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民同乐”理念下宋代君臣公共性园林实践的比较与分析.pdf

237237|2023|12风景园林摘要：宋代皇家及官署园林普遍向百姓开放，形成了“君-官-民”共乐的局面。文章梳理“与民同乐”理念下中国古代园林公共性发展趋势，在对宋代众乐理念溯源的基础上，以金明池和严州郡圃为例，从园林空间特征、公共性活动类型、使用者构成三方面对比分析宋代君臣“君民同乐”和“官民同乐”不同园林实践方式的异同点，揭示宋代君臣在“与民同乐”的思想共识下不同园林实践活动的关联性。Abstract：In the Song Dynasty,royal and official gardens were generally open to the people,forming a situation of the emperor,the officials and the citizens enjoying together.Based on tracing the origin of the concept of joy for all in the Song Dynasty,this paper compares and analyz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different garden practice methods of the emperor and citizens share the fun and officials and citizens share the fun of the Song Dynasty emperors and officials from three aspects:garden space characteristics,types of public activities and user composition,and reveal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different garden practice activities of the Song Dynasty emperors and officials under the ideological consensus of having fun with the citizens.关键词：宋代园林；与民同乐；公共性园林；金明池；郡圃Keywords：gardens in Song Dynasty；having fun with the citizens；public gardens；Jinmingchi；Junpu文郭广钰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硕士研究生王敏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副主任博 士（通讯作者）DOI：10.19875/ki.jzywh.2023.12.077引言作为儒家“天下为公”政治理想的延伸，“与民同乐”思想源于上古时期士大夫们对于“乐”的追求，最早可追溯至 孟子梁惠王下：“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孟子作为“与民同乐”理念的最早提出者，将与民同乐的政治意义理论化，号召君主把“与民同乐”作为施行仁政的手段，以实现制礼作乐、教化万民的目的。梳理我国古代园林的公共性发展演变，两宋之际，中国园林发展达到首个“成熟时期”，在商业化、平民化的历史背景下，此时全民游赏文化普及、兴盛，“与民同乐”真正得以贯彻，对宋代的公共性园林建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基于“民安而君后乐”等施政理念，宋代皇家园林及官署园林逐步向百姓开放。北宋统治者开创性地将东京汴梁的御苑金明池等皇家园林定期向公众开放，并通过“诏令”的形式加以保障，实现了君民同乐的美好愿景；各级官吏则在皇帝诏令的影响下和自觉精神萌发的过程中，通过积极建设公共园林、开放郡圃等实践活动践行着官民同乐理念。基于此，本文在厘清“与民同乐”理念演The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of the Practice of Public Gardens in Song Dynasty under the Concept of Having Fun with the Citizens“与民同乐”理念下宋代君臣公共性园林实践的比较与分析进的基础上，对宋代君臣“君民同乐”和“官民同乐”进行对比分析，并以皇家园林“金明池”和城市郡圃“严州郡圃”为例，在园林空间特征、公共性活动类型、使用者构成三个方面展开深入探讨，旨在探究：（1）在“与民同乐”理念影响下，宋代皇帝与官僚士大夫两类实践主体的园林实践活动异同；（2）宋代皇帝“君民同乐”与官僚士大夫“官民同乐”的不同实践方式影响公共性园林发展的相互关系。1“与民同乐”理念下中国古代园林公共性发展“与民同乐”理念是古代园林公共性发展在政治思想上的保障。我国古代园林在诞生之初就具有明显的公共性质，且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古代园林的公共性发展大体存在“内向形式”和“外向形式”两类，前者面向权力阶层，从商周萌芽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凸显，后者追求各阶层共享，由隋唐兴起至宋代成熟。商周秦汉时期，园林中的“与民同乐”更多表现为“与民同利”2。从灵台、灵囿到汉上林苑，皇家贵族园林除祭祀、游乐等功能外，同时具有面向百姓开放生产性活动的社会生产功能。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与民同利”的基础上，园林中“与民同乐”的成分进一步扩展。如“流杯曲水”作为自发的群体公共性活动，与园林空间要素的建置发生了明显的联系，活动主体常以贵族士人为主2。隋唐时期，“与民同乐”作为皇家恩泽，开始主动关注到官僚士大夫及平民，如发生在唐曲江池的曲江宴集等公共春游活动。但各类雅集宴游人员多以官僚士绅为主体，仍存在开放有限性问题。两宋之际，随着平民化社会的全面到来，“与民同乐”理念在宋代被阐发到了极致，首次以公开诏书的形式把向大众开放皇家苑囿作为法定制度确定下来，遍布各地的官署园林也相继向百姓开放，“与民同乐”的恩泽在真正意义上落实到普通百姓身上。明清时期皇权专制日益强化，虽然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都有极致的发展，但“与民同乐”的公共园林建设却经历了长时间的停滞，直至皇权崩塌（表 1、图 1）。2 宋代众乐理念的兴起与园林共乐实践方式比较2.1 宋代众乐理念的兴起追溯宋代众乐理念兴起的原因，可以归为238以下四个方面。一是门阀士族观念的衰落。门阀士族制度最初成型于魏晋之际，隋唐时期科举制和均田制的推行，加之晚唐农民战争频繁，士族门第观念受到冲击，门阀制度逐渐消亡。至宋朝，门阀宗族制下那种“士庶天隔”的门第等级观念已基本消失3。二是均贫富思潮的传播。唐宋之际，藩镇割据的混战局面引起了各地频繁的农民起义，起义中“均贫富”口号的提出，伴随着儒家“人本思想”和“平等心”等佛教教义的传布，使均贫富思潮在北宋初期得以广泛传播，成为舒民心的关键4。三是孟子升格运动带来的“众乐”观念的发展。宋代以范仲淹、欧阳修为核心的政治、文学士人群体促使了孟子学的全面复兴。孟子的“与民同乐”理念成为宋代皇帝君王仁术的表现和士大夫群体的普遍意识。四是从“禁民游宴”到“以从民乐”的政策转变。鉴于宋初抑制游宴政策施行后激起的人民大规模的反宋情绪与反抗运动，北宋君臣采取了将游宴活动纳入施政方略的疏导政策，游乐之风再度得到重视，并达到了“群体游园的炽盛”。2.2 不同实践主体的园林实践方式比较2.2.1“君民同乐”理念下统治者的园林共乐实践宋代“君民同乐”被统治阶层视作施行德政的治国理念，天子与庶民同乐被看成是国泰民安的象征，这也是宋代所特有的文化景观3。反映在统治者的园林实践上，主要存在两种方式：一是通过国家制度落实。将部分皇家苑囿开辟为公共性园林，定期对官民开放，并通过诏书将其作为一项国家制度确立下来。宋真宗就曾数次下诏“许臣民宴乐”“许士庶游观三日”2。同时在休假制度上，宋代在沿用唐朝十日一休的基础上，扩充了很多节令假4，为官员组织游宴活动提供了机会。二是由皇帝亲自带领的公共游赏。在上元灯节、金明池开园等重要时日，宋代皇帝不仅纵官民游赏，还会亲临观赏表演与民共乐。这种统治者亲自参与并与士庶观赏园林的共乐行为，代表了宋朝统治阶层对君民同乐的重视，也成就了我国首个群体游赏文化普及和炽盛的时代。以金明池为例。金明池作为北宋著名的皇家园林，是“东京四苑”之一，最初用以水上军事演习，后逐步改造成以水上娱乐表演为主的皇家御苑。从空间特征来看（图 2），金明池以中心水景为主体，建筑植被等景观元素均环绕水景建置，景观功能围绕水体展开。与其他皇家园林不同，金明池水体堤岸形制由于军事演习的需要相对规整。据东京梦录记载，池塘的周长为“9 里 30 步”，刘春迎等学者5,6也证实池塘周长 4560m，水面形状大致呈长方形。这种规则式的水域形制有利于开池期间开展“龙船争标”“水舞百嬉”等大型水上表演和竞赛活动。在公共性活动方面，一年一度的“开池”是金明池最具公共性的园林活动。每年春季三月至四月，“百戏”“水秋千”“龙舟争标”等活动相继展开（图 2），持续一月有余。期间，皇帝御驾上池，与民同场观看龙舟争标1。皇室成员在南岸建筑和湖面游船上宴游，百姓则在四周堤岸活动。开池期间，还会提供各种服务措施，市民可以在“垂柳蘸水，烟草铺堤”的金明池西岸租赁彩棚或进行垂钓7。在使用者构成方面，开池期间金明池向所有阶层开放，皇帝下诏“许士庶游行”“不禁游人”，并且提前张贴皇榜以告世人，如宋人笔记 清波别志中记载：“当二月末，宜秋门揭黄榜云：三月一日，三省同奉圣旨，开金明池。”同时，开池期间金明池“略无虚日”，随处皆是市民老幼相携“肩摩足累”的场面（图 3）。园林的使用者囊括范围广泛、容纳人数众多，除了以皇室、官员、富民阶层为主的游人外，还涉及以坊郭下户为主的服务者8。2.2.2“官民同乐”理念下的官僚士绅的园林共乐实践“与民同乐”作为北宋君臣在治国理念上的共识，是官员考核和百姓评判官员优劣的重要依据之一，公共性园林建设成为各级官员实现“官民同乐”治政要务的重要方式。具体园林实践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地方官员与民同乐的遨游范式。官员定期或不定期举办宴会，以官员的身份邀百姓共同游赏参宴。相较于皇帝亲自参与游赏的行为，这种士庶同乐的遨游式组织形式更加普遍和频繁，惠及的庶民阶层也更广泛，成为地方官员倡导大众游赏的常态。二是公共性园林的修建和开放。在宋代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下，士人们受“自觉精神”的推历史时期园林类型活动主体活动类型商周秦汉贵族园林皇家园林私家园林贵族、皇家园林包括皇帝及其臣属；私家园林包括贵族官僚、豪强地主、隐士庄园主贵族、皇家园林涉及通神求仙、狩猎游赏、训练水军、水上游览、游憩观演、祭祀、娱乐宴宾、居住、朝会、生产、政治活动、外事活动；私家园林涉及生产、游猎、游憩、观赏魏晋南北朝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寺观园林公共园林皇家园林包括皇室、门阀士族；私家园林包括官僚士大夫、门阀士族、文人名士；寺观、公共园林包括文人名士、香客百姓皇家园林涉及军事训练、游赏宴饮、狩猎宴饮、讲经通神等；私家园林涉及宴饮集会、居住生产；寺观、公共园林涉及宗教活动、公共社交性活动隋唐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寺观园林公共园林皇家园林包括皇室、官僚士大夫、文人名士、市民百姓；私家园林包括官僚士大夫、门阀士族、文人名士；寺观、公共园林包括文人名士、香客百姓皇家园林涉及进讲仪典、饮宴观演、游憩狩猎、宗教、生产、政治活动、外事活动、策试举人、军事训练等；私家园林涉及游憩宴饮集会；寺观、公共园林涉及法会斋会等宗教活动，表演买卖、以文会友、吟咏赏花、饮宴品茗等公共社交性活动宋代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寺观园林公共园林皇家园林包括皇室、官僚士大夫、文人名士、市民百姓；私家园林包括官僚士大夫、门阀士族、文人名士、市民百姓；寺观、公共园林包括文人名士、香客百姓皇家园林涉及古玩花鱼鉴赏、集会品茗、饮宴娱乐、宗教、观演军事训练、参观游览、买卖、大众游赏百戏杂陈等；私家园林涉及游憩宴饮集会、大众游赏；寺观、公共园林涉及法会斋会庙会等宗教活动，表演买卖、诗酒酬唱、吟咏赏花、大众游赏、饮宴品茗等公共社交性活动明清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寺观园林公共园林皇家园林包括皇室、官僚士大夫、文人名士；私家园林包括官僚士大夫、文人名士；寺观、公共园林包括文人名士、僧人百姓等皇家园林涉及赏石听琴、吟诗品茶、游赏宴饮、狩猎观演、宗教祭祀、节庆仪典等；私家园林涉及游憩宴饮集会；寺观、公共园林涉及各类宗教活动和公共社交性活动表 1我国历代园林的公共性发展特征（表格来源：作者自绘）图 1“与民同乐”理念下中国古代园林公共性发展趋势图（图片来源：作者自绘）图 2金明池的空间特征与“龙舟争标”场景（图片来源：金明池争标图）239237|2023|12风景园林动开始主动关注平民百姓，除了对政绩的考虑外，出于满足自身对园林建设的喜好和维护地方形胜的目的，在各地广泛开辟公共性园林业已成为地方官绅的主动性行为，主要包括湖山风景区、城市风景点和城市园圃等三类公共性园林的建置。这也是宋代社会经济的平民化理念在城市建设上的投影9。以城市园圃严州郡圃为例。郡圃是古代衙署园林的简称，位于地方官衙后面或一侧，兼容官员偃休雅集并定期向民众开放，呈现亦公亦私的复合功能9。受官产特征的影响，严州郡圃以“后乐”为名，内含与民同乐、教化宣政的意味。从空间特征来看，严州郡圃规模较小，总面积约 2hm2，因兼具官员私密日常生活与城市节庆活动开展的复合诉求，呈现“府治-府宅-郡圃”的园中园分区三层结构模式（图4）。其中郡圃作为府治园林的主体，内部小溪及建筑亭榭等各类景观要素形成了丰富的空间形态，又因依托于官署财政出资建设，呈现高质量的园林环境品质。在公共性活动方面，郡圃包含两类向公众开放的活动模式：一是在固定时间面向居民开放的游园活动，亦称“开园”。开放期间，酒垆花市、茶房食肆尽开，如郡圃寒食便提到“与民同乐一开园，佳节何曾禁得烟”。二是面向文人士大夫的风雅集会，通常以射礼、曲水流觞等活动和相应空间构成。严州郡圃中便存在服务射礼活动的射圃和开展文人雅集活动的掬泉两类园林景区（图 4）。在使用者构成方面，针对不同的使用需求与使用者群体，郡圃大致包括地方官员、城市居民和文人士大夫群体共三类。首先，作为官员日常生活的城市官署园林，严州郡圃内部设有较为静谧的面山阁景区、读书堂等功能型建筑（图4）。其次，在定期开园时，郡圃作为游乐之所面向市民开放。三是作为偃休、雅集、游赏之所，严州郡圃中设有射圃、掬泉等，以供文人士大夫们游乐赏玩和开展曲水流觞等活动。3“君民同乐”与“官民同乐”理念下宋代公共性园林实践关联分析3.1“与民同乐”理念不同实践主体之间相互影响宋代官方将“与民同乐”具体化，皇帝作为理念的践行者，以诏书的形式从国家制度上确立了大众游赏组织和公共性园林的开放，并影响到了地方官员在实践中的积极性。作为理念的主导者，地方官员在皇帝的示范作用下，将“与民同乐”作为执政理念，在各地普遍建置并开放公共性园林及组织大众宴游。开放亭园以与民共乐的朴素实践背后，也蕴含着士人们的自觉精神。最终在“与民同乐”的思想共识下，宋代呈现出君臣“君民同乐”与“官民同乐”相互交融的局面。3.2“君民同乐”与“官民同乐”共同促进宋代公共性园林发展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皇帝“君民同乐”理念践行对城市公共游赏组织和皇家园林公共性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力和示范作用。地方官员作为政策工具的执行者，身处上承君下临民的中间位置，在士人“自觉精神”的启迪下，出于对民心的体谅与珍重，他们促成了各地公共性园林建设的蓬勃开展。可见，宋代君臣虽以不同实践方式实现着“与民同乐”这一理念的物质转化，但二者共同促进了皇家与公署园林等官方园林的平民化进程与公共园林的建设发展，携手为公共园林的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保障。3.3 公共性园林是宋代君臣“与民同乐”实践的空间载体宋代公共性园林建设有着明确的政治取向，是各阶层统治者在政治、文化、经济上的综合性载体。皇帝“与民同乐”的施恩政策通过开放皇家苑囿的方式加以实现，皇家园林与民共参考文献：1王劲韬.中国古代园林的公共性特征及其对城市生活的影响以宋代园林为例J.中国园林,2011,27(05):68-72.2周霞,李险峰.魏晋南北朝时期皇家园林空间的公共性J.古建园林技术,2017(03):30-32.3戴文嘉.试论宋代君臣“与民同乐”的治国理念J.文山学院学报,2019,32(05):51-55.4许乐.宋代官员休假制度述略J.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2(04):41-42.5玛丽安娜舍甫琴科.北宋汴京金明池平面布局复原分析与研究J.建筑史学刊,2020,1(01):31-39.6刘春迎.考古开封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7许维超,陈岩,胡沈健,等.宋代城市园林的功能演进与空间环境探究以金明池为例J.建筑与文化,2019(01):87-88.8毛华松,张兴国.城市文明演变下的宋代公共园林研究J.西部人居环境学刊,2016,31(02):118.9毛华松,伍夏.宋代城市公园的形成分析J.西部人居环境学刊,2013(05):11-16.10毛华松.城市文明演变下的宋代公共园林研究D.重庆:重庆大学,2015.享的公共性特征与君主德政、道德等范畴链接起来，成为帝王仁政爱民的衡量依据。各级官员开辟的官署园林的公共性和市民开放性程度前所未有，更加强调其作为执政者“与民同乐”的建设意义。公共性园林作为君臣“与民同乐”游赏组织中的重要空间载体，营建管理逐步趋于常态化、制度化，进一步促进了宋代公共性园林发展的鼎盛。结语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通知，鼓励各地积极开展城市公园绿地开放共享的试点工作，探索形式多样的公园绿地开放共享途径成为业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以宋代作为历史切片发现，基于孟子“与民同乐”的观点，皇帝与官僚士大夫两类人群以不同的方式践行着园林与民共享的理念，宋代皇家与公署园林等官方园林已具备城市公共园林的空间性质。“君民同乐”与“官民同乐”相互影响，共同促进了官方“与民同乐”向市井民众的倾斜演进，映射出中国公共性园林发展的独特智慧。以史为鉴，向史而新。当代城市公园建设应深入系统地开展中国古代公共性园林研究，在汲取传统精华的同时推动创新实践。图 3金明池中的人物（图片来源：金明池争标图）图 4严州州治及郡圃功能层次分析及郡圃园林部分分区图（图片来源：改绘自参考文献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