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民主主义.doc

编者 导语
对于社会民主主义，大部分中国人都很陌生。编者先将鄙人撰写的《从第一国际到第四国际》一文作为导语，好让读者了解它与社会主义其它流派的关系。

从第一国际到第四国际
一、空想社会主义
现代社会主义理论起源于空想社会主义，早在英国莫尔的小说《乌托邦》一书中就阐述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美好社会。
到了19世纪初期，法国和英国出现了三个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从此，社会主义开始具有了自己的清晰面目和基本诉求。圣西门、欧文、傅立叶三人都对处在原始资本累积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批判，并描绘和设计了他们未来社会主义美好的蓝图。他们不仅把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停留在理论阶段，还投身到社会实践中去。1824年，欧文变卖了所有家产，在美国印第安纳州购买了3万英亩土地，建立起一个世外桃源“新和谐公社” 。4年后，“新和谐公社”宣告了破产。

工人运动
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生产者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提高劳动生产率成了重要手段。美国福特公司流水线作业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生产线的发明极大的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却加重工人的劳动强度。工人在工作时必须专注地工作，不能有一刻分神。人被彻底异化成了机器。那时还没有8小时工作制，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保障体系不完善，而且资本主义国家还没建立起像今天这样“从摇篮到坟墓”式的社会福利制度。工人们为了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改善劳动条件，国际工人运动不断。
到了蒲鲁东、马克思和拉萨尔的时代，社会主义学说开始和当时的工人运动相结合。社会主义从理论学说发展为社会政治运动。并在这个过程中发展为三大流派：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主义。

二、无政府主义与第一国际
无政府主义有多个流派，只有集体主义流派才属于社会主义，像普鲁东流派。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包括政府在内的一切统治者和权威集团，强调个体之间的平等互助，主张建立一个自由和谐的社会。他们认为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拥有权力的人所关心的注定是如何保持自己的权力不受威胁，如何永久维持并不断扩展它，而不是其统辖之下的成员的利益。因此他们主张取消政府。

1864年，普鲁东和巴枯宁理念的信奉者携手建立了第一国际。马克思当时是第一国际的领导人之一，在第一国际内部有不少追随者。但后来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冲突日益明显，巴枯宁批评马克思实际上是在鼓吹专制独裁，如果马克思主义政党掌握了政权，必将成为新的专制统治集团。在1872年海牙大会上，马克思及其信徒以投票表决的方式将巴枯宁一派驱逐出第一国际。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从此结下了纠葛。巴黎公社失败后，第一国际遭到政府取缔，1876年，第一国际宣布解散。为取代第一国际，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又创建了国际劳工协会（International Workers Association）。该组织将近有200万名成员，在欧洲和拉丁美洲有着重大影响。
在中国，无政府主义是最先成气候的流派。1903年，张继翻译了《无政府主义》一书，开始宣传无政府主义。之后张继又和刘师培等人设立“社会主义讲习会”，向中国民众宣传。1949后，无政府主义者成了专政的对象，受到种种政治迫害，无政府主义遂绝于中华大地。

三、第二国际与社会党
当马克思还在大英博物馆写他的《资本论》时，社会民主主义已开始兴起。拉萨尔是第一个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人。拉萨尔时常在德国的工人阶级中发表演说，号召工人为自己的合法权益而奋战。并于1864年创办了《社会民主党人报》，宣传社会民主主义。在欧洲各国的无产阶级的努力下，资产阶级终于做出了让步，完善其民主制度。这为各国社会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伯恩斯坦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认为：“在一百年以前需要进行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改革，我们今天只要通过投票、示威游行和类似的威迫手段就可以实现了”。伯恩斯坦的理论最终成了各个社会党的指导思想。欧洲各国纷纷组建社会主义政党。
1889年，第二国际在法国巴黎成立。各国社会党都成了它的支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内部的拉萨尔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产生了严重分歧。拉萨尔主义者主张“工人有祖国”，认为“民族斗争高于阶级斗争”。而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工人没有祖国”，指责伯恩斯坦是“修正主义者”，反对参战。最后双方决裂，第二国际的各国支部都发生了分裂。一战和二战期间曾停止活动。1944年，英国工党号召重组第二国际。1951年，社会党国际在法兰克福成立。社会党国际即第二国际的继承者。
社会党国际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联盟组织。截止到2007年6月，其旗下一共有成员和各种组织161个。社会党国际对欧盟有着举足轻重地影响。欧盟成员中不少成员国是社会党执政。像英国一直是工党和保守党轮流执政，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即是英国工党领袖。前德国总理施罗德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现任法国总统萨科奇则是法国社会党人。
由于社会党人的努力，建立起“从摇篮到坟墓”式的社会福利制度。无论是生老病死，还是失业和教育都不需要人们担心。像位于北欧的瑞典，堪称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的典范。建起了一个“幼有所养，老有所终”的社会。

在中国，1911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国社会党大概算是第一个社会党。但也有人认为，中国社会党人的“社会主义研究会”研究的是基尔特社会主义。第一个正宗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应该是张君劢和张东荪的中国国家社会党。1932年4月，中国国家社会党在北平成立。1947年8月，中国国家社会党又改组成中国民主社会党。但在民初乱局，其社会主张无法实现。中国民社党受到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夹击，前者是奉行“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主义”。后者则奉行“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民主主义当成“修正主义”。1949年以前社会党人还能在中国大陆艰难生存，甚至有一定的发展。但1949年后，中共夺取了政权。中共政府取缔一切独立政党和社会团体，对这些持不同政见者冠以“反革命”的罪名并加以政治迫害。社会民主主义便这样暂时销声匿迹了几十年。

文革结束后，随着中国民主运动的开展，社会民主主义开始在中国大陆复兴。2000年11月30日，民运人士刘国凯于美国纽约创建中国社会民主党。2003年持不同政见者方圆又创建中国工党，该党也是信奉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这两个社会党不仅在海外设有党部，在大陆也设有秘密党部。由于中共取缔一切独立政党团体，对于一切独立政党团体的成员都冠以“企图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故这两个政党在大陆均为秘密组织，无法进行公开活动。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里说的社会民主主义即国家社会主义，是主张以民主方式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流派。所以自然也包括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有时被当成同义词使用，但也有人指出社会民主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有区别。但无论如何，两者都有共同的组织社会党国际。故笔者在这里把它们当成同一概念。

四、共产党与第三国际
第二国际分裂后，第二国际的一些支部成为早期的共产党，像法国共产党。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这原本是一个社会党，马尔托夫为首的“机会主义者”占据一定的席位。但到了1903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和马尔托夫围绕党章和党纲问题进行了斗争。最后列宁一派（即布尔什维克）获得了胜利，无产阶级专政被写进了党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就是苏联共产党的前身。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俄国也参加了战争。德国为了取得东线战场的胜利，暗中资助列宁，使得列宁得以发动武装政变，推翻冬宫临时政府。
为了和第二国际对抗，列宁于1919年3月创建了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对于其支部的管理不同于第二国际，各国支部必须严格执行共产国际的方针。由于各国支部的活动经费都是来自莫斯科，故不得不听命于苏联。实际上，苏联是要利用各国共产党为自己打天下。就这样，由苏联操控的共产国际开始向各国输出共产革命，开展了盛极一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功”。（下面会专门讲）

五、托洛茨基与第四国际
托洛茨基是苏共二号人物，列宁的盟友。有人是这样描述他的：“人们知道十月革命，却不知道正是托洛茨基在列宁不在时直接领导了十月革命；人们知道苏联红军，却不知道托洛茨基是苏联红军的缔造者；人们知道新经济政策，却不知道新经济政策是托洛茨基最早提出的；人们知道斯大林是列宁的继任者，却不知道托洛茨基的地位原本仅次于列宁，他的肖像与列宁的肖像并排悬挂；人们知道《列宁全集》中文版共有60卷，却不知道《托洛茨基全集》竟达150卷之巨，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外交、军事、艺术、教育等等几乎一切领域…… ”。只不过由于历史是胜利者写成的，所以托洛茨基不为人所熟知。
斯大林以列宁的接班人上台后，开始打击苏共党内的异己分子。托洛茨基作为苏共的元老级人物，自然成了斯大林重点打击对象。托洛茨基便和这位苏共的共产沙皇展开你死我活的争斗，但最终他失败了。托洛茨基曾经警告：“斯大林的目的就是要消灭所有的反对派......未来将会有一系列血腥清洗。斯大林的胜利是短暂的，而斯大林体制在某一天将会突然垮台，彻底崩溃，因为眼前的胜利过分依赖暴力。”。时间证明了他的预言，斯大林借1934年基洛夫遇刺一案对苏联全国进行了“大清洗”，目的在于肃清苏共党内的反对者，确立斯大林个人专制独裁的地位。这场“大清洗”彻底肃清了斯大林的反对者，但也让苏联元气大伤。党政军内的许多无辜者被当成反党分子，惨遭杀戮。“大清洗”运动成了苏联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1929年，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境。托洛茨基认识到苏共官僚主义盛行，苏共已蜕化为一个官僚专制集团，受控于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后必将成为官僚专制集团。为了同第三国际相抗衡，托洛茨基和他的追随者开始筹建第四国际。1938年9月3日在巴黎举行第四国际成立大会，宣布建立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托洛茨基为大会起草了题为《资本主义的垂死呻吟和第四国际的任务》的文件，主张实行“不断革命”和“世界革命”，建立“世界社会主义联邦”。号召托派成员通过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和官僚专制集团。第四国际在托洛茨基遇刺身亡后不断发生分裂，目前至少也有七八个组织使用第四国际这个名称。

在中国，第四国际也有一定的影响。被扣上“右倾投降主义”的中共创始人陈独秀即为托派成员。陈独秀和一批中共干部于1931年建立了有着500多名成员的托派政党。在抗战期间，中国托派成员就曾在山东组织过游击队抵抗日本侵略者。中共夺取政权后，这些托派成员都被当成“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走狗”。郑超麟等托派成员遭受了种种残酷的政治迫害，托洛茨基主义就此灭绝于中国大陆。但在香港，托洛茨基主义却奇迹般生存了下来。香港著名泛民主派人士梁国雄就曾经是托派成员。许多青年都把托洛茨基主义当成正宗的马克思主义，托派成员虽少，但其思想却有一定的影响力。

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始末

苏联推行“东方路线”
列宁早在1913年就提出了“到欧洲去的捷径是经过北京和加尔各答”这样一条所谓的“东方路线”。1918年11月24日斯大林发表了《勿忘东方》一文，主张联合东方民族力量以推动世界共产革命。一心想要得到整个世界的苏俄领导人在进攻欧洲失败后，终于开始对东方各国输出共产革命，执行所谓的“东方路线”。

苏联与中国革命
1920年4月，共产国际派维京斯基来华，协助陈独秀组建中国共产党。8月，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1921年7月23日，中共在上海召开一大。从那时候起，苏联就已经是中共的太上皇了。从“国共第一次合作”到“联蒋抗日”等重大方针无不是共产国际的指示。苏联为了控制中共，扶植一些像王明这样的忠于苏俄的“国际主义者”。对于那些不太听话者则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共的口号竟是“武装保卫苏联”、“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由此可以看出苏联对中共的控制程度。
1945年，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日本关东军遭到毁灭性打击，伪满洲国也投降。苏联在占领东北后开始对中共进行全面援助。不仅派人帮中共训练军队，还把所有缴获的日军武器弹药全送给中共。甚至允诺紧急时中共军队可以撤入苏联境内。在苏联的全力支持下，中共最终在内战中打败了国民党。
与此同时，苏联以占领者的身份扶植起了一批共产党国家，共产主义阵营开始形成。

中苏争霸
许多人都知道美苏争霸，却不清楚中苏争霸。美苏争霸的目的是要争夺世界领导权，而中苏争霸的目的则是要争夺共产主义阵营的领袖地位。斯大林死后，毛泽东终于媳妇熬成婆婆。为了和苏联争夺共产主义阵营的领导权，毛泽东发起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运动。操之过急换来的是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非正常死亡人数高达3000多万。即使如此，毛泽东也未加收敛，反而向东南亚国家输出革命。缅甸、柬埔寨、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共产党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都先后在中国的支持下发动共产革命。中国不仅扶持臭名昭著的红色高棉，还扶持缅甸共产党，出枪出钱出力帮助缅甸共产党。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在失败后都退入中国，现在藏身在中国。中国南方一些地区还曾经有过马来西亚共产党和印尼共产党的电台，向马来西亚和印尼两国民众宣传共产革命。一直到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向中国表示抗议，中国才停止了这些电台的广播。这也是“中国威胁论”的由来。

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
1943年，苏联为了拉拢美国等西方国家共同对抗法西斯，不得不解散了共产国际。尽管共产国际已解散，但各国共产党仍在一定程度上听命于苏联。像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各国共产党都排除了代表团到苏联“朝拜”。南斯拉夫由于不愿事事听命于苏联，结果就遭到苏联及其卫星国的围攻，乃至进行经济封锁。苏联的这种专断独行作风自然引起东欧各共产党国家的不满。而苏联强加给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斯大林模式使这些国家陷入了困境，政治上的一党专政和经济上的计划经济加剧了民众和政府的矛盾。1956年的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就是这一矛盾的表现。苏共把民族问题当成阶级斗争问题的做法也为苏联的解体埋下了祸根。
1985年3月11日，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他上台后推行公开化、民主化的政策方针。开始抛弃了斯大林模式，以建设“民主社会主义苏联”为目标，对东欧各共产党国家的内政也不再进行干涉。这一系列政策开始全面推动了东欧共产主义阵营的民主化。1988年8月，波兰政府与长期被取缔波兰团结工会（信奉基尔特社会主义）进行了圆桌会议。波兰统一工人党解除了党禁，波兰团结工会获得承认。1989年6月，波兰团结工会在大选中击败了波兰统一工人党。波兰统一工人党由此丧失政权。其他国家也纷纷解除党禁，实行民主选举。在选举过程中，原先执政的共产党都在大选中落败。罗马尼亚则发生了暴力流血革命，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赛斯库夫妇被秘密处决。柏林墙也最终被拆毁，德国实现了民主统一。

东欧剧变引起苏共保守派的恐慌，他们效法邓小平在1989年的做法，实行武力镇压。1991年8月19日，苏共保守派发动政变，他们软禁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并下令军队在莫斯科戒严。但叶利钦不干，反而爬上一辆坦克，向民众发表演说。成功说服军队倒戈，粉碎了保守派的政变。“八一九事件”后，叶利钦宣布苏共为非法组织，禁止其一切活动。
在这个过程中，民族分裂势力也开始抬头。苏共统治期间的种种清洗严重削弱了民族凝聚力，许多加盟共和国要求独立。先是立陶宛在1990年3月11日宣布独立，接着是俄罗斯发表《主权宣言》。其他一些加盟共和国也纷纷效仿，发表类似的主权宣言。戈尔巴乔夫不想国家分裂，与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进行了多次磋商，但都未能取得成功。1991年12月，独立国家联合体宣告成立。12月21日，在阿拉木图举行的11个共和国首脑会议上发表了《阿拉木图宣言》，正式宣布随着独联体的建立，宣告了苏联的消亡。12月25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讲话，在宣布辞职后把一切大权转交给叶利钦。这一天晚上，克里姆林宫降下了苏联的镰刀斧头旗，升上了俄国二月革命后冬宫临时政府的国旗。存在了69年的苏联宣告解体。
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破产。

历史潮流----社会民主主义
刘国凯 著
小引

   1997年5月英国大选。欧洲主要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之一─英国工党，在大选中以418席对165席的绝对优势击败保守党，入主唐宁街十号。在翻开英国历史新一页的同时，也给世界以莫大的震动。一年以后，另外一个主要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也击败了“在欧洲呼风唤雨的科尔，”将施罗德送上了总理的位置。此时，当你打开欧洲的政治版图就会发现，在十五个欧盟国家中，有十三个已是民主社会主义政党执政或者参与执政。如果你再把目光从欧洲移向全世界，还会发现一百四十几个信奉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遍布我们星球的所有地方。
   民主社会主义亦即社会民主主义。这个社会理念能得到这么广泛的流传，这么多人的拥护，尤其在欧洲，民众的文化思想水平普遍较高，具有相当的分析力，洞察力，对他们是难以欺骗蒙蔽的。社会民主主义能在欧洲站稳脚跟，主导社会，这些都无可置疑地说明了它的真理性。

   一向以来，都有人问我们﹕你们反对一党专政，这我们赞成，但是你们得讲明白，你们会怎么做？要治理这个国家，你们行吗？
   问得很好。为我们国家的民主事业奋斗了二十几年乃至三、四十几年的人们应该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不应该长期只作为异议团体而存在，我们应该有更高的自我期许和抱负。终有一天，我们应该以获得民众的信任拥护为前提来执掌社会公权力，并藉此为民众谋取更多的福祉。
   由是，我们不应该只满足于情绪激昂的呼喊和提空泛的民主条文。我们应该深刻关注了解民众的疾苦，洞悉社会的病根，研究医治的方法途径。我们的组织也不应该只是“正义者同盟”，而须有清晰的系统的政治理念和社会理论。
   社会民主主义是最适合改造我们国家的政治理念和社会理论。为说明这一点，就有必要探究社会民主主义怎样萌芽，如何发展以及成长壮大。它经过了哪些波折和考验，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又曾有怎样的缺失等等。在此基础上，联系我们国家的现实，把各种社会因素进行有机揉和和通盘考虑，以期探索最佳的变革方案。可信，一旦我们能给予提问的民众以令人信服的回答，那我们就拥有了发动民众的有效思想武器，民主事业就迈开了坚实的步伐。

第一章、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两重性

   当人类社会走出中世纪黑暗的长廊，踏入近代的门坎时，文明的进步，生产的发展再也不能忍受封建王权和宗教神权的桎梏与束俊．斆癖婋A级(第三等级)以和平形式向封建统治者请愿，希望他们顺应历史潮流，对进步与发展做出某些让步时，所得到的非但不是听取与承诺，反而是镇压与屠杀。于是被激怒的民众转而诉诸暴力。这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十七世纪中叶发生在英国，十八世纪末发生在法国的民主革命。在这两场革命中，英王查理一世、法王路易十六都人头落地。
   相对于封建贵族和宗教僧侣这两个享有特权的阶级是无特权的民众阶级。但它很庞杂，还可以分成许多个子阶级或阶层，它们之间存有各种差别。而最大差别是出现在资产阶级上层与劳工阶级下层之间。无论是占有财产的多少，物质生活的水平，还是在社会生产中所处的地位和对知识文化的掌握，抑或心里状态，行事风格都差异甚大乃至天渊之别。

   毫无疑问，在民主革命中资产阶级(尤其是上层)居领导地位，是因为他们在社会生产中已是组织者，领导者，已具有一定的号召力、影响力。并且也只有像他们那样拥有一定的经济财力和文化水平，才堪任革命的领导重任。
   然而，资产阶级深具两重性。对封建特权，宗教神权的横征暴敛和束缚经济、科学、文艺发展的种种关卡陋规，它都欲掀翻之而后快。同时，对底层民众它也深怀戒心。因为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与劳工阶级处于因财富分配不公而萌生的敌意之中。
   封建特权和宗教神权戕害着第三等级的各个子阶级。故劳动阶级愿意在资产阶级的领导下去冲击封建堡垒。但一旦堡垒被摧毁后，劳动阶级的关注点就会移到财富分配不公的问题上来了。资产阶级当然敏感到这一点。只要是从维护本阶级利益的狭隘角度出发，他们在推翻封建特权的同时和以后，就筹划和着手碾平来自社会下层的“动乱”。如果他们感到自己的力量不足以胜任两面作战时，就会情愿与封建王权作某种程度的妥协，只祈求扫除部份封建特权或把全部清除封建特权的任务留待今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中，从而得以腾出手来压制底层民众的“动乱”，为此，他们甚至不惜进一步与残存的封建势力结盟。
   十七世纪中叶的英国，工业革命尚未发生，资产阶级的力量相当有限。于是在反王权的斗争中，它与基本以资本主义方式进行工、农、商业活动的新贵族结盟。这也就使它在排斥劳动阶级方面更加明显和坚决。当代表下层民众利益的“平等派”在封建王权被推翻后，颁布“人民公约”，提出实行普选制和取消什一税等要求时，它立即无情地予以瓦解和镇压。由代表资产阶级中上层和新贵族利益的独立派(其领袖人物克伦威尔出身于家道中落的乡绅家庭)控制的国会制定了“政府约法”，规定“只有财产超过200磅者才有选举权”。以后，尽管具体的财产限制数额经历查理二世的复辟和“光荣革命”等一系列政治事变后有所变动，但选举权受财产拥有额限制的法规一直沿袭下来，直到十九世纪末才完全取消。可见，当年的英国资产阶级既无意建立完善的民主政治，也无意让社会财富在它和劳动阶级之间得到公平的分配。
   十八世纪末叶法国革命与英国革命所处时代背景的显着区别在于一，工业革命已经发生，资产阶级与劳工阶级的数量远较十七世纪中叶的英国多。二，经过十八世纪孟德斯鸠、鲁索、狄德罗等人民主革命学说的熏陶，社会的革命空气也浓得多。
   故此，在法国革命中，资产阶级并不寻求与封建贵族中的立宪党人结盟，然而在革命发展的过程中，面对第三等级中下阶层愈来愈咄咄逼人的气势时，也不免犹豫起来，以至想回过头去袒护国王。正如其代表人物之一，吉伦特派的领袖布里索所说：“这次革命应该停止了，否则它会产生危险。”然而为时已晚。山岳党人掀起的巨浪把他们吞没，经过一系列纷乱惨烈的斗争，山岳党人自己也被狂潮吞没。社会秩序开始回归，但并不是回归到九三年宪法的民主精神上，而是向革命前的旧秩序认同。法国资产阶级从前阶段有大量底层民众所参与的社会斗争中认识到它们与封建王权和贵族之间的争端可以通过讨价还价来商榷解决，而它们与劳工阶级的矛盾却难以调和。故此，它们认为可以让封建贵族分享政权而决不能让劳工阶级参政。它们可以交出一部分利润供人数极少的贵族继续过着优裕的生活，而决不能让劳工阶级对社会财富的分配置喙。于是它忍受了拿破伦的独裁，忍受了波旁王朝的复辟，也忍受了七月王朝。选举权受财产拥有量的限制是一个最鲜明标志。
   热月政变的次年，热月党人颁布了“九五年宪法”。宣布实行两级选举制度。被选举人必须拥有一座庄园或年收入至少相当200个工作日的工资额。宪法中删去了1791年人权宣言中，“人生而自由，人生而平等”的字句。波旁王朝时期，选举人必须年满36岁，并缴纳300法郎直接税。七月王朝时期，降为200法郎。就这样，劳动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被剥夺了选举权，被排除在社会公权力之外。由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共同瓜分政权，制定一系列有利于它们最大限度地攫取社会财富的法律、法规。
第二章、资产阶级的顽固导致社会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产生

   选举权是民主政治的最根本要素，舍此则民主无从谈起。选举人把自己信任的人士选为立法议员和行政长官是希望他去参与制定和执行能表达自己意愿，符合自己切身利益的法律、法案。故此，一些有志之士对此作了不懈的努力。在英国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以约翰威尔克斯为代表的一批人士组织“权力法案保卫者协会”，要求废除“衰败选区”，给新工业中心的居民以选举权，实行普选制。他们指出﹕议员代表的是人而非财产，故所有人不论其经济地位如何都应享有选举权。十八世纪九十年代“伦敦通讯会社”，“人民之友社”相继成立，要求政治平等，实行普选。苏格兰的改革派人士还在爱丁堡召开来自全国各地80多个协会，160多名代表参加的“国民大会”，要求实行普选。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劳工阶级登上社会政治舞台，发动了三次举世闻名的“宪章运动”。其根本诉求就是普选权。面对这一波又一波的普选要求，英国统治阶层一直采取着顽固的拒绝态度。这是为什么呢﹖英国十九世纪哲学家、政治思想家密尔道出了统治阶级的心结。
   密尔的思想中有许多进步的因素，如他极为推崇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个性自由、反对政府对民众经济活动和个人生活不必要的干涉。他认为：“国家的价值，从长远来看，归根结底还在组成它的全体个人的价值。”然而，一旦涉及到选举权时，密尔的观点立即暴露其狭隘性。这就是密尔对“阶级立法”的担心和否定。他认为：“民主制和所有其他的政府形式一样，最大危险之一在于掌权者的有害的利益，这就是阶级立法的危险。”“一个人或一个阶级的人，一旦发现他们手中有权力，这个人的个人利益或这个阶级的独有利益就在他们的心目中具有更大的重要性。”这些观点初看去不无道理，但只要再看一看密尔开出的药方就明白他的用心之所在。他提出：“这两个阶级─体力劳动者及其同类为一方，雇主及其同类为一方─在代议制度的安排上保持平衡。每一方左右着议会内大致相同的票。”在社会上，劳动阶级的人数若干倍于资产阶级，倘若实行普选制，议会中由劳动阶级选出的议员在人数上将大大超过资产阶级的。如果要实现密尔所向往的“每一方左右着议会内大致相同的票”，那办法只有一个﹕拒不实行普选制，用财产资格或再加上其他什么资格去剥夺大多数劳动民众的选举权。1867年比利时首相，资产阶级自由派代表人物奥尔邦鉴于当时比利时仍以纳税额来限制选举权从而把工农民众都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而不无欣慰地说：“感谢祖先的远见。”资产阶级当年狭隘的阶级利己主义由此可见一斑。
   密尔所担心的体力劳动者阶级仗着人数众多，在普选制下会在议会中实行有利于劳动阶级“独有利益”的“阶级立法”。这实际上是还未发生的事情，而当时在欧洲大陆已经存在的则是资产阶级的“阶级立法”。
   资产阶级利用其控制了社会立法权、行政权的优势，推行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有利于其敛聚财富金钱过上骄奢豪华生活的法案措施，这同时也就造成大多数劳动民众的贫穷和极度劳累。

   密尔分析到了“阶级的独有利益”，却忘记了继续分析这“独有利益”中有合理部份也有不合理部份。当劳工阶级被剥夺了普选权，不能在现行体制下去维护本阶级“独有利益”中的合理部份，沦落到贫寒交加的处境时，那它就要诉诸其他途径。
   布朗基主义者和新雅各宾派在鼓动民众。他们愤怒指责：“如果没有面包就没有自由，如果富贵炫耀地并列在贫穷的一旁，那么就没有平等。如果一个失业的女工带着她衣衫褴褛的孩子沿街乞讨，那就没有博爱。”他们号召人民用暴力方式去改变这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终于，1848年2月，巴黎爆发了革命。
   巴黎二月革命主要靠劳工阶级和城市贫民的力量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劳工阶级进而要求这个共和国是“社会共和国”，即它不仅实行普选制，还必须保障工人的劳动权和基本生活。
   密尔的担心在这里似乎变成多余。在4月23日以普选制选举制宪议会时，资产阶级共和派大获全胜。这是因为劳工阶级独立的阶级意识尚不够强烈，并且许多资产阶级共和派人士在二月革命前曾坚决反对七月王朝和鼓吹政治改革，从而使之赢得了很多来自劳工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选票。
   这时的法国资产阶级已相当老练，它在控制了制宪议会后便着手制定有利于本阶级“独有利益”的“阶级立法”，并竭力分化工人与其他民众阶层的关系，甚至在工人阶级内部收买许多人组成维护新政府的“别动队”，这样就把劳工阶级驱赶到了最狭小的阵地上。当六月下旬激愤的工人又一次暴动时，早有准备的资产阶级政府就立即予以剿平。二十五万装备精良的政府军和别动队对四万起义工人。于是，壹仟多名起义者死于巷战，一万一千名死于巷战后的屠杀。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巧合，1848年2月，在英吉利海峡这边的巴黎，工人们举行了二月起义，在海峡那边的伦敦，《共产党宣言》正式发表。这两个并无关联的独立事件却串连着同一个精神。就是用暴力改变使劳工阶级的“独有利益”得不到保障的社会现实。
   《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形成。这个主义包括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尖锐的揭露和抨击，及其认为必须用暴力手段去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革命精神。还开出了这样的药方：“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夺取国家政权，然后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组成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尽可能快地发展生产。”
第三章、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工人运动中不居指导地位

   从20世纪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出生的大陆中国人只要有机会接受过中学以上教育，那么在强大的思想灌输下，绝大多数都会以为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工人阶级运动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并一直在指导其发展。其实，实际情况并不如此。
   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弊端的分析，揭露和抨击基本能得到各国工人运动的认同。但在用什么方式，什么方法去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消除那些弊端却一直存在着许多与马克思主义大相径庭的观点和理论。
   《共产党宣言》在伦敦发表，马克思长期侨居伦敦，在那里撰写了《资本论》。但是马克思主义对英国工人运动的影响相当有限。一个重要的表现是英国工人运动中没有出现马克思主义所鼓吹的暴力革命。这一特点在宪章运动时期就已体现出来了。
   从十三世纪的大宪章到1688年“光荣革命”，那种以中庸缓和的态度处置社会争端已成为一种民族精神遗产潜移默化在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各阶层人民的头脑之中。这在宪章运动中有鲜明的体现。三次宪章运动规模宏大，持续十多年，参加者有数百万人之多。数万人乃至十几万人的集会经常出现。虽然在进行过程中，曾有领导人主张发动武装起义，亦出现过一些零星的暴力事件。但其主流一直主张用和平手段去表达诉求。与此同时统治集团也做出了一些姿态。尽管他们拒绝接受宪章情愿，但却也在其他方面作了努力。如于1846年取消“谷物法”，1847年实行女工，童工10小时工作法案，以改善底层民众的生活处境。而最重要的是绝不轻易动用武力镇压。尤其是在1848年春季的第三次宪章运动高潮中，形势特别紧张，那时法国刚爆发二月革命。消息传来，社会上弥漫着不详的气氛，三月六日伦敦又发生了失业工人与警察的冲突和暴力事件。在这种情况下，内阁当局仍然允许请愿集会照常举行，并警告地方当局不要干涉民众集会，不可轻易进行逮捕。首相罗素极力避免发生剧烈冲突。他表示：“我相信他们(指政府武力)会轻而易举地战胜伦敦的暴民。但是伤害任何一条人命，都会引起深刻而痛苦的愤怒。我有理由相信一切都会安静地、顺利地成为过去”。

   六十年代中期，争取普选权的社会运动重新高潮。1866年7月，伦敦海德公园20万民众集会。保守党内阁不得不实行选举制度的改革，降低财产限制额，选民人数遂从135万增至225万。尔后，1884年再次改革，降低限额，选民人数续增为450万。
   如果说英国工人运动以和平的方式出现，可以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论在英国缺乏影响力的佐证的话，那么，法国接连不断的暴力革命是否就可以作为法国工人运动奉马克思主义为圭臬的证据呢﹖当然不是。且不说1848年2月在巴黎还找不到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子，即便是在1871年的巴黎公社运动时期，在民众所选出的六十几名公社委员中，有蒲鲁东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新雅各宾派、独立革命派、就是没有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
   法兰西躁动的民族性格使社会矛盾往往表现得十分尖锐，动辄诉诸暴力。从1789年到1871年，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这几乎成了传统。一场风暴骤然降临时，即使双方都始料不及却又全力以赴。没有转圆，缺乏妥协。1871年的3.18起义带有偶发色彩，否则一向不主张暴力革命的蒲鲁东主义者就不会侧身其中。而事件一旦发生，大资产阶级想到的也只是如何血洗工人巴黎。对这一再发生的民族大流血，马克思主义没有责任。而当马克思主义真的在法兰西土地上有所传播时，暴力革命的烽烟却已在这块土地上熄灭。
   马克思、恩格斯都是德国人，(更准确地说，马克思是德国犹太人)按说，马克思主义对他们祖国的工人运动应会有相当的影响力，然而情况并非如此。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活动的地区并不在德国。马克思1843年就迁居巴黎。1845年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到了比利时的布鲁塞尔。1848年又被比利时当局驱逐回到德国。1849年再度到伦敦并终老于斯。恩格斯于1842年被其父派往英国曼彻斯特“欧文─恩格斯棉纺场”的办事处工作。1844年离英回国途经巴黎会见马克思彻夜深谈。后几年也辗转在布鲁塞尔、巴黎、伦敦之间。1850年重返曼彻斯特从事经商达20年之久。1870年迁居伦敦，并终老于斯。
   当然，马克思、恩格斯长期不在德国，这并不是个根本性的问题。思想的影响、学说的传播并不一定需要学说的创立者身体力行。问题是﹕德国还有另一位德国犹太人在工人阶级中做启思发动工作。他名叫拉萨尔。拉萨尔学识不及马克思渊博，其理论体系明显粗糙。但他为人热情豪放，思维机智，语言敏捷。他深入工人群众之中，与之交朋结友，很能体恤劳动阶级的疾苦，愿意细心听取他们的倾诉呼声。他还经常向劳工群众发表演说，抨击资本主义的罪恶，号召他们起来为维护自己的正当利益而斗争。就在拉萨尔向挤满大厅的工人群众发表激动人心的演说时，马克思却坐在遥远的大英博物馆里写着一本只有很少人能够看得懂的书。拉萨尔把工人组织起来，1863年5月全德工人联合会成立。拉萨尔任主席。他极力向工人群众灌输他的社会理论以及医治社会疾病的处方。当然，这些与马克思主义都相去甚远。拉萨尔比马克思年轻7岁，曾有几次与马克思相会的经历，他对马克思态度颇恭，并自称是马克思的学生。然而，当他在德国工人运动中拓展出一片天地时，却对马克思不表示恭敬了。故此，无论是在思想理论上，或私人关系上，这个双料同胞的所作所为都令马克思为之气结。
   拉萨尔的豪放性格最终也害了他自己。1864年8月，为了婚恋问题，他竟置工人运动的大业于不顾去与人决斗，结果不幸身亡。拉萨尔直接涉足德国工人运动只有几年工夫，但其影响甚大甚远。其死后，拉萨尔主义仍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盛行，时至今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仍视其为党的奠基人，倘若他一直健在，德国党的历史将会有所改写。
第四章、马克思、恩格斯坚与社会民主主义者相区别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当巴黎公社的硝烟业已散尽，当英国大资产阶级政府终究不得不逐步放宽选举权的财产限制时，也就是社会民主主义正式登上欧洲社会舞台的时刻。然而比这还要早二十几年，也就是在四十年代末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已自称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了。1849年9月，马、恩还在伦敦组建了“社会民主主义德国流亡者委员会”，马克思自任主席。不过，奇怪的是，到了七十年代上半期，马克思、恩格斯又拒不承认自己是社会民主主义者了。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是在1848年欧洲革命普遍失败以后，欧洲大陆进入了一个政治反动时期。更为尖锐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张很难公开亮出旗号。而民主主义的旗帜尚可通行。于是，马克思、恩格斯采取了这个策略，否则，就“只好在某个偏僻地方的小报上宣传共产主义，只好创立一个小小的宗派，而不是创立一个巨大的行动党了。”
   然而，马克思、恩格斯内心对社会民主主义是深怀戒心的。在恶劣的形势过去后，他们就拒不承认自己是社会民主主义者而称是共产主义者了。理由是“当时在各个国家里那种根本不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的口号写在自己旗帜上的人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决意要与这些人相区别。马克思分析社会民主派是这样产生的“无产阶级的社会要求失去革命锋芒而获得了民主主义色彩，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要求失去了纯政治的形式而获得了社会主义的色彩。这样就产生了社会民主派社会民主派的特殊性质表现在它要求民主共和制度并不是为了消灭两极，即资本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