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卓越的公平基础——基于1958年《国防教育法》的美国学生指导咨询服务.pdf

第 45 卷 第 5 期 宁 波 大 学 学 报（教 育 科 学 版）Vol.45 No.5 2023 年 9 月 JOURNAL OF NINGBO UNIVERSITY（EDUCATIONAL SCIENCE EDITION）Sep.202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一般项目“危机与契机：1958年 国防教育法 与冷战中的美国教育改革”（22FJKB025）第一作者：王慧敏（1987-），男，安徽宣城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美国教育史。E-mail: 追求卓越的公平基础 基于 1958 年国防教育法的美国学生指导咨询服务 王慧敏，陈怀鹏（浙江大学 教育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摘 要：1958 年，在苏联发射人造卫星和美国教育危机的刺激下，国防教育法中有关学生指导咨询的条款应运而生。通过对该条款实施情况的考察发现，该条款不仅使美国学生指导咨询的内容发生了重要转向，还推进了 20 世纪后半叶学生指导体系的专业化发展。尽管其出发点是选拔天才学生，但在实践中，它并非仅为天才教育服务，而是呈现“非精英性”的特点，实现了指导咨询服务的普及化。透过该条款，可以更全面客观地了解国防教育法在推动美国教育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进而探讨和反思针对人才竞争中的拔尖人才，应该提供一种怎样的人才培养机制和制度化基础。关键词：国防教育法；指导咨询项目；美国学生指导体系；拔尖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G4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627（2023）05-0118-08 DOI:10.20102/ki.1008-0627.2023.0031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明确指出，要“建立学生发展指导制度，加强对学生的理想、心理、学业等多方面指导”1。2013 年的一份针对 90 个国家和地区的调查显示，全球已有 39 个国家和地区已在基础教育阶段建立了强制性的指导制度，24个国家拥有健全但非强制性的指导制度，只有27 个国家疏于该项制度的建设2。21 世纪以来，美国所有州及哥伦比亚特区的学校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在中小学实施了全方位和专业化的学校指导制度，甚至开始通过各种方式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输出经验和提供帮助3-4。美国联邦政府也给予了重要且关键的政策支持，推动了学校指导的专业化和制度化发展，如 2001 年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和 2015 年每个学生成功法案 都对学生指导咨询（Guidance and Counseling）提供政策支持和财政资助。追根溯源，这些做法其实均与1958 年 国防教育法（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中的指导咨询条款有关。该法案实际上是美国教育史上对学生指导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一部法案，它以立法的形式明确规定资助学生指导咨询项目，首次将指导咨询的服务对象扩大至所有学生，为此后美国学生指导体系的专业化和制度化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学界关于美国学生指导咨询的已有研究中也多从宏观上梳理考察美国学生指导咨询服务的历史沿革，但也有研究发现国防教育法的颁布是美国学生指导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事件5，或将其视为整个 20 世纪对美国公立学校学生指导制度的发展影响最大的一部法案6。除此之外，在关于美国中小学指导教师的研究中，国防教育法中的指导咨询条款也第 5 期 王慧敏等：追求卓越的公平基础 119 受到关注7，研究者也认为该法案对美国学校咨询行业的影响是显著的8。美国学者在梳理美国指导咨询发展史的过程中认识到了该法案的重要作用9。有研究者指出：“没有什么比 1958年 国防教育法 能更好地说明教育改革对全国学校咨询状况的影响”10。还有研究者从种族隔离和教育平等的角度探究了 国防教育法 中指导咨询条款的影响11。此外，一些美国教育通史研究中也论及到该条款，但往往将其与国防需求和天才教育联系起来12，认为该做法是“为适应冷战形势发展和人力资源控制的重要方法”13。但实际上，国防教育法 学生指导咨询项目的出发点虽是选拔天才学生，在实施中却变成了普惠大多数学生的生涯指导。学界虽认识到该法案在美国学生指导咨询体系专业化历程中的重要意义，但未能对其具体实施展开深入探究，也没有认识到该措施从文本到落地过程中的变化，从而导致了将法案的学生指导咨询项目的意义局限于天才教育方面。基于此，本文旨在考察国防教育法中学生指导咨询项目具体的落实情况，分析该项目在美国学生指导咨询的专业化历程中发挥了何种作用，反思这项条款在实施过程中是否只为天才学生提供指导咨询或者仅为天才教育服务。由此，进一步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在从立法初衷的追求卓越到政策落实中的兼顾公平，国防教育法中的学生指导咨询项目是否更多地呈现出“非精英性”？这对于今天拔尖人才培养有何启示意义？一、学生指导咨询服务：基于国防教育法的促进与支持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天才教育在美国已成为 备 受 关 注 的 话 题。教 育 政 策 委 员 会（Educational Policies Commission）于 1944 年的一份报告中就明确肯定了天才教育的必要性：“智力和天资的差异是存在的这些差异对教育的程序、内容、速度以及成就的标准都有不同的要求”14。1950 年，该委员会又发布报告指出天才教育受到忽视这一现状影响了天才学生的充分成长和发展，呼吁为天才学生开展专门的教育15。这一倡导也得到政界的呼应，美国国会参议员威廉本顿（William Benton）在 1955年前往苏联考察之后，把美苏对抗的核心问题归结为教育，极力倡导应在美国大力发展天才教育。本顿认为，相比于苏联，美国的人力资源并未得到充分利用，“如果可能的话，应该通过早期测试来识别有天赋的学生，并鼓励他们发展独特的能力”16。尽管如此，天才学生当时在美国中小学的培养中依旧处于被忽视的地位。据联邦数据统计，时至 1958 年，全国每年约有 20 万左右在班级中排名靠前的年轻人（前 25或 30）从高中辍学或没能进入大学17。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缺乏完成高中学业的能力，多是因为他们没有充分认识到自己的潜力，或者学习兴趣没被充分激发，从而没有动力继续在学校学习。曾任哈佛大学校长的詹姆斯科南特（James Conant）在走访调查了美国中学之后指出：“有学术天赋的学生通常未能受到足够的挑战，学习不够努力，他们所学习的学术课程范围也不够广博”18，进而，科南特把建立一个完备的学生咨询体系作为他的第一个建议。这些具有前瞻性的学校管理者、教育专家以及政界精英群体已经意识到指导咨询与学生的学业成绩和教育效果之间的关系，都寄希望于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指导体系来实现高质量的教育目标。在参众两院举行的 国防教育法 立法听证会上，支持改进学校的指导咨询服务，并建议将其作为改善美国教育的关键步骤也成为主要的意见。当时的教育、卫生和公共福利部部长马里恩B.福尔松（Marion B.Folsom）相信“法案中对有能力的年轻人进行早期识别和更有效的咨询项目将大大减少这个国家对人才的可怕浪费”19。此后，参议院也进一步明确表明了指导服务既不是作为主程序的附带附件，也不是作为事后的考虑存在的，而是国会试图建立的教育结构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20。其实，国防教育法拨款资助指导咨询项目之前，美国的教育体制中已存在专门的学校指120 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3 导咨询服务和指导员，但专业化水平和普及率都偏低。一是指导员数量严重不足。美国教育办公室（Office of Education）估计，还需要 2.6 万名指导员才能接近各州建议的合理的指导员和学生人数比例21。二是许多指导员很少或根本未接受过专业培训，服务水平较低。在学校从事指导工作的人员中，很大一部分只是一些兼职指导教师。虽然他们渴望帮助年轻人，但是他们并不了解指导和咨询的性质，也不清楚指导专家在学校到底应该发挥何种作用99。在缺乏专业素养的情况下，他们往往将指导咨询服务当作与学生的简短交谈或检查学生的出勤记录。即使在那些训练有素的指导员中，也很可能会把指导咨询的所有时间都花在了问题学生身上，如学习迟钝者、残疾学生、潜在的违法者2110。虽然天才学生拥有高于平均水平的学术能力或特殊才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需要指导。事实上，正是由于这种特殊性，天才学生可能比许多普通学生更需要接受指导咨询服务。只有学校拥有足够多的训练有素的指导员，才能保证指导咨询服务的实施范围和质量。学校中指导咨询服务的不足以及政界和教育界的期待，也与当时更广泛存在的对学校教育的批判结合在一起。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美国社会各界对教育的批评和反思始终存在社会舆论之中。纽约时报 编辑本杰明 法恩（Benjamin Fine）在 1947 年揭露道：“很多学校系统崩溃了，教育正面临着一系列危机我们当前对教育的忽视必将令我们自食其果”22。1951 年，全国教育协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调查，旨在了解学校教育受到批评的总体情况23。在美苏冷战对抗的国际背景下，1957 年苏联发射的两颗人造卫星更是让美国社会各界都必须正视学校教育的各方面问题，对美国学校教育系统的缺陷以及由此带来的人力资源浪费的谴责之声汹涌而来。正因为此，1958 年国防教育法开篇就声明：“我们必须更努力地去鉴别和培养我们国家更多的人才”24。其中，法案第五款的标题即是“指导、咨询、测试；识别和鼓励有能力的学生”，这正是对一直以来加强天才教育呼声的政策支持，也是对社会舆论批评教育现状和凸显人才危机的回应。20 世纪 50 年代初，美国学校指导员协会（American School Counselor Association）及其专业刊物学校指导员（The School Counselor）已经出现。在此基础上，国防教育法中指导咨询条款更是以法律的形式、以联邦政府为推手，向全国范围推广实施，使其成为学校教育体系中的必须环节。而在实施的过程中，最初的精英取向也将得到相当程度的调和。二、基于国防教育法的学生指导咨询服务实施 国防教育法 中的指导咨询条款，授权联邦为各州教育机构提供拨款援助，协助它们建立与维持针对中学生的测试、指导和咨询项目，并通过建立专门的培训机构，提高各州指导员的人数和专业水平。该条款主要包含两部分内容：其一是推行“州项目”，即各州及其教育机构应向联邦教育部提交一份详细的实施计划，阐明如何对学生开展测试与指导并在中学建立指导和咨询项目，确定具有杰出才能和能力的学生，鼓励他们完成中学教育和进入高等院校，以及建议不同的学生修读最适合其能力、才能和技能的课程。其二是建立“咨询和指导培训机构”，即中小学应与高等教育机构签订合同，由高等教育机构开办短期或定期培训机构，以提高从事中学学生指导工作的人员的资格和培训新的中学专职指导员241592-1593。可见，该条款的指向依然是明确的，即在中学阶段鉴别出有才能的学生，为高等教育人才的培养提供高质量的生源，有着较为明显的精英取向。但是，在具体实施中，各州之间的差异性较大，指导咨询服务逐渐面向所有的学生，为不同类型的学生都提供了有效的学习和生涯规划建议，普及性反而得以凸显。据国防教育法年度实施报告显示，所有的测试结果原本是希望鉴别出所谓的天才学生，然后为他们提供更高质量的教育服务，但是在实第 5 期 王慧敏等：追求卓越的公平基础 121 际的执行中，各州之间的差别较大。在很多州，这一最初只为少部分学生服务的措施成了普惠大多数学生的政策，随着项目的开展，为少数天才学生服务的倾向越来越弱，指导咨询服务越来越走向普及化，接受指导咨询服务的学生也越来越多。有 43 个州报告称，大约共有 700 万公立中学学生参加了 1500 万次测试25。在正确的指导下，测试结果也成为了解学生的能力和兴趣的重要线索，一方面便于发现有天赋的学生，另一方面也使得为每个学生制定适当的教育和职业规划成为可能，测试结果还有助于教育管理者评估和改进学校教学。指导咨询服务人员的专业化水平是制约该项目质量的重要因素，在国防教育法之前，只有大约一半的高中学生有机会获得较低水平的咨询和指导服务，中学里只有不超过三分之一的指导员达到了专业水平的最低标准26。为此，法案规定，准备担任中学指导员的人员均有资格参加这些机构的培训241593。因此，仅在 1959 财政年度，联邦政府就在 36 个州、哥伦比亚特区和波多黎各共开办了 50 个指导培训机构，参加培训的注册学员有 2210 名，其中 2160 名来自公立中学，50 名来自私立中学，每一所公立学校的平均注册人数为 2.1 人2626-27。此举为美国中学培养了大量的专业指导员，推动了指导咨询服务在美国学校中的普及。从 1958 年到 1966年，美国公立和私立中学提供的专职指导员的数量增加了两倍多，指导员与学生的比例大幅上升27。在法案资助政策的落实过程中，学生指导咨询的实施范围几乎扩展至所有学生，国防教育法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在此之前，“指导咨询还是一种羽翼未丰的、分散的职业。而今，指导咨询时代已到来”28。三、基于国防教育法的学生指导咨询服务专业化发展 波特所指明的这种分水岭意义和指导咨询新时代，更重要的还在于它给美国教育中的指导咨询带来的三个方面转变。（一）指导咨询内容的转向 美国公立学校学生指导的发展最早受到兴起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职业指导运动的推动。1917 年的史密斯-休斯法中分配给各州的职业教育资金后来被用于资助学校的职业指导项目，为 20 世纪初学生指导服务的专业化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政策基础。1946 年的乔治-巴登法 虽未特别说明职业指导服务是职业教育的一部分，但该法案的实施非常灵活，学校中的职业指导随之也获得了相应的资助29。20 世纪上半叶，学生指导已逐渐成为联邦教育立法的重要内容，但整体上都局限于职业指导，学生的学业、心理等方面未受到相应重视。直到 1958 年的 国防教育法 的颁布，不再局限于职业指导的学生指导和咨询项目才第一次明确地出现在联邦的立法资助范围之列，并试图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系统化的指导咨询体系。通过 国防教育法 中指导咨询条款的实施，学校中的指导咨询服务转向为对学生学业、心理、职业、个人与社会能力发展等各个方面的发展性指导，指导内容更加宽泛，指导对象更加普及，指导方案也更加个性化。由实施指导咨询项目的州提交的报告可以清楚地呈现这些转变。例如在弗吉尼亚州，一名指导员认为：“指导工作应该从小学开始，贯穿于学生的整个学校教育过程之中。通过指导服务，应该使学生的视野在个人、教育和职业方面得到拓展。”30 实际上，在指导咨询过程中，学生无论是在学业发展还是情感需求、个人规划等方面都能够得到专业的帮助，从而更好地做出判断和选择。指导咨询服务其实已经变成整个教育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二）专业化发展的推进 国防教育法 的实施给美国中小学的指导咨询服务带来了实质且深远的影响，正如有学者明确指出：“该条款不仅推动了美国 K-12 指导计划的创建，还使学校指导员被视为履行学校不断变化的使命的重要专业人员。同时，它刺激了指导咨询领域的理论、新的实践模式和问责制范式的发展。”10238 正是国防教育法中指导咨询条款的普遍实施，学生指导的重要性才日益为122 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3 学校所接受和重视。全国越来越多的学区在学校中实施了指导咨询项目，指导员专业化水平得到提高，指导咨询的概念和指导员的角色与职能也得到了更加清晰的界定，从而为接下来半个多世纪里美国学校中学生指导工作的演进和专业化发展奠定了基础。1964 和 1968 年，联邦政府先后发布了中学和小学指导员培训标准，共同为学校指导员的专业身份提供了基本的标准和规范。随后，学校指导员越来越被时代赋予推动学校发展、促进教育变革的职责。20 世纪 70 年代兴起的全方位学校指导项目将学生指导提升到与教学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从而使指导成为现代学校的三大职能之一550。20 世纪 80 年代，学校指导员还致力于解决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少数族裔儿童的融入、虐待儿童、学校暴力等。这些挑战以更全面的方式扩大了指导员的角色，已经彻底超越了对天才学生的入学前指导这个单一目标，从而扩展到为所有学生服务10238。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问责制和测试运动的盛行和发展也促使美国学校指导教师协会于 1997 年颁布了学校指导项目的全国标准，为学校指导员的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也为评价他们的工作提供了科学的依据，现已成为学校指导工作的实践指南31。至20 世纪末，美国公立学校系统已普遍推行全方位的学生指导项目。不仅如此，国防教育法所拓宽的学生指导咨询项目，在联邦政府后续颁布的教育法案中不断得以延续。法案规定的咨询和指导条款范围最初只适用于中学，但国会也越发认识到小学、中学以及初级学院和技术学院的所有学生都具有不同程度的能力。1964 年的国防教育法修正案 就将原本局限于中学的项目范围扩展到公立小学和公立学院32。1965 年的 初中等教育法也继续推进学校指导咨询服务。1975 年残疾儿童教育法 则规定所有儿童，无论其残疾程度如何，都有权接受适当的指导咨询服务33，将学校指导员的咨询范围扩展至特殊教育，进一步凸显了指导员在设计、实施和评估个性化教育计划方面的重要作用。半个多世纪以来，在联邦政府颁布的教育改革法案中，普遍性的学生指导咨询项目始终受到关注，几乎已成为全国性教育改革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三）天才与普通学生的兼顾 1958 年，教育政策委员会在讨论学校指导咨询事务时便表达了学校应该为所有学生提供同等服务的观点。学校的责任是面向所有学生，不应该因为对天才学生的指导而减损对其他同学的同等服务34。这种理念在国防教育法指导咨询项目的实践过程中得到了践行。“识别和鼓励有能力的学生”并不意味着指导咨询服务只针对少数优秀学生，实际上，州和地方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也不是纯粹围绕着“有能力的学生”进行天才的选拔和教育。在加利福尼亚州，天才学生的指导计划只是该州指导咨询项目中的一部分，此外还包括集体指导计划、家长会议计划、课程发展计划，这些计划都是为了根据不同学生的不同情况来进行适当的教育安排3265。各州的实践都无一不在强调，指导咨询项目旨在帮助所有学生，而不仅仅局限于一个特定的群体。因此，国防教育法通过指导咨询项目的实施，实际上是为高等院校提供了更多优质的生源，在整体上推动了高等教育的发展和人力资源的优化。在 1958 年至 1963 年间，美国高中辍学人数共减少了 6 万人，辍学率降低了 17%，毕业生人数增加了 30%35。在辍学率下降的同时，高等教育机构入学人数也显著增加。虽然不能将升学率的提升完全归功于指导咨询项目，国防教育法 同时实施的学生贷款等措施所发挥的作用亦不可忽视，若没有中小学的指导咨询项目，升学率的提高不会如此乐观。这也意味着，国防教育法 所带来的是一场系统化的全面教育改革，其中的各项措施是相互支撑与配合的，该法案也是继1944 年退伍军人权利法案之后给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注入的又一催化剂。四、结语 虽然 国防教育法 中的学生指导咨询条款，其初衷都有着较为浓厚的精英取向，希望尽快为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储备和选拔优秀学生，这是第 5 期 王慧敏等：追求卓越的公平基础 123 应对当时人才和教育危机的一种措施。但是，从法律文本到政策实践的过程中，这种以追求卓越为目标的甄选机制，得到很大程度的调和，逐渐变成了为所有学生提供针对性和个性化咨询的普及性措施，进而能够在更广范围内和更深程度上为此后的学生指导咨询体系打下坚实的基础。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来看，国防教育法中指导咨询条款实施的意义不仅在于优秀人才的培养，还在于推进不同品性学生的多样化发展。这不仅是现实考虑，也更符合了教育教学的规律，“天赋”或者“才能”本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育质量与教育公平这两个方向的追求并不矛盾，是可以兼顾的，保证每一个学生都能获得符合自身条件和意愿的生涯发展，这本身就是孕育拔尖人才的土壤。以天才教育始，以指导咨询终，其背后所揭示的是，拔尖人才的培养需要以沃土和制度为前提，只有在整体提高的基础上才能让优质人才脱颖而出，普通教育与拔尖人才教育之间应该是相辅相成的。20 世纪50 年代对教育危机有深刻看法并对精英人才表达强烈期望的哈佛校长科南特也对指导咨询表达了自己的看法：“真正有效的咨询是致力于机会平等原则的广泛教育体系的基石。”36只有每一位学生都得到了良好的教育，并能够在专业指导员的帮助下充分发挥出自己特有的天赋，整个国家的教育危机才能得到根本解决。不论是解决当前的危机，还是为未来奠基，拔尖人才的培养从不是单方面的、封闭式的片面教育，更不应该站到整体教育公平对立面，而应该以完善制度和创新机制为方向，国防教育法的学生指导咨询项目所体现的正是这一思路，更是后来呼吁把拔尖人才的培养建立成一种“大中小一体设计的类别教育”37 的先声。整个教育系统和人才选拔机制，若仅仅聚焦于所谓的拔尖人才，而不着眼于人才培养机制的整体提高与制度完善，最后可能只能是一种南辕北辙的做法。对此，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也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美国教育办公室也明确表示：“在为个人追求卓越的过程中，法案关心的不是我们的学校规模应该扩大多少，或者如何建设而是发现并鼓励天赋的能力、改进教学方式和方法，以及推进知识本身的进步”38。法案中的指导咨询条款追求的不是片面的或聚焦少部分人的英才培养，而是通过建立一种兼顾公平、着眼长远的人才培养机制来满足社会和国家的发展需求，换言之，欲达到拔尖人才的培养，就必须为提供一个非精英导向的普遍性的制度化基础，这才是国家教育事业的长久之计。参考文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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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n schools.Thus,it comprehensively displayed the role of the act 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