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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书派与材料派
——汉语语音史观之一

上海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 潘悟云

本文缘起于王力先生在“略论清儒的语言研究”一文中的一段话：“清儒凡是相信材料时，就做出了成绩；凡是迷信字书时，就陷于错误。”什么是字书？就是《说文》、《广韵》一类的书。王力先生认为：“古代的字书和训诂书都是个人的著作，个人的知识无论多么渊博，也终是有限的，而不可能每一句话都讲得很对。”但是押韵、谐声、假借，都是集体的创造，可能某个诗人在押韵的时候用错了韵，但是我们在作韵谱分析的时候，是统计了许多诗人的押韵材料，个别韵例并不妨碍统计结果。这就是王力先生论述字书与材料之间关系的根据。本文把迷信字书的一派叫作字书派，把相信材料的一派叫作材料派。
五四时期的中国语言学是整个启蒙运动的一部分，当时启蒙运动的一员主将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说，（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上项正是所谓科学的研究，下项正是所谓书院学究的研究。（二）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三）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退步。
我在《汉语历史音韵学》一书中曾提到，音韵学的研究方法有面向文献的，也有面向活的语言的。古文献也是古代活的语言的记录，所以并不是运用文献材料就是面向文献。如果把古文献材料当作当时活的语言来研究，就是面向活的语言。如果把文献看作是僵死的材料，就是面向文献。即使是把现代方言材料当作死的材料来对待，也属于面向文献派。我曾经认为现代南方方言中“盖”义的“”可能是“盖”的另一个没有记录下来的形式。孙玉文（2002）就说自己查过北京大学《汉语方言词汇》，上头都说本字是“”，而不是“盖”。他把这本书看作是一本字书，而不知道上面的方言记录与本字考释都是学者个人的研究。他迷信字书，凡是字书上说过的一定正确，也不需要继续深究，而我们则是要追究“”的读音到底是怎么来的。他虽然用了现代方言的材料，但是其方法究其实质是面向文献的字书派。
说句公道话，傅斯年所批评的章炳麟在许多方面倒是面向活的语言的。如章炳麟的《文始》“突破了字形的束缚，从音义联系的观点上得到了成功”（王力 1947）。“贯、关、环”三字，在字书派看来是毫无相关的材料，但是章炳麟从声音上看出了它们之间的关系。这三个字用我们的构拟写出来就是*klon、*kron、*ɡron。语言在文字之先，如果我们的祖先不是用“贯、关、环”这三个表形字去记录他们口语中的这三个词，而是用一种拼音文字来记录它们，我们今天来研究这种文字记录的古汉语的时候，自然就会认为它们之间是有关系的。它们很可能来自同一个词根，通过声母的交替，或者介音的交替派生出三个不同的词形。当然，章炳麟当时还不可能作出这样的构拟，但是他已经意识到它们的语音形式是差不多的。这就是我经常提到的面向活的语言的方法。章炳麟是把古汉语的材料作为当时活的口语的记录来对待，而不是看作是死的文献。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来，章黄在当时是很有创新精神的，如果把面向文献与面向活的语言看作是语文学与语言学的分水岭的话，章炳麟的研究方法中已经包含有语言学的成份。
西方的历史语言学传入中国以后，新派的学者更把材料的挖掘扩大到现代的方言与亲属语言。现代语言中的形式不外于两种来源，一种是从古代直接传承下来，一种是后来创新的结果（包括借词）。从古代传承下来的那些形式，有些在古代文献中已有记载，但是还有些并没有记录下来。
举“鼻”字为例。它在北京话中读pi35，这说明它在中古是一个並母入声字。但是在《切韵》中它只有並母去声的读音。这只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北京话的pi35并不来自中古的並母入声，这个读音是后来产生的。另一种可能是，“鼻”在中古的时候本来就有去、入两读，《切韵》所代表的方言是去声的读法，而北京地区则读入声。那么到底哪种情况是真实的呢？如果断定“鼻”的入声一读上古就已经存在，对于汉藏历史比较就十分有价值。Simon（1929，p.174）认为汉语的“鼻”可能与藏语的sbrid-pa（打鼾）有关系，Pulleyblank（1962-3）引用了他的观点，把“鼻”拟作M.bji\＜*b（l）ə̄ts。
拿字书派的眼光来看，后一种观点几乎是荒唐可笑的，古代字书中都不出现的读音怎能拿来作证据呢？“鼻”字不仅在《切韵》中只有去声一读，在其他字书韵书中也是如此。《玉篇》、《集韵》、《新修龙龛手鉴》、《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都是“毗至切”，慧琳《一切音义》父二反，《五音集韵》毗志切。 《经典释文》5见，都没有注音，可见没有异读。《公羊传》“ 夏邾婁鼻我來奔”，《经典释文》注：“鼻我，二傳作畀我。”“鼻”通“畀”，正是至韵。这么多的韵书中“鼻”字都没有入声的读音，要说北京的读音自古已然还能可靠吗？
但是，我们只要看一下古中原地区以外的许多现代方言，“鼻”读的却是入声，而且都是质韵字，下面例子来自北京大学的《汉语方音字汇》：
北京
济南
西安
太原
武汉
成都
合肥
扬州
苏州
温州
长沙
南昌
pi2
pi2
pi2
pieʔ8
pi2
pi2
piəʔ7
pieʔ7
biɪʔ8
bi8
pi7
phit8
其中北京、济南、西安、武汉等处读阳平，是由于这些方言的全浊入声变阳平。合肥、扬州、长沙的阳入与阴入合并。
如果这些入声读音不是自古就有的，那一定是中古以后从去声一读变来的。在各地方言中，阳去变到其他调类去的情况的确是有的，如闽语中潮汕方言文读阳上，雷州与海南方言白读阴平，福清方言白读阴去。湘语中新化方言白读阴平，长沙方言文读阴去。吴语中玉山方言文读阳上。（辛世彪 2003）但是我至今还没有看到去声读作入声的连调现象，在有入声调存在的方言中，舒、促之间的界限是很难打破的。
汉语的声调还有一种促化现象，如“椅子”在宜兴说成“椅则”ʔij33tsəʔ4钱乃荣1992，但是这种现象一般只发生在虚语素，实语素在虚化的过程中往往会变作轻声，轻声的最重要特点是音长缩短，而入声的特点也是短促，所以虚语素很容易混到入声里去（潘悟云 2002）。这种促化一般还伴随着元音的央化。北京等方言中的“鼻”是实语素，不轻读，元音也不央化，所以当与虚语素的促化现象无关。
那么，“鼻”是不是因为一种偶然的因素从去声变作入声了呢？那是几乎不可能的，这里有好几个偶然的事件在交叉。第一，北京话中阳去字成百上千，读作入声的只有“鼻”一个字，这是太偶然了。第二，“鼻”读作入声的不只是北京一个方言，这么多方言的“鼻”都同时变作入声字，这也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事件。第三，《切韵》中的入声韵有几十个，为什么这些方言中的“鼻”都不约而同的变作质韵，而不变作其他韵，这更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事件。所以如果认为“鼻”的入声读音是中古以后从去声变来，那无异于抓了一把骰子向上一抛，落到地上全部是单点朝上，这从概率角度看是很不可能的。
面对上面的语言事实，我们只能作这样的解释。“鼻”字在古代就有去、入二读，在中原通语中入声一读丢失了，留下了去声一读，上述《切韵》等韵书都是反映中原通语的读音。而在周边地区的许多方言中，却是去声一读失去，留下了入声一读。王力先生说：“古代方言里有些字，因为只行于一个小地域，很可能不见于经籍的记载。而那个小地域到后来可能成为大都市，那些被人遗弃的字渐渐占了优势”（王力 1947），北京话就是这种情况。其实高本汉（1940）早就看到这个问题，认为“鼻”字“古有一种入声读法”。
如果我们把视线投向上古的文献，我们就会发现“鼻”带-t尾的猜测决不是空穴来风。
《释名》：“鼻嘒也，出氣嘒嘒也”，这是声训例。从“彗”得声的谐声系列是一个典型的带-t韵尾的谐声系列，有些字在中古还带有-t尾，如“雪”。还有些字在中古是去声的霁、祭韵，从它们押韵看显然来自-ts（Pulleyblank 1962-3），如“彗”伪《文韬》叶割伐，“嘒” 《诗·小弁》中叶届淠寐，“慧”《孟子·公孙丑上》叶势。“鼻”以“嘒”为声训，说明“鼻”也带有-ts尾。又，《说文》认为“鼻”字“从自畀”会意：“引气自畀也”，显然是一个牵强的解释，实际上它是从“畀”得声。“畀”也是至韵字，《诗·干旄》叶纰四，从它得声的字中“淠”在《诗·小弁》中叶嘒届寐，“鼻”在《高唐赋》叶气泪瘁硙，“四嘒届寐气泪瘁”都收-ts。可见“鼻”在汉代应该收-ts 尾，到中古变作去声。在汉藏语中，-s往往是一个后缀，去声的“鼻”既然是*bits，它一定还有一个词根形式bit，这个bit正是发展为后来北京等方言中质韵的读音。
语言学的发展不断地冲决字书派所设下的藩篱。字书派说，“贯”是“贯”，“关”是“关”，“环”是“环”，它们之间没有关系。章炳麟说，不对，先有语言，后有文字，这三个字造出来以前它们所代表的词早已经存在，它们语音上的相似，说明它们之间是有关系的。根据这种思想，大大拓宽了训诂研究的视野。字书派说，用现代方言中的材料研究古汉语不可靠，只有古代字书中找得到的字才可靠。我们说，不对，古字书的材料是有限的，把我们圈死在有限的材料中，汉语史的研究就失去了生机。活的语言中材料的深入挖掘，给汉语史的研究展现了无限的空间。如果按照字书派的主张，“鼻”字在古字书中只有去声一读，你必须就此打住，不能再把文章做下去。我们当然是不愿意就此而止的，所以我们怀疑古代可能还另有入声一读，只不过古中原字书没有记录下来而已。当然，我们还努力通过各种分析来证明我们的假设。这样一来，“鼻”的文章就做活了。上古有s-韵头与-s韵尾。*bit 后头加了-s韵尾就成了*bits，到中古发展为至韵，这个去声读法至今还保存闽语、粤语等方言中。它的前头如果有前缀s-就是“自”*sbits（或者是*sblits>*sbits），发展为中古的dzi，与Simon所引的藏语sbrid-pa最为相似。“自”是鼻的初文，最初有*sbits、*bits等形式，到汉代的时候，“自”被借作“自己”的“自”，读音是*sbits。鼻子一词则只保留了*bits的读音，与“自”字的读音相差太远，于是又在“自”字下面加了一个声符“畀”*pits。
当然，字书派不一定赞同我们的研究方法，就我们自己来说也有一个不断充实证据的过程。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按照字书派的规定，“鼻”字只能有去声一读，你就再也无法把文章做下去了，这就是傅斯年当年在《史语所集刊》发刊辞所批判的“人尸学问”。 最近，郭锡良与孙玉文两位先生连续在《古汉语研究》上发表文章批评《汉语历史音韵学》一书用了古字书或古文献中没有出现的材料。所以，我先举“鼻”字为例，说明我们的基本方法，也是王力先生所倡导的方法：“字书”与“材料”如果有矛盾，首先服从材料。下面，我们再从这两位先生的文章中各择一字作例，说明字书派与材料派在做学问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第一例子，孙玉文（2002）p.21指出，我在《汉语历史音韵学》中用“硬”与藏文的Nkhraŋ进行历史比较是犯了字书派的大忌，他的主要依据就是“硬（鞕）”字不见《说文》，古代说“坚”“刚”，不说“硬”，所以不能拿“硬”与与藏文进行比较。诚然，我在自己的書中也認爲“硬（鞕）”見於文獻的時代並不怎么早，因为自己并不专于古文献，至今不清楚它最早出现的年代，只知道比孙玉文所说的《广雅》要早，汉张仲景《伤寒论》已用“鞕”字。这本书中的“鞕”有两个意义，一通“鲠”，如“大便反鞕”，这与《灵枢经》中所用的“气鞕”用法相同。另一种用法显然就是“硬”，如“身冷，肤鞕”，皮肤只能是“硬”，不是“鲠”。张仲景约生于公元150年，许慎去世是147年，他们几乎是同时代的人，所以硬义的“鞕”在《说文》时代应该已经出现了。只不过它可能是一个口语词，文人笔下不太用它，但是医药用语离口语较近，所以在医书中首先出现。
孙玉文所说的“坚”与“刚”在上古其实只是近义词，并不等同，旧训诂学的最大弊病是“只看见同义词的共同性，而看不见同义词当中每一个词的特殊性”（王力 1965）。先秦文献中与“硬”相当的词是“刚”，跟“柔”“弱”相对；“坚”则是坚实、牢固的意思。“刚”的东西中，有些是“坚”的，如铜铁，有的可能不坚易折。《易》所说的“坚冰”指的是坚实不易碎的冰，而不是指硬的冰，因为天下并没有软的冰。上古有“刚折”连用，而没有“坚折”连用，《南村辍耕录》中有“坚折”，那是中古以后“坚”义发生了变化。所以，古义的训释必须放在书证材料的具体环境中才能看清楚，也就是必须把它看作是活的语言，不能只凭字书的训释。这是材料派与字书派对待训诂的不同方法。
此外，词族的比较也是一种有效的方法，王力先生的《同源字典》就有这个用意。与“刚”属同一词族的词有：刚钢kaaŋ、彊gaŋ、倞graŋs，行gaaŋs（《论语》“子路行行如也”） 。与“坚”kiin属同一词族的有：紧kinʔ、缜kjinʔ、实gjit、栗g·rit。这两个词族的语义显然是不一样的。
同一个词族的字，往往通过词头、词尾，或者声调、清浊、送气不送气的交替从同一个词根派生而出，这些派生手段大部分在上古才有。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断定一个词与某个上古就存在的词属于同一个词族，这个词存在于上古的可能性就极大。“硬（鞕）”與“刚”在上古都是阳部字，声母都是舌根音，而且在词义上“硬（鞕）”也近“刚”不近“坚” ，所以它与“刚”很可能属于一个词族。我们通过下面的理由，可以证明它的上古形式是Ngraaŋs， N-是上古才有的鼻冠音词头。
同部位的送气与不送气塞音能互相谐声，如帮母p-与滂母ph-谐声，见母k-能与溪母kh-谐声。同部位的清浊塞音能互相谐声，如帮母p-与並母b-谐声，见母k-能与群g-谐声。只要检查一下各个谐声系列，我们就会发现，这两条原则对各个谐声系列是一视同仁的，也就是说，出现帮母的谐声系列一般也会出现滂、並母，出现见母的谐声系列一般也会出现溪、群母。
鼻音也会与同部位的塞音谐声，如“百”p-与“陌”m-谐声，“鬼”k- 与“魏”ŋ-谐声。但是鼻音与塞音之间的谐声行为与前两种很不一样，它对各个谐声系列是有选择性的。帮母一般不与明母谐声，帮、明互谐的谐声系列只限于“百、必、丐”等少数几个。同样的，见母与疑母谐声的谐声系列也限于“危、艮、鬼、斤、元、圭”等几个。我们再反过来看鼻音方面的谐声行为。按谐声关系，明母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与帮、並谐声。如明母“密”，帮母“必”，並母“苾”。一类不与帮、並谐声，却能与晓、滂谐声，如明母“冒”，暁母“勖”，滂母“賵”。后一类董同龢（1948）曾经讨论过，认为这些谐声系列中的晓母来自清鼻音m̥-，郑张尚芳（1995）则认为晓母来自hm-，滂母来自m̥-。疑母也可分两类，一类与见、群谐声，如“吟”疑母，“今”见母，“禽”群母。一类不与见、群谐声，却与晓、溪母谐声，如疑母“兀”，晓母“虺”，溪母“髡”， 郑张尚芳（1995）认为这种谐声系列中疑、晓、溪分别为ŋ-、hŋ-、ŋ̊-。明母、疑母按其谐声行为既然可以分两大类，上古也可能有两种不同的来源。通过与其他语言的比较，有些第二类中的明母、疑母已经确定为m-、ŋ-，如“母、马、无、五、午”。这些字所在的谐声系列中恰巧都没有不送气的塞音，这正说明从上古m-、ŋ-来的明、疑母一定不与塞音谐声。那么，与帮、並谐声的明母、与见、群谐声的疑母在上古又是什么呢？“咬”在各地方言的读音可以给我们很好的启发。“咬”古作“齩”，疑母，但与见母“交”谐声。在大部分汉语方言中它读作ŋ-，但是在许多闽语中有群母的读音：
厦门
潮州
福州
建瓯
泰顺蛮讲
石陂
ka33
ka35
ka242
kau42
ka22
ɡao4
现代汉语方言中的ŋ-、ɡ-两种读音说明，它的古代声母一定是ŋɡ-之类的音。纳西语的永宁坝方言“咬”正是ŋɡɯ33，还带有声母ŋɡ-。潘悟云（2000）指出，这一类的明母是：mb->mm->m-，疑母是Nɡ->Nŋ->ŋ-。
由此可以推论，“硬（鞕）”的上古音应该是Ngraaŋs>ŋraaŋ>中古ŋɯaŋ。
藏文的“硬”是mkhraŋ，Nkhraŋ（N-即小阿，后来在藏语中变成ɦ-），其前头也都带鼻冠音，它们与汉语的“硬”Ngraaŋs是何等的相似。
至此，可以把我与孙玉文先生的不同思路总结于下：
孙玉文认为“硬（鞕）”不见于《说文》与汉以前的文献，所以它在上古不存在。
我则认为“硬（鞕）”已出现于汉代文献，它不出现于汉以前的文献，并不等于在某个上古方言的口语中也不存在。在文献证据缺乏的情况下可以换一种方向来证明其存在，先根据谐声规则得出它的上古形式，从它带有上古汉语特有的鼻冠音，以及与藏语语音形式的对应关系，来推断它在上古就已经存在。所以，龚煌城也早就把“硬”与藏文的同源词作过比较。
第二个例子，是郭锡良（2002）对我的批评。拙作提到，“蓋”在南方许多汉语方言中还有见母覃韵上声读音，折合成上古音就是*koomʔ̇，后人不知它就是“蓋”这个词的另一种读音，就造了一个方言字“”去代表它。
于是，郭老先生就去翻字书，发现今本《方言》卷五有个“椷”字，《说文》作“”，注云：“小杯也。”这下子算是找到了潘悟云的知识性错误：他居然不知道南方方言中盖义的“”字早在《说文》中就已经有了。我不由得愕然，南方方言中盖义的“”与《说文》中小杯义的“”真的是一回事？如果是这样的话，现代汉语近指代词“這”就不是后造的方言字，因为古代还有一个作“迎”讲的疑母仙韵去声的“這”。孙玉文可能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在文章中说：“作‘小杯’讲的，词义跟后代方言作‘盖’讲的无关，读音也有不同。”不过他对字书也情有独锺，认为作盖讲的“”宋代才有，根据就是《汉语大字典》与《汉语大词典》的引例。
但是，我宁愿信材料而不信字书，让我们看北京大学《汉语方言词汇》所收的“盖”：
温州
双峰
南昌
梅县
广州
阳江
厦门
潮州
福州
建瓯
长沙
kaŋ3
kæ̃3
kɔn3
kɛm2
khɐm3
khɐp7
kham5
kham5
kaŋ3
kaiŋ8
khõ6
这些方言形式基本上反映“”的读音。建瓯的有些阳上字会读入阳入，如“领”liaŋ8，所以上表中的kaiŋ8可能来自上声。不过其中有些方言读阳平，有的读去声。它们的声韵对应关系也还要作讨论。其实，《汉语方言词汇》一书的材料只能反映方言中的粗略面貌。举温州方言为例，“盖”义的语词除了kaŋ3以外，还有ɡaŋ2、ɡaŋ6、ʔaŋ4等读音，方言著作中把后三者写作“浛”、“匚汵” 与“揞”，以区别于“”字，把这四个字的方音还原为上古音就*ɡoom、*ɡooms、*qoomʔ、koomʔ，其实它们就是同一个词，通过清浊、声调交替使语义稍有变化。中国人有强烈的一字一音观念，不同的读音尽可能用不同的字来代表。其他方言中是不是这种情况，我没作过深入的调查，我相信是有的，如《汉语方言词汇》中福州有两个形式：kaŋ3，本字定作“”；khaiŋ5，本字定作口陷切的“兼攴”：“物相值也。”我们如果撇开它们的字形，采用章炳麟的方法直接比较它们的上古读音，古禫切爲koomʔ，口陷切为khrooms，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不言而喻的，声母有清浊交替和介音交替，声调上去交替即韵尾交替。南昌的kɔn3来自更早阶段的kɔm3。长沙的khõ6反映一个群母桓韵去声的来源，更早的来源应该是ɡcn6<ɡom6 ，它与南昌kɔn3的关系，正跟温州kaŋ3与ɡaŋ6的关系相平行。
“盖”是一个最基本的动词，这么多的方言都采用了“”，如果说它是宋代才有的，那么宋代以前这些方言说什么？为什么它们都会不约而同地采用了“”字？汉语的形态从汉以后就失去了，“”在温州等方言中所反映出来的形态迹象，难道说是汉以后才产生？这些问题字书派是不管的，但是语言学家非要回答这些问题不可。
以前，看了侗台语中“盖”的各种形式，大体上都是kom之类的音，所以就猜想南方言中的“”是不是百越语的底层词。后来有两点理由使我取消了这种相法。
第一，“盖”义的词在汉语中就有许多，而且是属于同一个词族，使人猜想它们也许就是从同一个词根派生出来：
盍 *ɡaap《说文》“覆也”
盖 *kaaps
合 *ɡoop
韐 *kroop，即蔽膝。
 *koomʔ
揞 *qɯɯmʔ
奄 *qromʔ，《说文》：“覆也”。
弇 *qromʔ，又*koom，《广韵》：“盖也”
第二，东亚的许多语言中“盖”也都有类似的形式。
这个词族在藏文中可以列出以下一些形式《格西曲札藏文词典》：
ɡab-pa：遮盖，覆敝
jab-job：遮盖，覆蔽
ɦkhebs：盖
klubs-pa：穿着
thum-po：包裹
ɦthum：包，盖，过去时ɦthums
kha-leb：盖子
kha-ɦkhebs：盖子
kha-ɡab-pa：盖子
ɦtɕhab-pa：覆藏，隐匿
tɕhob：覆盖
ɦɡebs：覆蔽，过去时bkab，将来时dkab，命令式ɡob
这个词族在泰文中有以下一些词：
ɡrɔːb：盖，罩，遮
klɔb：盖，覆盖，掩盖
dhap：叠，盖
krɔːm：盖，蔽
kruːm：遮盖，蒙住
ɡlum：罩，遮盖
ʔam：掩盖，遮盖
ŋam：掩盖，遮蔽，罩住
daːm：盖上
南亚语可举越南语和佤语作例子：
佤语：
tɛ̠p：盖
dɛp：盖子
kap：合
hlo̠p：盖
越南语：
lo'p6：盖（房子）
ap5：盖（印）
ɡăp6：合拢，折叠
ɡâp5：合拢，折叠
cup5：闭合
南岛语“盖”的词族也有类似的读音，从下面的例子不难看出词根是kap和kup，有些语言的韵尾是-m：
tekap：覆盖物，罩子印尼语
sahap：盖子，覆盖物印尼语
aŋkeb：盖子，桌布，床罩Balinese语
lekeb：盖子Maranao语
saŋkem：一种铜炊具的陶盖Karo Batak语
tekup：覆盖物，罩子印尼语
ranɡkap：重叠
ranɡkup：覆盖印尼语
tanɡkupan：合拢印尼语
lakup：遮盖物Paiwan语
takúp：补Ilokano语
lokob：盖子Maranao语
iŋkem：合嘴Javanese语
tı́kom：合上嘴、唇Hiligaynon语
tutup：盖子，关闭印尼语
penutupan：关闭，掩盖印尼语
litup：包住，盖住印尼语
看了这么多的材料以后，我自然会想到，“盖”义的词在上古汉语中一定有多个形态，北方留下了从*kaaps发展来的“盖”，南方留下了从*koomʔ发展来的“”。我在研究古人避讳规则的时候发现，避忌讳是一种特殊的假借，它不用同音字，一用同音字还是犯忌讳。但是，又不能用声音差距过大的字，否则让人猜不透所指是谁。《史记》为了避“阉”字，把“掩馀”写成“盖馀”，可见上古的“盖”曾经有“”的读音*koomʔ，所以能够用来替代“掩” *qom，详细考证见潘悟云（2001）。
以上各种语言中的“盖”几乎都有kaap，也有koom之类的音。同时我们也知道，“盖”与“”的中古音折合成上古音分别是kaaps与koomʔ。我想，任何一个稍有历史语言学常识的人都不难看出，koomʔ很可能有上古的来源，只不过古代的字书没有把它记下来而已。不管字书派怎么反对，上古汉语有形态已经日益得到学术界的承认。古代许多汉字是有多个读音的，这些异读有些就是形态的反映。假如“盖”字上古有kaaps与koomʔ两种读音，汉字的特点掩盖了形态的表现。后来，汉语的形态逐渐失去，汉字向一字一音的方向发展，北方留下了从kaaps发展来的见母泰韵字“盖”，南方则留下从koomʔ发展来的见母感韵一读。但是古代的字书记录的几乎都是北方中原音，南方的koomʔ没有记录下来。后来这些方言区的人找了一个同音字“”来记录这个词。但这只是一个假借字，与《说文》中作小杯讲的“”风马牛不相及。
我们通过上面两个例子的讨论，可以看到字书派与材料派在研究方法上是多么的不同。字书派在文献方面可能很有功夫，在文献的考订方面可以作出成绩。但是，他们有时候会把文献看作是学问的全部，希望把语言学限死在寻章摘句上面，会用僵死的材料去反对对活的语言的探索，成了傅斯年所批评的“人尸学问”。而材料派是面向活的语言的，他们不断地在拓展材料来源，根据新材料提出各种假设。这些假设在字书派们看来会是一种“臆测”。即使像上文所讨论的“硬（鞕）”与“”，目前也还只是在探索阶段。但是，没有探索也就没有创新，没有假设也就没有确证，这在自然科学界是人人皆知的常识。只要不断地拓展更新的材料，就会得到的更确实的证明。
最后，我们还是用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的结尾来作全文的结尾：
一，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气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
二，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
三，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

参考文献
董同龢（1948） 上古音韵表稿，《史语所集刊》18本1分
高本汉（1940）《中国音韵学研究》，商务印书馆，本文根据1995年的再版。
郭锡良（2002）历史音韵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驳梅祖麟在香港语言学会年会上的讲话，《古汉语研究》第3 期
潘悟云（2000）《汉语历史音韵学》，上海教育出版社
潘悟云（2001）避忌讳与古音韵考证，《中国语言学》，香港中文大学，2001
孙玉文（2002）《汉语历史音韵学·上古编》指误，《古汉语研究》第4期
王力（1947）新训诂学，《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本文引自《龙虫并雕斋文集》第1册，p.323，中华书局，1980
王力（1965）略论清儒的语言研究，《新建设》第8-9期，本文引自《龙虫并雕斋文集》第3册，p.360，中华书局，1980
辛世彪（2003）东南方言声调比较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将在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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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lleyblank（1962-3） T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Asia Major 9.有潘悟云、徐文堪中译本《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中华书局，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