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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数字化知识化环境下的新型信息服务模式

摘 要：本文分析了信息环境、用户行为和科研形态等方面的变化，提出科技信息机构在服务形式、服务内容和服务运行机制等方面面临挑战，并结合具体实际提出学科化知识化信息服务、情报研究服务、资源知识化整合和系统整合建设等应对措施。

关键词：信息环境 信息需要 信息服务模式 知识化服务 信息机构

图书情报机构赖以生存的需求环境和运作条件正在迅速改变，从而要求这些机构紧密跟踪环境的发展，迅速适应、甚至超前激发用户新的需求。然而，许多这方面的分析几乎完全将眼光局限在某些“先进”的图书情报机构上，却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这些“先进”机构本身也处于变化的挑战之中，而且这些环境变化如此之大，即使是这些“先进”机构也可能是走在一条迟缓、甚至错误的道路上。因此，要迎接挑战必须抓住变化的实质，必须抓住信息环境的关键变化因素，从它们的发展变化趋势上来洞察图书情报机构的未来变化趋势。
1 深层变化：信息环境、用户行为和科研形态
图书情报机构是信息交流和知识创造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恰好是这个信息交流和知识创造，作为科学研究活动的基础环节和基本形态，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重新塑造科技信息服务所赖以生存的科学研究环境。
图1简单地描述了现代科学研究环境的变化及其对信息服务的要求。
数字化网络化
信息市场
用户行为
科研环境
数字资源、数字化交流、数字科研
生产者驱动
数字化资源
分布式服务
个性化服务
科学研究方式的革命：
基于仿真模拟的研究方法、知识发现作为研究方法、
网络化协同研究
基于数字科研环境和知识网格的集成信息服务和协同知识管理
数字化获取
现场化服务
集成化利用
知识化需求
个性化平台
E-Science：下一代互联网与网格技术
共享设备/计算能力/数据，协同科研，虚拟组织
图1 现代科学研究环境的变化

现代科学研究环境的基础变化是数字化网络化，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反映：（1）信息资源空间的数字化，期刊论文、技术报告、学位和会议论文、文摘检索工具等科技信息资源日益数字化，形成数字化信息资源空间，科研人员通过网络跨时空地获取相关文献。（2）科技交流空间数字化，在科学交流中至关重要的“非正式交流”日益依赖电子邮件、邮件组、网站等数字化工具，并通过这些工具来组织关于项目、会议、机构、社区、甚至个人的信息以及相关的交流，使网络环境不但成为“正式交流”、而且成为“非正式交流”的主渠道。这种数字化网络化环境必然导致信息市场、用户行为、甚至科学研究活动本身发生巨大变化。
从信息市场角度观察，图书情报机构充当唯一“本地化”信息服务渠道的一统天下已经被彻底打破，不仅科研人员通过个人网页、项目网站、学科门户、数字文献系统等成为信息资源组织者和提供者，而且出版商、数据库商、检索服务商、网络ISP/ICP、学术团体等也全方位进入服务市场，所提供的服务不仅覆盖文献检索和文献提供等基本服务，还直指参考咨询、定题选报、个性化服务等高知识含量和高附加值的服务。分布式信息服务市场已经形成，内容商驱动的信息服务（往往更深入更灵活）开始成为用户关注的主渠道。
从用户行为角度观察，通过网络获取数字化信息已经逐步成为前沿科研人员的一种基本要求和行为习惯，用户已经要求信息获取过程“到桌面、进现场”，能够在科研过程中和科研现场随时进行。而且，对于用户来说，这种获取和利用将形成逻辑整体化的集成利用，不仅集成多个不同的文献数据库，而且将其他科学数据也集成在一个过程中。在获取信息变得越来越容易时，用户信息活动的瓶颈正从文献获取转变为知识发现，要求对大量的信息进行知识挖掘，根据知识内容的特征进行鉴别、关联、重组，识别和创造新的知识。进一步地，用户将要求在自己的信息平台商、按照个性化方式来进行。
如果有人认为上述变化还比较熟悉的话，科学研究活动（过程）的数字化将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挑战性。在迅速发展的E-Science环境下，科学研究的运作方式也被网络化数字化。通过虚拟实验、网络协作、网格系统等技术，科研人员共享观测仪器、计算能力和数据资源，组织网络化协同科研，进一步地构建虚拟、动态的科研组织。
这种数字化状态带来科学研究模式的深刻变化，直接促使科研人员认知客观世界、创造知识的方式发生变化。计算机仿真和模拟分析已经成为诸如大气与环境科学、物理与天文科学、医学与生物、材料与工程、甚至社会行为等领域的主要研究手段之一；信息作为知识创造的工具，直接支持科研人员的挖掘与分析，从而发现知识、发掘趋势、揭示未知、引导研究；基于网络的协作、跨时空多系统的协同和基于虚拟组织的过程管理日益成为重大科研活动的基本支撑形态。
2 根本转变：从方式到内容到机制
显然，我们面临的不仅是信息需求的简单增加，更主要的是不同的信息需求和信息行为，必须寻求新的服务模式和新的核心能力，构造与新型科研环境相适应的信息服务机制。
新服务模式的第一个要求（最基本的要求）是“到人”的服务形式。当用户习惯于网络化数字化获取文献时，当用户要求“我在哪你在哪”时，继续像传统图书馆那样将其资源、功能、服务、能力等局限在自己的高楼里，要求用户必须“到我的地方、用我的资源和我的方法”来获取信息的服务形式，肯定会被用户所唾弃。因此，将资源和服务推送到用户桌面、融合进用户科学研究活动中，必然会成为科技信息服务的主流形态。图书情报机构必须在资源组织、技术支持、服务组织、人员条件等方面能够做到这点，否则就对网络化条件下的用户失去了意义。正因为如此，我们明确提出“资源到所、服务到人”，让科研人员和学生能够在自己的实验室、办公室、并逐步地在家里和野外现场都能像在图书馆一样使用所需要的资源和服务。具体地，我们通过集团采购，将网络期刊开通到所，实现即查即得；通过馆际互借与全文传递服务，让用户能从网络获得其他绝大多数期刊的文章，实现可查即可得；通过联合网络参考咨询服务和到所培训、网络培训，使用户足不出研究所就能咨询各种问题。进一步地，我们将用户需要的所有资源组织起来，使用户通过一个集成平台“一站式”地获取信息及相关服务。国家科学数字图书馆正是按照这个要求来建设自己的中心门户、系列的学科信息门户、以及跨库检索、集成期刊浏览、开放链接和分布移动身份认证服务。
新服务模式的第二个要求方面是对内容的服务。如前所述，用户信息需求的难点重点逐步转移到知识发现，科学研究本身又将知识发现作为主要研究手段，虚拟协同科研迫切需要语义和知识层面的有机的信息支持，即使是非常有效的文献检索与传递，已经难以保持对用户核心需求的贡献了。传统图书情报机构的工作被认为是文献的收集、加工、检索和传递，文献加工往往又简单地局限于描述与组织，对于用户对海量数据的过滤析取、对未知状态的探索、对“不知道不知道”的发现，却基本上无能为力。诚然，资源建设和文献提供是支持知识创造的基础形式之一，但面临新的信息环境的挑战，我们需要寻求更有效的方式来支持用户更核心和更难解决的需求，贴近知识创造者和创造过程。这一方面要求对传统文献数据库进行基于知识点和知识分面的深度加工，充分挖掘、揭示知识内容和知识关系，将文献数据库从检索工具转化为知识发现工具。另一方面要求对对象和资源集合进行知识化组织，将文献、数据库和资源集合组织到可动态操作和交互处理的知识体系中，支持跨文献跨数据库的知识关联和知识发现。进一步地，还需要开发数据挖掘和知识发现技术，建设情报分析技术体系和技术平台，支持科学展望、技术预见、机会发现、学科分析、发展预警和战略规划。
新服务模式的第三个要求是转变服务运行机制。图书情报机构常常处于“第三方化”的状态，没有能够有机融入科研活动之中，没有能够成为科研人员的真正和密切的合作伙伴，一方面使图书情报机构不能及时跟踪和充分了解科研信息需求，另一方面也使得信息服务往往缺乏与科研活动和科研人员有机互动的机制。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只是改变图书情报机构自身的业务流程，而应该从重新组织以用户为中心的信息服务机制，并且将图书情报机构业务组织与科研机构、科研活动等的组织密切结合起来。例如，不是按照采访、编目、流通、检索、培训这种围绕着文献和图书馆的方式来组织，而是按照学科、重大计划、重大课题来组织流程、队伍、部门结构等，将图书馆“融入”到用户的研究所、实验室、项目、社区等。这方面的问题当然有技术支撑的要求，但更多的是在人员组织、服务组织、管理机制等方面重新认识和调整我们的业务流程，把图书情报机构看成是具体科研过程和科研活动的一部分来统筹考虑，把图书情报机构办到用户过程之中。以学科馆员为基础的业务服务模式，院所结合的学科信息服务模式，以用户个人信息平台为基础的数字图书馆机制，融入E-Science中的数字信息服务，可能都是新的服务机制的突破口。
3 寻求模式：学科化知识化系统化
图2是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正在考虑的信息业务模式框架。它本身的意义主要是作为我们思考挑战、规划发展的一个框架，一个起点，肯定会随着我们的探索和认识的不断深入而不断修改。对于其他单位，参考的意义主要在于我们的发展思路。
我们的出发点是不能满足于文献信息资源，不能满足于文献服务的“到所、到人”，不能满足于数字化资源和网络化服务给我们赢得的短暂生存空间，必须从现在起寻求信息业务的新的核心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对于新的业务模式而言，第一个发展方向是学科化知识化服务。我们应该按照科学研究（例如学科、专业、进而项目）的工作流程（而不是文献加工服务流程）来组织信息工作，使信息服务“学科化”（而不是阵地化），使服务内容知识化（而不是简单的文献检索与传递）。具体的实现形式将是建立学科馆员制度，通过学科馆员有指向、有责任、有考核地深入联系用户，充分跟踪需求，有机结合用户科研活动来了解、分析、评价、选择和组织信息资源，来分析、组织、集成、定制各类信息系统和信息服务，并灵活地提供咨询服务和培训服务，培养用户的综合信息素养，协助用户组织和管理信息交流，帮助用户构造自己的信息系统和链接其他信息系统，协助用户进行知识管理，并保障用户信息环境和信息过程得到图书情报 系统的有机支持。这些学科馆员，将是所负责学科、计划、项目的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将与这些学科、计划、项目等有更加密切的关系（甚至超过他们与图书馆的关系），将接受所负责的学科、计划和项目等的考核，而图书馆实际上将成为他们的资源、技术和事
务支撑机制。在文献服务的“资源到所、服务到人”
学科信息服务
建立学科馆员服务
完善学科馆员制度和技术支撑平台
整合院所学科服务
机制
情报分析研究服务
建立情报分析技术平台
完善基于数据挖掘和知识发现的情报研究机制
整合情报研究服务机制
资源整合管理服务
信息资源综合集成
学科化个性化信息资源开发与整合
学科化个性化知识管理体系
系统建设
充实整合系统发展机制
建立统筹协调的系统机制
建立系统可持续发展机制
形成基于学科、院所结合、多种手段与技术集成的知识服务机制
形成与全国大系统和与全院E-Science有机融合的集成知识服务机制
此基础上，通过整合院所两级学科服务机制，指导、支持和加强研究所信息服务能力，一方面形成从用户到图书馆的流畅服务渠道，另一方面促使信息服务的组织和建设从基于图书馆端过渡到基于用户端，从作为第三方系统过渡到成为具体科研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逐步地将信息服务转移到基于需求、基于用户、基于科研过程、基于知识发现与集成的形态上，塑造一个有机嵌入科学研究环境中的知识服务机制。

图2 现代科技信息服务框架

新的业务模式的另一个重点方向是情报分析研究服务，支持战略规划、学科分析、科技政策和科学评价。这时的情报分析研究，主要不是二次文献编撰和一般性文献综述，而是针对问题、面向解决方案、基于分析、调动多种方法和工具的内容挖掘、知识发现和知识组织，可能更多地涉及学科展望、技术预见、异常预警、规划分析、可行性研究、竞争力分析、成果与效益评价等，可能更多将涉及对潜在未知的问题、内容和关系的挖掘分析，利用信息资源进行知识预测和知识创造，不仅支持已经提出的研究，而且引导或激励新的研究。我们虽然在情报分析研究上已经积聚了一定的力量和能力，但许多工作还依赖人工的经验和积累，还缺乏可靠、精准、快速、智能的分析工具，还缺乏开放、共享的情报研究平台。因此，面对新的用户需求，必须积极推进情报分析研究技术与工具体系的建设，形成网络化的开放、共享平台，充分利用各种信息过滤、内容解析、数据挖掘、文献计量、知识发现的技术与方法，支持在不同尺度上的客观、准确、快速和精细的情报分析研究。这里的挑战不仅在于要开发出可靠、准确和高效的工具和方法，而且首要的是理解科学知识创造过程、理解隐藏在文献和数据中的特征和规律。
新的业务模式的第三个主线是资源整合建设。这个整合既要将现在的印本资源、电子出版物资源、网络信息资源、第三方服务资源、咨询资源等的建设有机结合，形成统筹建设、统一组织、开放链接、协同服务的资源体系，同时又要从知识体系的角度将它们组织起来，而且要从采集和描述组织文献，转移到对内容和内容关联进行分析、组织，将数据库改造成知识库和知识发现机制。进一步地，要对整合的信息资源进行个性化组织，将资源建设的着眼点从数据转移到具体用户的应用上来，按照具体领域或项目的个性化需要，基于个性化的知识组织体系，链接和整合各类分布的多样化的信息资源，构造知识化的用户信息系统。在此基础上，结合用户的E-Science环境，结合网络化数字化开放学术交流机制建设，构建基于用户的知识管理平台，促进用户对信息内容和知识生产利用过程进行全面的管理。
新的业务模式的第四个主线是系统建设。在分布式和协同化信息环境中，馆际合作、联合服务、协同建设，已经成为任何一个图书情报机构本身能力和服务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必须挖掘、利用、联合多方面的资源和力量，服务于大系统的发展、推动大系统发展，从而为自己的服务创造更好的效果，为自己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因此，我们一方面要自觉加强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系统建设，以提升全院文献情报综合服务能力为自己工作的重要目标，积极地将先进理念和先进服务机制引入到全院各个文献情报机构和全院文献情报人员，同时在各个业务部门都建立有效的机制来组织、带动、参与全院能力建设和服务，积极地将自己的能力和服务辐射到全院。另一方面，我们是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NSTL）的核心成员，履行国家科学图书馆的职责，应该用自己的先进理论研究和实践来推动国家科技文献平台的建设，用自己的资源和服务来充实国家科技信息服务体系，用自己的积极态度和切实措施来促进更广泛更充分的共建共享，并为我们自己的发展争取更多的资源和更大的空间。

参考文献
[1] Atkins, D. E. et al. Revolutionizing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Through Cyberinfrastructur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Blue-Ribbon Advisory Panel on Cyberinfrastructure, January 2003
[2] Tenopir, Carol. Uses and Users of Electronic Library Resources: An Overview and Analysis of Recent Research Studies. Washington, D.C.: Council o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Resources, August, 2003
[3] Lougee, W. P. Diffuse Libraries: Emergent Roles for the Research Library in the Digital Age. Washington, D. C. Council o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Resources, August, 2002
[4] See: Journal of Data Mining and Knowledge Discovery (检索时间2003,8,28)
[5] Science of Collaboratories http://www.scienceofcollaboratories.org/ (检索时间2003,8,28)
[6] Dspace at MIT. https://hpds1.mit.edu/index.jsp (检索时间2003,8,28)
[7] Lougee, W. P. Diffuse Libraries: Emergent Roles for the Research Library in the Digital Age. Washington, D. C. Council o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Resources, August, 2002
[8] 张晓林.数字图书馆机制的范式演变及其挑战.中国图书馆学报，2001,6
[9] 张晓林.走向知识服务.中国图书馆学报，2001,3
[10] 张晓林.未来科研环境中的信息服务.中国信息导报，2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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