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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作文备考素材集锦（三）实名制后，“丢票”已成伪问题朱昌俊浙大支教女生因火车票遗失被要求补全票，将昆明铁路局告上法庭，日前杭州铁路运输法院已立案。铁路部门回应称：铁路部门推出丢失车票挂失补办措施，旅客先办理补票、进站乘车，核实丢失车票使用情况后，到站再退回补票款。（10月18日中国之声）火车票丢失后要不要补票？这其实是实名制购票后所产生的一个新问题。因为在实名制前，火车票就是乘客与铁路方面发生服务关系的唯一凭证，所以丢失了也好，被冒用也好，铁路部门很难去查证，丢票的乘客只能独自承担损失，这并无太大争议。但实名制购票后，纸质票已经不再是乘客购票的唯一凭证了，无论是网络购票，还是网下购票，都会留存“一对一”的购票信息记录，再规定让丢失纸质票的乘客补票，无疑显得不合理。面对质疑，铁路部门回应称，此前遇到过：甲买车票，乙没有买车票，甲把车票交给乙，乙凭车票进站乘车，甲购票记录进站乘车。这或许确有其事，但其背后的逻辑却站不住脚。众所周知，现在乘客进站，要么要使用身份证“刷证进站”，要么要接受工作人员“人、票、证合一”的检票，如果这两个方面的必要程序都执行好了，乙持甲的纸质票乘车的现象显然不可能存在。那么，让丢票的乘客来承担铁路方面因检票不力所产生的成本，其公平与合理性就值得疑问。诚然，因丢票带来的信息核实问题，确实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工作量，但市场化改革后的铁总已经是一家公司。那么，在管理政策上应首先着眼于方便乘客，而不是优先考虑方便自己，是任何企业都该遵循的市场原则，铁总不应该例外。丢失纸质票后，乘客出示了纸质票照片，12306网站购票成功短信、邮件和身份证等，却仍被工作人员以“按规定”为由要求全价补票，这之中所反映出来的服务温情的缺失，更是让人诧异。事实上，工作人员所称的“规定”，只是前实名制购票时代的产物，在实名制实施后，其存在的正当性早已过时。针对这次事件，铁路部门回应称，旅客可先办理补票、进站乘车，核实丢失车票使用情况后，到站再退回补票款。较之以往，这确实展现出进步的姿态。但问题在于，“先补票再退款”是否真的有必要？一来，所谓先补票再退款，首先还是默认了此前乘客与铁路部门契约关系的失效。二来，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做到即时核对丢票乘客的购票信息并不难。再者，到站“再退回补票款”，给乘客和铁路部门都增设了一道程序，可谓“化简为繁”徒增麻烦。因此种种权衡下，“先补票再退款”实无必要。在实名制购票的背景下，所谓“丢票”在技术层面，其实成为一个伪问题。而改革后的铁总也成为一个市场主体。在技术进步和市场改革的双重“红利”下，铁路部门的服务理念和相关规定，都应该进行相应的更新，以提升服务水平，让民众享有更多的获得感乘客丢票后到底该如何公平处理，就是很好的试金石。无论这次官司的结果如何，铁路部门都应该迈出更大的改进步伐。（朱昌俊）贫二代别放弃“知识改变命运”的信念李劭强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3年应届生就业调查报告显示，从毕业生的城乡来源角度分析，农村家庭的普通本科院校毕业生成为就业最为困难群体，失业率高达30.5%。在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委托有关单位开展的调研中，有学生表示：“不怕苦，不怕累，只怕没机会。”这份调研报告指出：“机会公平是最重要的公平，然而农村贫困家庭大学生最缺乏的恰恰就是机会。他们曾经将希望寄托于教育，然而现实是这条路越走越难。”（10月18日中国青年报）就业难，会动摇人们“知识改变命运”的信念与信心，尤其是对于迫切期待以知识来改变命运的贫二代。当他们看到贫二代的失业率更高时，会有怎样的凄凉感受和真实痛楚？一个之前赖以支撑前行的梦想在走向社会，甚至是还未走向社会时就轰然坍塌了，他们是该无奈地抱怨，抱怨自己的出身，还是焦急地等待，等待社会更加公平？无论怎样，直接的感受可能是“知识改变命运”是骗人的！否则，自己为何找不到工作，自己所学的知识为何只是徒增压力与内疚？这是很多已经失业或面临失业压力的贫二代，必然会有的心理感受与心路历程。就业中确实会存在不公平的竞争，这种不公平的竞争需要高度重视。这种不公平的竞争在加剧着现实的就业难，这种不公平的竞争本身就是一种“就业难”。从社会的角度看，当然需要把这个问题当成一个亟待解决的议题、难题，从多个方面综合考虑如何有效推进社会的公平和公正，如何保证求职者，尤其是贫二代们的求职公平。这是社会应该做的，也是必须做好的。如果，只是把贫二代的就业难当成一种习以为常的现象，只是以感叹代替思考，以摇头代替追问，那么问题必然持续存在、愈演愈烈。而且，人们担心的阶层固化现象将因为知识的无力，而更加严峻。但从个人的角度看，贫二代们不该放弃个人的努力，不该放弃“知识改变命运”的信念，反而需要在就业难的艰难现实面前，意识到大学是可以改变一生的机会。与社会相比，大学是更为单纯和公平的环境，一个学生只要努力，大学总会给他们足够的机会，学生应该利用这个相对公平开放的环境，规划自己、锻炼自己、培养自己；同时，大学又是学生走向社会之前最集中的学习阶段，他们赖以生存的专业能力、生活能力，可以在这几年的时间得到快速提升、针对提高，就看他们有没有这样的自觉与自省。毫无夸张地说，大学应该是一个人实现蜕变的人生阶段，对于视野不够开阔，习惯了保守与回避的贫二代来说，更是如此。所以，在进入大学后，贫二代不能像其他群体的大学生一样，忽然失去方向，失去自律，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无聊的游戏与无止的迷茫中；而是应该学会自我反思和自我管理，发现自己身上必须要改正的缺点，认识到自己未来必须要具备的能力，把大学当成一次必须抓住的机会，实现一次不能错过的“脱胎换骨”。一些贫二代大学生之所以在竞争中败下阵来，很重要的原因，不是他们是贫二代，而是他们习惯把迷茫和迷失当成是应对未来风险的一种麻醉，把放弃与抱怨当成是应对社会不公的一种常态。这样的大学生怎么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要知道，就业难其实是普遍的。有人会说，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确，就业公平有赖于规则公平、社会公平，这是个人所无法左右的。但是，也别忘记，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机会还是存在的，市场经济首先需要的是人才，而不是什么贫二代或富二代、官二代。如果贫二代能够坚持知识改变命运的信念，能够成为市场竞争中所需要的人才，那么即便在一个地方遇到了不公平，也会在更多的地方，有更多的机会来实现个人价值。所以，在等待社会更加公平的同时，贫二代千万别放弃“知识改变命运”的信念，别放弃每一次能够改变命运的机会。这其实是他们最可依赖的路径。（李劭强）“道德银行”不能止于浅显的复制与欢呼斯涵涵10月16日，家住龙湖郡50栋、现年63岁的朱幼萍从龙湖远达社区社区工作人员手里接过了一桶食用油。但这桶油并不是由传统意义上的货币或者其他普通劳动所得，而是从一本深红色的存折“兑换”而来。存折上面存的不是金钱，却是朱幼萍从今年1月份以来参加小区义务巡逻、帮助残疾人做卫生、在社区老体协活动室值班等兑换存下的“道德币”。（10月19日华西都市报）又一家“道德银行”开立了，人们纷纷开户积攒道德，以获取“道德币”，舆论也不吝赞美之词。人们做好事，换道德积分存入银行，不仅可以兑换相应的物品，遇到困难时，也可以启用自己的“存款”去换取自己所需的服务。在道德滑坡的当下，充分发挥道德资产的激励作用，引导、吸引更多居民争做好人好事，让“好人好报”切实可见，培养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社会空间，积蓄文明力量，其良好初衷和积极意义不容否认。论起来，这家“道德银行”并非首创，近年来全国各地类似新闻也不乏见，最终效果却难如人意。就拿报道中所说的这家“道德银行”来说，吸引了近1000位居民开设账户，但辖区居民却达2500户左右。经过10个月的发展，目前居民参与情况仍未达到预期的热度。可见“道德银行”，不能只是简单的开设与复制。“道德银行”简言之，就是仿照银行的形式，把居民在社区的优秀道德行为兑换成一定的积分，存入自己的账户。众所周知，金融银行有一套严格细致的核算体系，“本位币”和“利息”也有非常严格的规定，而好人好事终究属于道德范畴，有的人做了好事不图回报，有的人存在证据、证人不足的情况，有些好事的“量化”标准未必严谨，加之道德资产的投资及管理缺乏精细评估等等，这些都影响了“道德银行”的运营与拓展。在参与范围上，道德银行的积极参与者多为老人与学生，而可以用“道德币”兑换的大米、卫生纸或食用油等生活用品，也对于老人和经济不宽裕家庭有很大的吸引力，而那些经济条件相对较好、日常时间并不充裕的家庭以及企业就恐怕难以囊括其中，受众的局限性限定了“道德银行”的作用发挥。追根究底，道德储蓄银行储存的不是金钱，而是居民综合表现量化而成的“道德币”，虽然意义大于形式，但形式也是内容的外在反映。将善行具体量化，的确一段程度上可以激励和引导人们“聚小善以行大善”，但道德过于货币化、功利化，也会走向人人敬仰的“道”与“德”的反面。对于“道德银行”，简单复制、浅尝辄止、单一倚重甚至寄托过高希望，都可能事倍功半甚至收效甚微。固然，“道德世界不是成色均匀的美玉，而是由低到高的阶梯”，但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无私奉献、不图回报是传统美德的本质内涵，弘扬道德终究不能止步于简单、物化的较低层次，真正的“道德银行”必须注入源源不断的新鲜活力和不竭动力。面对复杂多元的社会阶段，社会结构和价值取向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建设新型道德系统不能依赖于僵化的固有思维，还需要不断完善与提升。“道德银行”，不能止于浅显的赞美，传承道德、光大道德、践行道德是一个长期复杂的社会工程，困难、挑战与创新总在时时处处等待着我们。（斯涵涵）掌掴办事老太被撤职并不冤陈广江10月10日下午，退休老太王丽（化名）来到安徽省安庆市社会保险费征缴稽核中心，办事未果后，飙起脏话，不料却遭该中心申报登记管理科副科长何某掌嘴。记者10月18日从安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获悉，该局16日已责令安庆市社会保险费征缴稽核中心对何某进行严肃处理。目前何某已被撤职并调离工作岗位，十分后悔。（10月19日新安晚报）事件并不复杂，道理也很简单。退休老太办事不成满口脏话，属于语言暴力，的确很过分，且涉嫌违法，用“为老不尊”来形容并不为过；副科长怒火中烧、掌掴老人，属于“以暴制暴”，不仅缺失基本的职业素养，更是宗旨意识、法治意识、纪律意识淡薄的表现，被撤职调岗也是咎由自取。令人遗憾的是，此事在网络引起轩然大波，很多网友不仅为该副科长鸣冤叫屈，还对掌掴办事老太的暴力行为叫好，甚至上纲上线再拿“坏人变老”和“老人变坏”说事。和老太的飙脏话与副科长的扇嘴巴相比，网络舆论的不理性和暴戾之气无疑更可怕，更令人深思。从报道看，因政策不符，事未办成，老太飙起了脏话，还不断用“不信你女儿不生重病”进行诅咒，不巧的是副科长的女儿国庆期间生病了，于是受到刺激的他失去了理智。尽管事出有因，但对公职人员来说，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问题是基本的职业素养，不该被情绪左右行动，滥施暴力。具体说，如果办事群众无理取闹、口出不逊，公职人员首先要劝阻和警告，劝阻和警告无效可报警，由公安机关处置。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老太公然辱骂他人、扰乱单位秩序，公安机关可视情节轻重依法处以行政拘留或罚金。如果公职人员脾气暴躁、失去克制，进而殴打办事群众，不仅有损形象，更违法违纪，当然要受到应有的处分。值得一提的是，老太是在要求“特事特办”未果后才着急上火、飙起脏话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办事群众对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的不信任，以及潜规则盛行、群众法治信仰不坚的社会环境。无论如何，打人不对，公职人员殴打办事群众是错上加错甚至知法犯法。如果公职人员都不懂得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怎么能奢望办事群众知法守法？办事老太飙脏话，副科长就扇其嘴巴，这是典型的用无知对待无知、用暴力制止暴力。要知道，无论是道德自律还是守法意识，社会对公职人员的要求更高。此外，拿个案对老年群体进行标签化、污名化的做法同样应予以谴责。在网络上，老年群体话语权不足，个别的负面形象往往被放大，最典型的是“扶不起”现象，不能再这么不分青红皂白地糟蹋老年人的集体形象了。（陈广江）监督“关卡”岂能沦为“空门”邓子庆这是一起8.6元账务出入牵出的重大贪腐案。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县鹿阜街道办事处村级会计服务中心女会计段红云在一年半的时间内，突破8道监督“关卡”，监守自盗近680万元村集体资金用于美容、购买奢侈品等个人消费开支。至案发被查时，段红云购买的一些名牌衣服、鞋、包甚至连商标都还没有拆。（10月19日中国纪检监察报）今年来，小官巨贪现象颇引人关注。云南省石林县鹿阜街道办事处村级会计服务中心会计段红云可以说是一个职位小得不能再小的公职人员，但她在短短一年半的时间内，突破8道监督“关卡”，监守自盗近680万元村集体资金，着实让人见识了一些“苍蝇”的胃口并不小于“老虎”。回顾段红云的堕落轨迹，确有值得反思之处。要知道，身为会计的她，想打村集体资金的主意并非易事每一笔资金的支出，都需要经过8道监督“关卡”，其中任何一道“关卡”将她卡住，她就难以得逞。当反思之处也正在于此：为什么她在一年半时间作案高达32次却屡试不爽？那么多“关卡”为什么没卡住她？守“卡”之人是否恪尽职守？事实证明，看起来严密的制度和环环相扣的“关卡”，在段红云贪腐案中因一些人的玩忽职守而沦为“空门”，成了不折不扣的“稻草人”。例如，本该管好村委会公章的村委会副主任却违规将公章放在段红云处任其使用，会计中心主任和总会计将本该由自己审核把关后才能用的条章、方章交由出纳管理使用，出纳为图省事则将本应由自己管理的支票盖好章后交由段红云代开于是乎，在村集体资金支出的多道程序中，全由段红云一手操办即可了事，加之段红云假冒领导签字，所有“关卡”便随之失灵了。分析段红云贪腐的成因，除了其个人贪欲膨胀外，相关人员无视制度和程序规定，任性地按人情世故和个人方便办事，为段红云贪污挪用村集体资金打开了方便之门。这些人最终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和问责处理，可以说是咎由自取。在很多贪腐案件中，人们总习惯性地质疑制度不完善，给腐败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但同时还该意识到，制度的执行者始终是人，若执行者不尽忠职守，视制度和程序为儿戏，即便制定的制度再完善、程序再严密，终究是形同无物。也就是说，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若不执行或执行不到位，比没有制度的危害性更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制度不少，可以说基本形成，但不要让它形同虚设，成为“稻草人”，形成“破窗效应”制定制度很重要，更重要的是抓落实，九分气力要花在这上面。从段红云监守自盗680万元村集体资金案件来看，很多地方和部门在如何抓好制度落实层面，确实还要继续花大力气。唯有将制度落到实处，将“关卡”筑得牢固，才会真正让贪腐者不敢腐、不能腐。（邓子庆）无知的歧视才是最可怕的“乙肝病毒”堂吉伟德吴昕怡 女，福建福鼎人，天津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大一学生，2015年4月10日，她在学校单间宿舍烧炭自杀。在学校的一次义务献血之后，2014年12月6日，她被查出大三阳，系乙肝病毒携带者；今年3月7日，被安排进单独的学生宿舍居住。（4月30日新京报）尽管乙肝病毒的传播途径，大多是“血液、性交和母父婴传播，以及共用剃须刀、牙刷等密切生活接触传播”，日常工作或生活接触，如同处一室、握手、拥抱、同住一宿舍、同一餐厅用餐和共用厕所等无血液暴露的接触，不会传染乙肝病毒。然而，基于对乙肝知识的不了解，以此由此产生的歧视，才使得乙肝携带者被视为异类，甚至被当成“不可接触者”而受到排斥，让其背负了过大的精神和心理压力，在被人为孤立的情况下，被社会抛弃者若心态不够坚强，其就可能会选择一条不归之路。歧视来源于恐惧，恐惧又来源于无知。因为对乙肝的认识不足，从而才有了“谈之色变”的恐惧，并对乙肝病毒感染或者携带者避而远之。很多人歧视乙肝或者艾滋病患者，就是基于对这种病症的认识不足，对其安全性没有把握，于是采取了“一概拒绝”的方式，人为将其孤立起来。比如学校让感染乙肝病毒的学生住单间，保护反成了最大的伤害。这种如同瘟疫的隔离，也意味着将其作为一个异类，被限制在主流人群之外。科学素养不足是当前最亟待解决的问题，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为3.27%，相当于日本、加拿大和欧盟等主要发达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水平。无知的恐惧，无孔不入体现在各个层面，即便连公共政策的制定都不能脱离窠臼。包括政府在内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比如招考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人员，都对乙肝携带者或者患者给予了拒绝。当然，这样的恐惧与认识，并非与生俱来而属于医学上还没有明确的结论，只有以此结论作为基础，然后才能开展常识性的宣传和普及，让公共政策迈出第一步后去实现破题。这就要求公共政策必须具有“先知”的超前性，在没有证据证明其危害性的情况下，不能以“有可能存在传染”，而在政策制定上出现偏差和歧视。虽然像女大学生这样自杀的案例还不少，但公众对于乙肝的认识发生了改观，却是不争的事实。很多人由之前的抗拒者而转身为呼吁者和接纳者，同时政策层面也悄然发生了改变，比如在高考、公考和就业方面，“不得强制要求检测乙肝项目”已成一种规制，并以此推动了整个社会观念的迅速跟进。但必须承认，根深蒂固的偏见要得到消除和改变，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还有待于做好长久之功。而要从根本上消除歧视，还得从解决无知和消解恐惧上下功夫。因而，进行医学常识的普及，提升全民的科学素养，依然是解决乙肝、艾滋病歧视的根本路径，也是实现权利平等，让每个人都免于恐惧的最终出路。高龄农民工何以慰藉残破的夕阳朱永华4月2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在报告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几个数字，在2.73亿农民工里面，50岁以上的占到了17%，具体到数字超过4600万，在一些仍然存在着重体力劳动的工厂，他们正在老去，已经老去。50岁、60岁，有的甚至超过70岁，他们，被媒体称作“高龄农民工”（5月2日 央视）。就在还没有看到这则新闻的昨天下午，笔者下楼在小区附近遛弯，看到一处下水道有几位农民工正在清理维修，在五人当中至少有3位看上去明显50岁，花白的头发和胡子茬印证着岁月的沧桑，在和一位看上去年龄最老者的闲聊中得知，他已经64岁，早已儿孙满堂，从农村来到这里打工，完全是因为他自称的“闲不住”，因为儿子一家住在我们这个小区，老伴过来带孙子，留下他一个在乡下不放心，也就跟着过来，干上这份工作，除了“闲不住”以外，老人坦诚也是为了减轻儿子负担，问起是否有养老金时，老人憨厚的笑笑：都是些临时活，哪有那玩意。显然，类似没有养老金“那玩意”在高龄农民工中不在少数，据报道中说，根据前段时间的调查，在武汉还有南宁市，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行为的调查显示，50岁以上的农民工参保职工养老保险的比例是0。这意味着他们非但享受不了正常的退休待遇，到了是在干不动累倒的那一天，除了接受儿女赡养之外，得不到任何保障收入，伴随着老龄化速度的加快，高龄农民工这一群体的“未来”，的确让人堪忧。很多高龄农民工，自幼在艰苦环境中长大，勤劳、朴实，劳动已经成为他们长期生活的一种习惯，“闲着身上难受”是众多高龄农民工常挂在嘴边的一句“托词”，但事实上，真要是经济状况充裕，不需要他们继续“卖体力”的时候，他们也很想像很多城市退休老人那样，用遛弯、聊天、打牌等娱乐来享受自己的晚年生活，是家庭经济的“窘迫”促使他们“闲不住”，更是家庭各种负担和压力迫使他们一闲下来就会“身上不舒服”，就会“生病”，这些从事艰苦岗位的高龄农民工，看上去虽然都很“健康”，其实大多都是在坚持，是某种毅力掩饰了身体的很多病患，一旦累倒之后，早已百病缠身，一些年逾花甲甚至古稀的农民用“打工”来步量夕阳，既是一种无奈，也是我们文明社会本不应出现的悲哀。高龄农民工过度消磨健康，让夕阳不红；而尚缺完善养老保险制度和他们自身对养老保险认识的模糊甚至漠视，也使得自己夕阳残破或从未体验过夕阳之美，就匆匆告别人生。让农民工也有一个幸福的晚年，也能享受到灿烂的夕阳，这不只是体现出我们国家的文明与进步，更关系到数千万高龄农民工实实在在的民生，可以预见，随着老龄化速度的加快，高龄农民工比例的增长速度至少在10年以内，还会明显攀升，应当说现在“补牢”犹未为晚。针对老龄化加快的现实，我们在鼓励身体健康的中老年人适度就业，从事某些力所能及职业的同时，政府当对一些体力劳动强度较高的行业企业，在招聘员工的年龄上应有所限制，禁止录用55岁以上或已经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农民工，从制度上消除高劳动强度岗位上的高龄农民工。其次是加快养老金全国统筹脚步，让岗位不稳定的农民工有一个养老金的稳定保障，以此鼓励和吸引农民工参保积极性及参保意识，确保他们老有所养。另外，政府和社会还应在新的健康文明生活方式方面进行积极引导，逐渐摒弃“辛劳一辈子”的传统生活理念，让安享晚年成为新生活的价值观，用健康和完善的养老保险制度来托起农民工明天的夕阳。“雷人安全标语”有违文化安全汪昌莲“汽车开得快，阎王最喜爱”“你若酒驾，我就改嫁”五一小长假首日，全国多地高速公路迎来客流高峰。为提醒司机安全行车，山西高速交警也是蛮拼的，晒出“雷人安全标语”。有人觉得好玩好记，有人觉得被“雷到”。（5月2日现代快报）显然，这是一条带有公益广告性质的宣传标语，倡导人们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安全行车。然而，就因为创意缺乏，设计雷人，让这个标语变得粗俗不堪，违背了制作标语的美好初衷。标语宣传属于精神文明范畴，因此，倡导文明行为，绝对不能采用不文明的方式。而这些“雷人安全标语”，既不雅观，又不文明，不仅起不到宣传教育作用，反而污染了社会文化环境。一座城市或一个部门，为了向外界推介自己，或为了推进一项工作，打出一个展示自身特质的宣传标语，本是值得肯定的事情。然而，在某些城市，特别是某些部门，受文化底蕴不足的限制，以及急功近利浮躁心态的影响，便虚张声势地打出标新立异的宣传标语，要么连自己都看不懂，要么先把自己吓蒙，大有“语不雷人誓不休”的架式。可以说，现今层出不穷的宣传标语，均有一个共同的“特色”低俗、空洞、缺少人情味，这无疑是城市文化的缺失。特别是，一些城市打出的宣传标语，明显缺少思想内涵和文化风骨，有的为了追求所谓的标新立异，热衷于玩文字游戏，打低俗、色情的擦边球。譬如，江西宜春那个饱受诟病的“一座叫春的城市”，本想玩点文字技巧，通过“叫春”增强这个标语视觉冲击力，不料却弄巧成拙，踩了低俗文化的“红线”。即便是最终改成了“一座春的城市”，又成了一个没有地方特征、没有文化品位的“通用粮票”。可见，雷人安全标语，有违文化安全。雷人标语频现，虽然对一座城市的文明程度构不成太大的影响，但绝对有损城市文化形象。特别是，文化是软实力，是一个地方魅力与竞争力的真实体现。而宣传标语，是地方文化浓缩后的精华。宣传标语没文化、不文明，折射出某些城市“重经济，轻文化”的偏执行政思维。因此，相关管理部门必须本着对城市文化负责任的态度，对标语进行严格审查，不符合文明规范和文化精神的雷人标语，坚决不能让其公开“示众”；已经挂出来的雷人标语，应坚决拆除，并按照有关规定，给予雷人标语炮制者必要的惩戒。15元米饭，到底公道不公道高亚洲2015年5月2日，有关媒体报道了“华山景区山顶宾馆米饭卖15元”的消息。该消息一经报出，得到了众多网友的评论和关注，景区在知悉这一消息后，也迅速的开展核实调查，今天华山景区就此事件进行说明，称事发宾馆位于华山东峰，食材及生活垃圾需人工运输，成本较高；经营点实行明码标价、自愿消费原则，不存在消费欺诈等问题。(5月3日华商报）一碗米饭要价15元，关于贵不贵其实无须辩驳，关键是看贵得是否有理由？根据该景区经营方的回应，理由无非有二：一是成本高；二是自愿消费，没有强买强卖。考虑到景区的现实条件，成本偏高，倒也是不能理解的。再者说，无论是成本还是价格，都能体现到数值上来，通过摆出具体的成本，再加上合理的利润，再得出这15元一碗的价格是否公道，其实并不难。遗憾的是，在经营方的回应中，虽然罗列出不少推高成本的名目，但是唯独不见最有说服力的数据，看不到数据，再站得住脚的成本罗列，那也不过是矫情的“诉苦”。毕竟，虽然成本偏高跟价格偏高会有必然的联系，但与一碗米饭能不能要价15元，实在没有直接的线性逻辑关系。而再放眼到菜谱其他价格来看，动辄这菜价就带6或8，看起来虽然“顺眼”，很明显是没有经过合理的数据运算，虽不说是随心所欲，但至少也能看出其中的“歪门邪道”。事实上，在回应中后文的一句话，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所谓的“成本偏高说”，其实是有点苍白无力的。在回应的最后一段，有着这样的一句话：对于游客和网友反映的问题，我们一定会认真整改，通过精细化管理进一步降低和控制各项成本费用，逐步通过管理水平的提升调整回落山上餐饮及商品的价格。换句话说，这成本是可以降低的，餐饮及商品的价格是可以调整回落的，而从此前的“成本偏高说”来看，每一项成本似乎都是言之凿凿，不容辩驳的，而且也完全没有提及“管理水平”上的问题，为何在舆论聚焦后，这些“成本”问题就可以有得商量了呢？那么，一个直接的质疑是，此前罗列出的“成本偏高说”，到底是不是生硬的敷衍呢？而关于“明码标价、自愿消费原则”，更是看起来苍白无力了。无论是价格法还是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抑或是从正常的市场交易原则来讲，必须恪守的原则包括公平、公开、公正等，那么从这以15元米饭价为代表的菜谱来看，虽然是“明码标价”，也确实没有发生类似“导游破口大骂旅客”的事，但是，这就是能说明这公平、公开、公正了吗？从公平来讲，能看到消费者的话语权吗？从公开来讲，除了看到菜谱上的价格，消费者又还能看到什么信息呢？所谓的明码标价、自愿消费，这不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问题，而是在市场大环境下，基本的交易原则和行为规范。作为景区配套的餐饮机构，其最应优先保证的功能在于景区服务，做好了服务，又能恪守市场交易原则，并不妨碍其在牟利上的追求，以简单粗暴的“成本偏高说”和“自愿消费说”，也不过是漏洞百出的自说自话。当一碗米饭都看不到公道，又何来的景区形象呢？当自身形象不再，游客们所能选择的自然是用脚投票，到那时，恐怕就不是一纸“回应”所能摆得平的事了。“路培国一游”考验旅游新政效力堂吉伟德“五一”小长假的第二天，饱受诟病的游客不文明行为，再次引发网友声讨。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前出师表石刻，被一名游客恶意刻字“路培国一游”，并刻明时间，显示为2015年4月30日。此事在网上引起关注，散打艺术家李伯清也发微博谴责这种不文明的行为，并举报：这个叫“路培国”的，三年前曾在杨升庵的临江仙上题字，这次敢来武侯祠撒野，这是犯罪！（华西都市报5月3日）“路培国一游”接连出现，在不同地点不同文物载体上刻字，这种破坏公共设施的行为，其性质可谓严重。前不久，国家旅游局依法制订了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意味着旅游行业的“黑名单”制度得到正式实施。无论刻在石刻上的字，是“路培国”本人的名字，还是假借于他人之名的恶搞，在实施旅游新政以约束旅客行为的大背景下，“路培国”的行为无疑于公然挑衅。自然，对如何发挥“黑名单”制度的作用，也提出了现实性挑战。将旅游不文明行为纳入诚信体系，难在破解“执法难”的瓶颈，既涉及到谁来收集信息，又涉及到如何收集信息。依照该办法第三条规定，县、地（市）、省级旅游主管部门负责本区域内的“游客不文明行为”采集报送等工作。然而不文明行为如何收集，如何上报，谁来收集和谁来上报，却没有具体的指引。为此，国家旅游局发布的旅行社行前说明服务规范导游领队引导文明旅游规范两项旅游业行业标准，赋予了导游、领队将举报游客不文明行为的权利，不过囿于各种因素，这种途径和渠道其实并不可靠，也无以做到应举报而尽举报。“路培国一游”的刻字行为之所以频繁发生，跟其行为没有被及时发现并受到处理有直接关系。其行为没有风险，实施者自然就无所顾忌。发现、制止和处罚不文明行为，首先是要基于信息的反馈之上，如果离开了社会其他成员的参与，单纯依靠公共管理部门的力量，难免会陷入顾此失彼的困境中。“路培国一游”考验旅游新政效力，一方面要让“黑名单”真正发挥作用，而不能成为摆设。这需要旅游主管部门在充分发挥自身作用的基础上，做好与其他部门的沟通，实现信息的共享与共用。比如对于路培国的真实性，可以先查询购票记录，再与公安人口登记网络进行核实，并调取各种视频进行核对，以尽快让始作俑者显露真容。另一方面，则要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提倡人人都要扮演好信息反馈者、举报者的角色。相关部门不妨像食品安全举报一样，设立相应的举报奖励机制，提倡和鼓动社会参与，让“随手拍”成为公众监督的有效方式，并以此培育全民共治的良好环境。当每个人都能扮演“执法者”的角色之后，“执法难”的困局才会破解，“知法犯法”的行为才会少点。虽然“随手拍”的合法性广受质疑，然而通过一些地方交通和不文明整治的效果来看，依靠社会力量的参与，形成合力并达到“共治”当为优先方向。在国外，不文明行为往往会受到严厉的处罚，德国对于不文明行为的罚款明码标价且标准不低；在美国，乱扔杂物不仅是一种不文明行为，而且还是违法行为，严重者甚至要服刑；日本对乱倒垃圾者处罚非常严厉。最严厉的是处5年以下拘役、罚款1000万日元以下。相比较而言，我们对于不文明行为的处理，相仅仅是停留在道德的层面，也正是因为如此，才使得围绕道德的一切制度设计，都因为过于宽泛而很难发挥作用。从这一点来说，要解决“到此一游”等诸多不文明现象，提升公共管理能力与水平已迫在眉睫。