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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文化研究

前言
客家文化研究概况
第一章 客家文化的历史渊源

今日客家文化，有其深远的历史潮流渊源和广阔的社会背景：
一、 客家先民从中原向南迁徙和在侨居地拓殖的历
二、 客家民系在赣闽粤山区形成
三、 客家民系向周围省区及海外播迁发展的历史
四、 中原衣冠士族构成客家先民的主体

一、客家先民的三次大迁徙

据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和《客家源流考》，客家先民逐步迁往南方，以及迁居南方、形成客家民系后，又继续播迁扩散，其大规模的迁徙共有五次，而其他小规模的、零星的或自各地以服官、经商等缘由迁入徙出的，则难以悉计了。
近年有数名学者质疑此说，可以房学嘉为代表：
《客家源流探奥》（房学嘉著，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其第一章《客地古代文明与客家源流》之第二节《秦至南朝，客家共同体的初步形成》：
“综上所述，南朝末期，生活在客地的先民，已具有共同的思想意识、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生活习惯等，标志着客家共同体已初步形成。这个客家共同体，是南迁的中原人与闽粤赣三角地区的古越族遗民混化以后产生的共同体，其主体是生活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古越族人民，而不是流落于这一地区的中原人。客家共同体认同于汉族，其源可溯自秦汉之际的梅鋗受封为汉侯及以后赵佗被汉廷册封为南越王。”（正文p.36）
为其作序的，有陈胜粦教授（中大历史系主任、博导），谢剑博士（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国际客家学会会长）劳格文博士（法国远东学院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宗教系访问学者），皆不同程度地称赞其“新说”。陈氏云：“其可诵可研之处，首在于作者对客地古代文明与客家源流关系之探讨。房君认为：客家人是古百越族里的一支与历史上少数移居客家地区之中原流人混化后形成的人群共同体，而这个共同体的主体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古百越遗民。此见与长期以来人们凭族谱中有关族源之记载，认为客家之根在北方之论，大为不同；他论定客家之根在今日之客家地区。房君提出此见，对客家源流以至客家诸总是之研究，无疑将会起到重大的促进作用。” （p.1-2）
此说甫出，即在客家腹地梅州引起轩然大波，甚至开大会批判。许多客家人认为这伤害了他们的感情。这与上个世纪初发生的几起社会风波有相似之处。请看《客家研究·前言》：四邑县志事件、《广东乡土历史》和《世界地理》等教科书事件、《建设周报》事件。
我们也不同意这种观点。但是，学术上应该允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该把不同观点的提出视为正常现象，应该进行心平气和的讨论。

（一）第一次大迁徙（公元316年——）
1．1客家人的先祖，多居于黄河流域以南、长江流域以北，淮水流域以西、汉水流域以东，即所谓“中原旧地”。其第一次大迁徙，起因于“五胡乱华”和“八王之乱”。

五胡：匈奴、羯、氐、羌和鲜卑，泛指西、北边疆各部族
八王：晋武帝（司马炎）称帝后，大封宗室，豪门世族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武帝死，惠帝立，汝南王司马亮为太宰，专权。其後楚王司马暐、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河间王司马顒、成都王司马颖、长沙王司马乂、东海王司马越，先后起兵，争权夺利，战乱连绵16年之久，使黄河流域遭到空前的、毁灭性的破坏。史称“八王之乱”。

1．2五胡内徙，肇于内外二因：
外：边疆部族长期觊觎中原之富庶；
内：东汉后期以至三国曹魏等汉族统治者，为了加强对边境各少数民族的控制，为了补充内地劳动力和兵源，施行“招引”甚至强制塞外匈奴、羯、氐、羌和鲜卑、乌丸等族人民徙居内地。这些少数民族内迁后，与汉族人民犬牙交错地杂居，一部分被世族豪强招徕或掠夺为兵丁、佃户甚或奴仆，但相当一部分仍保有部落武装组织形式。西晋为维护中央集权，又罢州、郡兵权，致使边州空虚。

1．3西晋末年，八王相继作乱，国力不断削弱，边区内徙的部族便乘机而起，会同塞外部族，建立割据政权，对中原汉族大举进行掠夺战争。陷于内外交困的西晋朝廷（公元265—316年），不久便归于覆灭。五胡铁骑内侵，多是血腥的掠夺性战争。两汉所积累的财富遭到毁灭性破坏。

1．4陷于水深火热中的中原士民，有能力或有机会迁移的，纷纷四散逃难。一大批中原士民相率南徙。此时，琅邪王司马睿正在建康（今南京），被以王导为首的一批南下高级士族拥立即位，为元帝，重建汉族中央政权，保有江南之地，史称“东晋”（公元317—420年）。
汉族中央政权在南京的重建，吸引了更多的中原士民举族、举家南迁。时谓之“流人”。

1．5依各路流人迁移路线、起迄区域，可归为三大支派：
其一，秦雍流人。居于今陕西、甘肃、山西的一部分士民，沿汉水顺流而下，渡长江而抵洞庭湖区域。其远徙者，有溯湘水转至桂林，沿西江而进入广东中、西部的。（在西江驻留的秦雍流人，很可能是粤方言的源头2003.3.11）
其二，司豫流人。居于今河南、河北的一部分士民，沿汝水而下长江，渡江后分布于江西鄱阳湖区域；或顺流而下，抵达苏皖中部；有一小批则上溯赣江，进入闽粤赣交界区。
其三，青徐流人。居于山东、江苏、安徽的一部分士民，初循淮水而下，越长江而分布于太湖流域；其远者，达于浙、闽沿海。东晋以至南朝宋齐梁陈的台柱人物，多属此支。

1．6南迁人口，史家有说“总数至少有七十万”（翦伯赞《中国史纲要》），有说“近九十万”（谭其骧《中国内地移民史》）。这些南渡的人民，在政治方面，支持了东晋以至宋齐梁陈各朝，使华夏汉族正统政治中心第一次转移到南方的长江中下游；在经济方面，开发了南方，使长江流域农工商各业日益繁荣，经济水平很快赶上并超过了黄河流域，成为全国“首善之区”；在民族方面，促进了中原汉族人民同南方百越诸部族的交往与融合；在文化方面，将北方凝重的儒文化带到南方，与活泼的吴楚文化相融会，创造了承前启后的南朝文化；在语言方面，将中原汉语河洛正音带到长江流域，在吴楚旧地形成一个新的北方方言区——今日之“江淮官话区”——这是汉语史上的一件大事。

1．7罗香林先生曾推断：“客家先民的南徙，是属东晋民族大迁移第二支派的。”（《客家源流考》，《客家研究》第一集，18页）在客家民系形成史上，这第二支派——司豫流人——的地位的确十分重要，今日许多客家人亦习惯于自称“祖上是河南的”。司，司州。汉时以司隶校尉督察畿辅。三国魏因之。晋改汉魏之司隶为司州，治洛阳。永嘉以后，大兴（公元318-322）中侨治合肥，寻治荥阳（今河南荥泽县西南十七里）。咸康（公元335-343）中又治襄阳（今湖北襄阳县治）。永和（公元345-357）中还治洛阳。（据《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
但是，第一、第三支派流人，特别是第三支派“青徐流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客家先民的主体构成部分。今日客家腹地梅州的一些望族大姓，如：
属“秦雍流人”： 李氏（陇西堂 犹龙世泽，旋马家声//龙门世泽，柱史家声）
王氏（太原堂，三槐堂） 温氏（太原堂）
杨氏（关西堂，四知堂 四知世泽，三相家声）——“老杨”
杨氏（绍德堂 天赐鸿禧，人修骏德）——“新杨”
林氏（西河堂）
属“青徐流人”： 谢氏（宝树堂 冠军世泽，太傅家声//东山世泽，宝树家声）
颜氏（鲁国堂 先贤世泽，陋巷家声//文经武纬，凤起蛟腾） 《论语·雍也》：贤哉回也！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张氏（清河堂 清河世泽，唐相家声）
刘氏（彭城堂 彭城世泽，铁汉家声） 《元城语录解》：宋·刘安世贬梅州，章惇遗使欲杀之，
安世从容处分如平时，卒得免。投荒七年，甲令所载远恶地无不历之，苏轼称为“铁汉”。
徐氏（东海堂） 东海郡，汉置，山东旧兖州府东南，至江苏邳县以东至海皆是。治郯。在山东
郯城县西南三十里。

附：王育民《中国人口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一． 对西晋人口数的估计：
1． 以往史家的估计：前有三国战乱，人口处于低谷。《晋志》：245万余户、1616万人，
人口不足2000万。
2． 王氏认为有大量编外户口存在：
（1）部分州县未列入
（2）荫附户——佃客、部曲：约250万户
（3）官、私奴婢，大户往往有家奴千人、百人，总数难以估计
（4）兵户：477，500人
（5）吏户：10万户
（6）百工、鼓吹：身份卑贱，且是世袭，不入户籍
（7）流散户
（8）在政府管辖范围内的少数民族部落
以上在编、不在编的，全国总数约800万户、4500万口（每户平均5.63口）。长江南北，其比例约为：3：7。南方人口约为240万户、1350万口。

二． 东晋时期的南方人口
1． 南方相对稳定和平，有利于生产发展与人口繁衍
2． 北人的大量南迁：
《晋书·王导传》：“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其迁徙者，大都率领宗族、宾客、乡党同行。
3． 王氏估计南下移民人口50万以上。
4． 据史家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燕京学报》第15期），按《宋书·州郡志》所载各侨州郡县户口数估计，南迁人口达90万。
5． 对东晋盛时人口数的估计：
335万户、1700万口。

三． 无论50万，还是90万，对南方来说，都是个不小的数量，尤其重要的是，他们代表了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成为南方士民崇尚的楷模。
南方经济与人口同步增长：
北方人民的南迁，给南方带来大量劳动力和先进生产技术。东晋统治者王导、桓温、谢安、刘裕等，实行了一系列比较切合时宜的政策，使南方经济得到很大程度的发展，史称“百许年中，无风尘之警，区域之内，晏如也”（《宋书·武帝纪》），“时和年丰，百姓乐业，谷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矣”（《晋书·食货志》）人口亦随之迅速繁衍增长，盛时当有335万户、1700万口。江淮地区，成为全国“首善之区”。到刘宋时期，南朝人口占全国的29.78%，而县数仅占全国的9.15%。就是说，南朝实际上已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人口最稠密的地区（黄淑梅《六朝太湖流域的发展》，台湾联鸣文化有限公司出版，1982年第二版）。

（二）第二次大迁徙（公元880年——）
唐朝末年，天下大乱，江淮地区遭难尤惨，在侨居地住了500多年的第一期移民，被迫再次大迁徙。

2．1起因：南诏内侵，黄巢造反。
南诏：由百越和西羌的苗裔融合后在云南建立的割据政权。唐太宗（公元627—649年）以后，他们势力日强，并屡屡进犯四川、广西，大肆抢掠，朝廷不得不派重兵防守。不想，到了唐末，派驻桂林的军队借故叛乱，拥戴庞勋为首领（公元868年），由桂林→湖南→江淮，一路劫掠过来，连克宿州、徐州，在丰县大败唐将魏博，占领鲁南、苏北、皖北广大地区。次年九月失败，庞勋战死。好不容易解散了叛军，黄巢又起而造反。庞勋的馀党，有一部分便加入了黄巢造反。
黄巢（？—884年），唐山东曹州冤句人。乾符二年（876年）响应王仙芝起义。仙芝死，巢收其众，被推为首，号“冲天均平大将军”。乾符五年（878年）率兵南下，所战皆捷，众至数十万人，次年攻破广州，复北上，七月渡江，破东都（洛阳），入长安，建立大齐政权，年号金统。后因内部分裂，败退山东，中和四年（884年））在泰安狼虎谷被围自杀。

2．2黄巢造反，流寇式游击：由中原挺进淮南，转掠浙东，又走江西中部、西北部，东进福建西部、中部，再回江西，出湖南，至广西东部，南下广州，后返湖南，出湖北，扰安徽，渡淮水，攻洛阳，破长安扫荡遍及中国内地十数个省份。而第一次大迁徙所形成的客家先民的侨居地——长江中下游，正当此次祸乱的要冲。

2．3为着求生，客家先民只得再次奔避。当时全国云扰，民不聊生，唯江西东南部、福建西南部及广东东北部未受其害，堪称“乐土”。在大江南北侨居已近六百年的客家先民，遂有一部分幸运地迁往上述地区。

2．4黄巢之后，又有寿州人王绪、固始人王潮在河南割据失败，乃率光、寿二州兵五千人，渡江入赣，掠九江、南昌、赣州诸地，于唐光启元年（885年）陷汀、漳二州。不久，王潮杀王绪，自领其军。景福二年（893年），朝廷不得已封王潮为福建观察使。死后，弟王审知代行其事。朱温篡权（907年），导致五代纷争割据（907-960年）。后梁开平三年（909年），王审知被命为“闽主”，坐镇福建。而滞留于颍、淮、汝三水流域的两晋移民，闻讯之后，多有渡江南下，奔汀漳依附王氏。这种移民，多数成为闽南闽北二民系之先民，但也有成为客家先民的，特别是在汀州落脚的。

2．5经过唐末五代的这次大迁徙，其近者到达赣东赣南各地（多），其稍远者则抵福建宁化、长汀、上杭、永定等地（多），其更远者已达广东之惠州、嘉应州、韶州等地（少）。宋太祖统一全国（960年），结束了五代纷争局面（907—960年），相继南下的北方汉族移民，始得稍稍安适。

2．6此次大迁徙形成的新移民区，主要是赣南与闽西，对于客家民系的形成，关系重大。有人说：“客家民系孕育于赣南，形成于闽西”，是有一定道理的。此话惹翻了以“客家中心”自居的梅州客家人。这些年，闽西组织的一些客家活动（如：汀江母亲河祭祀大典），梅州不参加；反之亦然。其实，客家人大可不必如此。各个民系乃至中华民族，其文化中心有如“斗转星移”，是会随社会变革而转移的。所谓“客家文化中心”，自明代中叶至清代，便有相继之转移：汀州→大埔→梅县

（三）第三次大迁徙（公元1127年——）
3．1宋太祖统一全国（960年），史称“北宋”，中原稍安，然而北方一直有辽、金的威胁。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半个世纪。
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再围汴京，城破，徽宗和钦宗被俘，父子一同被掳北去。这就是所谓“靖康耻”，同时也宣告“北宋”的结束。
自建炎元年（1127年）金人入侵，高宗（赵构，徽宗第九子）即位南京（今河南商丘），继而南渡，迁都临安（杭州），是为“南宋”。对金，他一意求和，宠信投降派，而主张抗战的文臣武将（岳飞、韩世忠等）不是被杀，就是被废，国势日弱，朝政日非。北宋末年和整个南宋，都是宠信奸臣、陷害忠良、上昏下佞，只知偷安，不思御侮，始则见辱于辽金，终则国灭于元主。
1276年2月（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二年），元兵东渡，临安陷落，宋恭帝赵显“率百官拜表祥曦殿，诏谕郡县，使降大元”（《宋史》卷四十七）。同年，曾任右丞相的陈宜中与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等在福州拥立益王赵昰为帝，承续宋脉，改号景炎。

3．2同年九月，元兵自明州（今宁波）、江西两路进逼福州，宋兵进入梅岭，与之周旋。景炎二年（1277年）正月，元兵破汀关，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等奋力抵抗，闽粤赣义民起而勤王，奋勇抗敌，舍生忘死，前赴后继。于是，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成了双方打游击的战场。是年冬，为元重兵所败，已成寡不敌众之势，陈宜中见形势危急，逃往占城（今越南南部），迁居暹罗（今泰国）而死。文天祥等护驾，退入粤东北，坚持抵抗。

3．3次年（1278年）10月，文天祥在五坡岭（今海丰县北）被俘。押解北上，途经深圳赤湾外零丁洋（亦作“伶仃洋”），感慨不尽，作诗《过零丁洋》一首。元将张弘范逼迫他写信招降张世杰，他坚决拒绝，书所作《过零丁洋》诗以明志：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文天祥被押送大都（今北京），关在北兵马司（后人于故址建文丞相祠）。在狱中，对所遭遇险难及平生战友事迹，都为作诗，题名《指南录》，可称“诗史”。其中《正气歌》，尤为世所传诵：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
下则为河嶽，上则为日星；
於人为浩然，沛乎塞苍冥。
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

3．4文天祥所体现的民族气节与不屈精神，是当年抗元军民的一个缩影，是那个时代正在孕育中的客家民系的文化的代表，并成为客家文化的传统资源。六百多年后，被囚在重庆渣滓洞的叶挺（广东惠州客家人）提笔作《囚歌》，抒发民族气节与不屈精神，看来不是偶然巧合。

3．5景炎三年（1278年），陆秀夫、张世杰等在广东硇（náo，有的书误作‘碙’，误读gāng）州（今雷州湾外东海岛东南海中）拥立卫王赵昺即位，改号祥兴，不久迁崖山（今广东新会南）。1279年二月，元兵进逼，火攻连环战船，陆秀夫负之投海死。南宋亡。
少帝昺墓在蛇口赤湾发现。这是华南唯一的汉族正统皇帝陵。（发现过程）
3．6当年居住于闽粤赣三省的客家先民，经过这一场血与火的洗礼，失败之后，展转逃避，有大批人流入粤东北，构成客家先民的第三次大迁徙。这种共同的经历，对于客家民系的形成，起了催化的作用。

放映《客家人》第二集《薪火相传》

二．客家民系的形成及其第四、第五次大迁徙

（一）客家民系的形成
1．1客家先民最先移居闽粤赣三省边区的，虽说有远在唐五代前的，不过人数不多，比之原居其地的系外人群（百越畲瑶等族），众寡悬殊，无法保持与发展自己的特殊属性，因而无法派生为一种新兴民系。即使是北宋初年，新移民仍然不够多。直到南宋末年，追随汉族朝廷南移的官兵百姓，人数众多，才构成足够大的移民运动，在闽粤赣三省边区逐渐形成了一个足够大的具有特殊文化特征的社会区域。在这样一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从元灭南宋至明代中叶（1279—1500年），他们相对安定地生活了二百多年，终于成长为“客家”这样一个特别的新兴民系。他们的文化，杂糅了佛、道、巫文化，奉行多神的民间信仰，但基本上是儒家的耕读文化，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正统观念；有自己的方言，不同于周边的闽粤赣方言，但又多少接受了这些方言的影响；他们有自己的建筑文化、饮食文化、丰富多彩的岁时节日和民俗活动，等等。
1．2自此，汉族发展史上出现了一个新形态的分支——客家。作为一个新兴民系，在新的侨居地，有了不错的繁衍发展。到清初，又有两次较大的移民运动，即通常所说的第四、第五次大迁徙。
1．3前三次大迁徙，都是客家民系形成前的客家先民的事迹；而这后两次，则是客家作为一个独立民系的历史活动，客家人的活动。

（二）第四次大迁徙（1700年—1800年）
2．1起因：一是本民系内部人口膨胀，二是满州部族的入主中国。
客家民系于明代中叶在华南形成之后，又经过明代后期的休养生息，人口日多，资力日充，而所居地域，山多地少（“八山一水一分田”），耕植所获，不足供用，便不得不考虑向外迁徙以求出路。
这时候，恰逢明末清兵大举内侵。清军进至福建广东，客家节义之士，多起而号召徒众，组织义军，顽强抵抗。义军失败后，只得潜逃各地。太平军将领洪秀全、冯云山等人的先祖，就是因为抗清兵败而离开梅州，迁入广州以北的花县。
2．2清朝统一全国后，又有自发的、被迫的或由政府发动的多次移民运动。其中，有两起事件，即“迁海复界”和“湖广填四川”，值得特别注意。
2． 2．1“迁海复界”
事发于清初。起因：清廷急于消灭郑成功。其结果是：引发原居山区的客家人向东南沿海大量迁移。
1659年郑成功退据台湾，高举“反清复明”大旗，成为清廷心腹之患。
清廷颁布于顺治十八年（1661）的“迁界令”，完全是针对郑成功的海上武装，以为沿海“坚壁清野”即可困死郑氏。
政令一下，东南沿海，以福建为中心，南北扩及广东、广西、浙江、江苏等省，大抵以海岸线往里三十至五十里为界，界内居民限日迁出；逾期未迁者，军法从事，格杀无论，并尽焚其屋舍。居民家具器物，笨重不能搬的，亦一律烧毁；凡私自入界者，捕获后一律处死。
第一次“迁界”后，清政府认为未达至预期效果，于康熙三年（1664）“再迁”，即向后再退三十里。有些地方更三迁而界始定。
到了康熙四、五年（1665—1666），闽、粤巡抚（姚启圣、王来任）都以请求朝廷宽放本省沿海边界为已任。1662年郑成功病死，子郑经立；经卒，次子克塽立。康熙二十二年施朗渡海攻入台湾，克塽降。
康熙二十二年（1683）朝廷宣布废止“迁界令”，次年完全解除“禁海令”。
历时二十三年的“迁界”，使得“迁界区”人散难归，田地荒芜。为尽快恢复生产，康熙制定了一系列招垦劝农政策，从此时到雍正、乾隆年间，大量客民接踵而至，进入广东东南沿海地区。深圳、香港的客家地区，就是此时形成的。（参见《客家研究》P.32-34；《深圳客家研究》P.35-52）
这也是“客家”称谓出现的历史大背景。

2．2．2说说“客家称谓”问题。
（一）“客家”称谓起于第四次大迁徙时期的广东地区。
有关“客家”称谓的成因，学者已有所论及。最早谈及，且作出全面、详尽分析者，莫过于清末翰林赖际熙。由他撰写于民国九年（1920年）的《赤溪县志》卷8《赤溪开县事纪》，二万四千馀字，可以说是一篇论“咸同间土客械斗”的力著。其中论及“客家”称谓：
边界虽复，而各县被迁内徙之民能回乡居者已不得一二。沿海地多宽旷，粤吏遂奏请移民垦辟以实之。于是惠、潮、嘉及闽赣人民，挈家赴垦于广州府属之新宁，肇庆府属之鹤山、高明、开平、恩平、阳春、阳江等县，多与土著杂居，以其来自异乡，声音一致，俱与土音不同，故概以客民视之，遂谓为“客家”云。
另外，[道光]（1821—1851年）《佛岗厅志》：“国初自惠、韶、嘉及闽之上杭来占籍者为客家。”
福建的迁海区，用于安顿郑成功的残部（闽籍官兵回乡），土客未能相遇，因而未出现产生“客家”称谓的社会条件。康熙二十二年10月22日降旨，江南、浙江、福建、广东沿海田地应给民耕种，户部派出工部侍郎金世鉴、副都御史呀思哈往浙江，工部尚书杜臻与内阁学士石柱赴粤、闽，巡视督察复界区“给民耕种”、“紧要地方仍应作何防守等事宜”。杜臻在《闽粤巡视纪略》卷一中记录下了行前康熙与他的对话：
皇上问：“勘视将先何省？”臣臻对曰：“将始广东。”
皇上问：“何以不先福建？”臣臻对曰：“臣等先至广东，令彼处百姓及时承垦，庶不误春耕之时。”
皇上曰：“独不误福建垦耶？”臣臻对曰：“福建督抚方安插投诚，未暇协理开垦。臣等以其间先竣粤事，次至闽省，诸臣已暇，可以会商，且闽土节候比粤稍近。”皇上颔之(11)。
由该段的对话内容，可以看出闽、粤两省复界情况的差异，即承垦者的组成大不相同：粤地是招徕的承垦“百姓”，闽地是“安插投诚”人等。
康熙二十年10月22日的“姚启圣题为安插投诚官兵开垦界外田地事本”中，保存了当时对投诚人员的安插标准，资料十分珍贵，现摘录如下：
查将福（州）、兴（化）、漳（州）、福宁各府、州属界外田地有主者，听民复业，无主者分给投诚官兵开垦，浩荡皇仁，诚为得所。但赤穷孤身，界外既无室庐，复乏牛种，实难播种。臣随传集道、镇、府、厅公议，分别投诚总兵每员给田50亩，牛种银11两；副将每员给田35亩，牛种银8两；参、游、都每员给田30亩，牛种银7两；守备每员给田25亩，牛种银6两；千把总每员给田20亩，牛种银5两；兵丁每名给田12亩，牛种银3两；文官每员给田30亩，牛种银4两。内有官兵自己原有界外田地领回者，不给别田，照例给银，以为资本。使若辈各安生业，编入家甲，分垦田地，照例起科。则官及兵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正因为福建展界区从政府指导行为上是安插本省的投诚人员，它没有向外发布招垦令，就不可能有移民潮出现，这是福建、江西客民不向福建沿海运动，反而“舍近求远”往广东流布的原因之所在。所以，福建展界区不存在什么“土”与“客”的问题，当然也就不具备产生“客家”称谓的各种社会要素了。

（二）罗香林先生的“客家界说”，是对客家研究的主要贡献之一，影响很大。他在《客家研究导论》中说：“鄙意欲定客家界说，自时间言之，当以赵宋一代为起点。客家居地，虽至今尚无普遍调查，然依其迁移所届，大体言之，其操同一客语而与其邻居不能相混者，则以福建西南部，江西东南部，广东东北部，为基本住地，而更及于所再迁之各地，此就空间言之者也。鄙意凡属客家之基本住地，自赵宋以来之文物或活动，除极少数不能并计外，大体皆可认为客家之文物或活动。”（《客家研究》p.47）
此一界说，强调三点：地域、时代、文化特征（操客语）。其基本原则是对的，除了在客家民系形成的年代上，我们有不同意见（“以赵宋一代为起点”//明代中叶），其他均可接受。“客家”是一个历史概念，其外延不可随意扩展。把秦汉时代南来戍边定居的士卒、或把南越王赵佗（河北正定人）说成“最早的客家人”，把所有南来定居的中原汉人，简单地理解成“客家人”，而不论其时、地、文化特征，是非历史的观点。
（三）但是，罗香林先生在进而讨论“客家”称谓时，却违背了他自己提出的原则，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把历史上的“客户”和“给客制度”混为一谈，把“客家”称谓产生的时间上推到魏晋时代，将“客户”等同于“客家”（《客家研究》p.46）。这就造成了一个逻辑错误：客家民系尚未诞生，却已经先有了“名字”！1988年我们即对此提出批评。详见《客家研究》p.102—105：五、客家称谓来自“客户”？

（四）关于“客家”称谓出现年代的考证。
参考：[一] 刘丽川《“客家”称谓考》 北京大学学报 2001年第2期
[二]《深圳客家研究》第一章
“客家”称谓出现的年代，历来说法颇多。为说明问题起见，仅以曾祥委先生《试论“客家”》一文的有关论点作为讨论的参照。
曾祥委先生说：“迄今所知，‘客家’称呼最早的文字记载是明中叶以后的事。阮元《广东通志》卷93引《长宁县志》：‘方言有二，一水源音，一客家音。相传建邑时人自福建来此者为客家，自江右来者为水源’。长宁即今新丰，建县于明隆庆三年（1569）。由该材料可知此时：1、客、赣方言已有明显分别，即客、赣方言的分化已经完成；2、客家的名称已出现；3、客家即来自闽西的客方言群移民。”（《客从何处来》p.7）
此据建县于明隆庆年间长宁县志载有“客家音”，便得出“‘客家’称呼最早的文字记载是明中叶以后”的结论，惜属失考。据我们的考察，实际情况是：
长宁县，明隆庆三年析河源、翁源、英德三县地而立县，清朝因之，民国三年改名新丰县。虽然明朝立县，但当时并未修纂县志传世。其最早的县志是清雍正九年（1732年）李绍膺修、吴觐光纂《长宁县志》10卷。不知何故，此志北京图书馆、故宫图书馆、中山图书馆均未入藏，无以得见。今能见到的，是其后乾隆二十一年（1757年）由楚元士编次、邓凤分编的《长宁县志》10卷，道光十九年（1840年）重修。道光初年，阮元主修《广东通志》所引录的县志，只能是清雍正或乾隆年间的版本。因此，曾祥委先生由《长宁县志》断言“客家”称谓始于明朝中叶，就有些草率了。
另外，就在阮元《广东通志》卷93引《长宁县志》之后，紧接着又摘引了《永安县志》：“士务敦朴，急公好义。有自江、闽、潮、惠迁至者，名曰‘客家’。士比屋读诵，农勤稼穑……”
永安县与长宁县有相同之处，也是明隆庆三年立县，隶属惠州府，割归善县的古名、宽得二都和长乐县的琴江都为县地，设县治于安民镇。清因之，民国三年改称紫金县。永安县历史上有“三志”：
首志为明万历十四年（1586）由知县郭之藩主持，叶春及撰写的二卷《永安县志》；
次志为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由知县张进箓修，屈大均纂十七卷《永安县志》；
三志为道光二年（1822）由知县叶廷芳续修的七卷《永安县志》。
明万历年间的首志，紫金县档案馆有其刻本复印件，下面将首志与次志相关文字作一比较（三志行文基本同于次志）：
首志《俗产志第五》：“古名、宽得，俗本归善。琴江割自长乐，俗亦同之。宽得、古名，宽缓呰寙（zǐyǔ），
次志卷1《地理五·风俗》载：“古名、宽得，俗本归善。琴江割自长乐，俗亦因之。宽得、古名，宽缓呰寙，

好气而知足；琴江之民也，诗书仕宦惟数大家，馀皆力农，膏壤沃野，自昔以为上田，无事粪之种，常七八十倍，
好气而足智；琴江之民也，诗书仕宦惟数大家，馀皆力农。

下亦二三十倍……县中具五民庶人，在官。近乃长（乐）、兴（宁）、和（平）、（大）埔，远则江、闽，性犷悍，
县中具五民庶人，在官。近乃长、兴、和、埔， 远则江、闽，性犷悍，

民畏之。匹夫匹妇，或有争言，辄仰药，其愚如此，知县郭之藩厉禁，稍戢。”
民率畏之。匹夫匹妇，或有争言，辄仰药。 知县郭之藩厉禁乃稍戢。其言如此，大抵古名士务敦朴，多古处，急公好义，相与以和。宽得人习勤俭，衣食罕缺，无不外柔而内诈。琴江好虚礼，颇事文学，民多贫，散佚逋赋。县中雅多秀氓，其高曾祖父多自江、闽、潮、惠诸县迁徙而至，名曰客家。比屋诵读，勤会文。富者多自延师，厚脩脯，美酒馔。贫者膏火不继，亦勉强出就……”

从首志与次志的比较可以看出，明万历本中无“客家”称谓的记录，有“客家”称谓记录的，是清康熙二十六年本，即“次志”。阮元《广东通志》所引，基本上是《永安县志》次志行文的简化式。所以说，无论是《长宁县志》，还是《永安县志》，都没有提供“客家”称谓始于明朝中叶的论据。这是因为，整个有明一代，都不具备出现“客家”称谓的社会历史条件，虽然客家民系已经形成。这好比孩子已经出生，但还没有出现为他命名的契机。
就目前收集的资料看，《永安县志》次志（1757年）是最早记有“客家”称谓的文献史料。
综上所述，“客家”称谓出现的原因，乃因清初“迁海复界”而引发的垦民潮；最先出现的地域是广州府、肇庆府、惠州府的沿海地区，而且主要是广肇二府；是当地操粤语的原住民对来自赣、闽、潮、嘉、惠等地客属移民的总体称呼。因此，“客家”称谓出现在客民第四次大迁徙时期，出现的最早时间当为颁布“复界令”的康熙二十三年（1685年）之后。
作为客民第四次大迁徙的有机组成部分，还有“湖广填四川”、下南洋与渡海赴台湾。因他们进入的区域不同，当地的社会环境不同，同是一个群体，到达四川和南洋的客民就未得到“客家”的他称（“土广东人”//“唐人”），更不用说成为自称了。这一史实，应是“客家”称谓出现区域与出现年代的一个旁证。

2． 3“湖广填四川”
著名的“湖广填四川”，也发生在清初康熙年间（1662—1722年）。这是中国历史上由政府发动、组织的最成功的一次大
规模移民运动。
连年的战乱，尤其是明末张献忠的杀戮，使天府之国四川户口凋零，田园荒芜。为恢复四川，清廷便谕示各地：可入川开垦。客家地区的许多农民，正苦于发展空间狭窄，得此机会，便相率离开闽粤赣山区，跟两湖农民一起辗转入川。今日四川东自涪陵、重庆，经荣昌、隆昌、泸江、内江、资中，西至成都、华阳、新都、广汉、新繁、灌县，其间居民大多是康熙末年（1711—1721年）从广东惠州、梅州和江西南部迁去的客家人。在成都平原，这些客家人被称为“土广东人”，他们说的话被称为“土广东话”，他们居住的村落被称为“广东村”，他们在城镇所建的会馆，亦自称“广东会馆”。当然也有“江西会馆”“福建会馆”，亦多为客家人。
自康熙中叶至乾嘉之际（1700—1800年）这一百年，可称为客家史上的第四次大迁徙时期。客家人开始从客家腹地向全国播迁。

《四川客家通讯》（2002年第2期总第8期）
1．陈世松《“解手”的传说与明清“湖广填四川”》
2．曾一书《唯有牺牲荐轩辕——为刘光第就义104年而作》
3． 郑必坚闽西“认亲”
4． 三台县有个“福建村”

（三）第五次大迁徙（1867—）
1． 广东西路土客大械斗（1856—1867年）
乾嘉之后（1736—1820年），台山、开平、四会一带的客家人，人口激增，势力日强，与土著（广府人）发生生存空
间之争，终于酿成土客大仇杀、大械斗，持续12年，死伤五六十万人，前往弹压的官兵亦死伤数千，惨绝人寰！
2． 经官府调解，双方停战。而后划出赤溪厅作为善后区，安置部分客民；又拨出现银20万两，令各县再筹集部分，分给愿往他乡谋生的客家农民，成年每人8两，未成年与妇女等每人4两，各发执照，使往他处。
3． 出发地： 新居地：
新兴、恩平、台山 ｜→ ｜高州、雷州、钦州、廉州、海南岛等
鹤山、开平等县 （高州信宜、雷州徐闻最多）
4． 向平原都市发展：
进入广州、汕头、香港等地，农工商、军政学各界。

（四）海外谋生
1．客家人迁居海外，遍布南洋群岛、非洲、印度、澳洲和南北美洲，主要是第三次大迁徙之后的明末清初时期，即第四、第五次大迁徙之中。这种迁徙，跟在自己国土上的迁徙，性质有所不同，不可相提并论。
2．开始所从事的主要是垦植、开矿和商业，而今，绝大多数已放弃中国国籍，取得了所在国国籍，成为“华人”；未放弃中国国籍的“华侨”已极少。他们仍然可以说“我是中国人”“我是客家人”，但这只是从文化意义上说的。
3．“客家人开埠，潮汕人旺埠，广府人占埠”。这种说法，反映了一个明显的事实。但为什么会如此，尚未见到扎实充分的有说服力的论述。要想做到这一点，还得从三民系的文化差异上入手。

放映《客家人·客人开埠》

三．客家文化的历史渊源
3．1客家先民的主体是中原士族
客家先民的主体成分是中原士族。如果不明确这一点，或者把客家先民想像成全是丧失生计、盲目逃难的贫苦农民，也不能准确地认识客家的历史及其文化。
史称“衣冠南渡”
各种史料告诉我们，东晋追随帝室南渡的中原士民，其主体是衣冠士族、官宦大户人家，史称“衣冠南渡”。这在正史、谱谍中经常提到。正如《晋书·元帝纪》所载：“晋室遘纷，皇舆播越”、“自中流外”，“五胡扛鼎，七庙隳尊”，然“元戎屡动，不出江表；经略区区，仅全吴楚”。于是，居于陕西、山西、直隶、山东、河南、安徽等省的“中州良人”，不堪外族蹂躏，纷纷离乡背井，寻找安静的乐土；士宦人家，多避难大江南北吴楚旧地，依附他们心目中的汉族正统政权。马端临①《文献通考·舆地考》也多次言及：“闽越遐阻，僻在一隅。永嘉之后，帝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所萃止。”
① 马端临，宋末元初人。南宋咸淳（公元1265-1274）中漕试第一。博极群书。以荫补承事郎。
父罢归，端临亦留侍养。元初起为柯山书院山长，终台州学教授。乡里远近师之。所著《文献通
考》，贯穿古今，赅博过於杜佑《通典》。又有《大学集传》《多识录》。（《中国人名大辞典》）
客家族谱可以为证者极多。例如：
兴宁《张氏谱抄》：“十五世韪公，晋散骑常侍，随元帝徙，寓居江左，生一子轩。”
兴宁《温氏族谱》：“我族发源于山西、河南，子孙蕃衍……逮东晋五胡乱华，怀、愍帝为刘渊所掠……我峤公，时为刘琨记室。晋元帝渡江……峤公奉命，上表劝进……后峤公出镇洪都（今南昌），子孙因家焉。”
赖际熙（清末翰林）等纂《崇正同人系谱·卓氏》（成书于民国13年）：“晋五胡之乱，中原望族，相率南奔。粤有卓祎（yī）氏，为建安刺史，后因家焉。”建安，三国吴置建安郡，隋废，唐复置。宋改为建宁府，即今福建建瓯县。
至宋末元兵南下，这些中原衣冠士族的后裔，又大举南迁。例如，广东和平《徐氏族谱》：“吾族德隆，实积之六世孙。生父曰暄，为宋宁宗时都统，扼于权奸，去位，卜居于豫章之吉水。孙男二：道隆德隆，均先后度宗时提刑，解组未几，元兵南下，道隆起兵勤王，力战而父子俱殁；德隆则随宋帝度岭而南。迨宋祚已绝，义不臣元。遂择龙川乌龙镇（按：今和平县）居之。”
《崇正同人系谱·陈氏》：“陈氏郡望称颍川。宋末中原士族，纷纷南随帝至播迁。有陈魁者，率其族众九十三人，移居福建汀州府之上杭……其族复相率转南而入粤。且当日南来之人，自此九十三人之外，更有或为之先，或为之后，抑或与之同时，故陈氏族属蕃庶，实冠全粤焉。”
这里强调一点：说“客家先民以中原衣冠士族为主体”，并非否认“流人”中有大量下层民众同时南迁；而且，某些时期、某些地区下层“流人”，其数量还超过“衣冠士族”，例如宋初之梅州。但是，从多数地区、多数时期“主户”增加超过“客户”的史实来看（《客家研究》104-105），特别是从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地位与作用方面考察，我们应该看到，南下的中原士族及其后裔确实构成了客家先民的主体，并对客家的历史发展和文化传统的形成起了主导作用——不论这种作用是好还是坏。
参见罗香林《客家源流考》之三“中华民族中客家的迁移和系统”（《客家研究》p.1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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