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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战国策中的君臣关系
汪信语 10220092202480
内容摘要 战国时期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型期，商品经济所带来的利益至上的处事原则和自由的思想氛围集中体现在《战国策》中的君对臣的尊敬与依赖，臣对君的从容与利用关系，这种关系也体现出位于转型期的战国时代独特的生机与活力。
关键词 君臣 商品化 尊卑观念 利益至上

战国时期是我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时期，也是一个大分裂，大动荡的时期。大国吞并小国，小国极力自保，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一群巧言善辨，工于纵横之术的策士们应运而生。而《战国策》就是战国时期纵横家的言论总集，充分地展示了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自西汉刘向编辑成书以来，对《战国策》评价就是褒贬不一，尤其是战国策中所宣扬的商品化的君臣思想和利益至上的价值取向更是与儒家忠君保皇的理念大相径庭，甚至被直批为邪说。然而纵观中国历史，《战国策》中所传达出的唯才是举，无论尊卑，百家争鸣的思想与以庙堂为市朝的君称关系，在一贯强调爱国忠君，尊卑有序的中国古代历史长河中，无疑是别具一格的一笔。
1、 战国时期君臣关系的形成条件
战国时期群雄并起，诸侯争霸，也正是由于各国国君在争霸过程中需要有人出谋划策，士阶层一越而成为诸侯们在争霸过程中的利器。尤其是精通谋略，能言善辩的人才更是一度炙手可热，养士之风也悄然盛行，不论是“鸡鸣狗盗者”还是“引车卖浆者”只要能够以巧言打动当权者，亦能高居相位。因此，战国谋士之所以能如此目无国君，大放厥词也是有其独特的社会因素的。
其次，战国时代商品经济开始空前的繁荣，原来在春秋时期的政治军事中心，到了战国时期则成为了商品贸易中心，《史记 苏秦列传》中就曾经描绘“临菑之涂，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的壮观景象，商品贸易的繁荣也给人们带来了新的价值取向。利益慢慢的成为人们追逐的重点，拜金主义深入人们的生活。《战国策 秦策三》中的《天下之士合从相聚于赵》中秦相范睢用以对抗合纵的一段话就对当时的谋士们的心理作了很好的剖析“秦于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己欲富贵耳。王见大王之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与斗者；投之一骨，轻起相牙者，何则？有争意也。”浩浩荡荡的合纵之士只不过是一群为了富贵而争斗的狗，何其狠辣的话，于是唐睢就带着五千金去往武安，结果是“唐睢行，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与斗矣”只为了三千黄金，合纵之会就土崩瓦解，可见当时的商品经济给人们的价值观所带来的深刻影响。并且，在商品与货币的作用下，战国时期的君臣关系也透漏着一种交易的色彩，人际关系显现出一种交易原则。战国时期的谋士与其说是臣子，倒不如说是商品，他们可以用金钱来衡量，来收买，价高者得。战国的君臣关系更像是一种雇佣关系，君臣也很少讲求什么忠义思想。这与战国时期繁荣的商品买卖是分不开的。
并且，战国时代在思想文化上也给了谋士们很大的发挥空间，在思想文化和学术流派上，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不得不说，战国时期，对于政治主张和思想文化是相当宽容的。只要是有利于战争，有利于争霸的，一律可以得到统治者们的重视和欣赏。也正是由于国君们一心寻求着争霸的捷径和侵略的方法，主张“无为而治”和讲究“礼义”的道家和儒家学说在战国时期的不到统治者们的青睐。而赏罚分明，以法治国的法家则备受推崇，因此，儒家学派所一贯重视的尊卑观念，君臣等级也被弃置一旁。这也是战国独特君臣关系形成的一大因素。

2、 君对臣的尊敬与依赖
《战国策》主要是收集谋士们的言论编撰而成的，故事的主角也往往都是谋士。其间描写国君的语句少之又少。究其画面干而言，往往是作为背景所出现。一般是国君遇到什么问题而求助于谋士，谋士在以其滔滔的言论说服国君。如《五国约以伐齐》《荆宣王问群臣》等，君主的出场好像就是为了引出谋士的言论一般。这种现象，在以君为天的中国历史上是极其少见的。
战国时期，大国志在吞并小国，小国则力求自保。每一个国君都展现出求贤若渴的姿态，对于人才的珍视空前的高涨，“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圣，若随踵而至也。”（《齐策三》“淳于髡一日而见七人于宣王”）因此，一旦谋士的言论可以得到君主的认可，那么高官厚禄接踵而至，都是为了能够留住人才，真正的求贤若渴。齐国孟尝君更是由于养士而出名。“齐人有冯谖者”就描写了一段孟尝君是如何通过对人才的珍视与包容获得冯谖这一个不可多得的治世之才的。冯谖和孟尝君之间的故事，也传为了千古流传的美谈。
《战国策》中的君主分为两大类，昏庸无能的和善于纳谏的，不论是哪一类君主，都显示出了对谋士的强烈的依赖心理。国君很少甚至几乎不发表自己的观点，一旦提出也经常是被谋士的一番言论所说服。如《秦策一》中张仪与陈轸在秦王面前互相批驳对方的几篇。
起因是“田莘之为陈轸说秦惠王”“楚知横门军之善用兵，与陈轸之智，故骄张仪以五国。来，必恶是二人。愿王勿听也”之后张仪来秦国游说，秦惠王就没有听信他的话。
然而后来，秦惠王还是重用了张仪，这时，张仪又开始诋毁陈轸“轸驰走楚、秦之间，今楚不加善秦而善轸，然则是轸自为而不为国也。且轸欲去秦而之楚，王何不听乎？”于是秦惠王开始怀疑陈轸，便向陈轸求证“王谓陈轸曰：‘吾闻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陈轸曰：‘然。’王曰：‘仪之言果信也。’曰：‘非独仪知之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曰：‘孝己爱其亲，天下欲以为子；子胥忠乎其君，天下欲以为臣。卖仆妾售乎闾巷者，良仆妾也；出妇嫁乡曲者，良妇也。’吾不忠于君，楚亦何以轸为忠乎？忠且见弃，吾不之楚，何适乎？’秦王曰：‘善。’乃止之也。”于是秦惠王又改变了他的观点，转而相信陈轸。
之后的“陈轸去楚之秦”则更为有趣
陈轸去楚之秦。张仪谓秦王曰：“陈轸为王臣，常以国情输楚。仪不能与从事，愿王逐之。即复之楚，愿王杀之。”王曰：“轸安敢之楚也。”
　　王召陈轸告之曰：“吾能听子言，子欲何之？请为子约车。”对曰：“臣愿之楚。”王曰：“仪以子为之楚，吾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且安之也！”轸曰：“臣出，必故之楚，以顺王与仪之策，而明臣之楚与不也。楚人有两妻者，人其长者，长者詈之；其少者，少者许之。居无几何，有两妻者死。客谓者曰：‘汝取长者乎？少者乎？’曰：‘取长者。’客曰：‘长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为取长者？’曰：‘居彼人之所，则欲其许我也；今为我妻，则欲其为我詈人也。’今楚王明主也，而昭阳贤相也。轸为人臣，而常以国输楚王，王必不留臣，昭阳将不与臣从事矣。以此明臣之楚与不。”[1]
轸出，张仪入，问王曰：“陈轸果安之？”王曰：“夫轸天下之辩士也，孰视寡人曰：‘轸必之楚’。寡人遂无奈何也。寡人因问曰：‘子必之楚也，则仪之言果信矣！’轸曰：‘非独仪之言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为臣：孝己爱其亲，天下皆欲以为子。故卖仆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仆妾也：出妇嫁于乡里者，善妇也。臣不忠于网，楚何以轸为臣乎？忠尚见弃，轸不之楚，而何之乎？’王以为然，遂善待之。”
秦惠王在这之间几次摇摆不定，一时觉得张仪有理，一会有觉得陈轸才是对自己一片忠心，几乎是完全以自己所听到的言论为自己的评判标准，思想倾向完全被张仪与陈轸所左右。
而这还只是在一国之中，谋士们真正的舞台远不是在国内的明争暗斗，而是在诸侯争霸的战场上。在关系到一国之存亡的关键时刻，也正是这些谋士们在国君的背后指点江山。挽救国之危亡。
《魏策三》中的“秦赵约而伐魏” 只说魏国的国君深感担忧，接下来便是魏国芒卯为魏君献上计策，最后离间了秦、赵，化解了这一场危机。谋士们对于国家大事的深谋远虑与直接参与，这也是国君对于谋士依赖心理的又一深刻表现，但凡国家大事，必先问过谋士，谋士相当于一个国家的头脑，推动着整个国家的兴衰。
当然，这样的依赖也是有限度的，谋士说到底不过是君主称霸的工具。是君主花重金聘请的智囊，当谋士的言论不能说服君主的时候，他们是得不到任何尊敬的。《秦策一》中的“苏秦始将连横”就描写了苏秦在他的游说生涯中的首次受挫，他用连横之策游说秦惠王，语言生动而犀利，但是“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黑貂之裘弊，黄金百斤尽，资用乏绝，去秦而归。羸縢履蹻，负书担橐，形容枯槁，面目犁黑，状有归色。归至家，妻不下纴，
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由此可见，纵使是苏秦这样在战国时代赫赫有名的纵横大家，面对他的巧言善辩，秦惠王依然不为所动。
但是，只要你能在战国时期，依靠自己的谋略获得一席之地，哪怕并不是本国的，甚至是敌国的臣子，都能在各国国君的面前获得极高的尊敬。因此也产生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对于敌国谋士的尊敬与收买。因此往往两军交战，剑拔弩张之际，派遣一个小小的谋士就可以化干戈为玉帛，这样的情况也就只有战国时期才能出现，也正是由于这种国君对臣子的依赖与尊敬的心理，才使得谋士们能够真正的发挥出自己的所有光辉，照亮了这一段传奇的铁血历史。
3、 臣对君的从容与利用
翻阅《战国策》，不难看出，谋士们的地位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不管你的出生贵贱与否，只要是有才能的人，一律能够得到重用，他们并不是靠着国君的恩赐，而是完全靠着自己的努力与才能取得成就，这就使得《战国策》中的谋士们，在国君面前，少了几分胆怯与敬畏，多了一些从容与慷慨。其中“邹忌讽齐王纳谏”在初中的课本中就有收录。
臣诚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于臣，皆以美于徐公。今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由此观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
邹忌其人以自身为例，面对齐王不卑不亢，步步为营，一步一步的阐释纳谏之重。从容不迫，令人敬佩。
《战国策》中的谋士，大约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第一类如触龙、冯谖、唐睢、邹忌、荆轲、豫让一批人，他们是为后世所称颂的正面典型。他们面对国君的知遇之恩，知恩图报，都有着强烈的爱国之心，他们燃烧着自己的才智以报答国君对他们的尊敬，有时甚至是生命。在名篇“荆轲刺秦王”中就塑造了荆轲这一英勇就义，慷慨激昂的形象，之后更是被司马迁的《史记》全片收录，为后世所表。荆轲为了国家的危难，不惜以身涉险，面对暴戾的秦王，愤然刺杀。这样的英雄事迹，令人扼腕。这一类的谋士，对国君绝对的尊敬与爱戴，当然，更多的是像触龙、冯谖一类的，运用委婉的进谏来劝说君王，发挥自己的政见。然而这一类被后世的中国传统文化所无限量放大的谋士，在战国策中真是寥寥无几。
战国策中出现最多的，还是以张仪苏秦为首的“反面”人物。他们都竭尽着自己的全部在君主面前展示自己。一家不成，便换一家，总而言之，他们的目的往往很简单，飞黄腾达。他们大多出生贫困，立志远大。这一类人，在后世是唯利是图的小人，然而在战国策之中，他们是奋发图强，指点江山的英雄。苏秦在说秦不成后，“乃夜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踵，曰：‘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之后终于位列多国之相“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欲决于苏秦之策。”能都发出？“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这样的感慨，不禁让人想起项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呼喊，不论是哪一种感叹，都带着对于尊卑观念的颠覆。因此，这一类的谋士，往往很少怀有加过天下，谋士们的处事原则之首便是利益至上。国君对于他们来说，也只是获得高官厚禄的来源，是自己取得成功的途径而已。
他们往往把自己和国君几乎放在了同等的地位，忠孝信义都只是一时之谈，两国之间的盟约很常见，然而君臣之盟则十分新鲜。臣子与国君定下盟约这样的事也是在是为了保证信义的不得已之举。事二君的做法在《战国策》中十分常见，如果一个谋士觉得自己在国家里得不到应有的重用，那么他就会立刻投奔于新的国君，如在楚国受挫转而事秦的张仪，“亡秦且之于齐”的甘茂，“亡西周之东周”的昌他，这样的做法不但不会遭到谴责，反而会被认为是明智的决定。“周最谓吕礼曰：‘子何不以秦攻齐？臣请令齐相子，子以齐事秦，必无处矣。子因令周最居魏以共之。是天下制于子也。子东重于齐，西贵于秦。秦、齐合，则子常重矣。’”丝毫没有考虑过国家的概念，只是关注于自身的利益。
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追名逐利，因此他们对于君主也没有家国天下，忠君保皇的束缚，他们仰仗国君而生，但又毫不敬畏，这样的矛盾使得《战国策》中谋士们对国君的态度显得微妙而多变。

总而言之，《战国策》中所反映君臣关系，是属于一个政治转型期的时代所特有的关系，它不同于奴隶制社会的奴隶主与奴隶，不同于封建社会的中央集权，它更像是商品经济所带来的雇佣关系的最初萌芽。国君与谋士们各取所需，这种关系相较于之后统治了中国一千多年的儒家忠君思想，充满了自由与活力。这一种新兴的社会关系完全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是分不开的。而也正是这种独特的关系，使得战国时代的争霸与讲求效率的法家学说迅速的结合，推动了整个战国时代的发展。虽然《战国策》在相当程度上背离了中国正统思想，但是它所反映出的全所未有的宽松自由的思想文化氛围，尤为珍贵。

参考文献：
1、刘向，《战国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2、 杨子彦，《战国策正宗》，华夏出版社，2008
3、 王延栋，《战国策词典》，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
4、 田兆元、孟祥荣，《战国策》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5、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
6、 马卫东、袁永峰，《论战国时期人际关系的商品化》，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6.6
7、 苏芸，《谈战国策中的“士”》，昌吉师专学报，2001年3月 第一期
8、 倪德和，《浅谈战国策中策士的功利思想》，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