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新发现：杨虎城是西安事变主角——兼与杨天石先生商榷.doc

《西安事变研究》系列之十一

并非新发现：杨虎城是西安事变主角
——兼与杨天石先生商榷

如皋 蒋文祥

杨天石先生在《炎黄春秋》2002年第11期发表文章《张学良说：杨虎城是西安事变主角——美国所藏档案新发现》，披露了张学良在20世纪90年代回忆西安事变时的新看法，认为依据档案，应改变多年的说法：事变的主角不是张学良而是杨虎城。[1]
本人认为，史论的依据固然离不开档案资料，但更不能背离了客观事实。杨虎城是西安事变主角也并非新发现。

首先，杨虎城是西安事变的主要策划者，“兵谏”扣蒋的动议来源于杨虎城，这早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据杨虎城机要秘书王菊人回忆，正是杨虎城建议张学良“软说不行就硬干”!1936年下半年，张、杨有次见面谈到捉蒋、联共的问题，张突然问杨，怎样才能达到我们抗日的目的呢?杨说，先要停止内战。张说，我同蒋谈过好几次停止内战的事，蒋的态度很坚决。蒋说，等我死了以后，你再不去剿共好了。于是，杨虎城乘机向张学良建议：咱们要“软说不行就硬干。”[2] 张沉思了一下说，这个办法好，刚柔相济，刚柔并用。
与王菊人回忆基本一致的还有张学良本人早期的谈话和记述。张学良在事变第二天(即1936年12月13日)对西北“剿总”总部人员讲话说明事变经过时，其中说到这样两句话：“杨主任态度很坚决，问我你干不干?你不干，我自己行动，……我要干了!”[3] 张在1956年12月奉蒋之命撰写的《西安事变反省录》中也说到这件事：“迨良从洛阳返来，心情十分懊丧，对杨谈及蒋公难以容纳余等之意见。谈时良对蒋公发有怨言，并问计于杨，彼有何高策，可以停止内战，敦促蒋公领导实行抗日之目的。杨反问良，是否真有抗日决心?良誓志以对。杨遂言待蒋公来西安，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4]
蒋介石在1937年2月发表的《西安半月记》中也说得很清楚：12月14日，“下午4时命杨虎城来见，余此时始知杨虎城对陕变确亦预谋。”[5] 12月15日，“夜张又来见……又告余，此次之事，杨虎城实早已欲发动，催促再四，但彼踌躇未允，谁知10日来临潼，亲自训斥，刺激太深，故遂同意发难。”[6] 蒋在1957年发表的《苏俄在中国》一书中则说得更明确：“此事最出人意料之外的一点，就是其主动者，实是张学良本身，而首先提出此一劫持主张者，则为杨虎城。”[7]
对此，著名英国记者贝特兰在对西安事变作了43天实地调查考察后也早有评论：“正是杨虎城说服了少帅，只有运用兵谏策略，抓住最高统帅，才有希望使他们停止对共产党作战，并团结全国共同抗日。”[8]
至于杨天石先生所谓的“美国所藏档案新发现”，笔者认为，这不过是对过去这些说法的进一步印证而已。杨天石先生引用的张学良的这段话，我们不妨作这样的解读：“西安事变就是杨虎城(出的主意)，当然我们两个人(一起干的)，那是杨虎城(心里)不平啊。“那西安事变(主要策划者)可以说他是主角哇，不过名义是我(因为我的职务比他高)，我是主角了。当然由我负责任。”
杨天石先生还说，张学良认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创意者不是杨虎城，而是他的那些“小家伙们”。张回忆说，某一日，又谈这个问题时，我问计于他，他沉吟了一下说：“我那些小家伙们(这是指他的智囊团)倒有一个计策，等待蒋委员长来西安时，我们不使他离去，我们来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杨虎城这里所说的“我那些小家伙们”，指的是在他身边工作的共产党人。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新发现。
据当年中共西北特别支部成员李木庵回忆，早在西安事变发生前，中共西北特别支部就“以军界为对象，进行宣传与联络，支部党员多在杨虎城宪兵营部隐蔽工作。”[9] 当时“南京蒋介石政府以张、杨有通共嫌疑，又痛恨西安学生干涉国事，迁怒于张、杨之纵容，早有撤换张、杨的内定。……中共西北特别支部的党员，闻此消息，急谋对策。支部中之在职军界者，首先提议，谓要挽救非常时局，不可不用非常举动。蒋介石来西安，即将他活捉，逼迫他下令将围攻共产党的军队悉数调援绥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舍此别无他法。首先赞成者，亦为军界中的同志。”[10] 这段文字清楚地表明，是在杨虎城部隐蔽工作的共产党员，首先向杨提议“蒋介石如来西安，即将他活捉，逼迫他下令……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张学良贴身侍卫刘锐还回忆了这样“一件非常微妙鲜为人知的事情”：“当时张学良和杨虎城之间的联系主要是靠杨的夫人谢葆真。临近事变前杨夫人来金家巷(张学良)公馆特别频繁，相反，杨虎城将军却很少露面。杨夫人每次来，不是由赵四小姐接待，而是和少帅秘密的商讨事情。事变当晚八时许，少帅打电话给杨主任，我正在他身旁值班，只见杨夫人不多会儿便翩然而至。少帅匆匆和他谈了二十几分钟的话，她即告辞。杨夫人刚离公馆，少帅即命白凤翔，告知有任务交给你：‘去把委员长抓来，要活的，不要死的。’”[11] 这段回忆说明了杨夫人谢葆真是张、杨两将军之间的重要联系人。
正如张学良所说：“他(杨虎城)的太太是共产党。”[12] 杨夫人谢葆真确实是个共产党员，她于1928年1月“经党组织批准同杨虎城结婚。”当时有人问杨为何爱小谢，杨虎城坦率回答：“我知道她思想进步，为了革命我需要他，结了婚，她可以直接帮助我。”[13]
张学良晚年曾经慨叹：“杨虎城手底下一定比我手底下厉害。不但是文人，还有新城的一个师，差不多都是共产党。”[14] “杨虎城这个人啊，我明白，他后来结交很多人，差不多都是共产党。他受他们的影响很大。”[15] 正因为杨虎城受了在他身边工作的共产党“小家伙们”的影响，所以他才向张建议对蒋“兵谏”，来个“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才有了西安事变的发动。

其次，杨虎城与张学良一样，都是西安事变的主要发动者，他们共同指挥了这次“兵谏”行动，这也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据杨虎城的特务营营长宋文梅回忆，1936年12月10日下午3时，杨虎城将军和张学良将军进行会商，对扣蒋事作了最后决定，杨虎城将军把我找去说：“我已和张副司令下了最后决心，本拟今夜行动，因时间太紧迫，决定明天晚上行动。”又说，他和张学良将军已商定，届时由我负责带领部队去临潼扣押蒋介石，并要我回去着手准备，于明天下午5时前完成准备工作，听候命令。我回到营部后，即在营中选拔一些政治可靠又精悍的兵士250多人来担负这一任务，并命令他们于明日下午5时前在营部集中。
11日下午5时，我按原定计划，将事先挑选好的人员集合以后，即到杨虎城将军公馆等候命令。到了晚上11时许，见到张学衣将军偕同东北将领于学忠、王以哲、刘多荃、董英斌等10多人来到新城。同时，杨部的孙蔚如、赵寿山、李兴中等也相继来到。这时大楼内的气氛立刻显得严肃和紧张起来。
经过张、杨两将军对扣蒋计划进一步审慎研讨后，关于分工问题，略有变动。因为临潼附近驻防的都是东北军，如果由十七路军担负扣蒋任务，恐怕会引起附近不了解情况的东北军的误会，容易发生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当即决定，改派东北军卫队营营长孙铭九负责去临潼扣蒋，而我则担任扣押在西安的所有国民党军政要员的任务。[16]
宋文梅的回忆清楚地说明了以下几点：第一，这次行动是由杨虎城和张学良两将军共同“会商”，“对扣蒋作了最后决定”。第二，这次行动的指挥部设在“新城杨虎城将军公馆”，张学良率东北军高级将领和杨虎城率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在这里共同指挥了这次行动。第三，这次行动的扣蒋任务原定由杨部特务营营长宋文梅负责，后恐引起“误会”，“改派东北军卫队营营长孙铭九负责”。第四，这次行动的“扣押在西安的所有国民党军政要员的任务”是由杨虎城部单独完成的。
赵寿山在《扣蒋决定后，我任杨虎城的军事总指挥》一文中也回忆说，张、杨决定扣蒋后，并作了适当分工，大致是临潼归东北军，西安归十七路军。杨“命我任总指挥，并说，我们准备好，等张副司令来确定后与临潼统一行动。”“张一跨进杨的内室，就带开玩笑爽朗地说：‘虎城兄，干不干，不干就取绳子，我将我的十一员大将都带来了，你赶紧叫人去拴，拴了速往南京，给你升官领赏。’当时我和孙蔚如都在左右，孙说：‘副司令，我们这些人决不会出卖朋友。’接着，张、杨就立即研究具体行动问题。张说他已派刘多荃、白凤翔、唐大尧、刘桂五和孙铭九去临潼作准备。张问杨准备好没有，杨说：‘我们准备好了，等你来以后下命令。’当晚，张终夜未归，在杨处共同指挥行动。”[17] 赵的回忆也进一步证明，西安事变的发动是由张、杨两将军“共同指挥”的。
张学良在1937年元旦《告东北军将士书》中是这样说的：“去年‘双十二事件’，是我们国家存亡绝续的分野，我们自相砍杀的内战是要从此绝迹了，我们抗敌复土的光荣战争，是马上就要见之行动了，我们的民族与国家已经有了复兴的希望，这显然是我们中国划时代的一个事件。”“这个事件的动机是基于广大民众的要求，……我与杨主任只是拿一点赤诚，做了民众与领袖中间的一个引线。”[18]
杨虎城在张送蒋回宁后，也曾对自己的部下孔从洲说过：“我们两个人共同搞了这么一件大事，现在要我一个人来挑这个担子，力不从心啊!”[19]
英国记者贝特兰的结论则更加明确：“就是这个杨虎城倾其全力同张学良一起发动了‘双十二事变’。”[20]
中共中央及其领袖人物毛泽东、周恩来等也早就认为，张、杨二将军是西安事变的发动者、领导者。
1936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在《关于西安事变和我们任务的指示》中明确提出：“同情西安的发动，给张、杨以积极的实际的援助(军事上的与政治上的)，使之彻底实现西安发动的抗日主张。”[21]
1937年1月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苏维埃中央政府为号召和平停止内战通电》中也明确指出，西安事变“卒因蒋介石接受张、杨二先生之抗日主张，张、杨二先生均以国家民族为重，致内战之祸，幸而得免。”[22]
毛泽东在1936年12月28日《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中说得十分清楚明了：“蒋氏应当记忆，他之所以能够安然离开西安，除西安事变的领导者张、杨二将军之外，共产党的调停，实与有力。”共产党“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这次事变，这和张、杨二将军及宋子文氏等国民党人士的主张可谓不谋而合。”[23]
周恩来在1946年举行的“双十二”纪念会上的讲演中也说得非常中肯：“历史应该公断，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己逼成的，蒋先生抗战是张、杨两将军顺应人民公意逼成的；张、杨两将军从此就获得人民的谅解与拥护，不是偶然的。”[24]
以上不难看出，张、杨两将军都是西安事变的主要发动者、共同指挥者，他们都是西安事变的主角!说“张学良是主角，杨虎城是陪衬”固然是错误的，但说“事变的主角不是张学良而是杨虎城”则更是天大的笑话!

再次，杨虎城还是西安事变的主要善后者。张学良送蒋回宁后，是杨虎城苦撑危局，应对少帅离陕后的所有复杂局面，这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谈判成功，张学良不顾一切送蒋回宁。张临上飞机前，当面交给杨虎城一封写给何、 王、缪、董各军各师长的亲笔信：“弟离张学良离陕手谕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诸诸兄听从虎臣、孝侯指挥。”信末还反复强调“以杨虎臣代理余之职”。正如英国记者贝特兰所说，“杨(虎城)是少帅不在西安时当地实际上的总司令。”[25] 事实上，正是杨虎城苦撑危局、力挽狂澜，应对了张学良离陕之后的所有复杂局面。
蒋介石一到南京，即命文胆陈布雷以最快的速度炮制并发布了所谓《蒋委员长离陕前对张、杨的训词》，极力掩盖事实真相，把西安事变说成是“受反动派之煽惑”，把他的获释说成是张、杨“勇于改过”的结果，并暗含杀机，要张、杨对“错误应坦白承认，过失应切实悔改，责任应明白担负”，“应绝对服从中央命令，一切唯中央之决定是从。”[26]
杨虎城针缝相对，他于12月29日亲笔致函陕西各县县长，说明事变经过，公布事实真相。他在这封信的一开头便说：“本月12日，西安抗日救亡运动对蒋委员长实行兵谏，提出八项救亡主张。事经两周，委员长大彻大悟，表示完全容纳。”[27] 接着，他首次向外界披露了蒋在西安的六项承诺：“(一)明令中央入关之各部队自25日起调出潼关；(二)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三)改组政府，集中各方人才，容纳抗日主张；(四)改变外交政策，实行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之国家；(五)释放上海各被捕爱国领袖，即下令办理；(六)西北各省军政，统由张副司令及虎城负其全责。并谓，由本日(25日)起，如再有内战发生，当由余(委座自称)个人负责。”[28] 杨的这封信巧妙地戳穿了蒋介石的谎言。
随后，蒋介石又在南京导演了一场“审张”、“赦张”、“管束张”的闹剧。对蒋这种不讲信义的行径，杨虎城当即致电南京政府说，虎城与张“事属一体，愿同受厥牵，以免于心不安。”并致电责问：“汉公亲送委座入都，蹈刑辟而若甘，示大义于天下，果有人心，能不感动!乃竟扣留汉公，纵兵西进……实非钧座本意。”[29] 杨虎城及时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反对南京政府扣留张学良并纵兵西进的政治主张。
为了向全国人民说明事实真相，争取张学良“早日返陕”，1937年1月5日，杨虎城领衔向全国发出通电，明确指出，蒋介石在西安期间接受了张、杨提出的八项抗日救国主张，“允于返京后分别实行”，“而离陕之前，更有‘有我在，决不任再起内战’之语。”[30]“国危至此，决不应再有箕豆之争，固尽人皆知。苟有可以促成举国一致，枪口对外之策，虎城等无不乐于听命。若不问土地主权之丧失几何，西北军民之真意为何，全国舆论之向背如何，而唯以同胞血汗金钱购得之武器，施于对内，自相残杀，则虎城等欲求对内和平而不得，欲求对外抗战而不能，亦唯有起而周旋，至死无悔。张副司令既领罪于都门，虎城等亦唯以救亡为职志，而中央犹煎迫不已，使之不免于兵争，则谁启内战之端，谁召亡国之祸?举世自有公评，青史自有直笔也。”[31]
与此同时，杨虎城还领衔致电蜇居奉化老家的蒋介石，再次请求恢复张学良公权并允其返陕，并明确表示：“张副司令一日不归，即西北军民一日不安。”[32]
另外，从1937年1月5日到2月3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杨虎城分别发电致函蒋介石及国民党各方要员冯玉祥、孔祥熙、宋子文、宋美龄、于右任、邵力子、何应钦等，要求释放张学良和撤退西进大军的函电竟多达104份，敦请各方人士“设法令张副司令早日返陕，并饬西进之军先行撤退，以免冲突。”[33]
为了遏制蒋介石的军事威逼，杨虎城还积极做好了对付中央军的必要的军事准备。在杨虎城的主持下，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方面的高级将领共同协商，组织了三方联军，并拟定了具体的应战方案。
根据自卫作战的具体部署，三方联军从1月5日到12日积极进行军事准备，把主要兵力集中到东部正面防线，对付中央军潼关西进之敌，而以一部分兵力牵制其他方面之敌。东北军向东部正面防线布置了一个军，两个总直属师，外加两个骑兵师；十七路军主力除了少部分坚守西安外，其余大部集中到渭北各县，红军主力则迅速从陇东、陕北开赴关中和商洛地区，以威胁中央军的正面和左翼。联军将士严阵以待，同仇敌忾，准备在对方进攻时，“决而自卫，并予以打击，以求救国主张之贯彻。”[34] 迫使蒋介石不得下“严令各路前方部队，未下总攻击令之前，应力避冲突，勿使接触。”并密电刘峙、顾祝同：“对陕策略，应以政治为主，军事从之。”[35]
张学良南京受审后，东北军群龙无首，内部发生混乱。为营救张学良回陕主持，以孙铭九为代表的少壮派主张，不惜与蒋介石决一死战，哪怕拼个鱼死网破。而以王以哲为代表的元老派则坚决反对硬拼，力主和平营救。
张学良离陕前曾交代“以杨虎臣代理余之职”，杨至少在名义上是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最高统帅，因此，主战派与主和派都极力争取他的支持。战和抉择，事关大局，一念之差，将会铸成千古之恨。杨虎城内心的矛盾和痛苦可想而知。
1937年1月31日，在杨虎城主持下，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方代表在王以哲家中举行了最高军事会议。经过广泛讨论，三方一致主和，作出了坚决促进和谈成功的重要决定。但东北军中的孙铭九等人却一意孤行，发动了枪杀王以哲的“二·二事件”。作为报复，元老派也枪杀了少壮派拥戴的高福源。东北军内部自相残杀的局面使得本来就已十分危急的形势更加雪上加霜!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杨虎城再次挺身而出，一方面将于学忠、何柱国、董英斌等东北军高级将领转移到新城杨公馆保护起来；另一方面又与周恩来及时商量，迫令孙铭九及其东北军卫队离开西安转移至三原红军驻地，从而有力地制止了流血事件的进一步扩大。
“正是由于杨虎城精明地处理了第二次西安武装政变，即1937年2月2日孙铭九与‘左翼分子’企图清除较为保守的东北军指挥官，才制止了另一次流血事件，并且使和平解决军事争端成为可能，这样就最终地解决了西北的全面危机。”[36] 还是贝特兰说得对。
综上所述，杨虎城不但是西安事变的主要策划者，而且是西安事变的主要发动者，更是西安事变的主要善后者，这些都早已是人所共知的不争事实，并非如杨天石先生所说是什么“新发现”。

注释：
[1] 刘晶芳、曹普：《2002年中共党史研究述评》，参见《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3期，第77页。
[2] 王菊人：《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参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33页。
[3] 惠德安：《张学良将军轶事》，参见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7页。
[4] 姚北桦、曹明：《千古功臣张学良》，参见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6页。
[5]、[6] 蒋介石：《西安半月记》，参见《张学良在一九三六》，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279页、第282页。
[7]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7年版，第75—76页。
[8] 詹姆士·贝特兰：《杨虎城传》英文版序言。参见《杨虎城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页。
[9]、[10] 李木庵：《西安事变纪实》，参见《杨虎城将军与西安事变补遗》，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209页、第211—212页。
[11] 刘锐口述、王法明整理：《西安事变补遗》，参见《杨虎城将军与西安事变补遗》，
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218页。
[12]、[14] 杨天石：《张学良说：杨虎城是西安事变主角——美国所藏档案新发现》，
参见《炎黄春秋》2002年第11期，第62页。
[13] 南新民整理：《十年挚友 丹心永存——南汉宸遗存资料》，参见《杨虎城将军与西安事变补遗》，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195页。
[15] 窦应泰：《张学良三次口述历史》，参见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36页。
[16] 宋文梅：《我所经历的西安事变》，参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48—249页。
[17] 赵寿山：《扣蒋决定后，我任杨虎城的军事总指挥》，参见《张学良在一九三六》，
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168—169页。
[18] 张学良：《1937年元旦告东北将士书》，参见《张学良文集》，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3页。
[19] 孔从洲：《杨虎城将军在西安事变前后》，参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68页。
[20]、[25]、[36]〔英〕詹姆士·贝特兰：《First Act in china》，参见《杨虎城
将军传》，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91页、第140页、第194页。
[21]、[22]、[33]、[35] 参见《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47页、第51页、第104页、第107页。
[23] 毛泽东：《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参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964年版，第228页。
[24] 周恩来：《在“双十二”纪念会上的讲演》，参见《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8页。
[26] 蒋介石：《对张、杨的训词》，参见《杨虎城将军传》，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73页。
[27]、[28]、[34] 参见刘永端、丁雍年主编：《杨虎城将军言论选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页、第113页、第148页。
[29]、[30]、[31]、[32] 米暂沉：《杨虎城将军传》，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76页、第178页、第178页、第179页。

本文入选2003年11月“纪念杨虎城将军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并在大会进行交流发言，会后收入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