中国市场长期低价位的思考。当然，造成这种保守的艺术市场体制，有民族责任感的人一定会说，这是中国的国情——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购买力的制约。但是，我们是否也该慎重考虑一下我们自身对祖宗遗物的尊重和保护情况如何，还有我们的“接代延续教育”等，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责任意识不是一句口号。当然在艺术品的拍卖方面，我们也作了一些工作，随着国内拍卖业的迅猛发展，1996年7月，我国就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1999年底在北京又成立了中国首家拍卖研究机构——北京语桥拍卖研究中心，试图从学术的高度探讨拍卖业的内在规律。但这些还远远不能适应日益发展的艺术品拍卖业和艺术市场的需要。
此外，要谈的两个问题是艺术品国际流转中的借展和礼赠问题。借展问题的出现多是出于体现展览的完整性或是商业和文化交流的因素，这也牵涉到艺术品国际流转的诸多问题，如商业协作问题、损坏赔偿问题、保险问题等。20世纪90年代，瑞士的亿万富豪泰森·博尼米萨（Baron Hans Heinyich Von Thyssen-Bornemisza）及其家人经过5年协商和准备，将其庞大的艺术品收藏出借给西班牙，期限至2001年。这批收藏中包含有意大利的原始艺术、中古时期的艺术、18~19世纪的美国绘画、超现实主义艺术和波普艺术等。这些出借的艺术品布满西班牙比利亚厄摩沙（Villahermosa）皇宫三层楼，48个展厅。泰森的收藏在当时公认是世界上除英国女皇伊利沙白二世之后的第二大私人收藏。在双方的协议中，泰森依然希望保留出售和交换作品的权利，以进一步改善自己的收藏；并同意将七成五的作品定为主要收藏，不得买卖交换，其余若经对方同意可适当变更。据说，当年71岁的泰森已经表示愿永远将这批藏品留在西班牙。艺术品的借展，还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1992年10月，美国波士顿博物馆向日本出借印象派的作品，这次名为“莫奈与同时代的艺术家”的展览是由日本柯尼卡电子公司主办，为庆祝该公司成立120周年而设。这些出借的印象派作品给波士顿博物馆带来了200万美圆的巨额回报，但艺术品的跨国出借也引来了许多争议。如波士顿博物馆的这次出借让美国人较长时间内看不到莫奈等人的作品而受到非议。波士顿博物馆则有自己的理由，这一方面可以解决博物馆所面临的财政危机，同时也是让我们“作了一些比呆在家中更有益的事情”。我想，这可能是波士顿博物馆所认为的文化与商业双赢的一种最好解释。的确，这次借展的成功，给波士顿博物馆带来了长远的经济效益和探索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子。后来波士顿博物馆在日本成立了附属机构——名古屋·波士顿博物馆，定期从日本获得大量的资金。
艺术品的礼赠问题，主要包括公共捐赠物和礼节性交往的馈赠礼物（如中国古代的“朝贡”），这种传统值得提倡，是一种有益的活动。艺术品的礼赠，也是艺术品国际流转的一项内容。1963年美国敦巴顿橡树博物馆受到一笔捐赠，捐赠人是当时该博物馆的一位创建者，博物馆接受捐赠的这批6世纪拜占廷帝国的银器，不到一年，便获悉这套银器是土耳其安塔利亚地区被称作坎鲁卡宝器的一套大型礼器的组成部分。引发了土耳其政府向美国政府提出要求归还这批宝器的请求，遭到美国政府的拒绝，后来土耳其政府采取一系列报复美国的政策。1979年美国参议院议员罗伯特·多尔诉卡特总统一案，也牵涉到艺术品的礼赠问题。案情是约在公元1000年，由教皇西尔维斯特二世赠给匈牙利第一位国王圣·斯蒂芬王冠。二战结束后，这件王冠和其他附带服饰在苏联占领匈牙利前送往美国保存，但这件王冠对匈牙利人有特殊的意义。因此，美国总统卡特准备将其归还给匈牙利。而参议员多尔认为总统卡特未经参议院同意擅自决定触犯了美国宪法。这件事例告诉我们，对受赠者而言，应事先调查清楚受赠艺术品的可靠来历或通过各种手段进行调查以确保捐赠物的合法性，从而避免本来是一件善意之举而带来不必要的麻烦。1998年，伦敦大英博物馆斥资38万英镑（约63万美圆）的价格购得中国元朝的绝世名画《神奇的大自然》，据说。这是一件赠品。英国博物馆东方文物部元朝（1279~1368年）文化的研究专家安尼·法勒博士说：“这幅工笔画具有很高的价值，且有创作时期和签名（音谢楚方），是元朝时期留下来的稀世珍品。”这幅画是18世纪流到英国的，可能是中国政府送给英国第一个外交使团的礼物。艺术品的礼赠，是国家与民族友好的象征，善意的捐赠也是社会文明程度提高的标志。
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起步近十年，实践证明：良好有序的艺术品国际流转体制是建立世界统一艺术市场的关键。中国在20世纪末加入了WTO，这是一个好的发展机遇，但对稚嫩的中国艺术市场来说，又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全球经济一体化之后，必定是全球文化一体化格局的建立。中国艺术市场面临两大严峻挑战：一是本国艺术市场体制的完善和确立，一是与国际艺术市场的接轨。这两头，从目前来看，都是相当的脆弱和不足。在艺术品国际流转问题上，我们有许多事情要做，如历史上遗留的艺术品失散问题（敦煌文物等）如何通过国家手段或国际舆论得到解决；或与国际社会一道，加强国际立法和协作；解放观念，如何将中国拍卖业国际化；针对疯狂的文物盗窃和走私活动，如何加强立法管制及与国际合作；艺术品展览的国际合作问题等等。艺术品国际流转的最终效果是世界统一艺术市场的建立、世界艺术品公共开放性和自由流通体制的建立。这种努力的结果和效果，只有时间才能证明。

二、文物回流及文物走私的几种途径
一年一度的春秋季拍卖会，在各拍卖公司紧锣密鼓的筹备中徐徐拉开了帷幕。回流文物成了今年国内文物市场上的最大卖点，因此专家断言：100多年来中国文物外流的状况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毋庸置疑，文物的回流，是国家强盛，经济富强的表现，是利国利民的好事。由于历史的原因，很多珍贵的文物流传于海外，据有关资料统计，流失在海外各国家博物馆一、二级标准的文物，就不下一百万件。为使这些珍贵文物回到祖国的怀抱，几代有识之士为之不懈努力，但收效甚微。自从我国有了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后，情况发生了明显改观。以嘉德和中贸圣佳为例，都有大量珍贵的海外回流艺术品。尤以嘉德的宋徽宗作品《写生珍禽图》，中贸圣佳的乾隆缂丝《御笔十全记》、乾隆玉版 《御制十全老人之宝说》称为珍品。
大陆艺术品拍卖市场上逐渐出现大量海外文物的回流，自然可喜可贺。但是海外回流的艺术品不受定向拍卖规定的限制，允许海外回流的艺术品出入自由。也就是说，谁出的钱多谁就可以拍走。但是目前，有实力问津这些作品的文博机构少之又少，中国嘉德从海外觅得的一件宋徽宗《写生珍禽图》，经著名鉴定家徐邦达、启功、傅熹年等鉴定，一致认为是宋徽宗真迹，这件国宝上拍后受到了海内外各路买家的热烈竞投，但最终被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买家在2300万元价位上锁定，如果加上佣金，合计价位达2530万元，创造了中国书画拍卖的新纪录。但是，这件国宝的买主却是来自美国。
可以预料，随着大陆艺术市场的火爆和繁荣，未来不仅会有更多的回流文物艺术品在大陆拍卖场上亮相，而且会有更多流失的文物艺术品回到祖国的怀抱。国内市场的繁荣，又使海外拍卖公司对内地的艺术品投资者更加重视，今年4月，一些在国际上有影响的艺术品拍卖公司就选择了在北京、上海等地举办拍品预展。 那么，这些拍卖公司为什么如此看重内地市场呢？ 据了解，这些海外拍卖公司之所以把目光投向内地市场，除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之外，还在于内地收藏家对海外回归文物的那份执著。据专家分析，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过去流失海外文物的数量众多，大陆的艺术品市场价位上升，另一方面是因为海外侨胞的爱国思乡的情怀，他们情愿损失自己的利益，也要把自己悉心收藏的文物回归故里。
出钱买文物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引人关注。回流文物，已成最大卖点。
史载，中国文物的大规模流失始于１９世纪中叶。１８６０年，英美联军入侵者从中国掠走了难以数计的文物。有数字表明，在全球４７个国家的２１８家博物馆中，来自中国的文物精品约１６３万件，而存于民间则不止于这个数目的１０倍。以英国的大英博物馆为例，其中藏有的中国历代珍稀品多达３万余件，现今国内外收藏的５万多件敦煌文物中，４万多件流失海外。
　　那么我国流失海外的大量文物，到底应该怎样收回？
文物回流主要通过三种渠道：回购、回赠和通过国际司法途径追讨。目前三种渠道中以回购为主。对于建国以前流失出境的，由于当时没有禁止文物出境的有关规定，许多国宝是在合法买卖中流失到海外的，对于这些国宝，要考虑采用回购的方式，尽可能让其中最珍贵的和有代表性的回流。近年来，张先《十咏图》、宋徽宗《写生珍禽图》、《研山铭》等一批国宝就是采取这种方式回国的；对于从我国掠夺走的文物要考虑要求无偿归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常委王世襄先生介绍，像云冈、龙门石窟的佛教造像、敦煌壁画、圆明园国宝等都属于这个范畴的文物。对于这些国宝，要尽量搜集它们是如何被掠夺的证据，然后交涉无偿归还。流失文物的回购，不能仅限于国家出钱，“民间回购应该成为主要方式”。因为，拍卖公司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运作程序比通过政府简易，此外，国家的经费有限，通过民间买卖是当下最切实可行的办法，在近10年的文物拍卖市场的发展过程中，已经有许多国内的买家走出国门，到英国、美国等地买回一些文物，促进文物流通。目前海外收藏家纷纷委托国内拍卖公司代拍藏品，有的海外文物公司索性把拍卖专场安排到国内文物拍卖公司的春、秋拍会里，如香港集雅斋拍品、太乙楼书画专场等。
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没有文物艺术品市场，个人想出卖文物只能卖给国家文物部门，而国家收购价格远远低于文物的实际价值。自从中国内地出现文物艺术品市场以后，艺术品的价格迅速飙升。2002年春季，宋徽宗赵佶的《写生珍禽图》以2530万元人民币成交，创下纪录；秋季，米芾的《研山铭》以2999万元成交，又创了新纪录。中国文艺品交易市场的建立加快了文物回流的进程。
不过，各拍卖公司也面临严峻的考验。 赝品、炒作、缺乏诚信成了拍卖行业的最大问题。此外，货源不足、文物人才紧缺以及相关法规的不完善也给我国流失文物的回流带来一定消极影响。
在关注海外文物回归的同时，现今我国文物流失的状况也应受到关注。国家文物局原顾问、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先生介绍，新中国成立以来，直到上个世纪８０年代中期，我国文物流失出境的现象基本不存在，但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盗掘古代陵墓走私文物的现象又有所抬头。近１０年来，西藏、青海地区公元８—１１世纪的吐蕃贵族墓葬大量被盗掘，文物流失非常严重。这一时期的文物有浓郁的吐蕃文化特色，对于研究西藏历史和藏传佛教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国际上有些商人蓄意抬高中国文物拍卖的价格，对于我国抢救流失文物和阻止国内的盗墓之风很不利。人为的哄抬物价阻碍了流失文物的回归。
长期以来,中国这个世界上唯一文明没有断代的国度,不得不一再体味文物流失带来的切肤之痛.有专家认为,因管理不善或监守自盗而造成的文物流失,已成为中国文物走私市场仅次于古墓盗掘的第二大来源. 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三次盗墓高潮，“第一次是在西汉，当时官方允许民间私人铸钱，而春秋战国和秦代的墓葬中最多的陪葬品是铜器和兵器，这成为铸币者盗墓的直接动力。第二次是在清代，是历史和文物研究者为了考据历史的研究性盗墓，这一次盗墓高峰对古墓的破坏性不大，但的确给后来的史学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贵资料。”时间持续最长的盗墓高峰出现在现代，一直至今，文物走私的暴利是更纯粹的诱因。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非法文物交易价格不断攀升，仅次于毒品和军火走私的巨额利润，导致全球性文物犯罪活动日益猖獗。五千余年连绵不断的文明为中国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物，成就了中国在世界文明中的独特地位，也使中国日益成为国际文物贩子觊觎的市场。资金不足、人手不够及由之而带来的文博业管理的松散，则在某种程度上为文物盗窃与走私提供了可乘之机。
“要想富，挖古墓，一夜变成万元户”伴随着这句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流传至今的顺口溜，我们的文化遗产经受着严重的掠夺与洗劫。
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年来发生在全国各地的盗挖古墓案有10万余起，被毁古墓约20余万座。其中清代以前的各朝古墓被挖者，占全部具有发掘价值古墓群的40％以上。古代墓葬是历代先民留给后人的一笔巨大的文化遗产。国家法律明文规定，只有在非常紧急或必要情况下，经国家批准，才能由文物考古部门对一些古墓进行有限的清理和发掘。
文物是祖先留给后代、供他们遥想先人当初生活场景的记忆的碎片，是凝固了的历史， 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中国于2000年修订文物法，明令禁止国有文物收藏单位向外赠与、出卖文物，并规定国家随财政的增长而增加文物保护拨款。该法还为文物进出境设定了严格的审核检查制度和程序。
香港地区有两条著名的古董街，是中国走私文物进入国外的主要集散地，也是世界文物走私的重要中转地。香港不是什么文化古都，也不是什么历史名城，本身它不产文物，，那么香港荷里活道，全世界有名的文物一条街，连绵一公里长，路两边全是文物商店，那么这些文物都从哪儿来的。 大部分都是国内来的。都是青铜器、玉器、木雕，风格都应该是大陆出来的。这些东西都是从大陆来的，怎么来的，这是国家严格控制出口的，是属于不允许出境的东西，怎么能到香港的文物一条街来呢。无非就是一个途径，走私。走私的文物，都是从香港、澳门出去的。香港海关指出，中国文物走私抵港，循水路、陆路的都有，但以水路为多。而且专门有替人走私这种人。他们在香港有两地车牌，有两地车。因为有两地车牌，这些车既可以在澳门通行，也可以在大陆通行。出关的时候往往都是抽查，因为量太大，有的文物甚至直接放在后备箱就带过去了，因为每天出入的车子非常频繁。并且他们比较懂内地的法律，常年从事文物交易，从事文物犯罪活动，具有一定的反侦查技能，对公安这一套侦查手段也是比较懂的。在香港、澳门买卖文物是合法的。走私者只要出事以后，待在香港、澳门，躲着不到境内来，大陆法律就拿他没办法。 从内地盗墓分子或者文物贩子手中低价大量购进青铜文物，然后高价走私倒卖到香港、澳门地区。除部分文物由国内公司收购回来以外，大部分流失到日本、英国、美国等国家和地区。虽然我国实施新《刑法》对文物走私贩最高惩罚是死刑，但由于走私文物利润极丰，不法分子不惜冒死犯法。另外，外国人能轻易带文物出境，这也是一大漏洞。由于外交官享有出境免检特权，不少外交官或外交官夫人也加入了运古董离境的行列。文物收购价格的不合理性是让文物流失的一个重要原因。根据《文物保护法》及有关法规，各地文物由国营文物商店和国家博物馆收藏购买，由于国家的低收购价格极不合理，加上国家文物博物馆的经费不足，拿不出相应的资金收购这些珍贵的文物，因此造成文物走私的猖獗。
安徽省公安厅侦破的“3·25”特大盗掘古墓葬、走私、倒卖文物系列案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信息：走私文物出境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自己携带出关。文物贩子用纸箱包装好从内地收购的文物，将其放在汽车后备箱中，然后大摇大摆地开车通关前往港澳地区。二是通过“文物带工”出关。由于文物走私贩卖猖獗，一些专门携带文物出关的“文物带工”也应运而生，此案中的大部分文物通过此方式出关。三是通过菜农出关。文物贩子将文物交给经常往来内地和港澳地区的菜农，让其将文物放在菜农的背篓中，每次付给菜农100元－200元报酬，文物贩子尾随其后。据犯罪分子交代，这种方式走私文物出境的“成功率”也非常高。
中国海关针对文物走私的不同渠道，改进技术，加强检查，全方位堵截走私文物。文化部门也及时向海关提供国家及地方文物管理规定及文物发掘与研究的动态资料、文物走私出境的情报与线索。打击走私活动的任务主要是由香港海关负责。香港海关为防止走私物品进出本港，除了执行海上巡逻，以及在各出入境管制站对车辆、飞机、船只及货品进行检查外，还与内地海关建立专责的联络渠道，方便双方人员交换情报及执行联合行动，以打击走私活动。早在2000年3月，国家海关总署和香港海关就签署了《合作互助安排》，加强内地和香港在情报交换及联合行动方面的合作。但是依据我们国家现在刑法的规定，包括最高人民法院有一个司法解释，关于惩治走私犯罪的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就是走私文物的最后定罪量刑很重要的一个物证，就是这个文物。但是这个文物一旦出境以后，想办法追缴难度是非常大。所以它的实际可操作性不是很强，有很多漏洞，其中有一条说，走私文物造成珍贵文物流失的，境外的，无法追回的可以从重处理，但实际上这只是仅仅针对这个文物在出境之前，留有相关的资料，比如说已经鉴定过的，或者有照片的，这一类的。比如一个博物馆被盗的，还有民间收藏也经过鉴定的，但是实质上我们国家大批走私出去的是盗墓者盗墓出来的。而盗墓出来的，在中间这个过程没有任何资料的。那么这一条，对这个东西，对于流失文物无法追回的，可以从重处理，这一条，对大多数的走私文物犯罪活动，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打击文物犯罪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和完善，由于我国有关法律法规的不完善，相对滞后，导致大量尚不够刑事处罚的当事人，只能按《治安处罚条例》进行罚款，这种处罚上的偏轻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打击文物犯罪行动。还有的打着合法的招牌倒卖文物，如文物收藏及举办文物拍卖活动等，加上文物犯罪的团伙化，专业化，跨地区、跨国界贩卖，给警方破案在不同程度上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又由于司法部门的办案经费的严重不足也极大地影响了文物案件的及时侦破，奖励基金的缺乏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群众检举揭发的积极性。为此，打击文物犯罪，保护国家瑰宝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三、中国艺术市场的“冷”思考
艺术市场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有形和无形的整和体，艺术品区别于其他商品的最大特点是艺术品背后丰富的精神和人文因素。艺术品本身不能告诉我们它自己的故事，它涉及到文化史上的各种信息，上至宗教、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文学、数学、几何学，下至经济学、科技、物理、化学等。从中国艺术市场看，它较大范围内包括艺术品拍卖、艺术博览会、画廊的经营、民间艺术品的流通、艺术品的国际流转、艺术品的鉴定、艺术品的展览、艺术立法和批评、艺术品的管理及各项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