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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社会工作实践中的困境及推进路径分析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青少年问题的日益增多，学校社会工作作为一门专业化的学生服务机制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与此同时，学校社会工作也面临一系列困境：一是自身角色定位不明晰，二是当前的发展路径不顺畅，三是学校社会工作者的实践经验缺乏。针对学校社会工作出现的困境从三个方面进行推进：嵌入学生工作体制，发挥学校社会工作的专业性；统筹兼顾两种路径，形成整合性的发展渠道；通过实习与督导，提升学校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能力。
关键词：学校社会工作；困境；推进路径
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5-0104-03
“学校社会工作是社工依据专业的理论和方法，在学校教师和管理人员的密切配合下，主要以学校为工作范围，以帮助学生解决问题和促进学生发展为工作重点，为学生、家长、教师以及相应的学校环节提供服务的一种专业活动”[1]。
随着青少年问题的复杂化、严重化，要求转变原有的教育理念、教育关系的呼声日益强烈，学校社会工作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其能够发挥的作用逐渐被人们重视起来。2011年10月，中央组织部、中央政法委等18个部门和组织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为学校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性的支持。虽然社会工作的发展迫在眉睫，但不可否认当前能够供社会工作发展的土壤依旧有限，即使在制度及政策方面都对社会工作的建设做出了明确的指示，社会工作在进入学校的具体实践过程中，仍旧存在着诸多障碍。本文结合笔者在北京某中学的社会工作实践经验，借鉴其他地区学校社会工作发展的文献资料，探讨学校社会工作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境，分析困境背后的原因，并针对出现的问题对接下来的推进路径提出建议。
一、困境的表现及原因
（一）学校社会工作的角色认知偏差
开展学校社会工作首先需要厘清在现有的学校结构体系中，学校社会工作应充当什么角色、发挥什么功能。但是在学校社会工作的具体实践过程中，人们往往对学校社会工作的角色认知出现偏差，从而给学校社会工作的推进带来困扰，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学校社会工作被赋予了较高的角色期待。学校社会工作的功能作用被无限夸大，认为凡是现有学校老师无法解决、不想解决、解决不好的问题都归属于学校社会工作的工作范畴，期待学校社会工作能够在短期内化腐朽为神奇。如笔者曾和团队一起在北京某职业技术中学进行学校社会工作服务，该校学生大部分是中考的落榜生，为了继续学校教育或掌握一门谋生技艺才选择到该校就读。这里的学生普遍存在课堂纪律差、求知欲不足、打架斗殴及早恋等问题，学校方面希望通过社会工作的介入来解决这些问题。其中校方领导希望通过社会工作的介入能够快速帮助这些学生树立积极进取的思想，促进学校学风的转变，提高学生的就业率；学校学生工作负责人希望社会工作能够帮助学校提高教师队伍的凝聚力，促进学生工作的开展；班主任和任课教师希望学校社会工作帮助解决学生的心理问题，维持良好的课堂纪律促进老师教学。多重角色期待使得学校社会工作在开展时，无法在短期内达到学校各方的要求。
其次，学校社会工作被认为是现有学生工作的补充或是附属品，将学校社会工作与学生工作相混淆。社会工作进入学校，一般是与学生工作系统进行对接，“在中小学教育中，学生工作特指与学科教学并列的一类教育领域，是指以班主任、团队辅导老师等为教育工作者，以班级建设等领域为具体载体，在该教育领域内开展的促进学生发展的工作”[2]。学生工作以其对学生学习、生活的关照与管理被大众所接受并认可，“学生工作”已经成为中国教育的特色。与发展较为持久、具有较高认可度的学生工作相比，学校社会工作的地位与角色就显得比较尴尬。因为不仅在普通社会民众的认知中会将学校社会工作与学生工作混淆，即使在教师的眼中，对社会工作的定位也不十分准确，往往将社会工作视为学生工作的辅助或是一种新颖的学生活动方式。正是因为学校社会工作与学生工作都是在学校的场域中，以学生为服务对象，采取一定的方法解决学生的问题，二者在服务领域与对象上的重叠，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于学校社会工作的认知与接纳，仅仅将学校社会工作作为学生工作的补充，一种可有可无的存在，甚至存在一种“学生工作可以替代学校社会工作，学生工作发展的好则完全不需要发展学校社会工作”的观念。正是在这样的角色认知和观念的影响下，使得学校社会工作在大陆的推广与在学校中的推进显得急迫而又困难。
（二）学校社会工作的发展路径受阻
根据我国学校社会工作的实践情况，学校社会工作的发展路径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条。“自上而下的路径主要是指通过全国性的社会团体向地方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倡议，政府部门召集学校校长落实，社工进入学校；自下而上的路径是指入校社工与学生、老师接触访谈，进行需求调查并提供所需的服务，得到认可，逐渐扩大知名度与美誉度，信息再反馈到学校领导，得到更有力的支持”[3]。两种路径在推进社会工作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都遭遇了困境。
自上而下的路径有利于学校社会工作早期的发展，依靠政府的力量，特别是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的物质支持与制度保证，使得学校社会工作的初期发展能够更加顺遂与通畅。但也正是由于学校社会工作早期发展的不成熟与制度发育的不完善，使得这种支持更容易受政府官员个人因素的影响，比如主管领导调离，导致后续的工作陷入瘫痪。如上海的学校社会工作采取的就是自上而下的发展路径。作为对传统学生工作的补充与创新，2002年5月，在上海XX县区社会发展局的支持下，选取38所试点学校，招聘41名社工进驻学校，推行“一校一社工”制度，为学生、教师、家长提供社会工作服务。前期的学校社会工作开展得十分顺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随着主抓学校社会工作的上级领导的调离，对于学校社会工作的支持大不如从前，后续的发展工作也相继受阻。
自下而上的路径是从基层工作做起，通过社会工作者的服务获得学校师生的认可，进而将信息反馈到学校领导，得到更有力的支持。但该路径下的学校社会工作容易受制于所开展学校的领导意志影响，学校社会工作开展的活动、提供的服务必须服从于现有学校的应急性任务安排，使得学校社会工作的独立性、自主性受到一定的影响。如笔者在北京参与的学校社会工作实践采取的就是自下而上的发展路径。在进入学校之初，社会工作者通过与教师、学生对话，收集所需信息，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在前期过程中，学校社会工作确实取得了一定成效，学生人际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叛逆问题有一定比例的减少，我们的工作获得了学校的认可与支持。在后期推进过程中，校方给予社会工作者更高的期望，希望借助学校社会工作实现学生成绩及学校升学率的提高，并能通过学校社会工作获得“心理实验学校”的称号。社会工作者自发进入学校，所开展的活动取得成效以后才有可能获得准许并进行接下来的推进工作，但是学校对社会工作的期待往往超出了学校社会工作应有的服务范畴，使得学校社会工作处于学校期待与自身价值理念的两难之间。此外，在当前的学校体制之下，社会工作者提供的服务一般需要占用学生一部分的学习时间及学校的活动场地，与任课教师的协调，与学校管理部门的协商，都会影响社会工作在学校开展的效果，使得采取自下而上的路径也是困难重重。
（三）学校社会工作者的实践经验缺乏
学校社会工作实践的稳步推进和服务成效的取得依赖于学校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力量。学校社会工作队伍不但需要扎实的理论知识，还需要较丰富的实践经验。但目前学校社会工作队伍的人才质量参差不齐，成员理论知识和经验积累不足，在介入学校工作时有些力不从心，遇到问题往往会束手无措，不知道该如何解决。之所以会出现上述现象，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服务对象的特殊性。学校社会工作以学生为服务对象，学生群体大多处于青少年时期，人生观、价值观尚未完全形成，很容易受外界的影响。社会工作者同学生的关系亦师亦友，在与学生互动、解决学生问题的过程中，其言语、行为或者是思想观念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学生。因此，基于服务对象的成长性与基础性，要求社工能够在认知与言行方面为学生做一个表率。虽然社会工作者在进入学校之前已经接受了多年的理论学习与专业训练，但仍旧缺乏在具体场域中的实践锻炼，如何与服务对象建立关系，怎样处理与服务对象价值观念的冲突等问题，都需要在实践中积累经验，而不只是在课堂上知识的习得。此外，由于青少年群体的发展性，使得青少年的问题也更加多样化与复杂化，而社会工作者在学校中学到的知识与方法往往是针对类型化的问题，社工缺乏在实践中获得的灵活应对的能力，在面对问题时无法及时做出回应，从而影响学校社会工作开展的效果。
其次，专业发展的特殊性。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具有“教育先行”的特点。社会工作作为一门应用型学科，本身是一个实践的过程，但“教育先行”使得社会工作呈现出“重理论轻实践”的倾向，社会工作的知识储备与人才培养获得了巨大发展，但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能力却由于缺乏实践不能同日而语。“一般说来，大学本科层次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要经过大约800小时的专业实习训练。专科层次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因为主要为一线输送应用型人才，所以更强调实习训练的强度，实习训练几乎要占全部课时的50%”[4]，但中国目前的社会工作实践还远未达到这一标准。作为一门实践性专业，仅仅依靠在课堂上获得的理论知识是不够的，社会工作者需要在实践中找到应对问题的方法，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社会工作者在缺乏经验的情况下进入学校，难免会遇到问题时一筹莫展，无法通过行之有效的活动获得校方及社会的认可，学校与社会工作的连接也有可能因此中断，社会工作者也就无法通过学校这个途径获得实践锻炼的机会，从而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势必会影响社会工作在学校中的开展。
二、推进路径分析
基于学校社会工作在中国发展的现状及上文论述的困境，笔者从三个方面探讨学校社会工作的推进路径。
（一）学校社会工作的嵌入式发展
嵌入是卡尔。波兰尼用来分析经济活动与社会关系的一个概念，他认为经济活动应该嵌入社会关系中。“借由这一概念说明行政性社会工作与专业社会工作之间的结构性关系，并说明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变化取向”[5]。在学校这个服务场域中，学生工作充当了行政性社会工作的角色，而专业性的学校社会工作的嵌入指的就是它必须进入学生工作体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空间发挥作用。由于传统的学生工作体制并没有引入社会工作的理念与方法，那些本应由社会工作者承担的工作则由班主任、校团委、心理辅导老师承担，专业化的学校社会工作并没有发展起来。与此同时，面对学生问题的日趋复杂化，学生工作体制的固化与弊端日益明显，越发意识到打破路径依赖的重要性。关注学生个人的需求及个人背后的家庭、社会的制约因素，学校社会工作在这些方面能够承担重要的辅导工作。
学生工作机制提供了一批可供学校社会工作嵌入的平台，比如校团委、学工部、心理咨询中心，学校社会工作者应主动建立与学生工作部门的联系，获得学校管理者的认可与支持，借助学校已有的工作平台开展活动，为学校社会工作的开展寻求制度保证。此外，学校社会工作注重从整体上寻找学生问题的根源，通过个案、小组与社区的工作手段，将家庭、学校与社区联系起来，营造良好的支持环境，有效弥补学生工作仅关注个人的缺陷。将学校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嵌入到学生工作体制中，借助学生工作系统实现学校社会工作与学校现有管理体制的结合，“既能够使学校社会工作不受现有学生管理模式的排斥，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下逐步发展，也能在实践中发现学校现有管理方式的不足及学校社会工作的不成熟”[6]，实现学校社会工作与学生工作相互促进的和谐、共生局面。
（二）整合性的发展路径
学校社会工作若要实现长久稳定发展，必须充分结合“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这两种路径的优势，形成一种整合性的发展路径，既能够通过上级政府的支持，获得学校社会工作赖以发展的制度保障，也能够通过学校社会工作自身的实践，获得校方及社会的认可，实现学校社会工作的良性循环。四川德阳、广元地区的学校社会工作就是这样的一种发展路径。
首先，该地区学校社会工作的介入得益于抗震救灾的契机及“希望工程”的平台。汶川地震发生后，当地的政府教育部门及学校都迫切需要专业力量帮助处理学生的灾后情绪与恢复学校秩序，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联合发起和举办了名为“希望学校社会工作服务”的灾后志愿服务项目，依靠社会工作专业的师生向8所学校对口提供社会工作服务。服务能够顺利开展既有民间社会团体的积极运作，更重要的是当地政府始终给予大力支持，从政策、制度方面保证学校社会工作的开展，从而使四川的学校社会工作在早期发展阶段便完成了初步的制度建设。
其次，该地区的学校社会工作服务获得了大众的认可与接纳。在上级主管部门的支持下，学校社会工作队伍开展了“包括带入物质资源、利用心理课程提供生命教育，班主任助理介入班会开展各种小组活动，配合团队工作设计、组织、实施各种活动，通过社工信箱、社工小屋对学生进行个案辅导，通过小组体验活动帮助教师释放压力，家访，培养本土社工等服务”[7]，服务效果显著，并受到了学生、家长、老师甚至是当地民众的支持与青睐。此外，学校领导重视社工队伍的力量，邀请社工参加学校的例会，使得社工有机会了解学校的发展需要，并能够从学生的利益角度提出建议和倡导。经过三年的实践探索和经验累积，四川德阳与广元地区的学校社会工作实现了从项目试点到制度建设的过渡。
（三）专业能力的提升
学校社会工作实习与督导对于提升学校社工队伍的专业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社会工作是一门应用性的学科，是实务性、操作性取向的专业，“通过实习社会工作者能够亲身实践习得的专业知识与理论原则，不仅能够将知识、价值与技巧运用于提供实际服务的工作中，更重要的是通过实习能够与服务对象接触，在互动中深化对专业知识的理解，获得在实践中处理问题的机会”[8]。首先，应当保证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实习时间。根据我国的高等教育专业实习安排，在进行正式的社会工作入职之前，应当有800小时左右的实习锻炼时间，尤其在学校社会工作中，由于服务对象问题的多元化、复杂化以及该群体自身的发展特性，对社会工作者的能力要求会更高，如果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就贸然提供服务，不仅不会帮到服务对象，而且会起到相反的效果。其次，应当选择可以接受社会工作的学校进行合作。一方面可以为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提供在学校场域内实地锻炼的机会，积极践行学校社会工作的理念和方法，另一方面，通过与学校合作并提供专业服务起到宣传和推广学校社会工作的作用，使大众从思想上接纳与认同，从行动上给予支持和配合。
社会工作督导是专业训练的一种方法，是使社会工作者反思完善并提高社会工作服务质量的一个手段。在学校社会工作中，由于服务对象的年龄及心理特性，学校社会工作者往往会遇到服务对象的不合作、抵触甚至是挑衅等情况，同时也会遇到与服务对象的价值冲突等问题，这不仅给社会工作者造成很大的压力，也使服务质量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通过学校社会工作督导既可以缓解社会工作者的压力，提供情绪上的支持与指导，帮助建立信心，保证学校社会工作的服务质量，推动学校社会工作的顺利开展；同时也可以作为一种专业提高和专业训练的活动，帮助学校社会工作者获得在此类情况下处理问题的经验，充实专业知识，促进学校社会工作的专业成长和发展，培养高质量的学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三、总结
学校社会工作是为特定的学生群体服务的，学生群体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可塑性与多变性，处于青少年阶段的他们遇到的问题也是多种多样的，不能以固化、单一的模式处理他们的问题。由于社会性质的不同，我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的集体主义的教育方式以及以意识形态与思想政治教育为核心的学生工作体系，已经难以应对多样化的学生需求。学校社会工作要获得大众的认可与接纳，应发挥其专业特色，从学生、学校的需求出发，协助完善学校的教育功能，为学生提供专业化的服务；借助中国特色的学生工作系统，借鉴学生工作的成功经验，实现学校社会工作与本土学生工作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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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许莉娅.专业社会工作在学校现有学生工作体制中的嵌入[j].学海，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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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禁毒社会工作中的困境[最终版]禁毒社会工作中的困境
由于社会工作中案主的特殊性，在工作方法上主要是采取个案工作法，即以吸食毒品的个人和家庭成员为主要工作对象。在具体介入时，工作环境各不相同，面对的案主也是形形色色，困境往往发生在帮教、访谈的过程中。
困境产生的背后是不同价值观念的冲突。首先，每个人的生长环境、成长经历不同，因此每个人都有区别于其他人的自己的价值观念。然而，作为社会工作又有着不同于其他职业的价值观念，作为社会工作者的个人在从事社会工作时难免会发生自我价值与社会工作价值之间的冲突。比如，社工个人对危害社会行为人的痛恨和社会工作要求的非歧视原则的困境造成的原因就是个人价值观与社会工作价值观的冲突。
其次，不同的社会职业有其不同的职业要求和价值观念，例如警察职业就要求对违法犯罪行为予以打击，药物滥用人员在他们眼中是社会高危人群。然而，在社会工作者眼中药物滥用人员是弱势群体是受害者，值得同情与帮助。这个职业价值观念的差异与冲突也是造成困境的原因。最后，每个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都有其主流的价值观念，然而社会工作的价值观念不一定与社会主流价值观念完全相符合，往往社会工作的价值观要超前于社会主流价值观。例如，社会工作对药物滥用人员的非歧视原则与现今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对药物滥用人员的歧视、偏见就相互冲突，这同样是产生困境的原因。
社会工作者从事“助人自助”的工作，禁毒社会工作者从事对药物滥用人员的帮教工作，主要是帮助他们纠正改善认知行为偏差、拓展和修正环境、增强社会支持。但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产生两种错误倾向：一是将自己视为单纯的助人者，一味的维护案主利益，予以案主经济、精神上关心帮助，而对案主偏差的认知与行为听之任之，甚至对案主的的违法行为予以隐瞒和包庇。这样，使得案主对社工无所顾忌，社工被案主牵着鼻子走。二是将社工将自己视为司法行政的延伸，把自己视为一个管理者，对案主重列管而轻帮教，例如发现案主的复吸行为立即报告公安部门予以打击。这样则难以，甚至根本不能建立专业关系，使得工作难以开展和进行。禁毒社工不仅要面对吸毒人员，工作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和公安、民政、劳动、街道居委等部门打交道。对吸毒人员的帮教需要社会各方参与，形成合力。但吸毒人员与这些部门，特别是公安部门常常处于一种打击与被打击的对立关系。而社工从两者之间介入进去，既要遵从社工理念，考虑案主的诉求，帮助案主重树信心，同时又要配合政府部门对其进行一定强制管理。这其中可能会产生一些价值观念上的不相容。
禁毒社工无论是在介入之初还是工作之时，都会反复向案主允诺，会遵循社工专业理念，为其保守秘密，以平等、接纳的态度对待案主。但实际情况是错综复杂的，社工投身于帮教活动之中，面对各种特殊情况，也会使自己迷失方向。价值伦理只是规定了一些基本的操作原则，而并非是直接生搬硬套到个案中就能解决问题。更何况不同的社工对同一个问题的态度，认识程度都不完全一致，如何权衡才算是有利于案主，能帮助案主就成了一个问题。
禁毒社会工作者在实践中会面临各种各样的价值冲突，使社工陷入两难处境。而价值又是一个具体而十分复杂的问题。在掌握一定处理冲突原则的基础上，禁毒社工还要不断总结经验，提高分析判别能力，这样才能在专业关系范围内，真正实现助人自助的目标。
第三篇：公共政策过程中公民参与的困境及优化路径选择专题杨森
（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河南郑州450001）
摘要：公民能否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以及参与公共政策的程度，是一个国家政治民主化发展程度的重要衡量因素，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然而，当前公民社会的发展还不完善，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管理意识的薄弱，参与机制短缺以及制度的不完善等导致了公民参与在实践中面临着诸多困境。这些困境的存在阻碍了公民参与进程和民主治理的推进。因此，依据公共政策性质和合法性要求，选择适度且均衡的参与途径与策略，辅以具体的完善公民参与的措施，是消解公民参与实践困境的有效路径。关键词：公共政策；公民参与；困境；优化路径
中图分类号：d6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5-0046-03在当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公民参与国家公共政策的商定与出台，已经发展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民主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过程是公民个人与政策体系的互动，是政治民主的一个表现。
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公民参与在很多美国联邦政府项目运作中迅速展开，随着它的持续发展，当代民主国家已经普遍认同了公民参与的重要性。20世纪80年代，受新公共管理理念的影响，西方国家普遍认识到了公民参与的重要意义，随之开展了影响深远的政府再造运动，鼓励公民努力投身到地区事务的管理，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提高公民的参与意识以及自主组织能力。到了20世纪90年代，治理理论已经发展成为西方国家进行改革的一个重要政府理念和价值追求。治理是一种联合行动，是为了整合各方存在理念，协调各方利益冲突或差异的持续过程，是一系列相关机构，包括私人的和公共的，对其所涉及的共同事务进行管理的全部方式的总和[1]。在管理公共事务的过程中，如果参与主体过于单一，势必会造成治理能力的低下甚至缺失，在这种情况下，治理与善治理论所提倡的政府与公民共同管理公共事务、分享公共权力的理论，有利于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
一、公民参与的内涵
公民参与，是指公民组织或公民个体依法行使投票选举权力，选出能够履行重要职责的政治代言人，充当政府的合作伙伴，间接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和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与评估，共同提供公共服务和产品，并对政府行为实行合法监督的活动。当代政府处在各种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数量与复杂度不断扩增的多元环境之中，“政府失败”和公共事务的反复性说明了政府本身无法独立完成提供多元化、高品质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任务，这种情况的持续会大幅度降低公民对政府及其执政方式的认可度，在极端情况下，政府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会受到动摇和质疑。
为了实现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社会信息化，必须在政府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充分重视公民参与的重要价值。公民参与的价值意义表现在：有利于弥补和改善政府失灵，提高政策制定质量。有利于公共政策体系合法性的实现及公民参与政治生活主动性的增强。有利于提高政策制定的民主性和科学性。
二、公民参与的困境分析
随着公民参与理论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接受和传播，我国相关理论也逐渐兴起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一些问题也逐渐显现。当前形势下，公民参与存在着一系列限制性因素，这些因素被学者们大致分类为三个方面，即政策制定者的限制、公民自身条件的限制以及政策设计本身的限制[2]。据此，公民参与的限制性因素即困境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公民参与意识淡薄
现阶段，我国大多数公民对政治问题缺乏最基本的参与意识，参加公共事务管理的动力与积极性更是严重不足，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总结如下：一方面，在市场经济影响下，我国公民大都以经济学概念中的“理性人”自居，公民是否进行政治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完全取决于能够得到的利益，公民参与和自我利益之间存在难以消除的关联性[3]。公民参与的精力、金钱与时间等成本如果大于其收益，公民的积极性就会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受“搭便车”观念的影响，我国相当一部分公民企图坐享其成，这在很大程度上会降低公民参与的动力，人们对政治参与活动普遍持着消极等待的心理，而不是积极主动地进行参与。最后，我国历经数千年封建文化的发展，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根深蒂固，我国公民思想深受此影响，公民政治观念淡薄甚至缺失，绝大多数公民对政治行为冷漠视之。艾森斯塔特指出：“中国皇帝的合法性，要求他关怀他的臣民并使之处于监管之下；但是政权的意识形态取向，却几乎没有在民众之中造成多少积极而长久的政治参与。”[4]
（二）行政主体作为“经济人”的困境
事实上，行政主体具备着双重身份，它既代表着社会公共利益，以维护社会的正义和公平为职责，同时又难以克服人类本身的欲望，最大程度地努力追求个人利益的实现。毋庸置疑，“公民个人”身份就意味着获得个人利益，“公务员”身份就代表着实现公共利益，行政主体这双重角色的身份就决定了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追逐的巨大矛盾，这就形成了一种现实中主体的人格化与理想中组织的非人格化之间的矛盾。依据公共选择理论，行政主体作为理性的、自利的效用最大化者，往往会在履行自身所具备的政策执行权和政策制定权时，最大限度地攫取公共利益。然而，行政主体一味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必然会严重降低行政主体在公民心目中的形象，损害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积极性，参加社会公共管理活动的兴趣也会大打折扣，甚至会垄断政策制定过程，形成公民参与的巨大障碍。
（三）公民参与机制不完善
对公民的参与行为存在决定性影响的因素是其所对应的参与机制。我国学者胡伟教授恰当地运用伊斯顿的政治系统分析方法，在其代表作《政府过程》一书中，他认为精英决策是当代中国公共决策最具代表性的特点，精英决策的典型特征：（1）精英内部输入；（2）决策无序性和有序性并存；（3）决策过程中内部精英政治折中[5]。
在党和政府的积极推动和领导下，我国公共政策机制的建设取得飞跃性发展，但是仍然存在一部分需要改进之处，具体表现在：首先，我国独特的政府结构造成决策程序上的无序性。公共政策的决策权掌握在一部分高层领导手里，社会公众影响力很小，国家公共政策的制定权基本为这些社会精英所垄断；其次，综合我国整体社会力量对国家公共政策的影响，能够发现其“内输入”的集中特点，换句话说，就是决策过程的利益要求是由权力精英根据自身特点和自身利益进行的输入。这一决策模式的特点是，社会力量对决策的影响力很是微弱，而权力精英则在整个过程中起着主导性作用。如此，在决策过程中，公共政策过程就基本缺失了社会互动环节，权力精英特别是重要领导人的长官意志、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就会影响到公共政策的制定，从而使决策过程的态势显得更为错综复杂。
（四）公民参与的制度化缺失
公民的利益表达需求与政府对公民参与的制度化规定之间存在着很大矛盾。在当前形势下，参加信访、听证和投票选举等是公民参与的主要形式，这离标准化、组织化、程序化的要求还存在很大差距。标准化即要求将公民参与按照标准化的要求进行确定，并以法律的形式将公民参与的各种具体细节确定下来。组织化是指在公民参与过程中，尽可能保证消除公民个人表达方式的不良影响，而是通过社会团体（利益集团）表达利益诉求。当然，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排斥公民的个人参与。在利益博弈中，组织参与比个人参与具备更高的的效率，也更能形成有效的利益聚合机制。程序化能够保证公民参与不至于成为一种无关紧要的随意性较大的安排，而是作为政策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公民参与的制度化缺失，会导致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带有很大的主观性和随意性，使得公民参与政策决定的愿望难以实现，或者即使能够参与，其影响力也会大打折扣，这样就会大大降低社会资本的投资效益。
三、公民参与的优化路径选择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实践所遇到的困境，不仅会阻碍我国公民参与的发展道路，还会影响到我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因此，我国政府必须尽快制定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公民参与发展方式。
（一）完善公民参与机制，提高公民参与意识
首先，增强公民意识，构建一个良好的政治参与的文化氛围。“通过在教育制度中发挥核心作用，促进人力资源的积极开发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个责任是单一目标和非营利性组织无法替代的。”[6]其次，通过制定合理政策引导公民参加政治活动。针对我国公民的具体特点，政府应该从政策层面进行引导，建立政治参与和公民普遍关心的社会利益、经济收益之间的关系，增强公民参与的动力。最后，增强公民对政治的影响力，使公民认识到自己对于公共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影响能力，激励公民积极参与。因此政府实现政务公开，提高信息透明度，使公民掌握与行政主体对称的信息很重要。
（二）克服行政主体的“经济人”取向，加强其伦理自主性建设
进行行政主体的伦理自主性建设，首先要明确行政主体的职责，提高其对组织的忠诚度，着重培养其系统的、积极的和有意识的政治参与方式，对领导的命令要“合理服从”，而不是盲目服从。因此，行政人员的伦理自主性限定，是要灵活地处理公民、组织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一味强调行政人员对组织和领导的服从。其次，行政主体的伦理自主性建设，还必须树立行政组织及其固有准则之外的道德准则和道德价值观，这样能够最大限度地制止行政组织的集权主义，加大行政组织谋取自身利益的难度。加强行政主体伦理自主性的建设，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杜绝行政主体追逐个人利益的行为，在制度层面上保证公民参与顺利进行，从而将公平、正义等价值观真正引入到公民参与轨道。
（三）创新公民参与机制，拓宽公民参与渠道
我国必须尽快建立健全公民参与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增强公民参与的合法性基础，同时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普及和宣传，保证大多数公民能够熟知自身所享受的权利与义务。知情权、结社权、集会权、听证权等是公民能够进行政治参与的前提条件，国家必须通过各种法律措施保证公民能够真正享受到这些权利，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宣传和口头层面。另外，国家要通过立法形式，明确公民参与在国家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同时还要严格遵循“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基本原则，从根源上杜绝一部分决策者的专制行为对公民参与的藐视和亵渎，对这些违法行为必须追究其行政和法律责任。
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还必须努力拓宽其参与的渠道，结合国外发展模式和我国以前的实践经验，必须要尽快发展和完善以下制度形式：（1）国家公共政策透明化制度。国家公共政策决策者以及参与者，必须通过申请或主动方式，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向公民尤其是利益相关者公开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和结果；（2）国家公共政策征询建议制度。国家公共政策决策者在制定政策之前，必须提前征求专业机构和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的建议，最大程度地提高所制定公共政策的合理性和可行性；（3）国家公共政策听证制度。公共政策的制定，必须允许和鼓励公民特别是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共政策听证，并针对相关事项进行陈述、辩论和质证。实施听证制度，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公共决策的透明度，增强决策机构和行政主体在群众中的权威，是发展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个价值体现，是实行公民参与的一项理论创新。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国必须努力推动听证制度的制度化进程，并且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以立法形式确定选择听证代表的标准和具体措施。
四、结语
公民参加国家公共政策的制定以及社会公共管理活动，是世界民主政治的一大发展趋势和改革方向，是保护公民合法权利和地位的重要措施，也是约束公共权力、防止官员腐败的重要途径。因此，要促进我国公民参与的进一步发展，必须全方位、深层次地强化公民参与的制度化改革，提高公民政治参与意识，扩大公民参与的广度，加深公民参与的深度，使公民参与成为推进我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力量。
第四篇：中职班主任工作中的困境及对策中职班主任工作中的困境及对策
吴美坤
【摘要】
中职班主任工作艰难，这是中职班主任的普遍感受。本文分析了影响班主任工作的因素，浅谈自己面对班主任工作的困境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中职班主任工作困境对策
从事中职班主任工作的老师深切感受到近年来班级管理工作的艰难，有人戏称中职班主任为“收容所”里的“看守员”，其无奈、失望之情溢于言表。然而，工作还必须继续，无奈、失望不是解决的路径，找出问题的症结及解决问题的对策才是当务之急。
一、影响中职班主任工作的因素
1.生源素质下降是造成目前中职班主任工作艰难的重要因素。众所周知，随着国有高等教育和民办教育机构的快速发展。大量基础差、素质差的“双差”生涌入了中职学校，生源素质下降太快是造成目前中职班主任工作艰难的首要因素。
2.社会就业形势的严峻和重学历的就业向导等社会意识形态的的原因。这一原因大大的削弱了中职毕业生的就业空间，也直接影响到中职学校的吸引力，从而使中职教育变成许多初等教育失败者的“临时收容所”。对于这群看不到未来、缺乏动力的弱势群体，任何励志的管教都显得有些苍白无力。
3.家长对职业教育认识有误差。据调查，有相对比例的学生家长将小孩送到职业学校，并未指望小孩能学到什么，而是“灌灌水”，
把小孩放在学校给学校看管，待小孩长大以后再说。有了这样的认识，就会产生相应的行为表现，如对小孩在学校的学习行为漠不关心，懒于配合，往往使学校教育处于两难的境地。
上述三方面原因对中职教育学生管理工作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而其中的许多问题不是单靠学校自身能够解决的。但是，可以预见的是中职教育所面对的问题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不可能有根本性的转变，中职教育体制改革和生源素质下降的问题仍将是困扰中职教育的主要问题。
二、面对现实，与时俱进，探索班主任管理工作的良策
面对上述问题，作为一名新世纪的班主任，除了具备传统要求的高尚的思想品德，坚定地教育信念，家长的心肠，较强的责任心和组织能力等等素质还不够，在全面推行素质教育的今天，职业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一种重要教育形式，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与时俱进，抛弃无奈、失望的情绪，以饱满的工作热情和良好的心态，积极探索和改良班主任工作方法，务求高效地开展班主任工作，以造就大批合格的中等专业技术人才。
第一、与时俱进改变工作方法。社会在发展，中职生不但总体素质低，而且学生的状况也会不断出现新的特点，教育和管理方法也要改进。比如，我班上有几位男学生，上课经常不喜欢听课，喜欢在课堂上玩手机，严重影响了教学纪律。有一次当场把他们“捉拿”到办公室进行训斥、教育，结果是“两败俱伤”。事后笔者仔细思量，与学生谈话时不能单纯用教训的口气，最好以朋友闲谈的方式。
第二、改变看问题和做事情的角度。教育学生时应多用欣赏的眼光去看学生，充分挖掘其闪光点。有些平时很调皮的学生，总是惹老师生气，但他们义气重，乐于助人，我们可以让他们多闪闪光，让他们感觉到自己也有优点，让他们得到欣赏和重视，从而对自己充满自信心。我班上有个男生，纪律观念较差，上课经常迟到、睡觉，有一次其它班上有一个同学住院，他拿出自己的零用钱献爱心，他这种关心同学、乐于助人的精神令老师和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