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通诠商兑.doc

○社会通诠商兑
☆太炎
英人甄克思著《社会通诠》，侯官严复译述著录，其所言不尽关微旨，特分图腾社会、宗法社会、军国社会为三大形式而已。甄氏之意，在援据历史，得其指归，然所征乃止赤黑野人之近事，与欧美亚西古今之成迹，其自天山以东，中国、日本、蒙古、满洲之法，不及致详，盖未尽经验之能事者。严氏皮傅其说，以民族主义与宗法社会比而同之。今之政客，疾首于神州之光复，则谓排满者亦宗法社会之事，于是非固无取，于利害则断其无幸。夫学者宁不知甄氏之书，卑无高论，未极考索之智，而又非能尽排比之愚，固不足以悬断齐州之事。如严氏者，又非察于人事者耶？人心所震矜者，往往以门户标榜为准，习闻其说以为神圣，而自蔽其智能，以世俗之顶礼严氏者多，故政客得利用其说以愚天下。抑天下固未知严氏之为人也，少游学于西方，震叠其种，而视黄人为猥贱，若汉、若满，则一邱之貉也。故革命立宪，皆非其所措意者。天下有至乐，曰营菟裘以娱老耳。闻者不僚，以其邃通欧语，而中国文学，湛深如此，益之以危言，足以耸听，则相与尸祝社稷之也亦宜。就实论之，严氏固略知小学，而于周秦两汉唐宋儒先之文史，能得其句读矣。然相其文质于声音节秦之间，犹未离于帖括。申夭之态，回复之词，载飞载呜，情状可见。盖俯仰于桐城之道左，而未趋其庭庑者也。至于旧邦历史，特为疏略，辄以小说杂文之见，读故府之秘书。扬迁抑固，无过拾余沫于宋人，而自晋宋以下，特取其一言一事之可喜者，默识不忘于其胸府，当时之风俗形势，则泊然置之。夫读史尽其文不尽其质，于藏往则已疏矣，而欲以此知来，妄其颜之过厚耶？观其所译泰西群籍，于中国事状有毫毛之合者，则矜喜而标识其下，乃若彼方孤证于中土，或有抵牾，则不敢容喙焉。夫不欲考迹异同则已矣，复以甲之事蔽乙之事，历史成迹，合于彼之条例者则必实，异于彼之条例者则必虚，当来方略，合于彼之条例者则必成，异于彼之条例者则必败，抑不悟所谓有条例者，就彼涉历见闻而归纳之耳，浸假而复谛见亚东之事，则其条例又将有所更易矣。社会之学，与言质学殊科，几何之方面，重力之形式，声光之激射，物质之化分，验于彼土者然，即验于此土者亦无不然。若夫心能流衍，人事万端，则不能据一方以为权概，断可知矣。且社会学之造端，实惟殑德，风流所播，不逾百年，故虽专事斯学者，亦以为未能究竟成就。盖比列往事，或有未尽，则条例必不极成，以条例之不极成，即无以推测来者。夫尽往事以测来者，犹未能得什之五也，而况其未尽耶？严氏笃信其说，又从而为之辞，并世之笃信严氏者，复冀为其后世，何其过也！今就《社会通诠》与中国事状计之，则甄氏固有未尽者，复有甄氏之所不说，而严氏附会以加断者，又有因严氏一二狂乱之辞，而政客为之变本加厉者。辩论如左。
今之非民族主义者。辄举宗法社会以相谯让。民族主义之与宗法社会，固非一事（其辩在后。）则言宗法社会之得失，非吾所注意也。然今者重纰貤缪之说，实自此始。故先举甄氏所说之宗法社会，与中国故有之宗法社会，校其同异，而知甄氏所谓四端，于中国未必能合也。如甄氏云宗法社会，所与今之军国社会，异者有四。
一重民而不地著 宗法社会之籍其民也，以人而不以地。何以言之？前谓近世社会，所以系属其民，在于军政，以军政系民者，以民之所居者有定地也，是以地著尚焉。甲国之民，其可居于乙国，固无疑，然乙国不以国民视之，于其国家之政，莫得与也。然使其人既受廛占籍而为民矣，则于其种族旧居，靡所问也。故拿破仑法典曰，生于法土者为法人。自其大较言之，则是法也，欧洲列邦之所同用也。乃宗法社会则不然，其别民也，问其种族，而不问其所居。为其社会之民，必同种族者。不然，虽终其身于其社会，乃至为之服劳，将为客而不为主。总一社会之民，有时可迁易其土居，其称某国自若。于避敌逐利时时为之，虽演进稍深之种人，亦有不尽然者。而 上古之宗法社会。则莫不如此矣。
二排外而锄非种 宗法社会，欲其民庶，非十余年数十年之生聚不能，而今之军国社会不然。其于民也，归斯受之而已矣。虽主客之争，尚有所时有，而自大较言之，则欧洲无排外之事也。盖今之为政者，莫不知必民众而后有富国强兵之效。古人以种杂为讳者，而今人则以（）合为进种最利之图。其时异情迁如此。是故近今各国，皆有徕民之部，主受廛人籍之众。使此而立于宗法社会时，其不骇怪而攻之者几何？盖宗法社会之视外人，理同寇盗，凡皆侵其刍牧，夺其田畴而己，于国教则为异端，于民族则为非种，其深恶痛绝之，宜也。故宗社会无异民，有之则奴虏耳
三统于所尊 天演极深，程度极高之社会，以一民之小己为本位者也。宗法社会，以一族一家为本位者也。以一民之小已为本位者，民皆平等，以与其国之治权直接。虽国主之下，亦有官司，然皆奉至尊之名，为之分任其事。官司之一己，于义本无权贵也。至宗法社会不然，一民之身，皆有所属，其身统于其家，其家统于其族，其族统于其宗，循条附枝，皦然不紊。故一民之行事，皆对于所属而有责任，若子侄，若妻妾，若奴婢，皆家长之所治也。家长受治于族正，族正受治于大宗。此其为制，关于群演者至深。当于后篇徐详之。
四不为物竞 今夫收民群而遂生理者，宗法也。沮进化而致腐败者，亦宗法也。何则？宗法立则，物竞不行故也。吾党居文明之社会，享自由之幸福，夫自由幸福非他，各竭其心思耳目之力，各从其意之所善而为之是已。国有宪典，公立而明定之，使吾身不犯其所禁者，固可从吾之所欲。农之于田，以早播为利，虽违众而破块可也。工之于器，以用楔为坚，虽变法而置胶黏可也。卖浆者忽酒，种荈者忽烟，无涉于人，皆所自主。乃宗法之社会不然，偭高会之规矩，背时俗之途趋，其众视之，犹蛇蝎矣。夫然，故人率其先，而无所用其智力，心思坐眢，而手足拘挛，一切皆守其祖法，违者若获罪于天然，此其俗之所以成也。然而腐败从其后矣。凡古社会，莫不如此，此不可逭之灾也。虽然。如是之习，其始何以生，其终何以变，此治群学者所不可不讨论也。乃今所言，使学者知其有是。足矣。
以此四端，与中国固有之宗法相校，当略分时代后先，而为大别。春秋以往，以宗法系民生，而别子为祖，继别为宗，其法惟行于公子、大夫、元士之家。礼不下庶人，则民间固无宗法之可守。下自战国，至于近世，国家统一，而百姓不以阶级相丽，其宗法亦奄然荡没。然山谷阻深之地，往往自成村落，其民无虑千万，都为一族之民，则有祠堂以相系联，而决事听于族长。至于都会，地当孔道，则五方杂错，民族不纯，祠堂之制视之蔑如也。其在中原，皖南北最重家庙，而徽、宁为高原之地，斗绝四方，则旁郡县之适居者少，故视祠堂尤重。南至江西、闽、广间，则族长最尊宠，而数族常有械斗之事，此亦今之宗法已。古者宗法行于大夫、元士，不行于齐民。今者宗法行于村落、素人，不行于都人。古者宗法以世袭之大宗为主，其贵在爵，今者宗法以及格之族长为主，其贵在昭穆年寿。此古今之所以为别，然与甄氏所述四端，则皆有不相契合者。一曰怀土重迁之性，惟农民为最多，而宗法社会所凭依者，泰半不出耕稼，一去其乡，田土亦随之而失，是以盘庚迁殷民，胥咨咨怨，惟诗人亦以鸿雁哀呜为失，所安在其不地著也？若其有迁移者，则占籍亦其常耳。《传》称有分土，无分民，此谓自甲国移于乙国者，即与乙国之民无异，而大宗不能加呵责。其在乙国，亦岂于种族旧居有所问者？土断之制，自古然矣，非特冠带之国，互相亲睦者然也，虽于夷狄亦然。春秋时，狐突、舅犯皆为犬戎之族，而著籍晋国，称为名臣，则因而晋人之矣。赵盾有言，微君姬氏，则臣狄人也。然则使赵盾不反晋国，则虽以赵衰之子，而不得不狄人视之，及其归晋，则因而晋人之矣。反之，吴出于周，越出于夏，皆帝王神圣之胄，而以远窜蛮方，世用夷俗。《春秋》之书夫差、勾践也，曾不得比于士伍，削其人之称，而谓之吴与于越而已。若不以地著为重者，则惟当问其祖宗为何等，而安用是纷纷者为？逮及七国以后，则宗法已不同昔，而地著复较往日为彰明。近世迁徙之民，但令移居满二十年，而有田宅，于迁所者即许著籍。（惟东晋初年，侨置州郡，不隶迁所，其后亦用土断之法）其待外国之民也，则虽以南朝之矜重门地，而何妥以细脚胡人著籍郫县，亦未闻有摈斥之者。乃至代北之族，金元之族，当中国自治时，亦一切以编氓相视，如何其不地著耶？若夫南洋美洲之侨民，终身守其故籍，而未尝一入欧美诸邦之版。然欧美人之在中国者，亦或据田宅长子孙矣，顾未有愿入中国之籍者，则未知中国人之重宗法欤，抑欧美人之重宗法欤？要之，主宗法者，固不必与地著相违矣（按地著与土断，其义各异。地著，谓城郭宫室之民，居有定地，异于游牧者。土断，谓就地著藉耳。此甄氏所言地著，其义当为土断，或严氏译文未审，今姑仍之。至于游牧之民，虽不地著，而水草尚不可缺，水草在地，故游牧者虽时有迁徙，而未尝不爱其地。严氏于原书第一条下加案语曰“可以为前说之证者，莫明于犹太，与古所称之行国。吾颇疑史迁《匈奴列传》冒顿曰：地者，国之本也，奈何予人？尽斩言予地东胡者云云。为钓奇而非事实”。此甚荒谬。夫匈奴游牧之民也，游牧恃水草，水草必生于地，失一地即失一可供水草之牧场，宁能弃之无吝乎？所谓行国者，谓其随地迁移，而要必在一国范围之内。虽转徙无常，仍不能出于其域。况匈奴部落，亦有分地，传称“诸左方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以往者，东接秽貉、朝鲜，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而单于之庭直代云中”是也。则迁移之地，亦仍在分地之中耳。如今内外蒙古，内则四十九旗，外则八十一部、亦各有其界限。若多得一地，即亦多一牧场，而失之，即牧场减少矣。谁谓冒顿之言，非当时事实乎？严氏所言，出于评选《史记菁华录》者，致为鄙陋。严氏以其与不地著之语相合，遂取之以疑《史记》。所谓历史成迹，合于彼之条例者则必实，异于彼之条例者则必虚。其证如是。）故甄氏第一条义，与中国固有之宗法不合也。二曰，中国宗法盛行之代，春秋以前，本无排外之事，而其时外人亦鲜内入，有内入者，若熏粥、姜戎之类，固非如今世欧美诸邦以通商为名号，直钞盗边塞而处吾土耳。今也以宾旅入，而昔也以暴客入，今也以契约入，而昔也以戎马入。如是则固侵其刍牧，夺其田畴也，有捍御之而已。虽今之军国社会而遇此者，能敛手不与校乎？若以单身为宾萌于中国，如前所谓狐突之徒，则中国未之排斥也。进观周穆王时，有西域化人谒王同游之迹，国人于此方胪句介绍之不暇，而何排斥之有？（此事载《列子》，其真否不可知。然列子处春秋之未，去古甚近，固按当时风俗而言之。）仲尼弟子有言偃者，本吴下之蛮夷耳。入宰武城，而未闻三桓之诛锄排斥也。自尔以来，至于宋明，西南诸国与中国互市不绝，而葡萄牙之在濠镜时，以一旅入掠，则中国亦不得不命将誓师以与之搏，迨其帖服，则复交通如故。海外诸教，释氏先入于汉世矣，天方继入于唐世矣，基督晚入于明世矣，是时人民望此以为导师，欢喜踊跃如大旱之见长蝀。特一二士人，以其背弃儒法，而被以异端之名，非社会之总意然也。若曰距今五十年中，常有排教之事，则不知基督教之来也，常挟国权以俱来，而所至有陵轹细民之事。入其教者又藉此以武断闾里之间，是所以促其反动，而非由宗法社会使然。宗法者，敬宗而严父，寝庙烝尝，以为大典，有背于其法者，则人人贱视之。然而佛教之入也，亦曰“六亲不敬，鬼神不礼”，而未闻传其教者之被菹醢。利玛窦、南怀仁辈，以基督旧教传播中国，且二百年。自海衅未启以前，谁以罗马教宗为悖德忘本而反抗之者？若夫韩愈、杨光先辈，以其私意，抒之简毕，陈之庙堂，则于全体固无所与，且今世亦有以彼教为无君父，而视之如洪水猛兽者矣，然人民之偾起排教者，其意乃绝不在是，浸假而基督教人之在中国，循法蹈义，动无逾轨，则人民固不以异教而排斥之，亦不以异种而排斥之。其相遇也，与昔之天竺法师无异，虽以百千士人著书攻击，犹往日宋儒之辟佛而已，而人民不因是以起其敌忾之心也。至夫政府之排教则有矣，然其意本不在异种异教，而惟集众倡乱之为惧。日本德川时代尝杀基督旧教六万余人，即以是故。夫以其集众倡乱而排之，则不必于异种之教然也。虽同种之白莲、闻香亦然，不必于破坏宗法之教然也，虽儒流之党锢道学亦然。是故政府之排教也，以其合群而生变，人民之排教也，以其藉权而侮民，皆于宗法社会无所关系云尔。至谓宗法社会无异民，有之则奴虏者，则吾见南非之矿工，计佣受值，无所负于英人，而少有不率，则荆楚被于其背，以彼雇主而得治其佣人，于法则戾，于事实则中国之待佣人所未有。是何军国社会之人待异民如奴虏，而宗法社会之人犹无其横暴也？故甄氏第二条义与中国固有之宗法不合也。三曰，宗法统于所尊，其制行于元士以上，族人财产有余，则归之宗，不足则资之宗。上至世卿，而宗子常执大政，所以拱押其下者，恃有政权，以行其刑赏耳。七国以后，执政者起于游说乞食，是宗子降为皂隶，政柄既去，则不能号令其下，虽宗权亦因以俱去，挽近乃有祠堂之法，稍集一族之赢余，以奉园庙，则又系以义庄，主之者是为族长，土地财产之权所在，则宗权亦在，顽嚣不孝内乱之事，常得以众议治之。然而民之行事，对于祠堂，则固无责任矣。祠堂所有，辄分之以恤孤寡、兴教育，足以膏沐族人，而族人则不必以其所有，归之祠堂，去留惟所欲耳。惟岁时邱垅之祭，略有责任，亦以墓田所收入者酬之，其有远行服贾，不以儋石之利为得者，则墓祭亦任之旁族。若夫家人父子之间，其责任常不可弛，而父之对于其子，有出入顾复之责者，虽军国社会亦然。子长而复有扶老携衰之责任于其父，则施报之道然也。然未至于必待其子者，则父子常得私其所有。商君行法，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至今父子异财之习，犹与秦人不异。综此数者，受治则稍稍见诸南方之民矣，而责任竟安在乎？然则古者之行宗法，以其事为天倪定分，今者之行宗法，以其事为补阙拾遗。若云当今之世，民不以一身为本位者，则吾所未见也。故甄氏第三条义，与中国固有之宗法，有合于古，不合于今也。四曰，周礼言以九职任万民，此宗法盛行时代之制也。至于业不得更，法不得变，则于古籍无文。夫农工诸业，固有受之鼻祖，传之子孙者矣。《史记》言畴人子弟，畴者，谓从其父学，而《考工》诸职，以氏称者，亦皆世习其艺者也。人情于见闻娴习之事，其为之必易于他术，故世业于古有徵。虽然，此固顺其自然之习惯，而非谓少有变更即不容于社会也。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此特管子治齐之法，岂他国民庶皆云尔乎？《记》云：“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此可证业之有更矣。《世本·作篇》所记，常有其物已见于古初，而后人复为新作者，此可证法之有变矣。虽以一人而兼数业者，亦所在有之。世称舜耕历山，就时负夏，陶于河滨，渔于雷泽。此犹曰上古草昧之世，一人而万能也。韩子称市人有兼粥矛盾者。此犹曰宗法破散之后，得伺隙以求利也。然孔子固云少贱多艺，扁鹊亦以“馆舍之守，更事医术”，而未闻有遮禁之者。梓庆作锯，公输削木，墨翟制辖，此皆变更旧则，而未有以奇技淫巧戮之者。然则谓宗法社会以不守祖法为咎者，其说荒矣若。自七国以至今兹，则变更固已数见，不劳持筹布策而陈其事。然而实业犹未能竞进者，则以人无学术，欲骤变而有不逮。古之长艺，又往往不著竹帛，故不得不归良工于张衡、马钧，归上农于汜胜之、赵过，而己惟相时徐进焉。文敝则然，于宗法何与？故甄氏第四条义，与中国固有之宗法，若古若今，都无所合也。夫甄氏以其所观察者而著之书，其说自不误耳。而世人以此附合于吾土，则其咎不在甄氏，而在他人。若就此四条以与中国成事相稽，惟一事为合古，而其余皆无当于古今。则今宗法必有差愈于古宗法者，古宗法亦有差愈于甄氏所见之宗法者。要之，于民族主义皆不相及，此其论则将及于严氏。
甄氏之言曰：“宗法社会，以民族主义为合群者也。”此未尝谓民族主义即宗法社会，而特宗法社会所待以合群者，亦藉此民族主义耳。然则民族主义之所成就者，不专于宗法社会而止，较然著矣。严氏之言则曰：“中国社会，宗法而兼军国者也。故其言法也，亦以种不以国。观满人得国几三百年，而满汉种界厘然犹在，东西人之居吾土者，则听其有治外之法权，而寄籍外国之华人，则自为风气，而不与他种相入，可以见矣。故周孔者，宗法社会之圣人也，其经法义言，所渐渍于民者久，其入于人心者亦最深。是以今日党派，虽有新旧之殊，至于民族主义，则不谋而皆合。今日言合群，明日言排外，甚或言排满，至于言军国主义，期人人自立者，则几无人焉。盖民族主义，乃吾人种智之所固有者，而无待于外铄，特遇事而显耳。虽然，民族主义将遂足以强吾种乎？愚有以决其必不能矣。”斯言则诬谬之甚也。民族主义者，与政治相系而成此名，非脱离于政治之外，别有所谓民族主义者。然就严氏所译甄说，则民族主义，或为普遍之广名，如是则外延甚巨，而足以虚受三种形式，顾其所挟持以为用者为何物耳？所挟持以为用者为此，则民族主义亦随形转变而为此，其为军国社会可也，其为宗法社会可也，其为图腾社会亦可也。譬之纯铁，可以为炮，可以为刀剑，可以为矢镞，其形式则不同，而其本为纯铁则不异，未有离于纯铁而可为此三者，亦未有离于民族主义而可为彼三者。使有民族主义者，而其操术不出于谱牒之文，享尝之制，收族聚宗之道，则宗法社会狭小之制以成若，其操术更短，惟虫鱼鸟兽百物之形是务，则民族主义亦即以成图腾社会。何者？蛇之图腾，燕之图腾，莲华之图腾，既各自为徽帜，而亦有辈行序次之可稽，则其有潜在之民族主义可知也。特其言语缺乏，而无族姓部落之云云，故托于有形，以为表象，亦犹喑者之见国旗，未能言国，而惟知同隶一旗者之可亲也。今吾党所言民族主义，则操术非前二者，亦明矣，所为排满洲者，岂徒曰子为爱新觉罗氏，吾为姬氏姜氏，而惧子之淆乱我血胤耶？亦曰覆我国家，攘我主权而已。故所挟以相争者，惟日讨国人，使人人自竞为国御侮之术，此则以军国社会为利器。以此始也，亦必以终。其卒乃足以方行海表，岂沾沾焉维持祠堂族长之制，以陷吾民于大湫深谷中者？夫排外者，惟其少隘也，故于未灭我国家者则仇之，已灭我国家者则置之，铁道之争，华工之约，其利害岂不甚钜，顾其害尚有大于此者，虽然，彼所争者，亦国家一部之事耳，一华人入籍于英美，一白人归嫁于神州，则固非彼所欲问者。若挟其宗法社会之见，则虽无能为利害者，而亦排之。今于欧洲佌猥之国不孰何也？此岂宗法社会之圣人所渐渍耶？又况吾党所志，乃在于复我民族之国家与主权者，若其克敌致果，而满洲之汗，大去宛平，以适黄龙之府，则固当与日本、暹罗同视，种人顺化，归斯受之而已矣。岂曰非我族类，必不与同活于衣冠之国，虽于主权之既复，而犹当面事刃，寻仇无已，以效河湟羌族之所为乎？若是者，其非宗法社会亦明矣。且民族主义之见于国家者，自十九世纪以来，遗风留响，所被远矣。撮其大旨，数国同民族者则求合，一国异民族者则求分。故意大里收合余烬，而建王国，德意志纠合群辟，而为连邦。此同民族者之求合。爱尔兰之于英伦，匈牙利之于奥大利，亟欲脱离，有荷戟入榛之象，此异民族者之求分也。其在他国，虑有不尽然者，至美利坚，以新造之邦，地广人稀，不得不招来殊族，以谋生聚，然其翕合无间者，惟数中白人而止，当地之赤人，固不与共苦乐，而黑奴则惟有解放之名。伽得《社会之进化》有言曰：“美人之于黑种，虽以平等叫号于市朝，名曰预选举参政权，其事实乃绝相反。徒以容貌之黑，遂沦落于社会之下层，其间有材质贤明，财产众多者，犹不得与白人同伍。所定区划，黑人逾之，则放逐于规外，斩杀唯命，而白人逾之则无罪。虽乞儿无赖，愚不知学者，一切视之同等，凡关于政治之事，则曰此吾白人所擅也，有于白人之主配权而不赞成者，不曰卖国奴，则曰国事犯罪者矣。”其他列国殖民之地亦多如是，其言民族范围，虽较欧洲旧疆为稍广，要之以白种为限界耳。社会主义者流，名曰以圆顶方趾，尽为同胞者也，然欧洲一二学者，或云其利当祗及白人，若黄人则不得与之同格，特以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名实背驰，不敢讼言以为号，其实岂无所异视耶？由是观之，人类同根，祗涂饰观听之词耳。若吾党之言民族主义，所挟持者则异是。惟曰以异民族，而覆我国家，攘我主权，则吾欲与之分，既分以往，其附于职方者，蒙古之为国仇，则已解于半千岁上，准回、青海故无怨也，西藏则历世内属，而又于宗教得中国之尊封者也。浸假言语风俗渐能通变，而以其族醇化于我，吾之视之，必非美国之视黑民。若纵令回部诸酋，以其恨于满洲者剌骨，而修怨及于汉人，奋欲自离，以复突厥花门之迹，犹当降心以听，以为视我之于满洲，而回部之于我可知也。至不得己，而欲举敦煌以西之地，以断俄人之右臂者，则虽与为神圣同盟可也。若是，而曰此民族主义者，即是宗法社会，则何异见人之国旗商标，而曰此有徽章者，犹未离于图腾社会也。且今之民族主义，非直与宗法社会不相一致，而其力又有足以促宗法社会之鎔解者。夫祠堂族长之制，今虽差愈于古，亦差愈于欧洲，要其仆遬之体，褊陋之见，有害于齐一亦明矣。人情习其故常，而无持更叫旦者于其左右,则梦寐为之不醒。今外有强敌以乘吾隙，思同德协力以格拒之，推其本原，则曰以四百兆人为一族，而无问其氏姓世系。为察其操术，则曰人人自竞，尽尔股肱之力，以与同族相系维。其支配者，其救援者，皆姬汉旧邦之巨人，而不必以同庙之亲，相呴相济，其竭力致死，见危授命者，所以尽责于吾民族之国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虽有毁伤而无所惜，曰务其大者远者耳。民知国族，其亦夫有奋心，谛观益习，以趋一致，如是则向之隔阂者为之瓦解，犹决泾流之细水而放之天池也。人亦有言，中夜失火，则姻戚不如比邻，故内之以同国相维，外之以同患相救，当是时，则惟军国社会是务，而宗法社会弃之如脱屣耳矣。若以吾言非实者，则请以南北会党之事例之。会党发源，多在晚明之遗老，盖摄取国家观念于民族主义之中，而组织固犹未备者也。自有会党，而其人粮不宿舂，补被远行，千里无饥寒之患，其在同党，虽无葭莩微末之亲，一见如故，班荆而与之食，宝刀可脱也，轻裘可共也，左骖可解也，斯无待祠堂义庄之补助，而宗法社会之观念自灭。视同姓之弟昆，常不如其同会。虽古之郑庄、剧孟，方之末矣！夫会党者，特民族主义之未有组织者也。戎昭果毅、蹀血而前者，是其所至乐也。而知识未充，训练未具，方略未周，犹未足以称军国社会。特其涂径在是，其民族主义所挟持者亦在是。然已足以鎔解宗法社会，使无复烟炭余滓之留，又况吾党所称之民族主义，所恃以沃灌而使之孳殖者，舍军国社会而外，无他法乎？当其萌芽，则固无宗社会之迹矣。及其成就，则且定法以变祠堂族长之制，而尽破宗法社会之则矣。今若与之临睨旧乡，观其所为同异者，邑里细人，越陌度阡，则视以为殊气，乃至言地方自治者，亦或以省界、府界为枪累，不容以他人而参吾事。而吾党之言治者，与彼则正相反。村落陋见，犹当息之，何有于族？令以此系于政治之民族主义，而破宗法，犹秦皇之统一六合以破封建之列侯。国犹是国也，惟帝制与七雄，其大小异，故其功能亦异，民族犹是民族也，惟军国与宗法，其大小异，故其成绩亦异，世之不怿于宗法社会者则有矣，惧民族主义之行，而中国之衰微，复如东周，其沦陷或同于罗马，危心疾首，鼻涕长一尺，以对吾说也则宜。反而观吾党所持者，非直与宗法无似，而其实且与之僢驰。同人，同人！为严氏所号咷久矣，其亦今而后笑欤？
严氏所说曰：民族主义不足以遂强吾种耳，使空有民族主义之名，而无其具，则诚宜为严氏所讥。此吾党汉民所已言者。是亦非独民族主义然也。虽日言帝国主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而无术以行之，则摦落亦犹是也。今之政客，则以为虽有其具，其义必有非而无是，其势必有败而无成。此又于严氏所说，附之增语，其咎复不在严氏矣。是非之说，其本怀虑不在是，光复旧邦之为大义，被人征服之可鄙夷，此凡有人心者所共审。然明哀利害，选择趋避之情，孔老以来，以此习惯而成儒人之天性久矣。会功利说盛行，其义乃益自固，则成败之见常足以挠是非，詖辞遁说，吾所不暇辩也。所辩者成败之策耳。今有人曰，以宗法社会与军国社会抗衡，则必败。第弗论吾党所谓民族主义者，为宗法社会以否，就言宗法、军国胜败之故，岂非以一者为未进化，一者为已进化。故得以优劣定之耶？然则图腾社会，尚较宗法社会为下，而游牧之民，实自图腾初入宗法者耳。其与耕稼之民相抗，则劣者当在败亡之地，何南宋之卒亡于蒙古也？西罗马灭于峨特，东罗马灭于突厥，印度灭于莫卧尔，此皆以劣等社会战胜优等社会者也。是则国之兴废，非徒以社会文化高下为衡，顾民气材力何如耳。若复以文义相牵，而谓民族主义与宗法社会同者，徵以文义，则不如徵以实事。甄氏固言图腾社会传世以女而不以男矣，而欧洲皇室，犹或以女主绍位，其贵族亦有效此者，二世之嗣皇，即承其母系耳。是虽谓欧洲之法犹兼图腾社会可也。夫中国亦自有妇人封者，自齐侯赐辟司徒之妻始。汉高以许负为鸣雌亭侯，以奚涓之母为鲁侯，明帝亦封东海王强之女为小侯者四国，然不以子姓从其母族，父系之法，自古未有变也。非特中国为然，虽满洲亦无袭母系者，此皆纯无瑕衅之宗法，与图腾社会相校，宜无不斩馘克捷，然而中国与满洲，则既摧衂于泰西矣。社会相衡，其不足以定胜负之数如此。若曰欧洲图腾社会之法，惟在一端，不足以概其大体，则吾党之于宗法社会，并其一端而亦无之，以实相丽，犹有不可，况以名相丽乎？鼠之未腊者曰璞，玉之未理者曰璞，同璞相丽，犹有不可，况其名未及于璞乎？要之，今日固决死耳，岂曰无衣，与子同袍，修我戈矛，与子同仇。此民族主义所任用，而于宗法社会无忽微之相系也。若云以会盟驰说相励，无军事之实用者，此固吾党所当文莫。抑使今日而有雄桀材武之士，若洪秀全者出，吾知必无曾胡之寇已。言谈虽虚，要以促社会之自觉，则岂独寸鳞一翮之助也欤？法之革命也，官军有利器，足以摧坚入深，而革命党憔悴无军需，仓皇遇警，有持机案道具以相格者，此非必败之道耶？徒以大风所播，合军民为一心，而效死以藩王室者少，故民党得因之成业。夫战争之事，宁我薄人，而无恃他人之不吾薄，吾岂徒效法人所为，冀人之倒戈厥角以为恃？固曰鸠合骏雄，厚集群力，以成戎衣之烈，是所焦心茧足以求之者，顾岂非军国社会之事哉？而独政客所不快耳。虽然，今之政客，虑有二涂，其一热中干禄，而以立宪望之满洲政府者，太史公云“在日月之际”，此固不足与议。其一欲以国民自竞，奋起僵尸，竭其膂力，以倡国会于下，使政府震怖，而从吾之迫胁者，其始固不得不以甲兵耀武，不幸而被诛夷，则与革命何择？幸而可以震慑之也，当是时，则固足以继濠州、金田之迹，而胡为局促于立宪之辕下者？苟以胁迫清廷，与日本之要求立宪等易，则利害相反之故，固第二政客所深知矣。暴骨犹是，涂地犹是，势力犹是，安见此之可为，而彼之必不可为也。此吾所为辩其利害，以相讽激，使无惑于严氏之莠言，纳约自牖，尽于斯耳。抑人之所志，固不当以成败为臬极，若所欲尽于功利，欧洲学生固有言迎立东圣者，而一二杖节乘传于殊方，名为通达时务之士，亦欲得西方元首以莅吾土，迎立之欢，异于攻破，宜必展布四体，以佐百姓，而辅佐多元老魁桀，亦能使庶事无堕，其功实或优于自为立宪百倍（按此最为无耻之言，二种政客，亦不肯为是说，然以之语严氏，则必以其言为有中矣。）而无若人之所致命遂志者，在欲得权藉何？夫既以权藉为期，则成败固不暇虑，而非排斥满洲，亦无以使其权尽复。纵得立宪，犹余一行政机关之首领上位，亦或为汉人所绝分（军机长官，旧以亲王任之，他日欲改此，必不可得。）宁为鸡口，毋为牛后，与使他人啖我而饱也，宁自啖而不足。权藉之于功利，诚有不相调适者。法人有言，所志不成，当尽法国而成蒿里，以营大冢于其上。士苟知此，彼天然淘汰，优胜劣败之说，诚何足以芥蒂乎？循四百兆人之所欲击，顺而用之，虽剗类赤地，竟伸其志可也！今之所辩，以《社会通诠》为限，则其言如上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