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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博罗韩氏研究
惠州文史研究

韩日缵画像
    内容提要：博罗韩氏是明清时期惠州地区科第世家的代表，在明末时期甚至称得上是岭南显宦世家。本文从其内部与外部两个方面，对这一大族的发展源流、宗族特征、婚姻、文化、科举与仕宦等情况进行疏理和介绍，并以此对明清时期充当地方精英角色的地方大族所表现出的一些特点进行了初步探讨。博罗韩氏，在明清时期不仅是惠州地区以书香门第著称的地方大族，在明末时期也算得上是岭南地区的显宦世家。从元代延绵至清末，在数百年的历史发展中，博罗韩氏以科第出仕者不绝如缕。本文利用文集与方志等史料，重点对这一家族在明清时期的发展情况作一些疏理和介绍。

    一、当地环境与家族渊源

　韩氏的居住地博罗县，始设于西汉元鼎六年（前111），属南海郡，至元代属广东道行中书惠州路总管府，明洪武九年（1376）属广东布政使司惠州府，历史悠久。在明清时期，惠州府曾出现过许多名门望族，古邑博罗可称得上当地大族最为集中的一个，时人称“诗书甲于一郡”〔员〕。这些地方大族，基本上在宋元时期就已经开始在博罗定居。其中比较有名的，除了韩氏外，还有以“春秋魁为天下第一”而擢进士的张宋卿为始祖的罗阳张氏，以誓死社稷而九族株连的御史王度为族中翘楚的水北王氏，以及其他大族像曾氏、车氏、李氏等等。这些大族，除了王氏因受王度株连而沉寂外，其他大族在明清两代均得以发展。岭南诸韩氏的渊源，自古以来都是韩氏族人无法解开的难题，博罗韩氏亦然。“岭南诸邑多有韩氏，皆莫能溯其所从来。或祖昌黎（即韩愈），或祖魏公（即韩琦），要以世次，皆莫可考。由前则泽斩，由后则籍湮。”〔1〕出于实事求是的态度，博罗韩氏十一世孙韩日缵在修订《韩氏族谱》时，摒弃了一些族谱攀龙附凤的陋习，直以开基祖梅州公为始祖。

　博罗韩氏的先祖是从福建到广州，再于南宋末年或元朝初年定居博罗。“宋末迁自闽，为广州教授，后徙博罗教授，于梅州不知几世，籍去无征，宁缺焉”〔2〕。梅州公，名字与生年无考，族谱记载其为元泰定元年（1324）甲子廷试进士，与捌剌、张益等84人同科中式。元代进士是元代后期社会的特殊群体，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大多数元代进士的名字已佚考。元史专家陈高华根据《类编列举三场文选》、《历举三场文选》等元代科举珍贵文献，考据出泰定甲子科进士17名，但也不见韩姓士子。梅州公卒后与夫人骆安人同葬于新集里蚬径之阴。所谓新集里蚬径，也就是今天罗阳镇小岭咀村的虎形地，距今惠博沿江路仅一步之遥。梅州公初授梅州吏目，泰定二年，梅州饥荒，朝廷命令地方政府赈灾，梅州公竭尽所能，采取各种措施抵御灾患，使得梅州人民“全活者众”。梅州公墓如今尚保存完好，据刻于泰定丁卯年（1327）的梅州公墓后土墓碑可知，梅州公去世时距离他考取功名时仅4年。他在任上的光辉形象，已成为韩氏后世楷模。梅州公虽然名字佚考，但结合今人对中华韩氏的研究，我们大致能梳理出博罗韩氏的谱系。香港东西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的《韩氏三千年———各宗支世系脉络暨人物》一书，是近年来研究中华韩氏的集大成者。该书考证数十种韩氏族谱得出粤东暨广西世系，以韩琦八世孙韩先为入粤始祖。“韩先，宋帝昺封粤海将军，转战粤东嘉应州程乡浮岗寨，宋帝昺崩，先自尽报国，封荣阳大夫。”宋帝昺即赵昺，南宋最后一位皇帝，崩于1279年。韩先生二子，韩启、韩德。韩启由闽宁化挈眷卜筑于竹浮岗寨（今平远八尺）居焉，是为程乡一世祖；韩德则徙广东博罗，为粤东韩氏始祖。

函可肖像

    由此来看，韩德很有可能就是梅州公的父亲，从时间的连续性来看也极有可能。遗憾的是，因为入元后普通汉人百姓不能有名字，梅州公的名字也因此成为一个谜。

　二、科举和仕宦

　梅州公之后，博罗韩氏的世系表就“昭昭可陈”，“五世以后，始有仕宦登甲乙科者，不绝十世”。一个以进士为始祖的家族居然历五代才有跻身仕途者，这是一个不寻常的现象。笔者通过《韩氏族谱》发现，之所以韩氏在元末明初时科举不振，排除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等因素外，韩氏族人的政治态度出现复杂化趋势也是原因之一。比如四世孙韩璿，生于元至正丁未年（1367年），曾经“少仕王门”，与元朝进士、明初经学大师陈南屏交游，但他无意于仕途，归隐罗浮，“积书数千卷，尤攻春秋纲目，抗志不仕”，即便明朝官员登门“请公为政”，亦婉然拒绝。韩璿显然以元遗民自居，不仕新朝。但是随着明王朝统治的日益巩固，韩氏族人中这种消极的政治态度不复存在。第一个进入仕途的韩氏族人，正是韩璿的长子韩镠。韩镠生于永乐六年（1408），举博览经籍科，宰富池、凌山二驿。按明制，驿丞是不入品的小官，但韩镠满腹诗书经纶，常与达官贵人酬和分韵，“忘其为丞也”。韩镠返乡后，建松筠书屋教育韩氏子弟，为韩氏日后的异军突起打下基础。长子韩淳在父亲韩镠的教诲下，开始冲击科举。尽管韩淳与其父一样天资聪颖，“学行为时所宗，一时名士多出其门”，但也是颗粒无收，直到60岁才以岁贡授南靖县学训导。到了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韩淳次子韩棨（七世孙）才中乡试第十三名举人。自此以后，厚积薄发的博罗韩氏开始收获科举硕果，并在万历朝达到全盛时期。道光《广东通志》的惠州府列传中收录了7名韩氏族人，其中6名都是在万历年间取得功名〔员〕。韩氏后劲勃发，其余波一直延续到清末仍不衰。值得注意的是，博罗韩氏在明清鼎革之际遭受到几乎灭门的灾难，但是很快恢复过来，康乾时期又有6人中举，可见博罗韩氏家学渊源深厚，生命力尤为顽强。根据各种地方志科举表显示，截至清同治年间，韩氏族人中进士者3人，分别是梅州公、韩擢、韩日缵；举人多达25人，诸、贡生则不计其数。从目前掌握的史料来看，惠州府还没有哪个家族在明清时期能有如此辉煌的科举成就。通过地方史志，我们不难发现韩氏家族确实无愧于书香门第之誉。据统计，光绪七年刊行的《惠州府志·人物》共收录了20名韩氏族人的传记，其中“政绩”5人：韩孟魁、韩鸣金、韩擢、韩晃、韩日缵；“文苑”4人：韩俦、韩鸣鸑、韩晟、韩荣光；“忠义”4人：韩暖、韩如璜、韩如琰、韩孟琦；“孝弟”3人：韩孟良、韩鸣凤、韩鸣鸾；“善行”2人：韩谅、韩榕；“方技”2人：韩校、韩朝英；“仙释”1人：函可（韩宗騋）。由此我们可以清楚看到韩氏族人的人才梯队是极其完备的，几乎涵盖了封建时代成功人士的所有标准。至于在民国三十七年（1948）所修的《博罗县志》，韩氏族人入传的人数更是高达35名，毫无疑问是当地最具影响力的地方大族。

　十一世孙韩日缵是韩氏家族中科名成就最高、影响最巨者。他29岁高中进士后，仕途青云直上，历任庶吉士、检讨官、赞善、侍读学士、两朝实录馆副总裁，后累官至礼部尚书，卒后赠太子太保，谥文恪，后人称之为“文恪公”或“尚书公”。九世孙韩擢，万历十四年进士，除南京户部主事，升郎中，调礼部，历安庆、漳州知府，迁四川按察副使，分部川西。除了韩日缵和韩擢，优秀的韩门士子集中表现了他们在地方官任上的清廉与能力。如韩鸣凤任直隶高邮州知州，“一钱不肯轻入”，离任时高邮百姓“攀泣积道相送”，在途中树起了“去思碑”，还在高邮官署刻嘉政碑，为其歌功颂德〔1〕。在沅州，韩鸣凤同样施行德政，离任时，沅州百姓刻《芷水贻思》和《沅州政略》来怀念他，还建“韩公祠生祀之”。又如韩棨，任浙江桐庐知县时发现桐庐“小而冲前，令每不能举职”。他说：“兴替由人，令负桐庐，桐庐不负令也。”〔2〕大意是桐庐之所以不能管理好，是当官的对不起桐庐，而不是桐庐对不起当官的。于是韩棨不遗余力地整治桐庐现状，三个月后竟劳瘁卒在任上，邑人“悲思弗置”。

　三、乡里义行与桑梓教育

　韩氏在博罗地区属于一个资产较为丰赡的宗族。在明代中叶，这成为维护其科第世家的经济基础。明代初期，韩氏族众虽然没有通过科举去提高政治地位，但注重发展家族产业和加强宗族内部的团结互助精神，使得这样的书香门第之家能够在城市里立足并产生较大的社会效应。如四世孙韩璿除了攻读外，还以节俭起家，勤劳致富，“买负郭田十五顷相传至今”，打下了殷实的经济基础。在此之上，韩氏在明代又以赈济乡里的义举著称一时。有关韩氏在明代经济状况的详细材料，现在保存下来的很少，从《韩氏族谱》所反映的情况来看，韩氏各支中有很多家庭都属于富庶阶层，比如拥有相当面积的田地、私家花园、家塾等。韩氏私家园林中值得注意的是韩日缵的止园。历史文献中关于止园的记载是非常少的，笔者所见者以张萱的记述最多，在《西园存稿》中以“止园”如诗题的有远首，大多赞叹止园里花团锦簇的美景〔3〕，如《韩宗伯止园赏梅》、《冬十一月止园黄花大放携尊偕韩寅仲余士翘过之时寅仲七十有一因以为寿》、《冬十一月韩宗伯止园梅花大放招饮赋谢二章》等。明末，由于函可诗名日著，止园也成为岭南诸名流的聚会之地，曾起莘（即天然和尚）、金堡（即澹归和尚）经常留恋其中。除了止园，博罗县城里还有韩璿的邱园、韩鸣金的五柳园、韩鸣鸾的云起楼、韩晃的专壑山房；入清后又有韩教之的漪园别墅，“论者谓其地其人，宛然柴桑风景”，以及韩荣光的黄花圃，皆当中著名的私家园林之一。另一方面，从韩氏族人乡里义行的频率和力度来看，也可以证明韩氏经济状况的优越。比如韩璿起家后，适逢博罗津渡久废，即“捐资造四舟济之，人不病涉”。在古代，地方大族的乡里义行是政府管理地方的有效补充，地方官员在提倡乡里义行之余，往往会通过旌表送匾的方式来笼络人心。我们不妨看看韩氏族人在这方面所得到的荣誉，由此可窥见韩氏一族的家族实力。

　在明清时期的岭南地区，最常见的灾害是饥荒，而饥荒导致粮食价格上涨，贫者很难存活。这时，经济实力较为雄厚的韩氏族人在赈济乡里方面就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像韩谅：“万历丙申邑大饥，每石钱至一千，蠲二百余石助济，得全活者数百。”像韩日缵这样显宦就更不用说了：天启四年（1624），博罗闹饥荒，奸民聚众欲闹事，韩日缵亲行抚谕慰问，同时武装县衙壮丁，若有肆掠者杀无赦，多亏了韩日缵施行恩威兼施的良策，动乱才得以平息；崇祯四年（1631），谷价大涨，穷人买不起粮，韩日缵立即开仓捐粮煮粥，又劝当地富豪酌量赈灾，全活无算。到了清代，韩氏乡里义行的势头不减反增，受到当地政府表彰的人数越来越多。如捐谷赈济的韩梦麟、韩锡麟兄弟，前者被旌表为“好是懿德”，后者是“仁之端也”；“煮粥以食饥者，躬自督理，全活甚众”，“又以救荒不如备荒，乃与邑绅倡议捐题社仓为久远计”的韩奕亨，邑侯赠匾额“任恤乡间”；被“疾病者求医药，死贫者求棺榇”的韩榕，由邑令旌其门“有国士风”；米价高涨时以数十金赈灾民的韩朝英被表彰为“惠济桑梓”；韩为舟捐数百金兴建文阁，也被嘉奖为“赞兴文运”。等等这些，不胜枚举。这种赈济乡里的义行，并不是韩氏宗族独有，这在当时许多地方大族身上都有着类似的表现。这种现象的出现，固然离不开与这些家族良好的家风、儒学的熏染，但更确切地说，还是决定于这些地方大族有着充当地方精英角色的价值取向。他们植根于乡里，服务于乡里，从而使他们在当地的影响变得越来越大。这种高姿态的影响对于家族自身地位的巩固和延续无疑是非常重要的。韩氏宗族正是通过持续不断的乡里义行，在明清两代一直保持着地方大族的地位。除了乡里义行，兴办义学、投身桑梓教育、保卫乡里等义举也至关重要。韩谅在万历年间曾“自构一堂，群乡党子弟咸塾诸此”，这是韩氏建立的最早的一所公众学校，学校所需费用皆由韩氏承担。至清代，韩淮重修邑学宫、扩修罗阳义学，扮演着邑中长老的角色；乾隆年间罗阳登峰书院落成，韩朝英被邑人推为董院事，因办学得力，县令以“风高洛社”匾旌之；当登峰书院膏火甚薄时，韩机“临终召诸子嘱送租四十余石以润寒畯”，时刻不忘桑梓教育。除了捐资办学，不少优秀韩门士子也肩负起施教的重任，这样的例子多不胜数，如乾隆举人韩朝芳“主登峰书院讲席，用吴文正公教学四条，因材而施，及门多所成就”。又有以诗书画三绝著名于世的韩荣光，也曾在登峰书院登坛授课，影响了整整一代博罗人。在保卫乡里方面，成化举人韩棨起了带头作用。明弘治年间，博罗盗贼蜂起，而旧城墙隘小不能容，逃难者自相蹂躏，苦不堪言。于是韩棨力倡扩建城墙，认为罗阳城墙“修之则祸弭于未萌，废之则患生于目睫，此民之危急不可缓者”。自筹费用缘园园园缗，促成城墙得以拓建，民赖以宁。在社会发生动荡之时，韩氏作为博罗地方上的大族，往往能够出来代替官府，建立家族防御体系，充当保卫乡里的重要角色。就拿顺治四年（1647）的博罗屠城来说，博罗县城在韩如琰和韩日钦等韩氏族人的领导下，竟顽强守城二十余日，使清军屡攻不下。清军不得已才使用暗凿地道炸毁城墙的诡计攻入城内，并血腥屠城。

　四、读书与著述

　博罗自古以来就是岭南有名的文化之乡，县境内的罗浮山在汉代以来就是佛、道两教的圣地，无数文人墨客游寓其中。受这种浓厚的文化氛围影响，博罗韩氏在当地亦以书香门第著称。如前所述，早在明朝初年的韩璿，家中已经藏书数千卷，到了韩日缵主持家道时，韩氏藏书已经闻名海内。明末儒学大师黄道周，少年时就曾慕名而来，在博罗韩氏的家塾中求学。一般情况下，韩氏子弟并不需要到官方的学校里读书，在家塾里，他们已经能够接受到正统的儒家教育。开家塾教育风气之先者除了韩镠的松筠书屋外，韩日缵的曾祖韩孟远（韩棨次子）也是力践者之一。他说：“亢宗之要，实在敦学，子弟悠闲家门若不教之，必致游戏堕业，而门大无日矣！”他果真做到“课督诸子孙独严”。韩日缵曾孙韩奕亨在清乾隆

　年间又建东皋书屋，“延师教子，以书香为重，后之人藉以鹊起矣”。

  深藏老屋巷里的韩氏大宗祠
    良好的家庭教育势必能培育出文化硕果。明清两代，博罗韩氏为惠州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卷帙浩繁的著作。这些著作有相当部分集中在韩氏家族由盛转衰的晚明时期，这也恰恰反映了我国在那个特定的时期，有着百年难得一遇的思想解放期。以下为韩氏族人在著述方面的情况。韩璿：《罗浮胜迹挟册》若干卷，成书于洪武、永乐间，这是博罗人所修的第一部罗浮志书，今佚。韩鸣金：《寓桐录》、《五柳园集》、《琼志略》。均佚。韩鸣鸾：《罗浮图志》、《罗浮志略》、《云起楼诗》。《罗浮志略》仍存，明万历刻本，藏国家图书馆。

　韩晟：《遂安政论》、《遂安县志》、《罗浮副墨》、《云台稿》、《雁才稿》、《燕市稿》。《遂安县志》仍存，明万历四十年刻本，藏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

　韩晃：《罗浮野乘》、《竹素园诗文集》、《拙修堂文集》、《梦游唱和集》，手订《武备揣摩》、《星象形势志》。《罗浮野乘》仍存，列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上海图书馆藏清康熙刻本。韩日缵：《询荛集》、《韩文恪公文集》、《博罗县志》。《韩文恪公文集》列入四库禁毁书丛刊，今存，广东省中山图书馆藏清康熙刻本。国家图书馆藏《博罗县志》明崇祯四年刻本。

　韩暖：《玉虹馆选》、《贞遁草》、《感春诗》、《销夏曲》、《天门秋冬江兴》、《诃林集》、《逖鞭狂言》、《镜园唱和诗》、《鹿梦情语》、《山水未了缘》，经类图书有《经绎昌言》、《诗吹随笔》、《典定诸解》。任江西兴安县令时还有《兰韵》上下二集，黄道周、倪元璐、张九一、周镳、黄孝翼等名流为之序。韩之书“皆灰烬无遗，士林惜之”。

　函可：《千山诗集》、《剩祖心集》、《千山剩人和尚语录》，列入四库禁毁书丛刊。书俱存，广东省中山图书馆藏《千山诗集》清康熙刻本，国家图书馆藏《剩祖心集》清抄本一卷。

　韩如璜：《文兹集》、《筑笔集》、《姬命集》、《韩文删》，为刑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沈演、工部尚书何乔远所推重。书俱佚。

　韩寅光：《易经管见》廿卷，诗文八卷。清初理学家仇沧柱、杨耑木“俱叹一代著作”，惜已佚。

　韩胤祥：《美人十二事》，图十二页，诗二十四页。禺山进士秦槐为之序。

　韩朝芳：《易经析微》、《诗经正解》，俱佚。

　韩荣光：《黄花集》初、二集，广东省中山图书馆藏。

　这些著作中，最为精彩的当数韩日缵的《韩文恪公文集》和函可的《千山诗集》。这父子俩的作品充满了民族正气和许国精神，令清朝统治者感到仇恨甚至恐惧，最终将这两本书列入四库禁毁书目，差点散佚不传。身为东林复社成员的韩如璜在当时也是闪耀文坛的明星，与吴应箕、倪元璐等名流主盟文坛，人称“小韩文”。檀萃称其文为“考辨精博，发前人所未发”〔1〕。入清以后，雍正和乾隆大兴文字狱，使得惠州的知识分子们在“诗易兴狱”的严酷现实面前噤若寒蝉，失去了文化创新、学术追求的自信和活力。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韩氏族人也不能例外，其清代的著作数量和质量远远比不上明代。直到十七世孙韩荣光在清道光年间以诗书画三绝而声噪京城，这才延续了韩氏家族的盛誉。

　从这些著作中，我们还可以看到韩氏族人对推广乡邦文化起到了显而易见的作用，凸显其地方知识精英的角色。他们肆力于编纂地方志书，且有不少仍存于世，为后人研究博罗文化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文化载体。如韩日缵，他在丁艰期间，本不该“以哀哀泣血之余为载笔之役”〔2〕，但在地方官员的恳切邀请下仍撰写了《博罗县志》七卷，成为现存最早的博罗县志。在清代，韩氏士子也参与了地方志的修纂，比如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的《博罗县志》，韩晟季子韩履泰奉令增修邑志，“藉家绘图经并名峰著述采辑成书”，“钜笔鸿裁，极为海内名家所鉴奖”。对于粤岳罗浮，韩氏族人也承担起宣传的重任，为罗浮山志书的韩氏族人可考的有韩璿、韩鸣鸾、韩晟、韩晃等，其中又以韩晃之《罗浮野乘》的影响最大。康熙三十四年清初学者吴震方游粤过石龙欲取道罗浮时，因连日大雨不得往，“得韩晃《罗浮野乘》读之，乃次陈白沙韵成诗一篇”赞叹该书具有旅游导读的特点：“开卷四百峰，不愁隔风雨。”〔3〕
五、韩氏的婚姻状况与特点通过《韩氏族谱》我们不难发现，韩氏自明成化年间成长为书香门第之后，其通婚对象多为与其有类似背景的士人阶层。值得注意的是，韩氏尤其注重家族在当地的巩固和发展，可见韩氏植根于乡里的宗族意识。明清两代，惠州地区称得上是显宦之家的，有归善叶氏（代表人物为兵、工部尚书叶梦熊，方志学家叶春及）、杨氏（代表人物为理学家杨起元），罗阳张氏（代表人物为赠户部尚书张津、历史学家张萱）、黄氏（代表人物为黄流芳），河源李氏（代表人物为云南巡抚李焘）等。这些大族之间彼此都有千丝万缕的姻亲关系。除此之外，官居显要者如韩日缵，其姻亲网在巩固当地的同时，还谋求向外发展，和他在政治上的发展取向密切相关。

　以韩日缵家庭为例，长子韩宗騋（函可），配湖广布政曾道唯长女；次子韩宗驎，配广西提学樊王家三女；三子韩宗騄，配湖广澧州知州黄堦次女；四子韩宗驪，配东莞大司马袁崇焕长女，继配广西布政黄流芳孙女。曾道唯、樊王家、袁崇焕都是晚明地位显赫之流，黄流芳则是博罗老乡，郡中名贤。韩日缵的缘个女儿也体现出“竹门对竹门，木门对木门”的特色，长女适知县余懋长子德芬，次女适广西提学关骥三子廷选，三女适参政黄流芳子举人玄启次子良贲，四女适工部尚书叶梦熊之子刑部主事叶世俟的长子维垣，五女适平越知府张萱十子元耿。由此可见，单单是韩日缵家庭，除了向外发展外，与郡中叶梦熊、张萱、黄流芳都是儿女亲家，家族势力非同小可。韩氏这种植根乡里的通婚习惯一直延续到清末，最引人注目的是仍是韩、张联姻。清末博罗进士张蔚增的母亲就是韩荣光的长女韩璧如，而韩荣光的另一个才华横溢的女儿韩绮如则嫁给了著名的新会才子容左卿。这些组合，都成为当地美谈。另外，韩璧如著有《写韵楼诗集》，韩绮如著有《容韩女士诗钞》，时人称“韩门二才女”。〔1〕
六、明清鼎革之际的表现崇祯八年（1635），韩日缵在北京积劳成疾病逝后，韩氏开始家道中落。其中原因固然是晚明政权昏庸腐败，韩氏士子们大多心灰意冷，不屑名利。如韩日缵长子韩宗騋和韩晃小儿子韩履泰，出家“补黑衣之数”；韩晟次子韩如琰是韩氏在明代的最后一名举人，但“见明季时事坠坏，绝意进取”，曾绘《负薪养亲图》以鸣淡泊之志，每每看到国家危难的邸报，都会“奋须裂眦”，大为光火。

　尽管如此，在王朝鼎革之际，作为粤东有名的仕宦之家，韩氏家族在保家卫国的斗争中所展现出来的英雄壮举，仍称得上惊天地而泣鬼神。通过《韩氏族谱》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在社会发生动荡之时，韩氏作为博罗地方上的大族，往往能够出来代替官府，建立家族防御体系，充当保卫乡里的重要角色。顺治四年（1647），清水师副将黄明率大兵围攻罗阳城20多天，韩如琰与韩日钦则率众死守不降。无奈之下，清兵只好在浮碇岗（今胡芦岭）东麓城墙下挖地道，填上火药，炸开城墙，肉搏而上，这才攻下城池。入城后的清兵随即兽性大发，展开血腥屠城，韩如琰与众部下皆战死。不仅如此，韩氏家族也惨遭灭族之灾，韩日缵的3个儿子，堂弟韩日钦，从孙韩子兄、韩子亢等战死，而逃难中的韩氏家人也遭到了

　清兵的追杀，其中韩氏苑名妇女（包括奶奶、侍女）逃走不及，竟一起投湖自尽。这个湖，后来被称为“七女湖”。当时被流放到关外千山的韩日缵长子函可得知消息后，悲愤欲绝，记述道：“去年五月，内蒙本师示札，方知博城十不存一，仅留三弟一身。今年四月，育于远来，又闻三弟遭戮，合族荡尽……”〔2〕函可所说的“三弟”就是韩宗騄，他是韩日缵家族在博罗屠城后的惟一幸存者，事后他隐居罗阳附近山中。顺治八年（1651），分守岭东道施起元分校惠士，施赴惠前曾受到洪承畴（韩日缵的门生）的嘱托，要他尽可能照拂韩日缵诸子，但韩宗騄并不领情，坚不出山应试，结果招致杀身之祸，被清总兵黄应杰所杀。韩宗騄的妻子也因此绝食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