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行政环境.docx

第二讲 行政环境
行政管理都在是一定的环境中进行的，离开了行政环境就谈不上行政管理，因此正确认识行政环境是研究行政管理的基础，它在行政管理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第一节 行政环境概述
一、行政环境的涵义与特点
环境是指事物周围的境况，或者说围绕某一主体的外部境况。不同的事物有不同的环境，不同的环境对同一事物可产生不同的影响。种子在肥沃湿润的土壤中易于发育生长，在贫瘠干旱的地方就不易发芽生长。这肥沃湿润的土壤和贫瘠干旱的土壤就是种子这个主体的生长环境。
行政环境即政府管理的环境，它是指围绕行政活动和行政现象这一主体的外部境况，是各种直接地或间接地作用和影响行政活动的客观因素的总和。
行政环境的特点：
二、行政环境问题的提出及研究的意义
对行政环境问题进行专门研究，形成一门学科——行政生态学。这门学科建立时间不长。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行政管理学的研究都侧重在组织内部因素，如行政体制、行政组织、权限行为等等，都从行政系统的内部因素来考察研究以提高行政效率，很少注意行政现象的外部环境因素。高斯首先以生态学方法来研究公共行政现象，强调结合外部环境因素来研究政府行政管理。行政生态学研究涉及的领域有四个方面：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心理环境；生理环境。利格斯虽然对行政生态学的形成作出了贡献，但他只是对行政生态学的经济环境之一领域作了一些论述，对政治、文化、心理、生理等其他领域并没有作具体深入的研究和论述。不过利格斯在研究经济社会环境对行政管理的影响的基础上，提出的世界各国可划分为三类行政模式，对我们研究行政环境是具有参考价值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行政学者之所以极为关注行政环境研究，决不是几个管理学家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行政管理实践中提出的要求，也是由于这时期世界科学技术迅速发展提供了研究行政环境的条件。科学技术和工业化的大进展，带来社会经济的大发展，但同时也严重恶化了人类居住的环境；为此，出现了生态学、环境科学等学科，专门研究人类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中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是研究与人们健康直接相关的人们生活和生产的环境，研究环境污染所引起的环境质量变化及对环境的保护。这些学科的出现引导人们开始注意行政现象的外部环境。此外，战后许多新独立的国家，其政府体制建立和行政方法运用上，大多是抄袭原来各宗主国一套，结果都很不理想，这一情况更促进一些行政管理学者认识到研究行政环境的必要，使他们意识到了各国行政环境不同，必须从本国国情出发，不能生硬地移植别国的行政体制、方法。于是，行政生态学逐渐发展起来。
认清行政环境是正确认识和实施行政职能，坚持行政改革，提高行政效率的重要前提。不同的历史时代，行政管理有不同的职能和特点，是由于社会发生变迁，行政环境不同。同一时代不同国家，行政管理上也具特色，也是由于各自有不同的行政环境造成的。当前人口老龄化问题是世界各国的普遍现象，需要各国政府加以研究解决。在我国，老龄化问题就具有特殊性。一方面人民政府关心老人、尊重老人，另一方面我国老龄化发展速度快，在我国经济还很不发达之时开始，经济负担就更重。因而政府在解决这个问题时，就不可能去抄袭西方国家处理人口老龄化的办法、措施。照抄照搬不同行政环境下的行政体制、原则、方法、手段，必然会遭到行政生态规律的惩罚。列宁之所以能实行新经济政策获得成功，都是由于他能根据国情，适应社会环境。
根据环境作用于行政的强度不同，我们可以把行政环境分为决定性行政环境和非决定性行政环境。前者是指对整个行政具有决定意义的环境因素，而其他一般地影响行政或者只是在某些场合作用于行政的因素，则构成非决定性行政环境。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就行政本身来最终说明行政，而是通过深藏于行政背后的经济因素从根本上说明行政的实质，判断行政的行为。
根据环境因素的性质不同，行政环境分为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自然环境主要包括国土面积、山川地 、气候物产以及资源分布等等。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政府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关系不断增强。行政社会环境主要包括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科技、教育以及人口等方面的因素。文化环境是指一个社会的历史文化传统、价值标准体系、意识形态、社会心态等方面的因素。
根据环境作用于行政系统的方式不同，行政环境分为一般环境和特定环境。根据环境的区域差别，分为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根据环境的层次区别，分为宏观环境、中观环境、微观环境。从作用范围内区分，分为行政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

第二节 分类行政环境与行政管理
一、自然环境与行政管理
自然环境在这里是指一个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及这一地理位置上的地形、气候、土壤、山林、水系、矿藏、动植物分布等自然物。有人把自然环境概括为人体以外的境况，包括三个组成部分：（1）人体一刻也有能脱离的物质——阳光、磁场、电磁波、射线等；（2）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土地、空气、水、山、川、湖、海、风雨、尘等；（3）生态系统——微生物、植物、动物等，它们为人类提供生物质能（如谷类、肉类、各种食品等）以及其他用品。三个部分构成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协同发展的统一整体。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和创造文明的自然前提，是人粝社会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自然环境有可能成为为人类提供福利或造成阻难的物质和能量。人类社会同其所处的自然环境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构成一个密切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体。社会和自然环境的的矛盾运动，对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自然环境与社会发展和行政管理都有密切的关系。首先，自然环境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复杂的多重因素中的一个，对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是必不可能性少的条件，对民族性格和文化网络的建造，则主要是通过提供生产力的物质条件间接发挥作用。它只为人类社会文化发展提供多种可能性，至于某种可能性以何种形态转变为现实性，则取决于人类的选择，即取决于人们的管理实践。人类的创造性劳动，是把握自然环境为社会发展提供的机遇或绕过自然环境给社会发展设置的障碍的自觉力量。在相似的自然环境中，由于人们的管理活动不同，可以产生迥然不同的文化发展类型。如气候，纬度接近的东亚大陆和北美大陆，所出现的社会进步却是很不一样的。在同一区域，自然环境并未变化或变化甚微，但因强大的人文因素介入，社会文化也可以发生剧变。如美洲大陆在欧洲人抵达前后的文明类型便大相径庭。所以不能把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的作用及对行政管理的作用简单化、夸大化，不应得出自然环境左右社会发展的片面结论。
其次，自然环境既然是物质生产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经常的必要条件，它变必然给社会生产和生活以一定影响。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不仅依赖于科技的进步，还取决于环境资源的支撑能力。行政管理应适应自然环境，遵循生态规律和特点，不调节和促进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的发展。自然环境的差异，对各地区、各国家、各民族的物质生产方式和文化类型有着密切的关系。农业最早是在江河灌溉的暖温带行到发展，工商业是在沿海地区拥有鱼盐之利和交通方便的条件下应运而兴的。中国封闭的地理形势，有利于从事农业和畜牧业，经营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生活。古希腊的自然地理条件使其可能具有发达的社会分工和形成商业经济的分散城邦，通过海陆交通构成了开放式的经济网络组织的一种松散的联邦式的政治文明。这种传统一直影响到今天的北美和西欧。阿拉伯与丹麦相比，两个国家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以及行政管理有很大差异，这里不能不看到两国所处的自然环境的悬殊是造成差异的原因之一。英国是岛国，在人事制度上采取分权主义，德、法国地处大陆，就以能采取分权主义，而采取集权主义。我国海南省具有的独特的自然条件是其他内陆省不可比拟的，因而对海南的行政管理可以采取某些独特的方式。自然环境也影响着各地域、各国家、各民族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的风俗习惯，直接赋予那里的某些文化以特有的色彩，如蒙古族民歌便洋溢着辽阔草原的特有韵味，同样，自然环境也会对政府管理产生一定的深刻影响，这就要求行政管理要适应这些特点。
再次，行政管理改变着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自然环境是相对固定的，而人类的活动是不固定的。随着人类活动向深度和广度进军，地球上的自然环境愈来愈因受到人类影响而发生改变，甚至地球之外的大自然，人们也正探索并设法给予影响，使之有利于人们生活。自然环境的改变有两种迥然不同的趋向，一种是破坏自然环境。每个国家的政府都应对生态环境有科学的认识，遵循自然条件的要求，解决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矛盾。政府必须对全民族进行生态意识教育，建立合理的生态环境管理体制，制定健全的资源政策和生态环境对策，完善生态环境保护法规。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和保持一个物质能量良性循环的自然环境。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它能为人民带来健康和幸福。反之，政府无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和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违背自然规律，滥乱伐，进行掠夺式开发，对环境污染不问不顾，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谋求经济发展，结果必然使林牧渔业生产受驵，粮食生产上不去，经济发展受到更大限制，从而造成愈穷愈的恶性循环，不仅影响经济的发展，也影响社会的安定。
我国的自然环境具有如下基本特点：幅员辽阔，陆疆广大，海岸线长为此形成以下特点；（1）气象条件地区差别大。北方风沙大，雨量小，寒冷；南方风沙小，雨量大，气候炎热；东部潮湿，西部干旱。各地区年降水量极不平衡，不少地区旱涝灾情严重。（2）南方土质偏酸性，北方土质则相反。（3）地形复杂，地貌多变，地势明显西北高东南低，海拔高低相差4000余米，高原山地，坡大土薄，植被稀少，容易造成沙土流失，海拔500米以下仅占全国国土的1/6，而人口密度最大。（4）自然资源丰富，但人均占有量不高，（5）自然环境中存在着化学元素丰度的差异，导致各种特异的地方病。
材料： 叶利钦辞职，让位给普京，是他精心策划的政治安排。其主要考虑有三：一借议会大选取得的有利形势，争取时间，打乱竞争对手阵脚，保普京赢得总统大选。二是确保他之后的俄罗斯不走回头路。其开创的事业能够延续。三是确保他退休后的各种待遇，特别是家人在任何情况下避免法律 究。叶利钦是苏联解体的始作俑者，执政期间树敌过多，加之媒体报道其家人有贪污受贿之嫌，能否找到一个可靠的保护者将其自己和家人安全相托付，关系重大。普在这方面完全满足了叶的愿望。叶还会有一段时间内特别在普竞选期间充当军师或影子总统的作用。
叶健康状况长期不佳，对治理国家越来越难以胜任。俄罗斯民众对改善国家处境的能力已不抱希望，普遍企盼在大选中能够出现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从而将俄罗斯引向稳定和繁荣。叶深知他在民众心中的形象早已成为历史人物，既然已经有了自己的接班人，何不体面地提前下台，给人们一个令人惊喜的世纪礼物。凶急流勇退，以图留下贤明，民主之父的美名，他选择在有象征意义的千年之交提前交权，也向世人表明他并非嗜权如命，而是以国家大局和民族利益为重的政治家
叶之所以把大权提前交给普，在于普任总理期间，处理车臣问题坚决果断，与总统办公厅相处和谐。对叶忠诚，充分赢得了叶的信任。从目前的效果看，叶提前引 ，取得以预期效果。首先，普对虽的信任和提携给予了应有的回报，其次，总统竞选形势对普京十分有利，叶辞职后经济上反映良好，股市指数上升，人们对俄罗斯经济前景信心增强。
普的崛起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人为因素，叶的提携，俄罗斯的媒体对普京进行了有利的宣传，把他塑造成一个新的领导人的形象。二是普自身的因素。近10年来，俄罗斯政治混乱，经济衰弱，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世界强国的地位跌落，人们希望有一位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人出现，普的出现，满足了人们的愿望。
普的崛起有重要的社会原因，是社会抉择的结果，俄罗斯社会对叶淡出政治 台已有准备，在世纪之交，他希望新一代人物出现。俄罗斯社会希望一个能在新世纪稳定俄罗斯局势、使俄罗斯走向复兴的强人，社会心理更注重实际，理想主义和意识形态色彩趋向淡薄。
普在车问题上做法有很强的社会感召力，个人形象塑造得当，他迎合了当今俄罗斯选民的爱国主义、民族自尊和反西方情绪，满足了俄罗斯百姓渴望稳定、秩序的社会心理。
普的经历很有特色，他间在安全机构任职，对其树立强硬形象，团结强力部门和赢得民族主义选民有利，同时他上任时间不长，不承担历史包袱，没有积怨，容易被选民认可，此外，变不急于抛出全面纲领，但及时抓住其他派别好的口号和旗帜，这对于争取由于政见不同处于分裂状态的民众十分重要。
普就任代总统后，为了赢行大选的胜利，抓了几件大事：一是对总统办公厅和政府两套班子进行调整，目的是改善两个班子的形象和加强力量，二是谈化意识形态色彩，争取左中右选民。三是宣布俄罗斯的战略构想，四是集中力量解决车问题，加大对叛军的攻击力度，五是任命 为第一付总理，全力抓经济，以保持经济稳定，解决同西方的债务问题。
普赢得总统大选有许多有利条件，1、大权大握，他身兼代总统、总理两大要职，集国家所有行政权力于一身，成为俄罗斯头号实权人物。2、俄军在车臣问题上主动权在大选前不会丢失。3、普的魅力赢得了众多民众的好感，强硬、果敢、干练的风格迎得了众多民众期盼的强人治国的愿望。
在外交政策方面，进行调整的空间不会很大。在与西方关系上，普更多地注意与欧盟发展关系。为了遏止美国及北约的霸权主义的发展，推动建立多极世界的积极进程，俄罗斯继续同另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必然的抉择。
比较赞赏普里马科夫任外长以来所奉行的外交政策。面对西方的压力，普更强调树立俄罗在国际上的大国形象，在北约东扩、科索沃危机等问题上难以调和与西方的矛盾，更注重俄白联盟，推动独联体合作，继续巩固和发展对华关系，加强与印度的合作，与朝鲜、古巴修好，改善与越南等东盟国家的关系。
由于美国发动科索沃战争，从战略上挤压俄罗斯，在车问题上干涉俄罗斯内政，导致俄罗斯民众反美情绪抬头，关系紧张。但俄罗斯实现与世界经济接轨需要美国首肯，引进外资要改善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因此，俄罗斯将会昼避免关系的恶化和对抗。主动权掌握在美国手里，因此今后将是矛盾、磨擦与合作妥协并存。
中俄关系将巩固和发展。因为：一，两国之间不存在未决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二是两国处境相同，利益一致，都面临着外部压力，需要稳定的和平环境建设自己的国家，都要维护自己的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三、两国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观点一致或相近，尤其在主张促进世界多极化的发展和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方面。
普在99年8月担任总理时还是一个无名之辈，但是不到6个月的时间内已经树立了一个俄罗斯强人的形象。他身着柔道服炫耀，开着战斗机掠过战乱的车臣上空：哪里有匪徒，我们就打到哪里，如果在厕所里抓到，就直接把他塞在便池里。——美国洛杉矶时报。
俄罗斯现任总统普京时间一个很会算计的人。他的行动是经过了周密的思考之后才不事声张地付诸实施的，他的意图从不向外人暴露，所以人们可以这样来概括普的风格：在严峻的外表下有某种搞平衡的手段。——法国《解放报》

民族问题是社会环境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是由多个民族结合而成的。民族既是一种社会现象，其产生和发展都是和一定的社会相联系并受其制约的。每个民族身上都是密切联系着的民族性和社会性。同一民族成员之所以结成为民族，是由于他们结成了不可分离的社会关系。物质生产活动是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基础，精神文化生活的联系是民族形成和发展的伟大力量。一个民族内部的凝聚力，就是通过人们在物质生产活动过程中所形成的统一的社会关系和共同的文化联系而得到表现的。因此，民族是生活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们的共同体。民族和民族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社会关系。民族之间交往不可避免要出现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发生民族问题。首先，民族的差别和特点的存在，是产生民族问题的一个基本因素。只要还存在民族，民族问题就可能产生，其次，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民族问题上来。再次剥削阶级消灭后，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消失，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影响和偏见还会在很长时期内腐蚀人们的头脑。以上情况决定了民族主义的影响和偏见还会在很长时期内腐蚀人们的头脑。以上情况决定了民族问题将长期存在。目前苏联、南斯拉夫、斯里兰 印度等国不时出现民族问题，有时甚至出现动乱和严重破坏。我国少数民族居住在边疆地区，不少民族还是跨境的，各民族的社会发展很不平衡。
历史因素也是行政环境中起很大作用的因素。各国行政管理是随着国家历史发展而发展的。各国历史发展有不同的特点，形成不同的传统，这给各国的行政目标、体制、观念、方式带来不同的影响。在历史上，法国的政治动荡和政党林立在欧洲各国中是最突出的，因而法国行政体制变动多，政府更迭频繁。在这种形势下必然要求不断强化中央集权，突出中央政府的地位，各省省长均由中央任命，对中央负责。德国在历史上由于长期频繁的战争，行政机构和行政不员具有较浓厚的军事化色彩，表现为按军队性质组织政府，实行中央集权，地方和下属权力十分有限，强调服从，对上负责，注重形式，美国历史上无专制君主的传统，开国初便确立了共各制，故行政管理上表现较多的民主精神。英国受君主政治影响较深，其人事行政等带有明显的贵族制特征。在波兰，宗教问题是国家政治天平上不容忽视的磕码，天主教会对国家政治生活具有重大影响。搞好国家和教会的关系，是波兰政府的一项关系到国家局势能否安定的国策。
第三节 新世纪行政环境对行政管理的挑战
一、 社会转型对行政管理的挑战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其基本特点是文明转型与体制转型同时并进，这也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特点。我国行政管理必须适应这一基本特点，做出正确的的战略选择，保证中国社会转型的顺利推进。
(1)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给行政管理同时提出了两个突出的目标。从本质上看，中国社会今天的转型，是在近代工业化还远没有完全实现的历史前提下，超越阶段，合二为一地走向现代的社会。这一历史条件规定了中国社会在当代的发展必然包含着完成工业化和实现现代化的双重目标，规定了中国社会的转型必然同时推进两种类型的转型，即文明转型与体制转型。就文明转型来说，就是要使中国社会彻底完成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文明转型。而体制转型，则是要实现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
(2)一个走向现代化的社会，必须在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结合中找到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构造一种新型的文化，形成一种引导一个民族顺利走向未来的文明形式。同时，社会体制的转型，在突出解决经济体制转轨中，必然要在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调整体制模式和形成有效率的机制。
(3)从当前来看，无论是文明转型中的工业化、城市化问题，还是体制转型中经济体制的转轨问题，集中表现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中的效率问题。而解决效率问题，又无法脱。离整个社会结构的创新和文明构型的制约。中国现代化目前仍处在起步阶段，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困难的挑战。
2．经济全球化对行政管理的挑战
经济全球化是指人类的经济活动空间日益超越民族国家主权；版图的界限，在全球范围内展现一全方位的沟通、联系和互动的客观历史进程及趋势。虽然经济全球化是一种仍需持续的过程，但这种趋势和潮流已是不可阻挡，并在深刻改变着整个世界。任何民族国家，如果不想被世界抛弃的话，它都必须使本国经济融合于世界经济之中。正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其者昌，逆其者亡。社会环境是一国行政系统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是行政管理的出发点和归属，社会环境中的经济环境还对行政系统起着决定作用。显而易见，由市场化推动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引起的行政环境的深刻变迁，必将对民族国家的行政管理产生广泛而深刻、持久而复杂的影响。
(1)政府职能不仅是内涵的扩大而且需要力度的加强。全球经济的市场经济化和市场经济的全球化使市场失灵出现了新的内容——世界市场失灵，这意味着政府职能必须有相应的新的发展：首先，民族国家政府不仅要治理本国范围内的市场失灵，而且还要治理世界市场失灵；其次，对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来讲，不仅要致力于克服市场失灵，而且还需要积极地推行发展行政，实施赶超战略，对本国经济发挥积极的导向职能、驱动职能；再次，对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而言，不仅要克服一般的市场失灵，而且要通过“政府替代”克服“市场缺损”。经济全球化浪潮中的政府必须通过强制性的行政、法律手段，替代一部分尚不发育的、残缺的或运行失效的市场机制，通过制度创新和制度供给迅速地发育和扩张市场，推动经济增长和工业化。
(2)政府必须强化政府维护本国“经济安全”的职责。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是和谐与冲突的统一。事实上，全球化进程伴生了许许多多危及民族国家经济安全的因素：经济封锁与禁运、经济制裁、经济渗透、经济间谍战、贸易战、关税战、附有条件的经济援助、运用“金钱政治”影响他国政策之制定等。各国都试图通过增强自身实力而增加他国对自己的依赖性，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成本支出。因此，在现代国际关系中，虽然合作不仅是可能的，并且合作空间不能说小，但国家的生存和安全始终是第一位的。
(3)政府必须强化维护本国社会政治稳定的职能。在相对封闭的社会经济中，一国的政治、经济的稳定主要受国内因素的影响。经济全球化使得维护本国经济、政治稳定的情况变得复杂化。如跨国投机活动促成了东南亚金融风暴：货币贬值一落千丈，政府倒台，社会动荡……。这种现实及其可能性对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政治、经济稳定的能力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如何强化政府维持本国稳定的职能是摆在各国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
3．信息技术时代对行政管理的挑战
信息技术由以微电子技术为基础的电子计算机技术与光纤通讯技术结合而成。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现代科学革命在20世纪 70年代以后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阶段，80年代信息技术产品已广泛渗入国民经济和人类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信息技术时代的到来，对行政管理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1)信息技术时代要求逐步改变政府的组织结构与行为模式。在信息技术时代，一方面公民要求得到高质量、多样化、快速高效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信息技术与生产能力的发展也导致了社会公共事务的极度复杂化和快速变化。旧的行政机构与行为方式变得陈腐、落后，必须向更富灵活性与参与性的方向改变。如：改革层级制组织，围绕某一具体任务组成跨部门、跨系统的协作性组织；用竞争型的合同制管理来部分代替官僚制管理；用绩效预算体制代替传统的预算体制，提高公共项目的质量；适当引入项目主办制，提高决策执行的效率；政府向中介机构、向社区、向公民、向下一级政府单位下放权力等。
(2)信息技术时代要求政府改变对公务员的管理办法。信息技术时代的公务员不再仅仅是办事员，还是运用知识与技术创造性地工作的行为主体；不仅仅是被政治家控制的对象，还应该是赋予较大自由裁量权根据公民变化的需要而相机抉择的企业家。要适应信息技术时代的要求，引入灵活的公务员管理机制，引入企业家的理念和办事方式，提倡公务员为公共利益而放手工作。
(3)信息技术时代要求政府弱化某些职能而强化另一些职能。信息技术时代，好的想法与技术发明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知识的传播、变化和提炼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适应信息技术时代的要求，政府职能应以推动知识创新为价值导向，以政府科学技术及教育职能为中心来进行有机配置。
信息技术的日趋成熟也加速了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经济以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传播和使用为基础，以创造性的人力资源为依托，以高科技产业和职业为支柱，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知识经济在客观上要求政府突出其科技教育职能，为整个国家和知识创新提供一个直接的推动力量与宽松环境。
(4)信息技术的发展与成熟提高了政府管理的技术含量。现代信息技术为政府改善管理水平提供了可能。新的信息技术不仅有使政府容易管理社会的一面，也有优化政府自身管理的一面。电子警察、政府上网、网上通讯、网上办文、办公自动化等，大大提高了行政管理的效率，也改善了政府的形象。信息技术也使政府压平层级与放松规制成为可能。
总之，新的信息技术环境既向政府提出了改革其政府管理模式的要求，又为改革政府管理模式提供了先进的物质条件。

瓦希德与叶利钦1993年处境是相似的：两者都面对着一个强大的、不妥协的议会，所领导的国家经历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危机，甚至到了解体的边缘，都有一个心怀二心的副总统，身体都不好。最严重的问题是，政治手段已失灵，总统已经无法通过这个位置本身所拥有的权威来制裁源源不断的冒犯者，面对议会与副总统的反叛，只有运用军队一途。
瓦希德一定会感到十分的孤独，因为，这种类似只是表面的。面对议会对总统权威的挑战，叶毕竟能得到军队的支持，他有足够的权力资源可以使用，因为在民众眼里，他代表了俄罗斯未来的方向，所以他最后成功了。但是瓦呢？军队一再向他示威，但他却没有任何办法，而他还是军队总司令呢？他撤掉了内政安全统筹部长的职务，但被撤职的人却公开说，总统的决定无效。他暂停警察总长的职务，但这位总长却召集上百名高级警察官宣称，总统的命令是非法的，自己还是总长，被命令接替其职位的人竟然支持被废黜的人。还有那个副总统，在十五国峰会上当总统要他代读演讲稿时，竟然置之不理。
发生在印度尼西亚的这些事情，为当代人提供了一个文本，从中我们读到了一位当代政治领袖如何丧失权威的故事。一旦这种权威遭遇挑战，遭到蔑视，再大的权力都是一纸空文。
古罗马作家普鲁塔克说过一句名言：人民自由的真正破坏者是他们当中施撒恩惠，礼品和利益的那个人。只须把那个人改为那些人，普的话就完全适用于印尼目前的情况，在人民中施撒恩惠是上层人士的最后手段，这些动作已经不是罪过了。似乎没有哪一派不愿意在人民中间施撒恩惠。
瓦是1999年10月上台执政的。作为苏哈托政权的批评者，他组建了一个团结内阁，制订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包括国家体制，军队，少数民族政策，经济，外交等等。在上述几个方面，也取得一定进展，比如东帝汶问题，建立了联邦架构，暂时压住了分离势力的进攻，对军队也实行了一定的改革，但是瓦希德的“团结内阁”不久就出现了裂痕。这道裂阆越来越大，以至于到了可以把瓦希德吞没的地步。
瓦是一位改革者。执政一年多来，他的政府还算是大刀阔斧的。但是，他的改革得罪了绝大部门政治上层。苏哈托体制解体了，但旧体制的解体并不意味着国家有了新的方向；政治上层建筑建立了新的架构，但是，除了民主的口号，上层并没有形成国家建设的共识，到了最后，仍然是有枪的便是草头王。军警系统所谓的中立，实际上是一种参与形式，因为指挥军队的是总统的宪法权力，在这个问题上，军队是不应该有自己的价值判断的，它要做的只是服从。军警系统拒绝服从总统，只能说明瓦得罪了他们的上层人物。
需要考虑的是，为什么瓦失去了主要政治势力的支持。
转型中的印尼在其政治的上层，有这样的一些权力主体，议会、军队、副总统，地方分离主义。从目前的情况看，他们形成了围堵总统的组合。瓦对于这种格局有明确体认的，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有这样一段对话：
既然你显然已失去了军方、政治家和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支持，你想过要辞职吗？
瓦：正如尼克松说的那样：沉默的大多数是支持我的
这并不是一个高明的回答。尼并不是一个好的榜样，而且诉诸于沉默的大多数往往不是对政治上失败的默认，就是把斗争从室内引向街头的冒险之举。在这次采访中瓦就讲过：如果他们一意孤行，人民将会起义。仅仅从这些话中，人们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瓦是一个弱势总统。
1999年10月，瓦就任印尼总统。以他为主席的穆斯林教师联合会并不是第一大党，他之所以成为总统归功于他是印屁极少数干净的政治家。苏哈托垄断权力长达32年，他的党汇集了大量政治精英，而在长期执政的专业集团党之外，虽然不缺乏执政经验和足够的人才，苏氏政权的突然倒塌，无疑形成了权力真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瓦被选择出来担任领导国家的重任。
这是一个需要重建的国家。在经济上，印尼遭遇金融危机的沉重打打击，金融体系面临崩溃，在政治上瓦政府实际上是一个联合政府，副总统梅的民主斗争党有更强大的民意基础。旧时期的遗老和新时期的政敌充斥于议会，瓦的党不拥有议会多数。整个官僚机构特别是司法机构腐败横行，对改革没有丝毫兴趣。瓦推行的改革面临着众多信奉民族主义、作风官僚的政治反对派的阻挠。瓦不得不保持在政治上的低调和妥协姿态。而且，瓦还面临着清算苏哈托及其家属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所进行的政治较量一直十分激烈。
更具爆炸性的问题是地区分离主义。自东帝去年赢得独立以来，亚齐特区和伊里安杳亚省的独立运动愈演愈烈。有分离要求的还有许多省份。瓦处在要求民主解决和军事镇压的缝隙之中。这个问题在瓦的政治日程表上有头等的重要性。
如何重新摆正军队的位置是另外一个重大的问题。苏政府实际上是一个军政府，军队居于政权的中心位置。苏的倒台意味着这种状况必须改变。但是作为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和最有权势的力量，军队改革也是一项具有爆炸性的工作。瓦上台不久，媒体就不断盛传军队政变的消息。就在瓦刚刚就任总统时，印尼国防部长在国会听证会就说了：如果政府领袖无法建立健全政治环境，那么我们迟早将看到军队主导角色的局面出现，就象巴基斯坦和非洲一些国家的情况一样。国防部长的话当时被解读为军队要政变，要回归权力中枢。与军队的关系，一直是军们总统面临的头号难题，他希望清除苏朝代的军政府色彩，为此军方是有意见的。
但是在目前同议会对抗的危机时刻，他又希望得到军队的支持。总统本人承认，他曾向军方提出实行军管，但遭到了拒绝。瓦自陈：他捍 印尼领土完整并开始了民主进程。那么他谋求军管，显然背离了民主进程。民主进程，似乎已经无法保证他的领导权。谋求军方的支持，是瓦在与对手斗争中犯下的最严重错误，此举只能被对手利用，而且也显示了在这种政治斗争中，他已经陷于孤立：他已经很难实施领导了。
瓦总统正在经历的事迹是一位领导人如何失去权威的故事，一旦失去了跟随者，领导就不成其为领导。印尼的乱局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人们很容易得出印尼的危机是民主政治危机的结论。一个流行的理论是说，民主化和国家建设不是同一件事，民主化经常导致国家解体。这个理论还有一判断，就是在发展中国家，民主是政治精英恩赐给社会的礼物，其前提是要有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家制度，即政治秩序和政府对领土和人民的有效控制。
根据这个理论，目前印尼的危机是由于在缺乏最低限度的国家条件下实行了民主化造成的，因此就是民主政治的危机。
谁是美国的朋友？
小布什上台后出访的第一个国家是墨西哥，来访的第一个外国首脑是加拿大总理。这并不代表美国视墨西哥为其第一挚友，实在是墨太穷，又与美国接壤，墨国失火，美必遭殃。富豪与穷人为邻，前者更加心惊胆战。加拿大是美国的好邻居，但不是好朋友，加拿大对美国的内外政策颇有看法。
谁是美国的朋友？这是所有人都关心的问题。一个领导人曾向基辛格请教：美国富甲天下，但人缘不好，在世界上朋友不多。何故？基答道：有钱与交友并无因果关系。接着，又反问：你以为世界上哪个国家应该是美国的朋友，但却不是美国的朋友？这是个典型的刁钻古怪的问题，因为那个国家如果不是美国的朋友，就不会承认应该是美国的朋友，，哪怕是心里想当美国的朋友。
不过那些是美国朋友的国家自己是很清楚的。美国有两铁哥们-——英国和以色列。美国前总统里根有一次在美国举行宴会，款待前来开会的七国首脑。他在致辞中说：当初英国若是对北美殖民地能够更策略点的放大镜，今天在此做东的就是英国首相了。
英美素有表兄弟之称。马岛之战最能说明问题。阿根廷与美国的关系不错，而且门罗宣言之后，美国早已将拉丁美洲视为自己的后院，不论是非曲直，一律不准其他列强染指，但这回却为英国开了例外，向其提供卫星情报。
再就是以色列，美与之在中东问题上几乎是同进同退。美国与以色列在政治制度和文化背景上有很多共同点，但两国的友谊主要归功于美国的犹太人，他们很成功地塑造了以色列的哀兵形象。再就是美国的犹太人有钱，可以花钱支持自己的代言人。
除以外，美国在中东朋友依次是：沙特、科威特、埃及、约旦。沙特和科威特是中东的大户，钱多得不知道怎么花，当然也怕别人惦记着他们的家业。他们看中了美国的实力，请美国人来为他们看家护院，反正他们有的是钱。
美国在亚洲的第一盟国是日本。二战中日本被打服了，美国在外交上奏什么乐，他们就跟着跳什么舞。美国要在海外用士，十有七八日本要出钱资助。日本是美国帝国主义的走狗吗？那要取决于看问题的角度。日本觉得并不吃亏，他是花钱找靠山。
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应该从19世纪说起。1899年美国国务卿约翰海照会英国、法、俄、日本和意大利等国要求保持中国的门户开放、维持中国的领土完整、并允许美国在华利益均沾。但是要求中国门户开放时，却将美国的门户向中国紧闭。美国是各国移民缔造的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人也以自己的血汗修建了横跨美洲大陆的铁路，华人在美却倍受排斥。还是同一个约翰在美国公开扬言：即使孔子本人痛哭流涕地要求移民到美国，我们也不要他。美国在立法与宪法判例方面也紧紧跟上，为排华制造法律根据。列强在华已有其势力范围和代理人，有的还有自己的驻军，当然不可能理会美国的一纸空文。
中美关系上，台湾问题是个挥之不去的事。美国有时要利用台湾，但有时对台湾当局又烦得不行。朝鲜战争爆发后，蒋介石主动请缨地要去助美军一臂之力。败军之将，仍敢言勇，美国人器笑不得，还是请他在小岛屿上老老实实地呆着。
美国新闻媒介都控制在犹太人手中，而美国的犹太人都比较反共，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同样是这批美国犹太人，50年代很亲共。美国犹太人还对中国革命有过很大的贡献，像埃德加、斯诺，他的《红星照耀着中国》第一次从正面把延安介绍到了西方。60年代和70年代，美国和西方国家的青年拜读此书的热情不亚于今日中国青年考托福的劲头。今天大多数中国青年想去美国是为了脱贫，而六七十年代的美国青年自小养尊处优，反而有了失落感，所以他们向往延安，向往中国，向往传奇般的理想世界。
总之，美国是一个讲究实力的国家，这个朋友不好交，更不好随便函与之攀比，你要说自己是他的伙伴，美国人就不高兴了，认为你是要与他平起增坐，苏联曾经真的与美国平起平坐，至今美国人仍然记忆犹新，不肯真心帮助俄国。
美国总统为何越来越像国王？
20世纪是民主的世纪，21世纪将是民主得到进一步发展的世纪。在20世纪，美国的民主成为世界各国学习的楷模，但回顾20世纪，美国的总统似乎越来越像一个王国的国王，而不像是一个民主国家的总统，在外交领域尤其如此，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什么原因呢？它有什么制度基础吗？
最近新闻记者托克维尔160年以前写作的名著《论美国的民主》，发现托克维尔的一些论述可以解释美国在外交领域何以更像是一个专制国家而不像是民主国家。
首先，这是由民主政治的逻辑决定的。人们一般认为，民主制度可以减少决策错误，托克维尔却认为，民主国家的错误不见得比专制国家少，可能还要多，但民主国家纠正错误的可能性比较大，“它一旦察觉失误，回到正确路上的机会也多，国为民主制度本身一般没有与大多数人对抗和反对理性的利益。所以托克认为，美国人巨大优越性，不仅在于他们比其他民族明智，而且在于他们犯了错误之后能够改正。
沿着托克的逻辑，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分析说，美国的民主可以在国内问题上有积极性去改正错误，因为一旦犯了错误，其引起的成本是由美国人自己承担的，美国人自己可以通过民主罐给美国政府施加压力；但是美国的民主却难以保证其在国际政治问题上使美国有积极性改正其已经犯下的错误，因为美国在国际政治问题上犯的错误，其成本基本上是由其他国家的人民来承担的，而其他国家的人民并不在美国民主的范围之内，难以通过美国的民主罐对美国施加压力，使其认识到并个性其中的错误。
其次，这是美国政治制度的缺陷所决定的。美国的同内事务是自主而非民主的，但美国的对外事务本身就不是民主的。大智若愚克早在160年就看到 了这一点：联邦宪法把经常指导对外事务的现责交给了总统和参议院，而总统和参议院却在一定程度上能使总的对外政策摆脱人民的直接和日常监督。因此，绝对不能说美国的对外事务的管理是民主的。
托克认为，美国政治罐的缺陷是有意设计的。因为在指导国家的对外关系方面，民主政府绝对不如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