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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中国形象谱系的渊源、嬗变与话语表征翟石磊 许善品【内容提要】澳大利亚的中国形象既关乎其对中国的认知,也映射澳大利亚自我身份的认同。自 19 世纪中期以来,澳大利亚的中国形象在正面与负面两个方向交替出现。澳大利亚对中国形象的认知既是对西方中国形象谱系的延续和继承,也是在动态调整中构建澳大利亚国家身份,并通过运用西方为主体、中国为客体的二元框架,构建出符合澳大利亚以及西方在文明、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发展需求的“他者”中国,体现了国家形象建构背后话语操控服务国家利益的关系逻辑。【关 键 词】澳大利亚 话语体系 中国形象 文化认同【作者简介】翟石磊,中国矿业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澳大利亚研究;许善品,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澳大利亚外交与中澳关系。【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矿业大学人文社科(重大)培养项目“澳大利亚国家安全战略历史演进研究”(项目批准号:2022ZDPYSK1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DOI 编码】10.16717/ki.53-1227/f.2023.04.003.2018 年以来,澳大利亚民众对中国的看法日趋负面。根据益普索(Ipsos)2019 年民调报告分析,认为中国在未来十年对世界事务产生积极影响的受访者占比约为 53%,较 2017 年下降了 5 个百分点。同时,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2019 年民调报告显示,仅有 32%的受访者认可或一定程度上认可中国是国际事务中的负责任国家,这一数据比 2018 年的调查结果下滑 20 个百分点,与 200874“Share of People Worldwide Who Agree that China will Have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World Affairs over the Next Dec-ade in 2019,”https:/ 年 11 月 15 日。年 47%相比下滑 15 个百分点,处于历史最低水平。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传播进一步加剧了这一下滑趋势。民调显示,仅有 23%的受访者表示相信中国是国际事务的负责任国家;94%的受访者认为西方政府能够寻找替代市场以减轻对中国的经济依赖;55%的受访者视中国为经济合作伙伴,另有 41%的人视中国为澳大利亚的“安全威胁”。相比而言,2018 年有82%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澳大利亚的经济伙伴。由此,一系列的民调结果指向一个共同的问题:2018 年以后,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公众不再视中国为其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中国被视为是澳大利亚的所谓“投资威胁”甚至是“安全威胁”。而且,对中国的人权、政府治理等国内议题也持更加批判的态度。那么,澳大利亚的中国形象为何会出现如此重大的“转变”?其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历史逻辑?现有的研究成果大多从澳大利亚中国形象的现实表征、历史演变等角度展开,针对“中国形象是什么”“为何如此看中国”以及“如何应对”等方面进行探究,始终并没有触及更为本质的问题,即作为在“东方”的西方文明“飞地”,澳大利亚对中国的认知与西方历史上形成的中国形象有何关联?澳大利亚眼中的中国形象与其文化属性、意识形态和身份认同之间有何关联?这些关于中国形象的认知存在怎样的话语表征?这些问题看似多面,实则相互关联且互为支撑,共同形塑了国家形象谱系的内涵。由于澳大利亚长期苦于历史与地理、西方与东方等身份认同的困扰,且这些困扰深刻地影响了其对华形象认知,形成了独特的澳大利亚中国形象谱系。本文以上述困局为切入点,从形象谱系建构和话语表征两个层面展开分析并据此提出因应之策。本文与现有文献的最大不同在于,分析路径拓展了国家形象的研究空间,亦深化了国家形象与国际问题研究等相关领域的融合性,为从跨学科视角研究国家形象提供了学术参考。一、澳大利亚中国形象谱系的学理基础国家形象是国际社会对某一特定国家的总体感知、评价与情感,它的具体内84澳大利亚中国形象谱系的渊源、嬗变与话语表征“China-Lowy Institute Poll 2019,”https:/lowyinstitutepoll.lowyinstitute.org/themes/china/,访问时间:2022年 11 月 15 日。“China-Lowy Institute Poll 2020,”https:/poll.lowyinstitute.org/tags/china/,访问时间:2022 年 11 月 15 日。容在主体与客体的共同建构中稳定、变化与更新。中国国家形象研究是近些年来学界的热点话题,在传播学、国际关系、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海外汉学等领域产出了一大批学术成果。笔者在知网数据库以“中国形象”为篇名进行检索,共检索到 11087 篇学术论文。从成果发表的时间分布来看,1990 年为起点阶段,2003 年开启了中国形象研究热,2008 年是国家形象研究的第一个高峰期,随后在2008 年、2010 年和 2019 年分别产生了三波研究高潮,2022 年则继续呈现上升势头。整体来看,现有关于澳大利亚中国形象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维度。(一)跨学科视域下中国形象的横向研究该研究范式多聚焦澳大利亚中国形象的形态、构成和功能等层面,注重国家形象与相关领域的横向联系。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内学者较多关注澳大利亚教科书、媒体、智库对中国形象的塑造、传播问题,从历史学、政治学、传播学甚至文学角度探析澳大利亚中国形象形成的脉络和原因,并对进一步改变澳大利亚中国形象提出对策建议。其中,葛岩从“图式理论”角度对国家形象的描绘进行探讨,提出了国家形象评估的新模型。翟慧霞、翟石磊等学者以国际民调报告为分析基础,考察当代澳大利亚民众对中国的认知与态度,并就如何改进国家形象提供改善方案。马得勇和陆屹洲从微观层面入手,针对中美网民对两国以及日本、俄罗斯、朝鲜三个重要国家的好感度进行问卷调查。许善品等学者则从国际关系的视角,分析国际关系变迁中的国家形象认知,就国家形象在服务国际政治方面的作用进行了探讨。上述研究体现出国家形象研究的跨学科属性,凸显了国际政治与国家形象之间的联系。澳大利亚学者对中国形象的研究整体呈现出复杂、多元的局面,但总体上依然是从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来俯视而非平视中国,将中国视为西方文明的94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3/4)邢丽菊、赵婧:国际话语权视域下的中国国家形象建设:挑战与对策,东北亚论坛 2021 年第 3 期,第 111-128 页。参见知网“发表年度趋势图”,https:/ 年 6 月 28 日。葛岩:基于图式理论的国家形象测量,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3 期,第 22-40 页。翟慧霞:澳大利亚民众对华认知分析基于“澳大利亚与全球”年度调查报告(20072012)的实证研究,当代亚太 2012 年第 5 期;翟石磊:澳大利亚人的中国观与美国观基于近十年来国际民调的分析,澳大利亚研究 2019 年第三辑。马得勇、陆屹洲:国家形象形成的心理,国际政治科学 2022 年第 1 期,第 114-148 页。许善品:后冷战时代澳大利亚的“中国观”,太平洋学报 2015 年第 9 期,第 43-51 页。“他者”,并在一定时间内作为澳大利亚国家身份认同的外部参照,体现出工具性属性的特征。最早系统地观察中国的澳大利亚籍学者当属乔治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他曾长期在中国游历、考察和工作,先后担任传教士、泰晤士报 驻华记者和政治顾问。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 等著作记录了他在华期间游历和考察的见闻、与中国官员和知识分子交流的观察和感悟,以及作为旁观者对处于历史转型期中国发展趋势的分析与评价。总体而言,莫理循眼中的中国形象相对积极、客观。上述研究在呈现澳大利亚多维中国形象的同时,也存在一个明显的不足,即没有将澳大利亚中国形象形成的历史性、空间性与文化性统筹起来,在形象建构的历史纵深方面着力不够,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国家形象认知的整体性,造成了研究的表层化和片面化。(二)中国形象的历史演进研究国家形象的建构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诸多因素驱动下持续变化的过程。历史进程中澳大利亚的中国形象分析也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龚晶晶、樊琳、王中宝和樊琳等学者从历史角度,梳理澳大利亚中国观的形成与发展。他们的研究更多呈现出特定领域的中国形象与形态以及这些形态的历史流变轨迹。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大卫沃克(David Walker)所撰写的 澳大利亚与亚洲以及他与阿格涅什卡索伯辛斯卡(Agnieszka Sobocinska)合作编辑的文集 澳大利亚的亚洲观反映了不同时期、不同角度下的澳大利亚中国形象。在 澳大利亚与亚洲 一书中,大卫沃克以丰富的史料展示了自 1850 年至1939 年以来的澳大利亚中国形象变化,从淘金热时期的“中国大量廉价劳动力及其对澳大利亚威胁”的形象,到以“傅满洲博士”为代表的聪明能干、毫无顾忌、足智多谋却又极其可怕、面目可憎的中国人的形象。当然,在这些负面的中国形象中,也不乏一些赞美中国、肯定中国的声音,比如德尔毕格斯05澳大利亚中国形象谱系的渊源、嬗变与话语表征龚晶晶:澳大利亚现行初中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历史教学问题 2021 年第 2 期;樊琳:汉学家费子智与澳大利亚公众中国观,历史教学问题 2021 年第 3 期;王中宝,舒小昀:莫理循的中国观,英国研究 2010 年第 00 期;樊琳:谁在塑造中国澳大利亚公众中国观发展轨迹(1949 1972),澳大利亚研究 2018 年第 1 辑。澳 大卫沃克:澳大利亚与亚洲,张勇先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年。澳 大卫沃克、阿格涅什卡索伯辛斯卡:澳大利亚的亚洲观,李建军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年。澳 大卫沃克:澳大利亚与亚洲,第 8 页。(Earl Derr Biggers)伯爵笔下优雅聪明的陈查理。但这些积极形象认知仅仅是个案或局部现象。在 澳大利亚的亚洲观 一书中,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被视为既是友善的邻邦又是潜在的威胁;既是富庶之地又是贫困之乡;既是美丽的东方世界又是怪异的未知大陆。拉克伦斯特拉汉(Lachlan Stralahan)聚焦 20 世纪 30 年代至 90 年代的中澳关系,提出澳大利亚中国观的三次历史转变:1937 年至 1949 年的盟友中国、1949 年至1972 年的革命中国,以及1972 年至20 世纪90 年代(1994)的对华反思等。在该时期内,澳大利亚的中国形象存在积极与消极、历史与现实相互杂糅的变化。斯特拉汉通过查询官方档案、文学作品、影视作品和访谈等方法得到这样一个结论:澳大利亚的中国形象具有多重与多变的特点,对华合作内容既丰富多样(Variously Enriching),又充满挑战,还令人捉摸不透(Baffling and Antagonistic)。无论是澳大利亚官方还是公众对中国的认知与反应无不高度显示了澳大利亚对自我身份和形象的反思与检视。这种对中国复杂多变的认知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西方关系存在的问题。马克林(Colin Patrick Mackerras)是澳大利亚的“中国通”,也是长期主张对华发展友好关系的学者。他在 我看中国:1949 年以来中国在西方的形象一书中聚焦 1949 年以来的西方中国形象,并通过个人的中国观察和亲身经历,展示了一个澳大利亚学者对历史上形成的西方中国形象与当代中国形象的认识与态度,同时也谈到了澳大利亚的中国形象问题。在该书中,马克林既对罗伯特孟席斯(Robert Gordon Menzies)等为代表持有的“好斗中国”观点的保守派进行了抨击,更是将“冷战时期”对华不同声音也予以介绍,这其中就包括菲茨杰拉德(C.P.FitzGerald)、格里高利克拉克(Gregory Clark)、斯蒂芬菲茨杰拉德(Stephen Fitzgerald)等人。这些学者反对以“威胁论”来描述中国,对中国和中国政府持积极友好态度,在学术上抨击“中国威胁论”,在行动上促进中澳友好交流。15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3/4)澳 大卫沃克,阿格涅什卡索伯辛斯卡:澳大利亚的亚洲观,第 1 页。Lachlan Strahan,Australias China:Changing Perceptions from the 1930s to the 1990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Lachlan Strahan,Australias China:Changing Perceptions from the 1930s to the 1990s,pp.15-91.澳 马克林:我看中国:1949 年以来西方的中国形象,张勇先、吴迪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 44-45 页。(三)国家形象谱系研究范式的提出现有的研究忽视了澳大利亚与西方国家在历史记忆、文化传统、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甚至形象谱系等方面的内在联系,没有从根本层面去探究澳大利亚中国形象多变性背后的原因,割裂了国家形象认知的历史性、空间性、文化性等整体性认知。对此,有学者尝试从话语谱系以及意识形态的角度考察西方的中国形象。将谱系概念引入国家形象研究,不仅可以弥补基于传统国家形象的描述性研究的不足,还可以从“长时段”和“根源性”的角度考察国家形象塑造的源头和深层次动力问题。这与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知识考古学思想高度吻合,即国家形象的话语谱系并不是一种现在的历史和当前的形态,也无所谓真实与虚构,我们以谱系的方法来分析国家形象建构问题,目的还是在于记录、比较这些解释,并从“问题化”的角度予以推展开来。周宁长期以跨文化形象学为理论,从形象、类型、原型三个层次考察西方的中国形象和中国的西方形象。在他看来,形象就是对作为文化“他者”的异域进行的描述,通过自我与“他者”的差异对立,确认自身的身份以及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他提出,我们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有两种知识立场:一是现代的、经验的知识立场;二是后现代的、批判的知识立场。前者是中国现实的反映,有理解与曲折,有真理与错误;后者假设西方的中国观是西方文化的表述,自身构成或创造着意义,无所谓客观的知识,也无所谓真实或虚构。周宁的研究基本是沿着后现代的、批判的知识立场,通过回溯到历史语境中,去解构西方的中国形象。与周宁的研究有所不同,董军聚焦国家形象研究中的学术谱系构建问题,一方面对“东方主义”在国家形象研究中被广泛借用的现象提出反思与质疑,同时他也从中国语境出发,探究如何跳出西方和东方主义的框架,构建出具有中国特色和哲学立场的国家形象研究范式。王海洲则以国家形象研究的知识图谱为切入点,探究国家形象研究的知识图谱,追溯该研究问题的学科属性与发25澳大利亚中国形象谱系的渊源、嬗变与话语表征周宁:跨文化形象学的观念与方法 以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为例,东南学术 2011 年第 5 期,第 4-20 页。周宁:跨文化研究 以中国形象为方法,商务印书馆,2011 年,第 34 页。周宁:西方的中国形象(上),团结出版社,2015 年,第 3 页。董军:国家形象研究的学术谱系与中国路径,新闻与传播评论 2018 年第 6 期,第 105-120 页;董军:国家形象研究的学术谱系与历史困境,社会科学文摘 2019 年第 2 期,第 5-7 页。展脉络,并从政治学转向角度提出了国家形象与政治学研究的契合性问题。这一研究扩大了国家形象研究的知识谱系与学科范畴,并且在政治学学科体系中论证了国家形象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诚然,上述研究将国家形象尤其是中国视域下的国家形象研究引入到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层次,甚至引入了谱系概念,但是依然没有形成一个区域或领域的聚焦,依然属于广泛意义上的国家形象研究。总体而言,国家形象不仅是一国政府或公众对他国的综合性认知,更与该国的历史境遇、主流知识体系、国家之间的关系等因素密切相关。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在传播中传承、发展、变异,形成了特定文明和历史记忆框架下的国家形象谱系。这一谱系一旦确立就会在相当长时间内维持稳定,决定着特定国家形象的变化趋势。澳大利亚作为地处亚太地区的西方国家,其主体民族和主流文化均与亚洲各国和大洋洲地区大部分国家不同,其中国形象的建构也与西方国家保持着一定程度的联系。无论如何,当代国际体系的变革和中西方关系的变化对澳大利亚的中国形象谱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么,澳大利亚中国形象与西方的中国形象谱系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在历史变迁中,这种形象谱系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并形成了怎样的话语表征?回答这些问题,不仅有利于厘清澳大利亚中国形象形成的历史根源和形象图谱,也能够为洞悉当前和未来澳大利亚中国形象的建构与发展提供更加全面和系统的认知视角。二、澳大利亚中国形象谱系的历史建构本文对澳大利亚中国形象的研究主要是从历史与当代、澳大利亚与西方两个关键维度展开。这一分析路径既是对现代的、经验的知识立场的参照,更是对后现代的、批判的知识立场的借用。从理论层面来讲,认同是通过确认差异来构建的,自我在与他者对比关系中,定义自身并划定边界,于是他者便成为自我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西方现代文化构筑的世界观念秩序中,中国形象的意义就是表现差异,完成西方现代性的自我认同。在文艺复兴及其更早的时期,西方建构了一个发达、文明、善治的中国形象,目的在于为当时封闭、独裁、混乱的西方寻找一个“他者”参照,最终服务于寻找西方困境的出路,是35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3/4)王海洲:“国家形象”研究的知识图谱及其政治学转向,政治学研究 2013 年第 3 期,第 3-16 页。周宁:跨文化研究 以中国形象为方法,第 98 页。同上,第 91 页。对西方文化的认同。如果承认中国的进步与发达,或认为中国之于西方的先进或成功,就等于接受了西方文明中心主义和现代性自我确认的基础是一种本质上的自我否定。据此划分,澳大利亚的中国形象也应划入这个范畴。澳大利亚需要在时空维度上塑造一个批判的对象,以确认自我属性与身份的合法性与进步性。因此,研究澳大利亚的中国形象,不能跳出中西方关系的背景,不能割裂中国、澳大利亚以及西方三者之间内在的历史和知识逻辑联系。(一)澳大利亚中国形象谱系形成的历史背景澳大利亚对中国形象的认知,来自于其莫名的威胁臆想。从 19 世纪中期以来,从“淘金热”到 20 世纪初的“白澳政策”出台,再到对中国红色政权的抵制,从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发展经贸合作,再到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论”、加入美国的反华阵营,澳大利亚所建构的“中国威胁”认知并非来自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客观国情的认知。事实上,澳大利亚是中国经济发展最直接、最大的受益者之一。在更深层次上,澳大利亚的“中国威胁”认知更多是来自于它对自我身份和国际角色的定位,包括作为西方在亚太地区“灯塔”“前哨”和价值观念、民主道德、国际秩序的捍卫者,作为地方发展模式、自由社会的政治哲学的实践者。澳大利亚很难接受一个东方的“威权”中国的成功,因为这种成功往往被认为是对澳大利亚以及西方社会和他们所构建的国际秩序的挑战。所以,它们会将中国设定为国际秩序的“挑战者”甚至“修正主义者”,在南海等问题上蓄意地将中国设定为“破坏者”和“不守规则的挑战者”。在时间维度,澳大利亚中国形象的历史演进是对西方中国形象的承袭、发展和重构的过程。中国与澳大利亚的最早联系可以追溯到英国在此殖民之前更早的时期,但是真正意义上的深度接触则发生在19 世纪50 年代,尤其是在“淘金热”时期。当时,接踵而至的华人淘金客以及随后而来的数以万计的华人劳工奠定了澳大利亚建构中国形象的基础。在澳大利亚人看来,拥有巨大人口的中国是其随时面对的来自北方亚洲的“威胁”,并幻想出各种遭遇中国“入侵”的情景。这些幻觉不仅见诸于媒体报刊,同时也存在于各类“入侵”文学作品之中。19 世纪的中国渐渐被西方看作是劣等民族、牺牲品和臣民、可以获得利润的源泉、蔑视和可怜的对象。20 世纪建国初期,澳大利亚制定并推行“白45澳大利亚中国形象谱系的渊源、嬗变与话语表征美 哈罗德伊罗生:美国的中国形象,于殿利、陆日宇译,中华书局,2006 年,第 77 页。澳政策”。自此,华人移民澳大利亚的大门几乎被关闭,澳大利亚的中国形象也继续滑向负面的边缘。整个二十世纪,澳洲公众对中国的认知充斥着偏见与扭曲,公众心中的中国形象与中国的社会现状大相径庭。(二)澳大利亚中国形象谱系的历史演进过程澳大利亚的中国形象一直与西方的中国形象在本质上存在高度相似,且分享着共同的历史记忆与认知框架。在冷战结束之前,西方的中国形象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的变化:崇敬时期(18 世纪)、蔑视时期(1840-1905)、仁慈时期(1905-1937)、钦佩时期(1937-1944)、幻灭时期(1944-1949)、敌视时期(1949)。这些中国形象彼此相互区别又存在内在的联系,只是在不同时期,特定形象侧面的凸显度略有不同罢了。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澳大利亚中国形象开始发生转变,这一变化与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中国形象基本是同步且同向的。在该时期(19371949),澳大利亚一方面称中国为“英勇的盟友”(Valiant Ally),另一方面相信一个“新的中国”正在形成。可以说,澳大利亚的中国形象,既有对英美等国家基于战时对中国的同情和盟友关系的敬佩,同时也有澳大利亚从自身出发而建构的中国形象的认知,对中国怀有矛盾的心态。这一点与美国的中国形象发展轨迹大致吻合。对于美国人来讲,中国人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趋向于以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出现。中国人被看作是优等民族和劣等民族;异常恼人的野蛮人和极具吸引力的人道主义者;贤明的哲人和虐待狂般的刽子手;勤俭而令人尊敬的人和狡猾而阴险的无赖;喜剧的战士和危险的斗士。这些和其他许多对立面反复出现,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其强度和来源亦存在很大的变化幅度。新中国成立以后,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一样,澳大利亚的中国形象再次发生转变,“敌视中国”开始成为建构中国形象的主体框架,且一直持续到 1972 年中澳建交。这一阶段也被称为“从革命到承认”的中国形象时期。在 20 世纪 50年代,美国的麦卡锡主义也蔓延至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公众对中国充满恐惧和敌意。久已有之的“黄祸论”和新中国建立后盛行于澳洲的“红色威胁论”相55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3/4)樊琳:汉学家费子智与澳大利亚公众中国观 1949-1972,第 93-96 页。美 哈罗德伊罗生:美国的中国形象,第 43-44 页。同上。叠加,使得澳洲公众对中国的焦虑被无限地放大。根据斯特拉汉的划分,这一时期澳大利亚的中国形象大致包括:背离乌托邦的中国、恐惧的前沿、中国人的天堂、另一个新中国、藏污纳垢之源的再审视、与中国清算。1972 年中澳建立外交关系以后,澳大利亚开始进入对华反思阶段(1972-1994)。这一时期,中澳两国领导人实现互访,并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自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澳大利亚视中国为可以合作的贸易伙伴,虽然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尚未对澳大利亚构成真正的现实威胁。20 世纪末至 21 世纪初,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腾飞,中澳两国经济互补性拉近了两国之间和国民之间的心理距离,澳大利亚的中国形象日趋积极正面。有学者认为,冷战的结束是澳大利亚“中国观”转变的分水岭,以往阻碍中澳正常交往的意识形态因素大大降低,经贸互惠、地区合作成为澳中关系的催化剂和驱动器。自冷战结束以来,澳大利亚的“中国观”逐渐从“中国威胁论”过渡为“中国机遇论”,中国的形象也从对手变成了伙伴。然而,随着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澳大利亚在享受对华经贸合作之红利的同时,又不能接受中国强大这一事实,在南海问题、涉港涉台问题、人权问题、新冠肺炎疫情等问题上不断制造噪音,并试图以此塑造不利于中国的国际舆论,通过抹黑中国形象而实现自我利益的最大化。比如,面对“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在经济和地缘因素推动下,澳学者倾向于把南线及相关议题放到国际政治转型的大背景下考察,关注中国经济活动的政治寓意,对中国的政治意图进行全方位的解读。也就是说,对于中国议题,澳大利亚更倾向于将其“政治化”甚至是“安全化”。尤其是自 2017 年以来,澳大利亚的中国形象开始出现历史性大逆转,“中国威胁论”再次抬头,澳大利亚关于中国的负面认知和威胁话语再次被激活,并且在随后几年内成为澳大利亚中国形象话语的主流。根据皮尤和罗伊民调,2017 年之前,澳大利亚公众普遍看好中澳经贸合作,且期待中澳之间更好地合作与发展未来。然而,随着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挑起的中美贸易冲突和随后澳大利亚政府全面公开倒向美国,支持美国对华遏制措施,澳大利亚65澳大利亚中国形象谱系的渊源、嬗变与话语表征樊琳:汉学家费子智与澳大利亚公众中国观,第 93-96 页。Lachlan Strahan,Australias China:Changing Perceptions from the 1930s to the 1990s,pp.15-91.许善品:后冷战时代澳大利亚的“中国观”,第 43-51 页。赵昌、许善品:澳大利亚学者对“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南线的认知述评,国外社会科学 2017 年第 3 期,第 92-101 页。翟石磊:澳大利亚人的中国观与美国观 基于近十年来国际民调的分析,第 127-150 页。公众的积极“中国观”也随之改变,澳大利亚智库、媒体等也纷纷发出质疑甚至渲染所谓“中国威胁”的论调,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澳大利亚反华舆论阵营。三、澳大利亚中国形象谱系的话语表征上述两个维度在国家形象谱系层面完成了对中国形象的建构,实现了在文化、政治、安全等领域的诉求,确认了澳大利亚的西方文化属性和西方国家身份。澳大利亚对中国形象的建构过程,就是对澳大利亚文化属性和身份的自我确认的过程,而这一确认过程往往以特定的符号予以呈现,这就是国家形象的话语表征。从跨文化形象学角度看,我们所谈论的澳大利亚中国形象,并不是对中国现实的再现,而是澳大利亚文化视野下的中国认知,这种“形象”是否“反映”了真实的中国不是关键,重要的是这种“形象”在澳大利亚是如何形成、变异、传播和发展的,如何体现澳大利亚关于世界、关于自我、关于自我与中国(作为“他者”)之间关系的看法,这是作为“他者”话语的中国形象的建构与解构、固化与异化的过程。在福柯看来,话语虽然是由符号构成的,“但是,话语所做的,不止是使用这些符号以确指事物。正是这个 不止 使话语成为语言和话语所不可减缩的东西,正是这个 不止 才是我们应该加以显示和描述的。”国家形象研究显然也无法挣脱语言之网,事实上也只有通过语言,我们才能让国家形象得以表述和识别。但是作为学术研究,我们更应关注的是作为话语的中国形象,并从中发现福柯所说的符号背后的“不止”。据此,董军提出将国家形象看作是一种指涉自我与他者关系的话语系统,在表述上它表现为对“他者”和自我的描述和评价,在指涉上则呈现为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形象谱系是深层次的价值体系,具有较强的抽象性和隐蔽性,需要通过话语来表征。在司徒亚特霍尔看来,“表征”(Representation)是同一文化内部成员生产与交换意义的基本方式,它将观念与语言联系起来,既可以指向现实世界,也可以指向想象世界。周宁认为,中国形象作为西方文化自我认同的“他者”,75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3/4)法 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2004 年;转引自董军:国家形象研究的学术谱系与历史困境,第 5-7 页。董军:国家形象研究的学术谱系与历史困境,第 5-7 页。Stuart Hall,“Presentation: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London:Sage Publications&The Open University,1997.与其说是表现中国,不如说是表述西方。与其说是认识中国,不如说是认同西方。它随着西方文化自身的变化以及中西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并非取决于中国的现实。从话语实践方面看,中国形象作为一种表达话语体系或话语,一旦形成,就以某种似是而非的真理性左右着西方关于中国的“看法”和“说法”。在国家形象的话语表达方面,澳大利亚的中国形象主要是继承和发展了西方话语模式,以“二元对立”“西方中心”为基础,将中国作为主体西方的对立面和“客体他者”而建构。其使用的话语也与历史无异,本质上不愿意看到“中国崛起”的合法性,确认自我西方属性和中心地位,竭力维护所谓民主道义的制高点。澳大利亚的中国形象谱系大致具有以下三种类型,并形成了三种对应的话语形态。(一)被异化为“专制”的国家西方所谓的自由叙事框架构建了“东方专制主义”这一话语对立面,这是一种基于西方价值判断的“事实”,这一“事实”被视为确立西方民主、自由、发达的“他者”而不容置疑。因此,在澳大利亚的中国形象认知谱系中,甚至也对中国的政治体制予以抨击。这些话语与西方国家一贯的涉华表达是一致的,在深层次对华认知的知识谱系上也是如出一辙。同时,澳大利亚和西方世界把中国形象纳入“东方专制”的话语,也是对 19 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对东方(中国)入侵的“合法性”以及西方对落后的、愚昧的、东方“正义”的拯救的话语建构。正因如此,澳大利亚动辄以所谓“人权问题”为借口,插手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以所谓“人权裁判”对中国内政说三道四。1949 年以后,中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澳大利亚抛弃了抗战时期形成的“新中国”和“英雄中国”的话语,把历史上形成并曾经一度处于隐性状态的“黄祸”(Yellow Peril)和“红色中国”(Red China)组合,抨击中国的社会制度。(二)被虚构的野蛮的国家野蛮的东方主义话语与野蛮的中华帝国形象,几乎是同时出现在 18 世纪至 19世纪初的西方世界。彼时的西方正值工业革命时期,国内社会转型,国际地位提升。因此,他们为了构建国家新身份和国际新地位,需要一个文化、政治和经济85澳大利亚中国形象谱系的渊源、嬗变与话语表征周宁:跨文化研究 以中国形象为方法,商务印书馆,2011 年,第 22 页。同上,第 100 页。上的“他者”,而曾经作为世界文明和经济引领者的中国恰好进入了西方的视野,进而成为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西方国家攻击、抹黑和妖魔化的对象。从西方的中国形象谱系构成来看,所谓“野蛮”的中国,不仅包括文化意义上的落后和愚昧,同时也包括人种意义上的原始性和滞后性,甚至一度将野蛮人与中国人对等,在关于中国的常规话语中还出现了诸如“黄色群落”(Yellow Hordes)、“聚群”(Teeming)、“混乱群体”(Seething)、“乌合之众”(Swarming)等修辞。在现实层面,澳大利亚以所谓国际秩序维护者自居,在南海问题、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等问题上对中国横加指责,将中国定义为所谓“国际秩序的挑战者和破坏者”,甚至是一个“修正主义国家”。此类话语将中国设定在文明、法治等积极话语之外,试图歪曲中国形象。也就是说,在澳大利亚的中国形象谱系中,这些元素从未消失过,只是在中澳经贸关系整体良性运行的时期,这些负面元素被暂时掩盖或压制罢了。在澳大利亚对华认知的最深之处,中国依然是一个文明上的“他者”,是一个来自亚洲的所谓“威胁”,是注定对澳大利亚作为西方国家和文明的“挑战者”,甚至是潜在的“替代者”。为此,澳大利亚需要遏制中国影响力不断上升的势头,必须阻止实力不断上升的中国可能对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构建的国际秩序和机制带来的改变,因为这些秩序和机制才是维系澳大利亚既得利益的制度保障。(三)被塑造的发展的国家虽然澳大利亚的中国形象谱系在政治体制、意识形态、文化传播等层面主要以批判和攻击为主调,但在社会和经济发展等现实层面,澳大利亚也存在一些相对积极和正面的认知,即发展的中国。比如,在 19 世纪末期来华的莫理循看来,“尽管中国已经秩序大乱,但中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却未受到丝毫影响在行程刚开始的时候,我开始变得和同胞们一样厌恶中国了”。但在行程将近结束时,他眼中的中国人形象变得高大起来了。莫理循对中国的看法与当时澳大利亚国内所渲染的“中国威胁论”的反华情绪不同,但是他坚决反对华人进入澳大利亚。1937 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澳大利亚地处亚太地区,其北部地区也遭到日军的进攻,因而战时的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形象认知发生了一定程度95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3/4)Lachlan Strahan.Australias China:Changing Perceptions from the 1930s to the 1990s,p.33.澳 大卫沃克:澳大利亚与亚洲,第 59 页。同上。的好转,视中国为勇猛的英雄国家,并对中国抗日形势给予了关注和肯定。当时,澳大利亚方面以“英勇跋涉”(Heroic Trek)来描述 1938 年国民政府撤退重庆,并将抗战时期的中国称为“英雄的新中国”。1972 年中澳建交以后,澳大利亚积极主张发展对华关系,重视中澳在资源能源、国际教育、金融服务、农牧业等领域的合作,与中国逐渐形成了产业优势互补的贸易格局。此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澳大利亚的中国形象更加突出对中国改革和发展形象的肯定。(四)对澳大利亚中国形象谱系的评价本文所探究的澳大利亚中国形象谱系及其话语表征,不仅关乎澳大利亚构建了一个怎样的中国形象,更是一种超越表象化、符号化的国家形象谱系问题,也同样适用于分析整个西方世界的中国形象建构问题。虽然我们不否认澳大利亚与西方其他国家在人类发展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历史中的引导者地位。但是值得警醒的是,无论澳大利亚的中国形象如何变迁,话语形态如何演变,本质上其关于中国形象的谱系与西方是高度一致的,也是相对稳定的,通过构建中国形象来修正其自我身份认同。因此,澳大利亚与西方在对待中国的形象认知方面,以相似的方法、相同的框架构建出相似的中国形象。这一形象认知既源自于澳大利亚和西方国家对自我认同的需求,同时也反映出近现代以来西方世界凭借其经济、制度、文化和军事等优势而对非西方世界的妖魔化、贬损化和“他者”化,最终还是为了通过构建一个落后、专制、野蛮的“他者”中国,来否定中国在历史上所具有的文明地位和世界影响力,以进一步论证西方作为唯一进步文明和世界发展方向的合法性。或者说,澳大利亚的中国形象谱系,始终没有跳出西方中国形象的框架,从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关系维度建构澳大利亚的中国形象,并随着国际局势和中澳关系以及中西方关系的变化而调整。可以说,澳大利亚的中国形象是在移植西方的中国形象基础上,通过将中国纳入西方知识体系,以西方的话语方式构建一个符合澳大利亚认知需要和国家利益的中国,这是一种对西方“他者”化的“中国焦虑”和期待,是将历史上基于东方主义形成的中国神话的现代复活,是西方文化在中国发展议题上的政治哲学投射。比如,澳大利亚教科书所塑造的近代中国形象是复杂的,各版教科书都表述了一个既落后、野蛮,又苦难深重,但努力改革进步的中国。06澳大利亚中国形象谱系的渊源、嬗变与话语表征龚晶晶:澳大利亚现行初中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第 149-155 页。在当代,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唯一合法性提出了挑战,从而加深了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疑虑和猜忌。当代中国的发展,不仅是改变西方固有关于中国的认知模式,同时也是在西方知识谱系和发展模式之外形成的中国特色路径,这被西方世界认为是对西方发展模式、知识谱系和制度体系的挑战,甚至是一种“取代”,西方无法从中国的发展经验中获得自我优越感,其唯一性和霸权合法性也受到质疑。因此,中国的发展触及了西方作为中心主义和人类发展模范的合法性基础,西方无法接受被一个东方中国“他者化”或边缘化。为此,澳大利亚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起,通过设置涉华议题联盟,形成统一的中国新闻报道共识,遵循“解构”中国的新闻框架,甚至“逢中必反”,处心积虑地抹黑中国,构建一个作为西方“他者”的中国形象,作为人类发展所谓“威胁来源”的中国,作为国际安全所谓“最大挑战”的中国,并利用西方国家对全球信息传播的主导优势地位,影响第三世界国家的“中国观”。当然,澳大利亚的中国形象也存在积极的一面。比如,在抗战时期、20 世纪 70 年代至 2018 年以前,中澳关系整体发展平稳,双边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均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形成了国家关系中的互惠互利局面。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