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解读.pdf

南 开 经 济 研 究 NANKAI ECONOMIC STUDIES2023 年 第 9 期 No.9 2023 DOI:10.14116/j.nkes.2023.09.001 3 “一带一路”倡议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解读 裴长洪*摘 要：“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中国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的一个行动方案，而且也是以世界发展为目标的一个重要方案。该倡议更深刻的内涵是揭示了当今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世界经济体系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揭示了在以资本为中心驱动下国际垄断资本布局的“全球价值链”的局限性、霸权主义治理的落后性、“文明优越”和文明冲突观念的谬误性；并指出了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共建“一带一路”对于解决世界生产力发展、改革和完善世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方向、目标及其重大意义；勾画了争取最大公约数和最大动员力的实践内容和方案。“一带一路”倡议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国化和时代化的重要成果，探索其科学内涵是我们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中最基础的理论研究命题。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时代化 2013 年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大倡议。“一带一路”倡议成为我国推动世界生产力发展、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我国参与全球开放合作、改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这个方案已经经历了十年的实践检验，它的巨大成效已经引起愈来愈多国家和地区的热切关注和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具备了实践内容的理念，其科学基础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其科学内涵是我们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的要求，“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中最基础的理论研究命题。一、“一带一路”倡议时代背景的政治经济学命题 毛泽东指出：“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研究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 写在“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之际。*裴长洪，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邮编：100029)、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邮编：100836)，E-mail：Peichhcass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27.毛泽东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30-131.裴长洪：“一带一路”倡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解读 4 政治经济学是如此，研究世界范围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也基本上是这个逻辑。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阐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世界的扩张，从而使生产和消费成为世界性的，世界市场不断取代地域性的小市场，全世界无产阶级面对的是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世界资本主义统治、争取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呐喊。可见，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世界扩张的状况下，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不仅产生在民族国家内部，而且日益具有世界性。因此，马克思在 1859 年撰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可见，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世界性的理论。实际上经济学重要分支学科的理论基础都离不开政治经济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范围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如何表现的呢？习近平指出：“随着冷战结束，两大阵营对立局面不复存在，两个平行的市场随之不复存在，各国相互依存大幅加强，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演化”(习近平，2017)。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制造业国际生产分工深化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制造业的国际生产分工从产业间分工，向产业内分工、产品内分工、公司内分工不断深化，产业不断被细分。制造业内部的不同行业成为产业，各行业内部的不同产品成为产业。产品生产过程的技术可分性也使各个工序、各个生产环节成为产业。各个产品内部垂直专业化分工的不断深化和细化，推动了产业内、产品内、公司内贸易的发展，进而推动了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引发了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巨大需求和动力。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演化表现为几个重要的特征：首先是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不断扩大资本流动和产品内、公司内贸易，其在全球生产和贸易中的作用日趋重要。跨国公司的全球性生产网络使其经济地位日益重要，它垄断了全球生产的 60%和全球贸易的 80%以及国际直接投资的 90%。世界 500 强跨国公司主要集中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一些新兴市场国家虽然也出现了数量可观的跨国公司，但这些跨国公司也主要集中在少数经济增长较快的经济体中。其次是中国融入世界经济，扩大了经济全球化的版图。国际分工的深化和扩大恰恰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历史性相遇，广袤的中国疆域和庞大的中国人口进入新的国际分工体系，极大拓展了国际分工的能量，扩大了全球贸易投资的规模，成为这个时期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加速器，也成为贸易投资自由化的最大推动因素，同时也使中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受益者。再次是在美西方国家的推动下，国际经贸政策、国际规则日益趋向自由化。无论是国际经济贸易政策的协调，还是国际交易的规则制定，都围绕制造业国际分工深化和贸易投资的自由化以不断开辟新的经济地理，不断为跨国公司的全球网络扫清障碍，不断为美元制造范围更大的“特里芬”难题。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树立了全球经济治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UNCTAD(2013)，Global Value Chains and DevelopmentInvestment and Value Added Trade in the Global Econ-omy(A Preliminary Analysis)，Geneva，February 2013.南 开 经 济 研 究 NANKAI ECONOMIC STUDIES2023 年 第 9 期 No.9 2023 5 理的两大里程碑。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到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世界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稳定时期，世界 GDP 稳步增长，1993 年至 1997 年世界实际 GDP 年平均增长率为 3.14%，2003 年至 2007 年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 3.98%；世界贸易增速更是 GDP 增速的将近两倍。随着资本跨国流动规模扩大，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更高。为了参与经济全球化，各国纷纷取消对外投资和引进外资方面的壁垒，这使得外商直接投资(FDI)呈现爆发性增长态势，FDI 的增速远远快于世界生产和贸易的增速。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不管是对于世界整体、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FDI 增长率基本上都以两位数增长(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除外)，且 FDI 的增速远远快于世界生产和贸易的增速，FDI 占 GDP比重稳步快速增长。这使得世界各国经济从产权属性来看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提高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西方政治精英开始欢呼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体系的胜利。美国政界和学界认为，经济全球化将是资本主义制度完胜世界的利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借助经济全球化不战而胜。1993 年美国杜克大学教授阿里夫德里克在中国演讲说，人类已经进入一个全球经济时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破天荒地真正成为全球的抽象(阿里夫德里克，1993)。他们预见，美国将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大赢家。因出版世界是平的：21 世纪简史而受到全球热捧的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曾傲慢地说：“在全球化体系中，美国是唯一居于统治地位的超级大国，所有国家都不同程度上从属于它。我们不是老虎，全球化才是老虎。但是我们最会骑老虎，而且我们正在对其他所有的人说，要么骑上来，要么滚开。我们之所以最会骑老虎，是因为我们把它从虎崽子养大成老虎。”(李世安，2005)但是，从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世界 GDP 实际增长率在 2008 年至 2015 年间，年平均增长率降为 2.3%，世界贸易增长速度也明显下降(见表 1)。世界直接投资从 20世纪 90 年代以来持续增长，2007 年世界直接投资流入量达到空前的峰值(1.98 万亿美元)。2008 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后，其连续 7 年处于下降并呈恢复乏力状态，仅在2015 年和 2016 年出现反弹(见表 2)。表 1 世界 GDP和进出口增长率(单位：%)%)时间/年 名义出口增速实际出口增速 名义进口增速实际进口增速 名义 GDP 增速 实际 GDP 增速 19781982 11.50 3.13 11.33 2.41 09.65 2.53 19831987 07.16 5.00 06.34 5.30 08.88 3.57 19881992 11.03 5.36 09.53 4.92 08.32 2.90 19931997 06.87 7.50 07.22 7.37 04.47 2.94 19982002 03.06 4.87 03.35 5.21 01.98 2.85 20032007 16.51 7.28 16.40 8.04 10.80 3.98 20082012 06.74 2.71 06.84 2.52 05.46 2.01 20132015-2.03 3.18-2.12 2.71-0.16 2.60 数据来源和说明：作者根据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WDI)数据库计算而得。作者根据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WDI)数据库计算。裴长洪：“一带一路”倡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解读 6 表 2 20082020年国际直接投资流入量(单位：亿美元)年份 2008 200920102011 2012 201320142015201620172018 2019 2020 流入量 16974 10403112201523813360 145631403920418198351700514952 15399 9239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统计数据库。随着世界经济、贸易和投资增长速度下降、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TPP夭折以及全球范围内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增多，美西方国家出现了逆经济全球化的思潮。WTO 的一项统计研究表明，WTO 成员自从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已经推出了2100 多项限制贸易的措施。美国更是充当保护主义的先锋，仅 2015 年就实施贸易保护措施 624 项，为 2009 年的 9 倍。2008 年爆发的美国金融危机，给美国精英们大大浇了一桶冷水，他们忽然醒悟过来，发现资本主义制度并未完胜，相反，中国的发展却很成功；美国也不是大赢家，相反，中国成了大赢家。“失算”的心态引动了民粹主义的潜流，加上失落群体的不满，美国率先掀起了逆全球化的思潮。从 2008 年 8 月至 10月，美国媒体发表了大量反对经济全球化的言论，其中华盛顿邮报52 篇、新闻周刊43 篇、时代杂志 19 篇、芝加哥评论14 篇，这在美国新闻史上罕有 其匹。为什么出现世界生产力的停滞？这是国际金融危机后的世界之问，也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时代之问。从世界科技和经济发展来看，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重要原因。第一，从一般经济学原理分析，国际分工停滞必然导致交换和交换价值增长放缓，引起贸易投资和经济增长放慢。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提速很大程度归功于国际分工的不断细化和发展，不仅促进了产业内和产品内贸易发展，而且刺激了跨国公司在全世界的投资以建立国际生产网络。但是，当这种国际分工细化到一定程度之时，继续分工的成本就会大于收益，进而使得分工停滞。有研究表明，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以来，世界贸易的快速增长是源于中间品产业分工的深化，特别是中间品垂直专业分工的深化。世界贸易增速趋缓的根本原因在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形成的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和世界生产网络已经成熟。因此，国际分工深化的趋势放缓了。从 1998 年以来，世界中间品贸易的总金额是增长趋势，但 2012 年以后的增长明显放缓。在 20002008 年的 9 年间，世界中间品的出口贸易年平均增长达到 13.1%，而 20092013 年 5 年间，年均增长降为 4.6%；进口贸易从 13.6%降为 4.2%；产业内和产品内以及垂直专业化分工动力的减弱还表现在世界直接投资势头的减速。从 20 世纪以来，世界分工促进贸易发展愈来愈依赖全球直接投资的增长作为媒介因素，世界直接投资推动了国际化生产网络的形成，使世界新的分工格局得以形成。因此，世界直接投资也是世界分工发展状况的重要表现(裴长洪，2015)。还有研究表明，在世界总出口中，国外增加值占国内增加值的比 张茉楠.“特朗普主义”下的逆全球化冲击与新的全球化机遇N.中国经济时报，2017-2-16(5).王 平.年度社科界十大热点关注(国外篇)J.社会科学报，2008(12).Constantinescu，C.，A.Mattoo&M.Ruta.The Global Trade Slowdown：Cyclical or Structural?R.IMF Work-ing Paper，2015.南 开 经 济 研 究 NANKAI ECONOMIC STUDIES2023 年 第 9 期 No.9 2023 7 重在 19952005 年上升了 8.5 个百分点，但是在 20052012 年只上升了 2.5 个百分点。对于中国，自 2005 年后，国外增加值占总出口的比重一直在下降；对于美国，进口中的零部件比重也开始下降。这些事实都说明国际分工基本成型，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已经基本成熟定型。第二，新科技革命对全球产业分工的作用尚在孕育之中，其对国际分工的创造性作用尚需时日。进入 21 世纪以后的信息技术革命和数字化新技术，虽然已经对产业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近十年来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新兴产业发展的潮流，智能化制造、工业互联网、低碳化和 3D 打印技术等都在一些国家的产业发展中成为先驱，但许多技术在产业应用中并不完全成熟，尤其没有成为世界标准化技术，因此还很难延伸为技术环节细分的国际加工制造分工，具有广泛和大规模国际分工的新的最终产品尚未出现。然而，新科技革命创造性的一面尚未形成，其毁灭性的一面却已有所表现，其对于旧的最终产品的国际分工延伸扩大的预期产生了消极影响。因此，此时的贸易、投资都呈现降速趋势。即便数字经济和互联网技术的突破已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并被广泛运用，即将全面覆盖制造业技术进步，从而创造网络经济和制造智能化经济的新空间，但这个过程将是渐进的，而不是突发的，因而新的国际分工体系的形成也将是渐进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体现既有产品和服务结构的世界贸易和投资在数量上的增长将明显 减速。第三，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增速放缓换挡以及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使世界经济进入新常态。在以往三十多年中，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为经济全球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中国的工业体系和低成本劳动力进一步促进了产品生产的国际分工，中国还提供了广阔且有待继续开发的消费和投资市场。因此，中国经济从而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加速器。但是，中国经济增速已进入新常态，投资需求开始下降。此外，中国经济结构也在发生变化，服务业比重不断提高。由于服务业的贸易和投资密集度相对于制造业来说都更低，这不可避免将降低中国对世界消费品和投资的需求程度。中国也越来越由出口和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向消费拉动增长的模式，中国的对外需求虽然仍然强劲，但国内供给体系的能力和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其对外依赖度也开始下降。由于中国经济转向中高速增长，以及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转向高质量发展将是一个长期趋势，而且由于中国经济的体量和规模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具有全局性，所以世界经济也进入新常态。对此，习近平在 2015 年就有论断：“全球经济发展都已进入新常态。”经济学固然可以解释以往发生的事实，但往往无法解答面临的实际问题，按照当时西方国家的实践，“量化宽松”的刺激政策正在加码升级，反对此政策者又似乎认为问题无解，无解的问题容易让人产生消极态度和宿命论。世界经济发展的出路在哪里，Frankel J.Globalization and Chinese Growth：Ends of Trends?M.In：Onofri P II Grande Sconvolgimento.Bo-logna：II Mulino，20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88.裴长洪：“一带一路”倡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解读 8 西方经济学家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站在西方中心主义经济学理论的立场上也是找不到出路的；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仅能够揭示事物发展的矛盾和问题，而且能够提供解决问题的实践方案。二、“一带一路”倡议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答案之一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际分工的细化和深化主要表现在汽车、笔记本电脑、电子及通信设备产品等主要最终产品上。由于这些产品的技术可分性最强，生产环节最容易被分割并安排在不同的区位，因此其分工细化和深化表现得最突出。西方学者把这种国际性生产网络称为“全球价值链”，并由此演绎出全球价值链理论。这种全球价值链的区位和价值链特征是：欧美国家处于全球价值链的高端，拥有品牌，负责标准制定、产品研发和系统集成，控制着核心产品和新产品的生产。日本是世界消费电子产品的霸主，具备较强的研发能力和精湛的生产工艺。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处于中端，具备较好的生产技术，正发展成为集成电路等部分关键元器件的生产基地，并生产部分高端产品和新产品。其他具有劳动力禀赋优势的国家和地区处于价值链的低端，主要从事一般元器件的生产以及整机的加工和组装。由这些产品分工细化深化所形成的全球价值链在 19952008 年发展最为迅速，由此形成的全球价值链贸易(简称GVC)在全球贸易总量中所占份额不断增加，增长最为迅速。到 2008 年其贸易额已超过全球贸易额的一半(江小涓和孟艳君，2021)。所谓的全球价值链，实际上它是围绕西欧、北美、东亚的部分制成品的国际分工体系，该体系是全球价值链整合程度最高的三个区域，其网络密度和平均节点大小表明了这一点。美国作为世界上第三大全球价值链中心，是该全球价值链的布局者，主要采取前向牵引方式，增加值主要集中在电子通信设备、运输设备、互联网及其软件、金融服务和制药方面。许多发展中国家，如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南亚、俄罗斯和东欧，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及其他低收入国家，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都十分有限。可见，全球价值链理论仅仅是西方国家垄断资本的跨国经营理论，并非全体人类福祉的世界经济理论，它是西方中心论的现代翻版。由这三大区域组成的以三大产品为核心的国际分工网络形成的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和服务链构成了世界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的主要架构，是当代世界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的主要体现，它与世界生产力发展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在以资本为中心驱动下，跨国公司的国际分工网络分布不均衡，甚至遗弃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形成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和利益不均衡。19942008 年，全球最大的 100 家跨国公司境外资产占总资产比重从 41%上升到 57%，境外销售占总销售的比重从 45.6%上升到 62%，跨国公司愈来愈成为全球公司，企业的价值链日益演化为全球价值链。为了适应这种发展，西方学者格里芬(Gereffi，1994，2003)和赫得逊(Henderson，1998)等提出了全球价值链理论，回答全球经营和全球价值链治理等核心命题，以满足全球垄断资本的需要。南 开 经 济 研 究 NANKAI ECONOMIC STUDIES2023 年 第 9 期 No.9 2023 9 按照西方学者的全球价值链(GVC)分析，在这种国际分工中攫取绝大部分收益的是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1995 年全球制造业价值链收益的 73.8%属于少数高收入国家，尤其以美国、日本、德国所占份额最大，美日两国所占份额就超过所有中低收入国家的份额。从 19952008 年，全球价值链收益的这种不平等分配状况虽然有所改善，但也主要是由于这个国际分工体系在东亚的扩展，其中导致少数几个新兴经济体崛起，特别是中国融入了这个价值链体系，其占制造业价值链收益的份额上升到12.8%，是中低收入国家份额提高的主要贡献者；但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占制造业价值链份额仍只有 17.5%，增加幅度非常有限。此外，仍然有许多低收入国家游离于这个国际分工体系之外，难以享受世界发展所带来的经济红利。总体来看，经济全球化的收益在南北国家之间的分配是严重不平衡的。而就要素报酬分配来看，所谓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给予了资本最大利益，而劳动要素报酬，特别是中低技术的普通劳动者的收益，呈现下降趋势。跨国垄断资本布局的国际分工体系自然是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其结果必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收益主要被资本所有者(即最高收入阶层的群体)所占有，这一点连西方学者都承认；而占总人口数 50%的低收入阶层群体获得的收益非常少。如表 3 所示，在所谓的全球价值链体系中，制造业增加值的大部分被资本家和高技术劳动力占有，中低技术劳动力的收入份额不增反减。即便在发达国家内部，当然也包括在发展中国家内部，不同技术程度的劳动力、不同阶层的人对经济全球化的感受是不同的，对经济全球化的认知和态度更是差异巨大。表 3 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中各类生产要素所获份额 增加值 1995 年 2008 年 20081995 年变动幅度 总增加值(十亿美元)6586 8684 2098 资本份额(%)40.9 47.4 06.5 高技术劳动力份额(%)13.8 15.4 01.5 中等技术劳动力份额(%)28.7 24.4 4.2 低技术劳动力份额(%)16.6 12.8 3.8 资料来源：Timmer 等(2014)的文献。“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大多数沿线国家和地区恰恰是西方国家的所谓“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低甚至是被遗弃的区域。沿线国家涵盖了东南亚、南亚、东亚、中亚、西亚北非、中东欧等地区 65 个国家，其地域面积占全球 1/3 以上，其人口总量占全球 60%以上。其包括了东亚、南亚和中亚的中低收入国家以及西亚北非 19 国和中东欧 20 国的中低收入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不是以资本为中心，而是以世界更多国家和地区的人民福祉发展为中心。“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功能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它扩大了原有的国际分工体系，弥补了西方国家“全球价值链”的缺陷，扩大了世界市场，促进了世界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对国际分工的扩大，不仅表现为经济地理疆域的扩展，而且也表现为各类商 Timmer，M.P.et al.Slicing Up Global Value Chains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14，28(2)：99-118.裴长洪：“一带一路”倡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解读 10 品贸易和投资的扩展。20132021 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累计货物贸易额近11 万亿美元，双向投资超过 2300 亿美元，对沿线国家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近 7300 亿美元。其中，2021 年，中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 11.6 万亿元，创八年来新高，同比增长 23.6，占中国外贸总额的比重达到 29.7。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态快速发展，一批海外仓建成并投入运营。首个海外仓供需对接的海外智慧物流平台“海外仓服务在线”正式上线。中欧班列全年开行 1.5 万列，运送 146 万标箱，同比分别增长 22、29。陆海新通道建设加快。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中，中国中西部省份也利用区位优势参与了国际分工合作，扩大了中国的对外开放，从而扩大了世界市场。20132020 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由 126.3 亿美元增加到 186.1 亿美元，呈现稳步增长的态势，累计直接投资达到 1359.2 亿美元。与此相对应，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比重不断上升，2020 年已经达到14%。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多数都落户在合作园区中，形成新的生产性企业，带动了就业，为当地政府提供了税收。截至 2019 年底，纳入中国商务部统计的境外经贸合作区达到 113 家，累计投资 419 亿美元，其中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区累计投资 350 亿美元，占比达到 83.5%。当年上缴东道国税费超过 30 亿美元，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 33 万个。此外，还有一批未进入商务部统计，由地方政府统计的境外合作园区，在 57 个国家建设 201 个境外经贸合作区，其中 138 家位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占比达到 68.7%(刘洪愧，2022)。中国企业的投资促进了世界生产力的发展。第二，共建“一带一路”重视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不仅大大增加了世界基础设施的公共产品，而且为沿线国家的生产潜力提供了释放的可能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大，回报周期长，为西方跨国公司所不为。但是，不能指望基础设施建设短期就带来很大收益，这需要一个过程。基础设施建设适当超前是有利的。理由很简单，一个基础设施当时建设的成本非常低，但过几年可能就建不起了。基础设施从长期来看，它发挥的作用会越来越大。对此，一般发展中国家为此只好申请使用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而中国在共建“一带一路”中，根据合作伙伴的需要，多方筹措资金承担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施工和初期的运营，为此提供了最重要的资金和技术力量，承担了最大的经济风险和压力。根据中国全球投资跟踪数据库(CGTT)的资料，2013 年 1 月至 2022 年 6 月，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共 2836 项，其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项目占比达到 62.7%。从更长时间段看，20052022 年，中国海外投资中 郭婷婷.“一带一路”加强经贸往来 合作走深走实N.人民日报，2022-8-10.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 2022 年 1 月 25 日上午 10 时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 2021 年商务运行情况。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19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M.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20；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中国“一带一路”贸易投资发展报告 2021R/OL.(2021-08-11)2021-08-25.http:/ 2020R/OL.(2020-09-07)2021-07-30.http:/ 开 经 济 研 究 NANKAI ECONOMIC STUDIES2023 年 第 9 期 No.9 2023 11 的问题投资共 347 项，占投资总项目数 9.0%，而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出现问题投资 224 项，占比为 7.9%，其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问题投资占比 5.3%，低于总体水平。在 14 个行业中，能源和交通投资最集中，但在沿线国家出现的问题投资只有 94 项，比 2013 年前下降了。造成问题投资出现的原因多种多样，并非全部是由债务违约引发。从这些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出，中国在沿线国家投资的债务风险总体可控，而且收益大于风险。这些基础设施建设，有的释放了合作伙伴的生产制造和贸易的潜能；有的释放了石油、天然气的生产潜能；有的释放了粮食供给的潜能。例如，中国与刚果(金)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在释放前者拥有全球最庞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同时，为后者生产全球超过 2/3 的钴矿提供了机遇。第三，中国发起并占有最大股份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共建“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投资中创新融资安排，关注债务可持续性和民生问题，其融资支持的项目为成员国提供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公共产品。2020 年 1 月 16 日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成立五周年的日子。五年来，亚投行成员从最初的 57 个增加到 103 个，为 28 个成员的 108 个项目提供了金额为 220 亿美元的融资，有效满足了成员在各类基础设施投资方面的融资需求，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和就业增加，特别是积极应对了新冠疫情的挑战，有效地促进了国际金融治理的完善。亚投行的业务主要有三大类：一是贷款，包括直接贷款、联合融资或参与贷款；二是股权投资；三是提供担保。此外，亚投行还建立了特别基金，并为成员提供技术援助。为保证有效运行，亚投行确定了与其他机构有区别的战略重点领域，制定了高效透明的运营规则，并积极回应了成员广泛急切的融资需求。亚投行对融资需求确立了三个优先考虑，一是可持续发展领域，即绿色发展领域；二是跨境互联互通设施，此类项目必须在满足财政可持续性、环境保护和社区介入的前提下才发放；三是能够动员与激活私人资本参与的项目。亚投行强调与私人部门的合作，撬动社会资本参与进来进行基础设施投资。从融资活动的结构分布来看，基本上体现了亚投行的主要宗旨和重点领域。其中，能源、交通、水利占了很大的比重。截止到 2020 年底，在 220 亿美元融资中，南亚成员应是最大的受益者，其中印度的项目数最多，有 20 个项目获得了 50.89 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占总金额的 23%；项目数第二位的则是孟加拉国，11 个项目获得了 18.29 亿美元的支持；巴基斯坦有 6 个项目，获得了 12.68 亿美元的支持。西亚的土耳其有 9 个项目，获得了 21.38 亿美元的资金支持。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有 5 个项目，获得了 9.33 亿美元的支持。东亚除了印尼有 8 个项目获得 20.899 亿美元支持和菲律宾获得较多支持以外，其他成员项目普遍较少。俄罗斯有共计 8 亿美元的两个项目申请获批。作为出资最多的中国，获批的项目只有 4 个，共计 11.35 亿美元(欧明刚，2021)。显然，亚投行不是在实现中国自身的经济利益，而是中国在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亚投行还关注迫切的民生问题，2020 年 4 月决定为应对新冠疫情投入资金。到2020 年底，有 21 个“新冠疫情危机恢复便利”项目获得批准，金额高达 62.099 亿美元，这些资金有效帮助了这些国家防控疫情、缓解疫情对宏观经济、企业和金融体系造 裴长洪：“一带一路”倡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解读 12 成的不利冲击。亚投行十分关注项目所在国的债务可持续性问题，亚投行总是希望基础设施投资能给这些国家创造增长的条件，而不是增加其债务负担。因此，鼓励项目所在国对融资计划做出适当调整，有的要适当放缓政府投资，更多地运用私营部门的资金。亚投行采取以下几种方式帮助私营部门参与基础设施投资：一是对非主权担保项目提供长达 18 年的贷款，二是适当参与股权投资，三是新开发了 ESG 增强信用管理投资组合。亚投行不断研究各种不同方式鼓励私营部门参与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因此，在亚投行投资只占项目总投资额的 20%左右(差不多是五倍的杠杆率)的情况下，对项目的启动却至关重要，增加了私有投资者对项目的信心。私营机构认为，多边开发银行更有能力与当地政府商谈项目条件，其参与的项目能够获得当地政府的支持。这样，私营机构自然愿意跟随多边开发银行共同投资。亚投行成立七年多的实践，有力驳斥了一些西方媒体对共建“一带一路”中的融资安排造成项目所在国债务陷阱的诬蔑。三、“一带一路”倡议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答案之二 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基础上建立的全球经济治理，包括治理理念和各种公共品，是当今世界范围的上层建筑。2019 年 3 月，习近平主席在巴黎出席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上提出，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面临“四个赤字”，分别为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与发展赤字(习近平，2020)。这个论断深刻揭示了当今世界范围资本主义体系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治理赤字”反映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主要表现为公共产品的供需不匹配。首先，美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意愿程度明显降低，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质量显著下降(裴长洪，2014)。以官方对外发展援助为例，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官方对外发展援助呈不断增长态势，而美国官方对外发展援助出现了明显减少。尽管美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意愿程度下降，但仍然想维系国际经济治理的“一言堂”话语权。其次，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意愿不断增强。随着经济实力和民主意识的增强，新兴经济体希望提升本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同时也愿意主动分担一部分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最后，国际公共产品供需存在明显的结构性矛盾。一是国际公共产品供需不匹配问题。当前全球公共产品主要是由霸权国美国提供，导致强制性消费，可供其他国家选择的“全球治理”公共产品不多。二是全球公共产品存在全球性与区域性的矛盾，而且全球公共产品的空间可达性越来越低，难以传导到“神经末梢”，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基层民众被“边缘化”。世界银行、WTO 的发展援助条款政治色彩浓厚，非政府组织不能直接参与WTO 决策等。这种结构性矛盾事实上反映了霸权治理与民主化要求的矛盾，全球集中 ESG 是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Social)和公司治理(Governance)的缩写，是一种新兴的关注企业环境、社会、治理绩效而非财务绩效的投资理念和企业评价标准。亚投行今年有望放贷 40 亿美元，多管齐下鼓励私人资本参与基建投资N.21 世纪经济报道，2019-3-12.南 开 经 济 研 究 NANKAI ECONOMIC STUDIES2023 年 第 9 期 No.9 2023 13 治理与区域特点之间的矛盾，等级化治理架构与网络化延伸要求的矛盾，集中起来就是反映了全球经济的上层建筑与现行世界经济体系特别是世界经济多极化发展趋势的矛盾。“信任赤字”和“和平赤字”反映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另一矛盾，即经济活动与观念、意识形态的矛盾。“信任赤字”表现为单边主义的兴起。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在一些西方国家迅猛抬头，各国贸易保护壁垒高筑，严重冲击了多边贸易体制的稳定性和权威性。西方媒体甚至将本国出现的一系列经济与社会问题(如贸易逆差、制造业空心化、失业率上升等)，全部归咎于经济全球化的冲击，鼓吹并采取单边贸易保护政策，主张脱钩甚至局部对立。逆全球化加剧了全球市场的不确定性，严重影响国际社会的信任与合作，致使信任赤字不断增加。“和平赤字”表现为霸权主义制造的所谓文明冲突论。尽管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仍然是时代主题，但以冷战思维、零和博弈、霸权主义为代表的陈旧理念根深蒂固，霸权霸道霸凌危害深重，大国博弈、民族矛盾、宗教冲突、能源争夺、网络安全等问题相互交织，全球地区安全受到极大威胁。全球安全问题的思想根源，在于几百年西方中心主义秉承的文明观，鼓吹文明优越论和文明冲突论。其核心是表达西方文明高于其他文明，全球其他文明必须顺应西方文明，或长期演变为西方文明，如果不遵从这一路径，势必发生冲突，甚至诱发战争。西方学者由此又引申出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认为追赶国必然与守成国发生冲突。西方国家按照这些理念制定对外经济和外交政策，有些国家甚至以“人权”为幌子，直接干预别国内政，给世界发展稳定带来了极大挑战。“发展赤字”表现为贫富悬殊的拉大。虽然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全球化生产分工极大地提升了全球范围的生产力水平，但由于跨国垄断资本以资本为中心的“全球价值链”的国际分工网络的局限性，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及其人群被排除在科技革命和全球化分工的“红利”之外，不同国家之间、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之间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状态广泛存在，贫富差距不断加大。许多被“边缘化”的发展中国家甚至已经陷入“贫困化增长陷阱”。国际垄断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效率优先”和“中心-外围”的发展理念，难以推动全球普惠平衡发展，导致国家间、地区间日益扩大的贫富鸿沟。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当今世界范围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