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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朝 鼎 盛 的 湖 州 藏 书
湖州私家藏书为浙北地区谱写了辉煌的历史篇章,特别在明清之际,私家藏书达到鼎盛,究其原因主要有:
其一,是区域优良传统的影响。浙江历来是文化之邦,私家藏书事业作为历史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向来就在浙江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受人敬重钦佩。但是浙江的私家藏书自东汉到明清已历经千年的发展,藏书家不仅继承了先辈丰富的藏书,同样也继承了一种藏书精神,他们视书如命,“菲饮食,恶衣服。减百俸,买书读”,到处搜罗故书,购书不得则抄书。他们把藏书作为自己的终生大业,虽历万劫而不废。湖州藏书家也正是在这种环境氛围重成长起来的,因而在明清之际当浙江出现藏书的高潮时,湖州的藏书也迎来了它的第二个高峰。
其二是经济、文化的繁荣。湖州地处太湖南岸,北与上海、苏州等地紧邻,南连杭州,处于交通要塞上。宋室南渡后,江浙经济文化繁荣起来,湖州的粮食和丝绸在全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文化上亦呈现欣欣向荣之象,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各门类成就也相当突出。这为明清湖州经济、文化的繁荣打下了基础。经济的繁荣为文化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明清之际浙江经济发展迅速,因而文教业也十分发达。而在浙北仅南浔一地,明一代就有进士9人,举人25人,至清代更达进士16人,举人70人。浙北文教业的发展一方面与湖州历来丰富的私家藏书有关,另一方面又进一步促进了私家藏书业的发达。而经济的发达又为藏书家藏书提供了经济基础,历来藏书家多数是非官即商。正是在这种经济发达的地域环境和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浙北的私家藏书得以兴盛。
其三是出版业和图书流通的发展。浙江的出版事业兴起较早,最早可以上溯到中唐时期。而明清之际,浙江的刻书出版事业虽不及宋代之盛,但仍为全国刻书的重点地区之一。特别是浙北的吴兴,在万历之世崛起,成为后起之秀。刻书出版业的发达为藏书事业提供了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有书可藏。而且这时的书籍流通业也比较发达,湖州自元代兴起的书船在这时十分活跃。其时织里一乡,家家户户几乎皆以“佣书为业”,这为藏书事业带来了方便,促进了藏书业的发展。
其四是因著述的需要而藏书。在这种情况下,他首先是学者,然后才渐渐地成长为藏书家。其藏书的最为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学术著述。著述之兴,首先必须有书,但由于古代中国,官府藏书一般是不对外开放的,能够利用官府藏书的人微乎其微,所以就必须自己收藏图书。从某种程度上说,私家藏书的出现,主要就是适应学术著述的需要。我们追述肇始湖州藏书风气的沈氏家族,可以很清楚地看清这一特征。
到了晚清,由于盐、丝业繁荣,湖州出现了许多富商,他们不少人从事藏书著述。陆心源祖上世代为商,后入仕途,花二十年时间完成皕宋楼藏书。在湖州藏书史上,他是陈振孙之外因藏书而成为学者的又一最典型代表。他著述繁富,在文学、史学、金石学、地方文献等领域皆有建树。为其藏书而编撰有书目及藏书题跋《皕宋楼藏书志》、《仪顾堂题跋》等四种。张钧衡以盐业发家致富,性嗜藏书,在南浔建适园,其中“六宜阁”为其藏书之所。适园藏书多宋元古本、抄稿本及“黄跋本”和“顾校本”,为世所重。利用其丰富的藏书,张氏刻印了一系列丛书,包括《张氏适园丛书初编》、《适园丛书》、《择是居丛书》等,共计一百种。这些书反过来丰富了湖州的藏书。张氏精于校雠,擅长版本目录学,对善本书都一一疏其版本源流,考校精审,曾邀请繆荃孙代编《适园藏书志》十六卷。刘承干从30岁起有志藏书,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苦心经营,其藏书最盛时有12450部,16万册,60余万卷,其嘉业堂藏书楼是中国藏书史上规模最大的私人藏书楼。晚清湖州的这些藏书家的著述都在其藏书之后,因醉心藏书而潜心学问,最后成为著作等身的学者。
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藏书历史源远流长,延绵不断,留下来的古籍数量之多,门类之繁,涵盖的时空范围之广,是文明古国最具体、最形象、最生动的象征,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无法比拟的。湖州现今保存下来的古籍有0.58万册,为我们后人了解祖国的历史文化提供了依据,这其中便有私人藏书家的一份功劳。
在当今社会逐渐步入信息化时代之时,中国的藏书事业也将在继承和吸取历史遗产精华的基础上,灌注符合时代需求的新养料,大显前所未有的光辉,达到更具有时代感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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